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沖及教授談20世紀中國史研究的新體會、新觀點
——一個國家的百年苦難與夢想來源：北京日報　作者：劉立志 記者

　　到了這個年齡，為什么還要自討苦吃寫這樣大部頭的學術專著

　　問：十一假期, 我認真拜讀了您這部百余萬字、四卷本的厚重大作《二十世紀中國史綱》，書中很多觀點讓人耳目一新。我特別想知道的是，您為什么要下決心寫這么厚的一部書？

　　金沖及（以下簡稱“金”）：我是在滿七十五周歲的第二天開始動筆寫這本書的。說“動筆”，確是寫實，因為我不會用電腦寫作，只能很笨地用筆來一個字一個字地寫，甚至連大段引文也只能一個字一個字地抄錄。這樣寫了兩年多。到了這個年齡，為什么還要這樣自討苦吃？從個人來說，大概有幾個原因：第一，在二十世紀的一百年里，我生活了超過七十年。和同時代的中國人一樣，經歷過多多少少的痛苦和歡樂，也在不斷地追求和思考，可以說見證過這段歷史。這就產生一種沖動，想把自己親歷或知道的這段歷史記下來。雖然我也清楚，每個人都有他的局限性，很難說自己的記述都是正確的。第二，命運使我成了一個史學工作者，從到大學歷史系讀書到現在已經六十一年。幾次工作崗位和任務的變動，使我的研究范圍恰恰是從晚清到改革開放這一百多年，有機會接觸到比較多的這段時期的歷史資料。過去做過的多是一個一個專題研究，到老年把它綜合起來寫成一本綱要性的書，條件是比較有利的。第三，動手時掂量過一下，自己的健康狀況和精力看來有可能寫完這部書，何況還有過去寫的一些東西可以利用。這樣，便下了決心。

　　問：20世紀的歷史，既包括近代史，也有當代史。很多人都知道這樣一個說法：當代人不寫當代史，您是怎么考慮的？

　　金：確實，有朋友也曾勸我不要寫這部書，理由就是當代史也許只能讓后人來寫，生活在今天的人寫起來難免有種種局限性，是件吃力不討好的事情。這一點我也想過。我承認，當代人寫當代史總有他的時代局限性。有些事情也許多隔一些時間能夠看得更清楚。后人在論述時也更加放得開，并且會有許多新的視角。但他們也有他們的難處：研究的依據只能是前人留下的一些資料，而那時的時代氛圍、人際關系、民眾心理以及影響事態發展的種種復雜因素，特別是一些大量存在而人們已經習以為常的東西，未必都在資料上記錄下來，后人很容易拿多少年后的狀況和經驗去推想當年的事情，或者把個別未必準確的文字記載看作事情的全體，有時就顯得隔膜以致失真。應該說，當代人和后人各有各的作用，各有各的時代局限性，誰也未必能代替誰。至于同時代人，由于各人的經歷和認識不同，看法也未必相同。那不要緊，讀者完全可以用來比較，得出自己的結論。要寫出一本誰都完全同意的歷史書來，大概是很難做到的事情。

　　問：您潛心研究歷史這么多年，如今又寫出這樣一部20世紀中國史專著，您能否先宏觀地概括一下20世紀中國歷史的特點和發展趨勢？

　　金：在人類歷史上，沒有任何一個世紀在變化的規模和深度上能同二十世紀相比。在這一百年里，經歷過兩次世界大戰，給人類帶來深重的苦難。也是在這一百年里，社會的進步令人目不暇接：社會主義作為一種新的社會制度，從學說變為現實；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運動席卷全球；社會經濟生活和科學技術日新月異地突飛猛進，給人類帶來過去難以想象的進步。

　　對中國來說，這是決定我們民族生死存亡的一百年。

　　當這個世紀來臨的時候，西方列強的八國聯軍正占領著中國的首都北京。以后，日本軍國主義者又大舉侵略中國，直到發動全面的侵華戰爭。亡國的陰影一直像噩夢般籠罩在中國人的心頭。在很長時間內，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牢牢地控制著中國，中國的經濟文化那樣落后，中華民族被傲慢的西方殖民者譏笑為“劣等民族”。占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勞苦大眾被壓在社會的最底層，連起碼的生存保障也沒有。這是一幅多么悲慘的情景！經過半個世紀可歌可泣的奮斗，經歷重重困難和曲折，中國人終于站立起來，以獨立的姿態開始建設一個新國家和新社會。這以后，又經過半個世紀的奮斗，經過種種困難和曲折，到二十一世紀到來時，中國的面貌已發生使世界驚訝的變化，正在向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宏偉目標大踏步前進。

