[美] 霍華德·津恩：美國人民的歷史
第十六章 人民的戰爭？
從某種意義上說，第二次世界大戰是美國參加過的最受民眾支持的一場戰爭了。這個國家的歷史上還從未有過如此多的人參與戰爭：1800萬人在軍隊中服役，1000萬人漂洋過海，2500萬工人定期拿出他們的工資購買戰爭債券。既然從政府、新聞界、宗教界到左翼組織的領袖這所有的力量都響應了全力支持戰爭的號召，你能認為這種支持是虛假的嗎？那么，究竟存在不存在不愿服從的潛流？有沒有一些未曾公開報道的抵制跡象呢？
這是一場反對罪惡滔天的敵人的戰爭。希特勒德國把極權主義、種族主義、軍國主義以及公然的侵略戰爭發展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然而，進行這場戰爭的各國政府（英國、美國和蘇聯的政府）真的與希特勒德國有什么重大差別嗎？它們的勝利真的能夠對世界上的帝國主義、種族主義、極權主義、軍國主義給予沉重打擊嗎？
美國戰時的行為（它在海外的軍事行動，它在國內對待少數派的政策）是否與所謂的“人民戰爭”名實相符呢？國家的戰時政策是不是尊重各地普通人民的生存、自由以及追求幸福的權利？戰后美國的內外政策是否踐行了它參戰時所追求的價值觀呢？
所有這些問題都值得認真思考。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由于戰爭的狂熱氣氛過于濃重，這些問題一時還無法充分地顯露出來。
美國作為弱小國家保護神的形象，是由國內高級中學教科書描繪出來的，這一形象與它在世界事務中的實際行為根本不相符合。它煽動起一場反對墨西哥的戰爭，吞并了該國一半的領土。它假裝幫助古巴從西班牙贏得了自由，緊接著卻用軍事基地、封鎖和干涉權在古巴培植起了自己的勢力。它攫取了夏威夷、波多黎各和關島，發動了一場征服菲律賓人的殘酷的戰爭。它用炮艦與威脅“打開”了日本的貿易大門。它宣布對中國實行“門戶開放政策”，以便保證美國能夠獲得與其他列強一起掠奪中國的均等機會。為了維護西方在中國的特權（這種特權一直維持了30多年）它與其他國家一道出兵北京。
當美國要求中國開放門戶的時候，它卻在門羅主義與許多軍事干預的配合下同時堅持要求在拉丁美洲實行“門戶關閉政策”——也就是說，拉丁美洲國家應當向除美國以外的所有國家關閉門戶。為了開鑿和控制運河，它策劃了一場反對哥倫比亞的革命，“創建”了“獨立的”巴拿馬國。1926年，它派出了5000名海軍陸戰隊員到尼加拉瓜去對付當地的革命，軍隊在那里駐留了7年。1916年它第四次入侵多米尼加共和國，軍隊在那里駐扎了8年。1915年它第二次入侵海地，軍隊在那里駐扎了9年。1900年至1933年間，美國入侵古巴4次，尼加拉瓜2次，巴拿馬6次，危地馬拉1次，洪都拉斯7次。到1924年，20個拉丁美洲國家的財政有一半為美國所操縱。到1935年，美國超過一半的鋼鐵和棉花出口到了拉丁美洲。
1918年，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的前夕，一支7000人的美國部隊作為武裝干涉俄國的聯軍一部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參崴。登陸，在那里一直駐扎到1920年初。一支5000多人的部隊也作為聯合遠征軍的一部在另一個俄國港口阿干折爾即阿爾漢格爾斯克。登陸，并在那里駐扎了近一年。國務院告訴國會說：“所有這些軍事行動都是為了消除俄國布爾什維克革命的影響”。
簡言之，如果說美國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像當時許多美國人所相信的那樣，因為他們目睹了納粹的侵略）是為了捍衛不許干涉別國內部事務的原則，那么這個國家在歷史上的所作所為卻讓人懷疑它是否真的能夠維護這一原則。
在當時，這樣一種觀點似乎是不容置疑的，即美國是一個擁有真正自由的民主國家，而德國則是一個迫害猶太少數民族、監禁持異議者、聲稱不管其信仰如何日爾曼民族都是最優秀種族的國家。然而，對黑人而言，他們所看到的德國反猶太主義浪潮與他們自己在美國所處的地位并沒有太大的差別。美國對希特勒的迫害政策也并沒有采取多少措施。事實上，整個30年代，它都與英法一道對希特勒采取了綏靖政策。羅斯福和他的國務卿科德爾·赫爾在公開批評希特勒的反猶太主義政策方面表現得猶豫不決；1934年1月，當一項提案要求參議院和總統對德國人在猶太人問題上的所作所為表示“震驚和悲痛”，并要求恢復猶太人的權利時，國務院則極力主張擱置該項議案。
1935年，當墨索里尼統治下的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亞時，美國宣布實行軍火禁運，但它同時卻讓美國企業大量向意大利出售石油，從而為意大利進行戰爭提供了基本的保證。1936年，當西班牙的法西斯勢力發動叛亂反對民選的社會主義者——自由派聯合政府時，羅斯福政府卻提出了中立法案，拒絕支持西班牙政府，而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卻向佛朗哥提供了關鍵性的援助。
這到底是缺乏起碼的判斷力而導致的不幸錯誤，還是政府認為國家的最高利益不是制止法西斯而是增進美利堅帝國的利益這一政策的必然結果？在30年代，反對蘇聯被認為是美國的最高利益，其后，當日本和德國威脅到美國的世界利益時，一種親蘇、反納粹的政策又變得適逢其時了。羅斯福對結束壓迫猶太人的關心不亞于林肯南北戰爭期間對結束奴隸制的關心；他們政策的重心（無論他們個人對受迫害者的同情心有多大）是國家權力而不是少數民族的權利。
并不是希特勒對猶太人的攻擊促使了美國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就像并不是因為把400萬的黑人變成奴隸才導致了1861年的南北戰爭一樣。當意大利進攻埃塞俄比亞，希特勒入侵奧地利、攫取捷克斯洛伐克和進攻波蘭的時候，盡管羅斯福確實開始向英國提供重要的援助，但所有這些事件都沒能促使美國參戰。
