輝煌的幻滅（3-6）

                          ——權力質變與蘇共亡黨亡國

冬  春

第三章  斯大林時代權力公有制的演變

列寧逝世后，在斯大林執政30余年期間，他依據當時的國內外形勢，建成了高度集權的權力體制。這種體制一方面為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創造了輝煌的業績：另一方面，又成為公權向私權演變的陷阱。馬克思說：“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并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并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繼承下來的條件下創造。”[1]　　

一、斯大林權力體制形成的原因　　

斯大林建立的權力體制，并不是他個人的一時心血來潮，是由以下的客觀條件決定的。　　

（一）列寧關于社會主義國家必須建立國家統一管理經濟的設想　　

十月革命以后，列寧認為，社會主義無非是變得有利于全體人民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而已，而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是“社會主義的最完備的物質基礎”，因為它為無產階級“準備了一個對產品的生產和分配過程實行社會調節的機構”[2]“如果沒有一個使千百萬人在產品的生產和分配中最嚴格遵守統一標準的有計劃的國家組織，社會主義就無從設想。”[3]上述說明，列寧認為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就是由國家來統一管理整個社會的經濟生活的。這也符合馬克思恩格斯關于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后，建立生產資料全民所有制及國家對經濟實行高度計劃化的設想。因此，十月革命以后，俄國出現國家統制式的經濟體制實屬正常現象。　　

國家統制式經濟體制的特點是：工業企業實行國有國營，社會的全部經濟活動，從宏觀到微觀，甚至家庭和個人的經濟活動，都由國家統一管理；在流通領域，實行國內貿易的國有化，取消私人商業，由國家壟斷城鄉之間工農產品的交換，并對主要消費品實行嚴格的配給制。所以，1928年之后，斯大林又對農業實行全盤集體化，把農民的經濟權力在很大程度上也集中到國家手里，強化了國家對農民的控制。斯大林在列寧的基礎上，又強調了社會主義既然是計劃經濟，就必然是指令性計劃，包攬一切。當國家把對經濟的支配權統統掌握之后，國家就有了包攬社會成員的吃、穿、住、用及決定其收入的權力。在這樣的條件下，人們不僅在經濟上依賴國家，在政治上也必須服從國家的指揮與國家的調遣。國家成了經濟上政治上的絕對權威。為了適應高度集中的國家統制式的經濟體制發展的需要，就必須建立高度集權的權力體制與之相適應。　　

（二）俄國當時的歷史環境　　

十月革命以后，除了經濟上產生國家統制式的新情況以外，當時俄國的歷史環境也是產生集權的一個重要因素。具體情況表現如下：　　

首先，當時俄國是個小農經濟占優勢的國家。自然經濟的特點是孤立性，不變性與封閉性。自然經濟是無機態，整個社會是一盤散沙，要想統一，就需要中央集權。加上當時廣大農民的文化素質較低，不具備全民直接參加管理國家的能力，只能由少數精英集團執政。　　

在小農經濟的基礎上，俄國曾是長期君主專制的國家，封建專制的傳統觀念根深蒂固。封建專制統治對俄國各民族的政治意識和社會心理產生巨大影響。權貴們長期擁有強大的權力，形成了他們以救世主自居的意識和個人專制獨裁的習慣。而以農民為主體的廣大群眾由于長期被壓在社會底層，聰明才智得不到合理開發，他們不了解也不習慣民主生活，形成了君主治理天下是天經地義的，只是期望清官明君，可以給他們帶來福音。　　

其次，戰爭因素的極大影響。　　

在十月革命勝利初期，列寧還在強調“普遍吸收所有的勞動者管理國家。”[4]而國內戰爭的爆發，不得不采取“極嚴格的集中制”。靠權力集中取得了內戰的勝利，對俄國的領導干部與廣大群眾都造成了極大的影響，認為權力集中制是社會主義鞏固政權的保障。十月革命勝利以后西歐一些國家也爆發了一些工人革命，但很快被鎮壓下去，俄國成了世界上唯一的社會主義國家，處在資本主義世界的包圍之中并且隨時都有被帝國主義聯合起來武裝顛覆的危險。特別是1929—1933年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的爆發，德、日等法西斯勢力上臺，新的世界大戰爆發的跡象日趨明顯，在這種情況下，集中權力更被人們認為完全必要。　　

在上述客觀條件制約下，斯大林實行高度集權的權力體制就成為必然。不是斯大林，就是換成張大林，李大林執政也會如此。什么樣的舞臺，只能演什么樣的劇，這就是歷史的安排。

二、斯大林權力體制的建立過程　　

從1922年斯大林任總書記以后，就開始從以下幾方面進行權力體制改革：　　

（一）建立了足以控制黨和國家權力杠桿的樞紐的黨的機關　　

斯大林執政以后馬上開始強化中央書記處的權力。在前任各責任書記主持的歷屆中央書記處，只是負責黨內統計事務、干部登記和一般人員分配的技術性工作，是執行中央各項決定的職能辦事機構，其本身并無太大實際權力。而斯大林通過一系列改革措施，改變了這種狀況：　　

首先，改組并加強了書記處轄下的組織指導部和登記分配部。組織指導部根據斯大林的指示，在1922年5月經由卡岡諾維奇之手進行改組，職權大大加強，有權匯集各地黨內情報信息并向各地黨組織下達指令性計劃，還負責同宣傳鼓動部及有關部門向中央書記處提交需要通過的各項指令和條例草案。登記分配部的職權則由一般統計、登錄、分配干部，變為有權考察任命各部門、各地方的負責干部，這就大大擴大了它的權力。這樣，它作為中央組織局和書記處掌握干部的一雙強有力的手，便控制住了干部政策的整個機制。這樣，中央書記處通過這兩個部，就在制定指令、取得黨內情報和大事分配任命方面掌握大權，同各級地方黨組織建立了上下溝通聯絡和隸屬關系。　　

這樣，中央書記處就同它所任命的省委、州委書記形成了一個統一的連環體系，相互聯手，確保上下權力暢通。因此，在實際政治生活中就形成了這樣的一種權力體制：由中央書記處代表政治局、組織局或通常所說的“中央”，向省委、州委和民族共和國中央發布指示，行使全部實際權力。這樣，書記處和黨的機關實際上就是黨，通過書記處和黨的機關之手就掌握了黨的全部權力。黨員代表，中央委員會和政治局在某種意識上說只是最高權力的象征，而實際權力掌握在包括書記處在內的黨的機關手中。　　

（二）建立了一整套嚴格的、在黨內以密碼辦文與密碼通訊為核心的、脫離全黨監督的全面封閉的三維度保密制度　　

保密制度對任何國家，所有階級和政黨來說都是普遍存在的，絕對必要的。　　

1922年以前俄羅斯也存在保密制度，但當時運用密碼辦文和密碼通訊的范圍有限，僅限于同其他共產黨中央、共產國際執委會和黨內設密碼聯絡機構的地方進行密碼聯絡。斯大林主持書記處后，通過補充了一系列有關規定擴大和強化了密碼保密制度。如，所有中央機關，包括工會、企業、工廠都要設立專門機要部門和密碼科，由國家保衛局對其保管散發機密文件的情況進行監管和領導等。這樣，斯大林在蘇聯建立的這套保密制度，實際上是把黨內在地下黨斗爭狀態，在沒有取得政權時非常時期使用過的辦法，幾乎原封不動搬到了取得政權后的和平環境里。絕對而全面的保密是斯大林在黨的機關工作制度上的出發點和重要原則。實行的是全方位、三維度保密：從上到下（從區域黨委到全黨群眾），從下到上（從黨的執行機關到上級機關）和從左到右的平級的保密。這樣的保密制度甚至向機關官員本人也隱瞞著機關工作的許多方面，一般老百姓更是什么也不會知道。　　

（三）建立了國家政治保衛局介入黨內事務的制度　　

國家政治保衛局原來的主要職責是反對敵、特、間諜，它是保衛國家安全，在國內外進行對敵斗爭的強力機關。它只能在特定的范圍內活動，而不能介入黨內事務。但是，斯大林出任總書記以后，把國家政治保衛局的活動范圍擴大到黨內，開始了對黨內機關，黨內活動和黨內斗爭的介入。例如，黨對干部的選拔和任命要征求國家安全機關的意見；國家保衛局有權監督黨內機要文件的保管和運轉，也有權監督保密制度的實施；總書記的助手中有專人負責匯集國家保衛局提供的情報，包括有關黨內高層領導人的活動情況等等。這樣由于黨的機關出現國家化傾向，黨內形成了一個相當龐大的職業管理階層。　　

（四）上世紀30年代以后，斯大林建立的權力體制進一步向集權方向發展　　

具體表現如下：　　

第一，國家行政權力向黨內進一步轉移和集中。　　

1930年以后，聯共（布）以黨代政行使權力，主要是在兩方面：一是黨的機關掌握國家行政和經濟管理部門的人事干部任免權，二是黨的機關代行國家行政和經濟部門的實際業務領導權。這樣改進的結果，黨的機構幾乎完全與政府機構平行重疊，黨的機構成為權力中樞，政府機構則變成了黨內機關的職能辦事機構。　　

第二，國家行政權力由各加盟共和國向聯盟中央的轉移和集中。　　

在立法和司法，行政和文化教育權方面，1936年憲法把1924年憲法中一些原屬各加盟共和國的權力，轉移集中到聯盟中央。　　

在立法、司法權方面，以前批準在加盟共和國設立自治機構，以此確立各加盟共和國在勞動、立法等方面的權力，現在這些權力都被轉移到聯盟中央。同時也取消了各加盟共和國頒布法典的權力、立法審判的權力、解決勞動立法的權力以及確定行政疆域組織機構的權力。這樣，就進一步擴大了聯盟中央的權力。　　

在行政方面，原屬加盟共和國的一些權力，也轉移集中到聯盟中央。其中最明顯的是，把原屬共和國在文化教育方面相當一部分的自主權，集中到了聯盟中央。　　

第三，改進中央政治局的決策機制　　

斯大林在上個世紀30年代以后，建立的中央的權力結構是中央書記處以各省委為“支柱”，以官職等級名錄制度為核心構架，從中央到地方全面任命干部，從上到下運作黨和國家的權力機制。這就構成了書記處“決定一切”，總書記具有“無限權力”的權力結構體系。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從20—30年代，直到1952年“十九”大以前，只設政治局為其核心權力，并沒有設立政治局常務委員會。而政治局實際上也并非最高權力最核心成員。從1922年斯大林出任總書記時起，以總書記為首的這個最核心領導集團一般只有3—5人，并且處在不斷變動之中。而政治局最核心領導成員的變動并不是像政治局那樣，是經過中央委員會按選舉程序產生的固定合法機構；它在整個斯大林時期的變動，實際上是隨各個成員在每個階段跟隨最高領導的緊密親疏程度而不斷變動的。這里沒有任何選舉程序，完全是依從斯大林個人的主觀意志來決定的。　　

三、二戰后斯大林權力體制的強化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特別是衛國戰爭的勝利，給斯大林帶來令人目眩的光榮，同時也加劇了對他的個人崇拜。在蘇共的歷史上，從1929年12月慶祝斯大林50誕辰為標志開始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經過30—40年代進入了一個新階段。1945年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蘇聯作為社會主義陣營的“家長”空前強大，其國際威望也空前提高，斯大林作為幾乎獨肩反法西斯戰爭重擔的第一流大國蘇聯的領袖，在世界政治舞臺和蘇聯人民心目中的聲望和地位，也猶如日行中天，盛極一時。在勝利面前，斯大林在戰爭剛結束時還能較冷靜的評價人民群眾的功勞，為時不久，在一片贊頌中他漸漸淡忘了人民群眾。　　

在1949年12月慶祝斯大林70誕辰，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達到了高峰。在這個時期，蘇聯的城市和鄉村，機關和學校，到處矗立起斯大林的紀念像。在斯大林及其形象的萬丈光焰中，蘇維埃的締造者列寧的形象和他的思想顯得暗淡了。斯大林在人們的贊揚中，只看到他建立的權力體制的優越性，沒有察覺其中的弊端和錯誤，這就為蘇共的垮臺埋下了定時炸彈。　　

衛國戰爭勝利后斯大林在國內外的歌頌中，又一次強化集權體制，具體表現以下三方面：　　

首先，改變國家機構的名稱。1946年，斯大林把蘇聯最高國家機構“人民委員會”改為“部長會議”，各部人民委員改為部長；工農紅軍改稱為“蘇聯武裝力量”；1952年，又把聯共（布）改名為“蘇聯共產黨”。這改后的名稱中，有些更接近于沙俄時代的名稱，如“部長會議”。有的更強調大俄羅斯的高度集權性，名稱中去掉“人民”和“工農”，減少了列寧賦予它們的革命色彩和內容。　　

其次，過度宣揚大俄羅斯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斯大林在衛國戰爭期間曾借助于俄羅斯愛國主義和英雄主義，以鼓舞全國軍民的戰斗意志，這無疑是完全正確的。而斯大林卻把沙俄時代進行擴疆掠土，鎮壓少數民族的將領，也列入愛國英雄讓人們效仿學習，這就必然把人們引向大俄羅斯民族主義。在戰后蘇聯官方的宣傳與批判運動中，長期突出宣揚大俄羅斯民族主義，這是明顯的背離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演變。　　

第三，戰后，斯大林為了進一步集權，名義上解散了國防委員會這個戰時的非常機構，卻保留了戰時高度集權于一人的權力本質。戰后，斯大林在軍內是作為大元帥，是蘇聯武裝力量的總司令；在政府內作為首腦，是部長會議主席；在黨內作為總書記。他同時又是身兼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和中央組織局委員三職于一身的三位領導人之一。這樣，斯大林仍像戰爭時期一樣，集黨、政、軍最高權力于一身，總攬了全國所有的最高權力。　　

四、斯大林權力體制取得的偉大成就　　

斯大林執政30余年在政治、經濟、軍事等各方面都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主要表現為以下方面：　　

（一）真心希望人民當家作主　　

列寧病故以后，在斯大林領導下的聯共（布）是真心期望作到讓人民當家作主人。為了實現這一目標，布爾什維克主要是在工人群眾與農民中吸收、發展黨員，力圖從工農中大量培養國家管理干部。上世紀20年代，選拔任用制度的一個特點，就是黨向工農群眾敞開大門，年輕黨員很快被提拔到各種領導崗位。一個突出的事例 是，1924年征收黨員運動中，黨的60%—90%的黨員，后來都在工會、共青團、合作社、蘇維埃和國家管理機關中擔任了各種領導職務。這樣廣大工農群眾中的黨員，就紛紛走向政治和社會生活的舞臺，擔當重要角色。俄共（布）作為執政黨，為了取得人民群眾的支持，不斷給國家管理機構輸入新生力量，并提出了：“工人應當學習管理國家”的口號，以此激發工農干部學習管理的積極性。中央監察委員會和工農檢察院曾一度吸收工人農民參與其活動，對黨和蘇維埃的工作做過系統檢查，廣為推行的生產會議也曾是工農參與企業管理的一種活動形式。　　

