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先秦史研究與中華文明的再認識（提綱）
——農業社會的生產方式、基層組織與儒道兩家的政治哲學

作者：老田

歷史理論與多數人的生產和生存條件脫節，這就成了一個純粹的“自由領域”可以任意馳騁學者們的想象力了，結果也就不可能形成共識和學術積累。把生產方式的基礎性地位突出出來，把古人時刻關切的問題意識重建出來，把少數統治階級的意愿和多數人背景所容許的選擇空間關聯起來，才有可能認清歷史的動力、演化與過程的邏輯，具備對經驗事實進行理論提煉的可能。只有在衣食住行解決了之后，才談得到政治、文化等等。在古代農業文明的研究中間，近東地區的經驗和理論提煉占據著學者們的頭腦，其中社會分化和國家的出現被作為關鍵標準，這在近東灌溉農業區，公共權力的管理和協調職能與生產的相關性較高，在中國早期的農業時代就未必同樣如此了。

張光直先生所嚴密遵守的西方學界確立的文明標準是：“當我們看到一個古代社會愿意并能夠動用相當多的財富去做似乎無用的事情，我們將敬仰這一社會的人民并說他們已經進入文明。物質文化越無用，在我們眼中文明就越顯得清晰?！薄柏毟环只?、城市化和國家關系是文明的三個必要的社會決定因素。”[1]以社會分化程度高低和國家形態完備與否作為社會變革和文明出現的“質的規律性”，這是從近東農業文明（埃及和兩河流域）早期社會分化速度和水平遠超時代的特殊經驗中間提煉出來的，該地區的灌溉農業反常地滿足農業再生產要求之后，尚能支持高水平政治分化和相對完備的國家機器的高成本需要，由于此一經驗與古希臘經驗一樣，是古代社會中間與西方工業化之后的經驗之“可比性”最強，所以得到西方學界的特殊重視，最終上升到典范和標準的地位。但灌溉農業區較高的剩余水平，不僅僅在早期，甚至在一切傳統農業社會都是特殊的和反常的例外，以此作為評判農業社會變革的標準和研究參照系，明顯存在著嚴重缺陷。

把近東早期提煉出來的文明標準和文明諸因素，應用到中國早期歷史研究時，就與儒家道家對于歷史經驗的陳述及其政治主張發生尖銳矛盾，結果導致近百年史學拋棄了儒家思想中間的合理問題意識——在農業剩余不敷分配的社會中間對上層政治組織的形式和成本限制。儒家道家并不僅僅是一種思想流派或者主張，而是與農業社會的關鍵要求相一致，儒道兩家都重視“道”——其中的核心內涵就是農業社會的根本規則，特別是政治和組織的根本規則。儒道兩家的思想，都是與中國農業剩余生產水平很低而提出的一個根本性要求保持了一致性——上層組織成本必須最小化，戰爭成本最小化。

在農業社會里，上層組織和強制性管理都屬于與基層社區組織的生產無關的耗費，格外需要履行節約原則。因為“在前工業化的農業中，維持生計之上的剩余充其量只占農民家庭生產的一小部分?！捎趧趧恿Φ倪呺H報酬遞減，當人口密度超過一定程度后，農民家庭的總產出中維持生計之上的剩余會減少。……正因為國家政權和農村人口都依賴農民的微少的剩余，加劇了兩者之間的緊張關系；當人口密度增加，隨之出現邊際報酬遞減時，這種緊張關系就更甚。當天災人禍威脅農民生活時，國家政權攫取和小農生存之間的微妙平衡也受到威脅。剩余的任何一點減少都會同時威脅到國家機器及農業人口的生存。人口密度越高就更是如此，因為人口密度較低，生存以上剩余比較大。這或許就是中國歷史上國家政權和農民之間產生頻繁和劇烈沖突的原因一?！?A title="" style="mso-footnote-id: ftn2" name=_ftnref2>[2]《司馬法·仁本第一》說：“故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春蒐秋狝，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辈皇墙⒊滠妬斫鉀Q安全隱患，而是對所有壯年農民在農閑時期給與一些準戰爭訓練，以低成本地保持相當的防御能力；因為常備軍意味著巨額財政支出、還需要昂貴的行政系統去完成征稅職能，這就帶來與貧困農民爭奪有限的農業剩余和造成社會對立，巨大的有形成本和無形的政治損失都是不可接受的。梁漱溟對于歷史

儒道兩家的思想不僅僅流為一種智力成果和主張，在夏商周三代中間是一種現實機制，完備的國家機器和足以威脅其他邦國的常備軍耗費，以及由此決定的榨取力度，在考慮了農業剩余水平低下的承受力之后，會導致一種普遍的反抗意志，這在基層組織相對完善的時代，很容易組織成為一股有效的反抗勢力，顛覆統治階級強化國家機器的努力，商湯和武王都是以小博大并戰而勝之，在這兩場戰爭中間，顯然，湯武只是起到了“領頭羊”的作用，大量的反抗力量是由各個邦國提供的；而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顯然不是出于自身的力量壓服別人，也不是道德高尚感化了別人，而是出于商紂王得罪的邦國過多——主要是作為商紂王不得人心的反向動員效果而體現出來的，各個邦國都麋集在愿意領頭滅紂的周室周圍，這不是感召力和統治力量作用的結果，而是出于周室愿意承擔較大的軍事成本，大家都跟著搭一部分便車——有周室出頭承擔大部分戰爭成本，其他邦國跟在后頭搞“墻倒眾人推”。中華上層組織和國家機器的晚出，是因為現實中間存在著有效的抑制機制，扼殺了這個符合近東文明標準的發展方向，湯武革命的成功就是最為明確的驗證。武王克商之后曾經解散軍事力量，周公制禮作樂是從完備的國家行政選擇上后退并向社區放權，之所以這樣做，不是出于仁義道德的考慮，而是懲前毖后，深刻認識了桀紂失敗的教訓而理智地避免重蹈覆轍。三代期間湯武革命的深刻政治意義，為孔夫子、孟子和老子重視，并成為其政治哲學思想的堅實經驗基礎。