促使美國全面參戰的是1941年12月7日日本對夏威夷珍珠港美國海軍基地的進攻。或者更確切地說，導致羅斯福義憤填膺地呼吁參戰的并不是出于對日本轟炸平民的人道主義的關心——日本入侵中國是在1937年，它對南京平民的轟炸并沒有促使美國參戰。歸根到底，是日本對美利堅帝國太平洋地區領土的進攻促使了它的參戰。
只要日本仍然是掠奪中國的帝國主義列強俱樂部中的一個表現良好的成員（即只要它維護門戶開放政策），美國就不會反對它。1917年美國在與日本的互換照會中說，“美國政府承認日本在華的特殊利益”。按照入谷秋良《帝國主義之后》的說法，1928年，美國駐華領事曾表示支持日軍的對華入侵。只是當日本試圖占領整個中國從而威脅到了美國的潛在市場，尤其是當它進一步攫取東南亞的錫、橡膠和石油時，美國才有所警覺并采取了諸如1941年夏對廢舊鋼鐵和石油實行全面禁運等等措施，正是這些措施導致了日本對美國的進攻。
當美國加入到戰爭中的英國和俄國一方（德國和意大利在珍珠港事件后向美國宣戰）時，它的這一行為表明其參戰的目的到底是出于人道主義還是出于其自身的權力和利益呢？它的參戰究竟是為了結束一些國家對另一些國家的控制，還是為了確保掌握控制權的國家必須是美國的盟友呢？
1941年8月，羅斯福與丘吉爾在紐芬蘭海濱會晤，向世界公布了《大西洋憲章》，闡明了有關戰后世界的宏偉目標，并聲稱他們的國家“不追求擴張、領土及其他東西”，它們將尊重“所有國家的人民按照自己的意愿選擇其政府形式的權利”。該憲章以宣布了民族自決權而馳名世界。
然而，就在《大西洋憲章》發表的兩周前，美國代理國務卿薩姆納·威爾斯已向法國政府保證它可以在戰后保持法蘭西帝國的完整無缺。1942年的晚些時候，羅斯福的私人代表也向法國將軍昂利·吉羅德保證：“一旦有可能，法國的主權將在其全部領土，即1939年法國國旗曾經飄揚的宗主國與殖民地的所有土地上得到完全的恢復，這一點是非常明確的”。
有關戰斗與軍事行動的消息占據了各大報紙的頭條位置：1942年軍隊攻入北非，1943年軍隊開進意大利，1944年越過海峽進入德軍占領的法國的大規模軍事行動，越過邊界擊退德軍的艱苦戰斗，英美空軍不斷升級的轟炸。與此相呼應的是俄國人對納粹的軍事勝利（在英美發起登陸戰役時，俄國人已把德國人趕出了國境，并牽制著德軍80％的兵力）。在太平洋，美國軍隊在1943和1944年也從日本人手中奪取了一個又一個的島嶼，從而獲得了越來越近距離地轟炸日本城市的軍事基地。
在被大肆渲染的那些戰斗和轟炸的背后，美國的外交官與企業家們卻在悄悄地進行著另一場艱苦的工作，即確保美國的經濟力量能夠在戰后成為世界之冠。美國的企業將會擴展到迄今為止仍為英國人統治著的那些地區。機會均等的門戶開放政策也將從亞洲擴展到歐洲，也就是說，美國打算把英國推到一邊并取而代之。
這就是在中東及其石油問題上所發生的一切問題的實質。沙特阿拉伯是中東最大的石油庫。1945年早些時候，在美國的一艘巡洋艦上，伊本·沙特國王成了羅斯福總統的座上客。
后來，羅斯福又致信伊本·沙特，保證未經征求阿拉伯人的意見美國將不會改變其巴勒斯坦政策。在隨后的幾年中，對石油的關注通常是與對中東猶太國的政治考慮相提并論的，不過，石油似乎更重要一些。
鑒于大英帝國的勢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已日趨衰落，美國便隨時準備著取而代之。戰爭結束之前，政府已經制定了建立在政府與大企業合作基礎上的國際經濟新秩序的藍圖。
后來的助理國務卿、詩人阿奇博爾德·麥克利什曾不無譏諷地談到了他戰后所目睹的一切：“由于事情進展得很順利，我們將會締造出和平，我們好像正在締造和平，締造出石油的和平、黃金的和平、海運業的和平，簡言之，沒有道德目的或人類利益……的和平……”
戰爭期間，英美創建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用以規定貨幣匯率；由于表決權取決于出資額的多少，美國的統治地位便得到了保證。為了幫助遭戰爭破壞地區的重建，建立了國際復興開發銀行，但其首要的目的之一就是（用它自己的話說）“促進外國投資”。
對于戰后許多國家迫切需要的經濟援助，美國已經開始更多地從政治角度來考慮了：駐蘇聯大使埃夫里爾·哈里曼1944年早些時候說道：“在影響歐洲政治事務，使之朝著我們所期望的方向發展方面，經濟援助是可以使用的最有效的武器之一……”
戰爭期間創建聯合國，是為了加強世界各國的國際合作，防止未來的戰爭。但是，聯合國卻是由西方的帝國主義國家（美國、英國、法國）和一個在東歐有著眾多軍事基地和強大政治影響力的新帝國（蘇聯）操縱的。關于聯合國憲章，著名的保守派共和黨參議員阿瑟·范登堡在其日記中這樣寫道：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從國家主義者的立場看它太保守，其基礎實際上是四大強國的結盟……這不過是激進的國際主義者建立世界國的一個夢想……赫爾竟能在他的方案中如此謹慎地行使美國的否決權，給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同時也使我感到驚異）。盡管許多人把德占區猶太人的痛苦遭遇看作是這場反對軸心國戰爭的關鍵之所在，但它并不是羅斯福關注的重心。亨利·范戈德在其《救助政策：羅斯福政府與大屠殺》一書中的研究表明，當猶太人被送進集中營的時候，當對600萬猶太人以及數百萬非猶太人的慘絕人寰的種族滅絕性的大屠殺開始的時候，羅斯福沒有采取措施去挽救成千上萬人的生命。他沒有把這一問題放到優先的地位，卻把它推給了國務院，而國務院里的反猶主義以及冷漠的官僚作風則成了進一步采取有效行動的障礙。
進行這樣一場戰爭真的就是為了證明希特勒關于白種日爾曼人優于“劣等”種族的觀點是錯誤的嗎？事實上，美國軍隊也實行種族隔離。當1945年初美國士兵被塞進“瑪麗女王”號開赴歐洲去打擊敵人時，黑人被安排在了接近機房的最底層，盡可能讓他們遠離甲板上的新鮮空氣，這令人吃驚地想起了古老的奴隸販運。
