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以來，人地關系緊張惡化了勞動力對土地的相對價格，在市場供求關系中不利于勞動力的剩余轉移由此被放大。經濟領域對勞動力的超量剝削引發了社會結構的緊張和階級矛盾向對抗性方向發展，廣大貧苦農民中所蘊藏的巨大的政治反抗能量，是中國革命的客觀基礎。毛澤東率領秋收起義隊伍上井岡山之后，創造性地完成了扁平化管理革命，解決了奧爾森提出的如何有效激活“潛在集團”的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以下簡稱“新中國”）成立之后，顛覆低下的勞動力相對價格與推進工業化事業聯系在一起，政府為了穩定物價和工農的生產條件，被動選擇了一條政府密集型的發展道路，在此過程中黨內爭論仍然圍繞著井岡山時期爭論過的那些問題展開。今天中國已經站在非常不同的歷史起點上了，但西方現代化道路所要求的前提條件仍然難以在中國達到，我們展望未來仍然需要回顧歷史經驗，需要把市場經濟中勞動力價格低下所誘發的外部性問題，聯系到社會結構緊張和政治反抗能量最小化方向來進行綜合分析，尋找一條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這一道路必須能夠解決保護勞動力及最小化政治反抗能量、促進社會和諧穩定的問題。

　　
一、井岡山時期的管理革命——扁平化管理的確立
　　
　　根據一般的社會管理經驗，較大的組織在管理上總是要按“功能”來劃分“科室”同時按照管理范圍來劃分“層級”，并據以分解管理職責，這被稱之為“科層化”。科層化按照充任官員的特點也被稱為官僚制，韋伯認為這代表著世界的理性化過程，作為一種“理想型”，得到了他毫無保留的好評：“官僚體制的組織廣泛傳播的決定性的原因，向來是由于它的純技術的優勢超過任何其他的形式。一種充分發達的官僚體制機制與其他形式的關系，恰恰如同一臺機器與貨物生產的非機械方式的關系一樣。精確、迅速、明確、精通檔案、持續性、保密、統一性、嚴格的服從、減少磨擦、節約物資費用和人力，在由訓練有素的具體官員進行嚴格官僚體制的、特別是集權體制的行政管理時，比起所有合議的或者名譽職務的和兼任職務的形式來，能達到最佳的效果。”“它成功地從解決職位上的事務中，排除愛、憎和一切純粹個人的、從根據上說一切非理性的、不可預計的感覺因素。”①這樣的優點要得到實現，就必須做到對于官僚統治機構的任務進行固定的分工，對于履行這些義務所需要的命令權力也需要進行固定切割，并招聘一種符合普遍規定的資格的人員來行使權力并完成義務，并設立一個上下級安排固定有序的機構，其中上級監督下級；此外，工作需要保持原始的文件記錄和檔案，官員一般要經過專業訓練通常是終生任職的，按照固定的分工來工作，并定期拿到貨幣報酬等等。②

　　從那以后，這個理想型幾乎被當作一種管理上的共識，一位著名的美國學者寫道：“專業化、權力等級、規章制度、和非人格化這四個因素是科層制組織的基本特征。工廠是按科層制度組織起來的，政府機關也一樣；假如它們不具備這四個因素，它們就無法十分有效地工作。”③另一位英國學者則解釋說：
　　
　　官僚制的核心特征是系統化的勞動分工，據此，復雜的行政管理問題被細分為可處理的、可重復性的任務，每一項任務歸屬于某一特定的公職，然后由一個權力集中的、等級制的控制中心加以協調。在此，機械的類比是相當準確的，把一整套的運動細分為一些構成要素，然后重新組合為一個協調的過程，從而大大擴張了運作的范圍，提高了運作的精確性和成本效益。官僚制其他方面的特征也有助于實現同樣的目標。非人格性保證了在人員選擇中不存在個人偏愛，因為他們是按照實績進行任命的，也保證了行政管理行為中不存在個人偏愛，因為它避免了人際關系的不可預期性。通過分類的辦法，官僚制照章辦事的特征使其能夠統一地處理大量事務，為改變規則而設定的系統程序則使行政管理避免了傳統的僵化性（一成不變的規矩）。④
　　
　　以韋伯對于官僚制“理想型”的認識為基礎，構成了一種管理的常規模式——本文稱之為“科層化管理”，在一切正常社會中，所有的管理問題最終都會被視為專職管理者通過控制（管制、懲罰等強硬手段）、誘導（報酬、提升等）、勸說等方式，敦促被管理者按照管理目標的要求行事，管理績效來自于管理者在多大程度上成功地改變了被管理者的行為方向。總而言之，在科層制管理的視野里，沒有管理者有效地操縱被管理者，就不可能有管理績效。按照管理思想史家雷恩的總結，管理需要人們的勞動投入，而投入水平又只與管理手段的運用效果相關：
　　
　　為了激發人們的勞動熱情而作出的努力可分為三類，在仔細研究后你即可發現，直到目前，這伙努力看來只是在具體應用上有所改變，而在理論上卻沒有什么變化。使行為不軌的工人就范的方法有積極的勸誘（“胡蘿卜”）、消極的制裁（“大棒”）以及努力建立一種新的“工廠精神風氣”。以提供保持動力和紀律的方法。所謂“胡蘿卜”，就是通過工資的激勵，提供掙得更多薪水的機會，因此，雇主支付的工資就以工人的產出和表現為基礎。⑤
　　
　　但是共產黨人在革命年代，往往沒有辦法預備常規科層化管理所必須具備的起碼條件，“胡蘿卜”和“大棒”政策很快就被“驅逐”出管理視野了。從毛澤東領導秋收起義隊伍走上井岡山的那一天起，共產黨人首先必須在內部完成一場“管理模式上的革命”。

　　首先是由于給養困難，必須取消差別報酬，最常見的管理手段“胡蘿卜”就這樣被排除了。就是黃克誠這樣有覺悟的老共產黨員，也對毛澤東提出來的激進方法都感到不可思議，但是，當時經濟困難，形格勢禁，大家也只有接受：“我到井岡山后，毛主席提出軍隊不能發餉了，要搞供給制。……只要干部帶頭，官兵一致，就行得通。井岡山開始時期，隊伍比較小，打土豪打得比較多，每個人一個月還可以發三塊錢。一兩個月以后土豪打得差不多了，錢來得少了，就每人每月發一塊錢，以后發五毛。后來連五毛也發不起了，每個人一天只發五分錢的伙食錢，包括油，鹽、醬、醋在內。”⑥

　　在取消了最主要的常規管理手段之后，毛澤東又繼續推出“反對軍官打罵士兵”的主張，管理者進一步失去了“大棒”，這當然也很難得到軍官們的認同，結果毛澤東在古田會議上成了少數派，據何長工回憶：“毛澤東同志決定廢除軍閥軍隊舊制度及其影響，在軍隊內部實行民主制度，官長不許打罵士兵，廢除繁瑣的禮節，建立新的帶兵方法，開會士兵有說話的自由，經濟公開，官兵待遇平等，吃飯穿衣都一樣。”⑦要適應缺少控制手段的新管理模式并不容易，共產黨軍隊的優秀將領粟裕說他自己也是經過了“自我改造過程”之后，才領悟到的：“說服教育勝過拳頭，而官兵平等的實際行動又勝過萬語千言。在人民軍隊里，掃除了幾千年軍隊內部的統治與被統治關系，建立起了新型的人與人的平等關系。”“生活雖然苦，但從朱軍長、毛委員起，吃的、穿的、用的都一樣，只有軍醫受優待，那時醫生很少，給他們每月十元津貼。大家都知道，舊軍隊常常有鬧餉的事，而我們的部隊，因為官兵一個樣，從來沒有鬧餉的，也不怨恨誰。”⑧

　　與常規管理模式相比，毛澤東的革新當然過于激進，特別是不利于管理者采取那些穩妥可靠、操作性強的方式來控制下級，不奇怪的是他的主張即使是在紅軍中，也是和者渺渺。這一管理上的創新，是從三灣改編開始的，改編的動因則肇源于毛澤東在一個“偶然現象”中發現了“規律”，親歷者陳士蕖回憶說，在上井岡山的行軍路上：“從對戰士的廣泛接觸中，毛澤東察覺到，凡是擁有一定數量黨員的連隊，不但士氣高，而且能夠有效地監督干部，部隊面貌就不一樣。毛澤東當時指示，要發展一批工農骨干入黨。”⑨很快毛澤東就作出了“把支部建在連上”的決策，并且加快了發展和培訓新黨員的步伐，這是希望把“規律”制度化。一些黨史專家往往把支部建在連上籠統地稱為“黨的絕對領導”，這容易造成誤解，實際上人世間現存的一切管理系統中，軍隊的管理系統是控制得最為嚴密的，如果建立黨組織僅僅意味著在行政系統之外建立又一套控制系統，就不存在這種“疊床架屋”地重復設置指揮權力的必要，而且對管理績效而言難有正面作用，畢竟管理都忌諱政出多門和多頭領導。

　　從奧爾森的“集體行動困境”出發，能夠更好地理解“支部建在連上”在管理中的價值。奧爾森曾提出一個極具爭議的結論：“當需要一種集體物品的集團太大，企業家很可能不能通過議價或與集團成員擬訂自愿分擔費用的協議來使物品達到最優供給狀態；其實在一般情況下他根本不可能用這種方式來提供物品。”“不管是否通過企業家，沒有一個人會有為獲得集體物品而作出任何貢獻的積極性，因為如此之大的集團中的個人從因其貢獻而導致的收益中所獲得的份額只能是一個無窮小量。”⑩按照奧爾森的推論，隨著具有共同利益的集團人數的增大，產生集體行動就越來越困難，因為在大集團內，要通過協商解決如何分擔集體行動的成本是十分不容易的。像“干革命”這樣的事情，要以推翻一個現存的政權為目標以改善被統治階級的境況，在中國這樣一個人口龐大的國家中，顯然就構成奧爾森所說的、合作最為困難的典型的集體行動。因為，如果革命成功了，無論個人是否在革命中作出貢獻，都將獲得革命帶來的好處，因此，如果一個人從個人利益最大化出發，就有選擇“搭便車”的強烈沖動，結果帶來一種集體行動的困境：沒有人愿意為改善被統治階級的利益去承擔革命的成本和風險。假如奧爾森的問題在現實中沒有答案的話，革命就永遠不可能成功。

　　后續的研究揭示，奧爾森的集體行動困境也是有辦法改變的：“經濟學家發現，不同文化的社會中都存在一些利他主義者。但是，這些‘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人畢竟是鳳毛麟角，為數少于百分之一。模型模擬的結果顯示，一個群體或社會中如果有百分之三的利他主義者，整個社會的風氣和行為規范就會出現可喜的變化。”{11}革命隊伍在低潮的時候，就面臨著如何突破這一集體行動困境，這就需要尋找乃至培育那個積極行動的“3%”，這些人勇于承擔集體行動的成本，然后在他們的影響下去改變整個隊伍的氛圍。

　　毛澤東從一個偶然現象中發現了有覺悟的黨員的作用，接著就開始在普通戰士中去尋找有覺悟的積極分子，把他們發展為新的黨員，并通過黨小組活動優先給予政治學習和政策培訓工作。通過這樣的安排，連隊基層的積極分子人數迅速超過了“3%”的最低底線，這些人是起模范帶頭作用的人，在行軍作戰中表現出優先承擔革命成本的積極性，處處表現出“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沖鋒在前的戰斗品格，結果在無形中改變整個連隊的氣氛，普通戰士也受到他們的感召從而改變對于集體行動的消極態度（消除了“雇傭”思想）。從這個意義上看，支部建在連上和在戰士中發展黨員的安排，其最主要的價值就不是“黨的絕對領導”而是與那個“戰斗堡壘”的說法更為貼近。有了這些戰斗堡壘之后，就會從根本上改變革命戰爭年代軍隊中的氣氛，誘導人們走出一己私利的局限，開始勇于承擔創造新社會、新國家的斗爭成本。