公元1112年（政和二年）宋徽宗御批謂“經以載道，史以言事”（馬端臨《文獻通考·科舉考四》），把經書內容與農業社會的根本規律聯系在一起，歷朝開科取士多以經書內容為策論范圍，漢武帝就已經立五經博士了，認為這是“養士”之根本道理。理解和把握“道”（或者儒家的“王道”，好的可行的制度化方案）要與農業社會的利益制度化要求及其對政治和組織的限制聯系起來，而“治國平天下”的關切點都落在政治和組織領域特別是上層組織領域，諸子爭鳴時期上層組織開始進入人們的觀察視野，這是上層組織出現瓦解、或者與上層組織相關的關鍵利益失去制度化守護時期形成的急切問題意識。諸子正是在上層組織在強化和形成過程中間，對于上下層組織之間的關系和影響進行評價，對于上層組織的功能及其實現形式提出看法和主張。借鑒近二十年來三農問題研究的成果，去理解農業社會的組織要求與成本問題，從而實現與史學界的交流，多學科的合作共享研究心得，有可能對“道”這樣的農業社會基本規則，勾畫出合理的理解范圍來：確立農業社會的制度可能性之邊界。

新制度經濟學家青木昌彥認為博弈者、博弈規則和博弈均衡都是制度，農業社會根本利益的制度化過程中間，也要同時注意這三個維度。與文明標準相關的是國家這樣一種上層組織的出現，本身是歷史進程中間最強大的博弈者隆重出場；國家與規范行政的要求，在肯定某些規則的同時又會否定另外一些規則，并由此對生產方式和基層組織發揮不可逆轉的影響；由于社會結構地位上不同階層與國家關系不同，就從根本上影響了各自的博弈力量，由此導致新的和力量對比和新的博弈均衡，從長期歷史看，國家出現前后的博弈均衡處于相當懸殊的位置上，這意味著有了國家之后就博弈均衡要移動到新的位置上才得以達成——國家形成的沖突論解釋。國家機器的完備化，上層階級與之緊密結合，由此增強了自身的博弈力量，加劇了社會上下層力量對比的失衡，社會分化因為有了這一支撐，反而更加穩固和制度化，國家機器和階層力量相互作用并抬高，最終變成抽離社會本身且與社會需要相對立的群體利益代表。與國家政治緊密相關的知識和規則，也一樣逐步脫離多數人的需要，甚至脫離多數人的視野和理解能力，共同加深了社會分化。針對這一社會分化的趨勢，老子深刻預言了“管理悖論”——國家機器所支持的強制性管理必然走向反面——的種種表現。

制度化意味著以適當的組織或者市場渠道，經由有效的調節方式，能夠穩定取得人力物力資源實現關鍵利益的再生產，借以維持和改善人們的生產條件和生存條件。在先秦史演進中間，農業社會有兩種關鍵利益亟須制度化，與上層組織制度化緊密相關的是安全利益和戰爭成本最小化要求，與下層組織緊密相關的生產方式完善性要求——據以維護再生產條件穩定和生存條件穩定的再分配組織，這是農業時代兩種最為重要的、亟須制度化的關鍵利益。前者是一種消極利益，而后者則是一種積極利益。

上層組織所能夠籌集到的人力物力資源，與農業剩余水平之間有著緊密的關系，戰爭和行政高成本與再生產條件要求之間的矛盾程度，在較為貧困的農業時代更為嚴重，這體現為農業社會政治運作的基本法則。而農業社會的管理問題多落在前制度化區間，難于以今天的管理法則進行總結和提煉，上層組織的行為能力主要與認同而非強制相關。認同對于社會整合的意義，認同喪失而帶來的社會成本及其高昂，這是儒家思想的一個基點，所以孔夫子說“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都是講過高的反抗能量和階層對立所帶來的社會成本極高，那些導致認同喪失的措施因此是完全不可取的。以此去理解“德政”“君子之德風”的主張，就不再是一種建基于道德的公式化答案，而是一種“理性的算計”和社會秩序如何可能的思考。

廣闊的黃土地域，新墾地與熟墾地之間差距很小的耕作效率（級差地租），使得遷徙自由的可及性很高，這明顯不利于強化社會分化和政治統治。孟子強調民眾自愿追隨的意義，這反應級差地租很低的情況下，遷徙的選擇易于做出，因而人心向背對于統治地位維持的重要性就相對高?？追蜃勇么嗡姷拈L沮、桀溺耦而耕，屬于低地租區域的特殊現象，可以脫離政治系統管治的老墾區范圍而自求生存，這在灌溉區就做不到；孔夫子另外一次旅行中間，遇到過與老虎為鄰的“激進”遷居者，并發表了“苛政猛于虎”的評論，這意味著有人選擇以承擔較高的生存風險為代價，去追求政治自由或者避免經濟剝削。

先秦諸子的思想和經驗，大量來源于社區組織的經驗，以及熟人社區的交往規則，同時早期社會中間競爭成本和防御成本很低，被視為一種好社會標準，據此對新出現的競爭以及由競爭引發的過高社會成本進行批評。行政成本高低與克服反抗的成本緊密相關，沒有認同的事情很難做成。行政系統的運作成本（官員數量和單人工作和成本水平），克服反抗的成本（與目標接受程度的反向關系），運輸成本高等等；戰爭機器的損害：對于生產條件本身的負面影響（人力物力資源提?。?，還有就是制度化的防御成本高低（工事、常備軍以及征稅系統），“城郭溝池以為固”顯然是社會競爭而帶來的非生產成本。社會對立和反抗的成本很高，及其與再生產條件維護的深刻矛盾，是儒家的思考起點。

考慮到最初農業社會只有基層組織，而且服務于生產條件和生存條件的穩定化與合作效益，基層組織的瓦解是歷史變革的關鍵邏輯，但這個關鍵領域并沒有經過認真仔細的分析，簡單地歸結于生產力發展的必然結果，會導致一種沒有根據的樂觀主義（積極利益引發變革是淺薄的，奴隸制對于保留勞動力的意義，封建制對于勞動激勵的價值等等）?；鶎咏M織的瓦解，更有可能是社會分化和政治方面的原因引發農業社會的上層組織變革（如果考慮到農業利益的地域性和分工的有限性，宏觀制度和組織變革并沒有與尚未發展起來的全局性全社會的生產性利益要求），在一種消極利益的驅使下引發的社會質變。由于行政的高成本，績效也沒有保證，按照梁漱溟的理解，維持一個“消極相安之局”乃是最明智的：“天子及代表天子之官與庶民之間，乃疏遠而成一種無交涉狀態，免得相礙、相沖突，而庶乎得較久之相安；真有所謂‘無為而治’之概?！薄疤煜率旅砍鲇诜疵姹瞥?，而不出于主觀要求；若說是‘無為而治’源于黃老哲學之理想，則誤矣?！?A title="" style="mso-footnote-id: ftn3" name=_ftnref3>[3]

