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牧對毛澤東和其他領導人評價是否客觀?
谷牧去世,他的回憶錄也已出版。他對黨和國家均有貢獻,也和其他人一樣,難免有過失,甚至錯誤。他的兒子之一的劉*遠九十年代起在深圳就涉商惹是生非,其濫用特權,為人詬病。谷牧的秘書李灝當深圳市委書記。
(許多領導人,改革開放初期反毛反得厲害,經過xx動亂、蘇東劇變、中國改革出現挫折后,又開始回歸毛澤東。)
在回憶中,谷牧左右開弓,對第一代領導核心有如下評論:
“對毛澤東一生如何作出全面、客觀評價,困擾著我黨,包袱太沉重了。不能再違心回避,已經三十多年了。當年,小平同志、陳老(陳云)、彭老(彭真)都說了:受政治環境局限,目前對毛澤東評價只能粗些。如果要認真追究,毛的形象全被摧毀。過二十年讓下一、二代作全面評價,就不會受政治、環境的局限,也不會引起大的爭議。小平同志講這番話,已經有二十多年了。其實,歷史是自己寫的,是由人民來檢定的。八十年代初,是陳云同志糾正了‘沒有毛澤東,就沒有新中國’論,這是唯心的、錯誤的。共產黨人是唯物主義者,怎么能把個人凌駕人民意志?是反馬克思主義的造神、封神。怎樣對毛澤東一生作出以事實為依據,以憲法、黨章為基準的評價,是黨的歷史責任,是黨中央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具體行動。毛澤東的問題,不是一時一事的過失或嚴重錯誤,而是罪責,肆意踐踏、破壞憲法,踐踏、推倒黨章,無法無天,給中國人民、中華民族帶來浩劫、災難,記載著歷史的一頁。現今的黨中央是有條件、有基礎、有依據,對毛澤東一生作出全面評價,體現對歷史、對前輩遺愿、對黨的事業負責、承擔。”
(谷牧死前發表文章為毛澤東辯護:
新中國前30年不開放是因毛澤東的失誤的看法不符合歷史的真實
作者: 谷牧
北京日報 2009年1月11日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是我國經濟發展最快、人民得到實惠最多的時期。其中一個重要因素是實行對外開放,從而加快了我國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進程。
國際社會中,包括若干對我國很友好的人士,似乎有個看法,認為毛主席忽視國內建設與世界經濟的聯系。時下國內也有些人,主要是青年人,認為新中國成立后的20多年間,我國的對外經濟關系基本是個空白。這類看法,不符合歷史的真實,因而也就無助于總結歷史經驗。的確,新中國成立后的20多年間,我們與世界經濟的聯系松散。但是,這主要不能歸因于我國,更不是中央決策的失誤,主要原因是帝國主義的封鎖。鄧小平同志說得好:“毛澤東同志在世的時候,我們也想擴大中外經濟技術交流,包括同一些資本主義國家發展經濟貿易關系,甚至引進外資、合資經營等。但是那時候沒有條件,人家封鎖我們。”
關于新中國的對外經濟關系,毛主席有明確的基本構想。他在1945年召開的黨的七大上就說過:“為著發展工業,需要大批資本。從什么地方來呢?不外兩方面,主要地依靠中國人民自己積累資本,同時借助外援。在服從中國法令,有益中國經濟的條件下,外國投資是我們所歡迎的。”1949年3月,在籌劃建國大政方針的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主席說:“關于同外國人做生意,那是沒有問題的,有生意就得做……我們必須盡可能地首先同社會主義國家和人民民主國家做生意,同時也要同資本主義國家做生意。”當年6月,毛主席在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上宣布:“中國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國人民實行友好合作,恢復和發展國際間的通商事業,以利發展生產和繁榮經濟。”1956年,毛主席在《論十大關系》這篇名著中專門講了“中國與外國的關系”,主要講要結合中國實際正確學習蘇聯經驗,同時也提出了要向資本主義國家學習對我們有用的東西。他明確指出:“外國資產階級的一切腐敗制度和思想作風,我們要堅決抵制和批判。但是,這并不妨礙我們去學習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的科學技術和企業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學的方面。工業發達國家的企業,用人才,效率高,會做生意,這些都應當有原則地好好學習過來,以利于改進我們的工作。”“我們的方針是,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
長期擔任新中國總理的周恩來同志,作為經濟建設的“前線總指揮”,從實踐中更為迫切地感到國內建設聯系世界經濟的重要性。他說過:“任何一個國家在建設中,任何一個國家在這個世界上,不可能完全閉關自給,總是要互相需求,首先就是貿易的來往,技術的合作。”他認為,現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采取閉關自守的排外政策是不可能行得通的,敢于向一切國家的長處學習,就是最有自信心和自尊心的表現,這樣的民族也一定是能夠自強的民族。1972年他曾在一份去東歐考察引進設備的報告上批示:“為何不派人去倫敦、巴黎、波恩、渥太華、東京去研究西歐、美加、日本的機械工業情況,反而求其次?”