紅十字會對白人和黑人獻血也實行隔離政策，這是得到政府批準的。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正是一位名叫查爾斯·德魯的黑人醫生發明了血庫制度。他負責戰時的獻血工作，后來被解雇了，因為他試圖取消血液隔離制度。盡管戰爭時期急需勞動力，黑人在求職中依舊會受到歧視。西海岸一家飛機廠的發言人說：“黑人只能考慮做看門人或其他類似的工作……不管他們曾作為飛機廠工人受到什么樣的訓練，我們都不會雇用他們”。羅斯福建立起了公平就業管理委員會，但他從沒有為強制執行該委員會所發布的命令做過任何事情。
法西斯國家以其堅持認為婦女應該從事家務而臭名昭著。然而，盡管這場名為反法西斯的戰爭在危急關頭也起用婦女保衛工廠，但它在改變婦女的從屬地位方面并沒有采取任何特別的措施。戰時人力資源委員會不顧有大量婦女在從事戰時工作這一事實，堅持把婦女排斥在決策機構之外。勞工部婦女局局長瑪麗·安德森提交的一份報告說，戰時人力資源委員會對“部分婦女領導人身上所表現出來的那些被認為是富于戰斗性和參與精神的東西……”表示“懷疑和憂慮”。
在美國政府所采取的政策中，有一項幾乎就是法西斯主義政策的直接復制品。這就是對居住在西海岸的日裔美國人的處理。珍珠港事件后，政府中彌漫著反日的歇斯底里氣氛。一位議員說：“我贊成把從阿拉斯加到夏威夷的美國領土上的每一個日本人都抓起來，把他們送到集中營里去……該死的！我們要消滅他們！”
富蘭克林·D·羅斯福雖然沒有這么狂熱，但他于1942年2月平靜地簽署了9066號行政命令，授權部隊在沒有逮捕令、起訴書和審訊的情況下把西海岸的11萬日裔美國人，不分男女老少一律逮捕，把他們趕出家門，發配到遙遠的內地集中營里，像犯人一樣地看管起來。這些人中有四分之三屬于尼塞（Nisei）——即父母為日本人但本人卻出生于美國的美國公民；另外四分之一被稱為伊塞（Issei），他們出生于日本，按照法律不能成為美國公民。Issei日語的英語音譯，本意即“第一世”、“第一代”，被借用來專指移居美國（或加拿大）的日本移民；Nisei也是日語的英語音譯，本意即“第二世”、“第二代”，被借用來專指有資格成為美國（或加拿大）公民的原日本移民的子女一代，即第二代。后該詞用來泛指日裔美國（或加拿大）人。1944年，最高法院確認這次軍事遣送有其軍事上的必要性。
這些日本人在集中營里被關了3年多。他們舉行過示威、請愿和群眾集會，他們拒絕在忠誠誓詞上簽字，甚至還舉行過反對集中營當局的暴動。日本人米奇·韋格林在其家人被發配和拘押時還是個小女孩，她在《聲名狼藉的歲月》里講述了遣送工作的拙劣和被遣者的悲慘遭遇，也講述了不屈不撓的抵抗。
政府所從事的這場戰爭，其主要的受益者（盡管有大量的改革）是一小撮富人。1941年，軍事合同總值的四分之三被56家大公司所控制。在10億美元用于工業科學研究的經費中，有4億美元給了10家大公司。
雖然1200萬工人參加了產聯和勞聯，勞工仍處于從屬地位。5000家工廠建立了勞動管理委員會，這多少顯示了工業民主的一種跡象，但是，這些組織絕大多數只是發揮著懲戒曠工和提高產量的功能。
盡管愛國主義和為贏得戰爭而奉獻一切的觀念盛行，盡管勞聯和產聯承諾不舉行罷工，但企業利潤扶搖直上而工資卻被凍結的事實卻使工人深感失望，他們紛紛舉行罷工斗爭。戰爭期間，共發生1.4萬起罷工事件，677萬工人參加了罷工，這一記錄超過了美國歷史上的任何時期。只1944年一年就有100萬的礦工工人、鋼鐵工人、汽車及運輸設備工廠的工人進行了罷工斗爭。到戰爭結束時，罷工斗爭一直保持著高記錄，1946年上半年仍發生了300萬起罷工。
在狂熱的愛國主義喧囂聲中，仍然有許多人認為戰爭是錯誤的，即使在法西斯入侵的情況下也是如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應征入伍的1000萬人中，有4.3萬人拒絕打仗，而更多的人則表示根本不愿意入伍。僅政府記錄在案的逃避兵役事件就有35萬例，而這還是在美國社會幾乎全體一致支持戰爭的情況下發生的。
二戰后的文學作品如詹姆斯·瓊斯的《從這里到永恒》、約瑟夫·赫勒的《第22條軍規》和諾曼·梅勒的《裸者與死者》都抓住了美國士兵對軍官的不滿情緒。在《裸者與死者》中，士兵們在戰斗中聊天時，其中一個說：“這支軍隊的唯一錯誤就是它從沒有輸掉過任何一次戰爭”。
托格里奧吃驚地問：“你認為我們應當輸掉這次戰爭？”盡管黑人報紙和黑人領袖力圖煽動起黑人的情緒，但黑人社會卻對這場戰爭普遍表現出冷漠甚至敵意。一位黑人記者寫道：“黑人……對這場戰爭感到憤怒、怨恨和異常冷淡。他們總是這樣發問，‘我為什么而戰？’”
雷德發覺自己有點感情沖動。“我為什么要反對該死的日本鬼子？你想，我為什么要在乎他們是否占有這令人窒息的叢林呢？即便卡明斯再得到一枚勛章，這與我又有什么相干？”
“卡明斯將軍是一個好人”，馬丁內斯說。
“但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一個好將軍”，雷德爭辯道。
一位黑人大學生對他的老師說：“軍隊歧視我們，海軍只讓我們做炊事員，紅十字會不讓我們獻血，雇主和工會把我們拒之門外，對黑人濫施私刑的事情仍在發生。我們被剝奪了公民權，被人蔑視，遭人唾棄，希特勒還能做得比這更多嗎？”
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領導人沃爾特·懷特在中西部的一次數千人參加的黑人集會上重復了這一觀點。他原以為聽眾會表示異議，但事實卻恰恰相反。他回憶說：“使我感到意外和驚異的是，聽眾發出了熱烈的掌聲，我用了30到40秒鐘的時間才使他們安靜下來”。
但是，沒有出現反對戰爭的黑人組織。事實上，幾乎沒有出現任何有組織的反戰現象。共產黨是戰爭的狂熱的支持者，而社會黨的分裂則使它無力用這種或那種方式發表明確的意見。
只有一些小的無政府主義和和平主義組織拒絕支持戰爭。婦女和平與自由國際聯盟說：“國家間的、階級間的或種族間的戰爭并不能一勞永逸地解決沖突和治愈它們給人類造成的創傷”。《天主教工人》寫道：“我們仍然是和平主義者……”
