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前的馬來亞共產黨

作者：原不二夫（日本）

前言

為了馬來亞的全民族解放而成立的馬來亞共產黨(以下簡稱“馬共”)，在當初整體組織陷入癱瘓后，正值日本侵略中國引起華僑之間掀起抗日救國(“國 ”指中國)運動，在這種形勢下，作為華僑抗日組織的前衛(wèi)不斷擴大了勢力。關于這一動向，人們做了這樣一些評價：“馬共充分利用了日本侵略中國所引致的華僑之間產生的對中國的同情”、“馬來亞的共產運動并非純粹的共產運動，而是借用抗日反法西斯運動之名，實際上繼續(xù)進行了共產運動”，即主張“利用”論、“偽裝”論。但是，具有一定方向的組織上的急速膨脹往往會給組織本身的性質、路線帶來很大的變化。如果領導人確信該方向是正確的，就更是如此。為此，人們自然會產生這樣一種疑問：馬共是否也通過利用救國運動，轉換為特殊民族主義色彩特別濃厚的組織?

以下將一邊探索從馬共成立至日軍進犯期間的馬共路線，一邊就馬共逐漸強調支援中國的必要性、而不重視馬來亞的解放斗爭的過程進行探討，并考察當時的馬共領導人是一些什么人物、領導人中有多少華僑?

一、戰(zhàn)前馬來亞共產黨的路線、斗爭形態(tài)

1、南洋共產黨

根據楊進發(fā)的論述，馬來亞共產主義運動在英國治安當局的報告中出現是從20世紀10年代開始的，運動的創(chuàng)始者是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后從中國來的無政府共產主義者。他們主要通過在吉隆坡發(fā)行的國民黨(馬來亞支部)左派華文報紙《益群報》，勸說人們排除所有強權、支持絕對自由平等的無政府主義或布爾什維克主義及蘇聯，同時呼吁人們參加反對將山東省的德國權益讓給日本、抵制日貨、反對軍閥等中國解放運動。1919年， “馬來亞無政府主義者聯盟”(Malayan Anarchist Federation)成立，1925年會員約為50人。1925年之前，正面提出反英的暴力事件僅發(fā)生過1起，至1925年參加者大部分被英國當局驅逐出境。

根據謝文慶最近的研究，20世紀2O年代初期至3O年代后半期，斯尼弗里特(Hendrichus Sneevliet)、達爾梭諾(Raden Darsono)、阿利明(Mas AliminPrawirodirjo)、慕梭(Moeso)、丹•馬拉卡(Tan Malaka)、蘇丹•朱納因(Sutan Djenain)等印尼共產黨領導人逃避印尼國內的鎮(zhèn)壓，或受共產黨情報局的指令，陸續(xù)進人馬來亞，在馬來人之間進行共產主義宣傳活動。但是，正如丹•馬拉卡1925年給同志的書信中所言，“馬來人很保守，沒有接受運動的余地。只有在華僑和印度人之間推廣”，其目的并沒有簡單地得以實現。他們大部分人在短時間內就遭到逮捕并被驅逐出境。

1926年初，國民黨(馬來亞支部)左派組成了被英國當局警戒為“馬來亞最初的共產組織”的“南洋華僑各公團聯合會”(Nanyang Public Bodies’Union )。其主要目的是進行孫文去世(1925年3月)l周年紀念活動和反外國反資本主義運動。該聯合會的領導是由13人組成的臨時委員會，全部都是海南人(來自海南島)。聯合會不久便被迫解散，2年內臨時委員有一半被捕。

1926 年5月，同樣以海南人為中心組成了“南洋總工會”。到了1927年4月，該工會在馬來亞、印尼、泰國、沙撈越已擁有42個支部，工會會員5000— 6000人，其大部分是海南人。而且據說一開始就處于中國的“中華全國總工會”(中共系統(tǒng))的全面指揮下。1926年，仍然以海南人為中心成立了“南洋共產主義青年團”。順便提一下，中國的共青團于1925年1月26日改稱為“社會主義青年團”。

1927年3月在新加坡舉行的孫文逝世紀念日集會上，左派高喊著反英反帝口號游行示威與警察發(fā)生了流血沖突。這個事件和中國國內的國共分裂(4月)引致了馬來亞國民黨分裂—-脫離左派、組成“南洋共產黨”。1928年1月以中共1927年1月至1928年初派遣的5名黨員為中心成立了南洋共產黨(關于這些領導人，將在后文敘述)。同年，接受共產國際1927年的指令，組成了“反帝大同盟”(Anti—Imperialist League)。南洋共產黨為了在馬來人之間擴大影響力，在該組織內設置了馬來部門，由阿利明、慕梭等領導。阿里(Ali Majid)等許多馬來人加人了該組織，1929年阿里等3名馬來人干部與南洋共產黨的3名華僑領導人一起出席了“泛太平洋工會會議”(Pan— Pacific Trade Union Conference)(在上海召開)。此外，根據英國治安當局的文件，“南洋共產黨籌備委員會”中至少有5名馬來人。但是，這些馬來人領導人在1930 年之前大部分被捕。這時，對華僑共產主義者的取締更加嚴厲，據說1928—1931年每年平均有1528人(馬來亞國內的拘留者除外)被驅逐出境。好像對此加以補充似的，以海南人為主的許多中共黨員又來到馬來亞。后述的傅大慶也是其中1人。

南洋共產黨向馬來人擴大勢力的愿望并沒有收到預期的成果，不僅大部分黨員是親中國的華僑，黨本身也處于中國的領導下。據說，共產國際對這種事態(tài)表示擔憂，決定解散該黨并組成共產國際直轄的馬來亞共產黨(幾乎同時也組成印度支那共產黨)。

2、馬來亞共產黨

根據楊進發(fā)的論述，1930年4月中旬在森美蘭州瓜拉比拉或柔佛州武洛加色召開的南洋共產黨第3次代表會議成為了馬來亞共產黨成立大會。不僅馬來亞，印尼、泰國、緬甸的代表也出席了大會，但由于馬來人的主要領導人全部被捕，因此一個也沒能參加。

據說代表共產國際出席會議的胡志明一方面允許華僑領導馬共，另一方面要求華僑領導人學習馬來語等，以加深對馬來人的理解，加強對馬來人的影響。但是，根據謝文慶發(fā)現的英國治安當局文件，從會議記錄可以確認有5名馬來人出席了該會議。

楊進發(fā)根據對當時的有關人員的采訪、成立大會上選出的中央委員大部分于4月29日被捕的事實(根據英國當局的記錄。這一同時逮捕被稱為“納西穆街事件 ”{Nassim Road Incident}，主張馬共是“4月中旬”成立的，但馬共本身將1930年4月30日作為建黨日。而且，“馬來亞革命之聲”為紀念馬共建黨45 周年于1975年6月發(fā)表的“馬來亞共產黨簡史”認為建黨大會在瓜拉比拉召開。如果“4月中旬”是事實，為什么馬共有必要說是4月30日?這是一個迷。根據原馬共干部張明今所言，4月20日前后在武洛加色的會議上決定建黨，并于5月1日的國際勞動節(jié)公布“4月30日正式成立”(1996年7月31日張氏給筆者的書信)。另外，臺灣的張虎認為第3次代表大會的場所是在新加坡，并說召開日期是4月27日。

