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國家語言資源監測與研究中心平面媒體分中心、北京語言大學中國新聞技術工作者聯合會、中國中文信息學會聯合發布2009年春夏季中國主流報紙十大流行語，嫖宿幼女案、鄧玉嬌案赫然在目。8月4日，又爆發了更加惡劣的“灰色賓館”案，70多名婦女先后來到北京上訪，隨后被來自老家的工作人員找到，“找個地方，管吃管住，解決問題”，結果被關到“灰色賓館”慘遭強奸。這一系列令人發指的罪行表明，當前我國婦女受到的各種侵害日益嚴重。今天我想談談共和國60年的婦女地位變化。

一、婦女解放的歷史地位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這部馬克思列寧主義婦女理論經典著作論述了婦女問題的根源、實質和前景。　　

婦女問題的根源私有制和階級剝削。隨著私有制產生，家庭外生產勝過家庭內生產，兩性間的分工呈現出新的社會意義。男子勞動和生產變得重要起來，婦女勞動和生產及社會地位隨之下降。“隨著財富的增加，它便一方面使丈夫在家庭中占居比妻子更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又產生了利用這個增強了的地位來改變傳統的繼承制度使之有利于子女的意圖。”“因此，必須廢除母權制，而它也就被廢除了。”這樣一夫一妻就產生了。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寫道：“母權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失敗。丈夫在家中也掌握了權柄，而妻子則被貶低，被奴役，變成丈夫淫欲的奴隸，變成生孩子的簡單工具了。”“在歷史上出現的最初的階級對立，是同個體婚制下的夫妻間的對抗的發展同時發生的，而最初的階級壓迫是同男性對女性的奴役同時發生的。” 恩格斯指出“在家庭中，丈夫是資產者，妻子則相當于無產階級。”男性統治根源于是他而不是她掌握財產的事實。只有婦女對男子經濟依賴的消失，才會允許兩性關系建立在平等和“真正的”愛情基礎之上。也就是說，性別對立實質是階級對立，婦女問題的實質是階級壓迫的一種特殊形式。

因此，恩格斯提出婦女解放的第一個先決條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勞動中去”，以使婦女經濟上不再依賴于男子；婦女解放的第二個先決條件是必須“依靠現代大工業”，只有在高度發達的工業化社會里，才可以想象婦女能夠真正得到解放；第三個先決條件是家務勞動的社會化，即“把私人的家務勞動溶化在公共的事業中。”因為在前階級社會，家務勞動有一種“公共的性質”，而一夫一妻制家庭產生后，“家務的料理…不再涉及社會了。它變成了一種私人的事務；妻子成為主要的家庭女仆，被排斥在社會生產之外。”最終，婦女解放的根本條件是消滅私有制，推翻資本主義制度建立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制度，即"男子在婚姻上的統治是他的經濟統治的簡單的后果，它將自然地隨著后者的消失而消失。"　　

毛主席高度重視婦女解放運動，認為婦女解放是社會解放的重要組成部分，離開了社會解放，婦女解放是得不到的；同時，沒有婦女解放，社會解放也是不可能的。因此，要真正得到社會解放，就必須發動廣大婦女來參加；同樣，要得到婦女的真正解放，婦女們也必須參加社會解放的斗爭。毛主席明確指出： “世界上的任何事情，要是沒有女子參加，就做不成氣。我們打日本，沒有女子參加，就打不成；生產運動，沒有女子參加，也不行。無論什么事情，沒有女子都絕不能成功” ，“社會主義建設中，要充分發動婦女，好比一個人有兩只手，缺少一只也不行，缺少了婦女的力量是不行的，兩只手都要運用起來”。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婦女解放指的是婦女和男子地位的平等，絕不是婦女“身體解放”、“性解放”。相反，所謂“身體解放”、“性解放”實質是對婦女壓迫的加強。近年來在色情業合法化的情況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政府實行公開的、系統化的逼良為娼，即給年輕失業女工介紹的工作多數是當娼妓，如果失業女工不愿意當娼妓就視為“不愿就業”而停發失業救濟金。而被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一再攻擊為“歧視婦女”的伊朗，明確規定女子與男人的同等地位，她們擁有求知、財產、受教育、議政和婚姻自由的權利，取締了妓院、酒吧、夜總會等色情場所，大學里60%的學生是女性。究竟二者誰更符合婦女解放的真諦，可以說任何一個不戴有色眼鏡的人都很清楚。　　