國家在中國歷史中間出場是一次質變，而質變后的新均衡與上層階級的利益和權力要求有較高的一致性因而得到維護，上下層階級的脫節在于新的均衡僅僅與下層階級的消極利益有一致性，而與其積極利益無關。后世讀書人就是長期處在這個“彀中”，因而脫離社會實際鮮有創造性成就——關鍵就在于把智力耗費在一種消極利益制度化的不穩定均衡的修補思考中間，而積極利益的諸方面在規范行政系統中間缺乏實現路徑，結果就變成一種智力砥礪僅僅與個人仕途謀劃相關，朋輩唱和有關，而與生產方式和社會大勢無關。后世學術中間的“道”的狹隘性，恰好與統治階級利益缺乏涵蓋性程度相一致，在思想方法上的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之詭辯，關鍵原因學術思想服務于利益狹隘利益的辯護要求。觀察視野的狹隘性是利益的狹隘性附加的，思維方法的局限是根本利益不兼容的映射。

先秦諸子與后世有很大差距，其經驗主義色彩非常濃厚，在評價上層組織時，通常應用農業社會的基層組織和熟人社區的經驗，這當然有很大的局限性，但貴在堅持了生產方式視野。墨子和農家對于“干部參加勞動”的認同意義，儒家對于非正式權威和社會組織要求的理解，老子對于規范化的管理手段及其負面效果的揭示，都是從最為基層的日常經驗中間提煉出來的。在前制度化區間中的干預手段和介入性權力的理解。古代史理論的發散性，主要是與農業社會的利益制度化處于前制度化區間是緊密相關的，今天的農村仍然處于“政府失靈和市場失靈”的雙重失靈中間。正是在西方理論肯定的科層化管理和市場化路徑上，恰好不存在傳統農業社會的關鍵利益制度化空間，而這在諸子肯定的經書時代恰好有那樣的經驗，黃金時代與歷史退化論思想是有根據的。曹錦清教授從社會學角度，認為宋明儒是從需要與可能出發，在政府和行政系統不能有效介入的情況下，希望以民間的力量，在家族和宗族制度基礎上的合作努力，來為殘缺的生產方式提供某些拾遺補缺的功能，族譜、祠堂和公田是宗族制度下的三大支柱，大問題解決不了，提供一些個小的公共物品。

在新中國實現工業化之前，仍然是一個傳統技術基礎上的農業社會，而隱涵在古代史研究中間的農業社會組織原則與利益制度化方式問題還沒有共識：農民要不要組織起來，如何才能組織起來，仍然是中共高層政治爭論的一個重要方面（毛澤東臨終前回顧黨內兩大爭論是：合作化的時候黨內就有人反對，批判資產階級法權他們有反感），這是社會結構未起質變的情況下，長時段中間仍然有共性的領域。而在布羅代爾所說的短時段政治史和事件史研究領域，這是新中國史學界60年不變的主流，但在這些研究者中間卻少有能夠很好把握農業時代政治邏輯和軍事邏輯的學者，這恰恰是毛澤東介入歷史爭論的原因（批評史學界很著名的幾次：唯心主義最多；研究歷史的搞不了歷史，要搞也只會搞帝王將相；社會主義革命越是深入，他們越是抵抗，吳晗翦伯贊名義上是共產黨員實際是國民黨。吳晗沒有讀過明史。還有就是對儒家法家的評價。）同時也是他的強項和知識界的弱項。毛的批評集中說那些人只會簡單地羅列素材和濫發議論，沒有能力進行系統總結和理論提煉，因為缺乏理論提煉和上升，必然陷入事件羅列和簡單的議論水平，缺乏對農業時代社會結構的把握和理論梳理，結合五張皮的批評，更能夠反應出知識精英對于制度化農業利益的反感，在這個方面相對先秦儒家是一個后退。

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經指望人類終將從必然王國走向自由王國，看起來中國社會仍然受到必然性的嚴厲主導，認識的沖突和不兼容實際上導源于利益和要求的不兼容。XXX的復辟和毛澤東的革命，都是對另一面的不兼容。在農村問題上的不兼容狀態表現得最為集中和明顯。小農經濟，成為知識精英選擇的“五張皮”中間的一張。前制度化區間的存在，是否意味著人類學和社會性的區別，而且人類學走的是否足夠遠。薩特認為，“匱乏與個人欲望之間的矛盾是歷史運動的核心。匱乏，首先是生活資料的匾乏，是階級產生的根源。由于存在匱乏，人與人之間相互威脅，不能共存，因此在建立在匱乏的基礎上的社會中，工人階級也不是一個目標一致的集團?！?A title="" style="mso-footnote-id: ftn4" name=_ftnref4>[4]在中國近代史中間，迄今為止，仍然存在一種社會上下層的反抗能量交替上升的態勢，匱乏是否“必然性”藏身的空間？毛時代精英階層感到極度不愉快而懷有深刻的“貴族造反”意志，30年后工農小資多數都感到極度不愉快巴不得有些人早點垮臺，每一次都醞釀著巨大的顛覆性政治能量。革命與復辟，都意味著一種不妥協和不兼容心態，是風度與胸懷問題還是利益相互排斥的客觀態勢？

毛澤東站在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的另類道路上，其于人類歷史的意義因其獨特性而上升，而不是因其普遍性而得到好評。他的管理實踐和思想，要放置在農業社會工業化早期的制度化領域來評價，這是社會時間維度；在資源與目標相對應的管理維度上，要放置在后發國家乃至于人類多數國家工業化道路的實際選擇視野里來評價，這是工業化戰略選擇的臨時性方案；在工業化社會中間，扁平化治理要求和人與人關系定位方面，要放置在沖突更多的社會如何協調關鍵利益以節約管理成本來看待，這基本上是傳統文化的返本開新的一個探索方向，也是工業化時代有無別種文明模式的問題。從思想來源和展開看，江西根據地時代的統治方式革命（三灣改編、古田會議），黨內爭論和延安整風運動中間的思想統一，建國后的系列群眾運動，對于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不同評價。