同年5月，南洋總工會改組為“馬來亞總工會”；9月，南洋共產主義青年團改組為 “馬來亞共產主義青年團”。就其勢力來看，1930年馬共黨員約達到1500人，總工會會員達到10000—15000人，1931年約為10000人(共青團員人數不祥)。

馬共一直致力于獲得馬來人的支持，尤其是在林茂(森美蘭州)、瓜拉比拉等，有許多馬來人加入了該黨的農民組織—— “農民同盟”(Peasants’Union)。1931年瓜拉比拉5名地區(qū)委員全是馬來人。1932年5月，以7名馬來籍干部(其中4人是印尼人)為中心，計劃成立僅有馬來人的政黨“全馬來黨”(All—Malay Party)。由于干部被捕，計劃失敗了，但至1932年底，在馬共各組織中，馬來人及印度人達到了如下規(guī)模(馬來人數不詳，印度人不多)：馬共3O 人，馬來亞共青團4O人，馬來亞總工會1 000人，農民同盟100人。

也有人統(tǒng)計，1930年在加入馬共各組織的11000人當中，馬來人、印度人共計1170人。就是說，在初期的馬共各組織中有10％左右是馬來人。而且，其后沒能在馬來人之間擴大影響力的最大原因之一是英國當局的全面鎮(zhèn)壓。因此，主要依靠華僑的這種馬共路線的缺點不能僅歸咎于黨的領導層。

1931 年6月1日，同年4月共產國際派來的法國人杜克洛(Joseph Ducroux)、1929年初中共派來的傅大慶(均為馬共領導)被捕。據說英國當局從杜克洛口中得到的情報傳到了國民黨政府，南京的共產國際遠東局受到了毀滅性的破壞，此后至1933年8月共產國際斷絕了與馬共的聯系。也許中共在其中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力。

在 1931年召開的馬共干部會上，決定進行“民族解放斗爭、反帝反封建斗爭、馬來亞蘇維埃共和國的建設”。在這里，中國對馬共來說沒有任何特別的意義，但 1931年是發(fā)生“滿洲事變” 的年份，馬共積極地利用了華僑之間掀起的反日、救國情感。根據漢拉恩(Hanrahan)、布林梅爾(Brimmel1)的論述，新加坡華僑同年成立了抗日團體“華僑同盟”，馬共也立即建立了自己的抗日組織，而后篡奪了“華僑同盟”，并改稱為“馬來亞反帝大同盟”。但是，并沒有其他資料記述類似于“華僑同盟”的組織，新加坡的史書記載，1931年中華總商會組織了“籌賑中國難民委員會”。但沒有馬共“篡奪了”該委員會的事實。另外，如上所述，“反帝大同盟 ”已于1928年在馬來亞成立。

另一方面，戰(zhàn)后不久的1946年1月在新加坡出版的馬共宣傳文件“南島之春”敘述道：“1932年上半年黨內出現了反黨分子。他們馬來亞共產黨大同盟，公然推行投降路線，進行出賣革命的反黨行為”。進而，日軍資料(《抗日共產黨(含謀略的)事案狀況表》。以下簡稱《狀況表》)記載，“以1931年滿洲事變爆發(fā)為契機，為了在馬華僑的大團結、抵制日貨、排日宣傳及擴大黨的勢力，改稱為‘馬來亞反帝大同盟”’。似乎根據這部文件寫成的戰(zhàn)時的日本出版物(筒井千尋《南方軍政論》)也記述道：“1931年，新加坡的共產黨員以此(滿洲事變)為契機，呼吁‘在馬華僑的大團結’并重新組成意味著反法西斯主義的‘馬來亞反帝大同盟’這一政黨，以往的南洋共產黨也包含在其中并消失了”。

在戰(zhàn)后發(fā)表的馬共正史中完全沒有言及“反帝大同盟”，但根據當時作為中共秘密黨員參加馬來亞左翼運動的馬寧所言，馬來亞反帝大同盟不僅僅華僑，還集中了馬來人、印度人，旨在解放馬來亞全民族。馬寧1932年在馬共宣傳部長、該大同盟負責人鄔志豪的請求下當上了大同盟宣傳部長，但因鄔主張“工人、知識分子所進行的革命是必要的，工農斗爭是不必要的”，被當作反黨分子處以死刑。

“ 南島之春”所譴責的“馬來亞反帝大同盟”似乎就是“反帝大同盟”，但中國的出版物和回到中國的原馬共相關人員近年來的回憶錄都對當時的“反帝大同盟”給予了很高的評價，由此看來，很難認為“南島之春”譴責了“反帝大同盟”。而且如上所述，設立時間也有問題。“馬共大同盟”的真實情況至今仍不明朗。不過，爭論點在于是以華僑為中心進行抗日還是動員“全民族”進行馬來亞解放斗爭?或是重視共產國際還是重視中共?在肅清“投降主義者”之后，于1932年召開了馬共第3次代表大會，會上改選了中央委員，同時通過了如下l2項革命綱領：

(1)驅逐英帝國主義，推翻其傀儡——酋長、蘇丹、地主、買辦資本家的統(tǒng)治。
(2)沒收帝國主義者的銀行等一切反革命財產。
(3)把帝國主義者、酋長、蘇丹、地主、官僚、寺院的土地和莊園分配給農民、農場工人、革命戰(zhàn)士。
(4)解放馬來亞的民族、社會，建立工農蘇維埃共和國。
(5)廢除資本主義，實行社會主義經濟。
(6)實施8小時工作制等，以保護工人。
(7)爭取集會、結社、言論、罷工、信仰、教育等的自由。
(8)反對一切反動宗教。
(9)以各奎國語實行無償教育。
(1O)杜絕剝削。
(11)反對英帝國主義的戰(zhàn)爭準備，反對帝國主義戰(zhàn)爭。
(12)保衛(wèi)蘇聯，支持中國、印度的革命，聯合全世界的無產階級和弱小民族。

保衛(wèi)蘇聯、支持中國革命的口號應該是根據1931年8月共產國際執(zhí)行委員會干部會的“關于中共的任務的決議”(指示各國共產黨反對帝國主義支援中國反革命<支援國民黨，)或1932年9月共產國際第12次擴大執(zhí)行委員會總會提綱(為了保衛(wèi)蘇聯、保衛(wèi)中國和中國革命，指示各國共產黨反對帝國主義的干涉)而提出的。漢拉恩認為“1933年共產國際東方局重組后，立即指示馬共進行反英斗爭”，但從1932年的綱領開頭主張“反英”的情況來看，在東方局重新開始活動前，共產國際的指示大概是通過某種渠道傳達給馬共的。

