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香港回歸12周年，我想談談對共和國60年的統一問題的看法，澄清一些錯誤認識，謹供大家參考。　　

一、共和國前30年為統一奠定的基礎　　

共和國前30年，在毛主席的領導下，為統一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1．  政策基礎　　

⑴解決港澳問題的政策　　

　1949年1月19日　中共中央向全黨發出由周恩來起草、毛澤東修改的《關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指出“在原則上，帝國主義在華特權必須取消，中華民族的獨立解放必須實現，這種立場是堅定不移的。但在執行步驟上，則應按問題的性質及情況，分別處理”。十幾天之后，毛主席在西柏坡向斯大林秘密特派代表米高揚闡述未來新中國內外政策時，明確了中共對香港問題的態度。他指出：“目前，還有一半的領土尚未解放。大陸上的事情比較好辦，把軍隊開去就行了。海島上的事情就比較復雜，須要采取另一種靈活的方式去解決，或者采用和平過渡的方式，這就須要花較多的時間了。在這種情況下，急于解決香港、澳門的問題，也就沒有多大意義了。相反，恐怕利用這兩地的原來地位，特別是香港，對于我們發展海外關系、進出口貿易更為有利些。總之，要看形勢的發展再作最后的決定。”　　

　1957年4月28日　周總理代表毛主席、黨中央在上海工商界人士座談會上《關于香港問題》的講話中明確宣布：“香港是純粹的資本主義市場，不能社會主義化。對香港的政策同內地是不一樣的，如果照抄，結果一定搞不好。香港要完全按資本主義制度辦事，才能存在和發展，這對我們是有利的。……香港的企業家是我們的朋友，過去我們同民族資產階級合作過，將來同香港的企業家還是可以合作的。港澳同胞不要擔心前途。” 1974年周總理在病中代表毛主席和黨中央重申對香港采取特殊的政策，并指出香港在收回之后可以在一定時期實行資本主義。　　

⑵解決臺灣問題的政策　　

　1955年5月13日　周總理在全國人大常委會擴大會議上作關于亞非會議的報告和1956年1月毛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中，都強調了在可能的條件下，爭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臺灣，他們寄希望于臺灣方面的人士能站在愛國的立場上，放棄以往成見促成國家統一。許多著名人士主動提出愿在國共兩黨間斡旋，推進和平統一。毛主席在會見這些朋友時提出了更為具體和可操作性方針政策。內容是：臺灣必須回到祖國懷抱以實現祖國統一；如果臺灣回歸祖國，一切可以照歸；臺灣現在可以實行三民主義；可以同大陸通商；不要派特務來破壞，我們也不派紅色特務去破壞他們；雙方談好了可以訂個協議公布；臺灣可以派人來大陸看看，公開不好就秘密來；臺灣只要與美國斷絕關系，可派代表參加人民代表大會和政協全國委員會；蔣經國等安排在人大或政協是理所當然的；蔣介石將來總要在中央安排；臺灣還是他們管，如果陳誠愿做，蔣經國只好讓一下做副的；陳誠愿到中央工作，不在傅作義之下，蔣經國也可以到中央工作；如果目前臺灣有難處，我們可以等待。　　

　1960年5月22日　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確定了對臺灣問題的總方針：臺灣寧可放在蔣氏父子手里，也不能落在美國人手中；對蔣介石我們要等待，臺灣的解放可以留交下一代去做，為貫徹這個總方針，中央還提出了四點當時相當驚人的意見以促進時機逐步成熟：（1）臺灣回歸祖國后除外交必須統一于中央外，所有軍政大權、人事安排等悉委于蔣；（2）臺灣所有軍政及建設經費不足之數悉由中央撥付；（以上兩條顯示出中央允許臺灣的軍隊繼續存在）（3）臺灣的社會改革可以從緩，俟條件成熟并征得蔣同意后進行；（4）互約不派特務，不做破壞對方團結之事。 三年以后，毛主席把解決臺灣問題的這個構想，通過周總理出面請張治中、傅作義致信陳誠，加以轉達并又進一步作了些說明。周總理在請張、傅二人寫信時，還親自把毛主席的構想簡明概括為“一綱四目”：“一綱”即只要臺灣回歸祖國，其他一切問題悉尊重蔣介石與陳誠的意見妥善處理。“四目”即（1）臺灣回歸祖國后，除外交必須統一于中央外，所有軍政大權、人事安排等悉委于蔣介石與陳誠全權處理；（2）臺灣所有軍政及建設費用不足之數，悉由中央撥付；（3）臺灣之社會改革可以從緩，必俟條件成熟并尊重總裁與兄意見協商決定然后進行；(4)雙方互約不派人進行破壞對方團結之事。并在信中表示，這些意見是中國政府的，今后，即便我們個人的政府職務變更，但上述的政府對臺政策卻是永不改變的。　　