儒道政治哲學的社會背景——農業革命后生產方式的非技術維度

1、           柴爾德謂新石器時代革命的四個特征：農耕、家畜飼養、磨光石器和制陶業。農業成為主導生產方式，對于人類居住的外部環境及內部社會關系的影響是革命性的。8000年前的裴里崗—磁山文化、山東后李-北辛文化，經過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階段，進入夏商周三代，到了春秋戰國時期，農業革命的成果是人口大量增長，華北平原被全部農業化，農牧業分界線第一步形成后游牧部落退守山區，農民大量占據平地。

2、           新進化論學派萊斯利·懷特認為人均能量生產和利用是文化識別的關鍵標準，薩林斯認為有效開發環境能量的文化將戰勝和替代無效的，農業對于非農業生產方式的替代過程，就是這樣一個人均能量上升和對無效文化的替代過程。其中農牧業之間替代首先是在平原發生的，此一替代有和平的（《春秋》記載游牧部落的土地可以購買），但是到后來一定是引發沖突和戰爭的，在平地和山區的過渡地帶形成戰爭成本密集發生區域——農業部落對于平原地帶的獨占越是成功，對游牧部落的排斥越是徹底，就越是提高其在山區的密集程度和戰爭潛力，引致一個較高的威脅水平，西周初期對獫狁、春秋時期的山戎，都成為很大的勢力，這是第一步替代。農業替代游牧部落有一個“兩步走戰略”，第二步則是把游牧部落排斥到長城以外，形成穩定的農牧業分界線，燕趙諸國力量不足，與游牧部落的戰爭打成相持局面，趙國名將李牧就是長期干這個活兒的，直到秦始皇統一中國后挾全中國的人力物力之豐厚，派蒙恬帥軍30萬北擊匈奴，才首次完成這一排斥過程。此后，農牧業戰爭的形式有所改變，長期沿著長城展開，這是此后兩千年歷史中間的不變安全問題。

3、           黃土與簡單的木石工具之間的穩定結合，算是先民在農業時代的一個突出特點。銅鐵工具在黃土地帶應用的效益/費用比太低，所以木石農具長期占據生產資料市場，替代工具發展緩慢。青銅主要作為兵器和禮器，主要與權力和政治相關，直到廉價的鑄鐵工具出現之后，才開始在生產領域大規模替代淘汰木石工具，以工具衡量的農業生產力方面才有一個明顯的替代過程。張光直謂：“中國古代文化，從仰韶到龍山到三代，至少從考古資料上，看不到在生產工具與技術上有突破性的變化；農業生產工具都是石、木、骨、蚌所制，形式不外木耒、鋤、鏟和鐮刀，而在技術上也看不出重大的變化與改進，如灌溉技術的飛躍進展是要到三代的末期才在史料中顯著出現的?！?A title="" style="mso-footnote-id: ftn5" name=_ftnref5>[5]

4、           中國早期農業中間，生產力（工具）因素的長期不變是明顯的特征，變的方面集中于組織領域，其中上層組織和下層組織的情況截然不同。定居之后的第一次制度均衡被孔夫子稱為大同，這是緊密型基層組織且功能強大，足以維護農業再生產條件和人們生存條件的穩定，構成一種完備的生產方式（馬克思謂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生產方式）。大同是農業革命后實現的第一次制度均衡，有較為穩固的基層組織來照顧大多數人口的生老病死，生產生存資源相對均衡分配，土地公有公耕，生產方式對于基本利益的制度化守護很完備。對于大同所揭示的基本社會特征，得到了人類學、考古學和歷史學家的共同確認。人類學家塞維斯認為先民是從游群、經過部落和酋邦階段才發展到國家，早先有一個長期的平等時代；王震中從考古學證據說中國有一個長期2500年的內外平等農耕聚落階段，才發展到有部分外部分化的中心聚落階段；呂思勉謂大同是“內部毫無矛盾，對外毫無競爭”。等到農業占據全部華北平原之后，開始誘發第二步質變，質變開始時，春秋時代的情況是上層組織及其相關的利益制度化瓦解了，戰國時期基層組織也開始瓦解了，秦漢時期整個社會完成再組織之后的情形是：基層徹底瓦解為小農經濟而上層再整合為皇權政治。

5、           第二次質變發生的地域，是木石工具耕作效率最好從而人口也最為密集的地區。諸侯力政就是最先發生在農業密集區域——那些歷史上最持久的政治舞臺與農業密集區重合——最主要的是關中平地和黃淮海平原，其次山西汾河谷地、晉中盆地、膠東平原。要不是楚國老是成為中原地區的安全隱患，強行與中原發生親戚關系，硬性擠進歷史舞臺來的話，估計秦始皇統一范圍將無需包括江漢平原，從農業區域特點看，中國的第一次統一本來只打算開一家夫妻店，結果楚國自己鉆進來當了跑堂的（從當時的農業開發程度和技術工具而言，在鐵器工具普及之前，森林密布的南方地域的重要性很低）。

6、           基層組織對于生產和生存條件穩定的極高重要性，在工具不變的前提下是生產方式中間最活躍的因素，大同和井田制瓦解之前穩固的組織一直存在，中國先民在手持木石農具就已經實現農業的大范圍擴張和人口巨量增長，首先應該視為一個組織上的成就。所以，農業時代的早期成就不適合以工具和技術維度進行衡量，大同小康是從組織成就及其主要特點和效果來標志時代特征的。在井田制瓦解之后，基層組織即落入前制度化區間，由此生產方式陷入殘破不全的境地，看起來可以提出這樣一個有待進一步檢驗的假設：沒有認同就沒有穩固的農業社會的基層組織。

