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務運動的文化意義與“中體西用”說的提出　　

            陳    寒    鳴　　

19世紀60-----90年代，奕沂、曾國藩、左宗裳李鴻章、張之洞等出于御外侮、平內患的雙重目的，發動了以引入西方科技，“求強”、“求富”為主要內容的洋務運動。他們發起洋務運動的初衷在于援西洋之長以扶清廷統治大廈之將傾，但“結果和它的愿望恰恰相反。它不自覺地把機捩擰撥了一下，當機捩一旦轉動，就逐漸地向著毀滅制度的爆炸點走去，再也沒有任何力量能夠迫使它停下來”^（1）。以這些清廷重臣為始作俑者引入中華大地的西方資本主義大工業生產方式以及與之相聯系的意識形態，按照它自身的發展規律，艱難而又緩熳、卻亦是不可阻擋地成長、壯大，并終于將延續兩千余年的中國王權專制主義制度送進墳墓。這正如洋務派巨擘張之洞的弟子張繼煦所評曰：“雖為公（張之洞）所不及料，而事機湊泊，種豆得瓜。”^（2）

洋務運動在文化方面的客觀效果主要有以下幾端：（一）揭開中國近代生產方式的序幕，初步奠定近代文化的物質基礎。洋務運動的實績在于開辦了中華民族歷史上第一批具有近代性質的大機器工業，產業分布比較齊全，有冶金、機械、煤炭礦產、軍工、紡織等等，實際上形成了中國近代工業的產業框架。這些企業總數48個，資本總額2263萬元，擁有工人四萬人左右，其中500名工人以上的企業工人總數約三萬。^（3）洋務運動還初步改變了中國交通運輸和通訊的落后狀況，建立了包抬輪船二十余艘、五萬總噸位的輪船招商局，筑成鐵路數百公里，“電線已環繞丁十八行省間”^（4）。（二）傳播近代科技知識，培養中國第一代科技人才。洋務派認識到“惟洋人制造確有精理，不從學堂出身者只能步其后塵，不能獨出奇異，則西學館之設，自不可少”^（5）。“自京師設立同文館招選滿漢子弟延請西師，天津、上海、福建、廣東仿造槍炮船械之地，無不兼設學堂，風氣日升，人才蔚起，海防洋務，利賴良多”^（6）。洋務運動促成了中國近代教育的創生，不僅新式學堂遍及各地，而且開始了大規模的出國留學教育。留學生中當然不乏聲色犬馬之徒，但畢竟產生出像詹天佑這樣的杰出科技人才和像鄧世昌這樣的優秀軍事將領。從此，不同于傳統士大夫的近代知識分子開始出現在中國社會歷史舞臺，并扮演了時代前驅的角色。（三）促成社會風氣的轉變。洋務運動大規模地引進“西學”、“西藝”，強烈沖擊了封閉保守的社會風氣。“夷情叵測，反復靡常，利器精兵，百倍中國。其所以送其貪縱者，不過持其長技耳。長技為何？一在戰艦之精也，一在機器之利也。然彼有其戰具，我非不可以購求；彼有其機巧，我非不可以學習”^（7）。學西夷之長、興洋務之業，日益成為社會的共識。時人對比道：“咸豐初元，國家方諱言洋務，若于官場言及之，必以為其人非喪心病狂必不至是，以是雖有其說而不敢質之于人，不謂不及十年而其局大變也。今則幾于人人皆知洋務矣。”^（8）中國傳統的貴義賤利、重農輕商觀念開始發生動搖，“崇尚西學、仿效西法，漸知以商力浚利源，與西商并駕齊驅而潛奪其權”^（9）；“逮其久，風氣漸開，凡人心智慧不同，且將自發其復，臣料數十年后，中國富商大賈必有仿照西洋機器制作以自求利益者”^（10）。（四）引發了思想、文化領域內的軒然大波，使國人對于中西文化相互關系的認識大大深入了一步。洋務運動的推行，在朝野上下引起強烈反響。清廷內部，頑固派以“立國之道尚禮義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之類的陳腐論調攻擊洋務派“捐棄禮義謙恥之大本大原”，敗壞人心^（11）；而洋務派則力陳當此“三千余年一大變局”^（12），興辦洋務猶如“君父之有危疾”而“百計求醫”，非如此不足以存亡續絕^（13）。雙方論爭不斷，如1867年圍繞同文館的設立、1874年關于設廠制器和籌備海防、1880年鐵路建設問題等等均有過轟動朝野的論辨，成為輿論中心。這使古井無波的中國社會漸起漣漪，由死水微瀾而洪波巨浪。并且，在全社會范圍內，洋務運動全面引入西學、西藝造成的中西文化的碰撞也引起有識之士的深入思考。中西體用之辨幾乎與洋務運動的全過程同始終，成為19世紀60-----90年代中國思想文化領域的開然大波。而“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觀念的提出與發展，則無疑表明中國知識者在古今中西相互沖擊而又交融背景下謀求再造中國文化、重整中國社會秩序方面邁出了實質性的步伐。　　

