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田會議召開之前，毛澤東在革命老區福建龍巖連城的新泉對紅四軍中大量存在的非無產階級思想進行深入調查和初步整頓，從而為古田會議的成功召開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 

　　一、毛澤東開展新泉整訓的歷史背景 

　　1929年，毛澤東、朱德帶領紅四軍離開贛南入閩，在打開農村革命根據地建設新局面的同時，由于部隊結構的變化，斗爭環境的改變以及艱巨的工作任務，紅四軍內部面臨新的考驗，由此構成了新泉整訓的歷史背景。 
　　第一，革命隊伍中非無產階級思想的大量存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的社會特點以及大革命的失敗，使中國共產黨人在血的教訓中認識到武裝斗爭對于中國革命的重要作用，而武裝斗爭的依靠力量是軍隊，因此，如何建立一支無產階級性質的革命軍隊成為中國共產黨人武裝反抗國民黨統治的根本問題。雖然在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斗爭時期，毛澤東就特別注意加強軍隊的思想建設，力圖將主要由農民和舊軍隊組成的紅軍建設成能執行無產階級**政治任務的革命軍隊，但隨著革命戰爭的發展和根據地的擴大，特別在1929年紅四軍從井岡山轉戰到贛南、閩西時，由于戰爭造成的減員和新兵員的補充，部隊的結構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此時的紅軍構成正如陳毅在同年9月份向中央匯報時指出的：四軍官兵的成分，(1)歷史的：葉賀舊部到現在大半成了干部分子，……此項人數約占十分之二左右，在贛南閩西新招募的約占十分之二左右。由此可見，紅四軍的成員大多為農民、小資產階級以及被俘虜過來經改編的舊軍隊士兵，中下級軍事指揮人員甚至是高級軍官也大多來自舊軍隊。部隊結構的復雜性為非無產階級思想的滋生提供了土壤，毛澤東把此時紅四軍中存在的非無產階級思想歸納為單純軍事觀點、極端民主化、非組織觀點、絕對平均主義、主觀主義、個人主義、流寇思想和盲動主義殘余等類別，他還明確指出，這些非無產階級思想的存在，“對于執行黨的正確路線，妨礙極大。若不徹底糾正，則中國偉大革命斗爭給予紅軍第四軍的任務，是必然擔負不起來的”〔1〕。 
　　第二，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原則經受嚴峻考驗。自從三灣改編確立了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原則以來，毛澤東帶領的工農革命軍擺脫了秋收起義失敗的頹喪之氣，部隊的精神面貌為之一新，戰斗力也得到巨大提升，確保了紅軍在白色恐怖的惡劣環境中打開了“工農武裝割據”的新局面，在敵人力量薄弱的偏僻山區站穩了腳跟。但是，隨著紅四軍進入閩西后，由于頻繁的軍事行動，部隊中一大批優秀干部在戰斗中英勇犧牲，同時部隊亦無暇開展正常的思想教育和黨內理論教育活動，直接導致紅軍的政治素質下降。此外，新兵員補充過程中使部隊的成分更加復雜化，使得紅四軍的非無產階級思想不斷滋長。這些錯誤思想的存在與發展，最終引發了紅四軍內部關于建軍原則的大爭論。1929年6月，紅四軍因要不要在前委下再設軍委及前委與軍委關系的問題上產生一場爭論。爭論的焦點是軍委是否存在的問題，其實質是個人領導還是黨的領導問題〔2〕。盡管軍委的問題在上杭的白沙會議勉強得到解決，但由此帶來的后續爭論并沒結束。為了統一思想，解決分歧，1929年6月22日，紅四軍召開了第七次黨代表大會。但大會只是采取折中與調和的辦法解決爭論問題，會上不僅沒有采納毛澤東提出的關于堅持和加強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克服紅軍中滋長的單純軍事觀點、極端民主化、流寇思想等非無產階級思想的正確主張，而且毛澤東本人還受到嚴重警告的處分，前委書記一職也被陳毅所取代。不過，紅四軍的問題并沒有因為毛澤東的離開而得到解決，相反日益滋長起來的非無產階級思想對部隊的發展起著嚴重的干擾作用。為此，紅四軍的許多干部都希望毛澤東返回主持前委工作，以扭轉部隊中出現的不健康局面。 