　　奧爾森認為：“只有一種獨立的和‘選擇性’的激勵會驅使潛在集團中的理性個體采取有利于集團的行動”，“這些選擇性激勵可以是積極的，也可以是消極的，就是說，它們可以通過懲罰沒有承擔集團行動成本的人來進行強制，或者也可以通過獎勵那些為集體利益而出力的人來進行誘導。”具有共同利益的大集團只能被稱為“潛在集團”，它具有采取集體行動的潛能，但是只有通過選擇性激勵才能實現真正的動員。{12}在奧爾森看來，潛在集團之所以是“潛在的”而非“現實的”，就是因為管理者缺乏足夠的誘因對數量過多的成員進行選擇性激勵，這個思想實際上直接指向了一種以被管理者的主動性為基礎的管理績效追尋方向。看起來，毛澤東畢生對于扁平化管理的堅持，始終如一地回應奧爾森提出的那個老問題——在缺乏足夠的誘因的前提下如何對龐大數量的被管理者進行有效的管理。正是從管理者及其手段的有限性出發，毛澤東堅定不移地從被管理者那里尋找出路。

　　紅軍中士兵委員會的建立，是對于科層化原則的顛覆，這意味著在組織的管理層之外產生了有組織的力量，根據“宋任窮、張令彬等老紅軍在井岡山回憶，工農革命軍第一團士兵委員會在打遂川以前就成立了。它是由選舉產生的。首先在黨內醞釀（當時黨員還是秘密的），然后在全體軍人大會上選舉產生。士兵委員會不設什么機關，也沒有專職人員，只是遇事在一起開會研究。它的工作，一個是政治民主；一個是經濟民主，管理伙食，管理經濟。那時來自舊軍隊的軍官很多，打人罵人的軍閥習氣還是存在的，有的相當嚴重。士兵委員會就同他們那種舊習氣作斗爭。把伙食辦好，按時結賬分伙食尾子。營、團士兵委員會的主要工作是放在連里，這是基礎。連黨代表的職責，一個是黨的工作，一個是抓士兵委員會。”{13}正是有了士兵委員會作為依托，毛澤東所堅持的“三大民主”——“政治民主、經濟民主和軍事民主”——才算有了依托，不會流于形式。

　　在正式組織內部容許在管理者控制之外存在有組織的力量，明顯增加了底層對于上層管理者的談判地位和監督力量，朱德都曾經因為1928年的“八月失敗”而受到士兵委員會的嚴厲批評，這就一改通常科層管理結構中監督和命令多自上而下“單向流動”的僵化方式，讓基層的被管理者參與到管理和監督中來，從而把管理和監督事務及其成本向下分擔。這在另外一個方面避免了所有管理權力集中在管理層手里的弊端，從而導致權力在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間進行相對均衡的分配，加上利益方面的均衡分配，這構成扁平化管理的兩大要點。毛澤東認為正是因為如此才導致士兵的努力水平極大提高，并部分抵消了部隊訓練不足、技術水平差的缺點：“普通的兵要訓練半年一年才能打仗，我們的兵，昨天入伍今天就要打仗，簡直無所謂訓練。軍事技術太差，作戰只靠勇敢。”“紅軍的物質生活如此菲薄，戰斗如此頻繁，仍能維持不敝，除黨的作用外，就是靠實行軍隊內的民主主義。官長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開會說話的自由，廢除煩瑣的禮節，經濟公開。”{14}1927年11月中旬，紅軍第三次攻打茶陵失利，在礱市的河灘上，毛澤東正式提出紅軍要執行三大任務：“打仗消滅敵人”、“打土豪籌款子”“組織、宣傳、武裝群眾，幫助群眾建立革命政權。”他對紅軍戰士也提出“三大任務”作為要求，這在根本上是要求一個普通的戰士也要像“總經理”那樣關注全局，關注紅軍生存和發展的全部環節，這是從根本上取消了組織內部關于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在科層化管理下的絕對分工，正是在這個努力方向上，共產黨軍隊才有可能成為“戰斗隊、工作隊和宣傳隊”。而且，也正是因為強調處于科層制底部的被管理者也有作為“管理者”角色的必要，他們才被恰當地要求參與“三大民主”同時分擔“監督成本”，而不是把監督職責保留給少數管理者，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才能理解作為共產黨三大法寶之一的“批評和自我批評”——其豐富內涵來自給“非管理崗位”賦予管理職責。通過批評和自我批評來實現管理監督和糾偏，跟單純的上級管理下級的效果非常不一樣，一個美國記者很深刻地認識到其獨特價值：“士兵一般不愛聽軍官的訓斥，所以共產黨就讓部隊以班為單位成立互助組，對班里的缺點進行批評。當一個班撤離一個村莊時，互助組檢查從老百姓那兒借來的東西是否退還了。這些事不需要指揮員的監督，因此更有效。互助組每天還用三、五分鐘作公開的自我批評。比如，這個戰士可能說；‘今天我挖戰壕沒挖好’，那個戰土可能說：‘我沒有打好機槍’。”{15}在毛澤東年代，無論是工廠還是學校，都經常召開各種生活會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這也算是源遠流長了。

　　在紅軍內部，管理者對于被管理者的控制權相對小，建立士兵委員會并實施三大民主，在管理權力和物質福利方面都是在官兵中間進行均衡分配，否定了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截然兩分，這就構成管理“扁平化管理”的三大特點，并構成與常規“科層化管理”的根本區別，科層化著眼于管理者實施對被管理者的精確和嚴密的控制，把控制管理對象的嚴密程度作為追求管理績效的唯一路徑，反過來，扁平化管理中上級對于下級的權力和控制最小化了，這就要求更多地依賴激發被管理者的主動性和積極性，這顯然就需要從提高被管理者對于管理目標的認同來著手。

　　1965年在回答馬爾羅如何啟發農民勇敢作戰并獲得勝利的原因時，毛澤東回答說：“這問題很簡單。我們同農民吃一樣的飯，穿一樣的衣，使戰士們感覺我們不是一個特殊階層。我們調查農村階級關系，沒收地主階級的土地，把土地分給農民。”{16}馬爾羅先生作為外國人不理解為什么背靠農村和農民的共產黨人反而打了勝仗，梁漱溟老先生也一樣沒有想到：“起初我們沒有料到蔣介石、國民黨能夠被趕出大陸，以前沒有料到，因為顯然國民黨是中國政府嘛，共產黨只占局部地方，對外國民黨代表中國，美國無論哪一方面。軍事方面什么都是支持國民黨，我們沒有料想在兵力多、有美國的武器幫助、外交上的援助，種種好條件、便利，被趕出大陸，這個沒想到，實在沒想到，為什么就是這樣子被趕出大陸了？就是蔣介石太壞了，蔣介石太不得人心，他一點信義沒有，說話不算數……”{17}看不到扁平化管理的威力，就肯定很難理解貧苦農民的政治不滿何以能夠組織成為不可抵御的反抗力量，也很難明白為什么具有經濟和技術優勢的國民黨反而打了敗仗，最后老先生只得勉強給出一個道德上的判斷。

　　其實，在革命隊伍內部，走出傳統的“科層化管理”的常規思路，也是進行了非常激烈的思想斗爭，并且是在經歷過最慘重的失敗之后，這一“激進”的管理革命成果才最后被認識和接受的。1956年毛澤東對米高揚說：“我們黨在它的成長過程中，在革命發展的曲折道路上，不僅要對付強大、狡猾而兇惡的中外敵人（帝國主義和國內封建勢力與反動派），在極其艱苦條件下進行斗爭，而且還要與黨內各種機會主義者、投機分子、愚昧無知作斗爭，不斷端正我們前進的方向。因而我們每前進一步都要付出雙倍的努力和代價。”“‘左’傾機會主義分子的最嚴重、最根本的錯誤是打擊、排擠正確領導，否定、拋棄從實際出發制定出來的正確路線，使革命一而再、再而三地蒙受損失，最后不得不丟開了革命根據地，跑了二萬五千里。敵人教育了我們黨員中的頑固分子。挫折和損失才使他們的頭腦清醒過來，符合實際的話，對革命有益的話，過去他們是聽不進去的。”{18}周恩來就自己親眼所見，也印證了這一次管理革命的難度：“毛主席當著他的意見沒有被大家接受時，他就等待，有機會他就又講，又教育，又說服。毛主席在黨內也碰到過這樣的情形，他的意見不為大家所接受，如我剛才說的，在十年內戰的時候就是如此。我們主張打大城市，毛主席認為我們的力量小，不應該打大城市，應該集中力量建設根據地。但是毛主席的意見大多數不贊成，大家要打，他也只好跟著打。結果打敗了，毛主席趕快在會議上提出：打敗了證明這個辦法不行，換一換吧！大家還不接受，他只好再等待，又跟著大家走。”{19}

　

二、勞動力的相對價格低下與中國農民的政治反抗能量
　　
　　晚明以來，中國人口持續增加，在1400年（明建文二年）前后中國的人口可能至少有6500萬，到1600年（萬歷二十八年）可能有15000萬左右，增加了一倍或稍多。……人口從1700年前后的約15000萬增加到1794年（乾隆五十九年）的約31300萬，大約在18世紀后期，人口數量開始超過適度人口（何炳棣認為這個數字是2.5億）。由于此前階段的增長以及缺少經濟機會，到1850年人口約達到43000萬，而國家變得越來越窮。{20}許多人都認為，人均耕地4畝是維持生存的底線{21}，但由于人口的持續增加這一底線終于失守，由此帶來土地和勞動力相對價格的變化——土地價格高企和勞動力價格低下。

　　在勞動力相對價格低下的中國農村，苦難和屈辱的境況使絕大多數人感到無法忍受。產生“各種落后的離奇的雇傭關系，……要列舉其最基本的幾種形態，首先似宜數到家長制的雇傭方式，在這種方式下，雇主不但可以在工作上，工作強度上，任意決定，就是對于被雇者的人格，亦有某種限度的權利。”“除了少數富農以外，雇傭勞力的人，差不多連必需簡單農具都不齊備，生活一直在艱困中的中小農及佃農，他們并不是因為備了較好的農具，備有得力牲口，才雇傭勞動，反之，卻正為是備不起這些勞動條件，才以勞力來補充代替的。這說明，勞動力的價格，平均要低在畜力以下，低在農具備置費以下，才有被雇可能。同時這也從反面說明，用勞動力比用農具畜力劃算，誰都愿意雇傭可以任意驅使的‘說話的勞動工具’了。在經濟科學上，由古典經濟學者們發現了一個‘機械驅逐勞動’的法則，而在我們這種反常社會中，卻竟存在著‘勞動驅逐工具’的法則。”{22}

