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認識文化革命

——《從戰爭與核戰爭的角度看文革》的學習評論

 張宗魯  

2008年8月

一、問題的提出。

文化革命打開了一些人的思想閘門，也就產生出一批思想家來。同時暴露了那一時代人的大腦發展程度和思想水平。這些思想家自然是文化革命的積極參加者。他們都具備著“善于獨立思考，認理不認權，凡事都要問個為什么，避免無主見地盲從”的一些人。這是當家作主人首先具備的品質，也是生產資料宣布為公共所有的社會主義制度，對社會上所有人的起碼要求。然而這種品質使他們反反復復地受到國家政權的鎮壓迫害，好不容易活到現在。不平則鳴”，他們要向全人類傾訴自己的觀點主張。這才出現了一批思想家。他們與反文革勢力不同。

反文革勢力中除了上層高官貴族集團之外的其他人，包括依附于大官們生存的上層知識分子在內，都是“認權不認理”的人。他們只具備模仿主人或上司的聲音，行為的高等動物的本能。不過，他們可以得到當權者的獎賞、提拔、重用，享受高薪、特高薪的待遇，以及“科學頭腦”、“知識精英”、“英雄”、“共和國的捍衛者”等美名鼓噪于全社會。他們當然不會成為思想家的。

當代的思想家由于各自的社會存在不同，經歷不一，各人學習接受的理論不同，以至完全相反。他們認定的“理”是各個階級的理，他們“獨立思考”時的立場、觀點、方法也不同；也就成了目前世界上各個階級、階層、政治派別的思想家。如楊小寧、傅荊原、這里的作者等。

“反復十年文革”是在生產資料宣布為公共所有的基礎上產生的。其本質是用公共所有權去限制、代替國家政權組織管理生產分配等一切社會活動，將最初的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到“虛政民權”的高級社會主義制度去。其目的是改造那些不能確保和維護公共所有權行使的上層建筑和意識形態，創造出能夠確保和維護公共所有權行使的上層建筑和意識形態（見文革綱領《十六條》）。這就使響應毛澤東的號召，行使憲法上明文規定的生產資料的公共所有權的文革勢力，同國家機構中行使權力人的集體——官僚壟斷階級發生了矛盾，產生了公共所有權與國家政權的生死搏斗。社會主義陣營的歷史，尤其是“十年文革”及緊接著的共運逆潮，一百次地證明了公共所有權與國家政權是兩種性質相反，不能同時存在行使的社會權力。

文化革命隨著毛澤東的去世而失敗，而且導致了國際共運的特大逆潮，幾乎所有的社會主義制度中的“共產黨的官僚壟斷階級”，都去消滅最初的社會主義制度，復辟名正言順的資本制度，或擴大資產階級法權，暫時保留社會主義的名字，等待條件成熟后改變名稱。

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當然是人類的大腦不夠發展，認識遠遠落后于社會的變化。生產資料宣布為公共所有那么長時間，人們生活其中都不去考慮公有制是什么、私有制是什么，它們之間的根本區別在哪里，公共所有權和私人所有權各是怎樣行使、確保、維護呢？既然人們對變化了的社會毫不關心，老是以過時的私人所有權行使時造成的觀念看待、要求、改造已經變化了的社會，那還有不復辟倒退的道理嗎？

原因的原因是共產黨在奪取政權、變革所有制的過程中，尤其是奪取政權后，忽視了或沒有認識到人類大腦發展，意識能力思想水平的提高問題，也就沒有教學、普及馬列主義的基本理論系統——造反有理論；反而加強了“法權觀念、道德倫理觀念、人們的等級從屬觀念”等私有觀念的灌輸。這一方面是私人所有權的社會權力行使人的需要，另一方面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著學校，占據著文藝宣傳陣地造成的。這既是歷史的局限性，又是共產黨上層領導人中的絕對多數人的大腦不夠發展，不能突破個人的社會本能進入自覺理性高度去的一種反映。這是人類社會發展中的一次特大教訓，也是目前先進的人們必須認真研究、理解、解決的問題。

共運逆潮使人類社會暫時退入、以美國政府為霸主的世界壟斷的資本制度去，并在共產黨內部產生了一個甘當世界壟斷分子奴才的官僚買辦階級。世界資本的壟斷分子雖然占不到全人類的百萬分之一，但有了這個遍布世界的龐大的官僚買辦階級當走狗，就能穩固地統治全人類一個時期。世界壟斷的資本制度造成了人間窮富差距地光速擴大，官府的腐敗、糜爛登峰造極，社會存在的不公平不合理無以復加。無法正常生存的無產者民眾出于動物的“生存欲”，進行自發的反抗和斗爭，而且越來越劇烈。同時世界壟斷階級更需要將階級矛盾轉移成民族矛盾，通過民族國家集團之間的戰爭，消滅國界建立統一的地球國，來確保世界壟斷的資本制度長期存在下去。

這種社會存在，要求人們從更廣的范圍、更深的層次上研究認識文革的原因、目的。因為“十年文革”是造成人類社會運動轉折的最大事件，它深入到社會的每個細胞中去，敵對的階級要鞏固發展自己的勢力戰勝對方，都需要對它作出有利于自己的說明與解釋。

二、總評《從戰爭與核戰爭的角度看文革》。

我們看了本書（以下簡稱《看文革》）沒有關于文革研究認識的感覺，卻有新時代的三國鼎立的看法，比看元末明初的文學家的《三國演義》還要精彩緊張。

作者在寫二戰后的世界戰爭時，不是寫無產階級的革命戰爭，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獨立戰爭等世界革命的新景象；而是寫中國利用美蘇爭霸的角逐獨立成第三極，成“三足鼎立”的世界局勢。其中有古巴的豬灣戰爭、侵越的特種戰爭、第三次柏林危機、中國的邊民外逃和暴亂、古巴導彈危機、中印邊界戰爭、蔣介石竄犯大陸，美國侵越的撤軍令及肯尼迪被殺，約翰遜將美國爭霸世界的戰備東移亞太，把侵越特種戰爭擴大成局部戰爭，此后點出了中國的文化革命。

