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工業學大慶”看中國的工業化道路

田力為

    摘要：西方理性化管理是專職管理者唱主角、制度約束起主導作用，大慶經驗恰恰相反，工作的超常績效“不是靠懲辦主義‘懲辦’出來的，不是靠命令主義‘命令’出來的”，而是來自一線工人的“三老四嚴”、“四個一樣”。在物質資本匱乏、管理和技術缺乏儲備面前，靠“政治思想工作”的自我管理成為毛時代人類解放和工人主人翁化的積極嘗試。世紀之交，工人境況劇變，自由人聯合勞動一時還見不到，大慶經驗給人們提供了一個好世界的標本。

再說“鐵人”王進喜

    在大慶經驗中間，最耀眼的明星無疑是有“鐵人”之稱的王進喜。王鐵人的超常努力給石油部老部長余秋里留下深刻的印象：“由于吊車少，不夠用，卸車有困難。王進喜組織全隊職工用人力卸車。他們以撬杠、大繩、木板、鋼管為工具，采用‘人拉肩扛’加汽車的辦法，經過7天7夜的苦干，把鉆機和其他設備化整為零，搬運到井場，并安裝起來。開鉆時調配泥漿缺水，王進喜領著工人找老鄉學習打水井的方法，從附近水泡子用臉盆等容器端水，終于使薩55井開鉆了。他和大家吃在井場，睡在井場，日夜不離井場，連續苦干。只用5天零4個小時，就打完了一口井，創造了當時的最高紀錄?！?STRONG>1王帶領隊員，以極其艱難的體力勞動搬運設備，這實質是以勞動的過度投入，去替代物質資本匱乏的限制。
    在鉆井隊打完第一口井后搬家時，還是沒有吊車、拖拉機，再次得靠人拉肩扛地搬運鉆機。在鉆井隊打第二口井時，出現了井噴事故的苗頭，若不趕緊把井壓住，鉆機就有陷到地球里去的危險，井也要報廢。由于當時的鉆井作業缺乏重晶石粉，鉆井工人就再一次“土法上馬”地進行緊急處置——王進喜要求把準備固井用的水泥往泥漿里加。同事在旁邊提醒說，泥漿里加水泥有風險，萬一凝固在井筒里井會報廢，還是先請領導同志來看一看再說——其實這樣不過是將風險改由管理者來承擔。王進喜完全沒有怕承擔風險的想法，他說：“領導同志又不能帶重泥漿來，現在最重要的是要搶時間，干革命就是要敢于擔風險，寧可個人擔最大的風險，也決不能讓社會主義事業受一星半點的損失?！奔幢氵@樣，做起來還是很困難，一沒有泥漿槍，二沒有攪拌器，泥漿攪不均勻，就壓不住井。王進喜再次發揮“身體萬能”的工具作用，率先跳到泥漿池里用身子去攪拌。結果，其他人也一個個跟著跳下去，在連續搞了幾十個小時之后竟然把井噴治住了，保住了油井和鉆機。后來王進喜反思說：“要是前怕狼后怕虎，損失就大啦?！?STRONG>2如果把王進喜主動承擔責任并及時采取得力措施處置井噴事故的表現，對比2003年川東“12·23”特大事故的處置過程，我們可以看到其中的深刻差別：在后一次事故中，有處置能力、應當擔負責任的每一個人都放棄了他們的職責，結果導致243名無辜百姓喪失了生命。這種深刻差別背后的責任理念、管理理念有什么不同？

