陜西“三線”建設的歷史回顧
作者:梁月蘭 柴 云 李 方
《百年潮》 2009年第3期
中共中央在1964年5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作出了“集中力量,抓緊時間,建設三線,加強國防,進行備戰”的戰略決策。陜西是進行“三線”建設的重要省份之一,并在1965年正式開始進行“三線”建設。1966年1月11日,西北局“三線”建設委員會正式成立,統一領導和組織西北的“三線”建設。1968年8月14日,陜西省革命委員會在生產組下設置了內地建設辦公室,12月1日決定將內地建設辦公室交省革委會“三線”建設指揮部領導。為加強對“三線”建設的領導,省革委會又于12月5日成立了基本建設指揮部,負責陜西省的基本建設(1971年11月撤銷了省基建指揮部,成立了省革委會基本建設委員會)。從1966年至1979年長達15年的時間,國家在陜西投入建設資金208.38億元,建成投產工業企業2400個。經過這場大規模的建設,不僅使陜西形成了工業新格局,更對陜西社會經濟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任鈞同志在1965年至1980年,先后擔任陜西省基本建設委員會主任、省革委會基本建設委員會副主任、省革委會基本建設委員會主任,并曾任陜西省基本建設委員會黨組書記、省革委會基本建設委員會黨的核心小組副組長、省革委會基本建設委員會黨的核心小組組長等,直接領導并參與了許多大型基建項目的建設。為了更多地了解陜西“三線”建設的情況,我們采訪了任鈞同志。
記者:任老,“三線”建設是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中央、國家作出的一項重要戰略決策。陜西是“三線”建設時期的重點建設省份,國家當時投入巨資在陜西建立了各種工業門類,對陜西的工業及社會經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您曾長期負責陜西省基本建設委員會的工作,在“三線”建設期間直接參與了許多大型基建項目的建設。請您談談您所經歷的“三線”建設情況。
任鈞:嚴格來講,“三線”建設的范圍應該有兩個,為什么這樣說呢?是因為一個是國家統一規劃的建設,叫“大三線”建設;一個是各個地方自己規劃的,叫“小三線”建設。“大三線”建設的范圍主要是包括四川、青海、甘南、陜西、豫西、鄂西北等地,陜西主要分布在關中和陜南。“大三線”建設是由國家進行投資,“小三線”建設則是由各個地方自己進行的建設項目,如陜西省建立的地方小軍工,就屬于“小三線”建設。“小三線”建設主要建立了一些小的軍工廠,準備戰時用來武裝群眾。陜西當時還設立了一個戰時指揮中心。
在進行“三線”建設時,主要遵循“靠山、分散、隱蔽”的原則,有時也稱“山、散、洞”。依據這個原則進行的建設,從備戰來講,是比較好的。就這些單位來講,則有不便的地方,比如職工子女上學、家屬就業、物資供應等等就比較困難。但現在看來,“三線”建設的布局是有它的道理的,總體上是基本合理的。
“三線”建設的核心是國防工業,其他項目是為了配合國防工業。中央研究以后,由各部把項目帶到陜西。項目來到陜西,陜西只能支持,投資全部由國家財政負擔。其他相應配套的建設項目,雖然也都屬于建設內容,但都是圍繞著國家的戰略布局進行的。