7、           在基層組織瓦解過程中間，生產力的因素不突出，政治分化的因素更為明顯?！洞T鼠》《伐檀》之所以寫出來，因為這還算是“新生事物”人們還不習慣于接受，所以對此“人心不古”現象持一種不妥協的抨擊態度，社會分化對于認同的破壞導致無法實現高度利益協調了，而正規化的行政系統因其高成本和無法利用社區人際網絡中間的信息和輿論調節手段而無效，變成“扁擔沒扎，兩頭失塌。”以認同為基礎的早期基層組織受到社會分化的影響而瓦解，規范的行政系統在農業社會無法順利建設起來，農業生產方式的殘破乃是社會分化的結果，政府失靈意味著不可能在新的基礎上重建生產方式的完整性。

8、           村落之上的組織要求，在非灌溉農業中間沒有緊迫性，只與其他形式的共同利益相關——譬如控制戰爭成本，這與埃及的諾姆文明和兩河流域的神廟組織不一致，埃及從前王朝時期到古王朝時期的變化是否由于戰爭成本最小化不清楚。對于上層組織的經驗，主要在于三代期間以“湯武革命”為標志的兩起兩落。西周在武王克商戰爭之后，就解散了常備軍，直至春秋時代的諸侯國內部都還沒有常備軍，所以才會出現“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的現象——諸侯沒有能力面對造反力量來捍衛自己的地位。黃土農業區不存在超越村落水平之上的共同生產利益，生產利益是社區化的和相互分離和獨立的，上層組織因其高成本且無益于農業需要（不同于灌溉農業區），而受到有意識的抑制，這是確鑿無疑的史實。諸侯變法和力政之后，才開始以諸侯為政治整合的層級，此前常有大夫壟斷權力出現架空諸侯，晉國發生六卿爭權和三家分晉，齊國發生田氏代齊，魯國三桓專政現象，還有陪臣執國命，叛弒無常；相比較而言，周天子在這一次社會質變中間毫無表現，似乎已經提前出局了。孔夫子還曾經兩度起心思要去叛臣那里當官，卿大夫行動快于諸侯，地位也相對有利（處于專職管理者地位上），最后是諸侯層級的力政和兼并戰爭把中國送入皇權政治時代并完成第二次質變。第二次質變完成之后，皇權政治和小農經濟是一起成熟起來的，上層組織的強化和基層組織的瓦解是同步的。

9、           儒家、墨家和農家，都是把基層組織的邏輯擴張為上層組織的邏輯，提出批評和主張。實際上這并不現實，即便僅僅對上層組織提出功能性的要求也都是不合理的，上層組織不掌握社區信息和介入式權威，這是儒家的經驗主義失誤。不重視管理成本的欠缺，在熟人社區中間公共信息和一貫表現是大家熟知的、評價可以隨時隨地做出和修改，信息成本和監督成本因此被忽略，未能進入視野，是一種場景錯置的想象力——老辦法應付新問題的結果，說“至仁伐至不仁”能夠以低成本取得勝利這當然很對，但指望仁政下“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就未必如此了，沒有考慮遷徙過程中間的社會資本損失——“上屋搬下屋、也要一籮谷”（毛澤東《尋烏調查》），置信（保險）和信息（宣傳）成本問題——外地人如何才能確知仁政的信息和可信性呢？司馬遷說武王伐紂時“不期而會者八百諸侯”，這是把外交和統一戰線工作的成績和成本都一同給抹殺了。除了基層組織的經驗主義認識不足之外，儒家另外的不足是：把歷史事實、與合理評價標準混淆起來了，甚至把歷史寫作作為褒貶善惡的工具，編織成“意義網絡”的一部分，《春秋》是其典型；還有就是因為要實現春秋目標，褒揚和批評有過頭以至于損害敘述信息的傳遞及其背后的制度邏輯。這也許是早期學科和信息不分家的“綜合結果”——在同一次敘事中間體現多重目標，導致相互干擾。

10、      上下層之間的信息聯系及其形式，儒家把詩經諸篇看作一種最主要的政治信息形式，起作用的條件是怎樣的？孔子說：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孟子說王道之跡熄而詩亡，分析的價值和社會時間維度是怎樣確立的？合法信息與交流渠道，下層干預上層的方式？此種信息只有適用于緩慢節奏下的偶發調節，是否意味著對于上層組織的要求極少同時又極其穩定？考古學和人類學的結論都一致，最初的社會整合只有村落水平，組織及其功能都與農業生產條件和普通人的生存條件緊密相關，生產組織還是以非科層化的方式在熟人社區中間實施的。主要特點是以最能干的人不求特權和額外利益構建一種“保險博弈”，實現搭便車最小化，個人激勵主要在意義網絡中間解決，政治和經濟分化最小化而形成的認同是維持一個基層組織及其功能的關鍵。從大同到井田制那次蛻變，關鍵原因未曾見于文字記載，推測是激勵問題已經難于解決了——這又可能是統治者脫離勞動同時追求特權地位和超額利益破壞認同所致，所以才演變成土地公有私耕的井田制。儒家的大同社會就是道家的小國寡民社區，外部交流稀少，內部沖突緩和，內外組織要求與這一背景吻合，社區通過非正式制度進行利益協調所需要的信息數量和形式都不同于科層化環境。

11、      農業社會如何實現高水平動員和管理，意味著前制度化區間的努力方向。農業社會進行高度利益協調并保持生產方式完整，有一個近代經驗以資對照，革命時代農村根據地之所以可能，乃是因為舊統治方式在農村地域的無效。奧爾森的集體行動困境，只要有百分之三的積極分子就可以突破，形成新的氛圍，毛澤東從三灣改編開始尋找并培養那個百分之三的積極分子，供給制和三大民主意味著異化最小化路徑，這是先民在大同社會時代實踐過的，毛澤東的“經驗主義”與孔夫子所肯定的大同，是農業社會中間關鍵利益制度化的全部選擇集，1949年他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間展望新社會的時候用了4次大同3次共產主義來實指社會形態。共產黨高層XXX、X里和胡Yaobang要分田，首先否定集體農業，農業集體化的管理規則中間內涵了反資反修（支持相對剝奪的初級意識形態）與縮小上下級差距的法權批判內容，知識精英中間對于法權愛好者也是同盟軍，非毛化同盟的共同政治利益其實就是農業社會制度化的唯一通道，從反面證明兩個問題：農業社會關鍵利益制度化與精英階層的法權要求是對立的，推測早期社會組織瓦解的原因也是內部精英造反引發的——把權力用于謀求私利而促使關鍵的組織瓦解了。在農業社會關鍵利益處于前制度化區間時，爭論話題和關鍵利益是不變的，組織形式問題和法權問題是努力的方向。尋找百分之三的積極分子起模范帶頭作用，最小化政治和經濟分化支持高水平認同，這是革命時代的努力也是建設時代的努力，實質上延續了非制度化區間的努力方向。