　　勞動力價格降低到足以替代工具和耕畜的水平以下，而土地的稀缺則加劇了佃戶之間的競爭，拉高了地租水平，全國各地的地租率大多超過50%，這遠遠高于佃農從土地上取得的純收入，高地租需要降低口糧消費來維持，使得貧苦農民的生存條件陷入不穩定，而無法維持生產條件和生存條件穩定的窮苦農民，更是高利貸最理想的盤剝對象，這兩者都很符合“市場規律”并共同加速了農業剩余流入地主富農手里的速度，加速了土地集中。勞動力在占有土地的地主富農面前處于一種低下的談判地位，這是市場關系中活生生的力量對比，國民黨也曾于1930年頒布《土地法》并規定“地租不得超過耕地正產物收獲總額千分之三百七十五”。但是，沒有配套的措施去顛覆地主富農的經濟力量優勢，這一政策將永遠不可能落實。共產黨人在抗戰期間也實施減租減息政策，他們是真的想要幫助農民實現這一目標，就切實著手建立農民的政治優勢去顛覆地主富農的經濟優勢。一個事后的總結說得非常精辟：“減租減息是在農民與地主之間的階級斗爭中實現的，而它的實現又是取決于農民與地主之間的力量對比。……而在經濟上處于劣勢的農民，迫于生計，不得不對地主讓步。在實行減租減息政策的條件下，地主在經濟上的優勢，農民在經濟上的劣勢，尚不能完全扭轉，但是，地主在政治上的優勢，卻是可以而且必須改變的。通過發動農民群眾組織和武裝農民，改造鄉村政權，建立農民在政治上的優勢，彌補農民在經濟上的劣勢。”{23}

　　與經濟學家們的狹隘視野完全不同，共產黨人很早就看到了所有制或者財產權并不能單獨起作用，經濟問題不可能局限在“純經濟”的狹窄視野里去解讀，必須要與政治權力和意識形態的變化結合起來，這固然與共產黨人追求在現實中形成新的力量對比有關，同時也揭示了經濟權力獨立起作用的限度。抗戰期間的減租減息工作，太行根據地做得最好，他們經過深入調查，發現國民黨的三七五減租法令和共產黨的減租減息政策都很難落實：
　　
　　調查證明：減租減息不止是為了改善農民生活，進一步發動農民支援戰爭，而且是一次異常深刻的、翻天覆地的社會變革，它包括著階級關系和思想意識兩個方面的大變動。如果不提高農民的階級覺悟，讓他們自覺地起來斗爭，單純靠政府從上而下以命令行事，真正徹底的減租減息是很難實現的。當然，如果沒有政府法令作依據，沒有政權和軍隊的支持和保護，地主階級也不會輕易讓步，農民進行斗爭就會遇到更多、更大的困難。
　　
　　針對農民的“命運”、“良心”觀點和各種顧慮，對他們進行深入的思想教育。用勞動創造世界的觀點，結合地主剝削農民的具體事實，教育農民，讓農民懂得地主的土地和地里的糧食是哪里來的；沒有勞動，就不會有耕地，也不會生產出糧食；同時，用地主階級通過祖佃、債務關系兼并農民土地的生動事例，說明土地的主人原來是農民而不是地主，又用地主的發家史教育農民，地主之所以發家是剝削的結果，是“坑害”窮人的結果……。通過這些教育，使農民逐漸認識到一切財富（包括地主的財產）都是農民勞動創造的，一切應歸勞動者所有的道理。
　　
　　實踐還證明：如果沒有一支形成優勢的純潔的階級隊伍，沒有一個支持群眾運動的抗日民主政權，“雙減‘運動是搞不起來的。{24}
　　
　　共產黨深入敵后把農民組織起來，并通過宣傳乃至批斗惡霸地主的方式，顛覆了維持舊秩序的意識形態，土地在“政治”和“文化”的壓力下實現了貶值，再加上共產黨八路軍實現累進稅政策，許多地主富農開始出賣土地，而一些貧農則購入土地，上升為中農。根據魏宏運等的研究：“減租減息政策的實施，使邊區農村的土地占有情況和階級關系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特別是貧苦農民的境遇有了顯著的改善，封建地主階級的經濟地位大大削弱了，富農經濟經過減租減息后的下降，又出現了發展的趨勢。中農經濟得到較快的發展。貧雇農的經濟地位顯著上升。這些新變化，大大提高了廣大農民的政治地位，進一步鞏固和發展了基本群眾的優勢。”{25}

　　共產黨和紅軍的力量弱小，對手國民黨和日本侵略軍都比自己強大，所以，在管理上不僅缺乏足夠的控制力量去影響盡可能多的農民，而且也缺乏經過適當訓練的行政管理人員，所以格外需要深入群眾，從群眾自己的迫切要求入手，經由社會經濟政策的實施去建立起政治優勢。共產黨人從自己的短處進行突破并形成新的管理設計，美國學者沃馬克看得很清楚：“如果紅軍僅僅依靠軍事上的優勢來要求服從，那么它會極大地提高管理成本，并降低鄉村支持的水平。但是還有另外的決定政策受歡迎程度的標準：一個是強調這一政策能夠動員起來的有效的大眾支持的數量；另一個則強調政策與大多數‘民眾’偏好的一致性。在許多情況下這兩個標準并沒有分歧，一個大多數喜歡的政策通常能產生相當大的積極支持。”而且，把被管理者的行為看作是管理手段起作用的結果，這一看法也是有局限的：“引起對公共目標的認同可以降低動員的資源成本，但認同要求更多的合作性努力，也要求有可接受的目標。組織及其目標必須貼近于人民，否則他們就逃避自己的那部分責任，或者對最后結果也漠不關心。如果一個組織對參與行為進行獎勵，資源成本就會上升，最高領導人就會獲得對組織目標更大的控制權，角色規范就變得明確。依賴制裁進行控制也是昂貴的，還限定了服從的標準。”{26}

　　以底層群眾的認同為基礎，最小化管理者掌握的控制權作用的分量，這是新中國成立后在黨內開展系列整風運動和批判資產階級法權的先聲。從尊重被管理者——農民群眾和士兵的認識起點出發去看待管理問題，而不是從專業化需要和完美制度設計出發，這構成扁平化管理的根本要點：
　　
　　要把官僚主義方式這個極壞的家伙拋到糞缸里去，因為沒有一個同志喜歡它。每一個同志喜歡的應該是群眾化的方式，即是每一個工人、農民所喜歡接受的方式。官僚主義的表現，一種是不理不睬或敷衍塞責的怠工現象。我們要同這種現象作嚴厲的斗爭。另一種是命令主義。命令主義者表面上不怠工，好像在那里努力干。實際上，命令主義地發展合作社，是不能成功的；暫時在形式上發展了，也是不能鞏固的。……我們一定不能要命令主義，我們要的是努力宣傳，說服群眾，按照具體的環境、具體地表現出來的群眾情緒，去發展合作社，去推銷公債，去做一切經濟動員的工作。{27}
　　
　　毛澤東在戰爭年代和建設年代都同等強調：“很多人對于官兵關系、軍民關系弄不好，以為是方法不對，我總告訴他們是根本態度（或根本宗旨）問題，這態度就是尊重士兵和尊重人民。從這態度出發，于是有各種的政策、方法、方式。離了這態度，政策、方法、方式也一定是錯的，官兵之間、軍民之間的關系便決然弄不好。軍隊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則：第一是官兵一致，第二是軍民一致，第三是瓦解敵軍。這些原則要實行有效，都須從尊重士兵、尊重人民和尊重已經放下武器的敵軍俘虜的人格這種根本態度出發。那些認為不是根本態度問題而是技術問題的人，實在是想錯了，應該加以改正才對。”{28}

　　共產黨人沒有使用國民黨那種抓丁派捐的強硬手段，也沒有建立以有文化有管理經驗的鄉村紳士為依托的更具理性化色彩的基層政權，但是，卻取得了更好的效果：“共產黨政權在農村與政府之間建立起了新的聯系。每個農民的日常生活依靠國家政權這個事實變得越來越明顯。根據C•K•楊估計，共產黨通過這種聯系從農村中所獲得的收益遠遠超過以前的地主和國民黨。與此同時，新的更大的負擔比以前更加平均地分攤到每一個人頭上。所有這些變化都是暫時和過渡性的。摧毀舊秩序，建立與政府的新聯系，從農民中取得更多的資源，無非是解決一個基本問題的最初步驟：即增加經濟產量從而成為在世界上有競爭能力的軍事巨人。……在中國，農民在革命中的作用甚至超過了俄國。他們為最終摧毀舊秩序提供了炸藥。”{29}反對強迫生硬的工作方法，強調管理者尊重群眾的態度的重要性，以提高認同而不是控制去追求管理績效為主要努力方向，這種“三位一體”的審視管理者的眼光，是毛澤東終生不改的，新中國成立后高層的系列爭論仍然與這三個“因素”緊密相關。

　　看來，在毛澤東心目中，管理績效最終與認同水平的關系更為密切，與控制權的關系較為不密切，損害扁平化管理帶來的認同水平下降速度會快于控制權上升的速度，結果總的管理績效水平是下降的。所以，戰爭年代他把人民群眾“千百萬真心實意地擁護革命的群眾”（即認同水平很高）視為“真正的銅墻鐵壁”。{30}也很顯然，共產黨人多數來自底層，文化水平低和管理經驗少是一個很普遍的現象，在這樣的背景下，強調深入群眾和扁平化，實際上也是確認了特定管理者群體所能實現的最高科層化水平的局限。毛澤東的扁平化管理思路，略如圖一所示。

　　人地關系緊張與勞動力相對價格低下，舊統治階級加之于農民的苛重經濟剝削往往利用農民低下的市場談判地位，這使得舊中國多數貧苦農民的生存境況難以忍受，構成顛覆舊政權的巨大政治反抗能量，而共產黨人特別是毛澤東從走上井岡山的第一天起，就著眼于如何把這股政治能量制度化，塑造為破壞舊世界和建設新世界的動力。與這個制度化過程相聯系的首先是一場扁平化管理的革命，這一管理革命顛覆了科層化管理的大多數原理，革命的深度超出許多普通人正常的認識視野，引發了共產黨人內部激烈的思想斗爭，但是，這一管理革命最終還是順利完成了，從而保證共產黨人能成功地汲取農村的人力物力資源，有效地用之于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隨著減租減息政策逐步落實使得根據地社會也出現了“中農化”趨勢{31}，扁平化管理的成熟和根據地的穩定，在多個方面都驗證了經典作家對新社會的展望，同時也強化了第一代共產黨人（特別是抗戰期間成長起來的一大批“三八式”干部，他們在新中國管理中扮演著非同尋常的重要角色）對扁平化經驗的認可：

　　在延安時代最不正統的革命戰略的運用過程中，卻產生了與馬克思主義理論所預言的烏托邦社會目標奇妙地一致的社會理想和實踐。工業生產與農業生產相結合、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延安實踐，顯然是馬克思主義對社會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步驟。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看，這些步驟是實現消滅城鄉差別、工農差別及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之間的差別這一更高的共產主義目標之首要的和基本的步驟。……為推行毛澤東主義的政治方針而開展的“精兵簡政“運動、群眾參政運動和反官僚主義的運動，雖然還談不上是馬克思主義關于國家”消亡“的理想的序幕，但仍然反映了他們對縮小國家和社會之間裂痕的強烈關注。而毛澤東主義關于延安游擊隊的領導人從理論上說應是能夠從事各種經濟、政治和軍事工作的多面手的觀點，則與馬克思主義關于未來共產主義社會“全面發展”的人的觀念有驚人的相似之處。正是在革命斗爭本身的進程中，中國共產主義革命比20世紀其他任何一場社會主義革命都更多地產生了（至少是以萌芽形式）未來社會的社會主義形式的價值觀念。{32}