“三線”建設從中央來講,主要是考慮備戰問題,在中央的統一調動之下。中央確定進入陜西的項目,我們就是盡量使它能夠落實,在落實過程中,和有關方面進行組織協調。“三線”建設是全國統一調動的,各個地方都積極配合,發揮地方政府應起的作用。有項目來了以后,我們先了解他們的建設要求、建設規模、建設方向,然后進行選址,選定以后,如果省里、當地政府、工廠三方都同意,就算確定了,具體工作就由當地的建委或建設局去實施。比如征地、處理與農民的關系問題、對企業相關服務的問題、地方建筑材料的配合問題等等,都由當地政府負責。中間如果發生問題,我們再出面協商,目的就是要讓工廠能夠順利地建設。作為建委來說,主要就起這個作用。在建設過程中,我們陜西對“三大材料”,即木材、鋼材、水泥,是無力提供的,主要由中央統一調配。地方主要提供“五小材料”,即磚、瓦、灰、沙石、民,也建了一些小水泥窯,但生產的水泥因標號低,不能用于重要工程。從建設選址到建成這個過程中,由省建委與各地、市、縣有關單位逐步協調。建成以后,屬于民用的,就由當地黨委管理;屬于國防企業的,就歸省國防科工委管理。
中央分到陜西的各個項目,我們地方一般都是全力配合,使它能順利地建設;但我們也不是全盤都接收,也是要經過討論的。記得當時有一個項目想放在西安,具體是什么我記不清了,建委研究后認為它的用水量太大,而西安的水資源是比較缺乏的,所以就不同意它進入西安。后來他們去找省委書記處書記肖純。肖純就詢問我們相關情況。我們向肖純解釋:西安的水資源緊張、比較缺乏,像這種用水量太大的企業進入西安以后,問題比較多。因為這不是一家一戶的問題,而是關系到整個西安的問題。所以,最后這個項目被否決了。當然絕大多數能安排的都安排下來了,確實不能解決的,考慮再三也就拒絕了。
記者: “三線”建設程序復雜,一般是按什么程序進行的,建設過程都遇到什么問題?
任鈞:“三線”建設總的來說是按基本建設程序進行的。比如說修一個工廠,首先要“三通一平”(電通、水通、路通,土地平整)。要修鐵路,先得通公路,必須得按基本建設的程序來。但由于當時特定的環境、條件,所以有些工程也不是完全按程序來,比如建設襄渝鐵路,即湖北襄樊到重慶(當時屬四川省)的這條鐵路,修的時候公路并沒有通,所以當時就是公路、鐵路一起上。我從安康到紫陽,在修建襄渝線的這段走了個來回,所經之處到處都是施工隊,人山人海。
進行這么大規模的建設帶來了許多問題。首先,生活物資供應跟不上。不要說沒有菜吃,糧食供應都困難,有些地方甚至連食鹽都斷供了。我們有幾個同志長期在安康工作,說買鹽困難,所以我們去安康時,就給他們帶一些鹽過去。陜西的“三線”建設,當時即使按照建設程序辦,也是全面開花、全面建設的,所以物資供應相當緊張。漢中有個別國防工廠,在建設時因磚供應不上,用火車由外省運磚。我記得有些地方,我們去了以后必須按時到飯館去吃飯,因為人家賣飯是有固定時間的,過了這個時間就吃不上飯了。當時從安康到紫陽這段路上,有些地方就沒有賣飯的,我們只能到機關單位或者去施工隊吃飯。你想,那么多人進行建設,糧食的供應是個大問題。鐵道兵(在襄渝線施工)就組織民工從四川背糧,這樣就對人力、財力造成了一定的浪費。
記者:“三線”建設的主要時期,正好是我們國家十年內亂期間,政治、經濟、文化等諸多方面都非常不安定。請您談談在當時的狀況下,“三線”建設是如何排除干擾開展各項工作的。
任鈞:“三線”建設時期,正趕上“文化大革命”,因此,它們是攪在一起的。那么,在當時的情況下,“三線”如何進行建設呢?這里先談談當時的社會背景。“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后,學校停課,學生全國大串連,只要通火車的地方都可以乘坐火車隨便去,因為“造反”是“革命”行動,所以許多人也是坐著火車到處游逛。單位普遍被“造反派”奪權,不管你是不是“走資派”,都得奪權。當時的社會秩序大亂,對人民生活的影響、精神的傷害,對生產的破壞、教育的破壞、文化的破壞是很大的。但即使是在這樣混亂情況下,“三線”建設依然堅持著,并且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原因何在?這主要是因為當時進行“三線”建設是為了備戰,是為準備打仗而進行的建設。只要是負責“三線”建設,就好比得到了上方寶劍,不管你是什么人,有什么理由,“三線”建設是誰也不能破壞的。