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景均：毛澤東怎樣領導反腐敗
2009年10月28日07:58   來源：人民網-理論頻道
http://theory.people.com.cn/GB/41038/10270409.html

　　內容提要：毛澤東主政的20世紀五、六十年代，是中國共產黨人廉潔從政的光榮歲月。毛澤東對腐敗的基本態度是迅速反應、嚴懲不貸，決不心慈手軟、姑息養奸。毛澤東注重榜樣作用，加強思想教育，善于營造濃厚的反腐敗社會氛圍；充分依靠群眾，加強人民監督，形成壓制腐敗的強勢；注重制度建設，努力從制度層面解決問題；堅持黨的領導，正確處理反腐敗斗爭同其他工作的關系。今天，我們必須像毛澤東那樣，樹立腐敗不除誓不罷休的徹底革命精神，始終把反腐敗作為關系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大事來抓；著力打牢執政基礎、營造反腐敗大勢；堅定不移地依靠群眾、強化監督，大力推進反腐倡廉建設。
　　關鍵詞：毛澤東 反腐敗 領導 監督

　　在人類的歷史長河中，能夠為世人稱道的廉政時期并不多見。毛澤東主政的20世紀五、六十年代，是中國共產黨人廉潔從政的光榮歲月。幾十年之后的中共領導人江澤民指出：“建國初期，我們黨在掃除舊社會的污泥濁水、保持黨和國家機關清正廉潔方面，取得了舉世公認的成就。” 有學者指出：“那時，中國共產黨取得的反腐倡廉成就，與世界反腐倡廉史上任何一個成功范例比起來，都毫不遜色。” 以毛澤東為代表的第一代中國共產黨人為新中國的廉政建設打下了堅固的基礎。認真回顧毛澤東領導反腐敗的基本做法和經驗，對于現階段加強反腐倡廉建設具有重要意義。
　　一、毛澤東對腐敗的基本態度是迅速反應、嚴懲不貸，決不心慈手軟、姑息養奸
　　盡管黨在執政以前開展了長期的反腐敗斗爭和根據地廉政建設，七屆二中全會還特別提醒全黨警惕資產階級糖衣炮彈的侵襲，要求黨員干部做到兩個“務必”，但是，真到了執掌政權，一些黨員干部就開始憧憬執政給個人帶來的種種好處，有的經受不住權力、金錢和美色的考驗，滑向了腐敗的泥潭。根據當時的統計，北京從1949年解放到1951年底，在市屬機關和企事業內部，查處貪污腐敗分子650人，貪污總金額約15億元（舊幣，本段下同）。同期上海發生的大大小小貪污案3002件，涉及3230人，貪污總額186億元。其他地方這類貪污腐敗現象也多起來。當時西南局領導人之一的鄧小平指出：蛻化腐朽“傾向正在發展，特別是經濟方面的問題很多。無論城市農村，貪污腐化現象都很嚴重。”“這種現象如不糾正，不但影響工作，損害黨的聲譽，而且要垮掉一些同志。”
　　面對已經出現的和可能出現的腐敗現象，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高度重視。毛澤東認為，腐敗分子是“鉆到我們隊伍里面的壞分子，蛻化變質分子，這些人，騎在人民的頭上拉屎拉尿，窮兇極惡，嚴重地違法亂紀。這是些小蔣介石”。 “蔣介石”者，人民公敵之謂也。在毛澤東看來，政治思想上的蛻化變質，經濟上的貪污受賄，生活上的揮霍享受，均屬于腐敗的范疇。腐敗是剝削階級思想在黨內和政府內的反映，反腐敗是“一場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大戰爭”，關系執政黨的前途和命運，“是全黨一件大事”。毛澤東深刻地指出，腐敗現象是社會主義社會的一個基本亂源，輕則引起群眾的反對和不滿，重則會引起“第二次革命”，造成干部“霸王別姬”、黨和國家改變顏色的局面。后來他多次講到腐敗會“亡黨亡國”。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最早領導的反腐敗斗爭是1951年12月開展的“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斗爭”，即“三反”運動。毛澤東領導反腐敗，“一旦下決心要抓，就抓得很緊很緊，一抓到底，從不虎頭蛇尾，從不走過場。他不僅提出方針，而且親自督辦；不僅提出任務，而且交待辦法”（薄一波語）。為指導“三反”運動，毛澤東所寫的指示、批語、書信等各種文稿，多達300余份。他特別注重抓大案要案，敢于碰硬。他主張對投機分子和蛻化變質分子堅決消除，對犯罪的共產黨員要加重懲處。在處理劉青山、張子善一案時，曾有人以劉、張都是有貢獻、有影響的領導干部為名替其說情，毛澤東的回答是：“正因為他們倆的地位高，功勞大，影響大，所以才要下決心處決他們。只有處理他們，才可能挽救20個，200個，2000個，20000個犯有各種不同程度錯誤的干部。” 