就本論題而言，我們關注的重點是洋務運動中提出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說。　　

如何評詁西學？怎樣處理中學與西學關系？早在明清之際，中國知識界就已接觸并考慮著這樣的問題了。至清乾隆年間，紀昀主持編者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曾評介耶穌會士艾儒略分科介紹西學的《西學凡》一書道：　　

    是書成于天啟癸亥，《天學初函》之第一種也。所述皆其國建學育才之法，凡分六科：所謂勒鐸理加者，文科也；斐錄所費亞者，理科也；默第濟納者，醫科也；勒義斯者，法科也；加諾捐斯者，教科也；陸祿日亞者，道科也。其教授各有次第，大抵從文入理，而理為之綱。文科如中國之小學，理科則如中國之大學，醫科、法科、教科者皆其事業，道科則在彼法中所謂盡性命之極也。其致力亦以格物窮理為功，與儒學次序略似，特所格之物皆器數之末，而所窮之理又支離神怪而不可詰，是所以為異學耳。^（14）

又在評介耶穌會士傅泛際所譯《寰有銓（詮）》一書時說：　　

    案：歐邏巴人，天文推算之密、工匠制作之巧，實愈前古；其議論夸詐迂怪，亦為異端之尤。國朝節取其技能而禁傳其學術，具存深意。其書本不足登冊府之編，然如《寰有銓》之類，《明史·藝文志》中已列其名，削而不論，特慮惑誣，故著于錄而辟斥之。又，《明史》載其書于道家，今考其所言兼剽三教之理而又舉三教全排之，變幻支離，莫可究詰，真雜學也，故存其目于雜家焉。^（15）

由此可見，至少在鴉片戰爭爆發的半個世紀前，清朝官方已對西學有所評詁，并據此施行著“節取其技能而禁傳其學術”的文化政策。當時官方判定西學“所格之物皆器數之末”，卻仍肯認其在科學技術方面的成就，甚至推崇為達到了“實逾前古”的程度；同時又否定西學之學理，斥之為“夸詐迂怪”、“變幻支離”之“異學”“雜學”。與對西學的這種評詁相對照，清廷和學者們無疑是認定學理之正宗唯在中國傳統的圣賢名教。這可以說是開啟了后世“中體西用”說的歷史先河。　　

魏源在《海國圖志》中一字不差地抄錄了《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這兩段話，同時還抄錄了康熙時楊光先維護孔孟之道、申斥天主教的《破邪論》一文^（16）。這固然是為其宣傳自己的主張張本，但也表明他是認同了上述清廷定論的。當然，魏源的貢獻絕非是沿承陳說，而在于其當頑固派嚴斥西方“奇技淫巧”“壞我人心”、傷風敗俗之時，坦承戰艦、火器和養兵練兵之法等西夷之長技“有用之物”，“有用之物，即奇器而非淫巧”。故其著《海國圖志》，明確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師其所長”的主張。王韜對此評曰：“當默深先生時，與洋人交際未深，未能洞見其肺腑，然‘師長’一說實倡先聲”^（17）。魏源堪稱繼林則徐開眼看世界之后明確提出學習先進的西方的人物。林則徐把自己在廣東抗擊英國侵略者時組織人力編譯的《四洲志》等資料贈送給魏源，鄭重地囑咐魏源編纂《海國圖志》，以喚醒國人，放開眼界，了解世界，挽救民族危亡。魏源不負同志所托，根據林則徐提供的資料，“再據歷代史志，及明以來島志，又近日夷圖、夷語，鉤稽貫串”^（18），辛勤編纂，于1842年“夷艘出江甫逾三月”的時候，就將《海國圖志》的五十卷本刊刻問世了。盡管曾有學者對《海國圖志》的版權及林、魏關系問題提出極其有力地質疑^（19），但我們仍認為，《海國圖志》是一部劃時代的偉大著作，它開拓了人們的視野，激發了人們的愛國熱情，對于滿清政府的昏庸愚味、覥顏媚敵的倒行逆施更是一種有力的鞭撻。尤其是其中提出的“師夷長技以制夷”，無疑是一個綱領性的口號，對中國的近代化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其書其說，對中國后來的洋務派和資產階級維新派、革命派均有深刻影響，日本的明治維新所受影響亦非淺。梁啟超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指出：《海國圖志》之論，“實支配百年之人心，直至今日，猶未脫離凈盡，則其在歷史上關系，不得謂細也”。“中國士大夫之稍有世界地理知識，實自此始”。　　