西方理性化管理理論的失效

    通常情況下勞動者按照分工只負責實現生產目標，而且生產要在“上級命令”之下有序進行，不得僭越，工作進度和作業方法要按照既定的規程辦。然而，反觀王進喜的每一件事跡都是超越常規的。在上下級之間起聯結作用的“命令”，其內在邏輯是專職管理者壟斷指揮權力，專門用來溝通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這符合管理的專業化、理性化要求。有長期管理實踐經驗的美國管理學大師巴納德對理性化權力的理解是這樣的：“要使權力對個人發生作用，就一定要征得個人同意?！彼€列出權力能夠起作用的幾項“理性”前提條件，其中命令與組織目標不能有矛盾，命令與執行者個人利益也要一致，而且執行者還要有能力、有條件去執行上級下達的命令。
    然而，我們看到王進喜在執行鉆井任務時，實際上恰恰是“缺乏能力、缺乏條件”執行的典型例子，但那個時代他們這樣的人都自覺地去尋找如何突破尚不具備的那些執行條件，創造性地推進打井任務。在缺乏起重和運輸設備時，王進喜帶領鉆井隊員奮戰七天七夜硬是把大設備化整為零，用人拉肩扛的方式拖到井位；在缺乏作業必需的水源時，用臉盆裝運了50多噸水去支持鉆井。而任何常規的作業規程，都不可能要求王進喜們付出如此巨大的努力。工業化時代的理性化要求，講究條件，實際上是以機械化手段為主、勞動者為輔去設計合理化的生產進程，而生產進程的指揮權又嚴格集中于管理層，像王進喜這種一線操作工自覺地超越機械裝備條件的“先進事跡”，遠遠超越了理性化所能要求的范圍。對于這一點王進喜本人十分清楚，自稱是“有條件要上，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顯然，王進喜等人的執行力水平遠遠超過了巴納德設定的范圍，這當然不是常規管理規程能夠指望的績效水平。

以工人為主體：一種自下而上的新管理理論

    王進喜的自覺性可以部分從“翻身感受”中間得到理解。解放前他6歲為地主當放牛娃，15歲去玉門油礦當童工，建國后到鉆井隊當鉆工和司鉆，1956年當上鉆井隊隊長。王進喜牢記解放前后的工人地位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感到了在新中國利益和地位的提高，并由此消除了雇傭思想，把國家的發展目標作為一種自覺的壓力：“要改變‘一窮二白’的面貌，這副重擔子不能都壓在領導同志身上，我們大家都要主動來承擔。肩上有擔子，有壓力是好事情，有壓力就有干勁，有壓力就有辦法。這壓力是我們自覺自愿加上的，這就是我們石油工人對黨負責，對國家負責，對人民負責的高度政治責任心?！?BR>    王進喜作為第一線的老工人，當過司鉆、鉆井隊隊長，文革期間參加過“三結合”，當過油田革委會的副主任，他對于管理的體會是：“井沒有壓力噴不出油來，人要沒有壓力就干不出好的工作來?！?STRONG>3這里的關鍵區別就在于：壓力是自上而下，還是自下而上。共產黨人的老傳統“批評和自我批評”，壓力來自工作現場，是以自下而上的“壓力”代替自上而下的壓力。從王進喜的事跡看出，自上而下的管理壓力，其強度永遠到不了驅使工人達到忘記小我的那種境界，“鐵人王進喜”只能在自覺自愿的情況下才能實現。并且自覺的效果要遠遠超過嚴格管理、命令的成效：“多數人是自覺地為革命而生產、工作，是靠群眾的革命自覺，不是靠懲辦主義‘懲辦’出來的，不是靠命令主義‘命令’出來的。革命自覺是革命作風的基礎，這是大慶人的結論?！薄皥绦兄贫?，主要靠自覺。單靠檢查，是不夠的。”
    一位工人在回顧大慶經驗時，格外強調大慶能夠成功就在于它擺脫了技術壟斷和管理壟斷，并強調第一線勞動者的工人主體地位：“大慶油田在持續穩產、高產十年之后，還能不斷提高采油速度，使原油產量成倍地增長，在油田開采史上寫出了新的篇章。這個新篇章是誰寫的？是廣大的勞動群眾！”他還把正規化管理中間唱主角的專業人員降低到一個平等的參與者地位來看待：“在黨的領導下，工人階級和革命知識分子相結合，大搞群眾運動，勇于實踐，反復認識，不斷總結。一部嶄新的大慶油田的發展史，就是人民群眾創造歷史的生動體現?！薄拔覀兇髴c油田的開發，始終堅持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在《實踐論》、《矛盾論》的指導下，堅決批判洋奴哲學、爬行主義，堅持以工人為主體，實行工人、干部和技術人員三結合，實行生產、科研、使用三結合，徹底打破了資產階級科學研究工作的傳統習慣和老爺作風，堅決走無產階級科學研究的道路，因而不斷地有所進步?！薄@很像是體力勞動者要求在管理、技術過程中間擁有更高、更有利的地位，而作出的政治發言。