在一個資本主義、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并行的世界，單純地呼吁“和平”是困難的，因為這里充斥著各種生機勃勃的意識形態和富于侵略性的行為。一些和平主義者對此頗感苦惱。他們開始大談所謂“革命性的非暴力”。和諧共進會的A.J.馬斯特說，由于世界正處于一場革命的風暴中，即使那些反對暴力的人也必須采取革命的行動，當然，他們的革命是非暴力的。這種革命的和平主義運動必須“同被壓迫者和少數派如黑人、谷租佃農和工業無產者有效地結合起來”。
只有一個社會主義組織明確地、毫不含糊地反對戰爭，它就是社會主義工人黨。1943年，在明尼阿波利斯，該黨18名成員被指控違犯了史密斯法。依據該法，參加任何旨在“用武力和暴力推翻政府”的組織均屬犯罪行為。他們被判處徒刑，最高法院拒絕重審他們的案件。
有少數人仍然堅持認為真正的戰爭發生在每一國家的內部。德懷特·麥克唐納主辦的戰時雜志《政治學》，在1945年早些時候發表了法國工人哲學家西蒙·韋爾的一篇文章：
不管它戴上法西斯主義的、民主的還是無產階級專政的面具，我們最大的對手都仍舊是“機關”，即官僚機器、警察、軍隊……最大的背叛始終是使我們自己屈從于這個“機關”，為它服務，踐踏那表現在我們或其他人身上的全人類的價值觀。但是，大多數美國人被動員起來，在軍事和民用領域為戰爭服務。戰爭的氣氛籠罩了越來越多的美國人。戰后時期的公共民意測驗顯示，大多數的士兵喜歡參軍。痛恨敵人、尤其是痛恨日本的情緒非常普遍。種族主義的影響非常明顯。《時代》雜志在報道硫磺島戰役時說，“普通的、沒有理智的日本鬼子都是白癡。也許他是人，但這……并沒有說明什么”。
這樣，便有了在每一次戰役中猛烈轟炸民事目標的群眾基礎：對德國和日本城市的轟炸都是如此。
在埃塞俄比亞戰爭中，意大利轟炸了城市；在西班牙內戰中，意大利和德國轟炸了平民；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時德國的飛機也向荷蘭的鹿特丹和英國的考文垂及其他地方投下了炸彈。羅斯福曾把這些轟炸描述為“給人類的良心帶來沉重打擊的非人道的野蠻行為”。
但德國人的這些轟炸比起英美對德國城市的轟炸來規模要小得多。1943年1月，盟軍在卡薩布蘭卡相會，決定發起大規模的空中打擊，以便“摧毀和擾亂德國的軍事、工業和經濟體系，打垮德國人的士氣，最終達到徹底削弱其軍事抵抗能力的目的”。
于是，對德國城市的飽和轟炸開始了，上千架飛機襲擊了科隆、埃森、法蘭克福和漢堡。夜間起飛的英國飛機無需假稱瞄準的是“軍事”目標；白天起飛的美國飛機謊稱進行的是精確轟炸，但飛機的轟炸高度表明，其所謂的精確度是根本不可能的。最典型的錯誤是1945年初對德累斯頓的轟炸，轟炸產生的熱浪造成了真空狀態，迅速蔓延的大火把整個城市變成了一片火海。德累斯頓轟炸導致10萬多人喪生。
為了打擊日本人的士氣，對日本城市的轟炸繼續采用飽和轟炸戰略。對東京一夜的轟炸就導致了8萬人喪命。隨后，1945年8月6日，廣島上空的一架巨型飛機投下的第一顆原子彈使大約10萬人死于非命，另外還有成千上萬的人慢性死于原子彈爆炸所產生的有害射線。美國政府從未承認的一個事實是，在這次轟炸中，有12名美國海軍飛行員死于廣島監獄。3天后，第二枚原子彈投到長崎，有5萬人喪生。
為這些暴行進行辯護的借口是，只有這樣才能盡快結束戰爭，并且不必向日本發起進攻。政府認為，進攻將會付出巨大的生命代價：按照國務卿伯恩斯的說法是100萬人，按照喬治·馬歇爾提供給杜魯門的數字，也要50萬人。這些對進攻日本將會造成損失的估計都是不符合實際的，其效果已眾所周知，這些估計好像就是為了在更多的人中造成恐慌、為轟炸的正當性制造氣氛。
1945年8月，日本已陷入絕境并已準備投降了。《紐約時報》的軍事分析家漢森·鮑德溫在戰爭剛剛結束時寫道：“到要求日本無條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于7月26日簽訂的時候，從軍事觀點來看，敵人已在戰略上陷于絕境。這就是我們消滅廣島和長崎時的形勢。我們有必要那樣做么？當然，沒有人能夠肯定，但答案卻幾乎必然是否定的”。
陸軍部于1944年所建立的研究戰爭中實施空中打擊的機構——美國戰略轟炸調查組曾在日本投降后訪問了數百名日本平民與軍事領導人，它在戰爭剛剛結束時所提交的報告中說：“……即使沒有原子彈的打擊，即使沒有俄國人的參戰，即使沒有打算進行軍事登陸，日本到1945年11月1日之前也極有可能會投降，而到1945年12月31日時則一定會投降”。
那么，1945年8月美國領導人已經知道這一點了嗎？回答是確定無疑的：知道。日本的電報密碼已被破譯，日本的情報不斷被截獲。盟軍方面獲悉，日本方面已指示其駐莫斯科的大使與盟軍進行和平談判。7月13日，外相東鄉茂德電告其駐莫斯科的大使：“無條件投降是和平的唯一障礙……”
只要美國不再堅持讓日本無條件投降，也就是說，如果他們愿意接受一個投降條件，即保留日本人心目中神圣的天皇職位，日本人就會答應停戰（事實上，當戰爭結束時，天皇確實被保留下來）。
為什么美國沒有采取這一微小的步驟以拯救美國人和日本人雙方的生命呢？是因為研制原子彈花費了太多的金錢和精力而不能不投擲它，還是如英國科學家P.M.S.布萊克特在其《恐懼、戰爭與原子彈》中所說的那樣，美國是要急于趕在俄國向日本宣戰之前投下原子彈？
俄國人已秘密承諾（他們沒有公開向日本宣戰），他們將于歐戰結束的90天后參加對日作戰。5月8日歐戰結束，因此，俄國人應于8月8日向日本宣戰。而這時第一顆原子彈已經投下，第二顆也將于次日投向長崎；日本人將向美國而不是俄國投降，美國人將成為戰后日本的占領者。海軍部長詹姆斯·福里斯特爾在1945年7月28日的日記中寫道，國務卿詹姆斯·F·伯恩斯“非常希望能在俄國人介入之前結束日本的戰事”。
杜魯門說，“世界將會記住，第一顆原子彈扔在了軍事基地廣島，因為我們希望盡最大可能避免平民的傷亡”。這是一個十分荒謬的聲明。廣島的10萬死難者幾乎全是平民。美國戰略轟炸調查組在其官方報告中承認：“廣島與長崎之所以被選作轟炸目標，就是因為其人口密集，街市繁華”。
