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對文物有共同的興趣和愛好﹐加之工作上的交往﹐我和黨內許多對文物有興趣的收藏者﹑鑒賞家成了朋友。鄧拓﹑田家英是我的好友。我還是郭沫若﹑康生﹑夏衍家的常客。對康生同文物的關系﹐我有必要說清幾個問題。
       我在秦城的時候﹐中紀委曾問我康生在文物方面有什么問題﹐我寫了材料﹐說在我和他接觸的年代里﹐即一九六七年我被打倒之前﹐他沒有什么大問題﹐也沒有什么值得揭露的罪狀。康生收藏文物﹐愛好文物﹐是我們黨內在這方面的杰出的專家。我同他曾在相當長的時期朝夕相處﹐了解他的生活情況和性格特點。他在文革前就拿我國的最高工資﹐每月四百元﹐加上他夫人的工資﹐每月收入超過七百元。那時物價很低﹐文物價格也很低﹐康生常出國﹐不用自己花錢買衣服﹐加之生活儉樸﹐ 吃的簡單﹐所以他手頭總是很寬裕。另外﹐康生有一種怪思想﹐說存錢是骯臟的﹐他從不存錢﹐多余的錢全部用在購買文物上了。康生主要購買兩類文物﹕硯臺和善本書。他不藏字畫﹐偶爾碰到喜歡而便宜的才買一些﹐買了后多半是送給鄧拓﹑田家英和我。他看中的東西﹐從不還價。康生每天工作很長時間﹐睡覺時間很短﹐只有幾個鐘頭﹐他對古今中外的一切事情都要發表意見﹐并用朱筆批他看到的所有文字材料﹐每天如此﹐日夜如此。他自稱“今圣嘆”。工作閑暇﹐他的休息就是玩賞文物。他會加工﹑雕刻硯臺﹐常跑琉璃廠。他的司機李存生也成了這方面的專家﹐會拓片﹐會制作硯臺﹐能做細木工。

       黨內高層領導中收藏文物的人﹐與我交往最多的有康生﹑陳伯達﹑郭沫若﹑田家英﹑鄧拓﹑陳老總。陳老總喜愛文物﹐但他從不逛琉璃廠。他常在郭沫若家鑒賞。郭沫若請客吃飯﹐特別是吃陽澄湖螃蟹的時候﹐康生﹑郭沫若夫婦﹑陳伯達﹑陳老總都要即興揮毫。 

       康生在別的方面犯了不少錯誤﹐但是在文物上沒有什么值得挑剔的地方。我對中紀委說過﹐如果要挑剔﹐也只能說他賣過一個銅錢。有一次他裱字畫﹐榮寶齋結賬時要他一千五百元﹐他一時拿不出來﹐就把一個南北朝時期皇帝玩過的銅錢賣給了慶云堂﹐作價三千元﹐支付了裱畫費用﹐剩下的錢存在店里﹐作為日后支付買文物的用費。我看這也不違背政策﹐因為收購者是國營文物店﹐他們還可以賺大錢。

       有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鄧拓事件。四清時要清理四不清的干部﹐有人告狀說鄧拓在文物上搞投機倒把。而實際的原委是這樣﹕四川有個人祖傳一幅蘇東坡的竹子。他拿到故宮賣﹐要價一萬元。故宮博物館的一位專家看畫之后﹐斷定畫是假的。后來鄧拓把畫拿回家仔細進行了考證研究﹐證明畫是真跡。后來賣畫人以三千元的價格把畫賣給了鄧拓﹐并說﹐我不求錢﹐只求有人識貨。鄧拓拿不出現錢﹐便拿出一批他收藏的明清字畫到榮寶齋作價三千元﹐付清了畫款。此事得罪了權威。他們指使寶古齋的一名不懂文物的支部書記﹐出面檢舉鄧拓搞文物投機﹐引起了軒然大波﹐少奇同志批示要嚴肅查處﹐幾乎所有常委和其它領導人都畫了圈﹐北京市委也不敢保。最后傳到康生﹐他用朱筆批示了一大篇﹐說鄧拓在此問題上不但無罪而且有功﹐說有的專家不僅武斷﹐還仗勢欺人﹐企圖借四清打倒鄧拓﹐以挽回自己的面子﹐長期把持文物陣地﹐不讓別人插足。康生建議由我負責調查此事。我到榮寶齋進行了調查﹐責成王大山（現任榮寶齋香港分店總經理）寫了調查報告﹐康生把報告轉給少奇同志后﹐少奇同志立刻表示同意這意見。從而救了鄧拓。當時領導層中只有康生才有這樣的水平和眼光﹐才能判斷這事的是非。琉璃廠在四清中得以正常運轉﹐也是因為康生﹑鄧拓和田家英的保護。

       文革開始后﹐因為忙和亂﹐我和康生都不能再跑琉璃廠了。但他積極反對把文物歸為四舊。毛澤東也這樣﹐他根本不贊成破四舊﹐四舊是陳伯達提出的﹐但他說的四舊也不包括文物。在大動亂的年代里﹐康生也是反對任何人破壞任何文物的。他自己沒損壞過一件文物﹐對破四舊他曾主張堅決糾正。就是在他的建議下﹐毛澤東派戚本禹搶救了一批要被拉去化銅的古銅器﹐戚本禹為此講了一篇話﹐日本共同社作了報道。 