三、顛覆低下的勞動力相對價格與行政替代市場
　　
　　新中國成立之后，人地關系的緊張一如既往，若放任市場關系起作用，舊社會的情境會以相當快的速度被再生產出來。從農村角度看，人地關系緊張的結構性供求關系不會改變，按照毛澤東的看法，共產黨要維持政權，必須跟占人口多數的貧苦農民站在一起，否則，不管是富裕農民還是貧困農民都將拋棄共產黨：
　　
　　大家已經看見，在最近幾年中間，農村中的資本主義自發勢力一天一天地在發展，新富農已經到處出現，許多富裕中農力求把自己變為富農。許多貧農，則因為生產資料不足，仍然處于貧困地位，有些人欠了債，有些人出賣土地，或者出租土地。這種情況如果讓它發展下去，農村中向兩極分化的現象必然一天一天地嚴重起來。失去土地的農民和繼續處于貧困地位的農民將要埋怨我們，他們將說我們見死不救，不去幫助他們解決困難。向資本主義方向發展的那些富裕中農也將對我們不滿，因為我們如果不想走資本主義的道路的話，就永遠不能滿足這些農民的要求。在這種情況之下，工人和農民的同盟能夠繼續鞏固下去嗎？顯然是不能夠的。{33}
　　
　　從城市的角度看，人地關系緊張體現為民生物資供需的結構性失衡，而“食品、燃料、鞋及藥品等必需品一般都缺乏彈性。這些物品都是生活所必需的，即使價格上升也很難縮減。”“如果價格變動1個百分點引起需求量的變動不足1個百分點，則該物品就缺乏需求價格彈性。”{34}市場上低彈性民生物資的供需失衡存在多久，囤積和投機牟利的巨大機會就會跟著存在多久，私商對此非常敏感地加以把握和利用，這是經濟博弈的一個方面；在另外一個方面，投機和物價波動越是利害，進行更為嚴厲的行政控制和數量分配的管制要求就越是上升，政府就越是要加深介入力度；就這樣，博弈的雙方共同推動了對于統購統銷政策的完善，棉紗和棉布的統購統銷程度的螺旋上升過程，很精辟地說明了政府和私商在供需失衡的市場上，是如何從“包銷”“統購”到“計劃收購、計劃供應”一步一步地推進這一博弈過程的：
　　
　　一九五○年全國棉花產量恢復到1，400多萬擔，棉紗產量為241萬件，棉布產量為25.2億米，均接近抗日戰爭以前最高水平。盡管如此，全國平均每人也只有棉布4.5米。由于紗布這種關系國計民生的重要物資供應緊張，成了投機商人囤積的主要對象。
　　
　　為了掌握貨源，平抑物價，一九五○年中國花紗布公司就與一些大型私營紗廠簽訂了包銷合同。朝鮮戰爭爆發后，因棉紗供應緊張，棉紡織業又爭相囤積原料，紗商及非紗商也乘機囤積。在此形勢下，要穩定市場，就必須打破紗布投機商的囤積，對紗布貨源進行統一的合理的分配。一九五一年一月四日，中財委發布了《關于統購棉紗的決定》。《決定》規定：公私紗廠自紡部分的棉紗及自織的棉布以及現存的棉紗、棉布，均停止在市場上自行出售，由國營花紗布公司統購。
　　
　　一九五三年有計劃的經濟建設開始后，因棉花減產，棉布供求更趨緊張。為了合理地有計劃地調節全國人民的棉布消費，進一步取締投機，穩定物價，保證國家經濟建設的順利進行，政務院于一九五四年九月十四日發布《關于實行棉布計劃收購和計劃供應的命令》，規定自九月十五日起，所有公私織布廠、印染廠生產的機紗棉布和機紗手紡紗交織棉布，一律由國營花紗布公司統購統銷；完全用手紡紗織成的棉布，由中國花紗布公司通過供銷合作社進行收購；凡列入商業部計劃供應范圍的棉布及棉布復制品，一律采取分區、定量、憑票供應的辦法；私營棉布批發商不得繼續經營棉布的批發、販運業務；所有零售商店一律按國家規定的價格出售棉布。{35}
　　
　　1950年3月實現“統一財經”之后，赤字逐步消失，貨幣發行減少，影響物價的貨幣超額發行的因素不再存在了。但是，從晚明以來積累下來的人地關系緊張關系還要長期起作用，糧食等主要民生物資短缺在短時期內還不可能解決，私商的投機牟利機會仍然會長期存在于市場上。1953年大規模經濟建設開始之后，工人數量大幅度增加，而且工資水平也有可觀的增長，與此相對應，城市市場上的總需求將長期地超過總供給，民生物資的緊缺程度相應上升。

　　政府和私商的博弈中，私商的目的是發財，而政府的目標是保持物價穩定維護民生條件，私商的利益僅僅局限于少數人的發財致富而政府的目標在于多數人的生存條件穩定，顯然，私商的目標和手段都損害多數人的利益，是一種不被政府和民眾認可的“狹隘利益”，需要加以祛除。在政府和投機商的幾輪博弈中，流通領域不能放手給私人資本家經營的想法日益堅定，通過加工訂貨、統購包銷等方式，私人企業與市場的聯系被逐步切斷而變成了“純粹的工廠”，改而由國有商業企業控制流通渠道。新的社會經濟關系在企業之外建立起來了，計劃經濟的第一步就是這樣在博弈中完成的。

　　政府與私商決定勝負的關鍵一仗是“五反”期間的群眾運動，大量工人被動員起來在政府指導下組成“打虎工作隊”或者“五反工作隊”，對資本家進行面對面的斗爭，“不法資本家紛紛‘繳械投降’，資本家階級內部迅速分化，除少數頑抗分子外，大多數資本家都感到運動來勢銳不可當，表示愿意自動交代。……即將同行同業的資本家編成小組，在工人群眾的監督下，責令他們老實交代自己的‘五毒’行為，并且進行互相幫助和互相評定違法等級。在資本家‘互助互評’的同時，私營企業的職工群眾繼續積極檢舉，提供材料，迫使資本家在“互助互評”中不得不較徹底地交代他們的違法行為。”{36}經過“五反”之后，政府較為順利地在市場上控制了流通領域，工廠內部資本家也逐步地喪失了三權——管理權、分配權、人事權，大部分轉移到工會和公方代表手里。

　　國營商業接管民生物資市場，被“犧牲”的是投機商人和富農的狹隘利益，最后對策是政府推行計劃收購和計劃供應。共產黨政府是在保持著新民主主義的指導思想的情況下，從應付最緊迫的物價問題著手，一步一步地走向切斷私商與市場的聯系而建立起計劃經濟的，而不是從主觀愿望出發，學習了錯誤的蘇聯模式或者誤解了老祖宗的理論觀點。國家計委主任李富春1955年在人大作關于“一五計劃”的報告時，對此講得十分明確和具體：
　　
　　為著繼續保持市場的穩定，除努力增加生產外，國家必須分別主要商品生產的不同情況，逐步地推行計劃收購和計劃供應的政策，以便有計劃地掌握貨源和組織供應，嚴厲地同投機商作斗爭，不讓私商有操縱市場的可能。
　　
　　糧食的計劃收購和計劃供應，打擊了投機商人，打擊了富農，就是說，打擊了農村的資本主義經濟，進一步削弱了資本主義在農民中的影響，也削弱了農民中的資本主義自發傾向，因而促進農業生產合作化的發展。
　　
　　使糧食和其他主要農產品的買賣不受投機商人的操縱，避免生產者和消費者受投機商人的買賤賣貴的剝削。如果不實行計劃收購和計劃供應，私商就要操縱糧食市場，大發橫財，而整個國內市場物價的穩定就要被破壞，資本主義和農村階級分化就要發展，成千成萬的農民就要破產，工人群眾和城市居民的生活就要惡化。顯然，農民和其他廣大的人民群眾，也是很清楚地懂得這一點的。{37}
　　
　　政府與私商和富農博弈的焦點在于價格波動產生的利害損益，結果導致政府以行政權力接管了非常龐大的社會管理事務，在城市切斷私商與市場的聯系之后進行了社會主義改造，在農村經過互助組、初級社、高級社、人民公社的步驟實現了集體化。如果說在抗戰期間共產黨人是主動積極地去尋找新的力量對比，顛覆地主富農的經濟優勢；那么新中國成立后，則是在主觀上承認新民主主義的前提下，一步一步地在解決緊迫問題的驅動下，被動接管了過多的生產管理事務以及民生物資的分配事務。格里芬在總結全球后發國家的戰略時，曾經很鮮明地指出政府的能力和接管的事務之間的巨大落差：“在許多非洲國家……，政府追求那些遠遠超過他們自己有能力完成的事。特別是在一些行政管理能力低下的國家，領導層應該謹防選擇一條‘政府密集型’的發展道路。政策制定者必須為公共部門作出一些選擇，他們必須為一些政府活動確立優先地位。”{38}新中國政權在與私商的博弈過程中，就這樣在管理能力有限的情況下被動地選擇了一個政府密集型的戰略。

　　看起來，巴蘭的看法很精辟：“舊制度的衛道士不可能成為未來的建設者，所以，封建地主、工業保守主義分子和資產階級中等階層的聯盟必須打破。”{39}新政府接管過多的經濟事務，不是出于基于理論的設想（這個設想仍然是新民主主義），更不是抄襲蘇聯模式，也不是基于政府的工作能力和優勢，而是為了應付急迫的經濟事務，不得不爾。1953年初李維漢調查了武漢、南京和上海的私營工商業狀況并向中央提交調查報告，在6月中旬對李維漢報告的討論中，毛澤東提出了過渡時期總路線，這個放棄新民主主義的重大轉折，在周恩來、劉少奇等第一代領導人中間有很高程度的共識，根據親身參與決策全過程的李維漢回憶，高層沒有任何不同意見。{40}因為主流經濟學家們無限信賴資本家群體和市場機制對于經濟發展的貢獻和能力，所以，很難想象資本家群體在新中國退出歷史舞臺不是“人為造成”的后果，為此，這些人構造了一個“毛劉分歧”來重新敘述這個歷史過程。

　　主流經濟學理論認定，經濟發展只能在“帕累托改進”的基礎上進行：“帕累托認為，當不存在能夠使某人的處境變好同時不使任何人處境變壞的任意變化時，就會出現最大化福利。這意味著社會小能以一種幫助某人而又不傷害其他人的方式來重新安排資源配置或產品與服務的分配。”{41}按照這樣的看問題方式，土改分田分地和私商的改造，甚至“平抑物價”本身，都是不符合“帕累托改進”要求的——因為有大量地主和私商的利益受到損害。

　　從舊中國勞動力的境況和私商的表現看，舊中國經濟明顯存在著一種可以稱之為“帕累托抑制”的機制，如果不顛覆市場關系和私有制形式，少數人在相對價格有利的條件下仍然可以操縱多數人的命運并攫取大量剩余，實現他們的發財致富愿望，但是被他們攫取的大量剩余卻很少能納入工業化事業的軌道——地主和私商所全力維護的發財致富道路會嚴重損害國家工業化事業和民眾的生計，也就是俗稱的“國計”“民生”。從米爾格羅姆一個開玩笑的說法，可以看到這中間的問題和矛盾所在：“經濟活動的所有潛在利益都給予一個貪婪的完全自私的人，將會是有效的，因為資源的任何重新配置都會損及此人，從而無法獲得完全一致的同意。因此，可以看出，一種有效配置在道德基礎上卻難以稱道。”{42}舊中國社會中間雖不存在一個壟斷經濟資源的個人，但是確實存在著一個群體——農村的地主富農、城市的私商——他們發財致富的方式，既不利于工業化又妨礙民生目標。

　　共產黨政府接管了市場關系之后，在工業化事業方面的成就是打破了“帕累托抑制”——讓舊中國的經濟精英喪失經濟上的主導權，同時政治上的反對意見無效——從此農業剩余不是落入少數人的腰包而是全面支持快速工業化事業，“一五計劃”期間政府財政投資的能力急劇提升，五年投資總額為588億元，新增固定資產數量就高達490億元（四倍于洋務運動以降的百年積累）；{43}同時，在人民生活方面，政府也強行把普通工農的生產條件和生存條件提高到相對價格水平之上。中國共產黨人的革命和社會關系改造，確實與“帕累托改進”的標準視野完全不兼容，主流經濟學家們不理解新中國的歷史，在他們的敘述中出現了大量的誤解或者歪曲，這本身就是“范式沖突”的當然結果。