農業革命后的第二次質變——上層組織演化和皇權政治的出現

12、      司馬遷說“萬物聚散皆在春秋”，王夫之說戰國時“古今一大變革之會”，趙翼說“蓋秦漢間為天地一大變局”，這是同一次質變進程中間的三次部分質變。在農業革命之后，中國古代史中間上層組織的國家化進程，本身應該視為另外一次質變，這樣，先秦史研究中間，農業革命起源后的“文明”就不是能夠“自然”地發展政治國家階段的“文明”，國家機器出現前后的“文明”概念內涵迥然有異，所以“滿天星斗說”就有一個內在的問題是“前后兩個文明概念的內涵并不一致”，這就需要進行階段性區分。后世皇權政治管治范圍的擴大，應該看作是“后人的功業”和事情，不宜把淵源過度地追溯到農業起源時代——這兩者之間沒有延續性。

13、      三代政權的兩個起落，是儒家道家發表對上層組織看法的主要經驗依據，湯武革命都表明反向政治整合的成功：農業剩余少以及基層組織強。在希臘歷史上的僭主政治中間，聰明的精英也是向平民利益傾斜，來爭取人心和支持力量，從而就支持了自身的政治利益。湯武革命本身是農業剩余不足窮困農業經濟中間，反向動員的臨界點很低的結果，在基層組織很完善的時代反向動員的成效很高，孟子對于稅收和再生產條件的矛盾最為敏銳：“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所以他說“為湯武驅民者，桀紂也”，下層人民的組織和一致，扼殺了上層貴族的走極端——強化國家機器的努力和賦稅的增加，中華文明中間國家晚出而且形態和功能都是特殊的?；鶎咏M織是非行政組織，在性質和權力形成和運作方式上，在職能上都不同于國家組織，在有“領頭羊”時期商湯和周武王時期成為反“國家”的有組織力量。中華文明主要體現為基層組織的完善性和擴張成就，領頭羊和基層組織合伙否決了榨取型的上層組織進化歷程，使得上層組織在近1500年里（從夏初到西周）保持一種“溫良恭儉讓”的外貌，確立了置信承諾，支付了保險成本，創造了長期認同和統一的基礎。此種潛在的統一基礎，在近東和西方一直沒有出現，秦始皇的封山刻石多炫耀終止惡性政治競爭的功績。元元黎民得免于戰國，由此才不得不容許其存在和耗費農業剩余。小于戰爭成本就受到支持。從古代管理知識和所需信息和交通技術看，都不足以支持大一統帝國的廣土眾民，故湯因比對“大一統帝國”極度菲薄，謂“大一統國家基本上是消極組織。首先，它們是在文明崩潰之后，而不是在文明崩潰之前興起的，然后才帶給這種文明一種政治上的統一。”“大一統國家是統一意識在政治層面上的最高體現，而統一意識乃是四分五裂所造成的心理效應之一。在文明處于分崩離析的動亂時期，對統一的渴望隨著統一現實的消失而變得越來越強烈。到了幾乎令人絕望的時候，這個長期追求的目標卻意外地實現了：其心理效應無比巨大，能壓倒一切。”[6]

14、      春秋時期上層組織瓦解，百家爭鳴的主題是上層組織及其相關的安全利益和成本怎么辦的問題，殊途同歸百慮一致；戰國時期基層組織瓦解，井田制與王道理念又得到大力提倡，秦漢皇權政治的作用范圍探索，漢武帝的政策選擇范圍，結果表明農業的根本利益陷入前制度化區間之后，國家政權及其行政系統并不能接管維護再生產條件的職能，因此生產方式的殘破就無法再行制度化了，由此引致了思想上的兩千年悲觀主義與懷舊主義。因為問題不變，所以思考方式和所提出的要求也不變?；趯ιa方式完整性的關切，如何維護農業再生產條件穩定，農民的生存條件平滑化，就成為歷史上最主要的政策論題。大體而言，儒家持有一種恢復基層自足的生產方式完整性的努力，如何恢復井田制是其主張；而法家多希望由政府接管這一職能，采取各種限制兼并和過度剝奪的政策，去抑制或者減慢經濟分化速度以維護農民的生計，把生產方式維護職能與行政管理聯系在一起考慮。呂思勉對古代儒法家政策爭論的解讀：“社會經濟在氏族時代本有規律，大體系公有，入封建時代漸次破壞。然初期尚可，工商業興，破壞乃日甚，此時人心皆思恢復前一時期有規律之公有，有具體實行之方案者二家：（1）儒家重平均地權，（2）法家主節制資本。其初各目分張，至新莽乃合為一，行之而大失敗，人心乃一變，不敢復為根本之圖，而承認遷流所屆之社會為合理，至少亦認為無可如何之事，此為言中國社會史者之一大變?！?A title="" style="mso-footnote-id: ftn7" name=_ftnref7>[7]“王莽的失敗，不是王莽一個人的失敗，乃是先秦以來言社會改革者公共的失敗。因為王莽所行，并不是王莽一個人的意見，乃是先秦以來言社會改革者公共的意見。王莽只是集此等意見的大成。經過這一次改革失敗之后，人遂群認根本改革為不可能，想把亂世逆挽之而至于小康的思想，從此告終了。中國的社會改革運動，至此遂告長期的停頓。”“然單講平均地權，本不能解決社會的經濟問題，兼講節制資本，又苦于沒有推行的機關。”[8]總之，把維護再生產條件的職能強加給皇權政治的行政系統，這種變法設想始終是不成功的。由此，小農經濟也就長命百歲地活下來了。

