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七十年代》雙周刊七月十日刊登一篇題為《亨特談紅色中國與美國》的專訪，摘要如下：
　　尼爾·亨特是一名澳大利亞的作家，曾于文化大革命期間（一九六五——一九六七年）在上海外語學院教授英文。后來，自一九六七年至一九七○年，他在美國講授有關中國問題。他曾經寫了三部有關中國的書：《觀察中國》、《上海雜志》和《為人民服務》。他旅游的范圍比大多數的記者更為廣泛，曾經到過北京、天津、鄭州、南京、蘇州、杭州及廣州，此外還攀登過著名的華山。下面是他對中國和美國的看法。
　　問：在上海外語學院中，他們教授多少種語言？
　　答：外國教師在學院中教授六種語言。英文最普遍。俄文幾乎是最不普遍的。

　　中國學生熱情、愉快、精神飽滿
　　問：你認為你的學生怎樣？
　　答：這些學生是極好的。在我的一生中從沒有遇過比他們更好的學生。
　　問：在那方面呢？
　　答：主要是熱情。對功課及對生活。他們喜愛生活。他們是愉快的人。他們是勤學的，但并不太過用功。他們做每件事都是精神飽滿：運動、娛樂、學習。
　　問：有些議論認為由于這種古板的教育制度，學生們都是一成不變的……
　　答：每一個我曾經到過的國家都有一種古板的教育制度。中國并不比其他國家壞，而且我認為她比某些國家更好。我們的學生并不老是一個樣的：他們有不同的興趣、嗜好和看法。他們用多種的答案來回答問題。我們之間最通常的談話是關于政治的。我們對許多題目進行了大量的討論：越南戰爭、中國、過去、未來，等等。
　　問：譬如，你有沒有發現任何學生擁護自由主義或者……
　　答：沒有，因為在中國自由主義是一個壞的名詞。它被認為是缺乏紀律軟弱的、無聊的……自由主義是一種奢侈——它是非常有害的。
　　問：當你正在學院教書的時候，文化大革命開始。這一點是怎樣影響到你的工作呢？
　　答：教學停止了。學院仍然開放。學生寫大字報及標語。我們留在家中。有時他們會邀請我們到學校，有時我的學生又會來探訪我們。

　　中國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制止修正主義
　　問：你認為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什么呢？
　　答：有許多目的。主要是制止修正主義。當我在中國時，我并不信有修正主義。但當我離開后，我閱讀過我的學生送給我的許多材料。我讀得很小心，而且發現我們學校的管理方法是有真實的東西要受到批評的，教育制度有許多錯誤的東西。主要還不是它一成不變而是它的側重點錯了，它太過空論了。許多學科與真正的工人階級的生活是毫無關系的，它是一種比勞動的生活更為舒服的教育。學生們走出去同工人、農民一起工作并沒有受到鼓勵，反而鼓勵他們要獲得全部考試合格，找尋一份高聲譽的職業。除了中國之外，每一個國家都是這樣的。中國正在竭力制止這種現象。
　　問：你有沒有看見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使用武斗呢？
　　答：有。我偶然看到有些人戴著高帽，在街道上游行，有許多工廠的管理人被人戴上一頂高帽，武斗通常只是限于有些人給他們一擊或者僅是侮辱他們。然而；我從未看見人們生氣起來而相互毆打，或者有大批人舉行暴動。我從未看見過警察用棍打人，然而，在美國，你每個月都看到這種情景。你是不能防止它的——美國的暴力。
　　問：你的學生支持文化大革命嗎？
　　答：他們支持。