可以看出，共和國前30年解決港澳臺統一問題的政策已經比較完備，出臺了“香港在收回之后可以在一定時期實行資本主義”和“一綱四目”等政策，為統一奠定了良好的政策基礎。　　

2．外交基礎　　

⑴解決港澳問題的外交基礎　　

自1971年聯合國大會2758號決議，中華人民共和國取得聯合國合法席位后，便開始為香港與澳門的主權問題采取外交行動。時任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對此非常關注，中國駐聯合國代表黃華亦于1972年3月為此致函聯合國非殖民地化委員會申明中國政府的立場：“香港和澳門是被英國、葡萄牙占領的中國領土，解決香港、澳門問題是中國主權范圍內的事，是作為一個主權國家的中國要對被占領的領土恢復執行主權的問題，而完全不是屬于通常的殖民地范疇的問題，更不是使其獲得獨立的問題。”   　　

　1972年　11月8日　　，聯合國大會通過了決議案，將香港和澳門于殖民地名單剔除，此舉為中國和平解決香港與澳門的主權問題制造了有利的條件。　　

　1974年4月25日　，葡萄牙一批中下級軍官所組成的“武裝部隊運動”將持續執政42年的極右政權推翻，新政府開始民主化進程。當時的葡萄牙新政府實行非殖民化政策，承認澳門不是殖民地，而是中國領土。　　

1974年毛主席在長沙會見英國首相希思的說：“1997年我們要收回香港了”，希思當即代表英國保證說：“1997年香港會有一個平穩的交接”。　　

⑵解決臺灣問題的外交基礎　　

1958年的第二次臺海危機開始，毛主席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用炮擊金門的方式向世界宣示，中國的內戰尚未結束，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在197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取得聯合國合法席位及之后的建交熱潮中，中華人民共和國一直堅持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同時，有臺灣參加的國際組織（如國際奧委會），中華人民共和國決不參加。　　

　　　1972年2月28日　，《上海公報》發表，美國方面聲明：美國認識到，在臺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國政府對這一立場不提出異議。它重申它對由中國人自己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關心。考慮到這一前景，它確認從臺灣撤出全部美國武裝力量和軍事設施的最終目標。在此期間，它將隨著這個地區緊張局勢的緩和逐步減少它在臺灣的武裝力量和軍事設施。從而正式承認了“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的原則和“從臺灣撤出全部美國武裝力量和軍事設施的最終目標”。　　

可見，共和國前30年已經基本上通過外交在世界范圍內確認了香港、澳門和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并確認了香港、澳門的回歸，為統一奠定了良好的外交基礎。　　

3．實力基礎　　

統一的一個關鍵問題在于大陸有沒有相應的國力。眾所周知，共和國前30年，中國取得了“兩彈一星”為代表的一系列巨大成就, 成為中美蘇大三角之一,這里我就不細說了。我想著重說一下大陸和香港、澳門、臺灣的社會發展狀況。　　

大家可能都聽說過，有外國記者問周總理：“中國有沒有妓女？” 周總理回答：“有，在中國的臺灣省”。甚至臺灣自己也承認“臺灣色情業，無論種類還是數量，居世界之首”。香港的黑社會和澳門的賭博更是世界知名，和大陸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試想，一個黃賭毒泛濫，黑惡勢力橫行的地區，人民的生活是個什么樣子？“大陸有導彈，臺灣有肉彈；大陸有衛星，臺灣有歌星”是那個年代的真實寫照。　　

有人胡說香港、澳門和臺灣人均GDP是大陸的多少倍，最夸張的甚至到了100倍。其實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數字，1976年大陸人均GDP是410美元，臺灣人均GDP 1000美元，臺灣是大陸的2.5倍。應該說，美國把持的世界銀行沒有任何理由抬高大陸貶低臺灣，真實情況大陸與臺灣差距只會更小。另外，我們不要忘記以下幾個事實：首先，臺灣的物價遠遠高于大陸，特別是食品、住房等基本消費品，保守估計也是大陸的4至5倍；其次，臺灣貧富差距很大，大部分財富集中在極少數人手里，臺灣人民實際收入還應該扣除這一部分；最后，大陸實行免費醫療、免費教育、免費住房、免費養老制度，臺灣社會保障遠遠不如大陸。綜合這些方面考慮，臺灣生活水平顯然不及大陸。當時，很多外國學者來中國大陸訪問，他們當中大部分人也到過香港、澳門和臺灣。這些訪問的學者絕大多數對中國大陸贊不絕口，卻沒有人說中國大陸不如香港、澳門和臺灣的，這不能說明一些問題嗎？　　

