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今天應該如何回顧與反思文化大革命——在吳焱金回憶錄出版座談會上的發言

田立為

從政治和歷史角度看，在中國兩千年的歷史中間，文革十年時間里各種社會矛盾和問題，暴露得十分集中十分徹底，這是一段高度濃縮的歷史。因為我對這段濃縮的歷史格外感興趣，所以花了些時間向在坐的各位學習過這一段歷史。通常情況下，什么都在統治階級的控制之下，很多問題暴露不出來；文革這個時候恰好反過來了，政治讓底層人民廣泛地參加，也存在著失控，這就為暴露一個根本性的政治問題創造了條件：為什么兩千年來的歷史都是少數人統治多數人？關鍵在于多數人怎樣才能團結起來，才有力量，才能掌握自己的命運，才能改善自己的處境，才能超越少數的統治階級在政治、經濟和文化方面對多數人掌握和控制。因為還沒有來得及看老吳的書，所以只能空泛地就這個方面談一點希望，我在向全國的造反派老同志學習這段歷史的時候，有幾種說法我很受啟發，有相當的反思高度，今天我轉述一下。　　

一個是林師傅林之忠，他今天沒來。他有個說法很有意思，他把文革的造反，跟共產黨干革命進行對比，說文革搞了十年，造反派還沒有完全真正組織上和思想上的清理整頓，這方面的成就還是很低的，與革命時代相比，還只相當于紅軍長征到了湖南，遵義會議還沒開，自己的正確路線和組織領袖都還沒有產生出來，所以文革失敗就有了這個方面的不足，有必然性。然后他再從造反派的經驗和立場出去反思革命，他說如果不是江西根據地被國民黨打垮了，大家不得不長征去延安的話，共產黨革命也可能還是要失敗，那個內部思想上的不同意見，很妨礙團結，也妨礙力量的凝聚；而且參加革命的人都是湖南江西兩省的人，因為在家鄉附近，老婆孩子還經常來拉，有些人心里也想著不行了就回家去。因為走了二萬五千里，受了這么多的波折，到延安以后很多人都有反省，這樣才有了通過過整風清理了組織清理了思想的可能性，才能形成正確的路線，形成了堅強的領導集體；大家都遠離故鄉跑到幾千里之外的延安山溝里，跟家鄉的聯系完全切斷了，只能一心一意往前走了，上面的組織和路線調整，下面的退路斷絕，這兩個方面極大地加強了共產黨的革命堅定性和團結，革命是這樣成功的。通過這個對照，來考察造反派在思想上、組織上，包括斗爭策略上的各個方面所達到的水平，都有很大的欠缺，文革的失敗不是偶然，造反派作為文革的中堅力量有那么多的缺陷。從這個意義上來看，比較全國其他地區的造反派，武漢的造反派經歷的摔打夾磨還是比較多的，經受錘煉也是比較突出的，上海的造反派就是太順風順水，他們在政治的成熟和經驗就少很多。造反派的一個核心的問題，就是要團結才有力量，而團結所必須的組織、思想、路線和領袖等問題都還處于待解決狀態?！　?/p>

從團結的反面看，分裂是力量相互抵消的關鍵，這樣看，武漢的造反派的團結，在全國還算是做得比較好的。重慶的8·15后來走到底了，在一月多全之后稱為“革聯會”，在54軍的支持下變成一個武力鎮壓反到底的組織憑借，近似于變成武漢的百萬雄師這么個“擁軍派”組織。他們在54軍的支持下，始終以打垮“反到底”為目標，這樣就由早期的造反派蛻變成一個當權派的工具，這當然在全國也是一個極端，所以，重慶軍隊鎮壓造反派就有了現實的組織依托，無需另外再公開組織百萬雄師這樣的基干民兵組織可。另外一個極端，算是團結得比較好的，可能就是武漢的鋼新兩派，兩派確實是有很多爭執，但沒有分裂到相互對立的兩派，但是在每一次形勢比較好的時候，因為政治上席位反面的競爭，也確實妨礙了雙方團結，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也為當權派所利用。很多鋼派的和新派的同志，都跟我說過這個分裂和對立的是非問題，為什么兩派不能團結起來形成自己的組織和力量，這對于多數人掌握自身命運，是一個很核心的問題，人類歷史為什么多數被統治階級難于抗衡少數統治階級的力量，根本原因就在這里：多數人如何團結起來？當然，團結不起來也是有客觀原因可以講的，特別在毛時代那個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的矛盾不突出的時代，被統治階級多數看不到團結監督統治階級有什么必要，這是文革期間造反派很容易分裂的原因之一。我們今天在反思文革的時候，如果要給今后的人們留下什么東西的話，被統治階級參與政治競爭時如何實現團結，如何凝聚自身的力量，這是一個非常關鍵的方面，作為過來人，作為參加過斗爭并付出重大代價的群體，如果能夠把這個方面的經驗和教訓好好總結提高一下，將是有重大歷史意義的。　　