（二）頒布斯大林新憲法　　

1936年8月，以斯大林名字命名的新憲法公布于世，立即引起了世界輿論的關注。這部新憲法與1924年憲法根本不同之處在于，它把從1924—1936年蘇聯發生的變化用立法程序固定下來，宣布蘇聯是“工農社會主義國家”，其政治基礎是“勞動者代表蘇維埃”，“經濟基礎”是“社會主義經濟體系和生產工具與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所有制”。社會主義所有制由國家所有制（全民的財產）和合作社——集體農莊所有制兩種形式組成，社會主義經濟體系是在蘇聯經濟中占統治地位的經濟形式：“蘇聯的經濟生活由國家的經濟計劃決定并受其指示”[5]由于上述內容，所以斯大林在《關于蘇聯憲法草案》的報告中宣布，在蘇聯已“基本上實現了社會主義，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6]新憲法中明確規定：“蘇聯的立法權只能由蘇聯最高蘇維埃行使”。[7]這一規定，同過去法出多門的狀況劃清了界限。　　

新憲法最突出的一個特點是，宣布了公民的一系列社會權利，例如勞動權、休息權。受教育權以及在年老、患病或喪失勞動能力時享有物質保證的權利。[8]當時向世界鄭重宣布并實行這些原則，在世界憲法史上是破天荒的。這表明當時蘇聯是人民當家作主的國家，權力是為人民謀利益的。以根本大法的形式載明公民的這些權利，盡管后來實施的結果并不理想，卻使這部憲 法贏得了歷史的聲譽，以歷史上第一部社會主義性質的大法而載入世界憲法的史冊。　　

（三）領導衛國戰爭取得偉大勝利　　

　1941年6月22日　凌晨4點，德寇在蘇聯西部全線入侵。當時集結在蘇聯邊境的德寇及盟軍兵力共計550萬人，而蘇聯的邊防軍只有290萬人。戰爭剛一打響，德寇就以數千架飛機，上萬門火炮，一齊向蘇聯軍營、機場、鐵路樞紐、軍用倉庫、彈藥庫，指揮部聯絡要地和其他軍事目標，狂轟濫炸，進行致命打擊。開戰幾個小時之間，蘇軍就遭受慘重損失。上千個單位的戰斗裝備，一次戰斗也沒經歷就在庫房被毀。僅　6月22日　這一天就損失1200架飛機。開戰第一天，德軍坦克和摩托化部隊就深入蘇聯境內縱深達20——35公里，甚至有達50公里的地方。到7月中旬，德寇重創蘇軍第一戰略梯隊，在西北線突破縱深達400——450公里，在西線達450——600公里，在西南線達300至350公里。初戰5個月，德軍侵入蘇聯境內達850——1200公里，蘇聯被占領土達150萬平方公里以上。在面臨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以斯大林為首的聯共（布）中央，立即展開全面的戰時動員。蘇聯人民馬上投入戰時體制和戰時經濟軌道，同德國法西斯展開了英勇頑強的斗爭。　6月22日　中午，莫洛托夫代表蘇聯政府向全國人民發表《告人民書》廣播講話。他引用斯大林在講稿中加入的一句話：“我們的事業是正義的，敵人將被粉碎，勝利屬于我們！”號召全國人民同德國法西斯進行殊死的戰斗。　　

在莫斯科面臨敵人包圍的危險時刻，斯大林和國防委員會仍堅守在莫斯科。同時慶祝十月革命24周年盛大慶典和紅場閱兵式照常舉行，以后各師一邊整編，一邊進行閱兵訓練。通過紅場檢閱后，這些雄糾糾、氣昂昂的威武之師邁著雄壯的步伐，直接開赴前線！此壯舉在世界閱兵史上都是罕見的，充分展現出斯大林作為最高統帥的驚人膽略！這一切，都極大地鼓午了首都居民和全國人民與祖國共存亡的決心。于是“誓死保衛親愛的莫斯科！”，“一切為了前線，一切為了粉碎希特勒侵略者！”，“戰斗到最后一滴血！”、“為斯大林而戰！”的號角響遍全國各地。在斯大林為最高統帥的領導下，蘇聯人民經過四年的浴血奮戰，終于在1945年5月9日，實現了衛國戰爭的偉大勝利。這一勝利，不僅是蘇聯人民的勝利，也是世界一切愛好和平人民和反法西斯力量的勝利。這一勝利，不僅捍衛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而且拯救了人類文明。在衛國戰爭勝利的諸多因素中，有斯大林為首的聯共（布）黨中央的堅強的領導，是戰勝德國法西斯的決定因素，誰不承認這個事實，只能說明他沒有正視歷史的勇氣。　　

在偉大的衛國戰爭中，不管斯大林有多少失誤，但最終還是在他的領導下勝利了，就憑這一點斯大林在人類歷史上將永垂不朽！在人類幾千年的發展史上，能影響世界進程的人屈指可數，而斯大林正是其中之一。英國的丘吉爾1918年還揚言要扼死蘇維埃政權，而到1945年雅爾塔宴會上，他不得不表示；我早晨起來就禱告，祝斯大林健在無恙，只有斯大林才能拯救世界！　　

（四）取得經濟建設方面的輝煌成績　　

蘇聯人民在聯共（布）黨的領導下，在戰爭的最嚴峻的關頭經受住了考驗。蘇維埃國家之所以能夠經得住這種考驗，除上述政治原因之外，主要原因就是戰前五年計劃在工業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對斯大林時期工業化取得的成就任何人都無法否認。對此，一向反對斯大林被驅逐出境的托洛茨基也曾有過客觀的論述。在他的《被出賣的革命》一書中，列舉了西方各資本主義大國在1929——1935年間經濟不景氣的狀況后指出，惟蘇聯的工業在此期間增長了25%；重工業增長了9倍，引起了蘇聯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發生變化；從1925年到1935年，電力生產由世界第十一位上升到第三位，煤炭開采由第十位躍升為第四位，生鐵熔量由第六位升到第三位，拖拉機生產則達到了世界第一。[9]正是有了強大的重工業基礎，在整個衛國戰爭期間，蘇聯的飛機、坦克、火炮在同德國同類武器的輪番較量中，蘇制“伊柳辛—2型”輕型護甲強擊機，“T—34型”坦克和火炮等主要代表性武器，都比德國同類武器性能要強。而且蘇聯國防工業生產的各類武器，都能及時彌補上軍械裝備的戰斗損失。到1945年5月，戰爭結束時，蘇軍擁有的坦克、戰斗機、火炮，分別比戰爭爆發前夕增加了0.6倍、1.4倍和1.9倍。　　

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的理論“精英”們，極力抨擊斯大林優先發展重工業的經濟政策違背了經濟規律。但是，假如沒有斯大林優先發展重工業建立了雄厚的物質基礎，能保證取得衛國戰爭的偉大勝利嗎？斯大林的農業集體化政策，遭到批判最猛烈。其實歷史已經證明，正是農業集體化保障了蘇聯工業化發展和衛國戰爭所需糧食的供應。　　

第二次大戰結束以后。經過三年的恢復，在1948年，蘇聯的工業生產指數已超過戰前水平。到1952年，鋼的生產量已達到3440萬噸，煤炭達3億噸，石油達4700萬噸，水泥1400萬噸，電力1190億千瓦。事實說明，蘇聯戰后工業的發展速度是驚人的。　　

總之，斯大林領導時期，蘇聯在經濟建設方面取得的成績是舉世公認的。對此英國首相丘吉爾曾發出贊嘆：“當他接過俄國時，俄國只有木犁；而當他撒手人寰時，俄國已經擁有核武器”。[10]　　

五、斯大林晚年權力體制的異變　　

斯大林建立的高度集中的權力體制，在一定程度上適應了當時蘇聯社會的發展水平，它對保證蘇聯高度集中的經濟體制的運行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保障了全國人力、物力與財力的集中，使蘇聯在短短的十幾年內實現了工業化，其速度超過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幾十年發展的發展，創造了人類歷史上少見的輝煌。但是，隨著歷史的向前發展，這種權力體制也越來越暴露出它的弊端，即：權力體制逐漸會發生異變，由公權變私權，政府官員由“公仆”變“主人”。這種權力體制的主要弊病表現如下：　　

（一）權力高度集中于共產黨　　

這種權力體制形式上黨政分開，實際上以黨代政，國家機關和政府部門的一切重大問題，都由黨的領導機關決定。以黨代政的問題在列寧時期就已經存在，1921年國內戰爭結束后，列寧多次提出要解決這個問題，但是效果并不理想。到了斯大林主政時期，這種現象不但沒有糾正，反而越來越嚴重，使以黨代政的現象發展到國家生活的一切領域。不僅如此，這種以黨代政的領導方式到上世紀30年代中期，被用黨章的形式固定下來。1934年聯共（布）“十七大”通過的黨章明確規定：在聯共（布）中央委員會下設立：農業部，工業部等，這種規定使得政府機關的職能部門無法獨立開展工作，變成了黨的領導機關的附屬物。　　

以黨代政還導致人民代表機關蘇維埃形同虛設，不能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發揮應有的作用。蘇聯憲法規定：“蘇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是蘇聯最高蘇維埃。”目的是要體現人民當家作主的原則。但是，由于黨政不分，以黨代政，蘇維埃機關常常無法有效行使職權。雖然憲法上說蘇維埃是行使立法權的唯一機關，但法律通常是由黨中央制定，蘇維埃成了通過黨的決議并把黨的決議變成法令的表決機器。如1936年憲法的制定，從修改條文到討論草案，都是按先黨中央后蘇維埃的順序進行的。作憲法報告的本該是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加里寧，而實際上卻是黨的總書記斯大林。蘇聯憲法還規定：不經最高蘇維埃或其主席 團同意，對最高蘇維埃代表“不得加以逮捕或審判”。可是在肅反擴大化的歲月里，有一些最高蘇維埃代表未經任何法律程序就被逮捕甚至被處決了。另外，由于一切權力集中于黨組織，就使一些社會團體組織如工會、婦聯、青年團等只能被動地成為黨聯系群眾的“傳送帶”，不能發揮應有的獨立作用。　　

（二）共產黨的權力又集中在少數黨的領導人身上，使黨的領導變成了少數人的領　　

導甚至個別人的領導　　

具體表現如下：其一，在地方上，黨的各級機關的權力主要集中在黨委書記手里，黨委書記有權決定一切，形成了從加盟共和國、自治共和國、州、縣、直至基層的個人層層集權。其二，在中央，權力主要集中在中央委員會的政治局。從上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權力又開始從政治局轉移到書記處，最后從書記處轉移到總書記斯大林手中。　　

由于權力高度集中于黨的少數領導人，個人決策也就代替了黨的集體領導。黨的中央委員會也成了可有可無的機構，黨的代表大會也喪失了作為黨的最高權力機關的作用。列寧生前比較重視黨的代表大會的作用，認為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一定要由黨的代表大會的討論決定。因此，從1918—1923年列寧主政期間，黨的代表大會每一年一次堅持不斷。到了斯大林時期，黨的代表大會，改成二年一次，三年一次，后來變成四年、五年一次。而從“十八大”到“十九大”，間隔時間長達十二年。　　

權力過分集中于少數人，最終必然導致個人專斷，使黨內民主遭到破壞，造成家長制、一言堂，形成獨裁的體制。　　

（三）在高度集權的體制下，權力中心缺乏反饋又很難制約　　

在社會主義國家里，為了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必須建立一套完整的監督制度，保證人民能有效地監督黨和國家領導人。因此，列寧在世時，十分重視監察機關的作用；他主張要提高監察機關的威信和職權，監察機關要有最大限度的獨立性。例如黨的中央監察委員會，應由黨的代表大會選出，只對代表大會負責，同中央委員會是平行機關，不受中央委員會決議的約束。監察委員會的決議，同級黨的委員會必須執行，而且不得加以撤銷。如有不同意見，可提交黨的委員會和監察委員會聯席會議或黨的代表大會解決。另外規定監察委員會委員不得在黨的委員會和蘇維埃政權機關中兼職。監察人員一經選出，任期未滿之前不得被調任其它工作。列寧還主張工農檢查院的工作也應按照這些原則行事。只有這樣，才能保證監察機關獨立地行使監察權。　　

斯大林主政后幾乎完全拋棄了列寧的這些主張。從黨的“十二大”規定“候補中央委員可以兼任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11]開始，監察機關的獨立性逐漸被取消。“十三大”規定：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團成員只是“相當于中央委員一樣的工作人員”[12]使監察機關的地位和職 權大大削弱。“十四大”則把“十大”、“十一大”關于“監察委員會的決議，本級黨的委員會必須執行，而不得加以撤銷”[13]的規定，重新改為“各級監察委員會的決議，……須經黨的委員會同意后才能發生效力。”[14]這樣一來，監察委員會的決議，如得不到本級黨委員會的同意，就根本無效。到了1934年1月，黨的“十七大”決定對監察機關的領導人實行任命制。同時，“十一大”關于“監察委員會委員在任期未滿前不得調任其它工作”[15]的規定也被取消了。至此，監察機關的獨立性完全喪失，變成了黨政領導機關的“附屬品”和馴服工具，各級黨政領導部門再也得不到正常的約束和監察。　　

對黨和國家獨立監察制度的破壞所帶來的后果是極其嚴重的。它為黨的領袖違反黨章和憲法任意行事提供了方便，它使黨和人民在領導人犯錯誤的時候，無法加以制止。蘇聯上個世紀30年代的肅反擴大化就是明顯的例證。據有的材料反映，在整個肅反運動中，被逮捕、流放、搶決的總人數達800萬以上。其中黨員至少有122萬人，占當時黨員總數（280萬）的40%以上。黨的“十七大”選出的139名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有98人被逮捕和處決。出席“十七大”的1996名代表，也有1108人在“大清洗”期間消失。　　

在軍隊系統由于德國納粹間諜機關利用彌漫全國上下的懷疑和告密氣氛，偽造文件，制造了蘇聯副國防人民委員圖哈切夫斯基元帥及其同僚同德國軍部秘密聯絡的反間計，并通過捷克斯洛伐克偵察機構透露給了斯大林；斯大林借此下令，在1937年6月將圖哈切夫斯基和包括雅基爾、烏色列維奇和埃德曼等在內的蘇聯7位著名的軍區司令級將領逮捕并執行槍決。在隨后的兩年間，從軍內消失的共有11位副國防人民委員、75位最高軍事委員（總共80名委員）、8位海軍上將、尚存4位當中的兩位元帥、16位當中的14位軍級將領以及90%的集團軍將領和總計8萬名當中的3.5萬名軍官。[16]　　

上述說明，權力一旦失去制約與監督將會給社會主義事業帶來相當嚴重的后果。　　

（四）中央集權過多，地方缺少必要的自主權，形成嚴重官僚主義　　

國內戰爭結束后，蘇共曾一度注意克服中央集權過多的問題，提出要“廢除無所不管的中央集權規定”[17]。但是，從1926年工業化運動開始后，又強調了擴大中央權限，使中央集權過多的問題發展得日益嚴重。　　

