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為什么要參加文化大革命?--------摘自<<一個老紅衛兵的血淚人生>>
孫赤莫名其妙地成了造反派的頭子,這個消息像長上了翅膀似的迅速傳遍了家鄉的村村莊莊。
“孫家上大學的那個大小子造反了?造了共產黨的反?”四面八方的群眾都在傳遞著這樣一個消息。
“反了!聽說手下有幾千號人馬!”人們說得有鼻子有眼,有人甚至把孫赤說成是個腰插雙槍的土匪司令。
最緊張的還數孫赤的爸爸。這個1942年入黨的老民兵隊長、支前一等模范,因沒有文化,那時也才混個大隊會計的職務。本來他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這個兒子身上,希望兒子頂門立戶,榮宗耀祖,哪知道當上了個什么“反對共產黨”的什么“造反派司令”,急得他像熱鍋上的螞蟻,連發七八封信,要兒子不要反黨,不要參加什么造反派:
“我們家祖祖輩輩種地主鄧大鴉家的田,吃不飽,穿不暖,一年到頭過著饑寒交迫的生活。是共產黨毛主席救了我們一家,你也知道翻身不忘共產黨、幸福不忘毛主席的道理,怎么好了瘡疤忘了痛,竟反起了共產黨,反起了毛主席,反起了社會主義?你千萬不能干糊涂事啊!”父親的封封來信都讓孫赤寢食不安。他覺得必須說服父母,起碼不能讓二老為自己的行為擔心,解除自已的后顧之擾。
孫赤決定認認真真地給父母寫一封長信,盡量說清楚自已為什么要參加造反派,造誰的反,努力把道理講清,盡量爭得父母的同情與諒解。
經過一個星期的準備,這封長達四五頁的家書終于從南京發往濱海。
“敬愛的父親大人:
你的來信早就收到,知道你和母親及弟妹們均健康愉快,我也放心了。我各方面均好,請您和母親不要掛念。
我積極參加文化大革命,您不理解,這并不奇怪,因為您對許多情況不了解,不知道實情。我想,您一旦了解了事實真相,不但不會反對,您也會積極參加的,因為您是跟著毛澤東在血與火中艱苦戰斗了二十多年的老共產黨員!
毛主席與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之間的斗爭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生死大戰,是中國走哪條路的一場肉搏戰。
劉鄧是黨的同路人。他們贊成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主義,他們曾經在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中立過功,他們曾以極大的熱情贊揚過毛澤東同志的新民主主義論。也就是說,劉鄧與中國無產階級的合作期是從1921——1946年的25年間。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理論是中國人民在抗日戰爭勝利后,設想中的國共合作、聯合治國的治國方略,這是一個在無產階級領導下的由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聯合治國的方略。
蔣介石反動派拒絕了毛澤東關于聯合執政、共同治國的章程,并發動了反人民的戰爭。這場戰爭理所當然遭到了中國無產階級和中國人民的譴責。戰爭的結果是蔣介石逃到了臺灣,中國大陸實行了社會主義制度。
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后至今天的一二十年間,劉鄧幾乎從未停止過對毛澤東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抵制和破壞,從未停止過對他的資產階級治國路線的宣傳。
劉鄧資產階級治國路線的核心是堅持私有制,反對合作化,企圖以私有化理論來治黨、治國。
1949年4月21日,劉xx在接見天津東亞毛呢紡織股份有限公司勞資雙方代表時,第一次公開地責問工人階級“你們是要吃雞還是要吃雞蛋?”劉xx公開地說:“如果吃了母雞,就不會再有雞蛋吃了!”5日,他在天津邀請了128位資本家座談,并在會上作了長篇講話,重點論述的是“資本家的階級剝削是有歷史功績的”、“今天的資本主義剝削不但沒有罪惡,而且有功勞”!