在黨內反對派被清除、斯大林率領的蘇聯共產黨及共產國際的領導業(yè)已確立的當時，共產國際傳達給各國共產黨的通知是不允許有異議的至高無上的指令。就馬共來看，不能確定1932年是否與共產國際有聯系，但1933年8月以后的確是有聯系的。如同歐洲各國的共產黨將保衛(wèi)蘇聯作為自己的目的一樣，在馬共當中，共產國際所主張的“保衛(wèi)中國”與華僑黨員所具有的中國歸屬意識產生了共鳴，展開了獨特的自己的運動。

在12項綱領中的前面提出了與英帝的斗爭，那是為了“保衛(wèi)蘇中”。 “反動宗教”具體說來大概指回教，由此可以看出沒有充分考慮到要獲得馬來人的支持。此外，從“本國語”的表現來看，似乎馬共依然有著將中國視為奎且的傾向。接著，根據英國當局所獲得的情報，1933年9月中共中央向馬共中央發(fā)出了“集中各族代表設立‘反帝大同盟’”的指示，1934年6月共產國際駐上海代表發(fā)出了建立全民族勞動階級團結一致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指示，1935年6月馬共中央為了促進馬來人、華僑、印度人3個民族的團結，設立了由各族各1名代表組成的“ 團結委員會”(Unification Committee)，在1936年9月的第5次擴大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上重新確認了“反帝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建立、加強和擴大，同年l0月在團結委員會下設立了“ 馬來亞各民族解放同盟” (Malayan Racial Emancipation)。上述的《狀況表》中記載，“至1934年，集結在馬華僑、馬來人、印度人及其他民族，謀求大團結，以期擴大黨的勢力，并改稱為馬來亞各族解放大同盟。” 在包括“南島之春”的馬共正史中沒有關于“各民族解放(大)同盟”的記述。在當時的口號中新添了“反法西斯”。但其中有“與中共、蘇聯聯合，以期保衛(wèi)中國、阻止侵略中國”的記載，仍然存在著對中國的特別定位。

1932 年的反英綱領出臺后，反英斗爭一時高漲，但在1935年7—8月的共產國際大會上提出了“人民戰(zhàn)線”戰(zhàn)術后，主張反英武裝斗爭的一派被清除了。他們在“南島之春”中譴責說，“他們想把馬來亞的勞動大眾永遠當作英帝國主義及資產階級的奴隸”(第9頁)。此外，馬共代表伍天旺提交給1947年在倫敦召開的“英帝國共產黨會議”(British Empire Conference of Communist Parties)的文件“馬來亞的共產黨”就1936年的分派譴責說，“主張停止罷工、戰(zhàn)斗的工人潛入地下，反對半公開勞動大眾組織。指責黨的廈童統(tǒng)戰(zhàn)政策，將黨的路線定為‘社會民主主義’。他們實際上是否定反帝斗爭中的黨的領導性、擾亂黨的團結的反動派、帝國主義的爪牙、‘左傾機會主義者”’。分析了這份文件的謝文慶推斷，“分派只不過是要暫時避免與當局的沖突，以保存勢力。從1935年l2月至1936年3月，兩名黨委員長連續(xù)被捕，鎮(zhèn)壓異常嚴厲，還發(fā)生了幾起黨的干部遭到暗殺的事件，為此黨內便疑心生暗鬼”。但是，從1934年底或1935年被英國當局作為間諜派入馬共的萊特當時因解決黨內對立而嶄露頭角(后述)的情況看，很難認為反對派就是對英綏靖派。謝文慶所引用的英國當局的文件也認為主流派是穩(wěn)健派，反對派是強硬派。

關于1935年和1936年的黨內對立和“鄔熾夫事件”，原馬共干部張明今指出:

馬共初期并不是很嚴密的組織，經常發(fā)生黨員和干部被捕事件，因路線、政策、觀點不同而爭論不休。中央領導人頻繁更換，中央書記(總書記)也是每年一換。 鄔熾夫(鄔志豪的別名)認為，馬來亞的工農大眾的認識還很膚淺，因此首先應該發(fā)動知識分子、小資產階級，掀起像中國的‘五四運動’那樣的運動，然后再深入工農大眾中動員，并批評了黨中央的錯誤路線。對此，黨中央的主流派認為，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的政黨，所以必須把深入工廠、領導工人罷工、動員工人作為主要任務。 1935年，英當局公布“華僑登記法”，學生起來反對。繼鄔熾夫之后當上南洋反帝大同盟秘書長的陳子彬向黨中央建議配合學生的行動，進行罷課、罷工、商店歇業(yè)、勞動節(jié)等革命紀念日的街頭游行、集會、演講等，但不僅未被采納，而且被批評為“左傾幼稚病”。 7

本來黨內因觀點不同而引起的爭論是受到允許的，也是正常的，但萊特假冒第三國際(共產國際)代表混入馬共組織(1935年前半期)、成為黨中央常任委員(海南人)幕后的秘密顧問后，就不正常了。黨內斗爭日益激化，形成了對立的兩派。

以第三國際假代表為中心的中央委員多數派(海南人)說“停止爭論，進入工廠”，另一方面，黨中央宣傳部長鄔熾夫和中央書記劉登乘看穿中央有問題(但他們不知道萊特是混入黨內的間諜)，想邀請常任委員以外的干部馬寧、陳子彬等“反帝大同盟”領導人組成別的中央常委。鄔熾夫和劉登乘同是廣東省大埔出身的客家，因此當時傳聞馬共分裂為海南幫和客家?guī)偷取ｉg諜萊特在幕后操縱海南人，挑撥離間，說“黨內出現反對派，要斗爭到底”，并進行殘酷的暗殺，向英國“犯罪調查局 ”(Criminal Investigation Department．CID)告密〔為此核心干部遭到逮捕〕等，而馬寧、陳子彬(同是福建人)不知內部斗爭的本質，更不清楚萊特的這些情況。陳子彬〔1993年在廣州居住〕說，“{1935年下半年}鄔對馬說，‘馬共中央被海南人掌握，都成為海共了。他們的水平很低。我們另立黨中央吧’。鄔只想建立 ‘中央’，并沒有召集人員建立其他組織。但萊特向多數派中央委員會提交了‘肅清反對派’的計劃，讓其采納了‘常委必須深入基層(工人當中)指導工人的罷工 ’的決議，并決定將鄔調往馬六甲。鄔乘火車抵達淡邊(Tampin，森美蘭州)，從那里騎自行車往馬六甲途中，潛伏在路邊的馬共黨員(海南人)用鐵鍬打死了他。海峽時報立即報道了這一事件，CID為了掩蓋萊特的陰謀，麻痹黨員的神經，將此說成了桃色事件。