把第二顆原子彈投到長崎似乎是早有預謀的，但還沒有人能夠解釋到底是為什么。是因為投在廣島的是一顆鈾彈而這次卻是一顆钚彈嗎？還是因為在長崎被炸死的人與放射線的犧牲品都不過是一次科學實驗？在長崎的死者中可能有美國俘虜，一份軍事報告就此提出過警告，但是計劃沒有改變。
確實，戰爭很快結束了。意大利早在一年前就已戰敗，德國首先由于受到蘇聯軍隊在東部戰線的毀滅性打擊同時也由于盟軍部隊在西部的夾擊而于最近投降了。現在日本也投降了。法西斯政權被徹底打垮了。
但是，作為一種思想和一種現實存在的法西斯主義又怎么樣了呢？它的基本要素（軍國主義、種族主義、帝國主義）是已經消亡了，還是已經浸入了勝利者的肌骨？
勝利者是蘇聯和美國（也包括英國、法國和民族主義的中國，不過它們力量較弱）。兩個國家都努力營造自己的帝國范圍，只不過一個打著“社會主義”的旗號，而另一個則掛著“民主”的招牌。它們瓜分并相互爭奪對世界的控制權，它們建立起了遠遠超過法西斯國家曾經建立的軍事機器，它們掌握著比當年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所能控制的國家還要多的國家的命運。
他們也都謀求對自己的人民實行控制以鞏固自己的統治，只不過各有各的辦法——在蘇聯更野蠻一些，而在美國則更老練一些。
戰爭帶來了巨大的企業利潤，它同時也帶來了農產品價格回升和工資的增加，并使相當多的人能夠享受相當程度的繁榮所帶來的好處，這些無疑都保證了威脅30年代的反叛情緒得到緩解。
每個政府大多認識到了這樣一則古訓，即戰爭可以解決社會控制的問題。通用電器公司總裁查爾斯·E·威爾遜對戰爭期間的情況非常滿意，因此，他建議企業界與軍方繼續進行聯合以便能“長期實行戰時經濟”。
這就是所發生的一切。美國公眾對戰爭感到厭倦，而杜魯門政府（羅斯福已于1945年4月去世）卻在盡力制造一種危機與冷戰的氣氛。確實，與蘇聯的競爭是實實在在的，這個國家正從經濟嚴重破敗和2000萬人死亡的戰爭陰影中走出來，以令人吃驚的速度得到復蘇，其工業正在重建，軍事力量也在恢復。但是，杜魯門政府不是把蘇聯當成公平的競爭對手，而是要把它看作直接的威脅。
通過國內外的一系列行動，它建立起了一種恐怖氣氛，一種對共產主義的歇斯底里。在這種氣氛下，軍費開支大幅度攀升，軍工生產旺盛，從而也刺激了經濟的增長。這些政策結合起來，導致了更多的對國外侵略與國內鎮壓活動。
歐洲和亞洲的革命運動都被描繪為蘇聯擴張主義的例證展示給美國公眾——意在重新喚起人們當年對希特勒侵略行為的憤慨之情。
在希臘，在右翼專政之下，政府反對派被投進了監獄，工會領導人也被更換。一個左翼游擊運動開始成長起來。英國稱它已無力控制反叛勢力并要求美國介入。正像國務院的一位官員所說：“一小時之內，大英帝國便把它領導世界事務的權利移交給了……美國”。
美國以杜魯門主義相回應。杜魯門主義源于杜魯門1947年春在國會的一次演講，在演講中，他呼吁向希臘和土耳其提供4億美元的援助。杜魯門說，美國必須幫助“自由的人民，他們正在抵抗少數武裝分子或外部壓力試圖對他們進行的征服”。口頭上說是為了自由，但美國之所以關注希臘其實是因為它接近中東的石油。
在美國的軍事幫助下，到1949年時，反叛勢力被摧垮。美國繼續向希臘政府提供經濟與軍事援助，埃索石油公司,道化學公司,克萊斯勒汽車公司以及其他美國公司的資本也紛紛涌向希臘。但是，文盲、貧困與饑餓在那里仍然非常普遍。美國成功地維護了一個殘暴的軍事專制政府。
在中國，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由共產黨人發起并受到廣大群眾支持的一場革命已在進行之中，抗擊日本侵略者的紅軍現在又開始了推翻蔣介石腐敗專制統治的斗爭。蔣介石政權得到了美國的支持。但是，根據國務院自己關于中國問題的白皮書分析，軍隊和人民已對政府失去了信心。1949年1月，中國共產黨的軍隊進駐北京，內戰結束了，中國由革命政黨執掌政權。對一個人民政府而言，在這個古老國家的相當長的歷史中，其首要的任務就是要擺脫外國勢力的控制。
在戰后的十年間，美國試圖在保守派與自由派、共和黨人與民主黨人之間就反共與冷戰政策達成全國性的共識。這種結盟最好能由一位自由派民主黨總統創造出來，這樣他在國外的侵略政策將會得到保守派的支持，而他在國內的福利計劃（杜魯門的“公平施政”）又將贏得自由派的喝彩。1950年發生的一件事情加速了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間共識的形成，這就是杜魯門在朝鮮的不宣而戰。
在被日本占領35年之后，解放后的朝鮮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被分為北朝鮮和南朝鮮，前者實行社會主義專政，是蘇聯的勢力范圍，后者則實行右翼專政，屬于美國的勢力范圍。兩個朝鮮相互之間不斷發出威脅。當北朝鮮軍隊于1950年6月25日向南越過北緯38°線進入南朝鮮時，由美國操縱的聯合國便要求其成員國幫助“打退這一軍事進攻”。杜魯門命令美國軍隊幫助南朝鮮，美軍變成了聯合國軍。杜魯門說：“在國際事務中倒退到暴政將會產生深遠的影響，美國將繼續維護法治”。
美國對“暴政”的反應就是在長達3年的狂轟濫炸中把南北朝鮮變成一片廢墟。一名英國廣播公司的記者描述了凝固汽油彈扔下后的情形：“在我們面前矗立著一個奇形怪狀的人體：身體微屈，雙腿叉開，胳膊向外伸出，沒有眼睛；透過被燒焦了的破碎的衣服可以看到整個身體被裹在一層堅硬的黑色外殼里，并不時向外流著黃色的膿血……”
在朝鮮戰爭中，南北雙方總計約有200萬人死亡，而這一切都是在反對“暴政”的幌子下發生的。
聯合國議案呼吁采取行動以“打退軍事進攻并恢復該地區的和平和安全”，但是，美國軍隊在把北朝鮮推回到北緯38°線后卻長驅直入一路北上，一直推進到了鴨綠江，到達中國邊境，從而挑起中國人介入了戰爭。中國軍隊向南進攻，戰爭在北緯38°線（北南雙方的舊邊界）上處于僵持狀態，直到1953年恢復和平談判。