總之，婦女解放指的是婦女和男子地位的平等，所謂“身體解放”、“性解放”實質是對婦女壓迫的加強。婦女解放是社會解放的重要組成部分。男女不平等、婦女受壓迫的社會根源是私有制和階級剝削，婦女問題是階級壓迫的一種特殊形式。婦女解放運動是無產階級革命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根本條件是消滅私有制，推翻資本主義制度建立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制度。無產階級如果不爭得婦女的完全自由，自己也就不能得到完全自由；沒有婦女解放，社會解放也是不可能的。

二、共和國前30年的婦女地位

1．消滅娼妓制度

舊中國的娼妓制度是摧殘婦女的一大毒瘤，有人估計，南方3%的婦女是妓女。當時，全世界妓院最多，從業人數最多的城市是上海。據國民黨上海市政府的統計，到1947年，“上海以賣笑為生者統計不下10萬人，間接賴生者且數倍之。”

毛主席明確指出：“新中國決不允許娼妓遍地，黑道橫行，我們要把房子打掃干凈”。1949年11月21日下午，北京市第二屆各界代表會議在中山公園中山堂召開，會議通過了封閉北京所有妓院的決議。市委書記彭真，市長聶榮臻，立即專門向毛主席報告了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大會封閉妓院的決議，毛主席聽完他們的對妓院老板懲處，對妓女教育幫助的處理意見后，說：“這個決議很好。”1949年11月22日凌晨　，北京市人民政府采取斷然行動，一舉關閉了全市224家妓院，集中拘留了400多名老板，收容了近1300名妓女。1950年1月15日，天津市召開了第二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會議明確指出對妓院進行“寓禁于限”的政策，最終目標是徹底消滅罪惡的娼妓制度。1951年11月中旬，中共上海市委發出《市委關于本市處置娼妓計劃》，宣布妓院為非法，立即全面封閉妓院，集中收容娼妓。到1951年底，全國各地取締娼妓工作基本結束。各地取締娼妓的方式大同小異，北京、天津、上海是較典型的地區。到1958年，新中國取締妓院、改造妓女的運動最后勝利，消滅了壓迫婦女幾千年的這一黑暗制度。　　

新中國取締妓院、改造妓女充分體現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買辦集團把持的港澳臺地區，和大陸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以臺灣為例，臺灣自己也承認“臺灣色情業，無論種類還是數量，居世界之首”。“大陸有導彈，臺灣有肉彈；大陸有衛星，臺灣有歌星”是那個年代的真實寫照。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新中國建國初期迅速清除賣淫現象，靠的不是罰款和羞辱，而是把妓女視作受苦受難的階級姐妹，采取改造思想，醫治性病，指導她們從事生產的方針，培訓她們勞動技能，免費給她們治病，喚醒她們的自覺，轉變其思想，使之成為健康的人，靠勞動吃飯的人。正是因為新中國建國初期把妓女當成一個平等的人看待而沒有歧視，才取得了改造妓女工作的勝利。　　

娼妓取締工作得到了全國人民的擁護，也吸引了世界許多國家的注意，他們紛紛派代表來華取經。上海婦女教養院從成立之日起就成了各國來賓了解中國改造妓女的窗口。僅在1956年，該婦女教養院就接待了美、英、法、西德、日本、印度、蘇聯、捷克等31個國家的101名來訪者。法國一位來訪者認為，中國改造妓女的做法，不僅對法國，對整個歐洲都是有借鑒作用的。有個美國記者對“舊社會把人變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人”的標語頗感興趣，在他訪問了正在這里得到改造的褚玉英以后，對教養干部說：我感到你們真的做到了“把鬼變成人”。　　

2．婦女家庭地位提高

在舊中國數千年階級社會的婚姻制度中，婦女在婚前只是作為家庭的財產，父母將其婚姻作買賣，所以包辦買賣婚姻、童養媳、一夫多妻成為封建社會制度的產物，亦是婦女在婚姻生活的惡夢。沒有愛情基礎的婚姻，使婦女婚后與丈夫之間經常有磨擦，媳婦受到家婆的欺凌，甚至被虐打致死。由于在階級社會，家庭是壓迫的一種基本形式，因此，家庭的解放成為了人類歷史解放的必要條件。新中國前30年在廢除家庭壓迫，提高婦女家庭地位方面勘稱典范。

195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公布實行，第一條規定“廢除包辦強迫、男尊女卑、漠視子女利益的封建主義婚姻制度。實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權力平等、保護婦女和子女合法權益的新民主主義婚姻制度。”毛主席稱之為“有關一切男女利害的普遍性僅次于憲法的國家的根本大法之一”，它為有效地保障婦女婚姻自由權利提供了法律依據。　　