　　第三，黨的工作重心面臨新的爭論。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因受共產國際和蘇聯經驗影響，城市工作一直是我黨的工作重心。盡管八七會議確立了武裝反抗國民黨統治和土地革命的總方針，但在如何開展武裝斗爭的問題上，從中央到地方都存在著兩種截然不同的聲音。此時的中央，一方面是以李立三為首的把持大權的同志在對中國革命形勢的估量上，一直是過高估計了城市工人運動，輕視農村革命根據地的發展〔3〕。另一方面，作為當時中央實際主持工作的周恩來則已初步把握了中國革命的一些規律性問題，比如他已認識到：“先有農村紅軍，后有城市政權，這是中國革命的特征，這是中國經濟基礎的產物”〔4〕，“目前紅軍的基本任務主要的有以下幾項：一、發動群眾斗爭，實行土地革命，建立蘇維埃政權；二、實行游擊戰爭，武裝農民，并擴大本身組織；三、擴大游擊區域及政治影響于全國。紅軍不能實現上面三個任務，則與普通軍隊無異”〔5〕。中央對工作重心的不同意見必然導致地方無所適從。以紅四軍為例，既有像毛澤東那樣對中國農村革命根據地建設有著牢固信念的典型代表，也出現以林彪為代表的產生“紅旗到底能打多久”疑問的動搖派，但由于當時執掌中央領導權的同志把共產國際指示教條化，把十月革命經驗神圣化，從而使“城市中心論”一直在黨內占據主導地位。因此，即使在多次城市武裝暴動失敗和農村割據斗爭蓬勃發展的正反兩方面事實的對比面前，中央的領導同志仍不顧敵我力量懸殊的客觀現實，迫切希望和命令紅軍進攻大城市，提前同反動派較量。中央的這些錯誤指令反映到紅四軍就表現為部隊的官兵看不到農村革命根據地的希望，由此導致他們不愿意做艱苦的農村根據地工作，“對建立蘇維埃，建立農民協會，建立游擊隊和農村中的黨組織，不關心或不大關心，不積極做群眾工作”〔6〕，喜歡“走州過府”，搞流動游擊。所有這一切，顯然是在實踐斗爭中創造性地提出并符合中國國情的“工農武裝割據”思想的毛澤東所不愿意看到的。 

　　二、毛澤東開展新泉整訓的主要內容 

　　新泉是閩西重鎮，交通要隘，北通連城、長汀和江西瑞金，南通上杭、永定和廣東潮汕，東通龍巖、漳州和廈門，地理形勢十分險要，歷來為兵家必爭之地。毛澤東對此并不陌生，整訓前他曾幾次帶兵駐扎過新泉。1929年5月中旬，毛澤東、朱德等人率紅四軍抵達該地，有力地推動了當地的武裝斗爭，該月下旬攻打龍巖時，當地農民武裝30多人參加了斗爭。同年6月中旬，毛澤東再次帶領部隊回到新泉，在他直接領導下建立了連城第一個紅色政權——連南區革命委員會，并在此組建了紅四軍第四縱隊，將連南農民武裝改編為第四縱隊第十大隊。毛澤東還指示地方黨政負責人創辦新泉工農婦女夜校，使夜校成為提高當地婦女思想覺悟，推動革命斗爭的重要場所。 
　　面對部隊中存在的種種問題，11月28日，回到部隊的毛澤東在長汀主持召開了紅四軍前委擴大會議，貫徹執行中央“九月來信”指示。會議在分析時局和紅四軍內部存在問題的基礎上決定：一、召開紅四軍第九次黨代表大會；二、用各種方法建立紅四軍的政治領導；三、糾正紅四軍黨內各種錯誤思想傾向。毛澤東深知，徹底糾正部隊中黨內的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肅清舊軍隊影響，是提高廣大指戰員斗爭覺悟，實現黨對紅軍政治領導，創建新型人民軍隊的關鍵，因此，要完成前兩項工作必須以做好最后一項工作為前提。于是，一場全軍的思想整頓運動不可避免地拉開了帷幕，新泉整訓則是這場整頓運動的序曲和重要組成部分。整訓是從12月3日毛澤東、朱德、陳毅率領紅四軍駐扎進連城的新泉開始的，前后持續了十多天之久。新泉整訓包括政治整頓和軍事訓練兩個內容，其中軍事訓練由朱德負責，目的是嚴肅軍人風紀，提高作戰本領。政治整頓則由毛澤東和陳毅負責，旨在讓指戰員明確紅軍的主要任務，自覺克服非無產階級思想，糾正舊軍閥作風。整訓期間，毛澤東圍繞紅四軍中存在的思想政治問題，開創性地做了以下工作： 