毛澤東這種堅決的反腐懲貪態度，不僅使當時黨內和國家機關內部存在的貪污、浪費、官僚主義現象得到一次廣泛的揭露和相應的懲處，同時也使廣大黨員、干部受到一次生動的深刻的反腐敗思想教育，從而為黨風、政風的清明廉正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毛澤東清楚地看到，“三反”運動的重點對象是各級不廉潔的干部，因而許多干部可能會自覺或不自覺地抵制運動。為把運動引向深入，毛澤東制定了“首長負責，親自動手”的方針，進行層層發動，督促領導帶頭。據統計，從1951年11月20日至12月31日的42天內，毛澤東撰寫大量指示、批語和書信，批轉了許多報告，其中比較重要的就有50多件。他對干部注重加強正面引導，肯定、表揚和推廣了羅瑞卿、賀龍、習仲勛和空軍黨委領導運動的經驗；同時，尖銳批評那些行動拖拉者和掩飾錯誤、消極怠工的干部。山東分局因“打虎”數量少，受到毛澤東的督促：“你們打虎成績還很小，你們還沒有制訂出全省包括縣以上黨政軍民各系統的打虎計劃，你們對下面督促不嚴。” 1952年12月31日中直機關的黨委擴大會，嚴肅批評了做得差的單位，并撤職查辦了幾名高級干部，引起強烈反響。在毛澤東的帶領和督促下，各級主要領導干部親自掛帥，雷厲風行，層層檢查監督，認真貫徹落實黨中央的戰略部署，不使反腐敗運動走過場。
　　二、加強思想教育，注重榜樣作用，營造濃厚的反腐敗社會氛圍
　　掌握思想教育是中國共產黨在戰爭年代就形成的工作方法和優良傳統。解放后，毛澤東在領導反腐敗斗爭方面始終不放松思想教育。主要特點是：其一，運用各種宣傳教育手段，聲勢浩大，形成強大的輿論優勢，不留死角；其二，始終以黨員干部作為教育的重點對象；其三，樹立先進典型，進行典型教育，如60年代進行的學習雷鋒、學習焦裕祿的活動；其四，最高領導層以身作則，身教重于言教。
　　對于反腐敗，毛澤東歷來強調教育在先，對人不能“不教而誅”。通過教育使廣大黨員干部樹立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人生觀和權力觀，這是反腐倡廉的思想基礎。一是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教育。毛澤東強調：“應該使每個同志明了，共產黨人的一切言論行動，必須以合乎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最大利益，為最廣大人民群眾所擁護為最高標準。” 堅持了這一最高標準，為政清廉就有了基本保障。他歷來主張“獎勵廉潔，禁絕貪污”，強調共產黨員在政府的工作中應該是十分廉潔、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報酬的模范。毛澤東反復告誡：“應該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員明白，貪污和浪費是極大的犯罪” 。“自私自利，消極怠工，貪污腐化，風頭主義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無私，積極努力，克已奉公，埋頭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 二是艱苦奮斗的傳統教育。艱苦奮斗“是我們的政治本色”，也是毛澤東反腐倡廉的指導方針。全國解放前夕，他就提出，“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 執政以后，他始終用這一優良傳統教育全黨，增強反腐防變的免疫力。三是批評和自我批評的作風教育。毛澤東認為，批評和自我批評是共產黨人克服自身不正之風的有效武器。他一生領導黨進行了三次大規模的整黨整風，成功地運用了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武器，保持了黨的清廉和良好作風。四是歷史經驗的教育。毛澤東倡導學習《甲申三百年祭》，教育全黨“不當李自成”；學習“貞觀之治”的經驗，教育干部明白“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道理等。通過學習和研究歷史經驗，從執政的高度增強反腐敗的自覺性。五是榜樣的教育。毛澤東特別強調，領導干部要作清正廉潔的模范。他一生清廉，痛恨腐敗，自己就是為政清廉的實踐者和表率，這在中國是眾所周知、無需舉證的。他樹立了雷鋒、焦裕祿等許多大公無私、清正廉潔的先進榜樣，對幾代人的成長起了積極的作用。同時，他也注重運用腐敗分子“反面教員”的作用，教育干部引以為戒。