再一個說法，來自一個保守派人士，他是一冶的一個科長，文革時他在靈山鐵礦工作。他針對最近30年中國的演變情況，對文革也有很深刻的反思，他提出一個很關鍵的問題：為什么經歷過文革的中國，資本產主義還是順利復辟了？他站在保守派的角度，總結出來一個結論是：造反派不僅沒有很好地集結自己的力量，而且還很錯誤地使用了自己的力量。就他自己所親歷的文化大革命十年經歷看，開始時靈山鐵礦有七個處級副處級干部，但是都躲在后頭不出面，把他和另外一個科長推在第一線，造反派起來之后，也往往把矛頭對準第一線的小官，甚至把大量精力對準保守派工人，而真正有問題的上層和大官，根本就沒有觸及到。所以，他總結文革時期的根本性問題是：基層搞過了，上層沒會到。等到1973年xxx出來之后，那些根本沒有觸及到的上層，完完整整地保留在哪兒，搞復辟這很容易，這很簡單，把那個根本沒有觸及和改造過的上層原班人馬拉出來就是了。搞了十年文革，造反派把大部分集合起的力量對準基層，卻讓上層沒有觸及到。雖然也有大字報或報紙上的文章在批判上層，但是在日常管理中間，沒有能夠形成一種機制，組成一種力量、一種組織來制約上層，上邊自己決策不反應老百姓的意見，結果文革前怎么樣，文革后還那樣。譬如說武漢“7·20”事件之后，武漢有些基層的造反派，把主要精力用于對百萬雄師基層群眾所干的壞事進行清算，而那么對上層的和幕后的人和事，對思想性的路線的東西，則觸及得很少，這個現象是有普遍性的，整個文革期間都這樣，就整個社會和全局性的問題來講，上面的那些人、那些思想、那些路線、那些傾向都沒觸動，這么一來，xxx復辟的人就很容易啦，這些東西原來就存在那，就像書架一樣，上面幾層都沒動，復辟很簡單，就把上面那幾層搬出來一切都OK了。實際上從林彪事件以后，那存在書架上層的東西，就開始一樣一樣往外搬。好不容易集結了一點力量，但是如何用好這些力量去達到改進政治和社會，這也是我們應該提高覺悟反省的一個方面。今天再回顧毛澤東的很多講話，他反復講要在學生中間取消保皇派的說法，工人階級內部沒有根本利害沖突，在“7·20”之后有明確的講話說就是要抓保守派內部的壞人也要讓他底下的群眾起來造反。這其實都是反應了老革命家的造反經驗，就是希望造反派不要把矛頭對著那些眼面前的底層的人和事，文革所要解決的問題，主要不在這些層次上?！　?/p>