　　第一，舉行各種調查會，摸清部隊官兵思想問題及其根源，為糾正非無產階級思想做了前期準備。召開調查會是土地革命時期毛澤東開展調查研究，了解實際情況，制定方針政策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1929年3月14日，紅四軍攻陷長汀城后，毛澤東曾組織召開了由錢糧師爺、老衙役、老裁縫、老私塾先生、老佃農、無業游民等六種人參加的座談會，借此了解長汀的政治、經濟、階級狀況和民情風俗。正是這些調查結果，為一周后他在紅四軍前委擴大會議制定創建贛南、閩西革命根據地的正確主張提供了依據。1929年7月，回到地方的毛澤東在中共閩西“一大”召開之前，發現與會代表對閩西的革命形勢和社會狀況缺乏全面了解，便推遲開會時間，讓代表分散到各地開展一個多星期的調查，自己則主持參加各種座談會，了解實際情況，并為大會制定切合實際的方針政策準備材料。重回紅軍領導崗位的毛澤東盡管對紅四軍中存在的各種非無產階級錯誤思想了如指掌，但為了提高整頓效率，整訓期間，他不惜花費大量時間就部隊的錯誤思想進行深入調查。比如，部隊到達新泉后，毛澤東就在其住所“望云草室”的小廳里召開紅四軍支隊長、支隊黨代表以上干部約20余人的為期兩天的調查會。調查會上，毛澤東親自發問、親自作記錄，并同與會者一起探討紅四軍中存在的問題，分析產生問題的原因，尋求解決問題的辦法。此后，毛澤東又多次深入連隊，召開士兵調查會，聽取戰士對非無產階級思想在紅四軍中表現的意見。為了使了解的情況更準確、更全面，解決問題的措施更得力，毛澤東還邀請紅軍指戰員到“望云草室”座談，真誠地請他們提意見、反映問題。在此基礎上他還和陳毅一起召集由紅四軍黨內各級黨組織的書記、組織委員、宣傳委員參加的聯席會議，再次對部隊中存在的問題進行廣泛、深入的調查。此外，毛澤東還深入附近的農村，步行到離新泉五里外的官莊召開農民座談會，收集農民對紅軍的意見。通過調查研究，毛澤東進一步摸清了紅四軍內存在問題的種類、性質和根源，從而為這些問題的解決提供了鮮活的第一手資料。 
　　第二，開展思想教育運動，為提高官兵、軍民的思想覺悟做了大量工作。政治建軍是我黨領導的新型人民軍隊區別于舊軍隊的重要標志，是我黨在創建新型人民軍隊過程中逐步完善起來的重要制度，新泉整訓無疑是這一過程的重要組成部分。整訓期間，毛澤東體會到“紅軍黨內最迫切的問題，要算是教育的問題”〔7〕。因此，他把思想政治工作嫻熟地結合于各種調查會中，分別做好三類人的思想工作：一是黨員干部。召開調查會時，毛澤東既認真傾聽干部的意見，也注意做好黨員干部的思想工作，他根據自己所掌握的情況，對持有錯誤觀點的同志進行耐心的說服和幫助，啟發他們自覺提高認識。如在與干部座談中，針對有些人存在“軍隊只管打仗，至于蘇維埃政權、群眾工作等大可不必去做”的錯誤看法，毛澤東循循善誘地指出，紅軍是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決不是單純地打仗，應該擔負起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幫助建立地方革命政權的使命，否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義，也就是失去了紅軍存在的意義”〔8〕。二是普通士兵。整訓期間，毛澤東借調查會的機會向士兵講事實，擺道理，提高廣大戰士的思想認識，號召戰士們起來為徹底肅清非無產階級錯誤思想而斗爭。如在士兵調查會上，當有士兵提出“紅軍中官長騎馬，士兵走路不合理”的意見時，毛澤東在認真做好記錄的同時，更是耐心進行說服教育，指出絕對的平均主義是不對的，“必須反對不問一切理由的絕對平均主義，因為這不是斗爭的需要，適得其反，是于斗爭有妨礙的”〔9〕。在與戰士們就部隊中存在的肉刑問題進行交流時，毛澤東既肯定了廢止肉刑、打消官兵隔閡的必要性，又提出戰士要更加自覺接受管理訓練和一般紀律的要求。三是發動部隊內部開展大討論，讓官兵在討論中認清非無產階級思想的危害性和糾正這一錯誤思想的必要性，從而達到思想的統一。整訓期間，在毛澤東的組織領導下，紅四軍各個大隊、中隊、班都對紅軍黨內存在的非無產階級思想的表現、根源以及解決辦法進行了充分的討論，使新泉整訓成為一場廣大指戰員全員參加的思想政治運動。 
　　第三，加強組織紀律建設，為打造新型人民軍隊提供紀律保障。早在井岡山斗爭時期，毛澤東就十分重視部隊的紀律建設，他在總結革命實踐經驗基礎上，制定了“三大紀律六項注意”。整訓期間，毛澤東結合當地婦女常集結于溪邊洗衣服的實際情況，與朱德、陳毅商議，最后在“六項注意”的墓礎上，增加了“洗澡避女人”和“大便找廁所”兩條規定，形成我軍著名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并由政治部發出訓令，要求全軍貫徹執行。這兩條規定豐富和完善了井岡山根據地時期紀律建設的內容，既充分體現了紅軍尊重當地百姓生活習慣的優良傳統，又為新型人民軍隊建設提供了紀律保障。 