由于封建主義的婚姻家庭制度對人們的生活的影響根深蒂固的，導致1950年婚姻法在具體貫徹執行過程中遇到一些問題。在這種情況下，1953年3月被定為貫徹婚姻法運動月。這次貫徹婚姻法運動可以說是大張旗鼓、深入人心，幾乎涉及全國的每個地區、各個角落，只是在一些土改尚未完成的新區和少數民族地區未全面展開，據當時文件記載，全國范圍內大約70％以上的地區開展了這次聲勢浩大、成果顯著的運動。通過宣傳教育，使廣大人民、廣大干部劃清了新舊婚姻家庭制度的界限，逐步認識到了婚姻法的好處和封建主義婚姻家庭制度的危害；檢查了縣級以上的法院、民政部門和基層干部貫徹執行婚姻法的情況，根據中央制訂的政策界限，處理了一大批涉及婚姻家庭的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
    可以說，經過這次運動之后，婚姻家庭領域內氣象煥然一新，人們對于婚姻家庭的觀念也產生了不小的變化，自主婚姻顯著增加，民主和睦的家庭大量涌現。婚姻家庭領域的反壓迫斗爭已經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婦女幾千年來第一次贏得了真正意義上的婚姻自由。

3．婦女政治地位提高

婦女能參與政治生活，是婦女具有與男子同等的人格和尊嚴，有相同權利和地位的表現。婦女參政權代表婦女權利的最高體現層次，亦是婦女解放進程的指針。　　

毛主席高度重視婦女參政權。早在1919年7月28日，毛主席就代表女子向社會發出強烈的呼喊：“我們是女子。我們更沉淪苦海！我們都是人，為什么不許我們參政?”，“我們于今醒了!我們要進行我們女子的聯合！要掃蕩一般強奸我們破壞我們身體精神的自由的惡魔。”后來毛主席又明確指出：“沒有一批能干而專職的婦女工作干部，要開展婦女運動是不可能的”，“在中國參加政府或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工作的婦女畢竟還是少數”，“將來女同志的比例至少要和男同志一樣，各占50％。如女同志的比例超過了男同志，也沒有什么壞處”。　　

新中國的成立為婦女參政事業建立了優越的制度。《共同綱領》中首先訂明婦女在政治上擁有與男子相同的權利。　1953年2月11日　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22次會議通過并公布的《選舉法》規定“婦女有與男子同等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這是我國婦女第一次獲得有選舉法保障的選舉權。1954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再次重申了婦女有與男子同等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在1951年共產黨和政府的各級機關中約有15萬女干部。1954年9月15日，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婦女代表以新中國主人的形象出現在政治舞臺。第一屆全國人大中，共有女代表147人，占總代表人數12%。　　

社會主義改造時期，我國婦女參政出現了第一次高峰期，中央方面除了有女部長、女人大代表外、地方上亦有女省長、女縣長。1956年全國共有75萬6千多個農業合作社，當中70-80%的社有女的正副社長，約有50余萬人。10 在廣東省梅縣龍坪鄉中的一個“紅旗”農業社中，正副主任全是婦女，9個社務委員有7個婦女，6個正副生產小組也全是婦女。著名女干部有山西平順縣李順達農林畜牧生產合作社副社長申紀蘭、陜西大荔縣馬廷海農業生產合作社副社長侯玉琴等。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文化大革命時期，我國婦女參政出現了第二次高峰期。到文化大革命中后期，婦女參政比例達到了頂峰。據當時的非正式統計，江青主持的“三結合”時期， 婦女干部比例高達30％左右。這不僅是幾千年來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在當時世界主要國家中也是獨一無二的。世界各國當時也紛紛學習中國婦女解放的成功經驗。無論怎樣評價江青和文化大革命，對于江青和文化大革命客觀上對占我國總人口一半的婦女的解放方面的巨大貢獻都不應該抹殺。　　

4．婦女經濟地位提高　　

毛主席認為，經濟獨立是婦女實現解放的物質基礎，婦女只有首先實現了經濟自立，才能在家庭、社會中有發言權，地位才能得到提高。在這一方針指導下，共和國前30年大力提倡婦女參加生產，婦女經濟地位有了極大提高。　　

新中國頒布的《土地法》繼續堅持男女平等分田的原則，并“廢除地主階級封建剝削的土地所有制，實行農民的土地所有制”，使廣大婦女真正擁有了自己的土地。1950年《婚姻法》和1954年憲法，以及1954年中共中央《關于發展農業合作社的決議》明確規定了男女“同工同酬”原則。在社會主義改造中，毛主席也堅持鼓勵婦女參加生產，明確指出：“真正的男女平等，只有在整個社會的社會主義改造過程中才能實現”。在1958年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廣大婦女經濟地位有了進一步提高。在這以后20多年的時間里，農村中的人民公社制度和城市中在全民所有制下的充分就業，使中國婦女基本獲得了與男性平等的經濟地位。從女性就業的統計數字看，共和國前30年女性的社會參與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舊中國女性就業人數只占婦女總數的0.22％。1949年全國只有女職工60余萬人，占職工總數的7.5％；而1978年為3128萬人，占職工總數的32.6％。在農村，婦女出工率達90%以上。　　