15、      皇權家族與權力精英、財富精英之間的矛盾是結構性的。變法與反動勢力的較量，出場者實際上是皇家代表和富家代表，蘇轍批評王安石變法思想時說：“王介甫小丈夫也，不忍貧民而深疾富民，志欲破富民以惠貧民。……設青苗法以奪富民之利?！边@說明蘇轍雖然受皇家雇傭的高官，但是家族發財致富的愿望還是先于關注皇權政治穩定性要求，取地主立場而非官僚立場，《鹽鐵論》中間大夫與賢良文學之爭，體現也是這種財主家庭出身的讀書人對家庭發財門道的熱切關注，反應的是皇權政治與地主富農在瓜分農業剩余方面的矛盾。張居正也說：“夫民之亡且亂者，咸以貪吏剝下，而上不加恤；豪強兼并，而民貧失所故也。”“豪民有田不賦，貧民曲輸為累，民窮逃亡，故額頓減?！彼砸巹竦目谖且雷宕蟮刂鳌俺銎浒僖恢?，以完積年之通”，以便“終身乘堅策肥，澤流苗裔”。明末李自成快要兵臨北京城了，崇禎要求達官貴人資助軍餉，都還不愿意出，結果絕大多數達官顯貴都步調一致地捂住口袋留給“拷掠”。最后，各個階層和群體的自家發財意愿，合力形成一種“統治階級的無限擴張規律”，這種趨勢在階級內部無法得到有效的抑制，最終達到被統治階級完全不能承受的那個臨界點，然后遭遇農民起義的周期性清算。

16、      農業社會中，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往往表現為經濟剩余的直接競爭關系，維持農業再生產所需要的資源往往受到軍政成本過高的損害（其中當然包括統治階級以權力為基礎的榨取和以財富壟斷為基礎的榨取），非生產領域過度透支農業剩余的結果是整個社會和政治系統的共同崩潰。佩里·安德森農業剩余的存在，僅僅是社會分化和國家產生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剩余產品當然也只是社會分化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充分條件可以在政治經濟力量的失衡中間得到說明，但這是否就是原因和動力呢？在中國應用近東標準的結果，可以識別出文明發展的一種“質”標準與“量”規模的反向互逆趨勢。

17、      儒家和道家思想都針對夏商周三代上層組織失敗的歷史經驗，儒家還敏銳地注意到上層組織原則對于基層組織的瓦解和抵消作用，也就是說早就看到政治失靈的問題——上層組織的下沉及其規章制度不足以應付基層組織的需要，無法接管生產生存條件穩定化的功能性要求。儒家對戰爭成本和基層組織的理解相對完整，從而在政治的上層組織和生產方式兩個方面保持著相對完整的問題意識，這就足以構筑農業時代的理性主義：一方面與宗教劃清界限，另一方面又與過度的科層化劃清了界限。對農業社會和“前制度化區間”的把握相對敏銳，反而比后世學者有著更為切實的問題視野和歷史眼光。政治、經濟與社會資本邏輯的不接軌，而是相互瓦解，結果是無法在農業社區內積累起足夠的干預力量。

18、      皇權政治和軍政成本的提高過程折射了法家的身影，世卿世祿制的終止和官僚化的出現，要求新規則和新人，基本上排斥熟人社區的信息與行為規則（子為父隱）；皇家雇傭與“社鼠城狐之患”，多中心的消失，對于科層化的程度與成績評價。專制概念對于農業社會的政治沒有分析意義，僅能指明其與西方近代國家的組織結構和形式不同；科層制內部的政治不平等和結構性利益矛盾；權勢人物的行為缺乏制約和責任倫理。

19、      從近東的政治“暴發戶”時期概括出來的文明標準，都是關于社會分化和政治形態的，這在高水平農業剩余基礎上沒有體現出與生產方式的尖銳沖突，也因此喪失了普遍性和推廣價值。而西方學者都很熱衷于“與熟人打招呼”——因其與現代西方制度的相似性而入選并拔高為典范，對古希臘羅馬亦復如是。結果，沒有敏銳地注意到短期的效果與長期效果相反，埋下了“中斷性”歷史的禍根，埃及、巴比倫和希臘、羅馬的覆亡，都不足以教育和啟迪西方學者思想一個為什么。把這種標準奉為神圣不可動搖的規律之后，因為想要論證文明和國家的快速出現，把歷史引入文明門檻，不甘于文明演進速度上的過分落后，就成為先秦史研究中間出現一個死結：急于應用西方標準，見到墓葬厚薄不同就說私有制和階級已經出現，見到夯土城墻就據以論證國家，完全不顧與古文獻之間的尖銳矛盾，結果喪失了很多有創見的解釋路徑。

傳統農業社會的性質和制度邏輯——農業社會如何命名的問題

20、      至今為止，農業社會的政府失靈與市場失靈問題，仍然沒有得到解決，這提示了“前制度化區間”的實際存在，由此也造就了古代史理論的一個根本性困境：政治史研究中間對于國家機構設置、職官演化做了非常豐富的爬梳整理，但是對于農業社會上層組織的功能性和結構性的理解框架卻遲遲建立不起來，關鍵也在于缺乏實際的路徑和兩者關聯起來。韋伯對于理性化持有一種狹隘的視野，為了給工業化社會的制度化邏輯開路，罔顧前工業化時代的制度邏輯，這構成今天學界研究的一個思維障礙。

21、      生產方式從功能要求上的完整性，在井田制瓦解之后即不復存在，政治形態僅僅具有有限的執行力不足以實現設計目標，用農業剩余的生產和分配線索，可以劃出四個群體，高高在上的皇權政治，中間是權力精英階層和經濟精英階層，底層是編戶齊民的小農家庭，這四者中間用什么來標志古代社會的性質和制度模式？還是都不合適？

22、      依據對農業剩余的分配權力和方式，中國傳統農業社會的四大階層是：皇帝宮廷，官僚精英群體，財富精英全體和小農家庭。大約1%左右的統治階級通常占據50%左右的經濟剩余。統治階級榨取農業剩余，往往會與農民家庭維持生存和生存條件的需要發生矛盾，皇家希望子子孫孫做皇帝，這就需要保護農民的基本生產和生存條件，即便是從短期的社會安定目標出發，也需要保證從土地上析出的流民人數最小化。這就與權力精英和財富精英的榨取愿望之間存在著結構性矛盾，但是由于信息成本很高和監督的不完善，即便就理論上是由皇家雇傭的權力精英群體而言，也存在著“公權私用”的“社鼠城狐之患”，至于官商一體和官商勾結，就更不用說了。而財富精英群體通過子孫科舉而進入仕途，退休官僚或者以權求財的權力精英群體也很容易成為財富精英群體的一份子，這兩個中間階層在人脈關系和流動渠道上相互流通。而且，一個權力精英群體往往并不能拋棄家族的發財目標，從而與皇家的最小化榨取要求相互矛盾。政府稅負和私人發財都寄托于農業剩余，這兩者之間的矛盾也是很深的。