暗殺的傳聞四起，我便追問中央領導同志(海南人)，他們看無法隱瞞，便把真相告訴了我。暗殺意見不同者的做法與我的思想相距甚遠。不久，南洋反帝大同盟的組織部長劉××警告說，‘不能忘記這個教訓’。這時，又發(fā)生了幾起失蹤、被捕、暗殺事件，借這個機會，我辭去了大同盟秘書長之職，并退了黨”。

馬來亞紅色總工會的負責人老黃、即亞三因沒有實行暗殺鄔的計劃，被開除出黨，回到中國后，在海南島的海口被暗殺了。其后，黨內再也沒有敢說鄔暗殺事件的人。鄔遭暗殺后，中央書記劉登承也險遭暗算，便逃回故鄉(xiāng)大埔。1936年夏天我在那里見到了他(張明今于1937年前往南洋)。 1938年我在森美蘭工作時，一位老黨員在淡邊附近的橡膠園內透露說，‘這里埋著反對派的領導人’。其他情況沒能打聽到。

注：〔 〕內是張明今自己的補充。以下〔 〕內的內容也并非筆者所為，而是證人或原文獻的補充。

鄔熾夫暗殺事件符合謝文慶所指出的1935—1936年的情況，馬共相關人員在近年出版的書中也認為是1936年發(fā)生的，因此馬寧的1932年之說大概是錯誤的。但是，馬寧于1931年2月一1934年4月在馬來亞居住后，在1941年初之前回到中國(參照資料“馬來亞共產黨原干部會見記)，發(fā)生暗殺事件時并不在馬來亞。也許張明今將他與其他人物混為一談了。

總之，由此可以了解到把有才能的干部接二連三地出賣給日軍的萊特的手段已初露端倪。他并非調停兩派的對立而嶄露頭角，而是由于主謀清除反對派而嶄露頭角的。無論兩派的對立源于什么，對萊特及其“主子”英國來說，鄔熾夫派、即反英派都是危險的存在。對他們進行壓制與共產國際為了推行反法西斯運動而抑制反英斗爭的這一時期的方針是一致的。

在共產國際要求馬共的兩個主要事項中，“反英”發(fā)生了變化，這反映了蘇聯政策的轉變，而另一個“全民族的團結”由于馬來亞國內的情況而沒有持續(xù)下去。如前所述， “團結委員會” 由各民族的1名代表組成，“各民族解放(大)同盟”也由2名馬來人、2名印度人所加入的“委員會”領導。此外，這一時期印尼共產黨蘇丹•朱納因是馬共中央委員、各民族解放(大)同盟委員。據說印尼共產黨原委員長薩喬蒂(Sajoeti)也于1934年9月進入新加坡，直到1935年7月遭到逮捕、驅逐，一直在馬來人之間進行秘密活動。但是，由于當局的嚴酷鎮(zhèn)壓，馬來人的活動日漸衰退。這種事態(tài)與華僑的抗日熱情隨著日本侵華的擴大而迅速高漲、以及利用中華民族主義成為了擴大勢力的最好戰(zhàn)術一起促使馬共暫不實行共產國際的“全民族”路線，而重新確立了華僑路線。 據說，在中國第二次國共合作成功(1937年8月)后，于1938年2月舉行了新加坡中華總商會主持的“擁護國際和平運動大會”，會上提出了下面這些口號。

(1)清除一切掠奪者及托洛茨基分子；
(2)打倒威脅國際和平的日本法西斯；
(3)取得支那民族的解放與自由；
(4)抵制日貨。

將掠奪者和托洛茨基列在一起是斯大林推廣的想法，且不去考慮。這里重要的是第3點。

1938年4月召開的馬共中央常任委員會對形勢做了如下分析：

法西斯侵略勢力與和平勢力的斗爭日趨激化。尤其是日本法西斯勢力加強對中國的進攻，對馬來亞的安全帶來了威脅，激起了馬來亞人民的反法西斯斗爭的氣勢。而且中國人民的偉大的抗戰(zhàn)也加強了馬來亞人民的反法西斯主義者的信念。特別是占總人口一半的華僑與中國的直接的民族、家鄉(xiāng)的關系和觀念極為深厚，對日本法西斯侵略祖國的反感更加強烈。

該常任委員會所采納的綱領主張建立包括各民族、黨派、階層的“馬來亞人民統(tǒng)一戰(zhàn)線”，共同制裁日德意法西斯侵略集團，實現民主的政治制度，改善軍事行政(馬來亞士兵和英國士兵的平等待遇等)，要求英政府禁止為日本法西斯籌集武器、資材、糧食，擁護蘇聯等，同時在第七項中提出“援助中國的自衛(wèi)戰(zhàn)爭，停止為日本法西斯侵略者運輸、開采鐵礦、進行橡膠采液及其他作業(yè)，實行抵制日貨運動，募集義捐款，組織慰勞隊和國際義勇軍，積極援助中華民族將日本法西斯驅逐出中國 ”。進而，在同年7月的馬共第4次執(zhí)行委員會上采納的斗爭方針是，要求英政府明確反法西斯，“為了加強華僑統(tǒng)一戰(zhàn)線，以抗日高于一切的原則來解決華僑勞資關系”。

7月30日，馬共的外圍團體“馬來亞抗敵后援會”(抗援會。后述)的5名常任委員(黃)耶魯、洪濤、吳天、(戴)英郎、(王)厭之聯名在《南洋商報》上發(fā)表了具有下列內容的公開宣言：

(1) 認為大英帝國是共同反法西斯侵略的我們生國的親善友邦。為了減少外交上的麻煩和治安上的困難，我們擁護當地政府在中日抗戰(zhàn)中采取中立的態(tài)度，日本在侵略、蹂躪我們中國，希望當地政府理解我們的合法的救亡活動。
(2) 擁護上層僑領的賑籌義舉，愿意密切合作，共同開展救亡工作。
(3) 抗日高于一切，在勞資問題上，不隨便罷工，致力于和平解決。資方為求增加生產，以充實國力，尤應盡可能改善勞工生活，并予勞方以從事救國工作的自由。
(4) 全馬同胞根據蔣委員長的指導，以及中國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公布的抗戰(zhàn)救國大綱，合力統(tǒng)一救國信仰、救國組織和救國行動。我們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鞏固和擴大馬華救亡統(tǒng)一戰(zhàn)線。馬華180萬僑胞不分階層、幫派、地區(qū)，團結起來成為祖國最高當局的后盾。在開展統(tǒng)一行動時，各地籌賑會應該發(fā)揮領導作用。