毛澤東十分重視領導干部和領導機關，尤其是黨的高級領導干部在反腐倡廉中的表率作用。為此，制定了一系列抓領導、以上帶下的反腐倡廉策略和對策。一是提倡實行干部的低薪、節儉保廉制度。毛澤東認為高薪、特權，進而生活奢侈是干部腐敗賴以產生的物質基礎，要實行巴黎公社創造的低薪原則，防止干部產生升官發財的動機。二是提倡實行干部定期參加勞動的制度，以克服干部中官僚作風和特殊化現象，保持密切聯系群眾和艱苦樸素的生活作風。三是堅決執行嚴格的獎懲制度。毛澤東非常注重調動和發揮領導機關和領導干部反腐敗的積極性和帶頭作用。在“三反”運動中，毛澤東號召各級領導干部都要向當時的西南軍區司令員賀龍那樣親自上“前線”，把“三反”斗爭當作一場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大戰爭來打。他支持武漢市委公開揭露和懲處一批公然壓制群眾批評的領導干部。
　　三、充分依靠群眾，加強人民監督，形成壓制腐敗的強勢
　　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是毛澤東領導理論的核心，也是貫穿在他領導反腐敗斗爭實踐的一條紅線。毛澤東通過總結歷史經驗,明確地指出: “只要我們能夠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科學,信任群眾,緊緊地和群眾一道,并領導他們前進,我們是完全能夠超越任何障礙和戰勝任何困難的,我們的力量是無敵的。”
　　毛澤東崇尚“人民群眾是真正的英雄”，所以他非常重視人民監督，擴大群眾參與，注重公開揭露問題。他提出，擴大群眾參與反腐敗斗爭，一個十分重要的環節就是公開批評。他認為，公開批評比私下批評更有力量，更有利于執政黨保持自身肌體的健康，更有利于密切黨與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在毛澤東的領導下，1950年4月19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在報紙刊物上展開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決定》，指出：“我們的黨已經領導著全國的政權，我們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很容易危害廣大人民的利益，而由于政權領導者的地位，領導者威信的提高，就容易產生驕傲情緒，在黨內黨外拒絕批評，壓制批評。”為此中央決定：“在一切公開的場合，在人民群眾中，特別在報紙刊物上展開對于我們工作中一切錯誤和缺點的批評與自我批評。”為了確保這種公開批評不受壓制并取得成效，還明確規定，“凡在報紙刊物上公布的批評，都由報紙刊物的記者和編輯負獨立的責任。”這一決定還指出：“只要報紙刊物確認這種批評在基本上是正確的，即令并未征求或并未征得被批評者的同意，仍然應當負責加以發表。”“批評在報紙刊物發表后，如完全屬實，被批評者應即在同一報紙刊物上聲明接受并公布改正錯誤的結果。如有部分失實，被批評者應即在同一報紙刊物上作出實事求是的更正，而接受批評的正確部分。如被批評者拒絕表示態度，或對批評者加以打擊，即應由黨的紀律檢查委員會予以處理。上述情事觸犯行政紀律和法律的部分，應有國家監察機關司法機關予以處理。” 這一決定在全黨和全國人民中間產生了熱烈的反響，在報刊上進行公開批評蔚然成風。在劉青山、張子善因巨額貪污被處決的一個月前，一些黨員群眾就投書《人民日報》，批評河北省委、省政府領導干部的官僚主義作風。他們質問道：“劉、張小集團進行貪污行賄已有一年之久，而天津地委同志和李克才等亦不斷有過檢舉、報告……河北省委為什么長期沒有發現這件事情？”“像他們這樣大規模地貪污、盜竊國家財物，在天津專區鬧得風聲很大，為什么河北省政府竟長期沒有發覺？” 在黨內外的公開批評下，中共河北省委副書記馬國瑞、河北省政府主席楊秀峰分別代表省委、省政府在《人民日報》上作了公開檢討。1952年1月15日，《人民日報》又發表了河北省委書記的妻子弓彤軒對自己接受劉青山、張子善禮物的錯誤的檢討。因檢討不徹底，中共保定市委辦公室李春、谷雨投書《人民日報》，要求“弓彤軒應重新作檢討”。1952年2月6日《人民日報》為這封來信加編者按予以支持。當時，這種公開批評雖然涉及高級別領導干部，但黨內外并沒有感到有什么特別和不妥之處，也沒有給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帶來負面影響，相反，倒給廣大干部群眾一種振奮、一股力量，使廣大人民群眾更加信任黨，擁護黨的領導。鑒于這種實踐效果，毛澤東在1953年進一步提出：“凡典型的官僚主義、命令主義和違法亂紀的事例，應在報紙上廣為揭發。”從毛澤東倡導公開批評的實踐中，能夠深刻感受到，公開批評顯示的是人民的力量、真理的力量，以及黨的強大生命力和自信與睿智——一種更重要的力量。