應該說，婦女參加生產是婦女家庭地位提高的重要保證。婦女與丈夫共同勞動，共同成為家庭經濟的支持者，改善家庭經濟，家庭收入增加了，家人自然重視。例如在山東省城武縣西洼農業合作社中的一位社員王鳳云，過去經常受家婆、丈夫的虐打，但她積極參與勞動后，給家庭增加了收入，家人對她尊敬起來，婆婆更說“一樣勞動、一樣吃飯，以后誰也不興欺負誰”。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共和國前30年提倡婦女參加生產同時注重對婦女勞動特殊保護。建國前，婦女生理的特殊性受到漠視，很多工廠女工要超時工作，女工懷孕會遭受解雇，因而使很多女工在車間秘密產子，引致流產事件頻生，甚至被工頭虐待至死。婦女在種種苛刻的廠規下，健康生命都得不到基金的保障，以至身心嚴重受到傷害。為提高婦女對生產的積極性及改善勞動婦女的處境，建國后推行了一系列針對保護婦女勞動權益及其生理特殊問題的勞動保護條例，分別有1951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保險條例》、1955年頒布的《關于女工人員生產假期的通知》、1956年的《工人安全衛生規程》等。　　

5．婦女文化地位提高

毛主席非常重視婦女教育，明確指出：“沒有掃除文盲、沒有進小學、中學、大學，婦女還不可能徹底解放”。在這一思想指導下，共和國前30年婦女教育迅速發展，婦女文化地位有了很大提高。　　

從學校教育的情況看，1951年小學女生為1206萬人，占小學生總數的28.6％；普通中學女生為40.1萬人，占中學生總數的25.6％；高等院校女生3.51萬人，占大學生總數的22.5％。1978年小學女生為6570.4萬人，占小學生總數的44.9％；中學生2715萬人，占中學生總數的41.5％；1979年高等院校女生24.57萬人，占在校大學生總數的24.1％。文化大革命后期，女童的入學率達到90%以上，在世界上也是領先的，而新中國成立時女童的入學率都還不到10%。　　

在社會教育方面，共和國前30年婦女教育成就更為顯著。農村很多農婦會在晚間到學校識字，例如馬廷海合作社中有21名婦女上學，其中18名原是文盲的，她們堅持在非農忙季節學習兩小時，文盲婦女已經可以認到一百至三百字。城市婦女學習文化的積極性更強。1950年已有8648名女工參加學習，占文盲女工總數的90.4%。就連48歲的老大娘蔡正鳳也參與學習。在五十年代國家的大力推行下，于1952年、1956年和1958年掀起三次的掃盲風潮，全國各地紛紛建立夜間學校、民辦學校、識字班等等。于1958年，全國已有1600萬個婦女擺脫了文盲狀態，初步改變了婦女愚昧無知的情況。

總之，共和國前30年清除了賣淫現象，消滅了娼妓制度；廢除了包辦買賣婚姻，婦女贏得了真正意義上的婚姻自由；培養了一大批婦女干部，婦女參政迅速發展；提倡婦女參加生產同時注重對婦女勞動特殊保護，使中國婦女基本獲得了與男性平等的經濟地位；婦女教育迅速發展，改變了婦女愚昧無知的情況。這一切表明，共和國前30年婦女地位有了極大提高，基本實現了男女平等。

三、共和國后30年的婦女地位

1．娼妓制度的復活和惡性膨脹

1976年底，中國浙江再次發現暗娼，這是自1958年，新中國取締妓院、改造妓女的運動勝利后第一次發現賣淫現象。在80年代，賣淫現象在全國范圍內死灰復燃，并以極為迅猛的速度發展起來。如今，各類“三陪女”、娼妓或者說“性工作者”穿梭于忽明忽暗的世界，過著出賣肉體和靈魂的生活，并誘發出一個經濟效益頗為壯觀的新興產業——娛樂業（包括色情業、博弈業等等）。據專家估計，在全國范圍內，目前商業化性工作從業人員約為400萬人。但也有人估計，當前中國的妓女達到2000萬人以上，即使按照人口比例計算也是中國有史以來的最高水平。