一些人總是拿少數人往香港、澳門跑說事，可是他們卻只字不提澳門“一二•三事件”和香港六七反英抗暴等香港、澳門學習中國大陸文化大革命的群眾運動（下文還要詳細介紹），試問，如果當時中國大陸不如香港、澳門，香港、澳門那么多群眾學大陸文化大革命干什么？另外，當時不少美國、西歐和日本群眾也想往中國大陸跑，是不是說明當時中國大陸比美國、西歐和日本生活水平高？　　

總之，共和國前30年，中國綜合國力增強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使中國基本具備了統一的實力，也使港澳臺同胞心向統一，為統一奠定了堅實的實力基礎。　　

4．群眾基礎　　

新中國建立后的巨大成就引起了香港、澳門和臺灣人民的羨慕，特別是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引起了香港、澳門和臺灣人民的熱烈響應，爆發了一系列擁護中央，擁護統一的群眾運動，為統一奠定了良好的群眾基礎。下面擇要介紹。　　

⑴澳門“一二•三事件”　　

文化大革命開始后，澳門左派力量迅速發展，贏得了廣泛支持。氹仔坊眾因辦學需擴充校舍，依慣例在等候動工許可的同時，先行搭棚施工。　11月15日　，海島市行政局代局長晏德地派出警察加以阻止，惟工人不聽勸阻，于是晏德地又派出一批警員前往勸止，雙方發生沖突由此而生，造成24人受傷，并拘捕在場采訪的1名《澳門日報》記者。　11月18日　，氹仔居民提出5項要求，包括懲兇、不要阻撓辦學、傷者獲得賠償、撤銷入獄20天之判案，并保證以后不再有同樣事情發生。　11月22日　，澳門左派社團代表舉行座談會，譴責事件，并威脅“要進行斗爭”。 　　

　　　12月3日中午12時　許，總督府門前終后發生沖突。警察先使用警棍，後出動防暴水車，試圖驅散示威人士。4時半左右，群眾沿龍嵩街前往警廳，遭防暴警察施放催淚彈，并開槍射擊，造成兩人死亡。警方又出動防暴車駛往市政廳前，掃射水喉，驅趕示威人士。總督隨後頒令戒嚴并實行宵禁。由於戒嚴緊急，許多居民并無心理準備，其后幾天又有數人在街上遭亂槍射殺，一名居民甚至因伸首窗外觀望被流彈擊中。據官方統計，共有8人被打死，212人受傷，坊間則稱有11人被打死。 　　

　　　12月10日　，廣東省人民委員會外事處奉命對澳門葡萄牙當局提出強烈抗議和4項要求，包括立即無條件接受澳門居民提出的要求，向中國賠禮、道歉，嚴懲主要肇事者，保證今后不允許中國國民黨勢力在澳門進行任何活動。同一天，在澳門的左派社團也向嘉樂庇總督致抗議書，提出類似要求，并“立即向澳門同胞當面認罪和具簽認罪書，同時將認罪書在報章和電臺公布，并保證今后不得再有任何迫害澳門中國同胞的事件發生。” 　　

　　澳門政府于　1967年1月2日　發出公告，禁止在澳門進行“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敵對的活動，禁止懸掛被視為敵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外國旗幟、徽章、標志等。”中國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在澳門設置或支持的機構和團體，接著也被查封。　1月27日　，澳門政府發表聲明，對“此次事件的死難者遺屬、受傷者、被捕者和遭受各種損失的受害者，以及全體澳門中國居民認罪、賠禮，并表示深切的歉意。”，又“全部接受澳門中國居民代表所提的6項要求”，承擔死難者的全部喪葬費和撫恤費以及其他受害者的一切損失，共計澳門幣2,058,424元。 　1月28日下午　，總督嘉樂庇到澳門中華總商會禮堂，簽署《澳門政府對華人各界代表所提出的抗議書的答覆》。“一二•三事件”至此方告一段落。　　