“三老四嚴”、“四個一樣”：一線體力勞動者的智慧

    管理績效只能依賴管理者對被管理者的強制和監督，這是一般組織和管理理論未曾言明的共同預設。而大慶經驗恰恰把專職管理者的作用最小化了，轉而強調一線工人的自覺。在監督和控制相對困難的條件下，過分依賴自上而下的監督，肯定會降低員工的努力水平。三礦四隊的黨支部書記李忠和（該支部只有三個黨員）清晰地看到：“采油工人的工作特點是單兵作戰，沒有老老實實的態度，嚴格的要求，是管不好油井的”。為此他不是趕著立規矩，強化制度，而是格外強調干部帶頭的作用：“隊伍作風過硬首先要解決干部以身作則這一問題。第二天，黨支部訂出了‘干部上崗，工人監督，要求工人做到，干部首先要做到’的制度，得到了全隊職工的擁護?！?962年在三礦四隊黨支部的帶領下，全隊開展了一個“當老實人，辦老實事，說老實話，嚴格要求、嚴明紀律”的活動，結果改變了全隊職工的精神風貌，干部帶頭，工人自覺，逐漸形成了風氣。1964年5月石油部召開的第一次政治工作會議上，把這些經驗概括為“三老四嚴”的革命作風——對待革命事業，要當老實人、說老實活、辦老實事；干革命工作，要有嚴格的要求、嚴密的組織、嚴肅的態度、嚴明的紀律4。
    另外一個重要的管理經驗“四個一樣”則來自5-65井組。當時會戰工委要求全油田建立和健全崗位責任制，該組井長李天照認識到崗位責任制是寫在紙上、貼在墻上，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怎樣做到讓每個人認真執行制度才是關鍵：“執行崗位責任制的靈魂是責任心，只有樹立起主人翁責任感，才能自覺地、始終如一地執行崗位責任制，才能管好生產。”“四個一樣”（黑天和白天干工作一個樣、壞天氣和好天氣干工作一個樣、領導不在場和領導在場干工作一個樣、沒有人檢查和有人檢查干工作一個樣。）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產生的。