　　一部二十世紀中國歷史中，始終貫穿的鮮明主題是：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奮斗。中華民族面對兩大歷史任務：一個是求得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一個是實現國家的繁榮富強和人民的共同富裕。它必須分兩步走：后者是人們憧憬和奮斗的目標，前者是后者的必要前提。所謂必要前提，就是指它是無法逾越的。如果連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都無法做到，哪里還談得上什么國家繁榮富強和人民共同富裕？要是把二十世紀中國歷史分成兩半的話，前半個世紀，也就是一九○一年到一九四九年，中國人主要解決了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問題；后半個世紀，也就是一九四九年至二○○○年，中國人所要解決的是國家走向繁榮富強、人民走向共同富裕的問題。今天，它已毫無疑義地以嶄新的面貌屹立在世界的東方。

　　問：像中國這樣一個人口眾多的東方大國，在一百年內實現這樣翻天覆地的變化，在人類歷史上是罕見的。這個變化是怎樣實現的？這中間有哪些關節點值得我們重視？

　　金：這個變化不是也不可能一步達到，中間經歷過三次歷史性巨大變化：一次是辛亥革命，結束了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一次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建立起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一次是改革開放，為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而奮斗。這是一個復雜艱苦的探索過程。無論革命、建設還是改革，都沒有前人留下的現成方案，一切只能靠中國人自己在實踐中摸索前進。這個進程一直延續到今天，就像是一場毫不間斷的接力跑，后繼者總是以前人已達到的位置為出發點，隨后又遠遠地跑到它的前面。前人有過的曲折也是后繼者的財富。它又像攀登一座高樓總是要從一個稍低的臺階再跨上另一個更高的臺階，不容許超越實際可能而一步登天。歷史就是這樣前進的。

　　如何看待戊戌變法和義和團運動

　　問：在您所說的第一次歷史性巨大變化——辛亥革命之前，曾發生過兩次比較著名的救亡運動：一次是上層的戊戌變法，一次是下層的義和團運動，二者都以失敗而告終，未能成為您所說的“歷史性巨大變化”，其中的深層次原因是什么？近年來學界對二者的評價也出現了不少分歧，您是怎么看的？

　　金：上層士大夫為愛國救亡而發動戊戌維新運動，它的重大歷史貢獻主要在思想文化領域內。它所以能在一向閉塞的中國社會中激起巨大的思想波瀾，根本的一條，是因為它適應著當時眾多苦苦尋求救國出路的人們的需要，給了他們一個新的答案。

　　戊戌維新推動的變法活動是注定要失敗的。美國著名歷史學家費正清正確地指出：“沒有別的事件能比這更有效地證明：通過自上而下逐步改良的辦法來使中國現代化，是絕無希望的。一八九五年的戰敗和雄心勃勃的計劃在一八九八年的徹底破產，第一次大大地促進了革命變革。”

　　盡管如此，決不能因而抹殺戊戌維新運動在中國近代歷史發展、特別是思想啟蒙方面起過的巨大進步作用。只要比較一下戊戌維新運動以前和以后中國思想界狀況之間的巨大差別，就不難清楚地看到這一點。擺脫陳舊的思想牢籠的束縛極不容易。人們的思想認識在戊戌維新運動的啟蒙下跨出了一步，又從這個運動的失敗中再向前跨出一步。在黑暗的舊中國摸索的愛國者們，正是這樣一步一步走過來的。

　　義和團運動和前者有一個共同的背景：“救亡”。它是下層群眾自發地反抗外國侵略者的斗爭，但是，我們不能因為它是愛國行動，就不指出那些消極落后、甚至愚昧荒唐的東西，正如不能因為它存在那些消極落后的方面，便不敢肯定它是一場反帝愛國運動一樣。

　　我們總不能因為當時中國的經濟文化落后便認為：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即便受到忍無可忍的外來壓迫，也只能馴順地默默忍受，不應該起來反抗，以免弄出那些荒唐可笑的東西來。

　　20世紀的前一半時間里，中國在實現現代化的過程中，是否走入誤區或走了彎路

　　問：實現中國的現代化，是幾代中國人的共同夢想，可是，在20世紀的前一半時間里，中國人主要在從事革命斗爭，這是不是如有些人認為的那樣，是走入誤區或走了彎路？對于辛亥革命，究竟該怎么看？對近代歷史上爭議頗多的革命與改良，您又怎么看？

　　金：革命，通常是以暴力的形式，在比較短的時間內，對原有社會秩序實行重大變革。它決不是任何人想這么做就可以把它制造出來的，需要付出巨大的代價，需要具有必要的社會條件。戊戌維新運動不是一直把很大希望寄托在由一個好皇帝來推行改革嗎？義和團運動打出的旗號不還是“扶清滅洋”嗎？一般說來，人們最初總是希望能在現有社會秩序下進行溫和的改革。這樣做，不僅犧牲少，而且也容易被更多人所接受。只要這條路還有一點希望能夠走得通，怎么可能會有那么多人不惜拋頭顱、灑熱血去投身革命呢？只有當國家民族的命運已處于萬分危急的情況下，別的辦法都嘗試過，都走不通，人們的忍耐程度已超出它的極限，這才會拿起武器來拼命，一場全國規模的革命高潮才會出現。