我們注意的是作者不是寫小說 ，而是從更廣的范圍、更深的層次研究認識文革的原因和目的。我們首先看一下這個愿望。更廣的范圍，從空間上看是全人類。作者達到了這一點，不過是兩個超級大國的國王在爭奪霸權，再加上中華民族的領袖毛澤東；其他二十多億人口沒有提及，提到的其他幾個人也是這三個人的陪襯。更廣的范圍還包括時間上的范圍，應該是整個人類歷史，作者忽略了這一點，只是從第二次資本大戰后到文化革命的時間，重點是六0年到六六年。即便這個時間，也僅僅是從戰爭論戰爭，連春秋時代的《曹劊論戰》的水平都達不到。

“更深的層次”是指認識的深淺程度，作者沒有認真的考慮。表示認識深度的是“現象、本質、更深的本質”，而與本質處在同一個認識深度的概念還有“規律”。科學是反應客體的本質與規律的。《看文革》明顯是不科學的，對二次資本大戰后有關戰爭方面的材料加工、整理的立場、觀點、方法不對，得出來的結論就不正確。通篇充滿著作者的猜測、臆想，顯得非常牽強附會。這是缺乏社會科學知識的表現。我們是能理解的。

《看文革》的錯誤是：一、只看到了社會的現象和表現形式——戰爭；在認識戰爭時只看到了最高當權人和武器，沒有看到社會的本質和規律。當然這種認識要比那些只看到個人家庭中的幾個人、周圍鄰居幾家人、以及鄰村的幾件事的人高明一百倍；但不能因為目前社會上有那么多的人被“私人所有權的社會權力系統囚禁在個人及家庭的生產資料的取得中”，就不去顧及人類已經達到的對于社會本質與規律的認識。

二、本文適應了世界壟斷階級及其走狗——官僚買辦階級的需要，將各民族國家內部的階級矛盾、轉移到民族矛盾去，以便利用民族國家之間的戰爭實現消滅國界建立地球國，用資本的生產方式來長期統治人類的目的。事實上，這是美國政府自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一直在全力進行的工作。怎耐力不從心，在二00三年的侵伊戰爭中，反而使其霸權動搖了。一個具有兩億人口，號稱最富有、最發達、最強盛的世界霸主，還脅迫一些仆從國出兵，雖然能消滅弱小民族的國家，卻無法征服一個僅有兩、三千萬人口、彈丸大小、又很落后的民族。這也說明了用戰爭，包括核戰爭在內的觀點、認識人類歷史是荒謬的、膚淺的。

目前人類社會迅速地走向統一、不是由那一兩個超級大國的國家首腦的個人意志決定的，而是世界生產力高度發展，人類社會的經濟活動全面全球化造成的。目前的世界是資本生產方式絕對統治全人類的世界，在這種生產方式中存在著兩個敵對的勢力，行使資本權力的資產階級和服從權力的無產階級。這兩個階級都要按照自己的利益和要求改造同一個世界，這就出現了近代史上人類社會發展的兩條道路。資產階級要用資本的生產方式消滅國界統一世界，無產階級要消滅資本的生產方式創造共產的生產方式統一世界。這是自一八四八年《共產黨宣言》公布以來，人類社會的歷史事實。不顧這一社會規律談論戰爭、核戰爭，還不是適應世界壟斷階級的需要，企圖將人類社會的運動引上邪路嗎？

三、社會的本質與規律。

這個問題我們反復地介紹過，這里再簡述一下。社會的本質是人和將單個人結合成社會整體的“社會力”。人高于高等動物，凌駕于萬物之上的特殊本質是大腦。大腦的根本作用是“認識改造客觀必然，爭取相對自由”。由于人的大腦在實踐認識的大腦反復使用中發展，將個人結合成社會的“社會力”，也就有規則的更換著。這就造成了社會的組織結構，社會的日常活動規則依次更換的情況。所以人類每一個歷史階段的社會本質和規律都是不同的。為了幫助人們盡快地認識到各自所在的社會本質和規律，社會科學家們也就從整個人類歷史中的各個階段的本質和規律中、抽象概括出共有的屬性和部分，這就產生出社會的一般本質和規律。表述社會一般規律的叫歷史唯物主義。概述為：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意識、上層建筑、生產關系具有反作用。

對人（包括社會集團）的認識，馬克思指明了：人的本質是他的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這實際上是指人的社會本質、社會本能、社會屬性的問題（在這里、這三個概念是一個意思）。“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有兩大內容，一是這個人所在的社會關系網的性質內容，二是這個人在這個社會關系網中的地位。又因為每種社會關系的主要方面叫社會權力、每個社會關系網都有和它相對應的社會權力系統；所以一個人的“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也就是他們所在的社會權力系統中的位置。這是歷史唯物主義認識一個人、或社會集團或階級的社會本質的一種科學方法。

再看“社會力”。社會力分兩大類，一叫生產力；一叫生產關系。生產力是人類對抗自然力、改造自然物，取得生存發展所必須的物質能量的能動力。生產關系要分化獨立出其他許多社會關系，構成一個統一的社會關系網，將社會上并存著的所有人固定在各自的社會地位上，完成各自的社會職能。這樣社會才有了確定的組織結構和日常活動規則。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結合成生產方式，是生產活動的本質內容；也是生產方式中矛盾著的兩個方面，兩種類型的社會力。