　　按照西達•斯考切波的分析，每一場革命都帶來一個強大的政權和更高程度的民眾參與：“與舊制度下的帝國相比，法國、俄國以及中國建立的新的國家政權，在國內社會中更強大、更加獨立自主，在國際體系中更有能力戰勝國外競爭對手。另外，農民與工人促成了革命的勝利，因此在革命后也更直接地參與國家的政治進程與事業。”{44}但是，中國新政權管理事務的深度，則是空前的，這首先是因為新政權為了穩定政治和經濟秩序，不得不面對人地關系緊張、市場民生物資供求長期失衡的現實，把行政管制深入到消費品流通領域；同時，管理層文化水平與管理經驗方面的局限卻被動選擇政府密集型道路，這就不得不更多仰仗群眾運動的力量，去形成對狹隘利益群體的政治優勢，促成社會關系的順利改造，這兩個方面都是中國的特殊性所在。革命也好建設也好，每一個執政黨和政權，都不得不面對它所掌握的有限人力物力資源去因應最緊迫的困難，個人肯定是有自由意志的，但是不可能超越現實的條件限制。

　　
四、社會關系改造與管理場域中的被管理者和管理者
　　
　　馬克思說過：“人的本質……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45}新中國成立之后，就普通的勞動者而言，其經濟關系（作為勞動力解除了舊中國的相對價格低下的抑制，這是帶有根本性的變化）、管理關系（在管理系統內部上下級關系有了很大的不同）和社會交往關系（勞動者交往圈子內不再有階級分化，是一種平等主體之間的交往關系）三個方面都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社區成員的非階級化和行政機構的介入深度是兩個原發性的變化。處在此種不同的社會關系網絡中間，人們在把握和適應之后確實會形成新的行為模式，在做口述史訪談中間，常常會聽到“那個時候人很單純”、“很傻”的說法，這其實是在一個相對穩定的社會網絡中間，在基本利益非常恒定的情況下，人們較少依賴“即時即事”的計算和談判，從而產生的因應環境的行為模式。新的社會關系網絡，確實造就了不同于過去的人。

　　在“平抑物價”、“三反五反”、“統購統銷”之后，普通的工農群眾的生產條件和生活條件都穩定下來了，經濟地位有了相當的改善；原來與勞動力相對價格低下相聯系的勞動者在管理系統中間低下的政治地位也有了提高。作為經濟地位和政治地位明顯改善的后果，工人普遍有翻身得解放的感受，在筆者持續數年的口述史訪談中間，經常有老工人重復說到“得了共產黨的好，得了毛主席的好”。{46}多數人被解除相對價格的束縛之后的翻身感受，構成了一股巨大的政治支持能量，這明顯有利于提升對政府的認同，客觀上有利于降低管理成本，一位美國教授寫道：“由于組織本身就傾向于誘使其成員做出有助于組織發展的正確行為，因而個體就注定要進行理性的計算。理性計算問題還與組織權威有關。西蒙認為，每一位個體成員都有一個確定的‘接受區間’，在這個區間內，下級愿意接受上級做出的決定。……組織的利益在于擴大‘接受區間’，這是很明顯的。個體接受的命令越多，他成為有效的行政系統的一部分的可能性也就越大。”{47}這種“翻身感受”給新中國的基層管理，至少帶來了兩個方面的重大影響：除了擴大了被管理者的接受空間之外，也明顯強化了普通工農在政治上的保守情緒——具體表現為對于管理者的盲目信任和參與意識下降。

　　在第一代工農勞動者的記憶里，舊中國市場關系中勞動者相對價格低下的種種悲慘遭遇，在新中國被終結了，直到“四清”時期為止，中央仍然把憶苦思甜作為“社會主義教育”的一個重要內容，這并非簡單的“重提階級斗爭”或者“階級斗爭擴大化”，而是有著很現實的考慮，目的是對勞動者進行相對價格的提醒，從“新舊社會兩重天”中間去尋求擴大被管理者的接受區間。雖然新中國成立已經十余年了，但是隨著人口的增加，人均消費品產出并沒有大幅度的提高，勞動者在工業化取得決定性進展之前，仍然必須保持低薪，相對價格被超越的一次性進步，也仍然是新社會回報勞動者的主要部分，所以，在相對價格消失十多年之后，仍然有強調的必要。

　　在巴納德看來，接受區間（也被翻譯為“無關心區”）的大小取決于誘因超過負擔或犧牲的程度。而誘因必須節約使用，因為“一個以物質為主要誘因的組織，如果不能最低限度地保證獲得的物品或金錢大于支出，就不能長期提供這種誘因。這平常在經濟方面是大家都知道的。同一原則也適用于其他誘因。提供非物質機會的可能性是有限的，通常是不足的。這些機會包括：良好的工作條件，理想方面的恩惠，良好的社會結合，常規工作的穩定，參與的擴大或思想感情交流的利益。因此，不僅從物的意義上講，就是從更廣的意義上講，都必須極度的節約。”“如果一個組織不能為人們的貢獻提供恰當的誘因，它就必須做說服工作，以便使足夠的人改變他們的欲望，認為能夠提供給他們的誘因是恰當的。否則的話，這個組織就不能再存在下去。”{48}

　　就巴納德的觀點看，憶苦思甜的作用在于擴大接受區間的同時，較少依賴增加“誘因”的支出。同時，由于誘因的不足而管理范圍又覆蓋全體國民，所以，在管理設計中間就需要考慮減少被管理者的“負擔”，以便實現“誘因”與“負擔”之間的有利對比。

　　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著名的霍桑試驗之后，梅奧作出了最為令人信服的解釋，他認為：“技術指向型社會的進展過于強調工程技術，并從工藝技術方面來解釋工作的意義，以致衡量工作成績的標準是以講求效率的經濟邏輯為基礎的。個人的社會需求被放到次要地位，因而降低了個人‘在工作中進行協作的能力’。管理上對效率的邏輯的強調，窒息了個人獲得團體認可的愿望和獲得社會滿足的愿望，以及通過公共生活達到社會目標的愿望。”“這是由于廣泛的勞動分工，日益增加的社會的和物質的流動性，以及大規模組織的增長。在這種大規模組織中，人際關系的交往方式從一種個人之間的、友誼性的基礎，轉變為一種非個人之間的性質。其結果是一種沒有規范的、沒有根基的生活方式。在這種生活方式中，個人之間的同一性和社會聯系消失了。而正是這種社會聯系提供了人們存在的連續性和目的性。這種社會反常狀態導致在個人生活和社區生活中的社會解體，并造成了一種個人無能為力和幻想破滅的普遍感覺。用以應付工業變動的社會發明趕不上技術發明。正是這種‘社會差距’造成了廣泛的無力感和從之而生的社會解體。”{49}顯然，梅奧解釋了在物質誘因之外人們心靈深處的社會性需要，社會性需要被滿足或者犧牲的程度，對于管理績效而言是至關重要的。

　　由于農業增產速度很慢，人均民生物資短缺就具有長期性{50}，所以，工資基金仍然需要在中央政府的層次上進行平衡，微觀管理機構沒有得到把工資增減作為管理手段運用的必要權力。物質誘因的短缺，并由此搭配了其他管理手段的不同配比，這個決定性的限制條件構成毛澤東時代單位管理的選擇前提。

　　由于物質誘因的短缺，需要依靠減少被管理者在組織中的“負擔”，這意味著要更好地滿足他們的社會性需要，幫助他們結成初級群體。而新中國廣泛的就業保障，也導致城市里的工廠也成為熟人社區，正是在這個基礎之上，工廠內部的關系呈現出初級群體中間所特有的“強關系”特點，經過疊加共產黨人依據戰爭年代的“批評和自我批評”經驗，在工廠中間通過“班組生活會”的方式進行體制化的輿論監督，再加上熟人社區的輿論，這兩種輿論對個人行為的調節作用由此增強，基層管理中間也就相應地呈現出一種非規范的特點，共同促使人們的行為動機注重輿論評價和長期后果，轉而走向自律，而較少地依賴科層制管理中來自上級的考核和控制。

　　毛澤東時代的工廠里面，一個工人的工作生涯通常是以學徒工的身份進廠，三年學徒期滿之后一般會成為正式工，此后畢生就很少離開他最初進入的那個圈子。工廠里面一個班組通常的班長就是學徒工的師傅，其他的同事常常具有師兄弟關系。在工作之外，班組成員往往還是一個人情往來的圈子。工廠中勞動者之間這種網絡和群體關系，在社會學的分析中間，就構成“強關系”——“人們在其中投入更多時間、更多情感，并且彼此更為親密也更為頻繁地提供互惠性服務的關系。”這樣形成的群體也就相應地被稱為“初級群體”，彼此之間擁有的“初級關系是一種個人的、情感的、不容易置換的關系，它包括每個個體的多種角色與利益。它以大量的自由交往和全部人格的互動為特征。”當然，初級群體的社會關系網絡性質的特點，也不總是都叫人愉快的，很多人指責毛澤東時代不民主，個人隱私得不到保護，關鍵原因還不是政治上的監視要求（很難想象那個時候的官員對于人們的行為動向有那么高的好奇心），但是初級關系在工廠和農村單位中間的廣泛存在，本身就會對人們產生很大的壓抑，罪魁禍首不在政治領域而在于社會領域：“初級群體也對人們產生負面的影響。由于一些初級群體壓抑個性、有時還壓制個人的成就，從而也就會限制個人的社會發展。”{51}

　　單位制管理中間的熟人社區輿論、初級群體內部的強關系、班組生活會上的“批評和自我批評”，這三者在信息運用方面，都更少依賴嚴格的規章制度和書面檔案信息，而主要是就小群體內部耳聞目睹的“共有信息”進行操作的。韋伯提煉的官僚制優點中間“非個人化”和“書面信息”都是重要的，這也是扁平化管理與科層制極為不同的地方，兩者對于管理信息形式和內容要求，有著非常不同的特點。

　　扁平化管理方式中間，很少把工人的收入和就業保障作為管理手段使用，更多地就人們的“面子”、“名譽權”方面施加輿論壓力，后者常常被納入管理手段范圍。如按照來自西方社會的評價標準，后者是必須無條件尊重和受法律保護的，雇主加以干預是違法行為，而就業機會和收入多少才是正當的管理手段。毛澤東時代則根本反過來，不承認剝奪工人的就業機會和工資收入的正當性，轉而強調個人在集體中間應該參加并接受“批評和自我批評”，換言之，毛澤東時代不保護個人榮譽（極端情況下甚至有批斗會和戴帽子游街）但是保護就業和收入，把前者看作是正當的管理手段操作范圍；反過來，西方的法律理念是保護個人榮譽權但是不保護就業機會和工資收入穩定，把后者看作是正當的管理手段操作范圍。這兩種管理理念，在管理手段選擇方面是完全相反的，毛澤東時代報章上經常批判把收入和就業機會用作管理手段是“物質刺激”和“修正主義管卡壓”等等。

　　管理者較少控制誘因的分配，帶來了對于管理范圍擴大的消極反應。幾乎每一次新政權擴大管理范圍，增加管理事務的數量和質量，改進管理方法（偏向扁平化），祛除官僚主義的整風，都會在黨內決策圈子引起爭論。按照毛澤東臨終前的總結，他列舉了自己最看重的兩次黨內爭論是：“合作化時黨內就有人反對，批資產階級法權他們有反感。”{52}在國家管理的分歧方面，日本的近藤康邦教授認為共產黨高層確實存在著“公社社會主義（毛澤東）的路線和國家社會主義（劉少奇）之間的矛盾”，毛澤東不是作為人民內部矛盾而是作為敵我矛盾來處理這種矛盾，從而激化了內部矛盾，造成了莫大的犧牲。{53}

