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篇奇文。我琢磨了很久，還是大家共賞取舍為佳。
不知道你小時看過三維圖片否？一幅畫面中居然另有一幅畫面。中國人寫歷史的本事極大，微言大義有之，畫中畫的書寫方式亦有——大家都可以理解吧。我前文說理解高華，——高華資料掌握，不失學者本色；來源不同甚至相反的史料，亦能存于一體，保持文本的開放性。我深深理解他的“不易”，因為環境讓人也只能如此說話而已。
我引用悼黎澍的文章——實際上，這是關于李銳廬山有些說法的直證——看來我還是失之含蓄了。我一直等著有人寫白——希望有吧——倘若忙完這陣子，還沒人說白，我會寫白的。呵呵。　　

1996年12月，1997年3月、5月，楊尚昆三次同我們談廬山會議前后情況。他說，我作為廬山會議的正式成員，又是會務工作的總負責人，是應當對這次會議說幾句話的。　　

——是為起始。　　

楊尚昆當時對此也沒有思想準備，但是在和我們談廬山會議的第一階段――中央工作會議（政治局擴大會議）的時候，他分析認為，即使沒有彭德懷的《意見書》，廬山會議糾“左”的初衷也很難實現。 　　

——這個論斷實在石破天驚。倘若彭德懷沒交《意見書》，卻還是無法完成糾“左”，結局竟是如此必然嗎？　　

1958年11月第一次鄭州會議后，毛澤東召開了一系列會議，研究解決“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存在的問題。……6月13日，毛澤東在頤年堂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他強調計劃必須落到實處，要注意綜合平衡。他說，1958年搞“大躍進 ”，成績很大，現在出現了一些問題不要緊，不碰釘子不會轉彎。1957年調低指標是必要的，1956年的錯誤是不應該公開反冒進，明年的指標也可以低一些，搞一個馬鞍形。現在要解決的問題是怎樣辦好農村食堂。他宣布，6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不開了。　　

10日，毛澤東指定我、胡喬木、陳伯達、吳冷西、田家英5人組成小組，負責為這次會議討論的問題起草一個《記錄》。13 日，毛澤東提出5人小組增加陸定一、譚震林、陶魯笳、李銳、曾希圣、周小舟6人，擴大為11人小組，限2日內寫出初稿，14日夜印好送給他。遵照這一指示，起草小組立即開會，給“秀才”們分題目，分頭起草，由胡喬木抓總，我負責組織聯系。當天午夜，各位“秀才”交卷，隨即付印。14日凌晨印出清樣，各小組全天逐條逐句邊討論、邊修改，14日夜如期印出一稿分送毛澤東、中央常委和各組同志人手一份。15日各小組全天都在開會討論《記錄》。　　

——胡喬木顯然是秀才中的要角。楊尚昆亦是了解全局的一人。　　

有人說《記錄》對“大躍進”所取得的偉大成績和豐富經驗表述得不夠充分，而對存在的問題寫得過于具體，會給群眾潑冷水；有人說《記錄》對缺點看得過重，是一個泄氣文件。7月23日以后，有人干脆指責《記錄》和《意見書》“唱的是一個調”。　　

——《意見書》是彭德懷寫的，《記錄》是秀才們在毛指定下寫的——7月23日后，反擊不僅指向了《意見書》，亦指向了《記錄》。　　

  7月17日，彭真到達廬山。22日，由彭真主持中央書記處會議，討論修改《記錄（第二稿）》，意見還是集中在“關于形勢和任務”部分。……24日，毛澤東也在大區負責人會議上說，《記錄》已改到第三稿，合乎實際，有利團結工作。起草是個過程，一稿被推倒，二稿作者本人不滿意，現在三稿準備發表。但是隨著會議反右傾的不斷升級，《記錄》的事也就不再提了。　　

楊尚昆一生做了兩件違心的事，一件是1978年11月28日，為了盡快出來工作，違心地在留有尾巴的審查結論上簽了字；另一件就是在廬山會議上違心地批判彭德懷。　　

同日，毛澤東寫信給張聞天，信中說“你陷入那個軍事俱樂部里去了”，說彭德懷同張聞天是“文武合璧，相得益彰”。軍事俱樂部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在會議期間，有人看見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曾經到彭德懷那里去串門，這本來是同志間的正常交往，可就是有人把它當作問題煞有介事地反映給毛澤東，大概是表白自己同彭德懷劃清界限吧。毛澤東就說他們是軍事俱樂部。　　

當時給彭德懷戴了幾頂帽子，說彭德懷的《意見書》是“爭取群眾”、“組織隊伍”，是“有組織、有計劃、有準備的反總路線、反黨中央、反毛主席的活動”，“代表右傾機會主義向黨進攻的綱領”。彭德懷是“漏網的高饒反黨集團的重要成員”。是“里通外國”、“與蘇修反華相呼應 ”。彭德懷從維護大局出發，不得不違心地反復檢討，承認“客觀上起了反對‘三面紅旗’的作用”，“造成嚴重后果”，但始終不承認“高饒反黨集團成員”和“ 里通外國”。 　　

