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編史學邏輯及其對中國歷史認識的“精神污染”

作者：老田

讀了幾種西方通史學著作，馬文·佩里的《西方文明史》、拉爾夫等人編撰的《世界文明史》和斯塔夫里阿諾斯寫的《全球通史》，給我一個很深的感想：這些作者都只“與熟人打招呼”。這三部史書，都無一例外地把近東地區的農業文明作為書中第一部分，希臘、羅馬作為第二部分，意大利文藝復興前后的商業網絡拓展則是書中最濃墨重彩的篇章，在這種編排史書方式的背后，隱含著以工業化時代的制度經驗去解讀農業社會的強烈意愿。換言之，是依據與工業化時期社會的相似性標準，來決定農業時代何種史料和史實符合入選要求，從巴比倫的漢莫拉比法典、羅馬萬民法到意大利商人法再到拿破侖法典，他們都找到了歷史從來如此并將永遠如此的強有力證據，由此也就說明了：西方文明及其今天的政治經濟制度為什么是不可超越的。

某個人有天上街兜了一圈，回去之后告訴別人，他今天見到了張三、李四和王五，這三個人分別是他的小學同學、中學同學和高中同學。其實，每個人上街都見到了成千上萬人，但是，每個人都只與自己的熟人打招呼，頭腦里也只留下與熟人交往的印象，而比熟人數量多出成百上千倍的陌生人，都近似于“不存在”。西方人在編撰歷史著作時，實際上也一樣存在著“僅僅與熟人打招呼”的問題，近東文明、希臘羅馬和中世紀商業網絡“霸占”史學的大部分篇幅，實際上僅僅因為其與工業文明的相似性較高，是工業時代大學體制中間教授們最熟悉的“熟人”。由此看來，“西方中心論”的史學編撰邏輯，其實不過是工業化時代的制度想象力不恰當地“前推”（推廣到前工業化時代）和“外推”（推廣到非歐洲地域）的結果，這不僅是一種地域性的經驗去否定其他地域的歷史實踐，而是還是以工業社會的制度想象去替代和否定農業社會的可行制度化方案。

很多教授非常真誠地期望，自己的著作能夠擺脫“西方中心論”，到目前為止都還是在某種變形的中心論中間轉圈子，甚至還有人在“激進的反中心論”姿態之下，把中心論標準最大化。最典型的就是《大分流》和《白銀資本》，這兩本書都試圖描述中國前近代歷史中間所隱含的西方道路潛力，本質上是要拆毀兩種社會之間“質的分界線”，重建一種農業社會自動地發展為工業社會的敘事邏輯，以一種相對曲折的方式來建立起工業社會必然性的思路。

看來，要真正地超越西方中心論來書寫歷史，就需要保持一種最低限度的敏銳性：注重農業社會與工業社會的質的區別，注重農業社會如何才能發展為工業社會的質變要求。任何把農業社會與工業社會的邏輯加以混同、把這兩種不同質的社會放在一個自動流程上不同位置上的努力，都在客觀上模糊了質的規定性，借用布羅代爾的概念就是抹殺了社會結構的差別，把長時段的邏輯不恰當地推廣到超長時段的歷史中間去了。要超越西方中心論，就要求超越對市場化和官僚化這兩種只是在工業化時代才獲得最大實踐空間的制度化想象，更為準確地描述出：農業社會關鍵利益制度化的政治和經濟邏輯是什么？跟工業社會有什么不同？

對于農業社會而言，一個基本的事實是：農民的生產率水平很低，而且從農民手里轉移經濟剩余的成本卻不小，無論是市場機制還是行政機制，要與數量巨大而且分散的農民發生密切的經濟和政治聯系，所需的交易成本或者管理成本，都會高到壓垮農業社會的程度。以此而論，無論商業的繁榮，還是國家機器的強大，對于農業再生產條件都是一個帶有根本性的威脅。在一個有代表性的農業社區，完備的科層化管理或者繁盛的商業市場，都是反常的，這兩個方面的發展越是成熟，越是與工業化時代的歐美制度具有可比性，在農業時代就越是顯得反常和畸形。