近年來，中國的婦女不僅在國內飽受凌辱，還大批被販賣到國外賣淫。在馬來西亞、新加坡的中國小龍女讓當地經濟地位極高的華人深感尷尬與反感。在阿富汗，中國妓女漸漸取代中國政府對阿富汗的無私援助成為阿富汗人對中國的印象；在歐洲的巴黎、比利時等地，站街的中國妓女被稱做“公共BUS”，讓旅歐華人無地自容。甚至在太平洋的很多島國，從事特殊服務行業的也是我們女同胞們獨領風騷。有人估計，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新移民中，女性70%以上被迫賣淫（男性70%以上被迫到血汗工廠做苦工）。

近30年來娼妓制度的復活和惡性膨脹有著諸多原因。首先，社會市場化必然帶來性的商品化。婦女賣淫，與工人出賣勞動力、知識分子出賣知識一樣，它體現了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最基本的買賣規律。如果"等價交換"和"自由貿易"是一種無處不在的普遍規律；那么，禁止性買賣就是不可能的，就像禁止工人出賣勞動力是不可能的一樣。其次，社會問題的加劇也推動了娼妓制度的膨脹。貧富分化日益嚴重、下崗失業問題突出和社會保障的瓦解使一批婦女生活無著被迫賣淫，有組織犯罪增多又使一批婦女被販賣、強迫淪為妓女，這一切都加劇了娼妓制度的膨脹。再次，有的執法機關打擊賣淫嫖娼不是為了幫助妓女使之成為健康的人，而是通過罰款來增加收入。有的執法機關為下屬制訂“罰款任務”，執法人員兼業務員，根據完成的“罰款任務”拿提成。有的地方執法機關大樓有“嫖客打的樁，小姐上的漿”之說，有的地　方一名　小姐貢獻“頂二十頭生豬”。為了“細水長流”，這些執法機關不可能真心禁絕賣淫嫖娼。最后，娼妓制度本質上是階級壓迫的一種特殊形式，階級壓迫的復活必然導致娼妓制度的復活，這是近30年來娼妓制度的復活和惡性膨脹的根本原因。

近30年來娼妓制度的復活和惡性膨脹的影響是極為惡劣的。僅僅對人身體健康的影響來看。中國大陸在1964年基本消滅性病后重新出現性病之始點是在1977年，而從1977年起，中國大陸性病患者人數迅速增加。被登記報告的性病患者在1977年僅3 人／例，至1986年，為5000人／例，1989年底增至22萬多人／例，而1995年年發病率達142.43／10萬。在不到20年的時間里，僅被報告的發病人數／病例就增加了十幾萬倍。艾滋病從無到有，迅速蔓延。有人認為，如果娼妓制度惡性膨脹的趨勢不能得到有效遏制，單單性病和艾滋病就足以給中華民族帶來滅頂之災，更不要提其衍生的犯罪問題、腐敗問題等諸多問題了。

2．婦女家庭地位

近30年來中國婦女家庭地位呈現滑坡趨勢，出現了以下嚴重問題：

首先，男女不平等的婚姻家庭觀回潮。中國女性遭遇到的種種社會壓力使她們沒有安全感，而婦女們選擇自強自立又面臨那么大的風險，于是她們往往將自己的人生寄望于婚姻，強化了依附男人的心理。這使得女子擇偶過程中出現了極強的實用主義傾向，“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幾乎成為許多婦女的共識。不僅文化程度不高的婦女可能面臨這種局面，對受過教育的女性來說也可能如此。為數眾多的女大學生們更多地關注女性傳統角色的回歸。她們認為，以往宣傳婦女解放時所提倡的男女平等，是在生存競爭中對女性設有保護與照顧機制的條件下才出現的，這種婦女解放是以婚姻家庭的松散和女性風度魅力的喪失為沉重代價的。現在的女大學生們不愿意再付出這種代價，轉而追求一種更為實際的生活道路。這一特點在北京大學這類重點學府中顯得更為明顯。北大的女生部長就宣稱：“女生部的宗旨就是要把北大的女生培養成為未來的賢妻良母。”北大外語系一位女生說得更為明白：“為丈夫補襪子的妻子，她的價值決不亞于一個女總統！”