中央集權過多，地方和企業的自主權相對減少了，其結果是，地方和企業的積極性，群眾創造性受到壓抑，大大損傷了經濟社會的發展活力。　　

中央集權過多，造成嚴重的官僚主義。表現是：其一，中央集權過多，地方上的許多事情只有中央有權處理，而中央對地方的全面具體情況又缺少了解，必然會作出官僚主義的決定；其二，中央集權過多，設置的機構就多，部門林立，機構臃腫重疊，冗員充斥，職責不清，互相扯皮等現象嚴重泛濫。盡管斯大林時期蘇共也多次強調過反對官僚主義問題，但多數流于形式，所以一直收效甚微。　　

（五）自上而下的干部任命制，造成了各級領導只向上負責而不向下負責的嚴重　　

后果　　

十月革命勝利后，蘇共也曾實行過干部任命制，但列寧從沒有把它看成是社會主義的一種固定制度，相反，從1921年就開始提出改革干部任命制，并在“十大”作出了逐漸廢除任命制，實行選舉的決議。但是，自斯大林主政后，干部任命制不但沒有受到限制，反而日趨嚴重，上世紀30年代以后，干部任命制被斯大林作為一項制度固定下來，最終形成了干部任期的終身制。　　

社會主義國家實行干部任命制的歷史已經證明，這種制度必然使公共權力發生異變，產生如下嚴重惡果：首先，它使領導干部隊伍形成了只對上級負責不對群眾負責的風氣，使官員們只關心自己的官運和個人利益，甚至利用手中的權力欺壓百姓，當官做老爺。其次，造就了大批盲從、唯唯諾諾、飽食終日、無所事事的庸才、蠢才，并竊居領導崗位。第三，使干部隊伍中形成了以人劃線的任人唯親的網絡。一些善于鉆營的人，不惜一切手段，溜須拍馬，迎合上級，投其所好來達到升官發財的目的。第四，干部任命制往往催生官場上的特權制、家長制、等級制、終身制等一系列封建主義的病毒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復活。　　

綜上所述，斯大林時期的權力體制本身存在的弊端，很容易使“公仆”變“主人”，這就為蘇共政權的垮臺埋下了隱患。　　

六、斯大林時期的權力體制功過任評說　　

斯大林去世至今，全世界的政要、學者研究評說他的功過是非連續不斷，贊揚者有之，咒罵者有之，斯大林成了人類歷史上備受爭議的名人之一。　　

斯大林是一位具有傳奇色彩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又是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杰出領袖。他堅決地捍衛和實踐著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理論，建成了獨特的權力公有制的社會主義國家，并且把這種模式擴展到整個社會主義陣營，形成了能與“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相抗衡的堡壘。他領導蘇聯人民戰勝了德國法西斯侵略，贏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不僅維護了蘇聯的獨立和主權，更重要的是在世界人民面前充分展示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他執政30余年把一個以農業為主的落后俄國，變成了能與美國抗衡的強大工業化國家。　　

在人類歷史前進的滾滾洪流中，能駕馭航船乘風破浪的人屈指可數，而斯大林正是其中少有的偉人之一。　　

斯大林在特殊的歷史條件下，建成了高度中央集權的權力體制。這種權力體制在一黨執政的情況下，無法受到有效監督，往往會因人而異。權力掌握在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手里，他會權為民所用，體現權力公有制的特征；權力一旦被少數假馬克思主義者掌握，他就會以權謀私，把公仆變主人，公權變私權。　　

蘇聯解體以后，斯大林建立的權力體制，又一次遭到猛烈批判，斯大林被描繪成慘無人道的“惡魔”、獨夫民賊和眾叛親離的“暴君”。對斯大林如此反感的人，其實并不是廣大的工人與農民，而是那些被打倒的沙俄時代的舊權貴和赫魯曉夫執政以后滋生出來的新權貴們，他們不過是在發泄對社會主義權力公有制的仇恨而已。　　

人類幾千年的文明史告訴我們，除了傻子、瘋子以外，任何一位正常的最高領導者，從主觀上講一般都會盡力地想把自己的國家治理好，想方設法為更多人謀福利，以鞏固和維護自己的權力地位。如果一個最高領導者，背叛祖國，損害自己的國家和民族利益，與人民為敵，那么他的國家就會出現動亂，人民就會起來推翻他的統治。因此，我們說，不管是“順取”權力的最高領導者，還是“逆取”權力的最高領導者，從主觀愿望和常規事理上來看，他們都會執行一些利國利民的政策，爭取人心來鞏固自己的權力。作為蘇聯最高領導人，斯大林盡心盡力為自己的國家和民族服務，團結和愛護自己的人民，維護廣大人民的利益，這些應該是無可非議的。斯大林的歷史地位究竟如何，讓我們來聽聽斯大林的一位西方老對手的對斯大林的評說吧！1959年12月21日（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全盤否定斯大林，在全世界掀起聲討斯大林的濁浪幾年后），英目前首相丘吉爾，在斯大林80歲誕辰這一天，在英國下院發表了如下令世人矚目的演說：“在最嚴酷的考驗年代，由天才和不屈不撓的統帥斯大林來領導俄國，這是俄國莫大的幸福。在他所生活的多變而嚴酷的年代里，他是一位受到敬仰的最杰出的人物。斯大林是一個精力非凡，不折不撓，在談判中堅定而無情的人，連我這樣一個在英國議會中成長起來的人，都無法與他對抗。斯大林首先具有很強的幽默感和諷刺本領，善于確切領會思想。斯大林身上的這種能力是如此之強，以至他成了各個時代的國家和各族人民領導人中的一個獨一無二的人。斯大林給我們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他擁有深刻明哲的邏輯思維能力，從不慌亂。他善于在困難時刻，從最絕望的局面中找到出路，從不屈服。此外，無論在最危險的時刻，還是在勝利的時刻，斯大林都同樣莊敬自重，從不沉湎于幻想。他是一個極其復雜的個性，他建立了巨大的帝國，使之服從于自己。這是一個慣于借敵人之手消滅敵人的人。斯大林是一個世界上無出其右的最偉大的獨裁者，他接過俄國時，俄國只有木犁，而當他撒手人寰時，俄國已經擁有核武器。總而言之，歷史和人民是不會忘掉斯大林的。”[18]　　

蘇聯解體十五年以來俄羅斯社會所經歷的艱難歷程，使俄羅斯人民對過去的歷史有了更為清晰的認識，特別是在對斯大林的評價上。俄共領袖久加諾夫1999年12月21日拜謁斯大林陵墓時說道：“斯大林不僅是20世紀俄羅斯史，而且是整個俄國史上最偉大的國務活動家。斯大林掌握政權后，把俄國從一個分散的國家建成為世界上最強大、最偉大的國家之一……。”[19]據俄羅斯《國際文傳》報報道，2000年4月，就“20世紀俄羅斯最有影響的政治家”的民意調查中，斯大林占第一位，其次是列寧、普京……。[20]更值得注意的是，2000年5月4日，俄羅斯中央銀行為紀念偉大衛國戰爭勝利55周年，首次發行印有斯大林頭像的貨幣，這甚至是斯大林在世時都沒有過的。俄《生意人報》對此評論道：“過去完全否定斯大林，甚至否定他在衛國戰爭中的作用，發行這樣的貨幣意味著恢復斯大林的名譽。”　　

近年來原蘇聯地區出現重新評價斯大林的現象。2004年底，不少俄羅斯人在紀念斯大林誕辰125周年時說：“憑偉大的衛國戰爭的勝利可以原諒斯大林的一切。”在斯大林的故鄉格魯吉亞，有更多的人喜歡引用英國首相丘吉爾對斯大林的評價：“他接過的是一個撫木犁的窮國，他留下的是一個擁有核武的強國。”2005年1月19日，莫斯科市一位高級官員表示，該市將計劃為斯大林建立一座新的雕像，讓這個40年前隨處可見的形象重新回到莫斯科街頭。據俄羅斯最近統計，該國重新肯定斯大林的民眾占57%；自由民主黨占83%，共產黨占75%，親總統的“統一俄羅斯”黨占58%，甚至右翼“蘋果”黨也占41%。過去咒罵斯大林的主要是一些作家、藝術家，現在充分肯定斯大林功績的主要是一些嚴肅的歷史學家。現在一些過去反斯大林的作家也發生很大轉變，例如著名作家季諾維耶夫在20世紀30年代曾是暗殺斯大林小組成員，他在目睹蘇聯解體后所發生的一切后，非常痛心和后悔。在意大利米蘭召開的一次研討會上，他曾當著眾多與會記者的面說：“我寫了30本分析什么是共產主義的書，30本反對共產主義的書，但是假如我知道改變制度會有什么樣的后果，我就永遠不會去寫這些書。”前不久，他出版了一本名為《共產主義的悲劇俄羅斯》的書，認為蘇聯之所以取得偉大成就，“是因為有了蘇維埃社會主義制度和斯大林的領導。”[21] 據報道，俄羅斯歷史人物評選活動歷時3個月，共有500多萬人參加投票，于2008年12月28日結束，入選俄羅斯最偉大歷史人物第三名的是蘇聯領袖斯大林。^⑤

斯大林建立的權力體制，為革命事業作出了巨大貢獻，給后人也留下不少的隱患。斯大林執政期間出現的一些失誤和錯誤，有些是可以避免的，有些是任何人都難以避免的。古今中外沒有一個不犯錯誤的政治家，那么，對斯大林也不能要求他既完成驚人的偉業，又不犯一點錯誤。　　

在斯大林時代，“假如當時建設社會主義不是從帝俄時代遺留下來的爛攤子開始，假如沒有反革命的經常威脅，假如沒有納粹第五縱隊的滲透和外國的進犯，斯大林時代的歷史就將大不相同。”[22]上述推理分析比較客觀公正，斯大林的功過是非不是個人行為，從根本上說是時代的產物。　　

第四章  赫魯曉夫改革權力體制的是與非　　

　1953年3月5日　，年近74歲的斯大林因腦溢血猝然逝世。在他逝世后，蘇共中央決定實行“集體領導”。新的領導核心由中央主席團10名成員組成，但實權卻主要由馬林科夫，貝利亞和赫魯曉夫掌握。后來，貝利亞垮臺，馬林科夫又提出辭職，赫魯曉夫1953年9月當選為蘇共中央第一書記。他成為蘇聯黨的最高領導人之后，對蘇聯的權力體制開始進行重大改革。　　

一、赫魯曉夫改革權力體制的重大舉措　　

(一)批判個人崇拜，揭露斯大林時期的錯誤，加強集體領導　　

從1953年蘇共中央七月全會到1961年蘇共二十二大，赫魯曉夫在調整權力體制的過程中，大量揭露斯大林時期的錯誤，譴責斯大林肅反擴大化的罪行，這些在客觀上對解放思想，打破教條主義和個人迷信，都起到一定的推動作用。特別是在1956年2月蘇共召開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赫魯曉夫打著“改革”的旗號公開揭露了黨和國家機關所存在的種種弊端，提出加強集體領導，完善社會主義民主，強調定期召開會議，集體討論重大問題等等。　　

（二）擴大加盟共和國和地方政府權限　　

1953——1956年，蘇聯把中央管理的1.5萬個企業下放給地方政府，減少70%的中央控制指標，擴大地方政府的權限；把全國劃分成105個經濟行政區，每區設立一個國民經濟委員會，撤銷絕大部分聯盟部和聯盟兼共和國部，它們所屬企業和部門管理職能統統移交給國民經濟委員會；在工業和建筑方面，推行管理分散化；解散束縛集體農莊主管者手腳的機器拖拉機站；強調蘇共放棄政治和意識形態方面的“壟斷主義”，不再干預國家政府機關干部的任免等。　　

（三）調整機構，變動人員　　

1953年以后，蘇聯開始對組織機構進行調整合并。結果68個中央部級單位削減了一半左右，在46個蘇聯政府的部和主管部門中，取消200個主管局，局和獨立的處，以及147個拖拉斯、93個地方管理局、898個供應機關、4500個辦事處和其它機構、近4000個主管局的下屬分支機構；更換大批領導干部，緊縮人員編制，裁減75萬機關人員；縮減農業部門的機構和人員，把農業專家從“領導機構”中安置到農業生產第一線；1962年，按生產性質改組黨組織機構，在邊疆區和州一級分別成立工業黨委和農業黨委兩個平行組織，形成兩套州委班子；一個工業州委，一個農業州委，出現兩個孿生性政黨：一個工業黨，一個農業黨。　　

（四）改革干部制度，廢除領導職務終身制　　

首先，注意改變干部隊伍結構，強調內行領導和干部知識化。赫魯曉夫曾指出，必須淘汰那些只了解馬克思主義理論，不會解決經濟實際問題的干部。1953年以前，蘇聯黨政干部的知識化程度很低，例如集體農場主席中受過高等或中等專業教育的只占17%，1954年以后，蘇共一方面把大批受過專門教育的科技人員派往基層，充實和加強第一線領導，另一方面，則大批提拔有較高文化水平的干部到各級領導崗位上來。其次，規定干部任期，廢除領導干部終身制。1961年開始實行干部更新制度，硬性規定：上至蘇共中央主席團委員，下至區委成員，連續當選不得超過三屆；基層黨的書記連續當選不得超過兩屆；如果超出這個規定再選續當選，必須有3/4以上的選舉人投票贊成才行；每次例行選舉時，蘇共中央委員及主席團委員至少更換1/4，加盟共和國黨中央，邊疆區委和州委的成員至少更換1/3，市委、基層黨委和支部委員會成員至少更換1/2。這項改革，從表面看，可以使黨的領導干部隊伍處于經常更新的狀態，其實質卻是要徹底搞垮斯大林時期的干部隊伍，以專家治國的路線，建立他自己的一套修正主義的干部隊伍。　　

（五）對司法機構進行部分調整和改革　　

蘇共為了完善法制采取以下措施：　　

1、取消了第一書記個人專政的工具——“內務辦公室”和“特工局”，恢復了政治局在確定大政方針方面以及書記處在領導日常工作方面的職能。　　

2、改組、整頓了居于黨之上成為第一書記個人專制工具的國家安全機關。將內務部一分為二，成立了國家安全委員會和新的內務部，即單純維護社會治安的機構。　　

3、擴大了檢察機關，審判機關的權限。　　

在改造內務部并削弱其權力的同時，提高了檢察機關的地位和作用，同時規定，一切刑事案件的審理要按照正常法律程序進行。　　

上述赫魯曉夫對權力體制的改革，起到了一些解放人們的思想，特別是建立更新干部制度，為蘇聯的經濟社會發展，雖然客觀上起了一定的促進作用。但是赫魯曉夫的改革目的是為了摧毀斯大林苦心培養的無產階級干部隊伍，為其全面復辟資本主義掃除障礙。　　