　　孔夫子說“不患寡而患不均”，這是有道理的，物質誘因的缺乏，客觀上也壓縮了差別分配的可能，因為人們往往“與獲得較高報酬的群體成員進行比較，從而產生了一種相對剝奪，這種相對剝奪反映了一條集體邊際效用遞減原則。”{54}集體的邊際效用遞減在管理績效方面會造成一個巨大的損害。

　　取消官員們的特權，要求他們和群眾“打成一片”，達到“社會主義所造就的平等情感，在人們實際的生活世界中取消了人心層面上的社會分層”{55}的目的，本身在日常管理上就有很大的實用性。恰當的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間的關系定位，是維護扁平化管理的關鍵。按照毛澤東本人的理解，所有制形式的改變總有其極限，而人與人關系的改進也是生產關系的一個重要方面，而且這個方面的努力空間很大，甚至很難說有什么窮盡，也一樣可以促進生產力發展：“我們的經驗，如果干部不放下架子，不同工人打成一片，工人就往往不把工廠看成自己的，而看成干部的。干部的老爺態度使工人不愿意自覺地遵守勞動紀律，而且破壞勞動紀律的往往首先是那些老爺們。不能認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不用做工作，就自然會出現勞動者和企業領導人員的創造性合作。”{56}當然更為重要的是，要防止出現特殊階層：
　　
　　1956年11月毛主席在黨的八屆二中全會上的講話中說：鑒于國際教訓，黨和國家的各級領導人有很多特殊權利，可能形成特殊階層而脫離群眾。……所以要警惕于部生活上的特殊化、貴族化。縣委以上全國有幾十萬人，一定要防止特殊化、貴族化。
　　
　　越是困難的地方，越是困難的時候，各級領導同志同群眾生活的距離越短越好。要勤儉建國，反對鋪張浪費，提倡艱苦樸素，提倡同人民同甘共苦。特別是新工業區的領導干部，必須有與群眾同甘共苦的作風。學生、工人住大樓，領導干部住草棚，這是對付學生、工人上大街鬧事的好辦法，同人民有福同享，有禍同當，這是我們過去干過的，為什么現在不能干呢？只要我們這樣干了，就不會脫離群眾。
　　
　　艱苦奮斗是我們的政治本色，艱苦奮斗是我們取得人心的政治資本。
　　
　　毛主席在1958年5月召開的八大二次會議上說：因為有官氣，就引導群眾為“五大件”即為人民幣而奮斗，如同國民黨引導人們為法幣、金圓券而奮斗一樣。1956年所有制改造了，群眾并沒有感到徹底解放，情緒不滿，氣不順。他們感到一層層的官壓在他們頭上，而官不是他們自己的人，他們是為官而工作的，所以就“計件打沖鋒，計時磨洋工”。{57}
　　
　　日本學者野村浩一對于毛澤東管理思路，有著較為精準的把握，他區別了教育關系和統治關系，認為毛澤東的種種努力，無非是要在共產黨執政條件下把統治關系改造為教育關系，但這個問題并不那么容易解決：“這里有個社會主義權力的問題，其實不論東方西方，這個問題是普遍存在的。也許這樣說更合適，它的意義更廣大，是人類社會本身所蘊含的具有本質性質的問題。要解決它會遇到極大的困難。”{58}毛澤東時代的基層管理中間格外注重改善干部的表現，反對統治關系提倡教育關系，1957年毛澤東先是從正面講，要求官員們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用說服而不是壓服”，1958年則從反面講，發起對資產階級法權思想的批判，反對把上下級關系變成“貓鼠關系”，這都是著眼于扁平化管理的維護。

　　紅軍時期“黨的領導”及其領導的士兵委員會，從根本上加強了通常被視為被管理者的管理地位和責任，在制度上構成一種對于科層化管理的根本修正，通過這樣的形式來實現下級對上級的監督和批評，修正科層命令單向流動的弊害，確保管理者受到來自被管理者的有效監督。新中國成立后，下級無法有效地監督上級，對于各級官員的監督成本無法向下分擔，是毛澤東畢生的憂患所在。他1965年重上井岡山時對人說：“在井岡山時，我們摸索了一套好制度、好作風，現在比較提倡的是艱苦奮斗，得到重視的是支部建在連上。忽視的是士兵委員會。支部建在連上，隨著我們掌握政權，現在全國各行各業都建有黨的組織，成為領導機構。黨的力量加強了。但自覺接受群眾監督，實行政治民主，保證我們黨不脫離群眾，比井岡山時士兵委員會就要差多了。全國性的政治民主更沒有形成為一種制度，一種有效的方式。井岡山時期士兵委員會是有很大作用的。”{59}

　　從毛澤東的許多內部講話看，1956—1958年期間他仍然著眼于維護扁平化管理，對于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正確處理，開展整風反對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宗派主義，以及破除資產階級法權問題講得很多，到了1959年之后就很少再提起了。陳晉在毛澤東詩詞里有一個發現，自從1959年10月《讀報詩》寫作之后：“毛澤東覺得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的社會主義前途，掉進了資產階級、資本主義和修正主義的重重包圍之中，由此產生一種急迫的‘突圍’心態。其晚年之作的四類作品，擁有一條共同的理路，都是毛澤東以深沉的命運感和強烈的斗爭意志，播撒在‘突圍’心路上枝藤般的思緒和情感。”{60}很顯然，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對于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的態度從來就沒有改變過，新的變化來自修正主義這一部分，看起來，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間的雙向運動的互逆趨勢，業已成為毛澤東作出新判斷的依據。與上世紀八十年代之后的主流學者不同，“文革”期間高干子弟組織“聯動”提出“忠于馬列主義和1960年以前的毛澤東思想”{61}，把毛澤東思想的巨大轉變（特別是對于干部階層作出不利判斷的時間）的時間界線劃在1959/1960年，這無疑比把分界線劃在1956/1957年之間要準確。

五、第三世界人口大國的現代化困境：毛澤東難題
　　
　　共產黨人從井岡山完成扁平化管理的革命開始，到全面掌握政權，中間經歷了22年時間。如果把毛澤東詩詞作為反映他自己心聲的重要線索來看待的話，就會發現一個奇特的反差：在革命戰爭年代無論敵人是何等強大、條件何等艱苦，哪怕他的正確主張在黨內是少數以至于受排斥，毛澤東的詩詞中都是一片陽光明媚的樂觀開朗氣息，反過來，被上世紀八十年代后的專家們認定為標志著“個人專斷有了巨大發展”的1959年之后，他的心境卻意外地陷入一種悲觀莫名的“突圍心態”，這是耐人尋味的。

　　從共產黨在革命年代的階級斗爭實踐開始，就把統治階級的狹隘利益，勞動者所受的超量剝削，社會矛盾的對抗性以及政治反抗能量結合起來考慮。在敵后進行減租減息的時候，目標是降低過高的地租和利息率，在鄉村富人的“狹隘利益”攫取中，高地租和高利息制造了更多的受害者，而這一狹隘利益的實現機制聯系著貧苦農民低下的市場談判地位和勞動力相對土地的低價格，共產黨人深入農村組織貧苦農民形成政治優勢，去壓倒地主富農的經濟優勢，革命同時涉及到狹隘利益及其實現機制兩個方面。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土改也是如此。在城市，共產黨人為了穩定市場物價，在供需結構性失衡的市場上，為了制止投機商擴張自身的“狹隘利益”妨礙國計民生，不得不接管了流通領域，在接管過程中間，也是通過城市工人和市民對于生存條件穩定的關切，發動他們在“五反”期間與資本家進行了“面對面”的斗爭之后，才徹底制服資本家的。經過減租減息、土改和打擊投機商這三次大的、有明確經濟內涵的博弈過程，共產黨人對于自己的階級分析法的功能性要點都嫻熟地掌握了——直接目標都是祛除少數人的狹隘利益，實現手段都是以政治優勢去顛覆經濟優勢，動員利益相關的底層民眾廣泛參加。這些階級斗爭都還在經典作家的敘述范圍之內，從革命年代起，祛除狹隘利益一直處在共產黨人政策和策略的中心地位上，后來更上升到思考框架的方法論高度。

　　但是三大改造完成、新制度穩定工作以后，階級分析法的對象就開始脫離與生產資料占有者相關的階級了，不再指向一種明確的狹隘利益及其實現機制，按照左大培的說法是轉向了“馴服代理人”，要求其恰當地服務于委托人（人民群眾）。首先是認定知識精英為“五張皮服務”，沒有執行其社會分工職能，對新制度的“價值普遍化”的職責未能很好承擔，思想感情還沒有轉變過來，仍然在留戀舊的東西，這體現為上世紀五十年代的系列思想改造和批判運動。同時，從避免當李自成出發，還展開了系列針對干部的運動例如“三反”、“新三反”、“開門整風”等等，大約是到了1959年之后，毛澤東已經作出了新的判斷，認為赫魯曉夫修正主義的社會基礎就是高薪階層，或者說是社會上類似于工人貴族的那些人，這些人最終是要顛覆社會主義制度的，中國當然也有類似的高薪階層。階級分析把對象指向知識精英和權力精英之后，就產生了一個巨大的問題，原來祛除經濟精英的狹隘利益時目標明確、對象清晰，屬于一種消極權力的執行過程——只要對象不再反抗就可以了；現在所反對的“狹隘利益”明顯屬于積極權力的范疇，這是一個需要人們發揮自己主動性和創造性的領域，很難從外部進行把握和鑒別，更何況還是通過群眾運動來進行，后來的擴大化和傷害不能說沒有機制上的缺陷。

　　從他的臨終回顧去反觀他在上世紀五十年代的閃輾騰挪，可能看得更加清晰一些。毛澤東從自己的觀察出發，提出了一種有別于馬克思的社會階級劃分依據：“作了大官了，要保護大官們的利益。他們有了好房子，有汽車，薪水高，還有服務員，比資本家還厲害。”“上了大學，不想和工人劃等號了，要作工人貴族。”{62}把權力和知識占有作為社會分層的依據，不算是毛澤東個人的獨創，美國新馬克思主義者賴特發展了馬克思的觀點，他在經濟資產之外增加了兩個新的分類變量，一個是組織資產，另一個是技術資產，增加的這兩種資產恰好是毛澤東所關注的。同時，其他的社會學家例如布迪厄很重視文化資本的作用，而達蘭多夫、普蘭查斯等也都嘗試按照政治權力分層，迪馬吉歐等也是研究文化分層的重要理論家；經濟學家中間提出人力資本理論的舒爾茨和貝克爾等人，其理論也隱含了分層和流動的依據。{63}

　　社會學家在討論社會分層的時候，很少會認為社會階層之間存在著對抗性的沖突，也很少人會關注不同階層是否持有相互對立的制度要求。而這恰恰是毛澤東所獨有的看問題方式，他晚年始終持有“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分析框架，社會分層本身是在與道路（即制度選擇）選擇相聯系時才獲得意義的。而且，毛澤東在未作展開和論證的情況下，在談論社會分層、利益沖突和制度選擇等方面時，經常使用百分之九十五（也有時說成百分之九十以上）對百分之五的對比數字，例如，他在1970年與斯諾談論民族問題時就說：“什么叫民族啊？包括兩部分人。一部分是上層、剝削階級、少數，這一部分人可以講話，組織政府，但是不能打仗、耕田、在工廠做工。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沒有這些人就不能組成民族。”{64}“中國如發生反共的右派政變，我斷定他們也是不得安寧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會容忍的。”{65}