其次，婚姻市場化，買賣婚姻日趨嚴重。在市場社會，婚姻無可避免地具有這個社會最本質的特點，即婚姻無可避免地成為買賣的婚姻。在婚姻市場上，社會上少數富有的或在權勢部門工作的男人成了大家趨之若騖的對象。受教育本來是提高女性自強自立精神的必不可少的手段，但現階段在中國卻出現了一種極具諷刺意義的趨勢，青年女性努力擠進高等教育的窄門，但目標僅僅是在婚姻市場上買個更高的價錢。部份素質不高的富人選擇受過較好教育的女子為妻，僅僅是為了向社會證明自己的地位，而受教育程度則成了部份女子讓性商品資本增值的手段。在廣大農村地區，更是無買賣不成婚姻，且價碼動輒七、八萬，甚至十幾萬、幾十萬，高得離譜離奇，娶妻者由此落下的債務幾代人都還不清。一些地方如本省贛州地區的不少農戶，就靠出賣女兒賺錢。這種權衡利害的婚姻，“妻子和普通娼妓的不同之處，只在于她不是像雇傭女工計件出賣勞動那樣出租自己的肉體，而是一次永遠出賣為奴隸”，毫無幸福可言。

第三，婚姻家庭脆弱化，離婚率急劇上升。毫無幸福可言的買賣婚姻必然導致高離婚率。七十年代末期，中國的離婚率很低，根據當時的調研材料，1978年統計的離婚率為3.4%，而1998年，這個數字上升到13.18%。從八十年代開始中國的離婚率的新特點是中年、老年的離婚率高于任何其他年齡段的人，離婚最集中的三個年齡段依次是50歲至54歲、40歲至44歲、60歲以上。九十年代里夫妻的年齡差距也開始拉大，九十年代中期丈夫比妻子大十歲的比例比1987年增加了14.5個百分點。這種大男小女的婚配狀況一般都是男子富裕以后與原配偶離婚后再婚的婚姻模式。在這種脆化的婚姻關系中，受傷害者往往是婦女與孩子。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的一項調查指出，家庭破裂對女性心理的打擊相當嚴重，會促使部份人犯罪。近年來女性犯罪以盜竊、吸毒和搶劫為主，其中盜竊案最多，毒品案件則大有趕超勢頭，女性參與詐騙、營黃販黃、拐賣綁架兒童、出售運輸假幣的案件也有增長趨勢，女性利用職務之便經濟犯罪的情況也時有發生。據對婚姻家庭問題日益突出的深圳市200名犯罪青少年的家庭背景調查，家庭結構嚴重殘缺的占39％，家庭暴力現象突出的占44％。　　

第四，傳統的一夫一妻制家庭受到嚴重挑戰，一夫多妻制復活。廣東省婦聯曾做過幾次調查，結果發現該省“包二奶”現象相當普遍，整個珠江三角洲至少有幾十萬“二奶”，而養妾者大都是經濟條件較好的企業負責人、個體商人、以及部份干部，少部份“二奶”還受過高等教育。目前深圳還出現了一種另類的男女性關系。一些男人害怕蔓延的性病，也不愿花高昂成本包“二奶”，找情人又怕卷入麻煩極大的感情漩渦，于是就在周邊地區的工廠里找個相貌不錯的打工妹，給其配一個傳呼機，在男人方便時隨時幽會，每次給女方幾百元錢。這種既非情人、又非“二奶”、也有別于妓女的專業賣淫的關系，是深圳的男人們在長期積累的性消費經驗的基礎上發明的新模式。這種女人在黃金年齡段為男人提供性服務的階段性情婦制度比納妾制更加黑暗。至少妾還能終身有靠，而情婦只在自己年青貌美時得寵有保障，一旦年老色衰就被棄若敝履、以被離棄而告終。

最后，家庭暴力問題日益嚴重。家庭暴力問題從粉碎“四人幫”之后開始普遍化，近年日益嚴重。婦聯等社會團體為此而不懈地進行呼吁，專家學者則進行了大量的相關研究，但這一現象卻依然沒有得到有效的遏制。而有關研究的共同結論是，家庭暴力的成因，決不僅限于家庭的內部，而是社會大環境下男女不平等現象在家庭內部的表現。北京市房山區有關部門的調查歸納出“男尊女卑”思想回潮、第三者插足、性暴力、女性過分依賴男性、文化素質偏低等是導致家庭暴力的若干原因。　　