二、赫魯曉夫改革權力體制中存在的謬誤　　

赫魯曉夫執政期間對權力體制改革的是與非，一直是人們爭論的焦點，特別是戈爾巴喬夫掌權后，過分贊揚赫魯曉夫的改革顯然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赫魯曉夫的改革，有一定的成績，但是改革過程中的謬誤也相當嚴重。　　

（一）赫魯曉夫“秘密報告”中的嚴重罪行　　

赫魯曉夫“秘密報告”中明顯的錯誤，主要體現在以下兩方面：　　

1、采用“秘密報告”的形式本身就是個嚴重錯誤。按道理來說，揭露和批判斯大林這樣的大事，黨內應該事先做好充分的準備，中央領導層先要集體研究商討，統一意見，作出一致的決定，報告的文本也應該仔細認真，具體事實做到準確無誤。但是，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卻是在高級領導層意見很不一致，黨內外毫無準備的情況下倉促拋出來的，報告文本也是在黨代會的進行過程中草草寫成的，未經黨中央主席團審查，其中還夾雜了許多赫魯曉夫個人的即興發揮，可以說是一種突然襲擊。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并非深思熟慮和理智分析的結果，而是感情激動的控訴，帶有個人恩怨的喧泄，心血來潮的因素。據俄羅斯多產作家尼古拉·津科維奇考證赫魯曉夫反斯大林的秘密報告在1956年2月的蘇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第一，會議沒有速記。第二，報告結束后通過決議，對它不予討論。”“決議不經過辯論和討論就獲得通過——在布爾什維克時代都沒有這樣的先例！”[23]赫魯曉夫大反斯大林還有個人因素，就是他的兒子犯法該殺，而斯大林堅持原則“斯大林沒有理會為兒子跪地求情的赫魯曉夫。”于是赫魯曉夫就發誓：“我為了兒子不會原諒斯大林，哪怕他到陰曹地府我也不會放過他。”[24]從現象看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象是突然的心血來潮，其實這是他把多年來積壓在內心心深處仇恨斯大林，仇恨社會主義制度的怒火，按耐不住的真實發泄罷了。　　

從當時的情況來看，赫魯曉夫所以急于作這個“秘密報告”的根本目的并不是為了推動思想解放，加快權力體制改革的步伐，其主要原因是為了加強和維護他個人的最高權力。例如，他在批判斯大林的時候，多次把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崗諾維等人同斯大林聯系在一起進行批判。他在談到哈爾科夫戰役問題時，就說斯大林的錯誤命令是由馬林科夫在電話中下達的。他在談到30年代的“大清洗”時，就說斯大林指派葉若夫擔任內務人民委員和敦促加緊清洗的電報，是打給莫洛托夫和卡崗諾維奇等人的。赫魯曉夫利用批斯大林的個人迷信，作為實現鞏固個人權力。其目的是為了丑化斯大林，丑化社會主義制度，為改變社會主義方向，走資本主義道路作輿論準備。　　

2、“秘密報告”中的許多內容嚴重失實，有的則是過分夸大，甚至是隨意捏造。例如，赫魯曉夫在“秘密報告”中說：基洛夫是斯大林在幕后策劃殺害的。其實，在這件事情上他懷疑斯大林根本沒有任何根據。后來蘇共中央為搞清“基洛夫案件”曾在1956年專門成立一個委員會，調查研究了此案的全部材料，委員會得出最后結論是：斯大林與殺害基洛夫案件無關。但是，赫魯曉夫不讓公布這個結論，因為這個結論對他不利。[25]　　

再如關于哈爾科夫戰役。這個戰役發生在1942年。據歷史考證，赫魯曉夫當時作為西南方面軍的軍事委員參與制定了這個戰役的計劃。由于計劃和指揮失靈，蘇聯紅軍落入德國法西斯軍隊的包圍，損失了幾十萬人。據德方宣布，僅俘虜就有20萬人。為此，赫魯曉夫被從前線召回莫斯科進行審查。斯大林告訴他，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沙皇的軍隊在普魯士陷入包圍，遭到失敗，指揮軍隊的將軍后來受到軍事法庭的審判，被處以絞刑。赫魯曉夫因此非常害怕，擔心自己會被嚴懲。但不久這個被赫魯曉夫咒罵為伊凡雷帝式的“暴君”斯大林卻大發善心，又讓赫魯曉夫上了前線。這本來是斯大林寬恕了赫魯曉夫嚴重錯誤，可這個忘恩負義的壞家伙卻在“秘密報告”中說：是他建議停止這次戰役的作戰行動；他曾給斯大林打電話，斯大林不接，卻讓馬林科夫在電話中告訴他：“一切按原計劃執行”，結果使戰役遭到失敗。這樣，赫魯曉夫就推掉自己的責任，把一切錯誤歸之于斯大林。作為蘇共總書記的赫魯曉夫為了維護個人的最高權力，竟然墮落到偽造歷史的可怕地步，真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卑鄙小人。　　

（二）赫魯曉夫在批判個人迷信過程中的惡跡　　

赫魯曉夫執政期間，領導批判個人迷信，具有一定的積極作用，但在批判的過程中，卻犯有重大錯誤。主要表現在以下三方面：　　

1、對斯大林的評價，不全面不公正，歪曲了斯大林的歷史地位。斯大林執政30余年，領導蘇共和蘇聯人民取得了輝煌的成就，特別他領導的衛國戰爭，為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他雖然犯有這樣或那樣的嚴重錯誤，但他仍然是一個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從他的一生來看，他的功勞是第一位，過失是第二位。他的功勞遠遠大于他的過失。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應該對斯大林的一生，作出全面、公正的評價。因為這不僅關系到斯大林的個人榮辱，而且關系到對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基本看法，關系到國際共運命運與前途。　　

赫魯曉夫，對斯大林的評價是不分是非，一味譴責。不是用對待同志的態度，而是用對付敵人的態度對待斯大林。他不是擺事實，講道理，而是進行人身攻擊，肆意咒罵，把一切錯誤都推到斯大林身上，甚至對斯大林任意栽臟誣陷。　　

2、文過飾非，拒絕承擔責任。眾所周知，赫魯曉夫是斯大林執政時期的核心領導成員之一，一直深得斯大林的信任，積極推行斯大林的路線和政策，因此，斯大林時期不論功與過，赫魯曉夫都應該負一定的責任。但是，赫魯曉夫大權在握以后，卻把一切過失都推給斯大林，把一切功勞歸于自己。　　

其實在斯大林執政時期，不說全世界，起碼社會主義陣營的人們都清楚，赫魯曉夫是地地道道的“天才論”的高級吹鼓手；他百般頌揚斯大林，特別拼命地對個人迷信推波助瀾。凡是懂得一點蘇共黨史的人們都知道，在蘇聯，第一次把斯大林稱為“領袖”、“黨的領袖”、“偉大領袖”、“天才領袖”的是赫魯曉夫；說“斯大林就是希望，就是期待，就是全體進步人類的燈塔。斯大林是我們的旗幟！斯大林是我們的意志！斯大林是我們的勝利！”[26]的也是赫魯曉夫；高喊斯大林是：“人類最偉大的天才，導師和領袖”，“當代最偉大的人物”、“偉大的領袖和統帥”、“自己生身的父親”還是赫魯曉夫。由此可見，在鼓吹個人迷信頌揚斯大林方面，赫魯曉夫的調門最高，用詞最肉麻，幾乎用盡人間最美好的詞匯。然而斯大林死后，大罵斯大林調子最高的人仍然是赫魯曉夫。赫魯曉夫在斯大林生前死后的拙劣表演，不但說明赫魯曉夫在政治上是蘇聯無產階級的叛徒，一個地地道道的修正主義分子，而且，其個人政治品質也極其齷齪。創造了世界上的不要臉之最。　　

3、口頭上反斯大林的個迷信，行動上搞自己的個人迷信。　　

赫魯曉夫在批判對斯大林的個人迷信的同時，卻又竭力培植對自己的個人迷信。赫魯曉夫執政后，一方面把斯大林踩在腳下，另一方面又采用種種形式把他自己捧上天。特別是在赫魯曉夫執政的后期，對赫魯曉夫無原則的吹捧和個人迷信現象已經司空見慣，甚囂塵上。頗具諷刺意味的例子是，赫魯曉夫在十月革命時還不是共產黨員，在國內戰爭時期只是一般的紅軍工作人員，卻被吹捧為“紅軍的締造者”；衛國戰爭期間斯大林格勒戰役的勝利也成了赫魯曉夫的功勞。赫還被捧為“蘇聯的宇宙之父”；更荒唐可笑的是赫魯曉夫1961年在聯合國大會上敲皮鞋的小丑動作，竟然被吹成是“表現了外交的靈活性”。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事實證明，赫魯曉夫對自己搞個人迷信的程度，比斯大林有過之而無不及。　　

（三）赫魯曉夫對黨政領導體制改革的失誤　　

在赫魯曉夫執政的十年中，他對黨政領導體制的改革大約經歷了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1953年3月——7月，改革的主要內容是對斯大林時期留下的中央各部進行重組。赫魯曉夫讓貝利亞負責操作這項工作，貝利亞以擴張個人權力為目的，用極快的速度精簡了中央部委，同時卻趁機全力保護內務部，并增強它的力量。這種改組增大了貝利亞個人的權力，引起赫魯曉夫的嚴重不安。于是赫魯曉夫為了擴張自己的權力，設陷阱干掉了貝利亞。　　

第二階段1954—1956年，赫魯曉夫對蘇聯黨政機構進行第二次大改組。　　

其內容的一個方面是加快了對黨的領導機構的改組。赫親自挑選贊成自己政治路線的年輕人，進入中央委員會，又使中央書記處和各加盟共和國的書記處保持了直接的內線聯系，以保證迅速掌握各級領導人的政治動向，使中央書記處成為黨的真正領導核心。另一方面，為在政府機構內部消除反對派的最危險之源，赫狠抓了對內務部的改組。在大量清洗內務部工作人員的基礎上，把內務部的領導工作，直接置于蘇共中央書記處的嚴密控制之下。1954年3月12日，又成立國家安全部取代內務部的權力，并派自己的親信謝羅夫任安全委員會主任，把安全部作為他打擊政敵，鞏固自己權力的工具。　　

第三階段：1957——1961年，以改組工業和建筑業管理工作為核心的新一輪政府機構大改組。這次改組是以中央各部權力下放為主線進行的。這種改組受到地方上的歡迎和支持，卻遭到老一代領導人的強烈反對，這次改組以失敗而告終。　　

第四階段：1962——1964年，改革的重點是黨的監察機構。　　

1961年上半年以來，國內的反對現政權的不滿事件不斷出現，赫魯曉夫的統治權力面臨危機和挑戰。為了鞏固他的權力，這次改組的重點是加強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力量。赫魯曉夫為了控制蘇共高級領導人的行為，在1960年就開始對黨的監察機構實行大規模改組，并于1962年通過了赫魯曉夫制定的《關于組建蘇共中央和蘇聯部長會議黨政監察委員會》的決議。在赫魯曉夫的執政期間，經過幾次改組，中央書記處成了一個具有相當大實權的機構。然后，他又一步步把國家安全機構、外交機構、政府機構和黨的機構統統都置于書記處的絕對領導之下，而書記處的書記是赫魯曉夫，反過來說，赫魯曉夫就是書記處，所謂蘇共領導，實際上就是赫魯曉夫一個人說了算的領導。他說斯大林搞“獨裁”，其實是他自己在搞獨裁。　　

赫魯曉夫對權力的核心機構，蘇共黨政領導機構的一次次改組，使各級領導干部感到無所適從，黨組織處于無能為力的狀態。這種狀況，不斷在全國引起混亂和不滿，并構成了對赫氏權位的潛在威脅。歷史有時總愛和人開玩笑，盡管赫的主觀愿望是為了鞏固自己的權力，然而客觀上卻為他喪失最高權力挖好了陷阱。這真是歷史的報應。　　

三、赫魯曉夫改革權力體制的嚴重后果　　

赫魯曉夫所進行的權力體制的改革，雖然客觀上起到了一些解放思想，調動了部分地方及少數領導干部的積極性；但是，由于其行動方式方法魯莽草率，結果權力調整的激發動力大部分又變成一種破壞力。總的來看，赫魯曉夫對權力體制的修正改革是失敗的，不管是對國內還是對國際造成的不良后果和影響都是嚴重的。　　

（一）對蘇聯的政治經濟造成極壞的后果　　

赫魯曉夫的改革幾乎是一種盲動蠻干，既有害于政治的管嚴保穩，又不利于經濟的放寬搞活。許多“倒行逆施”的改革措施不僅沒有興利除弊，反而增添了許多新的難題，給蘇聯帶來的是一片混亂，甚至是災難。　　

1963年每盧布的工業投資效益比1958年低了15個戈比，據此推算，工業投資損失約1500億盧布。除了電力和治金工業外，幾乎所有的工業部門的生產增長率都在急劇下降。市場上出現了一方面大多數工業商品短缺，另一方面是滯銷商品的積壓程度日益嚴重的反常現象。亂改革、瞎指揮，破壞了農業生產的發展。1957年以來，蘇聯農業生產形勢迅速惡化，谷物產量遠遠少于創紀錄的1956年。1963年農業生產總量較之1962年下降了10.7%，甚至比1958年還低；生豬存欄頭數從1958年的7000萬驟減為4100萬，牛的存欄頭數減少了150萬，羊減少了3600萬。　　

隨著改革的負效應日益增大，人民群眾的不滿情緒也日益強烈，幾乎所有階層的群眾都有理由大發牢騷，怨天尤人；工人由于食品短缺，許多消費品供應不足，價格不斷上漲而大為為滿；養老金領取者不得不面對實際收入下降的現實而唉聲嘆氣；集體農莊莊員和國營農場工人因從耕地上所獲收入日益減少而怒氣沖天；武裝部隊的軍官因削減退體金而深感不安，內務部的指揮員因取消津貼而人心騷動；機關干部被無休止的“重建改組”弄得心煩意亂；黨的各級專職領導對頻繁的調整和在區一級重建黨的管理機關而大為反感，普遍產生逆反心理 ；即使是身在高位的國家領導人也對減少自己的特權待遇而大為惱火。總之，到了1962年，赫魯曉夫的聲望已大大下降，到1963年，反對赫魯曉夫改革的聲浪日益高漲，他的改革也越來越難以繼續下去，如果再繼續下去，就可能爆發嚴重的社會危機和災難。在此條件下，他的“好學生”勃列日涅夫、柯西金、蘇斯洛夫等，用突然襲擊的和平政變形式，把他們的“恩師”赫魯曉夫趕下歷史舞臺。　　