　　把晚年毛澤東關于社會分層、制度選擇和利益沖突的觀點，轉化為可以檢驗的社會學命題，似乎可以這樣來表述：在中國這樣一個第三世界的人口大國，無論是社會主義制度還是資本主義制度，都會產生社會分層，其中上層的人數只能包括很少一部分人口，可能只有百分之五（肯定超不過百分之十），而且上層和下層之間的沖突是對抗性的矛盾，根本利益處于不兼容狀態，由于國際格局的影響，上層會傾向于選擇“對外投降、對內鎮壓”的違背民族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的政策，重復晚清政權和國民黨政權的覆轍。上層社會違背民族整體利益和多數人利益的問題，是第三世界國家內部階級結構和外部力量對比決定的，所以不可能通過制度建設和組織程序在內部解決，必須發動群眾在外部組織起來，形成有組織的力量以構成社會主義的支撐點。

　　圖二的含義是，對角線的左邊是人口數量，右邊是可分配資源的數量；在金字塔頂部的方框，是發達國家總人口很少而可分配資源卻很多的對比關系，人均可分配資源數量很大，底層的要求較好地得到了滿足，所以，沒有多少異議和反抗能量，由此上層擁有對于下層的絕對領導權——也就是馬爾庫塞所說的“極權”——整個社會喪失了批判能力，特別是工人被資本主義社會所同化，{66}這至為關鍵，按照丹尼爾•貝爾、李普塞特的判斷，已經出現意識形態消亡的征兆，看起來美國的左右翼在這個問題上是有共識的。中間一條線，是一戰之后西歐國家革命失敗的社會條件，葛蘭西認為西方國家的市民社會已經成為資產階級政權的護持力量，一場純粹的政治革命難以解決問題，革命之前要首先顛覆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領導權{67}；這條線還可以借用社會學家吉登斯的內部綏靖的說法來理解{68}，攀上這條線說明一個國家的上層雖然沒有對于下層的絕對領導權，但是卻足以軟化其下層的憎恨和謾罵的立場和心態，所以，還有可能維護社會安寧，意識形態領導權還是可以確立的；對這一重要的分界線豐富內涵的理解還可以參考修正主義鼻祖伯恩斯坦的名句“農民不會墮落；中間階級不會消失；危機不會變本加厲；窮困和奴役不會增加”{69}。在內部綏靖這條線之下，是毛澤東思想產生和發展的空間，達不到綏靖線的社會，通常是政治、經濟和文化權力呈現高度聚集狀態，少數人（例如百分之五）擁有絕大部分權力，多數人難以獲得穩定的生產條件和生存條件（勞動力相對價格低下的市場關系特征很明顯），經濟領域的超量剝奪會帶來很大的“負外部性”，并表現為社會矛盾的對抗性和政治領域的巨大反抗能量，社會面臨“周期律”的威脅。方框內部的上下箭頭，表示在全球交換中，第一世界的意識形態資源通過翻譯和留學大量輸入第三世界；而通過投資和貿易渠道，壟斷價格和競爭價格的差異所實現的資源配置結果，使得第一世界大量輸入第三世界的資源特別是不可再生資源；這一交換特點是第三世界的上層和第一世界的主導權共同作用的結果。

　　對于達不到綏靖線的社會，毛澤東開出的管理藥方是：不能僅僅著眼于鎮壓機器的擴大（簡單因應底層中間巨大的反抗能量）和制度化水平（科層化和規則）的提高，這兩者都受到底層對上層認同水平太低的決定性限制，社會管理績效的提升無論是維護統治地位還是追求日常管理的績效都需要統一于扁平化（相對均衡地分配權力和利益），以提升底層的認同水平為中心。單獨強化控制權會進一步損害低下的認同水平，從而降低總的管理績效水平，換言之，第三世界國家的管理中認同提升的潛力很大、相對于控制權損失的績效下降很小，綜合看來總績效是上升的；反過來，強化控制權的結果是控制的作用上升很慢，同時認同下降卻很快，總管理績效下降到臨界水平之下就會陷入“不可管理狀態”，社會將因此進入新一輪的“周期律”，或者按照毛澤東的矛盾概念，這種社會的上下層之間的矛盾是一種對抗性矛盾，這樣的社會將可以被命名為“對抗性矛盾社會”。從這個角度回顧，毛澤東對于扁平化的追求，既反應了井岡山時期完成的扁平化管理革命的成就，也反應現實管理績效追求的需要，更照應到未來將走向對抗性矛盾社會趨勢的深刻擔憂。正是從這樣的著眼點出發，他才敢于冒被槍斃的危險去發動“文化大革命”{70}，放手讓底層群眾組織起來以建設社會主義的公民社會，并在“文革”后期的“斗、批、改”環節組織工宣隊、軍宣隊、貧宣隊進入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讓工農兵去占領上層建筑，還嘗試讓來自下層的代表進入革委會等等，試圖通過這種方式在民間社會、權力和意識形態部門中間都建立起社會主義制度的支撐力量。這些試驗都沒有取得最后成功，但也有一些研究者看到“毛澤東所提出的一些問題，在世界現代化迅猛發展的今天，也仍然具有某種普遍意義。”“毛澤東已經敏銳地感覺到了落后國家社會主義現代化過程中的一些重要問題，但卻未能全部正確地解決它們。”{71}

　　在綏靖線以下的社會，往往是沒有共識的社會，上層社會宣傳的那一套下層社會并不信服，難以建立意識形態領導權；反過來也一樣，下層社會的要求與渴望及其所信奉的某種理論主張，往往被上層社會視為邪惡丑陋的。借用庫恩的范式概念，在綏靖線以下的對抗性矛盾社會中間，上下層社會必然存在著范式革命那樣深深的鴻溝——“革命之前科學家世界中的鴨子到革命之后就成了兔子”。{72}從毛澤東的對抗性矛盾社會判斷出發，上下層之間的對抗性矛盾性質也會反應在認識方面——認識上表現為一個否定另外一個，回顧毛澤東畢生強調的“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理論聯系實際”等著名命題，這中間無疑就隱含著要求管理者或者研究者跨越中國社會中的認識鴻溝，否則就可能犯把鴨子說成是兔子或者反過來把兔子認定為鴨子的巨大錯誤。他強調上述三大命題的時候，顯然還是要求社會的上層去履行其社會分工和職責，更好地完成管理和認識社會的功能，還存有一種彌合社會認識鴻溝的希望；等到“文革”期間讓工農兵“上大學管大學”的時候，顯然他這個時候已經認定不管是鴨子還是兔子，都得由下層社會的成員自己來認定了，上層社會的成員已經“挪到”視野之外去了。

　　在綏靖線以下的國家要維系社會主義制度，也是很不容易的，由于此種國家內部的權力聚集程度很高，即便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上層也擁有很大的優勢去執行自身的意愿，社會主義制度即使建成，也往往會在精英們的抵制下陷入制度生產率水平很低的狀態，或者在精英們的主導下有可能隨時恢復“資本主義的正常狀態”。按照布勞的觀點：“左翼反抗是最下等的社會階層所經驗的對嚴重剝奪的一種反應，而右翼造反是由社會地位受到威脅的中等階層所經驗的對嚴重的相對剝奪的反應。”{73}看來綏靖線以下的社會中間，長期有著左翼激進主義和右翼激進主義的生長土壤，這個社會很難形成共識，也很難有穩定的秩序，左翼的政治能量或者右翼的政治能量輪流有一個處于高位，也肯定有一些人“卯足了勁”要實現制度革命，要么是左翼推動的激進革命，要么是右翼在那里搞復辟，而且一個革命成功還恰恰成為另外一個革命的準備和理由。

　　由于統治階級并不能建立起穩固的意識形態領導權，所以，社會秩序和制度的維持，往往需要更多地依仗強制性的國家機器，在維系社會的各種權力中間，道德和輿論的力量很弱（所謂“道德滑坡”），經濟上的契約維系也很不正常，最后出現政治權力獨大的局面，呈現出一種真正的“專政”外觀，按照葛蘭西的觀點，這樣的國家有可能被一場純粹的政治革命所顛覆。所以，綏靖線以下的社會搞資本主義也是不太平的，幾乎不可能建立起意識形態領導權，這個方面似乎國內思想界有著難得的共識，以狠批“暴力社會主義”為職志的謝韜老先生也認為“改革開放是在政治上受保護、意識形態上受非議的狀態下推行的……只有執政權沒有話語權”{74}，孫立平也認為明顯存在著“上層寡頭化，下層民粹化”的對立。

　　就社會沖突的程度和分化的比例而言，李強利用“五普”資料，按照經濟資產、組織資產和技術資產三個指標，得出中國社會是一個“倒丁字形”結構的結論，并認為存在明顯的“社會結構緊張”，社會群體之間的關系也是處在一種對立的、矛盾的或沖突的狀態下，社會問題和社會危機比較容易發生。這一研究恰好可以用來對照毛澤東依據經驗觀察得出來的判斷：
　　
　　一個世紀以來，中國因社會階層差異而造成的社會結構緊張的問題始終沒有解決，只不過在不同時期表現為不同的內容罷了。解放前，它表現為大土地所有者與失地或很少土地農民的矛盾。解放后，在相當一段時間里，表現為大規模政治運動中各群體間的批判和斗爭。
　　
　　有人以為當時的結構緊張完全是最高領導個人的“階級斗爭”政策造成的，其實不然。個人政策會加劇或緩和形勢，但是，社會結構不是個人政策能夠創造的。面對當時巨大差異的社會，毛澤東曾采用政治上提高貧下中農、體力工人地位的政策，試圖以此緩和結構緊張。其基本政策取向是向丁字型結構的底層傾斜，結果是緩和了大眾的情緒，甚至喚起了大眾普遍參與的積極性，但是，卻造成了中層和上層群體的重大挫傷。{75}
　　
　　比較一下東歐國家的狀況，這些國家沒有經歷過毛澤東的激進試驗，甚至社會結構也優于中國，不是那么緊張，但是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產生的同樣情緒也依然不弱：“白領工人中存在廣泛的相對剝奪感和地位緊張感，這是由于他們在對直接生產類型予以積極評價的社會等級中處于不確定位置所致。……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和制度制造出一種中產階級是新社會秩序的潛在反對者的政治氣氛。”{76}