近東地區很早就有了完備而強大的國家機器，依托政治上層組織的畸形發展，社會分化也相當畸形。在農業社會早期，就產生了嚴重的社會分化和完備的政治國家，而完備國家機器的高成本沒有榨干農業剩余，這在全球都是反常的。兩河流域和尼羅河領域，畸形的高農業剩余水平，支撐了政治和社會的過度分化，正是在這種過度分化的社會中間，才出現了與西方工業化時代最近似的政治和法律制度。

近東地區接近赤道，積溫條件非常好，光照非常充足，河水的灌溉滿足了農業用水要求，泥沙淤積的平原在沒有化肥的時代保證了很高的單產水平，這四大條件結合在一起，使得人們在缺乏現代技術支持的早期，就具有非常高的農業剩余生產水平。根據西方學者的研究，近東農民生產的糧食，在滿足自家需要之后，還能夠剩余兩倍，正是這種反常的高水平經濟剩余，在農業時代就支持了畸形的政治和社會形態，使其足以與工業化時代的西方社會制度經驗可以相互關照。相比較而言，中國的老祖宗就很可憐了，到了秦漢之間，中國農民還只能做到“三年耕有一年儲”，以口糧需要來衡量，農業剩余水平只有33%，而近東地區卻高達200%。如果從全球農業時代的生產率水平看，很明顯，近東的富裕是反常的，而中國的窮困才是有代表性的。與此緊密相關，高水平的經濟剩余所能夠支持的畸形發展的政治上層建筑，在農業時代也是反常的和缺乏代表性的。

在農業時代，近東那種高水平的經濟剩余產出，是不可復制的，這是因為其光熱土壤水利條件無法在其他地區再現。今天回顧，這種反常的農業社會，為什么會進入歷史編撰過程，成為一種認識農業社會的典范，是耐人尋味的。

馬克思在批評庸俗經濟學的時候，用“暗送秋波”和“職業的諂媚者”來區分兩種程度不同的對統治階級利益要求的響應模式；如果在編寫歷史書的時候，把工業化時代的一種特殊制度要求說成是“歷來如此”，客觀上就強化了這種制度的合法性和恒久性，很明顯是一種受鼓勵的努力方向。接受鼓勵的地方，固然可以是政府，也可以是商業結構設立的學術研究基金，更常見的則是來自于布迪厄所說的“學術場域”。

更帶有根本性的問題在于，今天編寫史書的人們，特別是那些在大學體制中間的教授們，從自身的生產環境和生存經驗出發，很容易把工業化社會中間的制度經驗作為“當然”的出發點，其中市場化的商業網絡和科層化的管理體制，常常被視為僅有的“制度可能性”想象空間。把這兩種制度模式照搬到農業社會，就必然要出現“政府失靈”和“市場失靈”的雙重失靈問題，而這正是中國解散人民公社后出現的三農問題的原因所在。相對照而言，在農業社會里，政府失靈和市場失靈的同時存在，意味著按照工業化時代的制度標準，其關鍵利益落入了“前制度化區間”——或者說，農業社會的關鍵利益無法按照工業化時代的兩種制度化模式實現。今天中國三農問題的困局，應該視為傳統農業社會無法援引工業社會制度的代表性案例，雖然今天中國農村在教育、信息諸方面都遠超傳統農業社會所能夠達到的水平，也就是說，所能夠取得管理技術手段遠超傳統農業社會，但是在應用現代制度的三十年實踐中間仍然失敗了，這種糟糕的后果應該看作是農業社會應用工業化制度的“上限”。規范的法律制度和政府，標準的市場交易網絡，對于農業社會而言是一種買不起的“奢侈品”，農民的生產條件和生存條件改進空間，無法在買不起的奢侈品制度中間去實現，這是毫無疑問的。