　　毛澤東是講政治的大師，總是把重大社會問題提到政治高度來認識。他的名言是“階級斗爭，一抓就靈”。解決重大社會問題的基本思路是“以階級斗爭為綱”，“綱舉目張”。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人們都清楚地記得，毛澤東主政時期的政治運動一個接一個，如三反、五反、新三反、新五反、反五風、整黨、整風、整社、反右傾、四清等，幾乎不給人以喘息的機會。運動一來，先是學習教育，繼之是個人對照檢查和檢討，領導和群眾對當事人“幫助”，一遍遍地在領導和群眾面前檢查、“過關”，到“運動后期”再進行組織處理。問題嚴重的扣上“政治帽子”，再嚴重的投入監獄；較輕的記錄在檔案，“限制提拔使用”。在這樣一種政治高壓之下，哪一個黨員干部沒有受到過批評乃至批判？誰沒有做過檢查或檢討？總之，誰都得“夾著尾巴做人”，不可輕舉妄動，不能恣意妄為。這種政治高壓，一方面，造成黨內和人民群眾關系緊張，人們不能彼此交流真實思想，而是互相防備，生怕被抓住“小辮子”，不可能形成暢所欲言、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另一方面，黨員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的確謹慎了，謹言慎行，謹慎用權，在客觀上起到了監督和制約權力的作用，使更多的干部不能濫用權力，有效地預防了腐敗現象的發生。
　　四、注重制度建設，努力從制度層面解決問題
　　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是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制定者，也是一系列反腐倡廉制度的奠基者。毛澤東等中國共產黨人清醒地看到，私有制和封建專制制度是萬惡之源，也是腐敗現象的根源。他們以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氣魄，摧毀了舊中國人剝削人的經濟制度，通過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建立了社會主義公有制；摧毀了舊中國人壓迫人的政治制度，通過人民民主專政，建立了人民當家作主的政治制度。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建立，從根本上保證了人民對國家權力的掌控和監督，從而限制了大規模腐敗現象的發生和蔓延。與此同時，也制定了一系列包括懲治和預防腐敗功能在內的具體制度，并在反腐敗方面取得了良好效果。
　　第一，懲治腐敗的法規。1952年4月8日，中央人民政府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貪污條例》，對貪污罪的懲治作出了明確規定。該條例成為此后我國制定懲治貪污賄賂犯罪法律的參考依據。同月，政務院發布了《關于處理貪污、浪費及克服官僚主義錯誤的若干規定》，對個人、集體的鋪張浪費和官僚主義行為的處理作出了規定。1954年9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頒布，規定一切國家機關人員必須“接受群眾的監督”，賦予公民對于任何違法失職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有向各級國家機關提出書面控告或者口頭控告的權利。這對于打擊和防止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腐敗行為具有重要意義。
　　第二，財經制度。腐敗行為總是同“錢”相聯系。為了管住錢，克服貪污浪費、官僚主義等違法失職現象，不使腐敗分子鉆財經制度的空子，1950年4月，國務院頒布了《關于實行國家現金管理規定》，11月又頒布了《財政部設置財政檢查機構辦法》，規定了現金與票據的管理辦法。1952年8月，黨中央作出《關于財經部門增加專司政治工作的副職的決定》。建國初期，機關生產引發了嚴重的貪污浪費現象。1950年4月，政務院財經委員會發出《關于禁止機關部隊從事商業經營的批示》。1952年政務院發布《統一管理機關生產的決定》。各項財經監察制度的制定及初步完善，使財經系統的工作人員受到經常性的嚴格監督檢查，大大減少和防止了消極怠工、貪污賄賂和官僚主義等腐敗現象。
