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應該正名為西域省》
《聯合早報》（2009-08-25）
于時語
于時語專欄
新疆問題的一個重要層次，便是新疆這一地名已經成為中國的地緣政治和心理包袱，為西方和疆獨勢力充分利用。
新疆一名除了嚴重違反亞洲和中國歷史，更在國際地緣政治和國內政治心理上加劇了疆獨問題，而有“正名”的必要。新疆根本不是“新疆”，而是漢唐舊土，西域才應該是新疆地區的準確名字，雖然新疆只代表了狹義的西域地區。
新疆7·5暴亂已經過去一月有余，卻仍是歐美傳媒和智庫關注的重點，從《經濟學家》周刊到《紐約時報》，繼續不斷地就此事大放厥詞。新疆顯然變成了新一輪國際大博弈的熱點。
新疆問題有各種復雜的歷史和現代因素，但是大部分世人不注意到其中一個重要因素，乃是“新疆”這一地名。這里不能不欽佩先哲孔子的睿智。當子路問到“為政”的首要任務時，孔子回答：“必也正名乎。”這樣的遠見，2500多年之后仍然放之四海而皆準。獨立近廿年的前南斯拉夫馬其頓共和國，至今未能加入歐盟和北約，正是因為以古代馬其頓傳人自居的希臘堅持的“正名”問題。
新近有論者提出中共建國時缺乏歷史遠見，另起國名，沒有承繼“中華民國”，是造成“兩個中國”和臺獨問題的一個重要因素，頗有見地。不妨再提到北京面臨的內部社會和道德危機，也可歸結到執政黨名義上信奉的意識形態與社會現實，尤其是世襲特權私利之間名實不符、名不正則言不順的矛盾。
地緣政治和心理包袱
新疆問題的一個重要層次，便是新疆這一地名已經成為中國的地緣政治和心理包袱，為西方和疆獨勢力充分利用。
歐美傳媒無不喜歡指出新疆一名意味“新邊疆”或“新疆土”，言下之意，便是這原非中國國土，并以此強調歐美朝野的一個主題：新疆的漢人是遲來后到的“殖民者”。
疆獨人士更大力渲染漢語的“新疆”一名，儼然以新疆的“主人”和“原住民”自居，將漢族描繪成喧賓奪主的新來“外客”。不少漢族人士，也因為新疆的“新”字，在心理上認此為“化外之地”。
可是歷史事實卻是中國早在兩漢時代就確立了對今天新疆地區的主權，這比突厥語維吾爾人從蒙古高原西遷到新疆，早了一千多年。在本地發現的大量唐代或更早的古代文獻中，沒有一件是回紇（古維吾爾）文，而漢語文獻文物，包括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漢-佉盧雙語錢幣，則比比皆是。
提到漢唐時代的西域，許多人不免有異國情調的聯想。這也與事實不符。包括漢文石刻在內的古代文字記載，證明從兩漢起西域各地就有了“秦人”和“秦城Cinackand”。而今天所有安姓和康姓，都是西域原住民后代。
中國對西域的主權還牽涉到今天家喻戶曉的人物。例如《三國演義》中因貂蟬而被呂布殺掉的董卓，在漢靈帝時出任西域戊己校尉；關羽敗走麥城的原因之一是鎮守上庸的孟達不肯援救，而孟達之父孟佗于漢靈帝建寧三年率西域焉耆、龜茲、車師等國兵馬，討伐疏勒（即今喀什），令疏勒王“面縛歸死”。
到了晉代，西域眾多國王的頭銜中出現晉朝所授的“侍中”稱號，尼雅遺址的漢文木簡中更有“晉守侍中大都尉奉晉大侯親晉鄯善、焉耆、龜茲、疏勒……”的字樣。
晉室南渡之后，與藏族有密切親緣關系的前秦氐族政權派遣部將呂光收復西域，此后吐魯番地區出現了高昌漢族社區。從《論語》抄本到“急急如律令”之類的下層民俗，這一社區完全是中國內地的延伸。唐代以新疆地區作為安西都護府廣袤轄區的中心，導致絲路的空前繁榮。
“新疆”原是漢唐舊土
現代的新疆一名，是滿清消滅當地厄魯特準噶爾政權之后所定，從新興的滿族角度固然不錯，卻沒有反映中國其他民族尤其是漢族在西域地區的長久存在。清代許多學者對此很清楚，乾嘉學者徐松在新疆實地調查后所著的《西域水道記》便是一例。但是漠視西域歷史的新疆一名卻一直延用至今。
就是在滿清征服西域之前，新疆地區的政治主人是厄魯特（瓦剌、衛拉特）蒙古族，一直屬于東亞的佛教文化圈。連第二次“東突厥斯坦共和國”的基地伊寧地區，以及7·5暴亂中心烏魯木齊等地的大部分維族人口，也是在清高宗（乾隆）翦除當地厄魯特勢力后才逐步移入的。
以筆者之見，新疆一名除了嚴重違反亞洲和中國歷史，更在國際地緣政治和國內政治心理上加劇了疆獨問題，而有“正名”的必要。新疆根本不是“新疆”，而是漢唐舊土，西域才應該是新疆地區的準確名字，雖然新疆只代表了狹義的西域地區。
為新疆正名的另一必要，是隨著中國經濟起飛和西部開發，西域地區正在向漢唐時代回歸，古老的絲綢之路成為中國領導中亞地區經濟和文化復興的象征。
這一正名建議，不是要將維族邊緣化。恰恰相反，筆者認為北京應該在內地漢族中小學廣泛開設維吾爾語和藏語課程，真正尊重少數民族文化，增加少數民族知識界的國家認同。這是另外一個題目了。
作者在北美從事科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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