靠制度還是靠作風？

    管理是一個持續不間斷的過程，壓力也需要源源不斷持續下去，改進和提高總是以改掉毛病和差距來實現的，這在大慶不是靠上級的命令和專家意見來實現，而是靠發動被管理者開展自我批評和自己找差距來進行：“毛主席關于加強相互學習，克服固步自封、驕傲自滿的指示傳到了油田。黨委首先組織各級領導干部認真學習，提高認識，聯系實際，用‘兩分法’檢查工作、檢查自己?！瓡瘘h委并帶頭對照解放軍和先進部門，找出18條差距，印發油田職工討論。黨委以身作則，帶動油田上下‘從高標準著眼，從大量的、常見的低標準、老毛病入手’開展了一個大找差距的活動。兩個月時間，全油田從人到物，從工作到思想作風，從施工質量到執行規章制度，找出了120萬個問題?！?STRONG>5
    以自覺紀律替代了自上而下的管理，則對監督和控制的要求就最小化了。在專職管理人員作用最小化的現實中間，制度自然淡出了人們的視野。自下而上的管理績效往往與員工的行為模式聯系在一起，這就不是“制度”在起作用而是“作風”在起作用：“有了好作風，就有了戰斗力，人們就能雷厲風行，聞風而動。不管打什么硬仗、惡仗，都拖不垮、打不爛；不管到什么地方，都眉不皺、腿不軟；不管是一個隊、一個組還是一個人，不管是單獨執行任務還是集體行動，都是靠得住，信得過。好作風，可以起領導上和生產管理制度上不能完全起的作用。有了好作風，即使隊伍中有些落后的人，也能夠帶好?！?BR>    作風的效果是不能轉化為制度效果的，這種以自覺紀律為基礎的大慶經驗，不能在自上而下的管理環境中間進行簡單復制。有些外地人參觀學習之后，把大慶經驗簡單地歸納成“從嚴”二字，然后回去本單位自上而下地推行，“結果，形式上‘嚴’，實際上嚴不了；少數人‘嚴’，多數人‘嚴’不了，反而出了不少麻煩，也出了形式主義?，F在我們才懂得：大慶的作風不是形式，而是牢固地建立在革命自覺的基礎上的。沒有自覺，就沒有‘從嚴’，沒有過硬的政治思想工作，就沒有自覺?！?/p>

大慶精神是對延安經驗的繼承

    如果說西方理性化管理的特色是專職管理者唱主角，制度約束起主導作用的話，顯然，大慶經驗恰恰是反過來強調第一線體力勞動者的自覺和自主管理，甚至大慶的一些著名的規章制度，諸如“三老四嚴”、“四個一樣”都是來自第一線的經驗創造，無論制度設計還是監督執行都脫離了管理層的掌握。大慶經驗既與西方學者設想的理性化要求不同，又有別于管理大師的經驗，這顯然別有淵源。對那些熟悉中國革命的老記者只要看一眼就覺得熟悉：“看到了‘干打壘’，就好像是看到了抗戰期間延安的窯洞；來到大慶，就好像回到了延安。”6究其精神實質和管理風尚，他們看到的是抗大“三八作風”這一“老經驗”：“培養革命作風，要有個標準。這個標準就是毛澤東同志提出的三句話八個字的‘三八作風’。三句話是：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八個字是：團結、緊張、嚴肅、活潑。‘三八作風’同大慶的實際相結合，就成為以嚴、細、準、狠為中心的‘三老四嚴’、‘四個一樣’的作風。”
    一位解放后進天津參加接管工廠的老李告訴我：“我們原來根據地的一套經驗，官兵一致、軍民一致，加上強有力的政治思想工作，我們就把這個搬到工廠里頭來。我們這些人革命幾十年，除了政治思想工作還有嘛呀，不就是靠這個?！比绻f管理方面共產黨人還有些老經驗的話，那么油田技術方面就幾乎是一片空白，余秋里回憶說：“世界上許多國家，經過幾十年乃至一二百年的實踐，發展了現代石油工業，發現和開發了一批大型油田，形成了一套石油理論和工藝技術。我國現代石油工業發展的歷史很短，由于長期受‘貧油論’的思想束縛，只能照抄別人，靠洋拐棍走路，沒有形成自己的石油理論?！?STRONG>7
    既然精英們在管理和技術方面都還缺乏起碼的儲備，再加上毛澤東這個人不停地以群眾運動、群眾路線相敦促，大慶經驗就這樣在缺乏專業人員對技術和管理壟斷的前提下產生出來了。周恩來總理在1964年12月三屆人大一次會議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對大慶經驗產生過程作了高度概括。他還認為，大慶經驗是解放后經過了認識上兩個“螺旋上升過程”之后才實現的：50年代初期是照搬蘇聯，1956年、1957年毛澤東《論十大關系》和《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講話之后開始了制度創新，“大躍進”期間很多官員把群眾運動引入“冒險蠻干”的軌道，結果遭遇到嚴重挫折，經過這樣一次大反復之后取得了經驗教訓并提高了認識。而大慶和大寨這樣的先進典型則很好地實現了認識和制度建設上的突破，周總理也認為是沿襲了戰爭年代的寶貴經驗。周總理說：“這個油田的建設，也是大學解放軍，具體運用解放軍的政治工作經驗，堅持‘四個第一’（即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和‘三八作風’的典范?！薄斑@個油田建設，自始至終地堅持了集中領導同群眾運動相結合的原則，堅持了高度革命精神同嚴格的科學態度相結合的原則，堅持了技術革新和勤儉建國的原則，全面體現了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多快好省的要求?！?STRONG>8
    如果考慮到戰爭期間對于“管理方式革命”的經驗（在根據地時代，紅軍與敵方相比處于弱勢地位，既搞不了物質刺激，又缺乏采取強制性手段的力量憑借，既不能依賴管理層自上而下的強制性壓力，也不能依賴管理手段的制度化運用，這使得管理這個概念自然而然地與“政治思想工作”或“思想政治工作”劃上了等號），加上考慮到工廠管理和技術壟斷條件尚不具備，則老經驗在最大限度上發揮作用就具有了一定的必然性。大慶所因襲的老經驗既有時間意義（來自革命年代）又有質變意義（與常規統治階級的管理方式截然有別），因此，當時的人們在回顧這一經驗時，經常會出現“革命化”這個詞語。
    曾任會戰指揮部政治部主任的陳烈民回顧說：“通過大慶會戰的實踐，我們深切體會到，要辦好一個社會主義現代化企業，必須首先講革命化。革命化，就是講階級，講人的覺悟，講人的作用，講工人階級的革命精神?！虼耍瑢σ粋€企業的領導來講，最重要的問題，就是要堅定不移地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用毛澤東思想武裝廣大職工的頭腦，不斷提高人們的階級覺悟，引導人們走革命化的道路，發揚無產階級的革命精神。大慶石油會戰中的思想政治工作是根據這一指導思想，把努力加強隊伍建設作為自己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政治工作保證企業的社會主義方向，保證生產建設任務的完成，不是要政治工作去直接組織生產，而是通過建設革命化的隊伍去實現。”
    陳烈民的回顧中間，很少強調管理層加強對被管理者的控制和監督，很少強調制度，而是把“隊伍建設”和人的“革命化”轉變作為追求管理績效的著眼點。這種管理經驗很難與西方管理學知識對照理解，這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老共產黨人管理經驗與西方管理學的“范式沖突”——大慶經驗在西方管理學的視野里是不可理解的，反過來當然也一樣——毛時代長期“反帝反修”從認識層面而言是無法理解美帝蘇修的治國經驗的。