這是將先前采納的馬共的“斗爭方針”加以具體化的內容，由此可知抗援會根據馬共的方針實施行動，對馬共和抗援會來說支援中國抗日斗爭已是最大的目的。

1939 年4月初的馬共第六次擴大中央委員會被認為是馬共“從秘密的處境到具有廣泛的基礎和影響力的轉折點”。該委員會對形勢進行了分析，認為“英帝在馬來亞一方面加強剝削，而在反法西斯斗爭方面則產生了動搖。在反法西斯方面與英帝合作，人民的力量仍顯不足，因此黨必須通過結成各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進行獲得民主權利的斗爭，來組織群眾”，制定了10項“為了獲得民主權利的斗爭目標”。在第9項中寫有“支援中華民國的民族自衛(wèi)戰(zhàn)”。在同時采納的“新政策”中認為還沒有力量推翻英帝，因此將“獲得民主，保障和平”作為黨的任務，并隨處可見“各民族反帝統(tǒng)一戰(zhàn)線”難以決定當前是與日本法西斯斗爭還是與英帝斗爭的跡象。此外，雖然號召各民族的團結，但“中國的民族自衛(wèi)戰(zhàn)”這一表現如實地反映了馬共強烈的親中國傾向

在德蘇不可侵犯條約締結(1939年8月)后不久的1939年9月，馬共中央委員會宣布“反戰(zhàn)決議”，號召人們反對英帝借口歐洲戰(zhàn)加強剝削，進行反戰(zhàn)斗爭。這一路線轉換是由于斯大林的共產國際強令各國共產黨停止反法西斯斗爭，并未結合馬來亞的形勢所采取的措施。

接著，1940年2月，馬共中央委員會為了實施第6次擴大中央委員會的“各民族反帝統(tǒng)一戰(zhàn)線”政策，做出了如下決定:

華僑必須以祖國的抗戰(zhàn)為中心。現在的國際形勢對中國有利，中國堅持抗戰(zhàn)使全馬華僑的上中下各階層朝向以抗日救國為中心的斗爭目標。為此，如果反日、反漢奸是華僑當前斗爭的基本目標，馬華(馬來亞華僑)抗日統(tǒng)一戰(zhàn)線能夠得到普遍的正確的發(fā)展，那么這同時也會帶有反帝的性質。馬來亞華僑當前的斗爭沒有直接以英帝為主要對象，因此華僑在反帝統(tǒng)一戰(zhàn)線中沒能占有主導地位。但是，在將來的發(fā)展中，將會隨著各民族解放的熱潮轉為主導地位。同時，號召馬來亞(馬來之誤)民族進行民族獨立運動。他們的斗爭對象就是壓迫、剝削他們的英帝。同樣也號召印度民族與英帝作斗爭，響應祖國印度的民族解放斗爭的需要，熱烈支援印度民族的解放運動。這個決定將會糾正無視各民族特殊性的以往的缺點。

這完全推翻了先前的“各民族反帝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理念，“根據現實情況”，分開進行斗爭，即：華僑支援“祖國”中國的抗日戰(zhàn)爭”，馬來人在馬來亞進行反英斗爭，印度人支援“祖國”印度的反英斗爭。這里說“抗日救國”時，“國”不是馬來亞，而是指中國，而“漢奸”一詞則表明了強烈的中華民族意識。在這種情況下容易成為反漢奸斗爭對象的是與中國關系淡薄的馬來亞出生的華僑(杏吝)，當然“ 受害者主要是吝吝華僑”。可以說馬共的親中國至此達到了顛峰。

此外，根據1940年3月英當局查收的馬共文件，馬共當時的目的是妨礙馬來亞政府機關、動搖亞洲籍民眾和英國籍民眾的士氣、煽動人們怨恨英帝、以罷工破壞馬來亞經濟。盡管黨中央把方針轉為重視抗日戰(zhàn)爭，但現實中反英斗爭依然以相當大的規(guī)模展開著。

日德意防共協(xié)定締結(1940年9月)之前，黨中央制定了如下“華僑救運策略方針”(華僑救國運動戰(zhàn)術方針)：

(1)華僑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必須利用所有公開手段，團結起來抗日救國，取得救國運動的合法性。打倒日帝及汪(精衛(wèi)，下同)派漢奸，為祖國抗戰(zhàn)的勝利而斗爭。
(2)華僑工人的罷工應該停止。今后，罷工的對象應該集中于帝國主義的咽喉及漢奸汪派資本家。
(3)抗援會(1937年8月成立)由于妨礙救國運動的合法性，因此需解散后重組為符合大眾覺悟的各種抗日組織。
(4)為了改善救國運動的環(huán)境，必須停止反英活動。應該指導自發(fā)的反增稅運動在合法的范圍內進行，在援英運動中保持中立。

這一方針是根據1940年7月或同年9月由中共送達的國共合作、停止反英斗爭的指令制定的。在這里，馬共的眼睛也完全朝向了“祖國”中國。停止反英斗爭并非馬來亞國內形勢的變化所導致的必然結果，而是為了加強“救國”(中國)所需要的。

根據回到中國的華僑近年來歸納的記錄《馬來亞人民抗日斗爭史料選輯》(以下簡稱《選輯》)，抗援會是響應中共的建立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號召，在當地的革命組織(即馬共)的領導下成立的半公開的組織，最高領導人是戴英浪、王炎之、粘文華等馬共干部(如后文所述，3人當中王、粘也是中共黨員)，會員達2O一4O 萬人。但是，1940年2月馬共中執(zhí)委為了合法地繼續(xù)救國活動，決定解散抗援會，建立新的各種抗日組織，并繼承其活動。順便提一下，日本的戰(zhàn)時報告書也認為中共組織了“馬來亞各界抗敵抗援總會”。此外，根據上述的《選輯》，以往被認為是國民黨派組織的“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南洋總部隊”(簡稱“民先”)也是在1937年“9．18”事件6周年紀念日根據中共的指導成立的、由中共領導的秘密組織，1939年以后馬共內部增加了該黨黨員。《選輯》還敘述到，“民先”頑固地堅持不介入馬來亞的革命斗爭，但因遭到英國當局的嚴酷鎮(zhèn)壓 (干部遭到逮捕并被驅逐出境，進行間諜活動等)而受挫。

可見擁有最大規(guī)模、最具影響力的抗日組織與其說在馬共的領導下，不如說是在中共的領導之下。可以說，這些事實顯示了馬共與中共的關系之深和馬共親中國之強烈的背景。

1941年6月德蘇戰(zhàn)爭開始，7月，馬共第7次擴大中央委員會召開，決定建立馬來亞各民族反法西斯統(tǒng)一戰(zhàn)線，保衛(wèi)蘇聯、中國，支持國際反法西斯統(tǒng)一戰(zhàn)線。在此，建立馬來亞民主共和國被作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戰(zhàn)略目標，而暫不作為當前的戰(zhàn)術目標。

關于是否應該將英國作為主要敵人，據說短期內經常推翻相關決定，這種混亂狀態(tài)留下了很深的影響，日軍進犯時，街上“徹底抗戰(zhàn)”(援英)和“反對帝國主義戰(zhàn)爭”(反英)的傳單競混雜在一起。

如上所述，日軍進犯前的馬共路線的變化和動搖不用說是因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內部的斯大林體制的確立而使馬共與其他許多共產黨一樣成為了共產國際(直接地說是蘇聯)的外交棋子之一。但是，由于極強的對中國的歸屬意識，馬來亞的現實斗爭受到了忽視，為此很容易遵循其他國家(共產國際或中共)的指令，這一點也不能否認。