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是指社會生產力的大小，決定了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長短，社會自由支配時間的多少，社會非生產活動的人口與生產勞動人口的比例；決定了勞動產品的豐富程度；決定了勞動負擔、勞動產品的分配方式，也就是社會權力系統、社會關系網的性質、內容、組織結構，一切社會活動中的“權力建立、行使，改換權力行使人”的方式方法；同時也決定了其他所有非生產活動能否從生產活動中分化獨立出來，存在發展下去。原因很簡單，因為人要生存發展，必須有足夠的物質能量，而這些物質能量全都通過生產勞動轉化而來。

社會的運動就是社會形態、社會制度的依次更換，其本質是社會關系網、社會權力系統的依次更換，其本質的本質就是生產方式的依次更換。造成這種運動的力量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與斗爭。斗爭的內容是勞動負擔、勞動產品的分配是否符合由生產力的水平確定的公平合理。社會權力系統中的一切權力產生于勞動負擔、勞動產品分配的需要。生產勞動負擔、勞動產品的分配方式物質化為生產資料的所有權；一種分配方式通過所有權的性質內容規定、固定下來，不同的分配方式、所有權的性質內容不同。為了確保和維護一種形式的所有權的正常存在和行使，就要建立它所需要的上層建筑和意識形態。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與斗爭，實際上是指社會權力系統中服從權力人的集體與行使權力人的集體之間的矛盾與斗爭。

具體一些的情況是：在一種社會權力系統的作用下，社會生產力發展到更高的水平；社會權力系統確保舊的兩類分配方式不變，也就造成了兩類分配的不合理、不公平。這種社會性的不合理、不公平隨著生產力的繼續發展提高越來越嚴重；服從權力的人不再服從權力，組織聯合成“民眾的大聯合”造反、革命，當革命的力量粉碎了舊的社會權力系統后，改變了生產方式——即兩類分配的方式后，也就產生出新性質內容的社會權力系統，社會也就質變成新的社會。此后，又開始了新的社會運動過程。

在人類的大腦不夠發展時，生產力也必然的相對低下，人類也就認識不到社會運動的一般規律，社會規律也就自然自發地起作用，為自己開辟前進的道路。當人類大腦發展到一定高度時，生產力也必定達到了相應的高度，認識到社會規律的人也就達到了相當的比數；同時也就創造出了新性質內容的社會權力系統，使其中任何社會活動的“權力建立、行使，改換權力行使人”的方式方法，非常容易而輕松愉快。這就適應了人類“認識改造客觀必然，爭取相對自由”的本性需要，符合了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的社會一般規律。這時社會運動的規律，也就在人類理性的控制下，自覺自為地起作用了。

四、我們所處的歷史時代。

我們所處的歷史時代是社會運動由“自然自發”向“自覺自為”的方式轉換的時代。這需要經過一定的時間，是一個過程；也就是由“私有制向公有制變革”的過程。其本質內容就是將私人所有權的社會權力系統改造成公共所有權的社會權力系統。其中的核心問題是認識了社會運動規律而又自覺地“認識改造社會力，爭取相對自由”的人，由一個到兩個，三個，五個……最后達到占并存人口的相當比例。這個過程是在私人所有權的社會權力系統中，服從權力人的集體——被統治階級，與行使權力人的集體——統治階級，反復進行的階級斗爭中實現的。在這個過程中自覺認識改造社會的人，自然要利用“自然自發的階級斗爭”達到自己的目的地。“自覺認識改造社會”的人，同樣分成兩部分，一是按無產階級的利益要求、一是按資產階級的利益要求，改造社會。這兩類人都占目前人口的極少數，絕大多數是處在個人的社會本能、支配下對社會起作用。

1、生產力的新高度，需要新的生產關系。由私有制向公有制的社會變革，開始于蒸汽機的發明并在個別民族國家中的普及使用。它使社會生產力的性質發生了變化，由肌肉收縮作動力的生產力、變成了通過機器用自然力作動力。這就使生產力發展的速度遠遠大于社會需求發展速度。而勞動負擔和勞動產品的分配方式，在它的社會權力系統和社會意識形態的確保維護下，不能及時改變，也就產生出“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危機中大批工廠關門、倒閉，大批出賣勞動力的無產者失業，流落街頭無法生存，動物求生的本能，使他們組織聯合起來進行暴動，同占有社會財富的權力行使人拼命。整個資本的社會權力行使人組成的階級，就使用他們的國家對暴動的無產者進行鎮壓屠殺。這種社會存在反映在先進人物的大腦中，產生出空想共產主義，而后發展成科學共產主義。也就正式開始了“由私有制向公有制變革”的社會運動過程。

2、共產革命的史前社會。共產革命的實質是消滅資本的生產方式創造共產的生產方式及確保維護它的上層建筑和意識形態。共產革命史前狀態的社會是資本生產方式占統治地位的資本社會。資本制度是由封建制度變革而來，封建制度由奴隸制度變革而來，奴隸制度由原始制度變革而來。這些變革是社會規律自然自發地為自己開辟道路前進的情況。

在資本生產方式產生之前的人類社會，由于受到人類自身大腦發展和生產力水平的限制，是處在地球表面的各地域中孤立發展的。由古猿質變成人的先后時間差別很大，各地域的人類社會發展、停滯等情況也不相同，其中絕種、滅亡的人類種群是很多的。為此，民族國家的資產階級革命的時間也就拉開了。資本制度的使命就是消滅人類各部分封閉孤立發展的狀態，實現各民族相互作用相互影響著發展，使人類走向統一。這就產生出后進民族“超越階段發展，后來居上”的新規律。

資本生產方式通過競爭，商品輸出、資本輸出、科技文化輸出；開辟、爭奪市場、料源、投資場所占領殖民地的戰爭，世界大戰、局部戰爭、爭奪霸權的戰爭向前發展；使生產資料越來越集中、生產規模越來越大，最后全人類創造財富的二分之一以上集中壟斷在幾個人或一個人手里。它的反面就是無產階級的革命戰爭，以及反對侵略、掠奪的民族獨立戰爭，創造共產的生產方式和共產制度統一世界。