對于上層和官員也不是完全沒有觸及，但是觸及的方式有錯誤。有一個法國學者叫夏爾·貝特蘭，他在研究文革的時候，很多人把精力放在翻歷史舊賬方面，這個事情也搞偏了。他說社會主義要改進，是要改進社會關系，建立起新型的人與人關系，不是要花力氣證明那一部分人不合適當官，更不是要確立只有歷史清白的人才能當官這樣的邏輯。清理一部分人的歷史表現，投放的精力過多，妨礙了主要目標——如何在現實社會中間把不合理的社會關系改變過來。要把不合理的社會關系改過來，那么對承載社會關系的節點上的個人，之間的相互關系如何承載，要保留哪些部分，改造哪些部分，要采取什么不同的政策。在貝特蘭看來，社會關系改進應該作為第一目標，而更換節點上的個人要服從這個努力方向，這與毛澤東本人的看法一致，林彪曾經說過文革就是一次批判干部的運動，這次就硬是要把干部拉出來批判一通，還說文革是“革‘革過命’的命”，這個說法毛澤東曾經評論過，說只是部分正確，很多經歷過革命的老干部，對革命有功勞，但是現在搞特權、當官做老爺，需要批判，但不是要從根本上打倒或者更換他們，而是要放棄舊思想和錯誤路線。在奪權的時候，毛澤東曾經說只奪運動領導權和業務監督權，而不是要把以前的干部都掃掉，特別批評那種連科長都不要的人，說這些人一定要搞到自己頭上的。這些說法中間，都是否定換人當官的簡單思路，而是要在從前鐵板一塊的官僚機器中間“摻沙子、透空氣”，加入新的因素和力量，讓群眾的聲音通過新的代表產生方式進入決策和監督層面。而且，從公有制社會看，私有制下的財產和雇傭關系已經廢止，經濟關系在社會關系中間的分量下降，政治關系特別是官民關系如何確立，是帶有根本性的問題。從這個方面看，硬要把文革搞成一場干部下臺的運動，一方面是強加給缺乏管理經驗的造反派一個難于完成的秩序維護和管理任務，在另一方面還造成對當權派的反向政治動員，培植他們對于文革和造反的嚴重不滿，為反文革陣線提供足夠的政治反抗能量，就跟井岡山時期有人主張“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結果逼著他們上山拿槍跟紅軍對著干一樣?！　?/p>

從這個意義上看，很多造反派的反省和認識是不夠的，社會關系改進不是找壞人和清除壞人就能夠解決的，把很多時間用于搞專案和外調，這個尤其受到貝特蘭的批評，認為這一方面排斥了群眾參與，而且還轉移了群眾關心的方向，沒有把群眾的注意力引導到如何建設合理的社會關系特別是官民關系方面來。正是在這個問題上，文革一方面搞過了，把過多的人牽扯進來了，另一方面也搞偏了，該搞的地方沒有投入最低限度的精力，主要表現就是過分重視干部的歷史和任職資格問題，過少關注建立合理的官民關系和上下級互動制度。到后來很多造反派包括魯禮安，這些人從極左轉到極右，這是有邏輯上的合理性的，文革按照這些人的這些個想象，沒有集中精力和注意力在合理的社會關系方面確立新的民主因素，過分關注“重建黨、重建政府、重建解放軍”方面，這三個方面都是為換一批“毫無專業訓練的人士”去當官做準備的，這種設想即便是成功了，也未必就能夠提高國家和社會管理的專業水平，同時提升當權派和保守派的不滿程度和反抗能量，不管是在技術上（管理經驗多寡）還是在政治上（反對能量大小），都會把文革送入絕路。文革當中的左翼最激進的派別，在邏輯上很容易轉變為現在的右翼激進派。這在一定程度上，也與某些人參與文革者的私心有關，希望通過參加運動來積累政治資本、從而爬上去的人不是沒有，這種人對于社會關系改進毫無興趣，僅僅關心換班子、占位子，沒有占到位子就認為上了毛澤東的當，這種邏輯很容易理解，參加文革沒有積累到政治資本，不符合投入收益計算，你毛澤東竟然沒有預備給我們政治收益，還號召我們參與進來，在文革十年中間投入那么多，跟今天的遼寧“蟻力神”圈錢有得一比。　　