“一二•三事件”令葡萄牙在澳門的管治威信喪失，也導致中央人民政府的勢力實際控制澳門，令國民政府在澳門的勢力被完全肅清，為澳門回歸打下了良好的群眾基礎。　　

⑵香港六七反英抗暴　　

文化大革命開始后，香港左派力量也迅速發展起來。1967年5月，位于九龍新蒲崗的新浦崗造花廠發生勞資糾紛。　5月6日　包圍廠房的勞方與鎮壓的警察沖突，21名工人被警方逮捕，多名工人受傷，工會代表前往警署亦被扣押。翌日，工人與其他支持者上街集會示威。示威者仿照中國大陸文革的做法，手持毛主席語錄，高喊共產黨口號。警方施放催淚彈及木彈驅散示威者，拘捕127人。當晚政府宣布所有警員取消休假，九龍宵禁。之后北京報紙稱“港英政府行為是民族迫害，鎮壓群眾是野蠻的法西斯暴行”，支持“香港市民上街抗暴”。　　

　5月15日　，北京外交部向英國代辦提出抗議，并發動北京群眾在英國駐華代辦門外示威。部分群眾更于當晚沖進代辦的住所和辦公室。香港左派報章報導北京支持的消息，由左派學校學生在街頭向路人派發；中國銀行亦在中環總行的屋頂裝上揚聲器，進行革命宣傳。　　

　5月16日　，香港的左派宣布成立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斗爭委員會，簡稱斗委會，由工聯會理事長楊光出任主任。斗委會隨即以“反英抗暴”為口號，聯合各親共團體數百人，手持毛主席語錄前往港督府示威游行，并在港督府門外張貼大字報。　5月21日　，暴動蔓延至中環。22日，示威者與警察發生流血沖突，167人被捕。暴動的工人及學生以左派報館、銀行、國貨公司、學校等為據點，出動示威，襲擊警察及仍然行駛的公共交通。防暴警察到場以催淚彈、警棍等驅散后，示威群眾即迅速撤回據點，令警察疲于奔命。　7 月8　日，約百名大陸民兵在沙頭角與香港的警察槍戰。人民日報再次發表支持香港左派反英抗暴的言論。　　

　8月4日　，英國出動訪港英軍航空母艦上的直升機從天臺降落，上下夾攻左派在北角的據點、位于英皇道與糖水道交界、大型國貨公司華豐百貨所在的僑冠大廈。警方在大廈內除搜出各式炸彈武器外，還發現有設備完善、包括有手術室的戰地醫院。根據緊急法令，警方封閉多間左派學校及左派報社；同時大舉逮捕左派人士。 　　

    六七反英抗暴是香港歷史很重要一頁。雖然六七反英抗暴最后失敗了，但是抗暴反映了香港人民大眾擁護中央，擁護統一的熱情，拉近了香港群眾與大陸的距離，為香港回歸打下了良好的群眾基礎。　　

⑶“民主臺灣聯盟”事件　　

1968年7月臺灣當局以“組織聚讀馬列共黨主義、魯迅等左翼書冊及為共產黨宣傳等罪名”，逮捕包括陳映真、李作成、吳耀忠、丘延亮、陳述禮等“民主臺灣聯盟”成員共36人。其中，陳映真、李作成、吳耀忠、丘延亮、陳述禮各被判徒刑10年。陳映真被捕時亦為《文季季刊》的編輯委員，季刊相關文人黃春明、尉天聰也遭到牽連，因而這次事件又被稱為“文季事件”。　　

“民主臺灣聯盟”事件表明，盡管臺灣當局采取了法西斯高壓政策，臺灣人民擁護統一的斗爭始終沒有停止，統一在臺灣擁有良好的群眾基礎。　　

總之，共和國前30年，在毛主席的領導下，出臺了“香港在收回之后可以在一定時期實行資本主義”和“一綱四目”等政策，確認了香港、澳門和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和香港、澳門的回歸，中國綜合國力增強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使中國基本具備了統一的實力，也使港澳臺同胞心向統一，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引起了香港、澳門和臺灣人民的熱烈響應，爆發了一系列擁護中央，擁護統一的群眾運動，這一切為統一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二、共和國后30年在統一上的成就與問題　　

1．“一國兩制”　　

“一國兩制”是共和國后30年在統一問題上的基本政策和基本理論，下面簡要進行分析。　　

⑴“一國兩制”的提出　　

不少人說了，“一國兩制”是鄧小平同志提出的，是不是這么回事呢？　　

事實上，中國古代一直容許邊疆少數民族實行不同的制度。眾所周知，新中國成立時，西藏是封建農奴制度，涼山是奴隸制度，一些少數民族還處于原始社會，這不僅是“一國兩制”，可以說是“一國多制”了，這顯然不是鄧小平同志提出的。　　

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一國兩制”也不是鄧小平同志提出的。前面已經說過，1963年“一綱四目”中明確提出，“臺灣之社會改革可以從緩，必俟條件成熟并尊重總裁與兄意見協商決定然后進行”，1974年周總理在病中代表毛主席和黨中央重申對香港采取特殊的政策，并指出香港在收回之后可以在一定時期實行資本主義。這不是“一國兩制”嗎？　　