　　同盟會的機關報《民報》與梁啟超主辦的《新民叢報》，曾展開過中國要不要進行一場革命、要不要推翻清政府、要不要以民主共和政體替代君主專制政體的大論戰。那時，中國已處在生死存亡的關頭，人們對極端腐敗的清政府已經歷了一次又一次痛苦的失望，這就把一個異常尖銳的問題提到人們面前：對這個政府，是下決心打倒它？還是繼續維護它，指望由它來進行改革？這是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必須作出回答。

　　這場大論戰十分引人注目。它把許多愛國者心里隱藏著的根本問題——要不要革命？要不要推翻清朝政府？要不要以民主共和制度代替君主專制制度？一下子喊破了。

　　由此來看孫中山，暴力革命是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作出的選擇，當反動統治勢力表面上還很強大的時候，一個知識分子要下決心拋棄自己已取得的社會地位，甘冒殺頭破家的危險，領頭起來革命，哪里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需要有一個嚴肅思考和內心沖突的過程。孫中山的青年時代，正是經歷了這樣一個過程。從他的革命事業一開始，孫中山并沒有像世界近代許多革命黨那樣經過比較長時間的宣傳醞釀和組織準備，而是很快就把武裝起義直接提到最重要的日程上來。這是他領導的革命事業的一個重要特點，也是一個重要優點。

　　辛亥革命后建立民國，人們常說改稱“民國”無非只是換了一塊招牌，其他并沒有什么不同。誠然，辛亥革命后中國的社會性質和人民的悲慘境遇并沒有改變。但在當時歷史條件下，有這塊招牌和沒有這塊招牌的區別不能小看。同時，它使中國人在思想上得到一次大解放，可以說，沒有辛亥革命，就沒有五四運動。

　　第一次國共合作中誰的收益更大

　　問：第一次國共合作是中國近代革命史上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事件。它促進了國民黨本身的進步，同時它也使誕生不久的中國共產黨日益發展壯大，逐漸成為中國革命事業的領導核心。那么，在這次合作中，國共兩黨究竟哪一個收益更大一些？

　　金：國共兩黨的合作確實為國民黨注入前所未有的新的生命力：第一，在共產黨幫助下，國民黨有了一個比較明確的民族民主革命綱領。第二，促進了廣東工農運動的高漲。第三，訓練了一支黨軍。第四，發展了國民黨的組織。

　　對共產黨來說，在實行國共合作后也跨上一個新的臺階：它使黨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綱領，隨著國民革命高潮的興起，更廣泛地深入人心；使黨從原來比較狹小的圈子里走出來，登上更廣闊的社會政治舞臺，在更大的群眾斗爭風浪中受到鍛煉；使工農運動在南方各省蓬勃發展，各地的農民協會和工會紛紛成立，為以后土地革命風暴的掀起準備了重要的群眾條件；黨的組織也有很大發展。這一切，并不是以削弱國民黨為代價取得的，而是在國民革命運動中兩黨得到了共同發展。

　　總之，對國共兩黨來說，“合則兩利”是再清楚不過的事實。如果一定要說誰在這中間得到的更多，發展得更快，大約只能是國民黨而不是年輕的共產黨。

　　說“文化大革命”是“權力斗爭”，那是主觀臆測

　　問：西方有些學者喜歡把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原因歸結為“權力斗爭”，您怎么看？

　　答：“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發動和領導的。他為什么要那樣做？八屆十中全會以后，毛澤東最憂慮幾種現象：一是中央領導層中出現的重大分歧，特別是農村工作中“包產到戶”的主張得到不少中央領導人支持，被他認為是離開社會主義道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表現，引起他對這些領導人的嚴重不信任。二是社會主義社會中出現的黑暗面，特別是干部嚴重脫離群眾的現象。三是他認為文化教育領域內，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的東西仍占著優勢。他逐漸形成這樣的想法：中國會不會放棄社會主義而走上資本主義道路，關鍵不在城鄉基層，而是在上層，尤其是中央。如果在中國自上而下地出修正主義，它的危險比自下而上地出修正主義要大得多，改變顏色也快得多。只要把上面的問題解決了，下面的問題不難慢慢地收拾。

　　西方有些學者喜歡把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原因歸結為“權力斗爭”。這種看法，客氣一點地說也只是主觀臆測之詞，并不符合實際：一來，當時沒有也不可能有任何人向毛澤東的巨大威望和“權力”挑戰；二來，毛澤東當時如果要打倒某個或某些人并不困難，根本用不著“公開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發動群眾”進行這樣一場“文化大革命”。

　　問：最后請您簡要談談研究這段百年歷史的體會。

　　金：路是人一步一步走出來的。二十世紀中國的歷史，就像一幅波瀾壯闊、前后相續的漫長畫卷。經過一百年驚濤駭浪中的艱苦跋涉，不管中間有過多少成功的歡樂和挫折的痛苦，中國人終于重新掌握住自己的命運，步入充滿陽光和希望的二十一世紀。沒有一代又一代中國人在革命、建設、改革中的持續不懈的奮斗，便沒有今天中國的一切。這是二十世紀一百年歷史留給我們的珍貴遺產，是不容我們遺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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