資本制度的發展是屬于社會規律自然自發地起作用的最后形式。無產階級改造社會是認識了社會規律的人，利用自在的階級斗爭，去自覺地創造共產的生產方式和共產的社會權力系統的社會運動。

3、無產階級改造社會。無產階級革命最初是在后進民族的資產階級革命中，無產階級的先進分子在社會規律指導下組成先鋒隊，去啟蒙、教育、組織普通無產者形成自為的階級，聯合一切受封建的社會權力系統限制、壓迫、剝削的階級、階層、社會集團和個人，形成“民眾的大聯合”，通過暴力革命，粉碎了封建的社會權力系統。當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取得統治權，解除無產階級的武裝、屠殺無產階級的有形勢力時，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就號召組織民眾用武裝反抗的辦法，戰勝資產階級的鎮壓、奪取社會的統治地位；借用“沒有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國家”（因為無產階級是堅決反對并消滅任何形式的國家的）、變革所有制、宣布生產資料公共所有。此后，由處在黨、國家、社會最高領導地位的共產主義的小集體發動領導文化革命。一是教會民眾行使公共所有權組織管理一切社會活動；二是限制、剝奪國家的權限和職能；三是創造能夠確保和維護公共所有權正常存在和行使的上層建筑和意識形態；四是使公共所有權形成完整的社會權力系統；五是宣布國家已經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而解散。從此，社會規律也就自覺自為地起作用了。

4、最初的社會主義制度。它是在科學共產主義指導下、無產階級奪取政權變革所有制的產物，是共產制度的幼苗同資本制度的龐大軀體并存、而且進行著生死搏斗，推動著社會變革的過渡性社會。共產制度的幼苗是“公共所有的名義和限制資產階級法權的一系列政策”。資本制度的“軀體”是資本的社會權力系統、造成的整個社會的組織結構和社會日常活動規則。資本的社會權力系統是“沒有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國家，確保行使資產階級法權”的社會權力系統。資產階級法權是指“多勞多得”的整個社會活動的運行規則；具體表現為“工資（包括工分在內）勞動、商品生產、貨幣交換、利潤核算、生活資料的取得依舊是個人的私事，社會權力行使人按照嚴格的等級差別享受等級不同的特權和生活待遇。在這種社會的組織結構中，還沒有民眾行使“公共所有權”的形式和可能。

從資本的社會權力系統造成的社會結構和社會日常活動規則看，它是一個徹底完全的“國家壟斷的資本制度”。它比西特勒創造的“國家壟斷的資本制度”要高一點，一是生產資料集中壟斷的程度高；二是有公共所有的名義和限制資產階級法權的一系列政策。正是這個名義和這些政策使那些行使資本權力的人享受資本特權，既不名正、又不言順，既不合情、又不合理，成了他們享受資本特權的鎖鏈和鐐銬。這就使他們對這個名義和這些政策恨之入骨、咬牙切齒，只要有半點機會和可能，也要制造借口擴大資產階級法權，取消公共所有的名義。這就是說處在資本的社會權力系統中行使權力人的集體，是本能地消滅社會主義制度，復辟資本制度的社會勢力。

由于處在資本的社會權力系統中行使權力的人，依靠軍隊、特務、警察、保安、法庭、監獄、等級森嚴的下屬官吏等社會專職暴力和人員行使特權；其下屬、民眾是無法對長上踐踏憲法、違反政策、擴大特權的行為進行抵制、反抗、斗爭的。相反當權力對于下屬、民眾違抗自己指令的行為不能隨時化解，包括說理、威脅、利誘、體罰、關押、當即處死等，也就不可能成為私人所有權的社會權力系統中的官員，不能行使權力。在這種社會權力系統中，即便響應最高領導人的號召，行使憲法上明確規定的公共所有權的民眾，給上司提意見和批評，也逃不出受迫害、遭鎮壓的命運。這是整個社會主義陣營的歷史反復一百次地證明了的事情。

最初的社會主義制度中的根本矛盾是“公共所有權與國家政權”的矛盾。公共所有權人格化為民眾和國家政權中個別的“大腦發展超出了社會本能，進入自覺理性高度”去的共產主義者。國家政權人格化為，資本的社會權力系統中排除個別共產主義者之后的、所有權行使人構成的集體。這一社會矛盾和斗爭的實質就是“發展共產制度的幼苗成共產制度，同消滅共產制度的幼苗復辟資本制度的矛盾與斗爭。其具體表現是用公共所有權去限制代替國家政權的職能，還是剝奪公共所有權擴大資產階級法權的問題。

5、第二次資本大戰后的新局勢。第一次資本大戰產生了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第二次資本大戰中法西斯陣營的覆滅，大大的削弱了世界資本的勢力。人民反法西斯的戰爭，使很多民族國家的共產黨建立了自己的軍隊，這就很容易使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斗爭上升為階級社會中的最高斗爭方式，也就產生了一個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陸地三分之一，有十多個民族國家組成的社會主義陣營。這使世界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勢力對比發生了本質的變化。同時最初社會主義制度中的民眾階級與官僚壟斷階級的矛盾，也開始顯露出來了。這反映在斯大林的二分半錯誤上。