黃克誠是7月17日才到廬山的。19日，黃在小組會上發言，對“三面紅旗”的看法和彭德懷的觀點差不多。于是有人批評他，他蒙了。當晚，他跑來找我，問我怎么回事。我把前一段會議情況向他作了簡要介紹。他說不管怎么樣，有些話我還是要說。…… 7月21日，張聞天在小組會上作了長達3小時的系統發言。在這以前，胡喬木聽說張聞天準備發言，特意給張打電話，要他“注意形勢，少講缺點”。　　

——胡喬木和楊尚昆的位置比較李銳更為中樞，對于風向如何，亦更為清楚。7月19日，楊尚昆勸過黃克誠；胡喬木在7月21日之前就勸過張聞天了。身為《記錄》起草抓總的人，胡喬木最遲在7月21日之前，就知道風向要變了。　　

那天，刊登張聞天發言要點的《簡報》剛剛準備付印，他就打電話來要求撤回。我就去請示劉少奇。劉少奇說：“人家自己的東西，要求退回去，就退給他吧。”這說明張聞天在思想上也有顧慮。……他要求退還他的發言稿，對我來說也很為難，如果我不請示劉少奇就退給他，就會有人說我同“教條主義者”又弄到一塊去了。 　　

周小舟那時有些年輕氣盛，加上他過去曾經當過毛澤東的秘書，在毛澤東面前說話不大拘謹。在廬山，開始他比較活躍。7月 11日夜，毛澤東找周小舟、周惠、李銳談話，周小舟反映“大躍進”中下面干部講假話的情況，還說“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毛澤東聽了不但沒有表現反感，反而談笑風生，氣氛輕松。這次談話后，周小舟就向人散布空氣，說毛澤東要反“左”，引起下面議論紛紛。周恩來聽到議論，問我這是從哪里傳出的話。我告訴周恩來，聽說是周小舟講的。周恩來就讓我轉告周小舟，不要再傳這個話了。周小舟也把毛澤東找他們談話的情況告訴了彭德懷，并慫恿彭也去找毛澤東談談。彭怕當面談不好，就寫了7月14日給毛澤東的那封信。　　

8月10日，小組會上有人揭發周小舟在7月23日毛澤東講話的當天晚上，在黃克誠處講過“主席像斯大林晚年”的話。全場大嘩。后來又有人揭發李銳曾向周小舟轉述田家英說過“將來有一天他調離中南海時，準備向毛澤東提三條意見：（一）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二）不要百年之后有人來議論；（三）聽不得批評，別人很難進言。這又引起巨大震動。李銳當場咬定這話不是田家英說的，是他自己的想法。會議轉向批判李銳，被劉少奇制止，說李銳不是中央委員，他的問題另外解決。 　　

在上廬山的路上，陳伯達、胡喬木、田家英和吳冷西、李銳等一批“秀才”，對1958年以來的形勢就有一番議論。 “秀才”們說話百無禁忌，盡管他們在思想上也不可能不受“左”的影響，但他們面對“大躍進”帶來的嚴重后果，卻不能不對“三面紅旗”提出質疑。會議開始不久，“秀才”們開始接受起草廬山會議記錄任務，心思都集中在如何總結“大躍進”的教訓，繼續糾“左”問題上。當時，田家英曾把他在四川調查中反映浮夸問題的材料送給毛澤東參閱，引起四川省委負責人的不滿；田家英在小組會上發言時，還同四川省委的那位負責人發生了爭吵。彭德懷的《意見書》印發以后，“秀才” 們都反映寫得不錯，同他們起草的《記錄》基本觀點相同。有的組對彭德懷的《意見書》提出批評，田家英、吳冷西還作了解釋。 　　

當時，會議除集中對彭德懷、張聞天等人開火外，那些曾經表示贊成或基本贊成彭德懷的《意見書》觀點的人，也無不遭到嚴厲指責，批斗范圍有進一步擴大之勢。……。隨后毛澤東分別找陳伯達、胡喬木、田家英談話，批評“秀才”們前一段表現不好，方向有些不對頭；同時又要他們不要過分緊張，要夾著尾巴做人；還說過兩天向會上打個招呼，下“停戰令”，對“秀才”們掛“免戰牌”。我到“秀才”們的住地，告訴他們：主席已經要我向各組組長打了招呼，要他們集中精力開好八中全會，不要再提“秀才”們的事情，你們可以放心了。 　　