二、戰(zhàn)前馬來亞共產黨的領導人

1．南洋共產黨

關于南洋共產黨(以下簡稱“南共”)及初期的馬共領導人，除了認為1925年在廣東接受丹•馬拉卡的邀請進入馬來亞、1931年6月與法國共產主義者杜克洛一起被英國當局逮捕的Fu Tai Keng(Fu Ta Ching)以外，幾乎無人知曉。但近年來楊進發(fā)根據對居住在中國的原有關人員的采訪調查等，做了接近整體狀況的珍貴的研究。另外，Fu Tai Keng的漢字在戰(zhàn)時的日軍資料中寫成“符大經”，在中文資料中是傅大慶(Fu Da Qing)，楊進發(fā)也承認了這一點。因此本文擬使用傅大慶這個名字。

以下主要根據楊進發(fā)的研究記述一下領導人的情況:

中共派到新加坡的密使——5名中共黨員作為黨總委員(General Committee)擔任了核心領導。

潘先甲于1926年進入馬來亞，負責設立南洋共產主義青年團、南洋總工會后，1927年臨時回國，后又被派遣到馬來亞。

楊匏安在留學日本后，于1921年在廣東參加中國共產黨的創(chuàng)立，1927年12月參加廣州起義，失敗后于1928年1月逃到新加坡。南共成立后自愿回國，但在上海被國民黨政府逮捕并處死。他的日語也很好。

‘張洪成、即黃德才。兒時進入馬來亞，1919年被英國當局視為無政府主義者，當作危險分子。1920年赴爪哇領導勞工運動，1924年被荷蘭當局強制遣送回中國。1925年在福州加入中共。他在南共除了擔任書記、總委員外，還擔任軍事委員。

張玉楷在廣州起義時越獄，2月因策劃暗殺訪歐途中拐到該地的國民黨干部伍朝樞而被捕，3月被判終身監(jiān)禁。

關于“在當地參加”的8個人，其特征是全體成員都是海南人。但是，本人出生于海南、后來前往馬來亞的只有王月波和詹行祥，其他6人也有可能出生于馬來亞，但楊進發(fā)未作任何敘述。馬業(yè)炳和王月波在20年代都是國民黨馬來亞支部的領導人，他們通曉馬來語，負責與阿里(Ali Majid)、阿卜杜勒•拉赫曼(Abdul Rahman)等馬來籍領導人聯系，并于1929年8月與另一名華僑、阿里等3名馬來人一起作為馬來亞代表出席了前述的上海“泛太平洋工會會議”。此外，1928年1—3月許多總委員或被捕或回國后，詹、馬、陳紹仁與黃默涵一起被任命為新的總委員(楊留任)。黃出生于海南島，后前往馬來亞(時期不詳)，1929年10月被強制遣送回中國。1931年4月又與杜克洛一起先后被共產國際派往新加坡，但與杜克洛一起被捕(英國治安當局事前得到情報，人境后不斷嚴密監(jiān)視其行動和交友關系)，1932年死于獄中。

關于這一時期馬來亞共產運動領導人中海南人特別多的原因，楊進發(fā)指出了以下幾點：

(1)當時的海南島熱心于教育，夜校特別發(fā)達(在馬來亞，夜校也成為了運動的重要據點)。
(2)1925年以來，海南處于國民黨左派的統(tǒng)治之下，中共廣東省委員會將海南人密使送人馬來亞。
(3)由于1927年的國共分裂與廣州起義失敗，幾千名海南人共產主義者到馬來亞避難。 (4)他們是華僑社會的少數派，其內部很團結。
(5)他們經濟、社會地位很低，大部分是下層工人。
(6)有家庭的人很少，容易活動。
(7)留學黃埔軍校的人很多。

順便提一下，根據臺灣研究人員的研究，國民黨馬來亞支部從1912年成立到20年代末，其大部分黨員是海南島出身的工人。其原因有，海南人是熱心的孫文支持者，大多數是工人，他們支持孫文的反商人主張(排除商人的中間剝削) (古鴻廷《東南亞華僑的認同問題•馬來亞篇》,臺北聯經出版事業(yè)公司.1994 年,103—106頁)。

從1929年6月到1930年4月馬共成立時，南共最后的3名常任委員有著下列這些簡歷：

吳清于1921年在海南島海口參與建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4年進人黃埔軍校，1927年12月參加廣州起義。1929年前往新加坡，擔任南共書記，1930年4月馬共成立時成為該黨組織部長，但同月29日被捕。被判2年徒刑(實際服刑大概只有1年)后被遣送回廣州，在廣州被國民黨政府處死。

傅大慶生于江西省，1924年留學莫斯科，畢業(yè)于孫逸仙大學，回到廣東后擔任共產國際代表鮑羅廷的秘書兼翻譯。1927年底參加廣州起義后，1928年臨時在新加坡避難。1929年初又前往新加坡，就任南共宣傳部長，接著擔任馬共宣傳部長。1931年6月，與杜克洛一起被捕，1932年被強制遣送回國。太平洋戰(zhàn)爭末期在北京被日軍處死。

傅大慶

林慶允是海南出身的工人，南共中央常任委員，在1930年4月馬共成立時任中央執(zhí)行委員，首任馬共書記黎光遠被捕后任該黨書記。1931年6月1日杜克洛、傅大慶被捕時由于身在檳城逃過一劫，以后仍在檳城活動，并辭去了書記職務。

以上是南共主要領導人的簡介。他們都是中國出身、尤其海南出身者較多，最高干部大部分是中共黨員，參加中國的革命運動后有時以臨時避難的形式進入馬來亞(主要是新加坡)等。他們的目的之一是加強革命運動的實施。說起來，其必然的趨勢是更加重視擴大對中國抗日運動的支持、以及國共對立時擴大對中共的支持。

2．馬來亞共產黨

根據楊進發(fā)的研究，建黨大會時的代表有20人，11人被選為中央執(zhí)行委員，中央執(zhí)行委員選出了由3人組成的常任委員(由書記、組織部長、宣傳部長組成)。11名中央執(zhí)行委員的簡歷如下所述。這里將對各位領導人稍加詳細的探討:

蘇丹•朱納因、即阿里如前所述是為了做馬來人的工作而加入馬共的印尼共產黨員，作為馬共中央委員只是在英國當局的文件中出現。據筆者所見，以前在馬共本身的文件中并未出現這個名字。但在最近出版的馬共相關人員的回憶錄中有以下這些記述：印尼大革命失敗(1926年)后，逃到了森美蘭州，在馬來人中進行秘密活動。戰(zhàn)后成為馬共森美蘭州辦事處的1名代表，也是馬來國民黨(Malay Nationalist Party)該州支部負責人，但后來被遣送回印尼，受到了蘇加諾的歡迎。1953年印尼共產黨(PKI)主席艾地在莫斯科與馬共人員會面時，馬共方面告訴他已恢復了朱納因的黨籍，印尼共產黨也在主席回國后恢復了其黨籍。50年代末病逝。 (單汝洪《森美蘭抗日游擊戰(zhàn)爭回憶錄》，香港，南島出版社，1999年， 第163、195頁)