現代化困境與毛澤東的探索

    如果把共產黨內部發生的爭執局限于“路線斗爭”的視野，看作是共產黨高層內部獨特的分歧和爭論，甚至像后來歪曲的那樣說成是“是否要取消管理”……都是極大地低估了相關分歧的深刻性。
    人類社會自進入工業化以來，少數人權力和地位的上升趨勢與多數勞動者逐步淪為工具化地位，成為加深現代社會分裂和對抗的強有力杠桿。布羅代爾在認真考察了資本主義制度之后說：“又有哪個文明真能做到把機器完全馴服？”卡爾·曼海姆于1943年提出了一個明智而悲觀的預言：“人民群眾的自治勢必導致‘社會技術’的出現，而社會技術又有擴大人主宰人的危險。機器和技術將為少數技術專家服務，或者將促進所有人的自由？”隨著生產的集中，管理確實需要專門的知識，而且獲得管理信息還需要付出時間和精力，知識和信息兩方面共同構成了工人參加管理的門檻。在這種現實中，如果不付出足夠多的努力，工人參與就是一句空話。顯然這種情況有利于掌握文化資本的知識階級，而不利于工人的實質性參與，并且這種現實差距無法通過授予工人一張選票來糾正，南斯拉夫的經驗就證明了這一點。
    毛時代是中國的初級工業化階段，以鞍鋼憲法和大慶經驗為標志，在很大程度又與蘇聯經驗形成鮮明的區別。這不僅體現了中國工業化早期的制度特色，而且延續了戰爭年代的管理經驗。在這樣一種制度實踐中間，一方面這種探索向體力勞動者全面開放了參與技術和管理制度化過程的機會，同時還通過群眾運動、整風運動，要求管理者和技術人員回到體力勞動中間來。這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私有制條件下的“手腦分離”現象，從根本上顛覆了西方工業化中間的“理性化”邏輯，有力地批判了理性化背后的社會分化機制和階級對立。
    大慶經驗較少聯系到管理制度，更多地與勞動者的自覺表現相聯系——體現為一種良好作風，而外在的作風總是與一個人的內心世界緊密相關的。就這樣，大慶經驗一步一步脫離了韋伯那個經典的“理性化”邏輯——特別是脫離了專職官員和規章制度迷信，上升到哲學和世界觀層面——變成了一種政治思想工作和主觀世界的改造問題。