哈軍工有個大學生，在反思文革失敗時說過，文革搞了十年，在這么長時間里，確實沒有團結到群眾的百分之九十五，也沒有團結到干部的百分之九十五，你怎么能不失??？他還提到中央文革的執行力太差，譬如主席和中央已經做了決策，群眾組織應用搞幾派大聯合而不是一派掌權，但黑龍江潘復生就是搞一派掌權整另外一派，哈軍工是1970年國防科工委派工作組下去之后，才解放我們的，但是主席的設想是1967年秋天就下達的，還有文件，他們沒有能力監督官僚機器執行中央政策。很多中央的政策未能很好落實下去，毛主席有了指示和設想，剩下來的關鍵是要落實，結果很多好政策長期落實不下去，特別是很多人長期遭遇到不合理對待，時間長了，誰都有意見，不滿就慢慢積累起來了。我記得武漢有很人就認為，如果毛主席把權交給我們，我們肯定能掌好。如果僅僅從管理技術角度看，這個確實不需要懷疑，上海就是把權交給造反派了，上海造反派抓革命促生產搞成了全國的先進行列。這個案例確實可以證明毛的那句話：沒有了張屠夫，我們還會吃活毛豬？這也說明，在毛時代的體制下當干部，好像比今天要容易一點，人本身的專業素質差距和管理經驗，看來不是不可逾越的障礙。上海是中央堅決頂住了，讓造反派掌了權，河南是因為他們的省委書記打了招呼，很多主要干部和造反派不是那么樣對立，那里的造反派在文革中受壓要少一些，生產受影響也少一些，這兩個后來被定性為“文革重災區”的地方，經濟發展和生產并不壞。問題的關鍵在于，造反派掌權在官方在民間都有強大的反對力量，特別一些工廠里面有著強大的保守派群眾。在這個意義上看，很多人老是說文革要有一個制度，最基礎性的制度要求實際上達不到，核心的問題在于：如果一個制度運行很難得到多數人認同和接受，再好的制度都無法運行，再能干的領導群體也很難起作用。從這個意義上看，主張文革要實現換班子確實是極左，檢驗標準就是保守派群眾和干部數量的多寡，很多人至今仍然認為文革沒有實現大換班是毛澤東右傾跟老干部妥協的結果，要么是私心想要把參加文革變成一種有政治收益的投入過程，要么是幼稚，看不到政治收益再分配背后的利益調整難度和反抗能量。中國作為一個人口巨大的國家，毛去世前就有接近八億人，在這樣的國家里面建設一個新制度，確實有著迫切的需要，但是可能性在哪里呢？十六條中間要破除“舊思想、舊風俗、舊習慣”，這個工作到底做了多少？這是新制度取得多數人的同意的關鍵領域，我記得毛澤東曾經說過：批倒批臭走資派是從政治上和思想批臭，而不是從生活上批臭，不要把紅衛兵小報辦成黃色小報。從生活上、道德上批臭一個高官很容易，但是對于建設新制度，讓多數人認同新制度則很難，這種批判的效果很容易造成一種換班子的輿論：那些臺上掌權的人不是好東西，搞一場政治動員是可以的，但是對于建設新制度則遠遠不夠，就算是把換班子的模式重復一百遍，恐怕還是無法造就一個新制度。造就新制度的基礎，和團結多數人，在邏輯上有很大的重合，這個問題在文革中確實沒有解決好。毛澤東把文化大革命看作是一場演習，這是很不自信的說法，顯然是考慮了文革中堅力量的認識水平和努力所達到的高度。很多造反派說xxx是翻案搞復辟，但他都是充分利用了你留給他的弱點的，你沒有說清楚好的社會關系改進怎么進行、為什么要進行這種改進，文革十年你沒有能夠找到團結多數人提升自己力量，并有效地利用這些力量進行合理的社會關系建設，還由此造就了很大的政治反抗能量，他為什么不利用，其實林立果就已經看到了這種可能性，他在《五七一工程紀要》中間就已經說得很清楚了——誰能夠代表權力精英和知識精英的不滿意，就能夠取得政治領導權，這就輕飄飄地完成了歷史改寫。　　