約二十年后，馮掛芬的認識更進了一層。他在《校邠廬抗議》中不僅承認中國船堅炮利不如人，而且承認“人無棄才不如人，地無遺利不如人，君民不隔不如人，名實不符不如人”，故而提出“改科舉”、“采西學”、“制洋器”，并把自己的主張歸納為“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根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馮桂芬之論“對傳統說法固然有所承襲，但更重要的是有所變異，或者說，形似而實異。不管他的‘本輔’說還怎樣奉‘倫常名教’為圭臬，它的時代作用卻唯在于首創出以‘中體西用’的論式在提倡西學，開學習西學之一代新學風”。^（20）這對建構近代化的中國文化，所關匪細。　　

19世紀70年代的王韜、馬建忠、薛福成、鐘天緯等沿著馮掛芬的思路繼續推進，一方面大聲疾呼發展工藝科技，扶助民族資本，開辦近代土業，振興商務外貿，廢除科舉制度，建立新式學堂，甚至提出仿效西方實行議院制度，另方面仍堅持“器則取諸西國，道則備自當躬”^（21），“取西人器數之學，以衛吾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22）。他們的論述超出馮桂芬之處，在于純熟圓滑地運用了中國傳統學術范疇體系中的“道”與“器”、“本”與“末”、“形而上”與“形而下”等概念范疇來闡明中西文化的優劣及其主從關系，具有更加鮮明的理論色彩，如王韜謂：“形而上者中國也，形而下者西人也。以器勝，如徒頌西人，而貶己所守，未窺為治之本原者也。”^（23）李鴻章試圖從道器關系上闡明西學具有的功能：　　

竊謂中國自有天地以來，所以彌綸于不敞者，道與器二者而已。……中國所守者道為重，而西方所精者器為多。……欲求御外之術，唯有力圖自治，修明前圣制度，勿使有明無實；而于外人所長亦勿設藩喜以自隘，斯乃道器兼備，不難合四海為一家。蓋中國人民之眾、物產之豐，才力聰明、禮義綱常之盛，申于地球諸國，既為天地精靈所聚，則諸國之絡緯而來合者，亦理之然也。^（24）

薛福成把以“器”衛“道”之意表達得更為明快：“今誠取西人器數之學，以衛吾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俾西人不敢蔑視中華。吾知以衛吾堯、舜、禹、湯、文、武、周、孔復生，未始不有事于此，而其道亦必漸彼乎八荒，是乃所謂用夏變夷者也。”^（25）在這些人中，湯震的說法頗為尖銳。他說：“蓋中國所宗者，形上之道；西人所專者，形下之器。中國自以為道而漸失其所謂器，西人畢力于器而有時暗合于道。”中國正是由于“失器”而造成“創巨痛深”的嚴重后果，因此，中國“自議振新”“自憤積弱”的唯一辦法，只能是“善用其議，善發其器，求形下之器以衛形上之道”；而堅持以為西學不必學不屑學，則“士夫以口舌相勝而立窮，將士以血肉相薄而立隕，是直醫者執古方而咎病之不愈也”。^“26”就是說，中學雖被曾為統御一切的“道”，但僅賴此不僅治不了病，而且還會招致國家“立窮”“立隕”的惡果，而國既不存，中學當然亦無法自保。　　

進入90年代，“中體西用”說已廣為流行。1893年，鄭觀應的《盛世危言》刊行，其中《西學篇》有“中學其本也，西學其末也。主以中學，輔以西學”之說。1836年4月，沈壽康在《匡時策》中提出：“中、西學問本自互有得失，……宜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同年8月，孫家鼎在《遵議開辦京師大學堂折》中說：“今中國創立京師大學堂，自應以中學為主、西學為輔，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中學有未備者，以西學補之；中學有失傳者，以西學還之。以中學包羅西學，不能以西學凌駕中學。”1898年5月，盛宣懷也提出“必以中學為體”而以“西學為用”的主張^（27）。　　