近30年來婦女家庭地位呈現滑坡趨勢的根本原因是社會大環境下的男女不平等現象加劇。當女性不能在社會上獲得與男性平等的地位時，在家庭中也就很難與其配偶平等相處。

3．婦女社會地位

近30年來中國婦女社會地位總體看也在下降，出現了以下嚴重問題：

首先，女性的就業難，失業問題嚴重。很多企業表面上聲稱公平競爭，實際上卻變相拒招女職工。全國政協八屆五次會議曾以書面形式提出了《關于維護“三資”、鄉鎮、集體企業女職工勞動保護權益的提案》。該提案談到，一些外資企業只使用女工的“黃金年齡”段，將招工年齡段控制在16至20歲、合同期一般定為3至5年，期滿即不再與這些女職工續簽合同，以避開女工的婚、孕、產期。改革開放以來，“低工資、高就業”體制成了改革的首要目標，而女職工則首當其沖地受到了傷害。全國總工會1993年對7個省、10個省屬市的1,230個公有制企業的調查報告難得地說明了女職工的就業困境。被調查的這些企業共有職工92萬人，其中女職工占37％以上；失業和下崗女職工達2.3萬人，占職工總數的2.5％、失業和下崗職工總數的60％。全國總工會1996年底的統計顯示，全部職工中只有39％是女性，但下崗人員中女性卻高達59％、約為560萬人，而男性只占41％，形成了強烈的反差。女職工下崗后在家庭生活中也遇到極大困難。上海進行過兩次關于婦女社會地位的調查。2000年的調查數據表明，同1990年前相比，25至49歲的女性在業率下降了24.8％。。據上海市婦聯統計，約三分之一的的下崗女工明確表示，下崗對夫妻感情、家庭關系很有影響，家人的態度變化包括看不起、冷言冷語、不尊重她們在家中的勞動，還有少數人被丈夫離棄。而北京的一項調查表明，這一比例高達41.6％。　　

其次，對女工職業危害嚴重，男女同工不同酬。成都市調查了132家企業，有50％的企業勞動環境存在重度危害，有38家企業的一線職工程度不等地接觸到塵毒、噪音、高溫的危害，其中大多數為女工。近年來見諸傳媒的職工中毒事故不少，其中最有名的是福建省莆田市部份三資企業鞋廠“三苯”毒害7萬名女工一事，《中國婦女報》記者陳勇輝寫了“媽祖有淚”、“沉默的羔羊”、“傾斜的天平”等連續報導才使事件曝光。據上海市婦聯統計，上海市在業女性的收入僅為男性的70％。其中，高級知識女性數量上要多于男性，而她們的收入卻只有男性的60％。

再次，形形色色的“潛規則”充斥社會的方方面面。在工作單位，沿海地區的商業機構與企業招聘女員工時大都規定：未婚，23歲（或25歲）以下，身高　1.60米　以上，相貌靚麗。這些條款毫不掩飾招聘者對女員工性魅力的要求，其實是這些單位的負責人在為自己挑選情婦后備隊伍。在工作單位“潛規則”通常會走如下的三步曲：首先，利用工作之便對受害對象表示賞識和好感，一些涉世不深的年輕姑娘或單身女性常因此感到激動和鼓舞；第二步是向受害者講述自己的身世如何不幸、婚姻如何不幸福、感情上如何空虛等，以此博取對方的同情與好感；第三步是行動的關鍵，他們會利用手中的權力為受害者安排一些“特殊”的工作環境，如夜間單獨值班等，然后就提出直接要求，女性如果不從，不是被解雇就是受到周圍輿論的傷害。在政府部門和學校的各種“潛規則”同樣不斷被揭發，更不要說文化界了。　　

最后，文化作品的色情化和對男尊女卑的宣傳也反映了中國婦女社會地位滑坡。不少女作者公開宣稱，婚姻是女人的第二次投胎，其重要性絕不亞于第一次投胎，即所謂的“男人征服世界，女人則通過男人征服世界”。在各種傳媒上連篇累牘地發表的小女人文章，把一些用各種手法（包括不光彩的手法）釣得“金龜婿”的女人描繪為成功的典型。在那些拳頭加枕頭、離奇加怪異的影視作品中，人們發現男人生而為社會的主宰、賺錢高手，他們天然地被女人追逐、仰仗、供奉，成為女人們爭風吃醋、斗智斗勇的生活“明君”、愛情“統帥”或神奇“情圣”，婦女則退居家庭、娛樂場所、后宮甚至青樓。關于隱私、外遇的報導、文藝作品蔚然成風，銀屏上涉及“第三者”的故事十分流行，而且對“第三者”已由八十年代的譴責轉而成為同情兼隱隱的贊美。有的電視劇乾脆將妻子描述成非常討厭、毫無可取的庸俗婦人，而第三者卻靚麗、善解人意，幾乎成了將男人從“水深火熱”中拯救出來的天使。這不僅僅反映出中國的男性文人將自己的潛意識化為銀幕（或文學）語言，這些故事的走俏還表明社會的廣泛接受度。　　

此外，近30年來中國婦女政治地位也在下降，突出表現是婦女參政比例的下降。與全國相比，上海女性的政治地位是比較高的。但據有關方面的數據，2000年，在黨政班子中的女性比例，市級為9.1％，區縣級為11.0％，街道、鄉鎮級13.8％，調查也證明，“目前所在單位、村一把手”為女性的只占10.6％。這一數據和文化大革命中后期婦女干部比例高達30％左右相比，幾乎下降了三分之二。如果考慮到近30年來世界范圍內婦女參政比例急劇上升的情況，這一下降就更加觸目驚心了。　　