　　第三，干部管理和待遇制度。為了防止領導干部脫離群眾、搞特權，1953年10月15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作出《關于黨政軍群負責人視察、參觀、休養、旅行時地方負責人不許接送、宴會和送禮的規定》，要求各級政府、軍隊、黨派、團體的各系統的任何負責人，凡赴各地視察、參觀、休養、旅行時，當地負責人一律不許接送、宴會和送禮。當他們在某地停留時，除因視察工作須有當地有關人員隨同前往外，一般參觀游園可由招待人員引導，無須當地負責人員陪同前往；各系統的負責人員亦不得向當地負責人提出上述各種要求。1959年2月7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降低國家機關三級以上領導干部工資標準的決定》，意在縮小干部待遇方面的差距。1960年11月13日，中共中央下達《關于不準請客送禮和停止新建招待所的通知》。這些規定具有重要的反腐倡廉意義。
　　五、堅持黨的領導，正確處理反腐敗斗爭同其他工作的關系
　　毛澤東認為，反腐敗必須堅定不移地依靠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反腐敗斗爭之所以必須由中國共產黨來領導，是因為中國共產黨“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一刻也不脫離群眾；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而不是從個人或小集團的利益出發” ；是因為中國共產黨除了無產階級和最廣大人民的利益,沒有任何特殊的私利，本身是廉潔的,“我們一切工作干部,不論職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務員,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人民服務”；是因為黨由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武裝，能夠按照反腐敗斗爭的規律辦事。在中國，沒有任何一種政治力量能夠像中國共產黨這樣，正確領導人民開展反腐敗斗爭并取得徹底勝利。中國共產黨是反腐敗斗爭的領導力量。
　　加強黨對反腐敗斗爭的領導，在組織上，就要組建專門機構，加強紀律檢查和監察工作。在毛澤東的建議下，建國之初，黨建立了紀律檢查委員會。1949年11月9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成立中央及各級黨的紀律檢查委員會的決定》，確定中央和各級紀律檢查委員會的任務與職權有三項：“（甲）檢查中央直屬各部及各級黨的組織、黨的干部及黨員違犯黨的紀律的行為。（乙）受理、審查并決定中央直屬各部及各級黨的組織及黨員違犯紀律的處分，或撤銷其處分。（丙）在黨內加強紀律教育，使黨員干部嚴格地遵守黨紀，實行黨的決議與政府法令，以實現全黨的集中的統一。”在黨中央的領導下，剛剛組建的紀委在凈化黨的組織、反對黨內腐敗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贏得了特殊形態“政權保衛戰”的勝利。1951年4月24日，中央紀委書記朱德在中央紀委第一次全國紀律檢查會議上的報告說，一年來，各中央局、分局及人民解放軍黨的紀檢機構共處理違反紀律案件8571起，處分黨員8026人；中央紀委受理案件295件，處分黨員201人。根據華北局紀律檢查委員會的報告，1951年上半年就處理了3947個區以上黨員干部違紀案件，其中有531個屬于貪污案件。
　　1955年3月，黨的全國代表會議決定設立中央和各級地方監察委員會，代替紀律檢查委員會。監察委員會在職能方面比原來的紀律檢查委員會有所增加。它“有權檢查和處理一切黨員違反黨章、黨紀和國家法律、法令的案件”，“有權檢查下級黨的組織有關違反黨章、黨紀和國家法律、法令的案件”。不僅如此，還要“加強對各級黨組織和黨員干部在執行黨的路線政策中的監督工作，特別是要加強對中央各部門（各黨組）和各省（市）的高級干部的監督工作，主要是監督他們有無違反黨的路線、政策、黨章、黨紀和國家法律、法令的行為。”1961年，在農村基層建立監察委員會，此舉對于控制當時農村黨政干部的腐敗行為起了一定作用。