朝鮮戰爭把支持這場戰爭和總統的自由派輿論動員起來了。它建立起了國外干涉和國內經濟軍事化政策所必需的一種聯盟形式。這意味著像左翼批評家那樣仍然站在聯盟之外的人將會遇到麻煩。
左派在30年代的困難時期及反法西斯戰爭期間影響極大。共產黨的實際黨員人數并不多——可能不到10萬人，但是，它在擁有數百萬成員的工會中、在藝術家和無數在30年代深受資本主義制度之苦而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抱有好感的美國人中卻是一支潛在的力量。因此，如果當局想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使資本主義制度在這個國家更加穩固，如果它想建立起一種支持美國帝國主義的共識，它就不得不削弱和打擊左派力量。
在針對希臘和土耳其的杜魯門主義向全國發表兩周之后，即1947年3月22日，杜魯門又發布了9835號行政命令，提出了一個在美國政府中調查“不忠誠者的一切滲透行為”的方案。在此后5年中，大約600萬政府雇員被調查，約有500人以“有不忠誠嫌疑”而被解雇。
戰后世界發生的一系列事件使得在國內爭取對反共討伐的支持變得十分容易。1948年，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把非共產黨人從政府中驅逐出去，建立起了自己的政權。同年，蘇聯人封鎖了屬于蘇聯勢力范圍的東德包圍之中的聯合占領城市柏林，迫使美國不得不向該市空運物資。1949年，共產黨在中國取得勝利。同年，蘇聯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所有這些都向公眾展示了一幅共產黨人正在全世界策劃陰謀的可怖畫面。
要求獨立的各殖民地人民也在世界各地展開了反抗斗爭：印度支那人民反抗法國；印度尼西亞人民反對荷蘭；菲律賓人民反對美國；在非洲的法屬西非、肯尼亞和南非，各種不滿情緒也以罷工的形式表現出來。
因此，并不只是蘇聯的擴張威脅著美國政府和美國企業的利益。事實上，中國、朝鮮、印度支那和菲律賓所代表的地區性的共產主義運動而非俄國人的煽動。反對帝國主義的熊熊烈火已成為世界潮流，而美國卻想撲滅它。這就需要國內的團結，以便實現財政的軍事化并鎮壓國內對這種對外政策的反對意見。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來自威斯康星州的參議員約瑟夫·麥卡錫才能比杜魯門走得更遠。作為美國參議院政府工作委員會之常設調查小組委員會主席，他在沒有任何證據的情況下無端指責國務院雇用了數百名共產黨人。他調閱了國務院的新聞節目、美國之音及其海外圖書館——這些圖書館收藏了一些被麥卡錫認為是共產黨人的著作。
國務院有點驚惶失措，連忙向海外的各圖書中心發出了一系列的指令。40多種圖書被清理出來，其中包括菲利浦·福納編輯的《托馬斯·杰弗遜著作選》和莉蓮·赫爾曼的《孩子們的時間》。一些書籍被燒毀。
麥卡錫的膽子越來越大。1954年春，他開始舉行有關調查被懷疑為顛覆分子的軍方人員的聽證會。當他攻擊將軍們對待共產黨嫌疑犯態度不夠強硬時，他招來了共和黨人和民主黨人的一片怨懟之聲。1954年12月，參議院以壓倒多數通過了對他的不信任案，因為他的“行為……與美國參議員的身份不符”。
就在參議院通過對麥卡錫不信任案的同時，國會中的自由派與保守派又通過了一系列的反共法案。自由派分子休伯特·漢弗萊提議認定共產黨為非法組織，他說，“我不打算做一個半愛國者”。作為參議院少數黨領袖，林登·約翰遜為通過對麥卡錫的不信任案出了力，但他也只是把該項議案限制在“其行為……與美國參議員身份不符”這一狹小的范圍內，而沒有對麥卡錫反共本身提出任何疑問。
參議員約翰·F·肯尼迪沒有公開反對麥卡錫（當對麥卡錫進行不信任表決時，他不在場；他也從沒有表態說他將投贊成票還是反對票）。麥卡錫堅持認為共產黨在中國獲勝是由于美國政府對共產主義的軟弱所致，這一點與1949年1月中國共產黨占領北京時肯尼迪本人在眾議院所表達的觀點相似。肯尼迪說：
我們的外交官及其顧問——拉鐵摩爾和費正清之流（拉鐵摩爾和費正清都是研究中國歷史的學者，歐文·拉鐵摩爾是麥卡錫最喜歡攻擊的目標，費正清是哈佛大學的教授）太過于關注中國民主制度的缺陷……卻忽視了我們與非共產黨的中國成敗攸關……眾議院現在必須承擔起自己的使命，以便阻止方興未艾的共產主義大潮吞噬整個亞洲。自由派參議員休伯特·漢弗萊與赫伯特·萊曼提議，當總統宣布“國內安全緊急狀態”時，可以建立拘留中心（實際上是集中營），對那些顛覆嫌疑分子不經審訊先行拘禁。這是對共和黨人的《國內安全法》的補充，該法要求對“共產黨組織”實行登記制度，并要求建立集中營以備不時之需（1968年，當反共的幻想整個破滅之后，該法案才被廢除）。
杜魯門1947年關于忠誠的行政命令曾責成司法部對被確定為“極權主義的、法西斯主義的、共產主義的或顛覆性的……或者試圖以非憲法的手段改變美國政府”的組織列一個清單。不僅是那些被列入總檢察長清單上任何組織的正式成員，而且包括那些任何一個這些組織的同情者，都被認定為不忠誠。到1954年，已有數百個組織上了這份名單。杜魯門政府發起的一系列迫害活動加劇了國內的反共氣氛。其中最重大的一起案件就是1950年夏的朱利葉斯·羅森堡和埃塞爾·羅森堡夫婦案。
羅森堡夫婦被指控犯有間諜罪。主要證據是由一些已經承認自己是間諜的人和一些正在監獄服刑或正在被起訴的人提供的。埃塞爾·羅森堡的兄弟戴維·格林格拉斯是主要的證人。他證明，在1944-1945年間，當他在新墨西哥的洛斯阿拉莫斯的原子彈制造基地的曼哈頓工程實驗室做機械師時，朱利葉斯·羅森堡曾要他為俄國人搜集情報。
在另一間諜案中已被判了30年徒刑的化學師哈里·戈爾德也被從監獄里帶來證實格林格拉斯的證詞。他從來沒有見過羅森堡夫婦，但他作證說，一名蘇聯使館官員給了他半塊果凍Jello，指一種作甜食用的凍狀食品。盒蓋，要他與格林格拉斯聯絡，并告訴他說，“我是從朱利葉斯那里來的”。戈爾德說，他拿到了格林格拉斯憑記憶畫出的草圖并把它們交給了這名俄國官員。