不過，“一國兩制”這個提法的確是鄧小平同志最早說的。具體說是在　1982年1月11日　鄧小平會見一外籍客人時第一次公開說的，他說：“九條方針是以葉劍英名義提出來的，實際上就是‘一個國家，兩種制度’。”這里所說的“九條方針”，是指　1981年9月30日　葉劍英委員長向新華社記者發表的“九條聲明”。也就是說，“一國兩制”和“九條聲明”內容完全一致，只是提法不同。　　

當然，我們今天的“一國兩制”，多指近30年主要是80年代逐漸形成和發展的一套有特定含義理論，并不包括歷史上的“一國兩制”，說是鄧小平同志提出的也無不可。　　

⑵“一國兩制”的基本點　　

“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方針，80年代逐漸形成了以下基本點：　　

一個中國。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央政府在北京。這是舉世公認的事實，也是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前提。中國政府堅決反對任何旨在分裂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言行，反對“兩個中國”、“一中一臺”或“一國兩府”，反對一切可能導致“臺灣獨立”的企圖和行徑。海峽兩岸的中國人民都主張只有一個中國，都擁護國家的統一，臺灣作為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地位是確定的、不能改變的，不存在什么“自決”的問題。　　

兩制并存。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大陸的社會主義制度和臺灣的資本主義制度，實行長期共存，共同發展，誰也不吃掉誰。兩岸實現統一后，臺灣的現行社會經濟制度不變，生活方式不變，同外國的經濟文化關系不變。諸如私人財產、房屋、土地、企業所有權、合法繼承權、華僑和外國人投資等，一律受法律保護。　　

高度自治。統一后，臺灣將成為特別行政區。它不同于中國其他一般省區，享有高度的自治權。它擁有在臺灣的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黨、政、軍、經、財等事宜都自行管理；可以同外國簽訂商務、文化等協定，享有一定的外事權；有自己的軍隊，大陸不派軍隊也不派行政人員駐臺。特別行政區政府和臺灣各界的代表人士還可以出任國家政權機構的領導職務，參與全國事務的管理。　　

和平談判。通過接觸談判，以和平方式實現國家統一，是全體中國人的共同心愿。兩岸都是中國人，如果因為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被分裂，兵戎相見，骨肉相殘，對兩岸的同胞都是極其不幸的。和平統一，有利于全民族的大團結，有利于臺灣社會經濟的穩定和發展，有利于全中國的振興和富強。　　

⑶“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理論思考　　

通過上文可以看出，共和國后30年在統一問題上的基本政策和共和國前30年都有“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內容，但是共和國前30年的“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是一種暫時的過渡狀態，共和國后30年的“一國兩制，高度自治”則在很大程度上長期化、甚至永久化了（至少50年不變，甚至有人說50年之后也沒有變的必要）。　　

那么“一國兩制，高度自治”能不能長期化、甚至永久化呢？　　

顯然不可能，眾所周知“分裂之家不能持久”，資本主義制度和社會主義制度并存的狀態，只能是一種暫時過渡狀態。如果把“一國兩制”當成國家政治制度的一種常態，甚至讓人誤以為兩種或多種制度不存在先進與落后的差別，可以永遠并存，甚至寫入憲法，一百年不變，一萬年不變。那么，這兩種制度并存本身，就會不斷產生隔閡（不會有人認為，民族大義這頂帽子一壓，資本主義制度和社會主義制度就沒有沖突了吧？），孕育分裂的因素。只有明確資本主義制度和社會主義制度并存的狀態，只是一種暫時過渡狀態，在社會主義占主導地位的情況下，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其它落后的社會制度會逐步得到改良，最終也融入社會主義之中（“臺灣之社會改革可以從緩，必俟條件成熟并尊重總裁與兄意見協商決定然后進行”，但一定要改），“一國兩制”才能起到維護統一，實現平穩過渡的作用。　　

同樣，“高度自治”也只能是一種暫時過渡狀態，特別行政區最終還是要正常化。如果把“高度自治”當成國家政治制度的一種常態，那么，“高度自治”本身，也會不斷孕育分裂的因素。試想，如果“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香港、澳門不向中央上繳財政收入是一種常態，為什么不能“藏人治藏”，“蒙人治蒙”，甚至“北京人治北京”，“上海人治上海”，這些地區也不向中央上繳財政收入？如果這種狀況真的成立現實，中國不久分裂了？只有明確“高度自治”也只是一種暫時過渡狀態，特別行政區最終還是要正常化，“高度自治”才能起到維護統一，實現平穩過渡的作用。　　