　　中國自紅軍以來就有民主傳統
　　問：你是否認為中國方式的民主是一種原始的民主？我是指文化大革命及所有的辯論？
　　答：在共產主義中國，那里有一種非常鞏固的民主原則，而且是自紅軍以來就有的……你也知道他們有一種民主的傳統。他們有時比其他時候有更大的民主。毛主席說，民主本身不是目的，它是為了一個目的的，這個目的就是要改進人民的生活。六六年與六七年間有一段時期，紅衛兵有很大的自由，在某些意義上，比美國學生有更大的自由，這是由于政府支持他們對官僚政治進行攻擊。在美國，政府是反對這些攻擊的，它派出警察來反對學生。
　　問：文化大革命有沒有損害到黨的形象和動搖人民對他們的領導的信心呢？對中國人來說，重建他們的黨、他們的經濟、他們的形象會否是困難的呢？
　　答：再次如許多事物一樣，在這里面是有些道理的。黨受到了很大的震動。但是黨扮演的角色并沒有成為嚴重的問題。人們并沒有說，“黨不應該領導這個國家”。這不過是一條路線斗爭另一條路線，我想人們現在是明白這點的。我認為文化大革命的結果是非常有利于創造力和生產力的，特別是分散的傾向。知識分子在工人之中勞動的傾向，在農村建立工業的傾向，在城市設立小工廠，而不是大型的、蘇聯及美國式的工廠，整個趨勢都是傾向于分散工業。這些對中國來說是重要的，因為其他國家正反其道而行，他們都擠到城市中去。許多西方國家正在變得吃不消了。
　　問：你是指生態學和污穢？
　　答：生態學只是一個方面，目前在美國，你可以看到的。空氣是黃色，而水是不能夠飲的。你不可以在河流中游泳。湖澤是死的——在這些湖澤中沒有生命。

　　美國當前局勢同中國五四運動時期很相似
　　問：你曾經在美國講學。在美國的種族活動、青年人的反抗與中國的比較起來又怎樣呢？
　　答：它還未達到同紅衛兵運動一樣的程度，但是它正在發展得很快。這些分歧就如我所提到的一樣，是暴力的問題。
　　在美國，如果學生們聚在一起反對戰爭或者抗議軍訓或者抗議對黑豹黨人的謀殺，這樣，很快就有警察進行鎮壓。當我在中國時，事情并不是這樣的。警方在文化大革命中并沒有插手，所以學生們不受拘束地進行抨擊。在美國的局勢與一九一九年的（中國）五四運動——一個學生運動的早期階段——更為相似。但是我認為在美國是存在著一個真正革命的因素。在十年前，或者甚至在五年前，你是不會想到這點的。可是這個政府是這樣的愚蠢、這樣的害怕，因此它投下了太多的士兵，而每個人都發覺有些事情實在是錯誤的。
　　問：你發覺在美國對你的看法的歡迎表現得怎樣？
　　答：經常是良好的。
　　問：在美國，你有沒有發現麥卡錫主義或者對中國的恐懼的跡象呢？
　　答：在那里有對中國的恐懼。你無需花很多工夫就會發現這種情況。然而，它是一種這樣的恐懼：假如你站起來發表一個演說，并且說我看到這些，我看到那些，它并不是一個這樣壞的地方。他們將會相信你的。反應很好，我可以說百分之九十五的反應是親中國的。他們要知道某些他們沒有想象過的事物，知道這兒有一個社會，它或許有些事情會對我們有教育的。他們被美國的難題所包圍，而且他們問及有關中國的問題并不是真的關于中國的，它們是關于美國的。在那里有沒有兩代之間的隔閡？那些孩子們有沒有吸毒？那些孩子是愛借故生事的嗎？這些其實不是有關中國的問題。它們其實是關于你們（美國）自己的社會的問題。所以這些人是憂心的……
　　問：在可預見的將來，中國與美國建立外交關系和友好的可能性怎樣呢？
　　答：對于兩國人民之間的關系，我是樂觀的。
　　我認為在一段相當的時間內，這兩國政府將不會變得友好。但是我認為他們在不到十年的時間就會建立外交關系。加拿大正在設法要承認中國，如果加拿大準備而且這樣做，美國將會在七十年代中跟上來。
　　(原載《參考消息》，出版日期：1970.08.07～1970.0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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