前面已敘述到，1936年鄔熾夫作為黨內反對派被肅清。鄔于1900年代中期生于廣東大埔(以客家的家鄉(xiāng)聞名)，1925年加入共青團，接著加入中共，1927年的“4.12政變”(蔣介石的反共政變)后前往馬來亞，加入南共、馬共。1931年被選為馬共中央委員兼宣傳部長，同時就任該黨領導下的革命群眾組織“南洋反帝大同盟”秘書長、“馬來亞反帝大同盟”籌備處負責人(秘書)。

陳子彬1910年生于福建龍巖，1929年前往檳城，以林巖、一萍等筆名進行了文藝活動。1935年至1938年處于“極其困難的境地”(馬侖《新馬華文作家群像》)，在彭亨、森美蘭兩州流浪(這也許是指脫離馬共后的不安處境)。根據張明今所言，他接替鄔成為了“南洋反帝大同盟”秘書長，但因鄔被害事件退黨，其后回到中國。根據馬侖所言，他于1940年回國，原打算去抗戰(zhàn)的中心“西北高原”，但卻在重慶停留了6年。戰(zhàn)后， 1946年又來到馬來亞，為《現代周刊》(檳城的左派雜志)寫稿，但1949年最終還是回國了。 b 蔡白云生于新加坡的福建籍商人之家，1937年初由于抗日運動被英國當局逮捕，拘留半年后，同年底率領一隊青年前往延安，在延安“抗日軍政大學”政治部工作。1938年8月作為中共“海外工作團”副團長奔赴印支各國。1940年暫時前往香港，在中共華南分局工作一段時間后，于1943年重返印度支那進行抗日運動。在戰(zhàn)后的1946年，他在西貢對華僑進行中共的宣傳工作時病死。1984年被中國政府追認為革命烈士(越南華僑烈士)。

蔡長青{蔡白云}

劉登乘因與鄔熾夫結盟，事件后便被革除書記之職，逃回故鄉(xiāng)大埔，改名為劉德和，并加入了中共。但由于萊特領導下的馬共中央以臨陣逃跑罪永久地剝奪了劉的黨籍，并把此事通報給中共，中共也在1940年前后將劉除名。其后，劉在廣西被國民黨政府逮捕，死于獄中。

林德(“林德”是臺灣出版的書籍中的音譯)也沒有在馬共本身的文件中出現。無論是共產國際派遣這一點，或是派遣的時期，還是會數學或國語這一點，都與萊特相像，但真相至今仍然不祥。

關于萊特，已經有很多記載。一般說法是，他1934年底來到馬來亞，1935年進入馬共領導班子，1939年就任總書記。馬共本身也認為，“1935年他利用黨內的混亂，偽裝成第三國際的代表潛人黨內，1939年篡奪了中央委員會書記的職位”。1966年有人發(fā)表了“1931年從新加坡碼頭工人中出現了一位杰出的青年領導人，馬共中央與之接觸時，他稱是第三國際派遣的萊特。以后他便迅速地掌握了黨內的領導權”之說，但未能推翻一般說法。張明今認為萊特是 1937年成為實際上的黨的領導人的。馬來亞占領期間的日方資料將戰(zhàn)前馬共最高領導人萊特記為黃紹東(越南語為Hoang Thieu Dong)，但研究馬共的最基本的文獻漢拉恩的著作中僅有簡單的記載，說黃紹東是“3O年代初期的領導人”，不是把黃紹東，而是把Huang Na Lu作為萊特的別名。Huang Na Lu應該是漢語或日語文件的翻譯者黃耶魯(Huang Yeh Lu．Huang Ya Lu)的“耶”誤譯為“那”的結果所產生的名字。顯然萊特=Huang Na Lu之說是雙重錯誤。

萊特

馬共戰(zhàn)后的機關報《民聲報》(1948年3月6日)就戰(zhàn)前被強制遣送回國的馬共領導人，列舉了郭戈奇、王厭之、戴隱郎、粘文華的名字。此外，前述的《選輯》認為戴、王、粘3人就是抗援會的中央領導人。以下以這些領導人為中心探討一下他們的簡歷。

根據當時的日方文件，王炎之(王厭之的別名)、粘文華、黃耶魯、辜俊英于1937年7月由中共派遣進入馬來亞，但有人認為王、粘、黃進入馬來亞的時間實際上比這一時間要早1—3年。

王炎之——本名是王宣化，生于福建省南安縣，1914年前往菲律賓，1917年畢業(yè)于菲律賓大學商學系，1921年回國，1923年前往新加坡設立了“南洋影片公司”(影片為相片之意)，1928—1930年留學于東京大學(因此能讀寫日語)，1931年回到上海，1932年加入中共。1934年又前往馬來亞，在霹靂州州府怡保擔任華文報紙《中華晨報》的總編，之后轉移到新加坡領導抗援會。1938年8月被英國當局逮捕，同月被強制遣送回國。自1939年在上海從事地下工作，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任全國政協(xié)委員(1954—1980年)、全國歸僑聯合會(僑聯)委員(1956—1980年)、福建省僑聯副主席等。日方資料認為馬來亞的王炎之是“最惡劣的抗日團體的首領”。

粘文華——生于福建省泉州市，1930年加入中共，1935年成為了泉州特別支部書記。1935年6月前往新加坡，在抗援會擔任“黨團”書記。1938年與王炎之一起被捕并被遣送回國。以后在泉州等地繼續(xù)進行抗日運動，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就任廈門市工委書記、福建省總工會副主席、福建省政協(xié)常委等職。這里所說的“ 黨團”不知系指何意，但如后文所述，粘文華并沒有成為馬共書記，因此大概是指抗援會內的馬共機關。總之，可以想見粘在馬共中處于極其重要的地位。根據日方資料，粘是“隸屬于星州華僑各界抗敵后援會的暴力集團的頭領”。

粘文華

戴隱郎——即戴英郎，他生于吉隆坡，20年代中期留學于上海美術學院，30年代前半期回國，作為作家和畫家在“星州(新加坡)業(yè)余話劇團”等工作，同時成為了抗援會的最高負責人。1940年2月被英國當局逮捕，同年5月被強制遣送到中國。其后以八路軍、新四軍的身份活動，后來任浙江美術學院教授，1986年在杭州去世。

郭戈奇——近年發(fā)表了自己的回憶錄。根據該回憶錄，郭在1940年以前就很想奔赴延安，但組織(大概指馬共)要求他繼續(xù)在馬來亞斗爭。通過與先去延安的同志通信，更加堅定了他去延安的決心。1939年冬被英國當局逮捕，受到半年監(jiān)禁后，被強制驅逐出境。1940年6月前往香港，同年底抵達延安。