（二）對國際共運的惡劣影響　　

大凡革命都要付出代價，而大的革命要付出大的代價。資產階級革命是這樣，無產階級革命更是這樣。而且由于無產階級進行的社會主義革命是一場以推翻人剝削人的社會制度為目標的空前深刻、空前偉大的革命運動，又是人類歷史上的第一次，在其發展前進的過程中，肯定會出現一些重大的曲折和嚴重失誤。而在斯大林執政期間所發生的“大清洗”運動、對敵斗爭擴大化等錯誤，都是對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過程的復雜性缺乏正確認識而造成的。所以，我們說斯大林犯的錯誤都 是屬于人民內部的錯誤。而赫魯曉夫在斯大林去世后的改革過程中，全盤否定斯大林，并極力妖魔化，把斯大林時代說成是陰森恐怖的“個人迷信時期”。這樣做的結果，實際上不僅是丑化了蘇共歷史，還把社會主義制度描繪得一團黑暗，為世界上一切仇恨社會主義的資本主義衛道士們幫了大忙，為國際范圍內否定社會主義和否定共產黨領導的思潮自動打開了閘門。赫魯曉夫推行修正主義改革丑化斯大林的惡劣影響是非常大的。到20世紀末期，在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發生劇變的風雨中，對蘇聯亡黨亡國負有重大責任的戈爾巴喬夫，葉利欽等社會主義的“掘墓人”，正是在赫魯曉夫批判斯大林的修正主義大潮中成長起來，按照赫魯曉夫的政治路線標準培養出來的接班人。因此，我們可以說，在摧垮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過程中，赫魯曉夫之流們是第一大功臣。　　

綜觀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我們可以看出，在社會主義國家的領導人中，基本有三種類型：　　

1、理想主義型；這類具有革命理想主義的領導人，有堅定的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有堅定的信念。這種人掌大權后，一定會堅持走社會 主義道路，一定能用社會主義的公共權力，推進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取得輝煌成就。這類人是人民領袖，為人民群眾的利益能做到鞠躬盡粹，死而后已。如列寧、斯大林、毛澤東等都是人民領袖的代表人物。人民領袖所進行的任何改革，其目的都是不斷完善社會主義制度，堅決維護社會主義的權力公有制，都是千方百計嚴防“公仆”變“主人”，公權變私權。　　

2、現實主義型：這種類型的領導人，當上最高領導人以后，仍會堅持社會主義信仰，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但是，這類領導人往往會把維護個人權力看得比較重，為了鞏固個人的權力地位，往往回避矛盾，用權術平衡各種權力斗爭，甘當太平天子“維持會長”，這類領導人只能守業，不可能開拓進取大膽創業。　　

3、實用主義型：這類領導人盡管披著共產黨的紅色外衣，而內心基本上是資產階級世界觀，對馬列主義沒興趣，認為共產主義只是不能實現的“鳥托邦”，向往的是資本主義世界。這種人一旦踏入仕途，就會為奪取更大的個人權力而不惜采用一切卑鄙手段。這種人都是兩面臉，當面是人，背地是鬼，而且非常善于偽裝。在社會主義國家里這種人一旦大權在握，馬上就會撕掉社會主義的外衣，露出復辟資本主義的兇相，把社會主義公有制變為資本主義私有制，把人民賦予的公權變私權，由為人民服務的“公仆”變成新生資產階級權貴和為這些權貴服務的忠實走狗。例如，赫魯曉夫、葉利欽，戈爾巴喬夫、鄧小平等都是這種人。哪個社會主義國家的最高領導權，一旦被實用主義型的領導人篡奪，這個國家就會大難臨頭，廣大勞動人民千辛萬苦、流血犧牲換來的革命果實，就會在短時間內付諸東流。　　

第五章 勃列日涅夫時期權力體制的質變　　

　1964年11月14日　，蘇共中央舉行了一次歷史上有名的全體會議。這次會議用突然襲擊的“宮廷政變”方式迫使赫魯曉夫“自愿退休”，被撤銷黨內一切職務。從此標志著赫魯曉夫時代結束，進入勃列日涅夫的執政時期。勃列日涅夫上臺后，針對赫魯曉夫改革權力體制的種種弊端，馬上開始對蘇共的權力體制進行了重大改革。　　

一、勃列日涅夫改革權力體制的內容　　

    （一）恢復統一的黨組織　　

在1962年11月舉行的蘇共中央全會上，根據赫魯曉夫的提議，通過了按生產原則改組中央與地方黨的機關的決議。從此統一的蘇聯共產黨及其各級組織都建立了兩個平行的委員會，即領導工業生產的黨委會和領導農業生產的黨委會。與此相適應，各級蘇維埃以及各級政府有關部門，甚至職代會和共青團等群眾組織也都一分為二，分別管理工業生產和農業生產。這一改組造成了機構職能與領導體制的混亂，削弱了黨對生產和其他各項工作的領導，引起了干部隊伍的動蕩。使黨的各級干部對此感到不滿，甚至怨聲載道。正是這些促使勃列日涅夫們把他們的“恩師”赫魯曉夫趕下臺。　　

勃列日涅夫上臺不久，于1964年11月16日，召開了蘇共中央全會，根據中央主席團委員波德戈爾內所作的報告，討論了按生產原則改組黨以后出現的各種問題。最后，通過了《關于把州·邊疆區工業黨組織和農業黨組織合并的決議》。在恢復了統一的黨組織的同時，對蘇維埃、共青團、工會等機構也采取了同樣的措施。這樣就把赫魯曉夫推行的所謂按生產改組黨的原則全部推翻，恢復了原來的統一領導體制。這一改革措施當然無疑是正確的，所以受到了各級干部的擁護和支持。　　

（二）恢復按部門原則組織工業管理的機構　　

1965年9月蘇共中央全會通過了決議，決議要求恢復“按部門原則組織工業管理，按工業部門成立聯盟兼共和國部和全聯盟部。”[27]根據中央的這一決議，蘇聯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以及各共和國經濟區的國民經濟委員會被撤銷，重新建立了中央部門領導系統。　　

（三）取消了按固定比例定期更換干部的制度　　

     在1966年4月召開的蘇共二十三次代表大會上，對1961年蘇共二十二大通過的蘇共章程進行了部分修改，主要是取消了黨章第25條。因為這一條對各級黨委（包括主席團）和黨委書記在每次換屆中必須更新人員作了硬性的規定。勃列日涅夫的這一項改革的目的，是為了穩定干部隊伍特別是穩定高層領導干部。例如，赫魯曉夫下臺時的11名蘇共中央主席團成員，在“二十三大”時仍有7人當選，其余4人，有兩人病故，兩人因年老退休。“二十四大”選出的15名政治局委員，有11人在“二十五大”繼續當選。“二十五大”選出的16名政治局委員，也有11人在“二十六大繼續當選。蘇共中央委員連續當選的比例也很大，地方黨政領導的變動率也很低。　　

二、權力體制在僵化中質變　　

勃列日涅夫上臺以后，通過對權力體制的一系列改革，糾正了赫魯曉夫執政的一些錯誤和偏差，在一定程度上調動了各級干部和廣大群眾的積極性，促進了國家和社會的穩定。所以，在20世紀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前期，在全蘇聯呈現出一個比較穩定的形勢。但是，勃列日涅夫沒有利用這種形勢，對權力體制的弊病進行改革，而是把穩定看作目的，甘當維持會長。長此以往，這種權力體制日趨僵化。具體表現如下：　　

（一）權力進一步集中　　

    勃列日涅夫上臺之初，推行恢復部門領導體制的目標是想制止地方主義和管理上的無序狀態。在改革的初期，中央對發揮地方和企業的積極性及自主權還是比較注意的，但不久就又開始進一步強化中央集權，中央對企業實行垂直領導。在權力集中的同時，國家機構和機關人員也不斷膨脹。全聯盟部和聯盟兼共和國部由1965年的29個增加到1967年的55個，再增加到1982年的64個，大量的國家委員會和其他直屬機構還不計在內。這64個部再加上20多個國家委員會和直屬機構的正、副部長級領導干部達到800多人。以黑色冶金工業部為例，這個部共有正副部長19人，其中部長1人，第一副部長3人，副部長15人。一個普通公文的傳閱，經常要幾個星期，甚至一兩個月。據統計，1971——1975年間，機關工作人員增加了近22%，超過同期全國就業人數的增長速度（16%）。在勃列日涅夫執政后期，國家行政機構平均每年增加30萬至50萬人。[28]　　

    （二）黨政不分和機構臃腫日益嚴重　　

在蘇共的權力體制中，一直就存在著黨政不分和以黨代政的問題。勃列日涅夫執政后，盡管口頭上說給予解決，結果此問題不僅沒解決，反而越來越嚴重。特別是在勃列日涅夫后期，蘇共中央的部級單位增加到20個，比斯大林時期的1948年增加了一倍。黨中央的很多部的名稱也和政府的基本相同，如農業部、國防工業部，能源部、文化部等等。這樣便使中央的管理機構成倍地增加，龐大的官僚機構成了高度集中的領導體制不可替代的載體。　　

在管理機構和機關人員不斷膨脹的同時，官僚主義作風也日益嚴重。國家機關人員逐漸脫離實際，不了解下情，不解決實際問題，主要靠下文件指導工作。據統計，20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之初，管理國民經濟的各種命令、指示和大小法規已達到20萬種之多。它們為企業的全部活動規定了詳盡的法則，而且這些文件經常前后彼此矛盾，有的甚至與國家頒布的法律相矛盾，使執行者左右為難，無所適從。　　

（三）個人專斷進一步強化　　

權力的集中必然導致個人專斷的出現，而個人專斷的加強又進一步促進權力集中。在勃列日涅夫執政初期比較重視集體領導，在政治局形成了由勃列日涅夫、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和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波得戈爾內組成的所謂“三駕馬車”。開始時期，中央政治局的集體領導還是做的不錯的。中央政治局書記處會議定期每周舉行一次，集體討論黨和國家內外政策中的重大問題。在提到黨時總是說：“黨的中央委員會”、“中央政治局”或“中央書記處”很少突出個人。但是后來隨著蘇聯國力的增強和勃列日涅夫領導地位的鞏固，情況就開始發生了變化。大致20世紀從70年代中期起，勃列日涅夫逐漸培植和提拔了一批親信，并且不斷擴大自己的權力。“三駕馬車”開始瓦解，集體領導變得徒有虛名。1977年勃列日涅夫取代波得戈爾內而兼任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柯西金的實權也不斷遭到削弱。這樣。勃列日夫實際上獨攬了全國黨、政、軍大權。到勃列夫涅夫后期，政治局會議已不經常召開，就是開會時間也很短，一般由秘書班子將勃列日涅夫已決定的事向委員們宣布一下就結束會議。　　

（四）隨著權力的膨脹，勃列日涅夫也逐漸喜歡別人對他的個人崇拜　　

1976年5月，他被授予蘇聯元帥的軍銜，在蘇聯所有最高領導人中只有斯大林曾獲此殊榮。接著，1966年獲得蘇聯英雄稱號和金星勛章之后，又在1976年和1978年連續兩年獲得蘇聯英雄稱號和金星勛章。1976年12月，他70歲生日時《真理報》連續七天開辟專欄，刊登大量慶賀他的文章，其中充滿了奉承和頌揚。1981年2月蘇共召開“二十六大”，宣傳媒體在報道中說：勃列日涅夫在大會上作工作報告時曾被“78次掌聲，40次長時間的掌聲和8次暴風雨般的掌聲”所打斷。這種“盛況”已經超過了斯大林時期。　　

（五）領導干部老化和實際上的終身制　　

勃列日涅夫上臺之初，采取穩定干部隊伍的措施在一定時間內曾起過積極作用。但把穩定推向極端就必然出現領導干部老化的弊端。這個問題在勃列日涅夫執政后期表現的特別突出，如1976年蘇共“二十五大”選出的中央委員中連任的占83.4%，如果去掉逝世的中央委員，連任的比例高達90%。1981年蘇共“二十六大”選出的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成員，是“二十五大”的原班人馬。從1965年——1984年間，大部分政治局委員的任期達15年以上，中央委員12年以上。中央委員中任期最長的達25年和34年。到20世紀80年代初，政治局委員的平均年齡為70歲，實際上已是終身制。　　

（六）民主與法制建設日益形式化　　

勃列日涅夫執政后，雖然從口頭上強調加強民主與法制建設，實際上大部分只是停留在口頭上或流于形式。在勃列日涅夫時期黨的代表大會是正常召開的，但是這種定期召開的代表大會，每次代表大會對重大的問題不是提出批評和建議，代表的發言絕大多數是表態性的，除了熱烈擁護以外，就是大肆吹捧中央領導，特別是對勃列日涅夫大唱贊歌。黨代會實際上變成了歌功頌德的節目歡慶活動。就連普通黨員干部的民主權利也沒有得到應有的保證。因為各級黨組織的選舉都是等額的，候選人都是由上級黨組織圈定，并且不經過充分的協商，只體現少數黨領導的意圖。黨員對黨組織，特別是對黨中央領導如果提出一些尖銳的批評意見，輕則不予理會，重則受到打擊報復。　　

社會主義民主流于形式不僅表現在黨內，還表現在各級蘇維埃不能真正發揮其勞動人民代表機構的作用。在勃列日涅夫執政期間，雖然國家憲法對蘇維埃的地位作了明確的規定，而且通過了不少立法來擴大最高蘇維埃和地方各級蘇維埃的權限，但是，由于共產黨包攬一切的權力體制沒有任何改變，就使得各級蘇維埃實質上形同虛設，成了橡皮圖章。那些保障蘇維埃權力的多項立法，只停留在理論空談，真正執行起來相當困難，絕大部分成為一紙空文。　　

上述問題的存在日益嚴重，加上監督不到位，蘇共的權力體制逐漸發生異變，由公權變私權。　　

三、腐敗之風日趨嚴重　　

在勃列日涅夫時期，由于權力體制中的嚴重問題沒有得到及時解決，領導干部中的腐敗現象不斷滋長，到20世紀70年代末期和80年代初期已經達到相當嚴重的程度。腐敗而且成風，究其形成的原因，除了修正主義改革這個腐敗源頭之外，還有兩方面主要因素：
    （一）黨內外缺乏真正的監督機制和切實的反腐措施　　

從表面上看，1965年勃列日涅夫剛上臺就對監督機構進行了調整和加強。這一年12月，蘇共中央全會通過了《關于改組黨和國家監督機關的決議》，決定把原來的黨和國家的監督機關改組為人民監察機關。緊接著，1966年召開的蘇共“二十三大”恢復了在1962年被撤銷的蘇共中央監察委員會。通過改組，蘇聯部長會議建立了人民監察委員會，地方各級蘇維埃和企業、農莊也分別建立了人民監察委員會，設立了人民監督小組或人民監督員。1968年蘇共中央和蘇聯部長會議通過了《蘇聯人民監督機關條例》，1979年蘇聯最高蘇維埃又通過了《人民監督法》，從法律上對人民監督作了明確的規定，并進一步制度化。到勃列日涅夫后期，全國已建立起一個國家監督和社會監督相結合的龐大的監督系統。在黨內，與恢復蘇共中央黨監察委員會同時，地方各級黨組織的監察委員會也相續恢復和建立。蘇共中央曾多次強調，要充分發揮黨監察委員會的作用。應當說，蘇共上述黨內外監督機構對制止和處理一部分普通黨員和一般國家干部的違反黨紀國法現象是起到了某些作用，但事實證明對大多數黨政領導干部特別是高級領導干部，受到領導干部保護的違法亂紀者卻常常無能為力。因為，在各級領導干部手中集中了包括監督權在內的全部權力，領導干部之間已經形成了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關系網，沒有真正強有力的監督手段，想打破這張網是不可能的。　　