總之，共和國后30年的“一國兩制，高度自治”則在很大程度上長期化、甚至永久化了，這是一個重大失誤，必須盡快糾正，明確“一國兩制，高度自治”只是一種暫時過渡狀態。　　

2．改革開放中出現的問題對統一的影響　　

社會主義制度也和其它各種制度一樣，必須不斷通過改革加以完善。如果中國通過改革開放各方面都大大超過了香港、澳門和臺灣，顯然是有利于統一的。遺憾地是，由于“資改派”歪曲改革方向，大搞殖民地資本主義復辟，這種情況并沒有出現。　　

單單從經濟上說，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數字，2008年大陸人均GDP是2460美元，臺灣人均GDP約16274美元，臺灣是大陸的6.6倍。大陸與臺灣差距進一步擴大了。　　

尤為重要的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大陸社會狀況急劇惡化，不僅有幾千萬下崗職工，大學生也面臨畢業即失業的處境，妓女多達2000萬人，毒品問題死灰復燃，黑惡勢力橫行，這一切勢必使香港、澳門和臺灣人民對統一產生疑慮。　　

中國大陸社會狀況急劇惡化，導致香港、澳門和臺灣擁護中央，擁護統一的左派的集體失語。一位香港左派人士說：“六七反英抗暴時，到處都有人喊：‘看看那邊吧，沒有妓女，沒有毒品，沒有賭場，沒有黑社會，沒有失業，醫療、教育、住房、養老全免費，工人農民是國家的主人，你們不想要這樣一個世界嗎？’可是，今天我們又能說什么？”　　

中國大陸社會狀況急劇惡化和香港、澳門和臺灣左派的失語，必然導致右派分裂勢力的抬頭，80年代以前，“民主臺灣聯盟”等左派是臺灣反蔣的主要力量，80年代以后，“民主進步黨”等右派是臺灣反對派的主要力量。80年代以前，香港、澳門爆發了一系列擁護中央，擁護統一的群眾運動，80年代以后，這種群眾運動再也看不見了，相反，不少群眾運動是針對中央的。例如就在前幾天，香港婦女上街游行，抗議丈夫在大陸“包二奶”。試想，這種事共和國前30年會發生嗎？　　

順便說一句，改革開放中出現的一些問題也是大陸民族分裂勢力抬頭的重要原因。以西藏為例，首先，平反運動中有過分寬大的情況。1978年拉薩召開大會釋放一批上層反動集團罪犯和特務人員。1979年寬大處理1959年參叛人員。為崔科·頓珠才仁、桑頗·才旺仁增、江措林·土登格桑等平反。其中有的人后來繼續宣傳“藏獨”。其次，思想解放中出現了一些偏差，使一些藏族同胞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信仰產生了動搖，出現了信仰空虛，喇嘛教影響有所擴大，在一些藏族同胞特別是沒有經歷過民主改革的年輕人中出現了對達賴喇嘛的崇拜。再次，對“藏獨”勢力和外國干涉勢力反擊不夠有力。此外，還有改革開放中沿海優先發展的戰略導致西藏和漢族居住區特別是沿海地區生活水平差距拉大；改革開放中一度片面強調干部知識化、專業化，對受教育水平較低的藏族干部不夠重視；改革開放中西藏少數干部出現了腐敗問題等。這些問題引發了西藏人民的不滿，為“藏獨”勢力的沉渣泛起提供了土壤。　　

總之，“資改派”歪曲改革方向，大搞殖民地資本主義復辟，使中國大陸社會狀況急劇惡化，對統一產生了極為不利的影響。　　

3．港澳回歸與問題　　

    1984年12月19日，中英簽署關于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1997年7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恢復對澳門行使主權，香港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特別行政區。　　

　1987年4月13日　，中國總理和葡萄牙總理分別代表中葡兩國政府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西大廳正式簽署《中葡聯合聲明》。在　1999年12月20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恢復對澳門行使主權，澳門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特別行政區。　　