但所有這些仍然存在著疑問。戈爾德是否為了早些獲釋才予以合作？在服完他的30年徒刑中的15年后，他被假釋出獄了。格林格拉斯是否也明白，在他提供起訴證詞的時候，他未來的生活將取決于他的合作？他被判處15年徒刑，也在服刑一半之后獲釋。戈爾德證詞的可信度如何？據證實，在羅森堡一案中他有400個小時的準備時間，因為這期間他要接受聯邦調查局的取證。同樣可以證明的是，戈爾德是一個經常的和極富想象力的說謊者。
羅森堡夫婦與共產黨的聯系是審判中的一個重要因素。陪審團判定他們有罪，歐文·考夫曼法官宣布了判決，認為他們應對5萬美國士兵死于朝鮮負責。兩人被判以電椅刑處死。
莫頓·索貝爾也以羅森堡夫婦同謀犯的罪名被審訊。指證他的主要證人是他的一個老朋友，也是他婚禮上的男儐相，此公因為隱瞞其政治史而正被聯邦政府以偽證罪起訴。訴索貝爾一案缺乏起碼的證據，索貝爾的律師認為根本沒有必要進行辯護。但是陪審團卻判定索貝爾有罪，考夫曼判了他30年監禁。他被押解到阿爾卡特拉茲，其假釋申請兩次都被駁回。他在各種各樣的監獄里苦熬了19年才獲釋出獄。
20世紀70年代傳審的聯邦調查局檔案材料顯示，考夫曼法官曾就他將對該案所作的判決與起訴人進行過秘密的商議。另一檔案則顯示，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弗雷德·文森曾私下里向美國總檢察長保證，只要最高法院的任何一名法官延緩執行裁決，他將立即宣布開庭合議以使之無效。
判決引起了世界性的抗議運動。阿爾伯特·愛因斯坦（他在戰爭初期致羅斯福的信成了原子彈研制工作的開端）為羅森堡夫婦提出了申訴，讓—保羅·薩特、帕布羅·畢加索以及巴托羅密歐·范塞蒂的妹妹也都發出了同樣的申訴。就在1953年春杜魯門總統離任前，一份申訴遞交到他的手上，申訴被駁回。隨后，另一份遞交給新總統德懷特·艾森豪威爾的申訴也被駁回。
最后威廉·O·道格拉斯法官同意暫緩執行。首席法官文森派出專機把在全國各地休假的法官送回華盛頓，他們及時取消了道格拉斯關于暫緩執行1953年6月19日的羅森堡夫婦一案的判決。
50年代的同一時期，眾議院非美活動委員會正在訊問美國人與共產黨人的關系，如果他們拒絕回答，就對他們進行誘供。該委員會散發了數百萬份小冊子：《共產主義百題問答》（“共黨分子在哪里？到處都有”）。自由派經常批評該委員會，但在國會中，自由派與保守派一樣年復一年地投票贊成向這個委員會撥款。
正是杜魯門的司法部依據史密斯法對共產黨領導人提起了訴訟，指責他們陰謀教唆和鼓吹用武力和暴力推翻政府，其證據絕大多數是指共產黨人傳播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著作，訴訟認為這就是呼吁暴力革命。當然，根本沒有任何來自共產黨的直接的暴力革命的危險，但是，由杜魯門任命的首席大法官文森領導的最高法院援引“明顯而現實的危險”這一古老的量刑原則，認為確實存在著在適當的時機發動一場革命的明顯的和現實的陰謀。于是，共產黨的高級領導人便被投進了監獄。 整個文化界都彌漫著反共氣息。一個聯邦調查局密探的故事——“我過著三種生活”，講述了他從一名共產黨人轉變成為聯邦調查局特務的經歷，該故事被500多家報紙連載，并被拍成了電視劇。好萊塢的電影也把《我與一個共產黨員結婚》和《我是一名為聯邦調查局工作的共產黨人》之類作為片名。在1948和1954年間，好萊塢出產了40多部反共電影。
無論是在對年輕人還是對年老者的教育中，反共都被認為是英雄行為。一個脫衣舞劇主人公阿美利加上尉說：“共黨分子們，特務們，叛徒們和外國間諜們，你們當心點！雹美利加上尉以及他身后忠心耿耿的熱愛自由的人們正在挖掘你們……“在50年代，全國所有學校的孩子們在參加防空演習時，蘇聯進攻美國都被作為警報信號：孩子們不得不蜷曲在書桌下直到”警報解除“為止。
在這種氣氛下，政府重振軍備的政策很容易得到群眾的支持。這個在30年代已經搖搖欲墜的制度現在明白了：戰爭的成果可以帶來穩定和高額利潤。到1960年，軍事開支已達458億美元，占整個財政開支的49.7％。就在這一年，約翰·F·肯尼迪當選為總統，他一上臺便又著手進一步提高軍事開支。
通過制造一系列關于蘇聯正在增加軍備的恐慌，捏造虛假的”核武器差距“和”導彈差距“，美國得以不斷增強其核威懾能力，最終獲得了絕對的核優勢。在核武器方面，美國擁有威力相當于1500顆投于廣島的原子彈的核當量，遠遠超出了足以毀滅世界上所有大城市的能力。為了投擲這些核彈，美國擁有50枚洲際彈道導彈，80枚核潛艇導彈，90枚海外陸基導彈，1700架能夠抵達蘇聯的轟炸機，300架可以攜帶原子武器的艦載攻擊型轟炸機，1000架可以攜帶原子彈的陸基超音速攻擊機。
蘇聯明顯地落在了后面——它只擁有50到100枚的洲際彈道導彈和不到200架的遠程轟炸機。但美國的軍事預算繼續攀升，其歇斯底里仍在發展，獲得軍火合同的各大公司的利潤成倍增長，而就業與工資的增加則足以使相當數量的美國人依賴軍工企業為生。
同時，美國通過向一些國家提供經濟援助的辦法為美國企業創造了一個全球性的控制網并在受援國確立了它的政治影響。1948年的馬歇爾計劃決定在4年時間里向西歐國家提供160億美元的經濟援助，該項計劃的經濟目的就是為美國的出口開拓市場。
馬歇爾計劃也隱含有政治動機。由于意大利和法國共產黨的力量比較強大，美國便決定用政治壓力和經濟援助把共產黨人排斥在這些國家的政府之外。
從1952年開始，對外援助越來越明顯地帶有了在非共產黨國家建立軍事強權的性質。約翰·F·肯尼迪上臺后，發起了”為進步而聯合“的運動，這是一項援助拉丁美洲、強調用社會改革來改善人民生活的計劃。但事實證明，它主要是為維護右翼獨裁者的權力使之能夠避免發生革命的一種軍事援助。