斯大林是偉大的馬列主義者，繼列寧之后帶領蘇聯人民完成了所有制的變革，戰勝了西特勒的侵略，保住了社會主義制度，發展成社會主義陣營，功勛卓著。同時他看到了“實行巴黎公社制度”很難，沒有繼續革命，片面地強調了發展生產力，搞經濟建設；忘記了生產關系必須適應生產力、上層建筑必須適應經濟基礎，沒有用公共所有權去限制代替國家政權，組織管理一切社會活動。此外，對中華民族的新民主革命的指導是有錯誤的。他在第二次資本大戰后，低估了世界無產階級和人民的力量，過高的估計了美國政府代表的舊式資本勢力，采取了“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戰”的錯誤政策，給了一些民族國家共產黨的領導人“交出軍隊到資產階級政府里做官”的指導。在資本帝國陣營發動的侵朝戰爭中不僅不出兵抗擊，答應支援志愿軍的武器裝備也遲遲不發送，而且不去配合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進行，在西歐發動無產階級的革命。

我們清醒的是，斯大林對二戰后局勢的估計和政策，不是他個人的意志和決心；而是他背后的政治集團、政治集團背后的官僚壟斷階級的利益和要求。在一個時期他雖然殺掉了一批擴大資產階級法權的人，卻也錯殺了一些不該殺的人；結果也沒有阻止住，他身后的官僚壟斷的政變和社會的倒退。

二戰后毛澤東對世界局勢的認識是正確的。那時舊式資本制度已經到了“強弩之末，不能穿鎬素”的程度。美國政府不過是外強中干的紙老虎，原子彈只是對世界人民進行精神恐嚇的工具。這從中華民族的三年解放戰爭、三年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完全證明了。所有這些表明了：自從產生了社會主義陣營后，人類社會向共產制度前進的直接阻力不只是舊式資本制度，還有赫魯曉夫代表的官僚壟斷階級。這正如荷、英、法、美、德、日等民族國家進入了資本制度后，人類社會的生長點，不再是資產階級革命，而是無產階級革命那樣。這就提出了對最初的社會主義制度如何繼續改造的新問題。

6、文化革命的緊迫性。認識到社會的本質和規律的共產主義者，進入資本的社會權力系統中行使權力，是能夠掙脫個人社會本能的支配，擔負起“消滅私人所有權的社會權力系統，創造出公共所有權的社會權力系統”的使命的。否則，他不僅不是共產主義者，而且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叛徒。

毛澤東在延安整風后，同黃炎培關于“走出歷史大循環”的談話中，已經有了充分的思考。進北京之前的西柏坡會議上，就向全黨提出了“奪取政權只是萬里長征的第一步”的預告。所有制變革后，緊接著適應公共所有權的需要，開門整風、擴大民主。讓一部分民眾（有文化的人，包括中學生和小學教師）行使公共所有權，給共產黨的干部提意見和批評。發明了行使公共所有權的形式——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得到了毛澤東的肯定和支持。然而在緊接著而來得“反右擴大化”中由國家政權的力量，將民眾行使的公共所有權給徹底剝奪和封殺了。毛澤東發現了“反右擴大化”，多次提出讓政府有關部門糾正平反；雖然一些人的冤案得到了糾正，而另一部分卻被國家政權的力量壓在五行山下、無動于終。就這樣一部分民眾和中下層官吏也就接受了“教訓”，不管上司的指令是對還是錯，還是擴大資產階級法權復辟倒退的，全都作為“圣旨”吹捧、歌頌，絕不敢再有半點不恭和遲疑。這就大大地擴大了資產階級法權。

五八年大搞經濟建設中的“五風猖獗、造成災難”，正是民眾無法行使作為主人的“公共所有權”進行有效的抵制、反對造成的。包括中央的不少高官和省、地、縣的一些政權行使人，連麥苗韭菜都分不清，卻指手畫腳的領導生產、搞經濟建設。他們高喊著畝產雙千斤、雙萬斤、二百萬斤，一級級地傳到生產單位。氣得基層單位的帶頭人和勞動者直跺腳、毫無辦法。民眾的反抗和斗爭、全被國家政權的力量搞的“拔白旗”，反復進行的批斗給輕而易舉地化解了。這樣國家政權搞的“五風”也就長期的“治而不治”。

五八年元旦開始毛澤東進行了經濟建設的動員，三月底發現了“五風”的苗頭，提出了“壓縮空氣、留有余地”的指導，四月與個別人談話、重提階級斗爭問題，五月北京會議、依舊向擴大“五風”推進，八月北戴河會議開始反左。此后，鄭州會議、五九年廬山會議都是反左的。廬山會議即將結束，彭德懷上萬言書，提出“分田單干或承包到戶經營”的社會改造主張。也就被定為“右傾思想”予以批評。毛澤東下山后，有關人員把批評“右傾思想錯誤”、擴大成“斗爭彭德懷右傾反黨集團”的斗爭。這就將黨內民主徹底封殺了。

毛澤東在五九年春夏之交，曾以個人的名義給全體黨員寫信（發到農村支部）明確提出，“對于違害人民利益的領導不能服從要堅決抵制”。但在國家政權統治一切的社會里，誰又有力量和勇氣抵制上司領導呢？這正如《孫子兵法》中“將在外，君令有所不授，以國家社稷為重”那樣，在私人所有權的社會權力下是無法實行的。這就使“反左、糾正五風”直到六一年底才初見成效。五八年經濟建設中的“五風”及糾正難度，充分暴露了公共所有權同國家政權是不能同時存在和行使的。這才使毛澤東下定了“用公共所有權限制和剝奪國家政權的職能”，向共產制度前進的決心。

自五八年后期到六二年初，毛澤東主動承擔“左”的錯誤，全力不懈而又耐心地糾正，暫時緩和了民眾與官吏的矛盾，團結聯合了除極少數人之外的整個中華民族的力量，戰勝了國內外的各種困難，保住了所有制變革后的社會主義制度。