這也就是為什么在“文化大革命”中,“三線”建設仍然取得了很大成就的原因。從陜西來講,陜西省建委是執行“三線”建設的單位,我當時是建委主任兼黨組書記。在建委,我平時和機關的干部、工人關系相處得比較好;再一個,因為要抓“三線”,有“三線”建設這個上方寶劍,所以當時建委的情況比較好,相對穩定。1967年2月,建委機關全體人員開大會奪權,對我宣布:從今天奪權以后,你應該在“造反派”監督之下工作。至于如何監督則沒有說明。對我來說,我的責任就更輕了,因為黨組工作沒有了,機關事務性工作也不用我去管,這樣我就可以專心致志地去搞“三線”建設,有更多的時間去建設現場看。但這樣也引起了外界的注意,覺得你建委是怎么進行“文化大革命”的,只是出了些大字報,各處室工作照常進行,不像別的單位在開批斗會、揪斗會,你們怎么沒有大的動靜呢?所以,在“文化大革命”開始后不久,西安交通大學就派了名為“炮戰隊”的小組進駐了建委機關。為什么叫“炮戰隊”呢?這是因為他們認為建委是個頑固堡壘,僅用機槍是攻打不下來的,必須要用大炮來轟,所以他們就起名為“炮戰隊”,意即要用炮來摧毀“頑固堡壘”。來了以后,他們想從機關內部挑起斗爭,結果怎么也挑不起來,駐了一個月后,就悄無聲息地走了。雖然“炮戰隊”走了,但這不等于沒有事情了。
隨即,陜西省建筑工程局的大字報就貼出來了,指責省建委是進行“文化大革命”的阻力。當時工程局下屬有5個建筑公司,還有許多工廠,所以他們認為自己力量比較強大,就想煽動群眾,把火燒向建委,進而整垮建委。就在這種混亂的局勢下,從1967年開始,陜西省軍區派出了“支左”部隊進駐建委。當時的建委機關干部也就有50多人,而“支左”部隊的干部來了20多人,在進駐建委的“支左”隊伍中,有陜西省軍區副司令員李學廉、副政委陳效真、咸陽軍分區的司令員以及許多團職干部,這個陣容是相當強大的。如果說他們單純是支持“左派”鬧革命的話,建委才多少人,他們來兩三個人也就夠了,這里面另有深意。雖然他們名義上是支持“左派”鬧革命,但實質上真正目的是來保護“三線”建設的正常進行的。那時,有一些“造反派”又來省建委造反,解放軍就出面解決問題,他們名義上是“支左”部隊,是來支持“左派”鬧革命的,“造反派”再來客觀上就多此一舉,這樣就把來的“造反派”擋回去了。我不了解別的單位的“支左”情況是什么樣的,所以不能說所有的“支左”部隊都和建委的情況一樣,但來建委“支左”的解放軍,和我在一起相處的時間很長,我是了解他們的。在“支左”的這段時間里,他們是全心全意地維護“三線”建設的,除了保護建委的工作不受干擾外,有些同志還到“三線”建設的工地上去看,了解情況,碰到問題還會提一些好的建議。所以說到建委來的這些“支左”干部,在保證我們工作的順利進行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講這些,也可以讓大家了解一下當時的情況。當時到處都是造反派,批斗、揪人,亂哄哄的,你說在這種情況下“三線”建設怎么搞嘛。所以說在當時進行正常的建設確實是很困難的。我到各個工地去,有的工地有“造反派”,他們持棍在門口站崗,我們經過說明情況,一般都是暢通無阻,可以進去的。有一天,我到一個運載火箭試驗基地去。這個試驗基地當時秩序比較好,里邊沒有貼大字報、揪斗這些事,完全是集中精力搞建設。但在它的附近有“造反派”。一天,“造反派”來到單位,在門口遇到哨兵的阻攔。單位告訴這些“造反派”,現在省里有搞“三線”建設的人正在這里,需要問一下他們的意見。單位的同志來問我,我說你們單位的工作屬于國家的重要機密,你告訴他們,他們誰能夠對暴露國家機密敢負責任,誰就進來,如果不敢負這個責任,那就不要進來。“造反派”一聽這話,感覺事關重大,最后還是走了。所以在當時,“三線”建設是上方寶劍,只要說破壞“三線”建設,他就擔不起這個責任。正因為是這樣,所以在“文化大革命”那樣動亂的年代中,“三線”建設一直沒有停止,而且取得了重要的成績。