在“中體西用”說提出、發展和廣為流行過程中，張之洞的作用也很重要。他特著《勸學篇》，謂：　　

    今欲強中國、存中學，不得不講西學。然不先以中學固其根柢，端其識趣，則強者為亂首，弱者為人奴。其禍更烈于不通西學者矣。近日英國洋文報譏中國不肯變法自強，以為專信孔教之弊，此大誤也。彼所繙四書五經，皆俗儒村師解釋之理，固不知孔教為何事，無責焉耳。淺陋之講章、腐敗之時文、禪寂之性理、雜博之考據、浮誕之詞章，非孔氏之學也。簿書文法，以吏為師，此韓非、李斯之學，暴秦之政所從出也，俗吏用之。以避事為老成、以偷惰為息民、以不除弊為養元氣，此老氏之學，歷代末造之政所從出也，巧宦用之，非孔門之政也。孔門之學，博文而約理，溫故而知學，參天而盡物；孔門之政，尊尊而親親，先富而后教，有文而備武，因時而制宜。孔子集千圣等百王、參天地贊化育，豈迂陋無用之老儒，如盜跖所譏、墨翟所非者哉？今日學者必先通經以明我中國先圣先師立教之旨，考史以識我中國歷代之治亂、九州之風土，涉獵子集以通我中國之學術文章。然后擇西學之可以補吾闕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吾疾者取之。斯有其益而無其害。……如中土而不通中學，此猶不知其姓之人，無轡之騎、無柁之舟。其西學愈深，其疾視中國亦愈甚。雖有博學多能之士，國家亦安得而用之哉？　　

他對當時維新思想與守舊思想之爭深有所察：“圖救時者言新學，慮害道者守舊學，莫衷于一。舊者因噎而廢食，新者多歧而亡羊。舊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則無應敵制變之術，不知本則有非薄各教之心。夫如是，則舊者愈病新，新者愈厭舊，交相為愈，而恢詭傾危，亂各改作之流逐雜出其說以蕩眾心。學者搖搖，中無所主，邪說暴行橫天下。敵既至，無與戰；敵未至，無與安。吾恐中國之禍不在四海之外，而在九州之內矣。”故調和性地提出“學堂之法約有可要：一曰新舊兼學。四書五經、中國史事、政書地圖為舊學，西政、西藝、西史為新學。舊學為體，新學為用，不使偏廢……”。他顯然是以中學為主而西學為輔、中學為體而西學為用、中學為本而西學為末、中學居先而西學居后、中學存于內而西學形于外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說雖非張之洞首創，但他對這說法作了最為系統地論析，其《勸學篇》堪稱中國近代文化保守主義綱領性文獻。正如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所說：“甲午喪師，舉國震動；年少氣盛之士疾首扼腕言‘惟維新變法’，而疆吏李鴻章、張之洞輩，亦稍和之。而其流行語，則有所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者，張之洞最樂道之，而舉國以為至言。”并且，張之洞的主張得到光緒帝欽可^（28）；1898年6月，光緒帝“詔定國是”，宣諭：“中外大小臣工，自王公至于士庶，各宣發憤為雄，以圣賢之學植其根本，兼縣西學之切時務者，實力講求，以成通達濟變之才。”^（29）“中體西用”從此成為最高統治層的政治號召而昭示天下。　　