六二年的反華高潮，正是當時公共所有權與國家政權的階級矛盾，激化到高峰時轉化成民族矛盾的一種情況。國際上以美國政府代表的資本勢力，包括印度、蔣幫、英國等；再加上赫魯曉夫代表的共產黨內的官僚壟斷階級的勢力，本能地相配合；向毛澤東代表的自在的世界無產階級的勢力進攻。經歷了四十多年最錯綜復雜的階級戰爭與民族戰爭交織在一起的革命領導工作、鍛煉而成長起來的毛澤東，其大腦發展、意識能力思想水平的提高，都達到了當時人類的最高峰；其抓主要矛盾、主要矛盾方面，預知明天，解決具體問題的能力、達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僅用了半年多的時間（62年4月—10月）就粉碎了國際資本大反華的勢力。這就出現了世界無產階級進行反攻、奪取勝利的大好時機。

然而，以赫魯曉夫為代表的“共產黨內的官僚壟斷階級”，已經背叛了世界無產階級的革命事業，成了世界資本反對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先頭部隊。馬克思預見的“既得利益和階級的自私”將延緩共產制度到來的情況，已經出現了。毛澤東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勢力，為了保住已經取得的革命成果、并向前發展，不得不對赫魯曉夫代表的共運逆流進行反擊；并開辟出向共產制度前進的新道路。六四年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也就開始了。

社教中出現了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個司令部不能同時存在的矛盾。上層高官組織的工作組對中、下層官吏“整頓教育”，違反了所有制變革后行使公共所有權、向共產制度前進的需要。相反，它是上層高官刷掉那些不聽從自己指令，敢于怠慢抵制的中下層官吏，換上忠實于自己的人、來強化國家政權的職能，以便舉行政變，按照“國家壟斷的資本制度”的需要改造社會，而積極進行的的準備工作。這從撤走工作組后、復職干部對提意見的民眾普遍進行的打擊報復上，看到強化國家政權的作用。這逼著毛澤東不得不應戰，抓住社教全面展開的時機發動文化革命。讓民眾行使公共所有權解決“公共所有權與國家政權”的矛盾，推動社會向共產制度前進。這是文革綱領《十六條》第一條明確表述的內容。

用公共所有權組織管理一切社會活動，是所有制變革后、社會前進的需要。所以它能夠在很短的時間內，成為遍及整個中華民族的“上自七、八十的太太，下至七、八歲的娃娃”，都在參與爭論的社會運動。

7、文革簡史。文革發動本身就是毛澤東代表的公共所有權同劉少奇代表的國家政權的一次搏斗。從評論《海瑞罷官》到紅衛兵徒步串聯，發動起八億人口參加到社會問題的辯論中去。這一時期創造了公共所有權行使的原則和方法。其原則就是全民參加的“民主集中制”。民主的方法就是“寫論文、發號召”，響應號召的人成立群眾組織，跟不同意或反對號召人的群眾組織進行充分文斗。具體的方式是四大民主、群眾組織、學習串聯、各式各樣的群眾集會。它與私人所有權依靠社會專職暴力——國家，“自上而下逐級行政命令”的方法；以及“民眾服從官吏，下級服從上級，所有社會的人服從國家首腦一個人的意志”的權力行使原則完全相反。

文化革命的最大錯誤就是在“集中”上沒有按照《十六條》的指導，試行并推廣“巴黎公社全面選舉、撤換制度”。采用奪取政權，成立革命委員會、軍管會、黨代會、人民代表大會等辦法，將行使公共所有權組織管理各種社會活動的各種不同意見、主張，集中統一成社會意志的方法是行不通的。這種辦法造成了“共產黨內的官僚壟斷階級”內部各派別的爭斗。他們內部不論哪一個派別，進入國家政權的行使地位，都要去鎮壓行使公共所有權的民眾勢力，導致國家政權剝奪公共所有權，消滅最初的社會主義制度，復辟最低劣的資本制度的結果。

“一月風暴”的上海公社，沒有遵照“巴黎公社原則”產生公社委員會，沒有解散警察、常備軍，代之以全民武裝，宣布公社自治，并隨時準備與其他公社組成“公社聯盟”。而是由一派群眾勢力鎮壓其他派別的群眾勢力，將統治管理上海的權力，奪到這一派群眾組織的頭頭和代表人手里。也沒有提出“如何行使公共所有權組織管理生產分配等一切社會活動，如何確保和維護公共所有權的正常存在和行使”的問題，進行全民性的充分辯論。這就將文革的真實目的（指社會規律所確定的需要）隱沒了。

“奪權斗爭”卻激怒了官僚壟斷階級的本能反抗。他們使用軍隊、警察、監獄、臨時監獄、保守派的群眾組織，在全國范圍內同時逮捕、關押響應毛澤東的號召，行使公共所有權的群眾組織的頭頭、骨干、積極分子，并宣布為反革命組織強行解散；由他們撐管政權的行使。在社會的最上層由副總理、元帥們參加的會議上，全力反對中央文革小組。這就是被叫做“二月逆流”的事情。事實上“二月逆流”是軍隊行使職能、確保國家政權、鎮壓消滅公共所有權的統一行動。

“反逆流”從三月中旬開始，提出了“批判帶槍的資反路線”、“揪軍內一小撮”的口號。最初毛澤東提出武裝左派，但經過全面思考后感覺不妥，立即改為“做軍隊工作”的辦法。六七年七·二0事件，是文革戰略的轉換點。由林彪負責調換支左部隊，將地方部隊支左改為大軍區直接派部隊支左。并將公社改為革命委員會，提出“還是革命委員會好”，以及用三結合的方式組織革命委員會。并將中央文革小組的一些人（王、關、戚）和北京軍區支左的一些人（楊、余、傅）作反軍亂軍的典型來批判。這就把林彪推到了國家政權代表人的位置上。