總之，近30年來娼妓制度的復活并惡性膨脹，中國婦女的家庭地位、社會地位和政治地位呈現全面滑坡的趨勢。根據世界上常用的衡量婦女社會地位的七項指標來判斷（即婦女就業率、對待男嬰女嬰的態度、男女青少年入學比例、男女青年就業比例、婦女在國家機構重要領導崗位上的職務比例、婦女在家庭中的地位、婦女個人財產在社會財富中的比例），在世界上的160多個國家中，中國婦女的地位排列為132位，已經成為婦女地位最低的國家之一。　　

四、如何解決當前婦女問題　　

2009年必將成為中國婦女問題的一個標志性年份。所謂嫖宿幼女案（準確的說應該叫強奸幼女案，因為幼女根本不具備賣淫能力）表明中國事實上已經初步形成了罪惡的童妓制度；鄧玉嬌案及其衍生的“強迫性交易”表明中國事實上已經初步形成了逼良為娼制度；“灰色賓館”案表明中國事實上已經初步形成了制度化的強奸迫害。這一切表明，中國曾經取得的婦女解放成果幾乎喪失殆盡，階級社會最殘酷的幾種壓迫婦女的制度都已經卷土重來，當前婦女問題已經成為我國一個亟待解決的嚴重問題。　　

前文已經說過，當前婦女問題不是孤立存在的，婦女問題的實質是階級壓迫的一種特殊形式，當前嚴重的婦女問題近30年來資本主義改革方向帶來的階級壓迫復活的必然結果。解決當前婦女問題絕不能單純的就事論事，必須在社會范圍內統籌解決。　　

首先要做的是遏制并逐步消滅賣淫嫖娼現象。沒有人會認為一個娼妓遍地的國家是社會主義國家。應該學習新中國建國初期迅速清除賣淫現象的歷史經驗，不能靠罰款和羞辱，而應該采取培訓她們勞動技能，免費給她們治病，安排合適的工作等真心關心幫助妓女的措施。如果執法機關能做到這一點，必然能夠在很大程度上遏制賣淫嫖娼現象。當然，如果要消滅賣淫嫖娼現象，必須消滅資本主義改革方向帶來的階級壓迫。

其次，應該嚴禁買賣婚姻和一夫多妻制的復活。目前短期內能夠采取的措施是通過立法，取締婚姻中收受各種彩禮的行為，并明確規定一切形式的同居均屬于事實婚姻，存在兩個事實婚姻的情況均屬于重婚。對于收受各種彩禮的行為和重婚的行為要作為犯罪加以嚴懲。當然，如果要在根本上消滅買賣婚姻和一夫多妻制，必須消滅資本主義改革方向帶來的貧富懸殊、兩極分化等問題。

再次，必須真正保護女職工的權益，落實男女同工同酬。女職工的權益受損害和男女同工不同酬是近30年來資本主義改革方向造成職工的權益不斷滑坡的必然結果。國營企業私有化后，福利、工人權益方面極大滑坡，殘存的國營企業福利、工人權益方面也不斷像私營企業靠攏，面臨婚、孕、產期的女職工在工資、福利、工人權益方面必然會受到更大的沖擊。初步實現保護女職工的權益，落實男女同工同酬，必須在私營企業中實行民主改革，在工資、福利、工人權益方面和國營企業接軌，同時在國營企業中實行工人民主管理，進一步提高福利，保護工人權益。當然，如果要在根本上實現保護女職工的權益，落實男女同工同酬，必須通過公私合營等方式逐步消滅私有制經濟。

最后，要加大對婦女解放的宣傳工作。明確婦女解放指的是婦女和男子地位的平等，絕不是婦女“身體解放”、“性解放”，取締色情化和宣傳男尊女卑的文化作品，恢復“不要紅妝要武裝”的優良傳統。應該恢復“三·八”節國際勞動婦女斗爭日的本來面目，可以把鄧玉嬌案爆發的5月10日定為中國婦女節，讓廣大人民特別是女性在這些節日針對一切侵害婦女權益的現象堅決斗爭。當然，如果要在根本上消除男尊女卑的觀念，也必須消除階級壓迫。　　

婦女是社會的半邊天，在婦女深受壓迫的社會，天空也是殘破的天空。隨著中國婦女解放的發展，在社會范圍內逐步統籌解決了當前嚴重的婦女問題，使這一片殘破的天空被逐步修補完畢之后，中國社會必將煥發出新的氣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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