——毛澤東打過招呼，批評秀才們“到此為止”。那么毛“獨裁”的意見落實沒有呢？　　

但是，廬山會議后。中央根據廬山會議對“秀才”們的揭發材料，仍決定對他們立案審查。10月，彭真兩次找“秀才”們談話，核對材料。幾位“秀才”也向中央作了書面檢討和申辯。10月17日，毛澤東找四位“秀才”談話，說你們在廬山的表現不好，但不屬于敵對分子和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而是屬于基本擁護總路線、但有錯誤觀點或右傾思想的人。　　

——毛仍然是保護為上的思想。但是李銳因前面的話，是無法保的。　　

8月11日，毛澤東在八中全會上作長篇講話，對彭德懷等同志作了系統的批判，同時也講了要“保護秀才”。他說軍事俱樂部那些人想把“秀才”們挖去，我看挖不去。“秀才”是我們的人，不是你們的人。他還說“李銳不是秀才，是俱樂部的人”。這就正式把陳伯達、胡喬木、田家英和吳冷西保護過了關。 　　

后面敘及“廬山會議后的彭德懷”亦有很多微妙之處。
七千人大會——是劉少奇敢于說“七分人禍”的會議。然而——　　

1月27日，劉少奇在大會上講話，說：“彭德懷的錯誤不只是寫了那封信，一個政治局委員向中央主席寫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見是不對的，也并不算犯錯誤。”“廬山會議之所以要展開反對彭德懷同志的反黨集團的斗爭，是由于長期以來彭德懷同志在黨內有一個小集團。他參加了高崗、饒漱石反黨集團。”“更主要的不是高崗利用彭德懷，而是彭德懷利用高崗，他們兩個人都有國際背景，他們的反黨活動，同某些外國人在中國搞顛覆活動有關”。因而，“所有的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懷同志不能平反”。彭德懷對此非常氣憤，立即打電話給我說：“請轉報主席和劉少奇，鄭重聲明沒有此事。”事后，彭德懷還向人表示，看了劉少奇的講話，很不舒服，書讀不下去，覺也睡不好。　　

1965年9月11日，毛澤東要彭真代表中央找彭德懷談話，說中央決定你去西南工作，任西南三線建設委員會副總指揮。彭德懷表示，我是共產黨員，應該服從黨的分配，但我犯了錯誤，說話沒有人聽，對工業也是外行，還是希望去農村作調查。23日，毛澤東親自找彭德懷談話，劉少奇、鄧小平、彭真也在座。毛澤東說：“彭德懷去西南，這是黨的政策，如有人不同意時，要他同我來談。我過去反對彭德懷是積極的，現在要支持他也是真心誠意的。”“對老彭的看法應當是一分為二，我自己也是這樣”。毛澤東還對彭德懷說：“也許真理在你那邊。”　　

廬山會議尚還疑點重重，未知的拼圖其重要性并不亞于已知的拼圖。
楊尚昆對廬山會議的內情掌握，應高于李銳這樣的替補秀才。（以nba系統考衡，李銳并非明星球員，亦非穩定的角色球員，是看飲水機上場時間不固定的球員）
高華曾稱許《楊尚昆日記》是“20世紀中國政治人物最重要的日記之一”；《初讀《楊尚昆日記》也透露了些許敏感和微妙處。不再贅言。

就網文經常樂道的毛謝絕赫魯曉夫經援一事，高華在此文敘述如下：　　

1961年3月，赫魯曉夫對我國作出姿態，提出愿意以貸款方式供給我國小麥100萬噸和轉口古巴糖50萬噸，事關重大，劉少奇主持政治局會議進行討論后，要向毛澤東匯報，請毛定奪。……為此，周恩來、鄧小平、彭真專程飛穗。毛一錘定音，不要糧食，可以接受糖。　　

第一，我們接受了糖。
第二，“接受”后面的條件，領導人比我們清楚。　　

1960年的調整方針得到陳云的全力擁護，同年底，陳云提議，動用外匯進口糧食，周恩來原準備進口150萬噸，陳云要求增加進口量，經中央同意改為進口250萬噸。在劉、周、陳、李先念的努力下，1961年1月，從澳洲進口的第一批糧食抵達天津港。3月，周又給毛寫信，請求批準進口500萬噸糧食。1961年8－9月，廬山中央工作會議期間，陳云復向毛建議，可否通過法國轉口購買美國糧食，得到毛的批準。　　

事實上，古巴的糖亦有微妙。61年1月，美國中斷與古巴外交關系，美國政府開始對古巴實行經濟、金融封鎖和貿易禁運。我們最后接受“古巴”的糖，而不接受蘇聯的糧食，而是選擇從澳洲、法國進口糧食，中間自有章法學問。接受古巴的“糖”，這“好”是我們賣給古巴的，合乎我們第三世界的戰略。（也請記得古巴的地理位置。）如果敏感些，便可以注意到：61年9月古巴多爾科斯總統訪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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