我在漢中時還碰到過一件事,因為要備戰,所以當時北京大學在漢中褒城成立了一個分校,正在打一個大的山洞,以便備戰時把它作為研究試驗基地。有一天,我去看,去了以后,他們正要開批斗大會。當時我覺得有些奇怪,因為他們派過來的人都是搞“三線”建設的,“走資派”是不會來的,那他們批誰呢?當時領導北大分校建設的是北大校長周培源,他是全國知名人士。我看見他坐在一個藤椅上,坐在那里挨批。我想,周培源也不是“走資派”,他們為什么要這么做呢?如果是“走資派”,是不可能讓他那么舒服地坐在椅子上的。開這個批斗會,大概是因為北京大學當時在“文化大革命”中一直是帶頭的,到漢中來后,他們也想表現一下他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領導地位吧。不管怎么樣,周培源也屬于“當權派”,“當權派”會受“走資派”影響,這個問題伸縮余地就比較大了。周培源也很合作,他要批就批吧,批完以后也就沒什么事了,照樣搞建設!
記者:“三線”建設在陜西取得的成就是比較大的,建設規模也是空前的,在建設過程中有哪些突出的矛盾?另外,您認為“三線”建設對陜西的經濟、對老百姓有什么影響?
任鈞:“三線”建設開始后,對當地老百姓的影響是比較大的。要進行建設,交通、建筑材料等問題就必須解決。當時陜西的建筑隊伍沒有那么大,大量的建設工程怎么辦?國家就從東北等地調來建設隊伍,主要是技工隊伍,普工隊伍就從當地農民中招募,磚、瓦、灰、沙、石等材料就地取材,這就促進了地方建筑隊伍和建材工業的發展。大的工廠企業來了以后,需要有相關的保障機構,比如學校、醫院等,這樣就帶動了當地服務業的發展。但從另一方面來說,農民也失去了土地。“三線”建設項目選址時,一般都是以“山、散、洞”為原則,靠山隱蔽的地方土地本來就比較少,經過征地,相當一部分農民就失去了土地。雖然沒有土地以后,一部分年輕人可以招聘到企業里去,但是年齡大一些的人,企業就不要,所以造成了一部分失地農民的困難。
當時從各地區來看,一般來說大家對“三線”建設項目都是持歡迎態度的,因為一方面這是全局問題、備戰的問題,這是大家所能理解的;另外一方面,從陜西自身來說,陜西的經濟發展水平還是比較落后的,大家希望能趁這個機會,推動陜西各個方面的發展。但是這就又涉及到了土地問題。比如,當漢中火車通了以后,鐵道部想在漢中建立一個編組站,漢中地委書記羅銘因為漢中土地少,農民耕地占有量很少而一直不同意。后來我也考慮,鐵路是個網狀,回旋余地比較大,這樣就否定了這個項目。農民就是靠種地為生的,如果被侵占了耕地,他就失去了生活來源,對一些不能安排工作的農民,就造成了困難。所以,我們在工作中,最難解決的就是土地問題,這是個現實問題。甚至現在,也是這個問題。現在國家提出必須保證失地農民的基本生活,保證他們今后的社會保障問題,過去沒有這一點,而且補償較少,所以這個矛盾就特別突出,也是最難解決的一個問題。這個問題主要就是依靠當地各級政府做農民的工作,離開當地政府就沒有辦法,我們無法直接去找農民要地,主要問題就是我們補償得太少,這不僅是那個時候,多年以來一直是這樣。所以,我覺得國家現在采取的措施是非常好的,不僅要保障失地農民當前的生活問題,更要保證他們今后的生活保障,這是個好政策。
總的來說,“三線”建設對整個陜西來講,影響很大。“三線”企業在各地的建設,促進了當地服務業、建筑材料等行業的發展。從陜西全省來講,不管是科研基地建設、教育建設,還是經濟建設,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三線”建設對陜西地方工業、科技的發展,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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