       康生的其它文物﹐特別是善本書和部分字畫都很值錢。據谷牧同志介紹﹐康生在死前自己刻了枚“交公”字樣的圖章﹐并在自己的收藏品上都打了“交公”章。他把自己所有的收藏品都捐獻給國家﹐一分錢沒要。可現在卻有人說﹐康生是文物盜竊犯。例子是康生把一個人家中被沒收的一個有百根柱子的硯臺據為己有﹐還說硯臺是乾隆皇帝收藏的﹐并收入《西清硯譜》﹐ 邊上刻有乾隆的題字﹐康生把乾隆的題字磨掉了﹐又刻上了康生自己的名字。康生會那樣幼稚無知嗎﹖有乾隆的名字不是更寶貴嗎﹖這個人以為一百個眼做成柱子的硯臺就名貴得不得了﹐殊不知他說的這種造型的硯臺在康生那根本不算一回事。我在文革前就曾在康生家見過這塊硯臺﹐而且在文革前康生已把自己收藏的硯臺全部交了公﹐文物局局長王治秋還在紅樓展覽過。然而就憑著這個人的這一番話﹐有關方面竟然就把這塊硯臺給了他﹐他又把這塊硯臺捐獻給國家﹐又得到了一筆錢。真可謂是名利雙收。更嚴重的是他通過這件事﹐達到了誣蔑共產黨人的目的。奇怪的是﹐時至今日﹐中國文物報﹑人民日報還有津津有味地寫這件事﹐這些人就不想想 ﹐康生在別的事情上犯了錯誤﹐在這方面究竟犯沒犯錯誤﹖他把自己收藏的文物交公有沒有錯﹖他把自己全部的收藏交公之后﹐為什么還要盜竊別人的東西﹖這些人真可以說是連起碼的邏輯都不通﹐真不知道他們為什么這樣的無知﹐馬克思講﹕“偏見比無知離真理更遠”﹐但愿這些人僅僅是無知﹐而不是在偏見或比偏見更卑鄙的東西驅使下這樣做的。上面講到的這一作法在我們國家竟習以為常﹐不以為恥﹐反以為榮﹐這種惡劣的作風必須改變。

       還有一件怪事﹐人民日報上載文說康生不會寫字。我讀了哈哈大笑。康生不會寫字﹐誰會寫字﹖康生是我們黨內最大的書法家﹐是當代中國最大的書法家之一。有一位中國最大的文物鑒賞家之一的人﹐此人名叫陳叔通﹐是最早的人大常委副委員長﹐商務印書館的老板﹐文物收藏家。他在一篇文章中說﹐當代中國有四大書家﹐是康生﹑郭沫若﹑齊燕銘﹑沈尹默。而康生的條件又是別人比不了的。他家從明清時就是大地主﹐家里有很多文物﹐他們從小就有臨寫真本真跡的條件。他參加革命后在上海做地下工作﹐公開的職業是開藝術照相館﹐標價死貴﹐鬼也不上門。除做地下工作之外﹐他就閉門寫字。他在第三國際當執行委員時﹐閑暇時也是寫字。他寫字寫了一輩子。在延安時他騎快馬摔了一跤﹐損傷了腦神經。解放后﹐腦病發作﹐就覺得四周都是嘩啦啦的延河水。蘇聯專家給他治病的同時﹐他用頑強的毅力用蠅頭小楷抄寫西廂記﹐以集中精神有利于治病。一字一句﹐一連寫了十幾本﹐居然就治好了腦病。后來他把這些抄本都進行了裝裱﹐我估計至今尚存。按陳叔通的說法﹐真草隸篆 ﹐康生都精通﹐而且能左右開弓。尤擅章草﹐精通篆刻。陳叔通家中就有康生書的真草隸篆的四幅屏。

       毛主席的字寫的很好﹐自成一家﹐康生也很欽佩。但毛主席不是書法家。他不象康生真草隸篆皆通﹐毛主席讀了大量的字帖﹐但大部分是行書和草書。毛主席不臨帖﹐只是讀貼﹑看帖。他是絕頂聰明的人﹐能吸取古人的東西自創一體﹐有很大的成就﹐但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書法家。

       在文物問題上﹐我特別提到了康生。因為許多報紙﹐包括人民日報在內部都把康生說成是盜竊文物的罪犯。這是不負責任﹐違背事實的﹐也是不講良心的。康生在別的問題上有錯誤﹐特別是在傷害干部上有重大錯誤﹐包括對王力他都做了昧心的事。但我不能因為他曾經迫害過我﹐就不顧事實﹐在所有的問題上都罵康生。看到一個人被打倒﹐就可以不顧法律的﹑道義的任何責任﹐無理地辱罵他從娘肚子里起就是壞人﹐他所做的一切就都壞﹐這種風氣很不好。康生在別的方面所做的事﹐在這里我不做批判﹐但在文物問題上﹐我是最有發言權來評判他的。我的結論是﹕康生在文物問題上不但無罪﹐而且有功﹐功還很大。此外﹐文物和藝術品是要受歷史考驗的﹐作為書法家的康生﹐歷史永遠不會把他磨滅﹐他一定會得到中國乃至世界歷史的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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