文革失敗了，很多造反派有怨氣，說自己受到了不公正對待，這種現象的普遍性，可能說明這樣一個問題：對于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那些人來說，參加政治只能考慮全局利益，沒有你追求個人利益的空間，你不考慮全局利益和改進方法，憑你自己個人是很難找到出路的。在正常的社會競爭里面，處在社會下層的群體，政治權力也好，經濟利益也好，文化資本也好，你都是弱勢，怎么通過發起一場政治競爭來贏得優勢呢？所以，底層的現實目標，就是通過維護大家來維護自己，通過維護制度了捍衛利益，不存在個人奮斗的實際可能，這就要想辦法維持一個扁平的社會，抑制社會分化的惡性膨脹，在抑制社會分化的惡性膨脹中間，防止少數聚斂財富和權力是方法是什么，怎么樣貫徹到日常管理和工作生活中間來，這是改進社會關系的關鍵。顯然這樣的改進過程，改進需要針對的對象，就不是對人的問題，不能想象把別人弄下來自己爬上去，而是要造就新型的社會關系，特別是官民關系。很多人包括一些造反派，總認為文革十年自己弄得這么慘，是因為毛澤東沒有創造一個制度，如果有了一個好制度，有可能在低成本情況下實現社會關系改進，在不挨整不遭遇當權派保守派報復的情況下參與政治。在這個思路的反面，是這樣一種企圖：在沒有權力精英和知識精英激烈反對的情況下剝奪他們的權力和利益，實現一種對多數人有力的新制度建設。造反派怨氣的一種表現，就是對制度的呼喚，1974年廣州有人寫了大字報《關于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就體現了很多造反派的想法，我們參加文革，也沒有干什么壞事，為什么要一再遭到秋后算賬呢？能不能制定一種制度或者法律，保證我們參與政治并改進政治而不受報復呢？這種制度和政策在文革期間是一再頒布的，但是得不到執行，反過來，那些本來不涉及造反派的種種清算政策，卻無一例外地落到造反派頭上，譬如清理階級隊伍，譬如一打三反，這些當然不是偶然的。既然你反抗精英階層權力和利益擴張，反對少數人擴張對于多數人的損害，為什么不會遭到少數人的報復呢？這個少數人都是有權有勢有知識的少數人，他們擁有比一般人多得多的手段和能力去捍衛自身利益和權力的，文革造反派被妖魔化了三十年，難道是偶然的嗎？核心問題，就是是否承認社會主義社會可以用矛盾和階級來進行分析，精英階層和平民階層之間的利益分化和沖突程度如何，如果可以的話，這些抱怨和指望都不過是幻想。實際上，不僅僅是秋后算賬，秋前算賬都有好幾輪，文革早期工作組在群眾中間排左中右，66年秋天高干子弟搞的“白色恐怖”；1967年“二月逆流”時期軍隊出面“鎮壓反革命”和隨后對造反派的武斗圍剿，1968年的清隊，1970年清查五一六反革命分子，1975年對鬧事派絕不手軟，1976年抓進班房，這些難道是因為符合政策嗎？付廉就曾經說過，中央有了政策，毛主席有了指示，那些總是不執行，要等到造反派知道之后并起來造反了，他們才應付一下。制度、政策的制訂，與實際執行完全是兩回事，對于經歷過“階級斗爭為綱”年代的人，這中間差距本應該易于理解，不應該有這么高的制度迷信的?！　?/p>

對于文革的徹底否定，對于造反派的妖魔化工作，已經進行了三十年，由于對立面偽造歷史方面走得太過，任何一種文革回憶錄出版，那怕是極右的回憶錄出版，都對反駁偽造歷史有好處，過度造假的長期后果現在表現出來了：除非人們不發言，一發言都構成對偽歷史的反駁。從造反派角度看，出版回憶錄不僅僅是一種反駁偽歷史的過程，還不應該忘記作為社會底層人士參與政治的反思。如果僅僅從原有的立場出發，去恢復歷史面目，那么這個反思還缺乏高度，還是不能說服多數人。由于對造反派的妖魔化登峰造極，回憶錄很容易陷入一種簡單的辯解套路：只注重說我沒有干壞事，我不是個壞人，那些說法冤枉我了。這種事后的辯解，缺乏歷史和政治高度，在幾十年后這個反省還是不夠的。我希望能夠在回憶錄中間，增加一部分多數人如何覺悟，怎樣把底層的分裂消弭掉，團結起來形成自己的力量，形成對上層的制約，形成對上層的監督。讓后來的人知道，努力的方向在哪，容易犯錯誤的地方又在哪里，這才是對歷史負責，對自己所付出的青春、熱血的一個交代。魯迅先生說過，人類在血戰中間前行的歷史，正如煤的形成，當初用了大量的木頭結構卻只有一小塊。在付出了那么多的投入之后，如何留給后人以有教益的啟示，哪怕僅僅是“一小塊”?！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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