軍事援助距離軍事干涉只有一步之遙。1953年，當伊朗實行石油工業國有化之后，中央情報局策劃了一場顛覆活動。1954年，危地馬拉歷史上最民主的一個合法選舉的政府被美國中央情報局在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的軍事基地上訓練的一支雇傭兵的武裝入侵所推翻，這次入侵還得到了美國飛行員駕駛的4架美國戰機的支援。危地馬拉總統雅各勃·阿本斯是一位中左派社會主義者，共產黨在議會56個席位中擁有4席。對美國商業利潤構成最大威脅的是阿本斯征用了聯合果品公司所擁有的23.4萬英畝土地，而他所提供的補償卻是該公司不能接受的。按照美國人的意圖，在堪薩斯的里芬沃斯堡接受過軍事訓練的科·卡斯蒂略·阿莫斯接管了政權。他把土地退還了聯合果品公司，廢除了外國投資者的利息與紅利收入所得稅，取消了秘密投票制度，并把數千名政治反對派投進了監獄。
1958年，艾森豪威爾政府向黎巴嫩派出了數千名海軍陸戰隊員，以確保那里的親美政權不會被革命推翻，同時也是為了在這塊豐富的產油區保持軍事存在。
民主黨與共和黨、自由派與保守派之間在防止和推翻革命政府（只要有可能，不管在任何時候，也不管這個政府是共產主義的、社會主義的抑或是反對聯合果品公司的）問題上所達成的一致，在古巴事件中表現得最為典型。古巴的軍事獨裁者富爾根西歐·巴蒂斯塔多年來一直得到美國的支持。美國的公司利益主導著古巴經濟，控制著古巴80-100％的公用事業、礦產業、畜牧業和煉油業，以及40％的制糖業和50％的公共鐵路。
菲德爾·卡斯特羅的小股游擊隊在叢山密林中與巴蒂斯塔的軍隊作戰，吸引了越來越多的公眾支持，并最終走出崇山峻嶺，穿越整個國家，向哈瓦那挺進。1959年新年，巴蒂斯塔政府垮臺。
掌權后，卡斯特羅希望在全國范圍內建立起教育體制和住房制度，把土地分給無地的農民。政府沒收了三家美國公司（包括聯合果品公司）100萬英畝的土地。
古巴革命綱領的實施需要資本贊助，但由美國操縱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不愿向它提供貸款，原因是古巴不愿接受該組織提出的所謂”穩定化“條件，因為這一條件旨在暗中破壞古巴業已開始實行的革命綱領。當古巴與蘇聯簽訂了一項貿易協定后，古巴的美國石油公司拒絕煉制蘇聯提供的原油，卡斯特羅便沒收了這些公司。為了報復，美國削減了作為古巴經濟支柱的蔗糖的進口，而蘇聯則立即表示愿意購買被美國拒絕了的全部70萬噸蔗糖。
1960年春，艾森豪威爾總統秘密授權中央情報局在危地馬拉武裝和訓練反卡斯特羅的古巴流亡分子，以備以后入侵古巴之用。肯尼迪執政后，加快了這一計劃的實施。1961年4月17日，由中央情報局訓練的武裝分子與一些美國人一起在古巴南部海岸、距哈瓦那90英里的豬灣登陸。他們本來期望能煽動起反對卡斯特羅的總起義。但這是一個平民政權，根本沒有人愿意起義。3天后，中央情報局的部隊被卡斯特羅的軍隊擊潰。
整個豬灣事件充斥著虛偽與謊言。入侵違反了美國簽字的美洲國家組織憲章，該憲章指出：“任何國家或國家集團無論何種原因均無權直接或間接干涉別國的內政或外交事務”。
因為有關于秘密基地和中央情報局訓練入侵者的新聞報道，就在入侵事件發生的4天之前，肯尼迪總統還在新聞發布會上狡辯說：“……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會有任何的美國武裝力量對古巴進行干涉”。確實，登陸的武裝力量是古巴人，但它們全部是由美國組織的。美國的戰斗機，包括美國飛行員都介入了；入侵行動中，肯尼迪還批準使用了海軍隱形噴氣機。4名飛行員喪生，而家屬卻不知道他們死亡的真相。
在入侵古巴事件中，一些重要的新聞出版物在欺騙美國公眾這一點上與肯尼迪政府沆瀣一氣，互為唱和：在入侵事件發生的數周之前，《新共和》打算發表一篇關于中央情報局訓練古巴流亡者的文章，肯尼迪要它不要發表該文，《新共和》聽從了。《紐約時報》也是如此。
到1960年前后，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力圖遏止新政時期和戰爭年代共產黨和左派力量不斷上升勢頭的15年的努力似乎已獲成功。這時，共產黨陷入了混亂——它的領導人還在監獄里，它的成員在減少，它在工會運動中的影響已非常小。與此同時，工會運動本身也已變得越來越容易控制和越來越保守了。軍事開支占了國庫開支的一半，而公眾卻接受這一事實。
核武器試驗的放射物對人體健康可能帶來的危害還沒有為公眾普遍認識。原子能委員會堅持認為原子彈試驗的嚴重后果被夸大了，1955年《讀者文摘》（美國發行量最大的雜志）上的一篇文章說：“有關我國原子彈試驗的恐怖報道完全是無稽之談”。
50年代中期，曾經掀起過一陣關于防空洞的熱潮。公眾被告知說，當原子彈爆炸時，這種防空洞就是他們的安全避難所。1957年，一位名叫亨利·基辛格的政治學家出版了一本書，他在書中說：“如果有適當的策略，核戰爭并不一定就那么具有破壞性……”
盡管國家長期處于戰時經濟狀態極大地影響到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但是，由于相當多的人可以找到工作，足以養家糊口，所以社會還能夠維持穩定。財富的分配依然不均。1953年，成年人口中1.6％的人擁有80％以上的公司股票和近90%的公司債券。20萬家公司中的大約200家大公司（占所有公司的1‰）控制著這個國家所創造的財富的大約60％。
當約翰·F·肯尼迪任職一年后向國人公布其財政報告時，在收入分配方面顯然沒有多大的變化。《紐約時報》的專欄作家詹姆斯·賴斯頓把肯尼迪的財政報告概括為避免“對失業問題提出任何尖銳的正面批評”。賴斯頓說：“他同意降低公司用于工廠擴建與現代化方面的投資稅率，但他并不太熱心于在民權問題上向南方保守派宣戰，他極力推動工會組織降低在工資方面的要價……在這12個月的時間里，總統已經走到了美國政治具有決定意義的中間地帶……”
在這一中間地帶，一切看來都很安全。沒有為黑人做任何事情，沒有試圖改變經濟結構，侵略性對外政策仍在繼續，國家機器仍在正常運轉。但緊接著，在整個60年代，在美國社會生活的每一領域都發生了一系列爆炸性的反叛行為。這些反叛行為表明，所有那些認為該制度是安全的和成功的觀點都是錯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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