如何看待“中體西用”說？思想是時代的產兒，“每個原理都有其出現的世紀”^（30）。洋務派提出“中體西用”說并以之為理論綱領，本意是要用“西用”來捍衛“中體”，而這其中既包括用西方先進火炮來屠殺太平天國革命軍以捍衛被起義農民沖擊得搖搖欲墜的清廷統治，又包括在民族危機日重、中西沖突愈劇的背景下用西藝西技增強自身力量以保全天朝上國顏面這樣兩層意義。這里的“中學為體”就是堅持形而上的孔孟之道，“西學為用”就是采納形而下的西方科技之器，這樣做的理由則是“自形而上者言之，則中國先儒闡發已無余蘊；自形而下者言之，則泰西新理日出不窮。蓋中國重道而輕藝，故其格致專以義理為重，西國重藝而輕道，故其格致偏于物理為多，此中、西所由分也。然其實言道而藝未嘗不賅其中，言藝而道亦究莫能外。其源流固無不合也。”^（31）但此說既經提出，便不僅為新思想在古老中國的立足打進一個楔子，而且為當世中國社會的變更提供了理論，維新派即將之服務于其變法活動：“考東西各國，無論何等學校，斷未有盡舍本國之學而能講他國之學者，亦未有絕不通本國之學而能通他國之學者。中國學人之大弊，治中學者則絕口不言西學、治西學者亦絕口不言西學，此兩學所以終不能合，徒互相詬病，若水火不相入也。夫中學，體也；西學，用也。二者相需，缺一不可。體用不備，安能成才？且既不講義理，絕無根柢，則徒慕西學，必無心得，只增習氣。”^（32）總之，從文化史角度來審察，“中體西用”說為中華民族吸納西方文化創造了一種在當時歷史條件下所可能有的模式。正是在這模式之下，先進的西方資本主義文化才得以排除頑固勢力的重重阻撓，插足于以儒學為核心、以王權專制主義為特質的中國傳統文化世襲領地，漸漸扎下其根并不以人們主觀意志為轉移地對“中體”、“中學”形成強烈對比和影響，進而最終改變了中國文化的面目。方濬頤的《機器論》即從守舊角度對此揭示道：“今天下言時務者，動以泰西機器為至巧至精，而欲變吾之法、師彼之法，謂舍此不足以強中國而懾島夷也；一唱百和，萬口同法。于是濱海之區委官設局，滬上軔之，閩中繼之，津沽踵之，廣管、建業又因之，歲康金錢不可以數計。魂瑋才智之士降心斂氣，聽彼指揮；制槍、制炮、制火輪船，曠目持久；勼工集匠，彈精集慮，寒暑不少休。震于彼國之說，謂開山沒河、農田耕作皆可以不假人力而胥于機器乎是賴，方將張大而擴充之，廣機器之所，講利器之方。謀非不善也，志非不壯也，圖維規畫而不精詳而周至也。顧吾思之，機主于動，生于變，乖于常。以機巧奪造化，則干天以怒；以仕宦營商賈，則廢民之業；以度之供鼓鑄，則捐國之用。”^（33）可見，“形而下”的西方器用約普及推廣必將對全社會的產業結構、政治體制、文化心理等都產生深刻影響，從而動搖“形而上”之中國傳統文化的“道”、“體”，徒習“用”以衛“體”終將使“體”成為空言。　　

無論“中體西用”說的提出有著怎樣的必要性以及發揮過何種進步作用，其說邏輯上的混亂、學理上的自相矛盾仍是無法否認的。王韜認為學習西方僅限于“堅船利炮”是“僅襲皮毛而囂然自以為足，又皆因循茍目，粉飾雍容，終不能一旦驟臻于自強”^（34）。鐘天緯說：“欲挽回大局，豈僅在船堅炮利區區末藝之間？則小小補苴仍無補存亡之大計。必須破除積習，大為更張，興學校、定廟謨，去壅蔽、收人才，通民情、采公議，而其尤在官民一力、上下一心，富必求其民生之本富，張必求其風氣之自強。”^（35）他批評辦洋務的短處在于“不從大本大原處著手，而僅就外面張皇，不揣本齊末”，“如造使、肄業、練兵、制器、開礦等事，非不竭力經營，仍治標而非治本，則不過小小補苴，終無救于存亡大計”。他認為西方國家致當強亦有其“大本大原”：“綜觀歐洲各國，無不政教修明，民生熙皞，國勢日臻富強。而究其本源，不外乎通民情、參民政而已。蓋泰西通例，國之律法最尊，而君次之；君亦受轄于律法之下，但能奉法而行，不能權威自恣。而國之律法則集億兆公議而定，君之威權亦本億兆公助而成，是以君權雖有所限制，反能常保其尊榮。民情得以自伸，不致受困于虐政，則不必襲揖讓之虛名，而陰已得官天下之實際。此則國勢強弱，民生休戚之大關鍵也。”^（36）王韜、鐘天緯都是洋務運動的積極謀劃者，也都曾肆力于推揚“中體西用”說，而洋務運動的實踐則使他們對“中體西用”說及以之為宗旨的洋務運動提出批評，這正表明“中體西用”說存在著難以克制的內在矛盾。　　