（二）領導干部思想上的蛻化變質　　

蘇共的領導干部隊伍長期穩定和黨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流于形式，使絕大多數領導干部不僅在工作中安于現狀，不思進取，而且在思想上也大量滋長貪圖安逸，追求享受的欲望。特別是赫魯曉夫全盤否定斯大林、丑化社會主義制度，致使廣大黨政領導干部思想上的集體主義，社會主義信念和共產主義理想破滅，一切剝削階級的精神魔鬼死灰復燃，無情地吞噬著社會主義的靈魂，從內部摧垮了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思想基礎。這樣，蘇共的黨政領導干部們，不以享有各種政府規定的特殊待遇為滿足，如特殊商品供應，特殊醫療服務，公費休假以及擁有鄉間別墅，他們還會千方百計的利用手中的權力，通過貪污受賄，非法經營甚至公然盜竊等等卑鄙手段把國家和集體的財產據為已有。于是一個非常突出的重大社會問題就出現在勃列日涅夫時期，那就是經濟犯罪活動日益嚴重。不僅數量多，而且規模大。在領導干部中一批又一批擔任企業和管理部門的主要領導干部直接參與這些犯罪活動，并且經常得到更高一層當權人物的幕后支持，有不少大案要案都涉及到黨和政府的高級領導人。　　

四、特權階層的形成　　

在勃列日涅夫的執政期間，由于權力過分 集中和監督不到位，隨著腐敗的滋生與迅速蔓延，最終形成了一個公權異化物，即所謂特權階層。這個“特權階層”的成員主要是各級黨、政、軍機構以及群眾團體和企業、農莊的領導干部，首先是高級領導干部，以及一部分當權的高級知識分子。他們是一個龐大的既得利益集團。有人說這個“特權階層”的產生是斯大林時代的罪惡，其實此論并不符合歷史事實。在斯大林時期確實出現一批領導干部和高級知識分子的工資比較高，也享有一些特殊待遇。但是，高工資和某些特殊待遇并不等于特權，而且這些人人數較少，在全國并不普遍，還無法構成一個“階層”。更重要的是當時處于革命與戰爭年代，一方面，國內物質生活條件還很不富裕。另一方面，最重要的是當時共產主義和集體主義理想，奉獻為榮的主流價值觀支配著絕大多數領導干部和群眾的世界觀，加上斯大林執政期間對各級領導干部的經常清洗和衛國戰爭的艱苦斗爭環境也使得干部隊伍無法穩定。所以，應該承認在斯大林時期還不具備產生“特權階層”的主客觀條件。于是多數人承認這個“特權階層”是產生于赫魯曉夫時代，最終形成于勃列日涅夫執政期。　　

“特權階層”成員的主要特征是：　　

（一）他們掌握著中央和地方黨、政、軍領導機構和企業、農莊的領導權，而且利用這種權力謀取各種不正當的利益。　　

（二）他們絕大多數人受過高等教育，文化程度較高，有高級專業技術職稱；有機會去西方國家留學，“考察”、學習、訪問等。　　

（三）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是思想上因循守舊、不思進取的教條主義者，是只會紙上談兵，不善于作實際工作，脫離群眾，高高在上的官僚主義者。　　

（四）這個“特權階層”中的黨政領導干部，雖然大部分人表面上也說擁護社會主義，而在內心深處向往資本主義的生活方式，一旦有機會，馬上就會公開背叛社會主義，投入資本主義懷抱。　　

關于蘇聯“特權階層”的人數，一直眾說紛紜。據20世紀70年代西方學者估計大約有25萬人左右，約占全蘇聯人口的千分之一。例如英國薩里大學蘇聯問題專家默文·馬修斯博士認為，蘇聯當時的“特權階層”總共大約有25.5萬人，其中黨的高級官員約9.5萬人，國家、共青團和工會官員約6萬人，知識界高級人士約5.3萬人，其余5萬人為高級企業人士和軍人等。[29]蘇聯解體以后，俄羅斯學者中又有人估計當時這個階層的人數為50萬至70萬人。看來對此要想作出精確的統計還是相當困難。　　

勃列日涅夫執政后期形成的這個“特權階層”，雖然包括了當時中央和地方各級黨政、軍、部門和社會團體中相當多的領導干部，但并不是全部。其中還有一部分干部主觀上并不想走資本主義道路，他們只想維護現狀，保持自己的既得利益，在現有權力體制下舒舒服服過日子，因此，這部分人反對任何動搖這一體制的改革。但是，正是這種為維護現狀所作的努力使國家陷入嚴重的危機，同樣無法阻擋蘇聯向著資本主義演變。總之，整個“特權階層”的人，不論在思想作風，工作作風和生活作風上，他們都已經不再是廣大群眾根本利益的代表，完全變成了人民的“主人”，變成了靠壓迫剝削工農群眾為生的新權貴，變成新生的資產階級。　　

綜上所述，勃列日涅夫執政期間，基本上是推行了一條沒有赫魯曉夫的赫魯曉夫的路線，雖然辛辛苦苦當了18年的維持會長，但是由于他沒有根據變化的蘇聯國情，推行完善社會主義權力體制的改革，最終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推向了亡黨亡國的邊緣。　　

第六章 戈爾巴喬夫的改革葬送蘇共政權　　

一、改革勢在必行　　

　1982年11月12日　，尤里·安德羅波夫接替逝世的勃列日涅夫擔任總書記。安德羅波夫上任后提出了他的如下改革思路：　　

其一，在政治方面，以整頓社會紀律和調整不稱職干部為中心內容；其二，在經濟上提出運用科學技術盡快提高勞動生產率等等。安德羅波夫主張改革的措施要綜合、配套，要把經濟改革和社會發展，以及實行經濟民主，政治民主結合起來。安德羅波夫的改革雖然對“停滯”的蘇聯社會造成了不小的震動，但他在位只有15個月，很多改革措施還沒有來得及出臺，他就在政治舞臺上永遠消失了。1984年2月9日，安德羅波夫病逝。13日，蘇共中央非常全會選舉契爾年科擔任蘇共中央總書記。不料契爾年科這位重病纏身的73歲老人，繼任不到一年就謝世長辭。1985年3月，戈爾巴喬夫接任蘇共中央總書記。當時蘇聯面臨著極其嚴峻的政治經濟形勢。　　

（一）經濟狀況日益惡化　　

蘇聯在戰爭年代形成了以高度集中和指令計劃為特征的經濟管理體制，長期以來，這種體制被絕對化，到80年代，許多經濟問題日益暴露出來。主要表現為：　　

第一，經濟發展戰略與產業政策存在著嚴重的失誤。蘇聯一直實行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戰略方針，片面強調重工業的發展，忽視輕工業和農業發展，重工業畸重，輕工業，農業相對落后。國民經濟中的農輕重比例，生產資料生產與消費資料生產長期處于嚴重失衡狀態。1985年，生產資料生產等于1940年的35倍，而工業消費品生產只增長12倍。到80年代上半期蘇聯工業固定基金中輕工業和食品工業的固定基金只占約10%，經濟結構不合理，應有的比例關系被破壞，消費品供應嚴重不足。　　

第二，科技作用下降，粗放型經濟潛力基本耗盡。蘇聯多年來忽視運用科學技術的進步來促進經濟的發展。蘇聯經濟的發展主要是靠“外延式”方法，所以到70年代以后，蘇聯的勞動力和資金日益短缺，粗放型經濟的潛力基本耗盡。1985年蘇聯基金產值率比1960年下降55%，單位國民收入所消耗的能源、金屬、水泥長期比西方國家高出一半到一倍。這樣投入多，產出少，產品質量差，資源消耗大，嚴重阻礙以至破壞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使蘇聯經濟增長事實上已走到了“油干燈草盡”的地步。　　

第三，經濟發展步子日趨緩慢。由于在經濟上堅持和固守高度的集中統一，到80年代初，蘇聯95%左右的產品價格仍由國家規定，95%左右的物資仍由國家調撥。經濟體制過于集中，統得過死，致使國民經濟缺乏生機與活力。　　

（二）“特權階層”橫行霸道　　

蘇聯的“特權階層”，產生于赫魯曉夫執政期間，形成于勃列日涅夫時代。這個“特權階層”在蘇聯得勢的幾十年間，惡跡累累。政治上壟斷權力資源，經濟上利用各種卑鄙手段，把公有財物變成私有財產，各級官員和企業負責人勾結起來，成為貪婪的掠奪者和腐化的寄生蟲。“特權階層”統治，使蘇聯的社會管理僵滯腐化，突出的表現是：　　

首先，政治思想理論教條化，管理統治日趨專斷化。在意識形態領域，不能根據變化的國情，與時俱進，對同官方看法不同的東西統統當成“異物”加以壓制、打擊；對不同的學術觀點采取貼政治標簽的方法橫加批判。　　

其次，“特權階層”在領導國家建設過程中，在民主與專政，民主與法制，民主與集中的關系上，片面強調 集中和專政的作用，輕視集體領導，壓制人民群眾的監督，使共產黨在人民群眾中的威信日益下降。　　

第三，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緩慢。蘇聯優先發展重工業和軍事工業，重積累，輕消費，造成人民群眾生活水平提高不快。據統計，80年代上半期，蘇聯人民物質生活水平只相當于美國1/3左右，不僅日用消費品長期匱乏，而且住房、交通、通訊、衛生等各種生活服務設施發展速度也十分緩慢。　　

第四，民族矛盾日趨激化。蘇聯長期以來民族理論簡單化，把民族矛盾等同于階級矛盾、階級斗爭。把民族矛盾的消失、民族的統一過程等同于公有制經濟基礎，共同階級結構的建立和經濟的一體化過程，忽視客觀存在的民族問題的復雜性和民族矛盾的尖銳性，由于沒有正確處理好民族問題，從60年代至80年代民族關系惡化到相當嚴重的程度。　　

（三）國際軍事政治關系日趨緊張　　

勃列日涅夫執政后，為謀求軍事優勢，蘇聯超越國力，瘋狂地同美國等進行大規模的軍備競賽，謀求世界霸權，給國民經濟的發展造成了極其嚴重的后果：　　

首先，軍備競賽強化了蘇聯國民經濟軍事化。在綜合國力遠低于美國的情況下，為了軍備競賽不得不優先發展重工業，而其中特別是優先發展軍事工業，這就必然造成軍用與民用的比例失調。　　

其次，軍備競賽耗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在勃列日涅夫時期，蘇聯把國民收入的15——20%用于國防和武器生產。軍費在國民經濟中所占的比重越來越高。為了同美國爭奪勢力范圍，軍事開支達7000億盧布，在遠東為了同中國對抗而增加軍事開支達2000億盧布；在阿富汗戰爭期間花費3600億盧布。蘇聯大搞軍備競賽爭霸天下的結果是加劇了國際間的對抗，導致國際關系日趨緊張。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戈爾巴喬夫上臺后面臨著嚴峻的國內形勢。蘇聯的改革，并不是戈爾巴喬夫個人的心血來潮，而是蘇聯的社會政治經濟危機使然，改革是唯一的選擇，換任何人當總書記都會進行改革。歷史已把蘇聯推到了十字路口，不進行改革就會全面崩潰。改革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改革的方向是可以選擇的，可選擇社會主義改革路線，堅持社會主義道路，也可以選擇資本主義改革路線走向資本主義，不幸的是戈爾巴喬夫選擇了后者。　　

二、戈爾巴喬夫改革權力體制的內容　　

戈爾巴喬夫上臺執政后，首先提出加速經濟、科技發展和進行經濟改革的主張。1985年4月，蘇共中央全會提出：“加速社會經濟發展戰略”和“哈佛計劃”，從那時起曾先后提出過七個經濟改革建設綱領。這些改革措施實施的結果，不僅沒有解決好蘇聯經濟問題，反而逐漸使整個國民經濟陷入重重危機，為了擺 脫困境，戈爾巴喬夫又開始對全面的政治體制、特別是對權力體制進行迅速改革，具體內容如下：　　

（一）思想文化輿論方面實行民主化，公開性方針　　

1985年3月，戈爾巴喬夫剛上臺，就提出在思想文化輿論方面突出發揚民主，擴大公開性方針。1986年6月蘇共中央全會又提出讓“公開性”“大放光明”使“公開性成為社會生產的準則”，“成為不斷起作用的制度”，提倡“徹底的公開性”。1987年紀念十月革命70周年的報告中正式提出政治體制改革問題。隨后頒布了《全民討論國家生活主要問題》等法律規定，推行擴大公開性的改革措施，把實現“社會全面民主化”作為蘇聯“現有政治制度變革的綱領”。1988年6月蘇共第19次全國代表會議正式通過了《關于公開性的決議》，認為實行民主化必須實行公開性，“公開性要求在有關對內對外政策的任何問題上的意見多元論”，把民主化，公開性和多元論并列為蘇共提出的三個“革命性倡議”。首次提出了“民主的人道的社會主義”，決定實行“社會主義多元化”，要求實現“完全的全民性”，“完整的和無條件的民主”，放棄政治思想壟斷，突出人權、民主、自由和法治等。1990年2月，蘇共中央全會通過《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行動綱領草案。1990年7月，蘇共28大通過《綱領性聲明》，根據《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取消意識形態壟斷”，“推行意識形態多元化”，批判斯大林主義。1991年蘇共中央7月全會進一步發展了《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并把它作為蘇共的改革綱領和黨章準則。28大通過的《綱領性聲明》和1991年蘇共中央7月通過的新黨綱草案，實際上已取消了馬列主義的思想指導和壟斷地位。　　

為了推進民主化，公開性的改革，從1986年4月，蘇聯在全國范圍內就開始“開禁”新聞輿論工具，下放權力，放棄領導，報紙、雜志，電視臺報道什么及如何報道，完全由各編輯部自主決定，改革文藝作品審查制度，擴大創作團體的自主權，取消對文藝的各種控制和審查，允許被禁作品出版。1988年初，取消禁止反共宣傳的法律。從1990年6月，蘇聯最高蘇維埃通過的《新聞出版法》規定允許各黨派團體和私人創辦和運用各種新聞媒體。在實行民主化，公開性改革的同時，戈爾巴喬夫又大力推行人民自治，強化人民群眾對國家政權的監督，允許公開批評和辯論，公開揭露，公開報道情況，公開發表不同意見，公開討論各種問題等等。特別是在“蘇聯歷史上不應該有被遺忘的人和空白點，不應該存在可以避而不答的問題”指導下，把重評歷史一步步引向否定歷史，否定社會主義制度。　　