港澳回歸是共和國后30年在統一問題上的最大成就，這一功績不容抹煞。　　

但是，回歸之后的港澳問題也不少。下面擇要說兩點。　　

首先，外國勢力干預日益猖獗。基本法委員會成員、全國政協委員劉乃強表示，外部勢力干預港澳的問題非一朝一夕，不只是針對某一、兩件事而言。這些干預活動是具有“持久性”及“廣泛性”，且存在日益猖獗的趨勢。外國在香港資助的民間組織、研究所、公關團體等機構，未經證實的數字達二百多間。其中某些機構是比較出名的，例如“無國界記者”就是美國“中央情報局”（CIA）所支配的機構，專門在世界各地批評一些與美國意識形態不同的國家的人權狀況、言論自由等。又例如一個叫做“全國民主基金會”的組織，它在一九八三、八四年左右，CIA專門從事顛覆別國政權活動的財政資助，由于聲名狼藉，在美國國會兩院議員窮追猛打下，這筆基金被迫公開，變成“國家民主基金”，受美國國會監管。有一個在香港比較出名及活躍的旗下組織名叫“National Democratic Institute，簡稱NDI”，即“全國民主學會”；該協會由民主黨控制，并在香港設有辦事處，專門為本港某些政黨提供選舉策略。李柱銘經常無理指責中聯辦官員干預港務，但自己卻跑到美國去“說三道四”，尋求外國勢力支持。民主黨前主席李柱銘的前助理Ellen Bork，是美國極右派種族主義參議員Jessie Helms的下屬。中國對自己香港的管轄被攻擊為“干預港務”，香港向美國請示匯報倒成了正常了？顯然，今天香港、澳門盡管表面上回歸了，但很大程度上仍在外國勢力控制下。　　

其次，中國中央政府過分依賴上層人士。而對占香港、澳門人口95％以上的工人、農民視而不見，很大程度上寒了他們的心。1967年反英抗暴時，中國中央政府堅決支持香港工人的罷工斗爭。而香港、澳門回歸后，中國中央政府光談商務合作，很少談工人、農民的權益。不少是針對中央的活動和工人、農民的權益有關，而中國中央政府沒有積極支持工人、農民的權益，導致部分人倒向“民主派”。事實上，中央奉為上賓的那些統戰人士未必和中央一條心。而原本能和中央一條心的占香港、澳門人口95％以上的工人、農民，卻被多年的冷遇寒了心。　　

4．妥協與臺灣問題的發展　　

臺灣問題近年來不斷的發展，臺獨勢力日益猖狂，原因固然很多，但是，中央政府的過分妥協顯然是一個重要原因。　　

例如，中央政府有關臺灣問題和中國立場的“舊三段論”到“新三段論”的演變。以前的標準說法是：中國只有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唯一合法的政府，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而新的說法是：中國只有一個，大陸和臺灣均為中國之一部分，中國主權不容分裂。新的定位不僅是一種文字上的斟酌修飾，而且事實上承認了在“一個中國”框架內臺灣的“共享主權”地位。承認臺灣的“共享主權”地位，否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唯一合法的政府，這顯然在一定程度上為臺獨制造了法理依據。　　

再如，早在中美建交時，中央政府就默許了美國用“臺灣關系法”這樣的國內立法對臺灣地位的涵蓋與保護。今天，很多國家要求也制定的“臺灣關系法”。 中央政府同意臺灣在以妥協性質的“中國臺北”名義下成為一些非政治性的國際組織的正式成員，如國際奧委會、世界貿易組織、亞太經合組織等。嚴格的說，這些非政治性的國際組織也是主權國家參與的（似乎除了香港、澳門和臺灣都是主權國家），同意臺灣成為非政治性的國際組織的正式成員很容易使臺灣獲得國際的承認。近來又把“中國臺北”改為“中華臺北”，一個中國原則更加模糊了。　　

此外，大陸方面長期給予臺商超國民待遇，臺灣人事實上在大陸高人一等，享有種種特權。前些日子的劉漢黃案就從一個側面反映了臺商在大陸的橫行霸道。給予臺商超國民待遇表面上似乎有利于統一，實際上是不利于統一的。因為臺灣人明白他們在大陸享有種種特權很大程度是當前臺灣的地位造成的。如果統一，這些特權就有喪失的危險。即使為了維護高人一等的地位，臺商也不會贊成統一。除非大陸統一后給臺灣人更多的特權，讓大陸工人、農民全部變成劉漢黃，可是，大陸人民會答應嗎？事實上，很多在大陸的臺商支持臺獨勢力，因為每次臺獨勢力一搞分裂活動，大陸總是出臺一些優惠政策。　　

總之，中央政府在統一問題上的過分讓步和過度優惠政策，很大程度上助長了臺獨勢力的氣焰，反而不利于國家統一。　　

綜上所述，港澳回歸是共和國后30年在統一問題上的最大成就，這一功績不容抹煞。但是回歸之后的港澳問題也不少，很大程度上仍在外國勢力控制下。而且共和國后30年的“一國兩制，高度自治”在很大程度上長期化、甚至永久化了，“資改派”大搞殖民地資本主義復辟使中國大陸社會狀況急劇惡化，中央政府存在過分讓步和過度優惠政策，這都是不利于國家統一的，甚至不斷孕育分裂的因素。這就是共和國后30年統一問題的基本情況。　　