到六八年底全國各省、市、自治區的奪權完成。事實上是由劉少奇這一派的權力行使人換上了林彪這一派的人。“沒有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國家，確保行使資產階級法權”的社會權力系統，從性質到內容上沒有變動。群眾組織聯合奪權，也就成了“軍管會”支持的革委會管理社會，臨時使用的工具。當時高喊的“斗、批、改”卻與“用公共所有權限制代替國家政權”的社會前進需要沒有直接關系。相反，六八年后期卻在反對派性、批判無政府主義的口號下，將本能的公共所有權的代表人——北京紅衛兵的領袖們排擠掉，送到邊遠地區的工廠勞動，“接受工人階級的再教育。”

“九大”之后以林彪為代表的官僚壟斷階級的勢力，在“全國山河一片紅，無產階級與修正主義的矛盾已經解決，應該恢復文革前的社會秩序，建設四化”的輿論下，由軍管人員及其支持的革命委員會解散群眾組織，并將除上海之外的其他幾個先奪權的革委會搞垮、重新組織。以“清查莫須有的五·一六”為名，對全國文革勢力的頭頭、骨干、積極分子進行全面的打擊、迫害，人數達到一千好幾百萬，以求徹底剝奪、消滅民眾行使的“公共所有權”，恢復國家政權壟斷統治一切的權威。以湖北為代表的文革勢力，曾以“反復舊”進行反抗，卻被國家政權的力量非常容易的化解了。毛澤東提出了“清查五·一六擴大化”、指示平反糾正、卻無動于衷。這同五七年“反右擴大化”是一樣的。

毛澤東不得不用新的方式在籌備“四屆人大”的九屆二中全會上，以“不設國家主席”的方式、對官僚壟斷階級的猖狂進攻給予反擊。帶頭批判“唯心主義的天才論”、英雄史觀、個人崇拜等私人所有權必須的意識形態。最初想以“批陳保林”的辦法，保持中華民族的團結。怎耐“身處高位，行不由己”，林彪背后的整個官僚壟斷階級的勢力怎能允許他退卻。林彪只能背負著“軍事政變”的罪名出逃。

林彪集團的覆滅，不僅沒有削弱官僚壟斷階級的勢力，反而使之更加增強團結了。這從批判林彪的“極左”，加緊“清查五·一六”，對文革勢力再踏上一只腳，可以明顯地看出來。毛澤東以“林彪不是極左，而是極右”來反擊。官僚壟斷階級懼怕毛澤東背后的“全神貫注盯著政局變換”的民眾覺悟、造反，只能強壓怒火，忍耐著等待時機進行反撲。

毛澤東只能權衡國際上的資本勢力，國內的國家政權與公共所有權的具體情況，調整政策。開展了批林批孔、批儒評法、評論《水滸》，學習馬列原著等一系列群眾性活動，來改變人們的觀念。卻發現了整個社會的觀念全都囚禁于“私人所有權的社會權力系統”造成的“法權觀念、道德倫理觀念、人的等級從屬觀念、奴隸主義、奴才思想”之中。由于人們缺乏社會科學知識，很少理論思維能力，上述理論斗爭在當時是起不到多大作用的。人們都在自己的社會本能支配下活動，公共所有權的有型勢力無法看到；不同派別的國家政權勢力卻咄咄逼人，處處皆是。不讓他們表演是做不到的。

鄧小平復職后代表官僚壟斷階級的利益要求，以全面整頓為名，用國家政權剝奪公共所有權，進行右傾翻案活動。“四·五事件”是官僚壟斷階級向文革勢力的大反撲。為此，毛澤東不得不以“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來反擊。反擊右傾翻案風沒有展開，就為“抗震救災”沖垮了。

事實上“九大”之后到毛澤東去世，公共所有權是處在被國家政權剝奪、消滅的地位上。毛澤東不得不采用“積極防御”的方法與國家政權周旋。國家政權不管換上誰當首領，都必然采取積極進攻，徹底消滅公共所有權，恢復國家政權的壟斷統治地位。

五、對幾中錯誤觀點的評論。

1、歷史唯心主義。在產生了社會科學之后要求人們看待歷史、認識社會，用社會科學作指導。科學共產主義只是資本的社會權力系統中權力服從人的集體——無產階級，認識改造社會力爭取相對自由的最終結果。其中的權力行使人的集體——資產階級，認識改造社會力爭取相對自由，只能加強對無產階級的壓迫剝削發展資本制度。資本制度產生發展的初期，是消滅低于資本生產方式的其他生產方式屬于革命階段；其自身發展是消滅中小資本，使全人類的生產資料和社會財富向更加集中壟斷的特大資本發展；其最后趨勢是一個人或幾個人集中壟斷全人類創造財富的二分之一以上。這就出現了無產階級改造社會和資產階級改造社會的兩條道路，相互聯系相互作用著前進的情況，最后統一成共產制度。

這種社會發展是通過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生存斗爭實現的，而且兩個敵對階級在斗爭的不同階段中的存在形態也不同。在這種斗爭中資產階級勝利了只有消滅無產階級的有型勢力，不能消滅資本的生產方式和無產階級。因為資產階級不生產勞動，他們的財富和一切生活用品，必須靠無產階級的生產勞動提供。無產階級勝利了只有創造出共產的生產方式和公共所有權的社會權力系統，取代了資本的生產方式和資本的社會權力系統，才能消滅、受剝削受壓迫的社會地位，同時也就消滅了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自身，消滅了人類分化的社會現象。

《看文革》認識不到社會的歷史就是生產方式依次更換的歷史，認識不到每種生產方式內部都有行使權力人的集體和服從權力人的集體；正是這兩個集體之間的矛盾與斗爭推動了生產方式和社會制度的依次更替。在他看來只有社會的最高權力行使人才有意識的作用，其他所有官吏只有當留聲機、傳話筒使用，所有民眾都像建筑工地上的鋼筋、水泥、砂子、石子那樣。他不知道服從權力的人在一定的條件下，會不服從權力、造反革命。因而是屬于形而上學的歷史唯心主義。