譚嗣同論“中體西用”說道：　　

    圣人之道，果非空言而已，必有所麗而后見。……故道，用也；器，體也。體立而用行，器存而道不亡。自學者不審，誤以道為體，道始迷離倘恍，若一幻物，虛懸于空漠無朕之際，而果何物也耶？于人何補、于世何濟？得之何益、失之何損耶？將非所謂惑世誣民異端者耶？夫茍辨道之不離乎器，則天下之為器亦大矣。器既變，道安得獨不變？變而仍為器，亦仍不離乎道，人自不能棄器，又何以棄道哉？^（37）

與這種認識基本一致而邏輯推理更為慎密的，是中學功底深厚而西學造詣在當時堪稱首屈一指的嚴復對“中體西用”說的批判：　　

     ……體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體則有負重之用、有馬之體則有致遠之用，未聞以牛為體、以馬為用者也。中、西學之為異也，如其種人之面目然，不可強謂似也。故中學有中學之體用，西學有西學之體用，分之則并立，合之則兩亡。議者必欲合之而以為一物，且一體而一用也，斯其文之違舛，固已名之不可言矣，焉望言之而可行乎？　　

    其曰政本而藝末也，滋所謂顛倒錯亂者矣。且其所謂藝者，非指科學乎？名、數、質、力，四者皆科學也。其通理公例，經緯萬端，而西政之善者，即本斯而立。……是故以科學為藝，則西藝實西政之本。設謂藝非科學，則政、藝二者乃并出于科學，若左右手然，未聞左右之相為本末也。^（38）

嚴復是在歷史已經邁入二十世紀門檻時說這些話的。此時，不僅變“用”而不變“體”的洋務官僚多已退出歷史舞臺，變“用”而又變“體”的維新之士亦已因變法失敗而作鳥獸散。中華傳統文化的蛻變與近代化的中國文化的創造，在痛苦而又曲折地進行著。嚴復對于“中體西用”說總結性的批判，正預示著中華民族文化覺醒時代即將來臨。　　

［注釋］　　

（1）戴逸：《洋務運動試論》，載1962年9月13日《人民日報》。　　

（2）《張文裹公治鄂記》。　　

（3）姜鐸：《試論洋務運動的經濟活動和外國侵略資本的矛盾》，載1962年1月12日《文匯報》。　　

（4）鄭觀應：《盛世危言》卷六。　　

（5）張樹聲往來函牘，甲一黎兆棠涵。　　

（6）劉銘傳：《合設西學室招選生徒聘西師立案折》。　　

（7）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洋務運動》第一冊第13頁。　　

（8）上書第484頁。　　

（9）王韜：《弢園文錄·外編》卷一。　　

（10）《洋務運動》第四冊第14頁。　　

（11）上書第二冊第30頁。　　

（12）上書第五冊第119頁。　　

（13）鄭觀應：《盛世危言》卷一。　　

（14）《四庫塵書總目提要》卷一二五《子部·雜家類·存目二》。　　

（15）同上。　　

（16）見《海國圖志》卷二十七。　　

（17）《扶桑游記》。　　

（18）《魏源集》第741頁，中華書局1983年版。　　

（19）請詳參　朱維錚　教授《魏源：塵夢醒否？》，見朱氏《音調未定的徒統》，遼寧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20）丁偉志、陳崧《中西體用之間》第159頁，中國社會科學制1995年版。　　

（21）王韜：《弢園文錄續編·杞憂生易言跋》。　　

（22）薛福成：《籌洋芻議·變法》。　　

（23）王陷：《弢園尺牘》。　　

（24）引自《庸庵全集·文編》卷二。　　

（25）《籌洋芻議·變法上》。　　

（26）《危言》卷一《論中學西學》。　　

（27）《戊戌變法檔案資料》第250頁。　　

（28）據《東華錄》，“光緒二十四年六月初七日奉上諭：‘本日翰林院奏，侍講黃紹箕呈進張之洞所著《勸學篇》。據呈代奏一折，原書內外各篇朕詳加披覽，持論平正通達，于學術人心大有裨益。著將所備副本四十部由軍機處頒發各省督撫學政各一部，俾得廣為刊布，實力引導，以重名教而杖危言。’”　　

（29）《光緒東華錄》。　　

（30）《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113頁。　　

（31）《刖足集·外編》。　　

（32）《奏議輯覽·軍機大臣總理衙門遵籌開辦京師大學堂摺附章程》。　　

（33）《洋務運動》第一冊第454頁。　　

（34）《籌洋芻議·變法上》。　　

（35）《刖足集·外編》。　　

（36）《刖足集·內編·綜論時務》。　　

（37）《譚嗣同集·報貝元征》。　　

（38）《嚴復集·與外交報主人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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