（二）大批撤換領導干部　　

從1985年開始，蘇共大力整頓干部隊伍，成批撤換領導干部和大幅度調整領導班子。截止1986年2月，蘇共27大前夕，已有140多名黨中央各部、政治局、書記處和政府各部，部長會議的以及加盟共和國的主要領導人和州委書記被撤換。1985—1986年，通過干部提早退休和輪換，調整了1/5的干部，意識形態，宣傳方面的干部撤換了90%。1986年2月，蘇共27大進一步提出改革干部制度和政府管理機構，實行輪換制和對負責干部的鑒定制，逐步擴大企業和國家機關干部的選舉制。到1987年，蘇共中央政治局，書記處的24名成員被更換，調整了317人，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和部長會議中有2/3的副主席被撤換，有1.3萬多名干部被解職，其中部長級干部60多人，共和國、州一級干部被更換33—40%。　　

1988年9月，蘇共中央舉行特別會議，對領導班子進行改組，解除葛羅米柯等5位老資格領導人的職務，提升麥德韋杰夫等4人進入政治局和書記處。1989年4月，蘇共中央決定讓包括葛羅米柯在內的110名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和中央檢查委員“集體辭職”。1989年9月，蘇共中央決定撤銷政治局委員切布里科夫、謝爾比茨基、民科諾夫以及政治局候補委員索洛維約夫、塔雷津的職務。這樣戈爾巴喬夫上臺的政治局委員中除他個人以外，全部被清除出去，連27大選出的中央委員也被更換一半以上。到1991年8月，所有6個邊疆區，142個州和2個直轄市（莫斯科和基輔）的150名黨委書記更換138個，占92.5%。　　

（三）精簡管理機構，改革組織人事制度　　

戈爾巴喬夫上臺后，在大量撤換領導干部的同時，大幅度調整管理機構，改革組織人事制度。具體作法：其一，大力改組和合并政府專業管理部門，擴大綜合部門和地方權力，減少中間層次，分散管理，劃分中央與地方的職能，轉變政府職務。1982年，蘇共中央6月全會決定，把2個分管農業的全聯盟部和主管部門合并成國家農工委員會，削減管理工作人員50%以上。1988年6月，蘇共第19次代表會議決定，全聯盟機構削減40%，各加盟共和國機構裁減50%，各州和邊疆區機構減少1/3。調整國家權力機關，建立蘇聯人民代表大會，改革蘇維埃代表的選舉制度，設立常設會議，專職委員。大力改革黨的機構，撤銷或調整黨內同政府相重疊的部門，取消黨的“調度職能”和具體管理職能。黨內實行差額選舉，以無記名投票的方式選舉各級黨委領導。從1989年9月起，蘇共撤銷了黨內的各個生產部門，一次就解散蘇共中央管理工農業的9個部，設立了各種與黨的工作相關聯的委員會。據統計，到1989年3月，中央一級黨的機關因此而減少了一半，人員壓縮約40%；共和國至區的黨機關壓縮44%，人員裁減30%。其二，調整干部政策，改革干部任用制度，推行干部競選制和任期制，取消終身制，強化集體領導和對黨員、干部的監督。1990年3月，蘇聯人代會通過了《關于設立蘇聯總統職位和蘇聯憲法（根本法）修改補充法》，決定設立總統和總統委員會。戈爾巴喬夫當選為蘇聯第一任總統，隨后成立由15人組成的總統委員會，增設副總統。1990年12月第四次人代會將政府的行政權完全歸于總統，撤銷總統委員會，成立總統直接領導的安全會議，實行總統直接領導下的，總理具體負責執行的內閣制，設立蘇聯最高仲裁法院和最高蘇維埃監察院。　　

（四）改革政治體制，逐步明確走向多黨制，三權分立　　

蘇共27大提出黨政分開問題，要求調整各政治組織之間的相互關系和職權劃分，下放部分中央權力，提高蘇維埃和社會團體，基層集體的地位、作用，改進黨的領導體制，充分發揮其它組織的作用等。1986年12月以后，蘇聯開始釋放“持不同政見者”，重新開始赫魯曉夫沒有完成的事業。1987年1月，蘇共中央全會否定和批判黨的傳統模式。同年春天，在莫斯科等地開始出現不要共產黨領導的“非正式團體”和非法的集會游行；年底，蘇共承認不要共產黨領導的“非正式團體。”　　

1988年6月，蘇共第19次代表大會，專門討論政治體制改革問題，提出政治體制改革的總體構想。政治體制改革的內容主要是改革蘇維埃制度，恢復蘇維埃的“充分權力”和全權地位，擴大蘇維埃會議解決問題的范圍，改組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建立“人民代表大會”，設立“最高蘇維埃主席”職務，實行權力中心由黨向蘇維埃轉移，削弱黨的領導作用，改變代表機關與執行機關之間的不正常關系，克服執行機關凌駕于代表機關之上的現象，重新確立代表機關對執行機關的領導地位；加強人民代表機構的議事和決策功能，增加社會團體直接選出的代表，提高社會團體的作用，改革蘇維埃代表的選舉制度，批準人民代表選舉法，實行普遍、平等、直接選舉等；實行黨政分開，擴大基層黨組織的權力；完善監督機制，合并中央檢委和監委，加強法制建設和法律監督保障公民的權利和自由，發展聯邦制，建立“法制國家。”　　

1990年1月，戈爾巴喬夫在結束立陶宛視察時指出，不要害怕實行多黨制，不久蘇共中央同意實行“多黨制”。截止到蘇共28大召開時，全國性政黨已有20多個。1990年2月，蘇共中央全會準備修改憲法，取消蘇共的法定領導地位，決定實行多黨制。1990年3月，蘇共中央召開全會，討論修改憲法第6條，修改黨章等問題。與此同時，蘇聯人民代表大會和最高蘇維埃通過決議，修改蘇聯憲法第6條，取消蘇共法定領導地位。此后不久，蘇聯又頒布了《社會團體法》，使多黨制合法化，并提出蘇聯將實行“政治多元化”，推行多黨制，議會制和三權分立。1990年7月，蘇共28大進一步確認政治體制改革的指導思想和具體措施。大會通過的“綱領性聲明”，決定放棄蘇共的“政治壟斷”，把“政權轉交蘇維埃”，指出“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分立于管理效率來說具有關鍵的意義，并通過關于經濟政策，軍事政策、民族政策”等92項決議，提出“建立新的聯邦制”，批判斯大林，否定蘇聯歷史，要求“排除任何階級、政黨、集團、官僚管理體制的獨裁專政”，實行以多黨制、議會制、總統制和三權分立為主要特征的政治制度。1991年蘇共7月全會通過新綱領草案，完全取消民主集中制，變蘇共為議會黨。“8.19事件”后，蘇共被取締，一切活動權利都被剝奪，就這樣戈爾巴喬夫與葉里欽打著民主、法制的旗號，用忽悠欺騙老百姓的方式，一步一步走向資本主義。至使執政70多年的蘇聯共產黨垮臺了。　　

三、戈爾戈巴喬夫改革失敗的教訓　　

戈爾巴喬夫的改革行動迅速，無論在廣度還是在深度上，都是蘇聯歷次改革所沒有的。這次改革雖然從客觀上說取得一些局部成效，例如，經濟改革有所突破，政治體制改革打破高度集權的領導體制；推行民主化，公開性加強了人民群眾和整個社會的監督職能等。但是，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最終搞的經濟凋蔽，民怨沸騰，民族危機加重，無政府主義思潮泛濫，政局嚴重動蕩，社會思想文化混亂，直接導致了蘇聯出現亡黨亡國的悲劇。因此，從總體上看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是破壞性的，失敗的改革，有著慘痛的教訓，對于失敗的原因我們必須進行總結，以此為鑒。　　

關于戈爾巴喬夫改革失敗的原因，至今眾說紛紜，我們認為其根本原因有三條：　　

（一）選擇了走向資本主義的改革路線　　

蘇聯亡黨亡國的歷史事實已經證明，戈爾巴喬夫從開始改革，他的方向目標就是錯誤的，他不是為了完善社會主義制度，而想摧毀社會主義，走資本主義道路。這種錯誤的路線指導下的改革，必然導致社會主義的瓦解。戈爾巴喬夫所以會選擇資本主義改革路線，是由他本人的以下因素決定的：　　

第一，戈爾巴喬夫是蘇共黨內走資派　　

有人說戈爾巴喬夫改革開始并不想背叛社會主義，只是政治信仰不堅定而已，此論并不準確。因為，1950年19歲的戈爾巴喬夫被錄取到莫斯科大學法律系學習此后五年，特別是斯大林1953年逝世后，政治上受的教育，赫魯曉夫全盤否定斯大林，推行修正主義教育路線，戈爾巴喬夫正是這條修正主義路線培養的接班人。他從思想上不再信仰馬列主義，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理想已經破滅。隨著年歲的增長，戈爾巴喬夫的資產階級世界觀逐漸定型，但迫于自己是共產黨的官，只好口頭上喊社會主義好，內心里向往資本主義，把走資本主義道路作為他的人生追求目標。對此的有力證據是，1999年他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美國大學研討會上的自白：“我生活的目的就是消滅對人民實行無法忍受的獨裁統治的共產主義。……我只有身居最高職位，才能為此有最大的作為。因此，我妻子要我不懈地努力往上爬。當我親自認識了西方，我的決定就成了不可更改的了。我必須清除蘇共和蘇聯的整個領導，我必須清除所有社會主義國家的領導”。“世界沒有共產主義會更美好。2000年以后世界將迎來和平與繁榮的時期，但是卻有巨大的障礙阻礙著人類走向和平與富強，這就是中國的共產主義。”[30]戈爾巴喬夫的自白充分說明，他早就成了蘇共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戈爾巴喬夫非常清楚要搞垮蘇共，必須竊取蘇共的最高領導權。主觀目標明確，客觀政治環境、氣候適宜，戈得以在官場步步高升。只所以他最終能攫取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因素：　　

第一文憑高。戈爾巴喬夫1955年莫斯科大學畢業后，1967年又畢業于塔斯夫羅波爾農學院涵授班，拿到兩個學位后，成了蘇共高層領導成員中文憑較高的，符合干部知識化的要求。　　

第二年輕化。自勃列日涅夫等接連三位總書記去世，最高領導任職短促的現象已使蘇聯廣大黨員干部十分厭倦，而戈爾巴喬夫生于1931年，是當時蘇共政治局委員中最年輕的，這是他的一大優勢。　　

第三長于作秀。戈爾巴喬夫自1978年調入中央以后，在工作中常有突出表現，能成段成段的引用和背誦馬列主義著作，思想活躍，前衛。早在1984年3月，在《全蘇關于農工綜合體經濟會議》上，他就開始使用“改革”一詞，并提出“要對經濟體制進行改革”，使他成為人們心目中 “改革派”的代表人物。　　

第四偽裝革命。戈爾巴喬夫只所以能獲得蘇共黨員干部的信任，最重要的是他善于偽裝，在工作中，表面上表現對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事業的堅定態度。就連蘇共最資深的政治局委員葛羅米柯也曾被蒙蔽，推薦戈為蘇共總書記的政治局會議上他有一句著名的話給于評價：“他有一副（對付社會主義敵人的）鐵嘴鋼牙”。戈爾巴喬夫在就職演說中也曾信誓旦旦地表示：“同志們，我向你們保證，我將全力以赴地為我們的黨，為我們的人民，為列寧的偉大事業服務”。　　

第五善于跑官。長期以來，蘇共干部選拔中最主要的問題是少數人說了算，“任人唯親”。所以誰能有機會更多地接近領導人，為領導人個人服務得好，誰就有更多的提拔機會。為了升官，戈爾巴喬夫利用他所領導的斯塔夫羅波爾邊疆蘇聯著名的療養圣地這個有利條件，利用為最高領導們服務的機會，順利地與蘇共最高領導人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安德羅波夫、蘇斯洛夫等拉上關系獲得信任，成為他登上權力頂峰最重要的“關系網”。加上戈爾巴喬夫又具有隨機應變、能屈能伸、四面討好、八面玲瓏的本領，很快就博得高層領導的好感。　　

第六黨內走資派集團的支持。戈爾巴喬夫開始執政時，黨內走資派已形成龐大的特權利益集團。這批人名義上是共產黨的各級領導，實質上早已墜落為黨內走資派，他們不僅不怕亡黨、亡國、亡社會主義，而且他們從內心里希望共產黨早變，快變。因為對他們來說，只有出現亡黨、亡國、亡社會主義的“變天”，才能從“制度”上保證自己的利益，才更能使他們“名正言順”地侵吞用權力掠奪來的公有財產。正如美國學者大衛·科茲所說：“葉利欽是領導親資本主義聯盟的共產黨最高級官員，后來成了俄羅斯總統。我們認為，他們轉而擁戴資本主義，是由于他們認識到從社會主義轉變成資本主義能使他們變得更加富有。”[31]蘇聯解體崩潰之后的最大贏家是誰？正是那些黨內走資派。這批人是戈爾巴喬夫搞垮社會主義的最主要的政治同盟。　　

由于上述原因，戈爾巴喬這個無論是領導能力，政策水平，或者思想意識，道德品質等各方面，都不具備大國領袖素質的“中山狼”式的小人，卻在蘇聯面臨歷史轉折的關鍵時刻篡奪了最高領導權。掌大權以后選擇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改革路線，是他必然的追求。　　

（二）推行民主化，公開性等錯誤的改革方針　　

戈爾巴喬夫政治改革剛開始，就推行民主化、公開性、多元論等，不符合蘇聯政治變革的客觀要求，與政治管嚴保穩是背道而馳的。當時的蘇聯體制結構，在經濟文化方面過度集中統制，但在政治領域，由于過多地集中管制經濟文化方面的事務，政治體系主體增設機構人員，增加層次環節，造成過度分散臃腫；政治體系主體過度臃腫，又造成政治上層，領導個人過分集中壟斷，獨裁保守。也就是說，蘇聯政治改革既有加強集中，消除政治體系主體分散臃腫的一面；又有發揚民主，解決上層個人集中保守的一面；并且兩者相對而言，加強政治體系主體的精簡集中更是首要的事情。因為只有政治管理體系主體具有適當的集中，領導上層的過分集中保守才能消除，整個政治領域才能管嚴保穩。由此說，戈爾巴喬夫在政治方面推行的民主化、公開性、多元論、多黨制等，總的來說是錯誤的，是不符合蘇聯政治改革現實要求的，它必然會給蘇聯帶來深刻的危機，造成嚴重的后果。　　