中國農村改革中間，試圖把技術服務市場化、政府管理科層化，結果導致交易成本和管理成本的急劇上升，“十幾頂大蓋帽吃一頂破草帽”引發了嚴重的農民負擔問題，威脅到社會穩定。這種情況其實在歷史上也不是第一次發生，近東諸王國帝國的多次覆亡，希臘和羅馬的終結把歷史帶入黑暗的中世紀，這在很大程度應該被解讀為一種歷史預示：高成本的政治上層建筑或者商業文明在農業社會是不可持續的。在歷史書編撰中間，應該嚴肅地考慮這種可能性：那種與工業化時代制度最類似的政治經濟法律制度，因其要求一種高成本政治組織來實施，所以在農業社會不是現實可行的解決方案。如果歷史真有“規律”或者“演進邏輯”的話，顯然，這種規律就肯定要體現一個社會的關鍵利益制度化方案，而農業社會的關鍵利益制度化是不可能在工業化時代制度化要求中間體現的，質的規定性或者規律，不可能不反應基礎性社會結構和生產方式的差異。

西方編史學邏輯的獨霸地位，其實質是工業化時代的制度化經驗及其想象很難超越。在其反面，還因為人們對于農業社會關鍵利益制度化缺乏起碼的想象力，很難進入他們不熟悉的“前制度化區間”建立起必要的認識模型，特別是，這個認識模型的建立還往往與上個世紀意識形態領域的尖銳對立相關聯，西方國家動用政治和經濟手段鼓勵那種否定社會主義道路的學術并扼殺不同意見。反過來，農業社會關鍵利益制度化的想象空間及其有限的不成熟實踐經驗，就在這種意識形態爭論中間成為被否定的對象，孔夫子描述的夏商周三代社會和毛澤東的人民公社實踐，都成為學術人首先要加以曲解和否定的事項，無法在學術場域中間占據一席之地。農業社會關鍵利益制度化的空間原本就很狹窄，制度實踐經驗就更為稀少，而漠視這有限的經驗只能導致對農業社會的歷史重建變成一種“凌高蹈虛”的故事編寫，故事編寫可以方便地承載人們的偏好，但很難支撐人們開辟有價值的想象力空間，這種學術場域的規則，現實在反面支持了西方中心論的“牢不可破”。

從這個意義上看，西方的編史學邏輯，與其說幫助我們認識了早期農業社會的歷史，不如說是妨礙了我們認識歷史，不恰當地推銷了無法在農業社會應用的制度模式。這是一種不折不扣的“精神污染”，這種污染的烈度，恰與西方工業化制度經驗的強度相對應，人們越是迷戀于普世價值和普世文明，就越是無法正確地把握和理解農業社會的歷史，甚至無法認清由農業社會轉化為工業化時代的關鍵問題和邏輯。

在中國編史學的傳統中間，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激進派學人——古史辨派——顛覆了儒家確立的古典史學傳統，這一顛覆客觀上制造了一種知識空白，有利于引入西方編史學邏輯。但在西方的編史學邏輯引入之后，反而把農業社會的關鍵利益和有限制度化空間——因其不符合西方工業化時代的制度經驗，反而被打入“制度化要求非法”的盲區，儒家的問題意識和法家的解決方案都被強行取消了，成為無需討論的話題，結果把中國的古代史研究變成了一種純粹的理論演繹事業——既沒有史實支撐也缺乏可行的制度追溯，最終把歷史書寫變成一種“呼喚光明未來”——這種“光明未來”按照敘事的先行設定就是與西方制度一模一樣——的大批判敘事。這樣，歷史研究就變成一種可笑的“邏輯循環”——按照農業社會不同于西方制度的差距展開批判，批判的結果當然就告訴我們最好的未來是與西方趨同——舍此之外，中國的歷史研究什么也說明不了，什么也證明不了。

把西方的編史學邏輯變成中國史研究中間壓倒一切的指導性理論，變成高于史料和可行制度邏輯的優先主題，這很難說幫助了我們認識了歷史，也很難說就能夠幫助我們找到了通向未來的渠道。歷史研究，特別是古代史研究，最終屈從于尋找各種不同于西方歷史和制度現實的“差距”，然后展開對這個差距的大批判，到目前為止，這個大批判事業已經進行了差不多一百年，目前還看不到終止的跡象。

二〇一〇年一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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