最上方的小橢圓是皇權政治的頂端：皇帝及其家族

豎置的中橢圓是掌握行政權力的官僚精英群體：合法薪金、非法賄賂都是農業剩余的轉型

橫置的中橢圓是占用財富數量較多的地主、富農、商人和高利貸者：他們以地租、利息、價差等形式通過交易和談判方式，參與農業剩余的分配

最下端的大橢圓是小農家庭：承擔供養上層階級的所有形式的剩余，稅負、租金、利息等。

在上層階級內部，存在著深刻的結構性矛盾，權力精英階層和財富精英群體雖然相互勾結并互為補充，但是依然矛盾不小。限田、均稅作為變法的政策選項，本身是長遠利益與當前利益最大化之間的矛盾，是階級利益全局和個人最小化要求之間的矛盾。榨取之所以具有可行性，而且要皇家采取政策加以限制，這是因為底層階級缺乏組織依托，生產方式殘破缺乏保護再生產能力的結果，體現為農民家庭的市場地位、政治地位低下，完全不能保護自己的生產條件和生存條件需要的結果。

23、      假如以生產資料占有標準來定義農業社會是不合適的話，那么什么標準是合適的？馮天渝說以封建制命名中國農業社會不合適，這有部分道理，但要以“宗法地主專制社會”取代“封建制”，乃屬于信口開河性質，這不僅仍然是在馬克思開列的概念的大框架中間觀察問題，只不過更加零碎和無系統，無法替代封建制相關的概念系統，更加缺乏分析和應用價值。在農業社會四個階層中間，以帝王將相官這樣的政治特點來命名嗎？確實有人稱為中華第一帝國等等，這就是該社會的根本性特點和制度特色，皇權不下縣如何理解？以地主占有土地和農民受剝削的特點來命名嗎？假如可以證明自耕農占據50%以上那有如何？波蘭尼認為前資本主義社會中間，市場是嵌入在社會關系中間的，不存在純粹的自律市場，這當然意味著純經濟維度不足以表明前資本主義社會的制度特色和性質，那么，如果不用這種分析維度的話，顯然政治和上層建筑也就不能化約為經濟領域的派生和服務領域，更何況政治領域的不完善程度也遠遠高于后世，那么在經濟和政治維度之外，還有什么簡明的邏輯和方式可以與農業社會的性質和制度要求一致起來？

24、      農業社會發展的后續出路問題上，也有很多人做文章，說皇權政治萬能，扼殺了中國歷史后續發展的他種可能性，具體地說就是沒有走上西方國家的道路，這種立論從皇權政治中間官僚系統與經濟精英階層的沖突和矛盾作為梳理線索，通過忽視反面證據——大量的官商勾結以積累財富的證據——來完成論證過程，許倬云在《漢代農業》中間就說戰國時期就已經有了向商業和城市文明發展的跡象，后來中斷了。金觀濤在《興盛與危機》中間則說皇權政治萬能，形成一種超穩定結構，這明顯忽視了皇權政治中間各個層次之間的矛盾和沖突。這兩種立論都是在未加論證和說明的情況下，把西方社會的近代路徑作為理所當然的出路、假如沒有障礙肯定必然如此的潛在想象來作文章的，這樣，只要找到了歷史和政治中間的不利于資本家積累資本的證據，就自認為完成了敘事邏輯。其實反面的證據難道會少嗎？

25、      就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演進的角度而言，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的說法，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的說法，如果要在學術上成立，需要考察資本主義工業化道路為何在中國不可能？西方道路對于后發國家而言有什么限制？在中心——外圍理論中間有流氓資產階級一說，特權消費社會分析等等，但是仍然有邏輯上的空白和缺環。按照資本主義經驗，需要說明的關鍵事項是：資本家對積累的主導作用為何是不夠的？資本積累的社會條件如何及其是否足以支持新技術應用和發展？

治先秦史，需要一種“反帝反修”的明悟，否則將無法讓自己的認知水平擺脫西方的“精神污染”。來自近東的文明標準和西方工業化時代的理性化標準，都構成對農業社會的理解障礙，這是一種實實在在的“精神污染”——成為人們接觸真實歷史和農業社會內在邏輯的認識障礙。在先秦史研究中間，很容易出現的一種看法是過度重視符合社會分化和國家的材料，同時選擇性地忽視相反的強有力證據，在價值判斷上，儒道兩家所菲薄的、并且確實對多數人生產生存條件有害的社會分化和軍政高成本，卻被今天的學者們視為正面和積極的事項。

史學界大量人力和時間集中于政治史和事件史主題，布羅代爾所說的短時段研究長期占據主流，但是，學者們卻缺乏起碼的軍事和政治素養，缺乏對于史料的理論提煉和學術視野，以一種公式化的簡單眼光去對待截然不同的古代社會，所謂的學術成果中間充滿了偽裝的道德義憤和學術胡說。王朝末期商品經濟發達，土地兼并嚴重，奢侈型消費市場容量暴增，工商業和資本積累進展順利，古代學者和政治家都認為是“衰世”而且農民起義的腳步聲已經很近了，但是今天的學者卻按照西方工業化進程中間的積累要求，認為這是最理想的時代，如果有什么遺憾的話，那就是這種趨勢未能進行到底直到工業化完成，那樣中國就成為第一世界了。

這種公式化的頭腦，在中外史學界已經作為主流存在了很多年，如果走出學術圈子而以常識和常人標準看待，就很容易判定這些觀點是精神病。但這些人把自己用“學術土圍子”圈起來，在與外界實行有效的隔離之后，精神病言論就成了符合特定標準的“智力成果”“學術”，并以此評上了研究員教授博導等等。

二〇〇九年十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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