三、絕不能容許“特別行政區”向大陸延伸。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出現了一種中央授權特別行政區在本身行政管轄范圍之外的土地上實施管轄，公開把社會主義變成資本主義的情況。　　

　2006年10月31日　，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關于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對深圳灣港方口岸區實施管轄的決定》，授權香港特區政府在位于深圳境內的港方口岸區范圍內實行全封閉管理，港方口岸區的范圍及使用期限由國務院決定。在港方口岸區實施香港法律，并由香港執法人員管理。根據上述《決定》，香港特區立法會隨后制訂了《深圳灣口岸港方口岸區條例》，就有關管轄作出了細則性規定。　　

　2009年6月22日　，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九次會議聽取了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副主任周波受國務院委托對《關于提請審議授權澳門特別行政區對橫琴島澳門大學新校區實施管轄的議案》所作的說明。周波說，國務院已經同意澳門特別行政區關于將澳門大學遷址到珠海市橫琴島的請求，建議由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決定，授權澳門特別行政區依照澳門特別行政區法律對橫琴島澳門大學新校區實施管轄，橫琴島澳門大學新校區與橫琴島其他區域實行隔離式管理。　　

就這樣，深圳灣口岸和橫琴島澳門大學新校區，轉眼間就從大陸的一部分變成了特別行政區的一部分，由社會主義公然變成了資本主義！　　

顯然，這是違背“一國兩制”初衷的。毛主席“香港在收回之后可以在一定時期實行資本主義”和“一綱四目”等政策，只是一種暫時過渡狀態，在社會主義占主導地位的情況下，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其它落后的社會制度會逐步得到改良，最終也融入社會主義之中。80年代“一國兩制，高度自治” 強調“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大陸的社會主義制度和臺灣的資本主義制度，實行長期共存，共同發展，誰也不吃掉誰”。但是也絕不是把大陸的土地陸續劃歸特別行政區管轄，公開把社會主義變成資本主義。今天把深圳灣口岸和橫琴島澳門大學新校區劃歸特別行政區管轄，顯然是資本主義吃掉了社會主義。　　

單單從國家統一上說，授權特別行政區在本身行政管轄范圍之外的土地上實施管轄也是極為愚蠢的。周波說，鑒于澳門地域狹小，已無適合的土地供澳門大學擴建，所以就應該把橫琴島澳門大學新校區劃歸澳門特別行政區管轄。那么我想問一句：如果馬英九要建一座“總統府”而沒有合適的土地，難道也應該把中南海劃歸臺灣管轄？　　

從理論上說，特別行政區本身是“高度自治”，中央很大程度上無法行使行政管理權。不斷把大陸的土地陸續劃歸特別行政區管轄，實行“高度自治”的全封閉管理，這種趨勢如果不加以遏止，必然導致“高度自治”的地區越來越多，中央能夠行使行政管理權的地區越來越少。顯然，這會孕育分裂的因素。　　

從實踐上說，“大特別行政區”客觀上是為達賴喇嘛的“大藏區”提供依據。十四世達賴喇嘛一直堅持所謂“大藏區”，包括現在的西藏自治區和青海省全部、新疆的1/5地區、甘肅的2/3地區、四川的2/3地區、云南的一半，面積超過240萬平方公里，約占中國總面積的1/4。2008年的11月，在北京參加接觸商談的十四世達賴喇嘛的私人代表向中央政府提交了一份《備忘錄》，再次提出：“現今被中華人民共和國賦予自治地位的所有藏族地區，需要納入統一的自治管理范圍內。現今的行政區域劃分，將西藏人分散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自治區和許多省份當中，從而造成藏人被分散割裂，各個地區發展不平衡，同時也嚴重削弱了保護和弘揚民族特性，文化與佛教傳統的力量。” 中央政府表示：從中國涉藏區域行政區劃的歷史沿革中，看不到任何有關“大藏區”行政區劃的記載，絕不會建立“大藏區”，這是完全正確的。可是，一方面反對“大藏區”，另一方面又積極把大陸的土地劃歸特別行政區管轄建立“大特別行政區”。這顯然給國際輿論和國內藏族同胞一種雙重標準的感覺，不利于國家統一。　　

總之，近年來出現的“特別行政區”向大陸延伸，把大陸的土地陸續劃歸特別行政區管轄的情況，不僅違背了“一國兩制”初衷，公開把社會主義變成了資本主義，而且會孕育分裂的因素，不利于國家統一，應該立即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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