關于辜俊英——在前述的《選輯》中也記載他作為“抗援會”負責人、新加坡抗援會負責人之一1938年8月與王、粘、蘇棠影一起被捕并被遣送回國，因此大概是馬共領導人之一，但具體情況不祥。根據日方資料，辜被強制遣送回國后，在福建被國民黨政府槍殺。

根據前述的《選輯》，蘇棠影是抗援會的負責人，也參加星州業(yè)余話劇社。根據日方資料，他是“民先”的“隱蔽的領導人”。

1938年8~10日王炎之、粘文華、蘇棠影、辜俊英的逮捕和強制遣返當時被稱為“四君子事件”。

黃耶魯——(19 13一)生于福建省廈門市。作為半工半讀的窮學生進入廈門大學的當年，發(fā)生了“9.18事變”，便投身救國活動。黃本身和中國方面的資料都說黃是中共黨員，他參加“反帝大同盟”是顯而易見的，逃亡國外(1935年)是為了躲避國民黨當局的追捕。經由緬甸、米里(沙撈越)，1936年進入新加坡，一邊從事教職，一邊參加左翼活動，主要擔當文化工作。1938年加入馬共，同年7月在馬來亞抗敵后援總會正式成立大會(如前所述，抗援會應該是在1937年8月成立的，但1938年7月以前只是各州的組織)被選為5人常務委員之一。同年秋天，成為檳城的《光華日報》記者，領導馬來亞北部的抗援會。1941年5月被英國當局逮捕，在日軍南下馬來半島的同年12月被釋放，擔任促進華僑義勇軍成立的工作。日方資料記載，“他是報紙雜志的撰稿人，是新加坡文化界異常活躍的分子”，“在馬共中央干部中最有知識”。

在與黃耶魯一起發(fā)表“我們的態(tài)度”的4名抗援會常任委員中，英郎(戴隱郎)、厭之(王炎之)已在前面敘述過。洪濤是辜俊英的別名。吳天本名是洪為濟，1913年生于江蘇省。1927年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1931年進入上海美術專科學校學習，但因“9.18事變”后參加救國活動被開除學籍。1935年留學日本，1936年進入馬來亞，在新加坡、森美蘭擔任教員，同時以“葉尼”的筆名執(zhí)筆了許多抗日戲曲和評論，成為了抗日文化活動(尤其是演劇活動)的一名中心人物。1939年回到中國后，作為劇作家、演員活躍于上海，晚年移居廣州，1989年去世。前述的《選輯》記載，“1939年吳天等部分文化界進步人士被驅逐出境，抗日救國運動受到了打擊”。

楊少民(肖明)——作為1939年任馬共中央宣傳部長的老革命家出現在《選輯》的戰(zhàn)前馬六甲抗日運動的回憶錄中(第480—483頁).前后的經歷不祥。小中、林江石在開戰(zhàn)初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這里想要指出的是，他們同樣出生于中國，幼年時期前往馬來亞。

如上所述，30年代后半期，“大東亞戰(zhàn)爭”開始前的馬共領導人大部分出生于中國，即使是馬來亞出生，也是留學中國的歸國者(戴隱郎)。其中，王炎之、粘文華在進人馬來亞前就已經是中共地方組織的領導人，可見是中共為領導馬共而派遣的。郭戈奇不知是生于馬來亞還是中國，但他自己說，他一面在馬來亞活動，一面很早就熱切希望前往延安。而且，受到英國當局逮捕、強制遣返的原因都是過激的抗日運動(英國害怕日英關系惡化)。3O年代中期的領導人(馬共書記)蔡白云生于新加坡，但難以抑制救濟祖國的熱情，1938年初背著英國當局秘密前往香港，隨后進入延安。馬共與中共的密切關系在此處也顯現無遺。

通過對楊進發(fā)的研究加以歸納，1930年建黨以來的馬共書記有以下幾位。

(1)黎光遠 1930年4月中旬~4月29日
(2)林慶允 1930年5月~1931年5月
(3)符鴻紀 1931年6月~?
(4)蔡白云 1936年~?
(5)萊特 1939年~1947年

另一方面，根據張明今所言，歷代書記有如下這些人。

(1)林慶允
(2)閔競平
(3)劉秉義
(4)蔡白云
(5)劉登乘? ~1935年中期
(6)歐往修1935~1936年
(7)萊特1939—1947年

兩者之間的名字和時期有相當大的出入，也有與前述的鄔熾夫事件(1936年)前后矛盾的一面，對這些問題的考察將留作今后的課題。但在萊特之前，書記只不過是領導人之一，幾乎每年都換，而在1939年萊特成為中央“總書記”以后，其地位不可侵犯，獨裁體制逐步確立，這些情況是千真萬確的。

附：作者簡介

原不二夫（Hara Fujio）：1943年生于日本長野縣。1967年東京大學經濟系畢業(yè)，同年進入東京亞洲經濟研究所工作。1972年-1974年作為海外派遣員進入馬來西亞理科大學社會科學院擔任研究員。1987年-1989年以海外調查員身份被派遣進入馬來西亞馬來亞大學歷史學系擔任研究員。1992年-1994年又以高級海外研究員身份回到馬來亞大學擔任經濟與行政學院研究員。1999年離開亞洲經濟研究所，出任名古屋南山大學亞洲研究系教授。 原不二夫通曉日文、英文、中文和馬來文。在亞洲經濟研究所任職時期是擔任地域研究部門主任研究員（教授），曾三次被派遣到馬來西亞理科大學和馬來亞大學作實地考察研究工作。為了要了解中國與馬來西亞的經濟發(fā)展和合作，他于1993年春到中國汕頭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暨南大學東南亞研究所，華僑華人研究所及海南大學人文科學院作訪問研究。 他主要研究課題是馬來西亞的日本移民和馬來西亞華人問題。著作頗豐，以日本文撰寫的編著有《英屬馬來亞之日本人》，《東南亞的華僑與中國：中國歸屬意識華人意識》和《馬來西亞抗日文學選》等六種。以英文撰寫或編著的著作有四種。1991年與崔貴強合著《新加坡親中國團體的出現，發(fā)展和消失》一書。在馬來亞大學擔任研究員時，曾邀請馬來西亞多位學者撰寫有關布米普特拉和華人企業(yè)的問題。1993年主編《馬來西亞商業(yè)集團的形成和重組》，1993年又主編《馬來西亞布米普特拉企業(yè)和馬來人華人經濟合作》一書。1997年又出版《馬來亞華人與中國：國家認同的轉向，1945-1957》一書。此外還發(fā)表了十余篇有關東南亞華僑華人的論文。1998年12月以中文發(fā)表《抗日戰(zhàn)爭時期的馬來亞共產黨干部》一文刊登在《馬來西亞華人研究學刊》第二期。

原不二夫被認為是日本研究華僑華人的杰出學者，是馬來西亞華人問題研究的專家。

2009年5月21日•星期四
發(fā)貼者 Jim Lee李錦添•時間： 11:2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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