　　毛澤東重視反腐敗斗爭，但從來沒有把反腐敗斗爭置于高于一切的地位，而是強調反腐敗斗爭要與黨的中心工作及其他各項工作的有機結合。他強調：“黨委要抓緊中心工作，又要圍繞中心工作同時開展其他方面的工作……不能只注意一部分問題而把別的丟掉。”針對全國轟轟烈烈的“三反”運動，他指出：開展“三反”斗爭“也不是停止一切工作不做，專做三反斗爭，而是和各項工作結合，特別是和整黨整風工作結合去做，三反斗爭就是目前整風的主要內容”。 在軍隊中“三反”斗爭則是結合當時的軍隊整編進行的。
　　六、深入學習和研究毛澤東，大力推進反腐倡廉建設
　　任何偉大人物都會有其歷史局限性，毛澤東也不例外。在他的晚年，領導事業出現了嚴重失誤，其中就包括對反腐敗斗爭的領導。毛澤東反腐倡廉思想中存在著不足和缺陷，例如，對腐敗過于強調階級的原因，而對經濟的、體制的原因注意不夠；反腐敗要依靠群眾，但運用“大民主”和“群眾運動”的方式，產生了許多負面效果。這些教訓啟示我們——廉政不能理想化，反腐不能運動化，權力不能絕對化，社會不能無序化。但是，即便是對這些“不足和缺陷”，也必須把它放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進行具體分析。“徹底否定”有重要影響的歷史時期和歷史事件，從來就不是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歷史記載了毛澤東領導反腐敗的思想與實踐的偉大貢獻：在理論上，為中國共產黨建構中國特色反腐倡廉理論奠定了雄厚的基礎；在實踐中，成功地壓制了建國初期迅速出現的腐敗傾向，創造了為世人稱道的50年代那種清廉的黨風、政風和社會風氣。這對于保持共產黨的執政地位、鞏固年輕的共和國政權，頂住國際上的“反華大合唱”，成功地度過若干“困難時期”，奪取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勝利，具有重要的意義。
　　歷史表明，毛澤東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對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腐朽思想和腐敗行為深惡痛絕，領導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同腐敗的地主資產階級進行毫不妥協的斗爭，為實現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奮斗終身。毛澤東是偉大的無產階級政治家，深諳政權興亡規律，時刻警惕腐敗對黨的領導和人民政權的危害，毫不留情地懲治黨內和革命隊伍中的腐敗行為。毛澤東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積極探索社會主義條件下反腐敗的規律以及方法途徑，為深入開展反腐敗斗爭奠定了重要的理論基礎和策略基礎。盡管1976年漸行漸遠，但是毛澤東領導反腐敗斗爭的理論與實踐愈加閃耀出燦爛的光輝，值得后世的共產黨人珍視。
　　——反腐敗的堅定性和徹底性是毛澤東領導反腐敗的一個顯著特點。作為毛澤東事業的繼承者，我們必須像毛澤東那樣，有強烈的責任感和使命感，樹立腐敗不除誓不罷休的徹底革命精神，始終把反腐敗作為關系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大事來抓，從新的時代特點和實際情況出發，認清反腐倡廉建設的極端重要性，堅定不移地把反腐敗斗爭進行到底。
　　——重在打牢執政基礎、營造反腐敗大勢是毛澤東領導反腐敗的另一個顯著特點。在今天，要從根本上預防和解決腐敗問題，就必須健全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民主政治制度，構建教育、制度、監督、糾風、改革和懲處六位一體的反腐倡廉工作體系。
　　——依靠群眾、強化監督是毛澤東領導反腐敗的又一個顯著特點。在今天，要廣泛發動群眾參與到反腐倡廉建設中去，就必須疏通和拓寬群眾參與的渠道，豐富民主監督的實現形式，擴大群眾的知情權、參與權和監督權，為人民群眾廣泛地參與反腐敗斗爭提供有效、便捷的途徑。毛澤東有一個著名的論斷：“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其實，腐敗也是紙老虎，終將被人民拋進歷史垃圾堆。可以相信，不管反腐敗斗爭道路上還有多少艱難險阻，都阻擋不住中國人民反腐倡廉建設的前進步伐。
　　（作者：邵景均，男，漢族，中央紀委研究室原副局級紀律檢查員，監察部監察專員，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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