大慶經驗與人類解放

    從今天的眼光回顧大慶這個40多年前的先進典型，有兩點顯得特別突出：第一，自上而下的管理在大慶經驗中間被最小化了——“三老四嚴”、“四個一樣”等著名制度章程都是建立在工人自覺、班組自我管理的基礎上；第二，生產技術、設備改進的過程也“過度”地向第一線的體力勞動者開放——從創造鉆井進尺記錄到改進鉆頭、從采油上的先期注水到后來的油井壓裂，都是第一線的體力勞動者唱主角。很顯然，把管理和技術過程“過度”向體力勞動者開放的大慶經驗，與西方的理性化要求——管理和技術由專業人士承擔的邏輯——截然相反。
    在人民共和國成立60周年之際，重提大慶的一個重要原因在于大慶經驗的繼往開來性：它不僅繼承著中國革命時代的遺產，還承載著毛澤東關于公有制社會的政治理念。大慶經驗部分地讓人看到了公有制企業有著不同于私有制企業的“理性化”路徑——追求管理績效不是靠自上而下的控制和監督，不是靠工資和獎金的激勵，而是靠“政治思想工作”去改變人們的思維模式——把一個消極被動的人變成一個積極主動的人。所以，那些親歷石油會戰的老人，在總結大慶經驗時，總是反復提及在改變客觀世界的同時要改造主觀世界。
    世紀之交，工人地位發生了巨大逆轉，這不僅僅事關生產效率的下降幅度，而且事關人類展望未來時的想象空間。正是因為自由人的聯合勞動一時還見不到，那么自我管理的嘗試就比雇傭化、少數人壟斷權力的管理要可取得多。大慶經驗初步展示了一個好世界的標本，盡管它還只是初具模樣，仍然有很多未知領域需要繼續探索。

（責任編輯：鄧守亮）

● 田力為，筆名“老田”，南京師大公共管理學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現當代的中國政治經濟。

1 余秋里：《余秋里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96年版，第648頁。

2 王進喜：《為革命艱苦奮斗一輩子》，《大慶人學哲學（第一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3-5頁。

3 大慶革委會報道組、新華社記者編：《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戰士——鐵人王進喜》，四川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頁。

4 辛玉和：《憶“三老四嚴”作風的形成》，載田潤普主編“大慶文史資料·第2輯”《大慶油田會戰》，中國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227-230頁。

5 陳烈民：《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武裝會戰隊伍——會戰初期思想政治工作回憶片斷》，載田潤普主編“大慶文史資料·第2輯”《大慶油田會戰》，中國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101頁。

6 新華社通稿：《勤儉創業的“干打壘”精神》，工人日報編輯部編：《大慶——中國工業化的正確道路》，工人出版社1966年版，第38頁。

7《余秋里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96年版，第640頁。

8 轉引自《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9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475-477、第469-470頁。

2009年《綠葉》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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