　　總之，經過一個多星期的整頓，全軍指戰員初步認識到非無產階級思想對紅四軍的危害，認識到糾正紅四軍黨內非無產階級思想對于軍隊建設乃至中國革命的重要性，從而使全軍官兵的思想達到初步統一。 

　　三、新泉整訓在毛澤東思想發展史中具有重要地位 

　　第一，新泉整訓是古田會議前毛澤東對紅四軍中存在的非無產階級思想進行初步整頓的思想政治運動，是古田會議的預備會。仔細考察古田會議前后紅四軍的巨大變化，我們可以斷定，中央“九月來信”的正確指導固然起了主要作用，但如果不開展新泉整訓，對紅四軍存在的思想政治問題進行徹底的了解和初步的整頓，很難想象紅四軍廣大將士的思想能夠由原來在建軍原則問題上存在巨大分歧的情況下在短時間內達到高度團結和統一。古田會議作為我黨我軍建設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重要會議，它通過的古田會議決議是我黨我軍建設史上的一個極為重要的綱領性文件。決議徹底地批判了紅四軍中非無產階級錯誤思想，全面、系統地總結了建軍以來同非無產階級思想斗爭的經驗，從根本上劃清了無產階級軍隊同舊軍隊的界限，解決了我黨我軍建設的方向、路線等重大問題，這一決議正是毛澤東集中新泉整訓期間的調查研究成果撰寫而成的。古田會議結束后，紅四軍堅決貫徹執行決議精神，從思想上、組織上進行再次整頓，全軍統一了思想，增強了團結，糾正了不良傾向，“全軍面貌為之一新，迎來了紅軍和根據地的大發展。兩年之后，原來不足四千人的紅四軍，發展成了有三萬將士的紅一方面軍，打破了國民黨軍隊數十萬人的三次圍剿；根據地發展成了幾占江西省半壁山河的中央革命根據地”〔10〕。由此可見，新泉整訓是紅四軍建設史上的重大創舉。 
　　第二，新泉整訓豐富了軍隊政治工作經驗。新泉整訓是我黨領導的人民軍隊第一次正規化整訓。毛澤東領導的政治整頓的內容和方式，是紅軍在土地革命時期加強思想政治工作的集中體現，也是手段多樣、成效顯著的思想政治工作典型案例。其表現在于：一是關心群眾生活，把解決思想問題與解決實際問題相結合。整訓期間，毛澤東既重視挖掘非無產階級錯誤思想的根源，更注重立足實際，關注官兵、民眾所關心的切身問題，他通過調查會，以集體座談、個別交流、探討溝通等方式，就官兵關心的肉刑、黨組織約束以及農民關心的地租剝削等問題展開深入的調研，并耐心細致地開展說服教育工作，把解決思想問題與解決官兵、軍民切身利益相關的實際問題結合起來，收到良好的效果。二是開創了利用重大紀念日開展政治工作的先河。整訓期間，恰值廣州暴動兩周年紀念日，毛澤東借此組織了包括紀念大會、閱兵儀式、游行和軍民聯歡會等形式多樣的紀念活動。他和朱德在紀念大會上發表了鼓舞人心的講話，并檢閱了經過整訓的紅軍和地方武裝，會后又舉行聲勢浩大的游行，軍民自編自演的聯歡會則把紀念活動推向高潮，整訓工作也由此宣告結束。 
　　第三，新泉整訓深化了調查研究的工作方式。毛澤東在青年時期就注重調查研究，投身革命后，他更是把深入社會實際的調查研究作為打開革命新局面的重要途徑。大革命時期，他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就是在徒步32天的實地考察之后總結出來的杰作。即便是在戰火紛飛的土地革命時期，身處偏僻山溝的毛澤東，只要時間、環境允許，他都要抽空開展調查研究，并將調查結果作為制定革命政策和決策的依據。在新泉整訓的十多天時間里，從“望云草室”到農家住戶，從部隊營地到練兵場，毛澤東多次主持召開調查會，對部隊中存在的應該糾正的錯誤思想以及如何加強黨和軍隊建設等問題廣泛聽取官兵的意見。通過調查研究，毛澤東收集了多方面的材料，進一步摸清紅四軍內存在問題的種類、性質和根源，在此基礎上，他又進行認真梳理分析，其不朽之作《古田會議決議》由此誕生了。從此以后，深入開展調查研究這一工作方式，成為毛澤東引領中國革命和建設不斷取得勝利的重要保障和行之有效的法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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