劉xx在工業戰線上處處為資本家說話,為資產階級的無恥的剝削行為涂脂抹粉,在農業戰線上則利用黨和人民給他的權力,到處打擊全國各地貧下中農和黨員干部,反對以反兩極分化、反新生剝削行為的農業合作化運動。
在1950年和1951年,劉xx曾對高崗、中共中央東北局和中共山西省委積極發展合作化的主張提出批評。
東北土地改革完成以后,大部分農民的生活有了上升,一部分農民包括有的黨員買了土地和車馬,雇了長工,少數農民則因種種原因生活下降,開始出賣土地或給別人當雇工。面對這種情況,應該怎么辦?特別是允許不允許黨員雇工?這是應該明確回答的問題。1949年12月10日,高崗在東北農村工作座談會的總結發言中提出:要使絕大多數農民上升為豐衣足食的農民,“必須使絕大多數農民‘由個體逐步地向集體方向發展’,組織起來發展生產,乃是我們農村生產領導的基本方向”。他雖然批評了農業社會主義思想,提到允許單干、雇工和土地的買賣、出租,但重點是強調對其加以限制,強調組織起來,為此,他宣布了五條獎勵互助合作實際上歧視單干的具體經濟政策。他還說,現在的互助合作,“還可以進一步提高與發展”。《東北日報》在1950年1月4日刊登了高崗的這個總結發言,并把這些思想概括為“把互助合作組織提高一步”。座談會后,中共中央東北局就有關黨員雇工問題向中央寫了請示報告。
1950年1月23日,劉xx沒有征求毛澤東的意見,簽發了中央組織部答復東北局的信,表示應該允許黨員雇工,“在今天農村個體經濟的基礎上,農村資本主義的一定限度的發展是不可避免的,一部分黨員向富農發展,并不是可怕的事情”。當晚,他還與安子文等同志談了對東北農村出現新富農及互助合作問題的看法,他說:“今天東北的變工互助是建筑在破產、貧苦的個體經濟基礎上的,這是一個不好的基礎。……現在的變工互助能否發展成為將來的集體農莊?我認為是不可能的。這是兩個不同的階段。不能把新民主主義階段同社會主義階段混為一談。由個體生產到集體農莊,這是生產方式上的革命。沒有機器工具的集體農莊是鞏固不了的”。因此,“要防止急性病”,應該使有三匹馬一副犁一掛大車的中農“得到大量的發展”,對富農也“要讓他發展”,“百分之十的農戶有了三匹馬,將來才好搞集體農莊”。他還說,“認為(當)黨員便不能有剝削,是一種教條主義”。據高崗說,他收到劉xx這個談話記錄后面交毛澤東,毛澤東即批給陳伯達看,對這個談話的不滿形于顏色,后來,這個談話記錄就成為高崗反對劉xx的一個重要借口。
繼東北提出把互助合作組織提高一步的主張之后,山西也提出了同樣的主張。1950年11月14日,中共山西長治地委在人民日報發表《組織起來的情況與問題的報告》,認為土改后農村出現兩極分化趨勢,有些互助組渙散解體。為了防止兩極分化,必須提高互助組,試辦土地入股的農業生產合作社。隨后中共中央華北局派去調查組,對地委的觀點和某些做法表示了不同意見,但中共山西省委支持地委的主張。1951年4月17日,山西省委向中央和華北局寫了《把老區互助合作組織提高一步》的報告,提出“老區互助組的發展,已經達到了一個轉折點,使得互助組必須提高,否則就要后退,必須在互助組內部,扶植與增強新的因素,以逐步戰勝自發的趨勢,積極地穩健地提高農業生產互助組織,引導它走向更高級一些的形式”,并提出通過“征集公積金,增強公共積累”的辦法,來“戰勝農民的自發因素”。5月4日,華北局批復山西省委并報告中央,肯定山西省委“抓緊對互助組領導,注意研究所發生的問題是對的”,但是用積累公積金和按勞分配來逐步動搖、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制基礎“是錯誤的”。劉xx在接到華北局報告并聽取有關匯報以后,連續對山西省委報告的觀點進行了批評。
1951年5月7日,劉xx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報告中,批評中共山西省委的報告是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他說:山西省委講的農業合作社當然“是有社會主義性質的,可是單用這一種十家人家組織的農業合作社、互助組的辦法,使我們中國的農業直接走到社會主義是不可能的,那是一種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是實現不了的。……因為僅僅依靠農村的條件不能搞社會主義,農業社會化要依靠工業”,“有了工人階級的領導和幫助,有了國家工業化,才能供給農民大量的機器,然后實行土地國有化、農業集體化才有可能”。他指出:“現在那種農業合作社,個別的可以組織,而且要在完全自愿的基礎上”,“如果有這樣十家八家很熱心,他們自己搞了,也是有一些好處的,不要反對”,但是“如果認為這樣就叫社會主義,并號召農民起來組織農業合作社,發動群眾運動,就要犯大錯誤,那就叫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同年7月3日,他又在對山西省委報告的批語中說:關于“應該逐步地動搖、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礎,把農業生產互助組織提高到農業生產合作社,以此作為新因素,去‘戰勝農民的自發因素’”的意見,“這是一種錯誤的、危險的、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的思想”。7月5日,他在給馬列學院學生講課的講稿《中國共產黨今后的歷史任務》中,再次批評山西省委的報告是“對農民自發力量表示害怕”,“企圖在互助組內逐步動搖、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制走上農業集體化。這是完全的空想”。這種想法“在目前是冒險的,‘左’的,帶破壞性的,在將來是右的,改良主義的”
劉xx的私有化思想是頑固的。經毛主席的批評教育,雖多次作了自我批評,但一直沒有改正錯誤的切實行動。而后來對待三面紅旗的態度,對待六十年代反右傾的態度,對待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態度,則更進一步證實了劉xx同志以私有化為核心的世界觀和治國理論!
與少奇同志同樣政治觀點的干部還有不少,黨政財文各界都有。文化大革命不搞能行嗎?
今天就寫到這里了,還有些話,下次再說吧!
祝
父母大人身體健康,合家幸福!
兒:孫赤1966年9月10日于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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