1、民主化，公開性等給蘇聯文化宣傳領域造成極大的混亂。蘇聯自十月革命以后，官方對輿論工具和文化領域進行嚴格的控制，針對這種統制過死的管理體制和民主化、公開性不夠的弊端進行一些改革是完全必要的。強調發揚民主、擴大公開性是應該的。但是，問題是決不能離開法制、紀律和集中去提倡“無條件”的民主，搞“民主崇拜”，“民主迷信”；也不能不分場合，在所有領域，所有的方面都搞民主化，搞沒有限度的公開性。人類社會古今中外，任何國家都沒有“徹底的公開性”，和“毫無保留，毫無限制的公開性。”戈爾巴喬夫在推行民主化，公開性等改革的同時，沒有及時地加強適當集中和法制建設，對新聞媒界，文化宣傳等放棄領導，放任自流，致使民主化，公開性失度，宣傳輿論失控，蘇共的思想輿論陣地逐漸喪失殆盡。結果民主化，公開性等誘發了民主極端化，導致宣傳領域混亂和全國范圍內無政府主義大泛濫。　　

2、民主化，公開性等給蘇共造成了嚴重的思想組織危機，導致蘇聯政府軟弱渙散。戈爾巴喬夫開始推行民主化、公開性，糾正歷史錯案等，符合“人心思變”的要求，因而當時確實產生了較大的“轟動效應”。但是，他片面理解民主和公開性的意義，把民主與集中對立起來，突出強調自由民主，擴大開放和基層組織的自主權，很少談論集中和紀律，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從脫離實際的教條主義走到極端民主的自由主義。民主化，公開性等把蘇聯國家機關中的工作程序和官僚腐敗問題都暴露在人們面前，人們可以任意發表不同意見，從而直接引發了對斯大林無休止的批判。從對斯大林個人的批判，擴展到對社會主義制度的批判，從否定斯大林擴展到全盤否定蘇聯歷史。說起來真令人不可思議，蘇共領導人竟然帶頭把蘇聯歷史說得幾乎一無是處，一切不如西方，只有跪倒在他人的腳下乞討，才會感到那么一線活路，竟會讓駐外使節向外界推銷咒罵蘇聯，丑化蘇聯的作品。這樣全盤自我否定，自己給自己扣屎盆子的拙劣鬧劇在人類歷史上恐怕很難找到第二例。　　

由于缺少一分為二的科學分析，完全否定的揭發批判過去，大大削弱了政權統治權威，導致意識形態多元論和政治多元化，給蘇共造成了嚴重的信任危機和組織危機。據調查，1988年前的幾年內，人們對蘇共的信任率70%左右，1990年則下降到約20%，1991年初則進一步降為百分之幾。從1988年下半年蘇共內部開始出現大批黨員退黨現象，后來其勢頭越來越猛。1990年一年全國有180萬黨員退出蘇共，僅1991年頭7個月，退黨者達到240萬人。民主化，公開性等還導致了一種新的基層組織形式——獨立的非官員組織和社會團體的出現。民主化，公開性助長了黨內的派別化和渙散傾向，使蘇聯變成了各種政治勢力共存的多元社會。各種獨立組織，政治行動委員會，政黨和游說集團大量涌現，導致中央控制不了地方，法律失效，有令不行，有禁不止，蘇聯黨和政府陷入了嚴重的危機和癱瘓之中。　　

3、民主化，公開性的推行激化了民族矛盾。雖然戈爾巴喬夫并沒有提倡民族分立主義，但是他倡導的民主化，公開性削弱了政治調控管理，引起社會動蕩失控，損害和破壞了各民族之間賴以聯合與協作的共同政治經濟基礎，觸發了歷史上長期積存的民族糾紛與民族矛盾，激化民族主義情緒，為民族分立主義思潮的掀起和泛濫敞開了大門。民族分立主義勢力急劇膨脹起來，不少民族及共和國要求回復歷史狀況，許多加盟共和國和自治共和國出現民族主義組織，甚至在某些地方黨組織中民族主義也占了上風。一些少數民族舉行示威游行，要求返回家園，重新劃分區域；鬧獨立的加盟共和國直接對抗中央政權，民族沖突接連不斷，流血事件多次發生，造成成千上萬人死傷，60萬人淪為難民。這樣，統一的蘇聯終于在民族矛盾的總爆發和民族分立的巨大浪潮中分崩離析。　　

4、民主化，公開性滋長消極腐敗現象。長期以來，蘇聯黨員干部中滋長脫離實際，脫離群眾的官僚主義，特別是勃列日涅夫執政時期，“走資派集團”坐大以后，領導干部以權謀私普遍化，嚴重損害了黨員干部在群眾中的威信，黨和政府失去了群眾的信任和支持。戈爾巴喬夫推行民主化，公開性，導致政治、經濟情況混亂和惡化，隨著民主化和多黨制的施行，一些黨員干部乘機混水摸魚，貪臟枉法，大發國難財；一些領導干部搖身一變而為“民主派”活動家，他們熱衷于爭權于朝，爭利于市，根本無視民眾疾苦，成為新型的官僚政客；一些黨員干部士氣低落貪圖錢財，不干工作，忙于個人致富。結果，黨和政府的威望日趨下降，以至最后干部隊伍潰不成軍，從中央到基層的組織機構全部瓦解。共產黨員、工人階級不僅沒有起來保衛黨和領導機關，而是紛紛離黨而去，最終蘇共成了眾叛親離的孤家寡人。　　

（三）權力體制改革方式方法的失誤　　

戈爾巴喬夫推行的政治改革，特別是權力體制改革，采取的方式方法是直接沖擊黨建模式和國家政治體制結構，短期內造成政局失控，社會動蕩。蘇共長期內形成了一套相對穩定的黨的機制模式。這種機制主要由以下三方面的因素構成：　　

1、黨內實行比較嚴格的等級服從制，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黨員缺少民主權利。　　

2、黨的各級機構，干部及整個國家機關干部實行委任制。　　

3、黨政不分，整個國家的權力大多集中于黨、集中于黨中央。　　

這三個方面相互作用，共同配合，使黨的領導成為一個嚴密統一的有機整體。特別是黨員的絕對服從，是黨從事一切活動的前提和條件；而自上而下的委任制又是保證黨員絕對服從的主要手段和保障；要使委任制起到控制黨員行為、維系黨的運轉的作用，黨就必須集中國家的權力，必然要求以黨代政。這三方面缺一不可，損害任何一方都將危及，甚至瓦解整個黨的存在和運行。　　

戈爾巴喬對權力體制的改革，開始并沒提出放棄黨的領導。但是，這場改革直接從改革黨入手，實行黨政分開和權力中心向蘇維埃轉移，還權于政，還權于民，改變委任制等等，這就直接沖擊了黨的機制，削弱了蘇共的領導，降低了黨的作用，致使黨的機構組織名存實亡，直至最后四分五裂，癱瘓崩潰。　　

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 是互相矛盾又互相依存。權力體制中有集中就必有分散，有分散就必須有集中。蘇共的權力過分集中，就導致政權主體部門過度分散；而政權主體部門的過度分散又必然促使和強化蘇共高度集中，使蘇共特別是蘇共中央和中央少數領導成為凌駕于各主體部門之上的最高權力。主體部門的權越分散，高層的黨的集中程度就越高。共產黨一旦喪失政權集中統制，政權主體部門就會一盤散沙，動蕩混亂，整個國家就會分崩離析，衰敗消亡。　　

權力體制改革，只有首先加強政權主體部門的精簡集中，蘇共的高度集中統制才能逐漸弱化，國家政治體制才能維持穩定并逐步得到優化。但是，戈爾巴喬夫先把“根本改造黨”作為權力體制改革的中心任務和目標，在政權主體部門依然臃腫龐大的情況下，直接改變蘇共性質，修改憲法，取消規定共產黨領導地位的條款，把蘇共改造成為議會黨，實行多黨制，使蘇共喪失集權地位。這樣做的結果必然動搖國家整體政治體制，使政權主體部門及整個政治上層建筑發生混亂，社會危機爆發，這樣蘇聯這個龐然大物解體也就不可避免了。　　

（四）戈爾巴喬夫是社會主義事業的罪人　　

世界歷史的發展經驗證明：一個社會制度的建立與崩潰往往與個人的作用聯系在一起，由于歷史的偶然性，這個人對于社會的建立與崩潰都會起到加速的作用。正如列寧所說：“歷史上任何一個階級，如果不推舉出自己善于組織運動和領導運動的政治領袖和先進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統治地位。”[32]戈爾巴喬夫推行修正主義改革，造成蘇聯亡黨亡國的敗局，他應該負主要的歷史罪責。　　

1、叛徒與內奸　　

有人說戈爾巴喬夫開始改革時，只是政治信仰動搖，還沒有背叛社會主義。此論并不準確。1985年戈爾巴喬夫當上總書記已經54歲了，難道一個人的政治信仰，年過半百還沒有確立？實際上戈爾巴喬夫在莫斯科大學畢業前后，由于受赫魯曉主義修正主義教育的影響，他的政治信仰已經明確：不再信仰馬列主義，而是向往資本主義。他拼命往上爬，官越做越大，并不是為了更好地為社會主義服務，而是想用篡奪的權力，改變社會主義的“天”，從內部顛復社會主義。　　

不錯，在改革之初，戈爾巴喬夫在各種講話中，在蘇共的各種文件中，都信誓旦旦地保證沿著社會主義道路和方向前進，但這只是為了蒙騙群眾。試想如果他一開始就公開復辟資本主義，肯定會遭到工農群眾和一般黨員干部的反抗而下臺。所以他采取瞞天過海的騙術，一開始假裝革命，然后，根據改革情況的變化，在時機逐漸成熟時，暴露出叛徒的嘴臉，充當混進黨內的資產階級的內奸，從社會主義堡壘內部，一步步地實施他摧垮社會主義的計劃。　　

從承認黨的領導作用，到公開贊揚多黨制的思想；從遵循社會主義生產資料國家所有制到承認市場經濟和私有制；從維護蘇聯的不可分割到縱恿國家解體。戈爾巴喬夫有條不絮把一個超級大國拖向崩潰的邊緣。歷史事實已經作出結論，他就是蘇聯社會主義事業的叛徒與內奸。60多年前美國在杜魯門、杜勒斯時代就開始設計摧垮蘇聯的計劃。到1991年美國前總統尼克松在《戈爾巴喬夫的危機與美國的機會》一書中明確指出：“戈爾巴喬夫是共產黨組織培養的產物……如果危機加深到使他別無選擇的程度，他才會接受肢解帝國，摧毀社會主義的改革”。事實證明，戈爾巴喬夫完全是按照西方政治家給他下達的任務，在一步步步推行著他的“改革”：摧毀蘇聯社會主義，肢解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更能說明問題的還是戈爾巴喬夫的自白：“當葉利欽瓦解了蘇聯，我離開克里姆林宮時，上百的記者們以為我會哭泣。我沒有哭，因為我生活的主要目的已經達到：我消滅了蘇聯和所有歐洲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共產主義。我沒有哭，因為我達到了主要目的，這就是在歐洲消滅了共產主義。然后，阻撓人類在全世界實現自由理想的亞洲共產主義也應當被消滅。”[33]靠共產黨的培養，當了共產黨總書記，卻以葬送共產黨政權，消滅共產主義作為人生目的，其叛徒和內奸的嘴臉，至此暴露無遺。　　

2、鎮壓“　8.19”　事件的參加者，改組聯盟國家機關。　　

“8.19”事件的爆發絕非偶然，它是蘇聯國內各種矛盾斗爭的必然結果。到1991年戈爾巴喬夫的改革不僅沒有解決蘇聯傳統社會主義的弊病，相反，由于他執行一條資本主義改革路線、方針和政策，把社會引入歧途。蘇聯陷入了經濟崩潰、社會混亂，民族矛盾激化、共產黨分裂、聯盟陷入瓦解的災難深淵之中。在蘇聯國家面臨生死存亡的關頭，以蘇聯副總統亞納耶夫，總理帕夫洛夫等人為首的一批黨政軍高級干部，行動起來想用“政變”方式把戈爾巴喬夫趕下臺，以此遏止亡國的悲劇，但最終在戈爾巴喬夫、葉利欽等社會主義的叛徒的鎮壓下失敗了。事件的參與者分別遭到血腥的迫害。　　

“8.19”事件后，戈爾巴喬夫對國防部，內務部等權力部門進行大改組，大換班。緊接著又決定把蘇聯內閣、辦公廳、商業部、外貿部、財政部、國家銀行、蘇聯工商會等8個重要部門，在任命新領導之前，暫由俄羅斯聯邦政府管理，然后又改組蘇維埃。　　

3、掀起反共高潮，徹底摧垮蘇共　　

“8.19”事件后，戈爾巴喬夫與葉利欽聯合起來徹底摧垮蘇共。1991年8月22日，戈爾巴喬夫剛回到莫斯科還在演戲，說發誓要為革新蘇共而奮斗到底。但是到8月23日，他就公開亮出叛徒面目，同意葉利欽當著他的面簽發停止俄共活動的命令。8月24日，他宣布辭去蘇共總書記職務，并要求蘇共中央自行解散，各共和國共產黨和各級地方黨組織自己決定自己的命運。1991年8月23日，葉利欽簽署俄羅斯聯邦總統令，宣布停止俄共的活動。8月29日，蘇聯議會通過決議，暫停蘇共在蘇聯全境的活動。11月5日，葉利欽進一步下令停止蘇共和俄共在俄羅斯聯邦境內的活動，解散它們的組織機構。　　

4、全面實施軍、政部門，組織部門的“非黨化”　　

　1991年7月2日　，葉利欽曾簽署在俄羅斯聯邦國家機關實施“非黨化”的命令。但未能完全執行。“　8.19”　事件后，隨著戈爾巴喬夫公開叛黨，“非黨化”開始在俄聯邦及全蘇境內全面實施。　1991年8月22日　，葉利欽簽署俄聯邦總統令，宣布蘇軍中的共產黨基層組織為非法，禁止在俄聯邦境內的蘇軍中蘇共政治機關的活動。隨后，戈爾巴喬夫于　8月24日　發布蘇聯總統令，宣布停止蘇共在武裝力量、蘇聯內務部、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以及其他護法機關、國家機關、組織和機構中活動。與此同時又開始查封蘇共財產、檔案和報刊。　1991年8月23日　，根據戈爾巴喬夫、葉利欽和莫斯科市長的命令，蘇共中央大樓遭查封。下午6點30分，蘇共中央六層大樓頂上的黨旗在反共分子的歡呼聲中被扯落在地。　　

5、破壞、拆毀蘇共歷史紀念物　　

為了徹底消除蘇共的影響，蘇共歷史紀念物成為反共分子攻擊破壞的主要目標。莫斯科市拆除了捷爾任斯基、加里寧等人塑像。撤銷莫斯科的列寧中央博物館。在立陶宛、愛沙尼亞等各共和國都拆毀或污損列寧等革命領袖的塑像。反共分子想把列寧的遺體移至公墓，因遭多數群眾反對被否決。同時，許多以蘇共歷史人物命名的大城市都恢復了沙俄時代的名稱，如列寧格勒更名為圣彼得堡市等。　　

6、迫害共產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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