為了打破帝國主義的封鎖,新中國成立之初,毛主席赴蘇聯談判簽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其后,由周恩來、李富春等同志與蘇聯具體商談,從蘇聯引進建設了156個工業建設項目。20世紀60年代初蘇聯背信毀約時,建成或基本建成149個。這些大項目成為我國工業的骨干,使我國有了一個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與此同時,我國還積極開展與民族獨立國家的貿易往來,1952年9月,同錫蘭(現斯里蘭卡)簽訂了用大米換橡膠的長期貿易協定,就是著名的一宗。還努力同日本等國發展民間貿易,從1952年至1955年,先后同日本簽訂了三個民間貿易協議,以及1962年簽訂的廖(廖承志)高(高碕達之助)協定,就是很有名的案例。)
谷牧對后三十年的領導核心也有所批評。雖然沒有指名道姓,但旁敲側擊躍然紙上:
“共產黨的先進性、代表性受到批判、沖擊,黨的執政地位和管治受到挑戰,國家也面臨著危機,問題出在執政黨的自身建設上。不進則退,這是歷史發展的規律。好在執政黨是看到、認識到痛苦的嚴峻的事實和危機。怎么來糾正、解決、克服,這需要共產黨自身改革的勇氣、毅力、意志、膽略和承擔。回顧、總結黨內腐敗、墮落的演變過程,錯失兩次糾腐返正的良機。八三年、八四年,陳云、彭真、鄧大姐(鄧穎超)、胡耀邦等同志,在黨內提出:建立黨內回避制、財產申報制、黨內外監督制。沒有公開的反對意見,就是行不通。中央書記處搞了‘草案’,中紀委下達了討論意見,都被打入了冷宮,結果導致了腐敗、特權泛濫...。九十年代初,黨內提出:要痛下決定,要從體制上、機制上解決官僚腐敗問題,也推出了財產申報制、監督制,但又是一陣風,風后的現實是腐敗更惡化,又形成某程度結構性、普遍性狀況,使社會矛盾激化,導致政治危機。”
“共產黨人要自責:如果不能正視、解決自身建設,怎么取信于民,怎么代表人民意愿,怎么行使好憲法賦予的權力?”
陳云有沒有否定“沒有毛澤東,就沒有新中國”,有待查證。但陳云對毛澤東還有其它論述:
陳云在1980年一次談話中說:“只講解放以后的毛澤東哪些正確、哪些錯誤。這怎么能確立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呢?必須把歷史---黨成立以后,毛澤東對黨所做的貢獻加以肯定,才能在這個問題上使人家看了以后信服。這樣,大家就會得出結論,毛澤東的歷史地位是自然形成的嘛,不是做文章的人寫的嘛。”
鄧小平呢?鄧小平關于毛澤東的兩次談話都沒有收錄進《鄧小平文選》,有必要也摘錄如下:
鄧小平在1980年8月談話中說:“所謂有些人將來要翻案,無非是翻主席的案,只要我們把主席的功講夠了,講得合乎實際,我看翻也不容易翻,至于他的錯誤,太明顯了,對主席來說,缺點、錯誤畢竟是第二位的。有這句話就行。主席的功好講,比如在黨的建設上,主席就有很多的創造,從延安時期到進城以后,一直發生作用,是很見效的。延安整風時期,全黨的氣氛好得很,問題解決了,大家放下了包袱,保證了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的勝利。”
“那不要緊,文字上、措詞上還可以磨嘛。比如我說主席后期給我們帶來了很多的不幸,用這樣的語言就比較柔和。錯誤不只是主席一個人有,我們這些人也有錯誤。”
鄧小平在1981年3月9日談到:“送給我的歷史決議的歷史部分,看過了。總的講,決議稿對缺點錯誤講得多,成績講得少。鼓舞人們提高信心、提高勇氣的力量不夠。問題最大的是‘文化大革命’前十年部分。現在稿子的調門不符合原先設想的方針。看完后,給人的印象是錯誤都是老人家一個人的,別人都對。我說過多次了,不能說成別人都對。只有一個人是錯誤的,這個人就是毛主席。歷史不是這樣的。這不符合實際。那時的錯誤,大家都有責任,主要是因為當時我們沒有經驗。‘文化大革命’十年,錯誤寫得差不多了。應該承認,老人家還是看到了黨的缺點錯誤,還是想改正。但是他對情況估計錯了,采取的方法錯了,因而給黨和國家造成了嚴重的危害。中心是對老人家的評價問題,是毛澤東思想的歷史地位問題。錯誤講過分了,對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的評價不恰當,國內人民不能接受,國際上也有相當一部分人不能接受。”
1981年6月,中央通過若干歷史問題決議后,針對若干省份有干部認為非毛化的后臺是鄧的流言,鄧小平明確說:“講錯誤,不應該只講毛澤東同志,中央許多黨內同志都有錯誤。不要造成一種印象,別的人都正確,只有一個人犯錯誤。”
對毛澤東的評價,一天都沒有中斷過爭議。黨內“右”的方面,李銳、胡績偉等過于個人恩怨,其言論公信力已大打折扣,例如他們很刻意在香港反共雜志撰寫文章;“左”的方面,華國鋒、汪東興和其它一些人的回憶錄被封存,從而缺少了從另一面的觀察,從史學上講是令人遺憾的。對離、退休高官能否出回憶錄,黨內是否有,或者有什么樣的審批標準?民眾和一般黨員可否有知的權力?
谷牧在1975年擔任副總理之前,他的大名常常在電臺、《人民日報》“黨和國家領導人”名單上排末名,名列余秋里之后。當時的執政團隊領導待他不薄,谷牧多少也學到周總理能屈能伸,近權達變之術。
我們之所以在此引用谷牧的評論以及鄧小平、陳云的評論,是期望大家據此作出自己的評價。毛澤東誕辰116周年日子即至,一定會有“左”、“中”、“右”大量有關文章評論應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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