　　與學界許多人仍然沉浸在對“地位的相對剝奪”的情緒反應中不同，政府的問題意識反而轉換最快，對現實社會矛盾問題的回應相對有力，率先提出了“五個統籌”、“科學發展觀”、“和諧社會建設”等重大課題。中國在過去的一個世紀里頭，走過了非常曲折的道路，人們探索了各種不同的可能性，并留下了豐富的經驗材料和看法，這需要拓寬我們的觀察視野走出兩種局限去接納如此豐富的歷史材料。從中國巨大的歷史波折看來，簡單抄襲西方的現成路徑從前沒有成功過，現在看起來也有著不可克服的阻礙，這就需要我們拓寬看問題的視野，從中國的人口與資源的實際出發，把經濟、社會和政治諸領域的問題同時納入觀察視野，這樣也許我們才能夠得出更為全面的認識，溫鐵軍可能是學界較早地從這個角度提出問題的：
　　
　　資本原始積累的苦難卻要由全社會特別是付出幾乎全部剩余價值的工農勞動者承受。而其在高度無組織和勞動力絕對過剩條件下根本沒有談判地位。又使被剝奪者的自發反抗越來越趨向于破壞性極大的“流氓無產階級”。這個長期以來從根本上影響中國安定團結的最大的外部性問題從來就沒有被認真提出過，更沒有通過討論影響決策，因此才有我們這百年痛苦的波折：要么被動地在外來勢力干預下發生革命或分裂，要么不斷形而上學地按照西方人放在河里的石頭進行體制變革。
　　
　　無論如何，百年來理性的中國人只能寄希望于改良。如果代表資本力量的團體和日益與其對立的勞動者都愿意接受過去的教訓，并且都不想最終走向革命或者動亂，那么，在勞動者群體不可能正常釋放壓力的單極社會里，就只能由愿意維持長治久安的統治者對發展戰略和制度安排進行調整。{77}
　　
　　今天對于毛澤東時代的認識，在學界部分人中間仍然受到“右翼造反”的激進主義情緒主導，很難引入理性分析，這極大地妨礙了對社會主義傳統的理論總結。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后有一個大規模的對毛澤東時代的再現工程，往往遮蔽了新中國早期社會變遷中間對“狹隘利益”的祛除及其社會后果——顛覆勞動力相對價格并終結舊中國巨大的政治反抗能量。與中國特定發展進程結合起來理解，顯然，這個努力有一個很堅實的社會背景——晚明以來延續數百年人地關系緊張的現實，在市場化的道路上容易引發對于勞動力的超量剝奪，這廣泛地威脅到底層生產和生存條件的穩定性，決定了社會矛盾的對抗性和政治反抗能力的高漲，使得整個社會陷入不可管理的混亂狀態。中國革命的爆發和成功，絕非革命家“煽動”的結果，其根據內在于中國社會的經濟領域、社會結構和政治領域中間，而革命后的社會如果不顛覆勞動力低下的相對價格，就不可能最小化政治反抗能量并實現穩定，實際上也不可能推進工業化事業。今天，我們已經站在非常不同的歷史起點上，市場經濟的“負外部性”對社會結構和政治穩定造成的影響，仍然是需要我們謹慎關注的課題，唯有認真地研究歷史經驗才能鑒往知來。


注釋：

①馬克斯•韋伯（著）、約翰內斯•溫克爾曼（整理）：《經濟與社會》（下卷），林榮遠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296、298頁。
②同上書，參見第278—286頁。
③［美］布勞、梅耶：《現代社會中的科層制》，馬戎、時憲明、邱澤奇譯，上海：學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7頁。
④［英］畢瑟姆：《官僚制》，韓志明等譯，長春：吉林人民出版杜2005年版，第7—8頁。
⑤［美］雷恩：《管理思想的演變》，孔令濟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55頁。
⑥黃克誠：“關于對毛主席評價和對毛澤東思想的態度問題”，《解放軍報》1981年4月10日。
⑦《何長工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7年版，第103—104頁。
⑧《粟裕戰爭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8年，第67—69頁。
⑨陳士蕖（著）、劉恩營（整理）：《從井岡山走進中南海：陳士蕖老將軍回憶毛澤東》，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23頁。
⑩［美］奧爾森：《集體行動的邏輯》，陳郁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6頁。
{11}陳抗：“奧爾森學術思想介紹”，《經濟學家茶座》2002年第2期，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
{12}同上書，第41—42頁
{13}馬社香：《前奏》，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年版，第175頁
{14}毛澤東：“井岡山的斗爭”，載《毛澤東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年橫排袖珍本，第62、63頁。
{15}［美］賈克•貝爾登：《中國震撼著世界》，香港廣角鏡出版社1978年版，第七章“土地與革命”；這本書和斯諾的《西行漫記》、韓丁的《翻身》一起，被拉鐵摩爾稱為描寫中國革命的“三大經典”。
{16}毛澤東同馬爾羅談話記錄，1965年8月3日，轉引自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
{17}梁漱溟（口述）、艾愷（采訪）：《這個世界會好嗎》，北京：東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第61頁。
{18}師哲：《在歷史的巨人身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版，第610頁。
{19}周恩來：“學習毛澤東”（一九四九年五月七日），載《周恩來選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20}［美］何炳棣：《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關問題：1368—1953》，葛劍雄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0年版，第317、324—325頁。
{21}轉引自行龍：《人口問題與近代社會》，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7頁。
{22}王亞南：《中國經濟原論》，廣州：廣東經濟出版社1998年版，第247—248、287—288頁。
{23}杜潤生（主編）、李友九（副主編）：《當代中國的土地改革》，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電子圖書，參見第五章的第一節、第三節。
{24}太行革命根據地史編委會：《太行革命根據地史料叢書之七：群眾運動》，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8、33—34頁。
{25}魏宏運（主編）：《晉察冀抗日根據地財政經濟史稿》，北京：檔案出版社1990年版，第190頁。
{26}沃馬克：《毛澤東政治思想的基礎》，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147、116頁。
{27}毛澤東：“必須注意經濟工作”（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二日），載《毛澤東選集》，第111—112頁
{28}毛澤東：“論持久戰”（一九三八年五月），載《毛澤東選集》，第479頁
{29}［美］巴林頓•摩爾著拓夫：《民主與專制社會的起源》，張東東等譯，北京：華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81頁
{30}毛澤東：“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七日），載《毛澤東選集》，第125頁
{31}杜潤生（主編）、李友九（副主編）：《當代中國的土地改革》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電子圖書，第五章第三節。
{32}［美］莫里斯•邁斯納：《毛澤東的中國及后毛澤東的中國》，杜蒲、李玉玲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1999年版，第67—68頁。
{33}毛澤東：“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載《毛澤東文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34}薩繆爾遜、諾德豪斯：《經濟學》第十七版，蕭琛主譯，北京：人民郵電出版社2004年版，第52頁
{35}《當代中國的商業》：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電子圖書，第一章第四節。
{36}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上海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27—128頁。
{37}李富春：《關于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報告》，《人民日報》1955年7月8日。
{38}［美］基思•格里芬：《可供選擇的經濟發展戰略》，倪吉祥等譯，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92年，第249—250頁。
{39}保羅•A•巴蘭：“論關于落后問題的政治經濟學”，載《西方經濟學名著精覽》，梁小民、姚開建（主編），北京：中國物資出版社1998年版，第74頁。
{40}李維漢：《回憶與研究》，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年版，參見第733—748頁。
{41}［美］布魯（Blue，S. L.）：《經濟思想史》（第6版），焦國華等譯，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2003年版，第292頁。
{42}［美］米爾格羅姆等：《經濟學、組織與管理》，費方域主譯，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23頁
{43}武力（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1949—1999）》，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1999年版，第367頁。
{44}［美］西達•斯考切波：《國家與社會革命——對法國、俄國和中國的比較分析》，何俊志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43頁。
{45}馬克思：“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載《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56頁。
{46}毛澤東作為共產黨和新政府的領袖，與一個提升勞動力相對價格的社會變遷過程聯系在一起，也就具備條件成為一種與億萬普通人在革命后社會地位提升具有因果聯系的政治符號；如果考慮到底層民眾文盲眾多且較少閱讀宣傳材料的事實，很顯然，對毛澤東“個人崇拜”的考察，就不能忽略新舊社會對底層民眾的不同意義。
{47}［美］登哈特：《公共組織理論》（第三版），扶松茂等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85頁。
{48}［美］巴納德：《經理人員的職能》，孫耀君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133—134、121、118頁。
{49}［美］雷恩：《管理思想的演變》，孔令濟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327頁。
{50}除了浮夸風的短暫時期，決策層普遍認為農業增產需要很長時間，輕工業發展也要長期受到農業所能提供原料的限制，不能提前發展。今天進行事后的回顧，中國糧食生產穩定地超過口糧需要，有兩個指標是重要的，根據《新中國五十年統計資料匯編》數據，1984年化肥使用量（折純）1740萬噸（約相當于實物量1億噸），糧食產量首次超過4億噸（這是晚明以來糧食產量首次穩定超過溫飽需要的轉折點），此后，投入大量農業資源生產輕工業原料才具備可能性，輕工業快速發展才具備條件，由此共同推進消費品的快速增長和工資總額的提高。完成這一過程，新中國實際花了大約30年時間。忍受低工資和低消費的時間，當然取決于這個時間。
{51}［美］波普諾：《社會學》（第十版），李強等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35、174—177頁。
{52}“毛主席重要指示”（一九七五年十月——一九七六年一月），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三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487頁。
{53}［日］近藤邦康：《毛澤東 革命者與建設者》，宋志勇等譯，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4年版，第362頁。
{54}［美］彼德•布勞：《社會生活中的交換與權力》，孫非、張黎勤譯，北京：華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7頁。
{55}渠敬東：“社會主義的兩條脈絡”，《開放時代》2007年第1期。
{56}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編）：《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簡本），鉛印本，第248頁。
{57}陶魯笳：《毛主席教我們當省委書記》，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2003年版，第6—7、11頁。
{58}［日］野村浩一：《毛澤東 人類智慧的遺產》，張惠才、張占斌譯，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1993年版，第146頁。
{59}2001年7月28日，王卓超口述，引自馬社香：《前奏》，第174頁。
{60}陳晉：“‘突圍’心路——毛澤東晚年詩詞辨析”，《黨的文獻》2003年第3期。
{61}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68頁
{62}“毛主席重要指示”（一九七五年十月——一九七六年一月），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三卷，第487、489頁
{63}參見李強：“試析社會分層的十種標準”，《學海》2006年第4期。
{64}毛澤東：“會見斯諾的談話紀要”（一九七○年十二月十八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三卷，第170頁
{65}毛澤東：“給江青的信”（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卷，第73頁。
{66}馬爾庫塞有一個重要看法是：“消費領域是人的社會存在的一個尺度，并因而是決定人的意識的，這一意識則又是決定人對勞動和業余的態度和立場的一個因素。正在上升著的期望所具有的政治潛力是眾所周知的。把消費領域及其對社會的全面影響從結構分析中排除出去，是違背辯證唯物主義的原則的。”“工人階級的絕大部分被資本主義社會所同化，這并不是一種表面現象，而是扎根于基礎，扎根于壟斷資本的政治經濟之中的：宗主國的工人階級從超額利潤，從新殖民主義的剝削，從軍火和政府的巨額津貼中分得好處。工人階級失去的將不只是他們的鎖鏈，這一點雖然是微不足道的，但卻是確實的。”見《反革命與造反》，載任立（編譯）：《工業社會與新左派》，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第84頁。
{67}參閱劉莘：“葛蘭西：文化領導權及其詮釋”，《探索》2007年第2期。
{68}吉登斯：《民族、國家與暴力，胡宗澤等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年，第222—233頁。
{69}轉引自“修正主義“詞條”，載［英］湯姆•博托莫爾（主編）：《馬克思主義思想詞典》，陳叔平等譯，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14頁。
{70}1966年國慶節在天安門城樓上，毛澤東曾對王力他們說：“文化大革命是要搞到底，要槍斃，我和你們一起槍斃。”見《王力反思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版，第421頁。
{71}鄭謙：“‘斗、批、改’運動與一種社會主義模式”，載張化、蘇采青（主編）：《回首“文革”》（下），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967—968頁。
{72}［美］托馬斯•庫恩：《科學革命的結構》，金吾倫、胡新和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101頁。
{73}［美］彼德•布勞：《社會生活中的交換與權力》，第279頁。
{74}謝韜：“只有民主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炎黃春秋》2007年第2期。
{75}李強：“‘丁字型’社會結構與‘結構緊張’”，《社會學研究》2005年第2期。
{76}帕金：“蘇聯東歐社會主義社會中的階級分層”（張展編譯），載李路路、孫志祥（主編）：《透視不平等：西方社會分層理論》，北京：社科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268—269頁。
{77}溫鐵軍：《我們到底要什么》，北京：華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