2、文革的三個目的。這是《看文革》的中心論題。本書談到這一論題的地方不多，使用的是畫龍點睛的辦法。“寫在前面的話”突出了這一點。其中第二部分、第一節講到：毛澤東發動文革的目的是：1）國家整體性戰略大撤退；2）同蘇修決裂、清除親蘇勢力；3）聯美抗蘇、走出封閉，自成三足鼎立的一極。我們確認這是一種對人類社會最膚淺、最表面的看法，不符合社會的本質與規律，不符合我們所在的歷史階段的使命，與文革前的國際國內的具體情況背離。

文革的第一個目的：不是“國家整體性戰略大撤退”，而是相反。它背負著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使命，向整個世界資本的社會權力系統，其中包括“名義上公共所有、本質上是完全國家壟斷的資本制度”的社會權力系統宣戰，大舉進攻的新式革命。它是通過寫論文發號召、抓住典型進行支持推廣的辦法，讓響應號召的民眾組織聯合成最強大的社會力量“民眾的大聯合”，向資本的整個世界權力系統開戰。當然是在中華民族中做出榜樣，通過宣傳號召來推廣。這就產生了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新方式新高潮。同時使中華民族走在了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最前鋒，成為人類社會發展的生長點。

文革的第二個目的不是“同蘇聯決裂，清除親蘇勢力”。相反，它是“用公共所有權限制和代表國家政權去組織管理一切社會活動”，創造出更高級的“虛政民權”的社會主義制度，將人類社會向共產制度推進一大步。并以此為榜樣號召、啟發世界上所有受“共產黨的官僚壟斷階級”統治的民眾階級革命造反，創造“虛政民權”的社會主義制度。讓“國家”清吃坐穿、不干擾社會的事情。

文革的第三個目的更不是“聯美抗蘇，走出封閉，自成一極”，與美蘇成三足鼎立、爭霸世界或統一天下，建立地球國。相反，它號召世界無產階級和其他民眾，以中華民族為榜樣，組織聯合成“民眾的大聯合”，粉碎私人所有權的社會權力系統、變革所有制，建立“虛政民權”的社會主義制度。并在條件成熟時，由各民族社會，按“巴黎公社全面選舉制”選出代表協商解散國家，成立世界總公社，使人類進入共產制度。

毛澤東的號召和中華民族的先鋒作用，得到了世界各民族國家的無產階級先進分子的響應和擁護。六七、六八，兩年出現了遍及世界各民族國家的革命學潮，不少地方沖破了原來修正主義共產黨的限制，成立了毛澤東主義共產黨，組織帶領受壓迫剝削的民眾拿起武器去粉碎私人所有權的社會權力系統。

由于文革受到了官僚壟斷階級的拼死反對和鎮壓，沒有創造出“虛政民權”的社會主義制度來。在毛澤東去世后，中下層官吏組成的中間兩面派勢力，投靠了高官貴族集團、當即政變，徹底消滅了文革勢力，剝奪了公共所有權，恢復了國家政權絕對壟斷統治社會的權威。緊接著，高官貴族集團不費吹灰之力，將反革命兩面派逐出權力行使的地位；在“改革開放，發展經濟”的借口下，取消了公共所有的名義和限制資產階級法權的一系列政策，復辟到建國之前的封建性極強的買辦資本制度中去。由于共產黨的高官貴族集團，害怕民眾的覺悟造反，心甘情愿地投靠資本帝國，充當美國政府鎮壓世界革命的馬前卒，跪著哀求外國跨國公司收買、接收中華民族的企事業，來當中華民族的主人，逼迫中國人民充當外國資本的“工資雇傭奴隸”，共產黨的官吏充當外國資本的買辦。這才導致了國際共運的特大逆潮，使人類社會進入以美國政府為霸主的“世界壟斷的資本制度”去。

3、發展經濟經濟問題。《看文革》多處提到發展經濟，這是必須弄清的問題。因為社會科學確認了人類的歷史就是生產勞動的歷史，是生產方式依次更換的繼存鏈條。整個人類社會都必須首先進行生產勞動，再激烈的戰爭年代絕對多數的人也不能停止生產勞動。全部問題，包括整個人類歷史中的所有矛盾斗爭、所有戰爭在內，全都集中在用什么性質內容的生產關系和社會權力系統，去組織管理生產勞動、占有分配勞動產品。只講發展經濟，不講在什么性質內容的生產關系和社會權力系統中發展經濟；除了無知者之外，就是修正主義，是為統治階級強化壓迫剝削效勞的。

奴隸主專門設立了監工手持皮鞭，一鞭子、一鞭子地抽打著奴隸，口里不住地高喊“給我干，快干！”是發展生產。殷紂王建鹿臺、秦二世造阿房宮、隋楊帝開運河、慈禧太后修頤和園，都是進行經濟建設。肯尼迪發展經濟，赫魯曉夫發展經濟是在什么性質內容的生產關系和社會權力系統中發展經濟？毛澤東發動文革，要創造什么性質、內容的生產關系和社會權力系統去發展經濟、建設四化；反文革勢力又是主張并實行用什么性質內容的生產關系和社會權力系統去發展經濟、建設四化。不弄清生產關系和社會權力系統的性質內容，就分不出社會制度，沒有好壞、對錯、是非的區分。

“九大”后的官僚壟斷階級，不管換上誰掌權執政，都是在“發展經濟建設四化”的借口下，全力鎮壓文革勢力、剝奪公共所有權，恢復國家政權壟斷統治一切的權威。如林彪、林彪后的其他人、復職后的鄧小平、批鄧后的華國鋒。毛澤東針對這種情況，力主不要國家首腦，提出“階級斗爭為綱、其他都是目、綱舉目張”的口號，與官僚壟斷階級的口號相對立。這里的意思是讓民眾行使公共所有權，去限制和代替國家政權組織管理生產、分配等一切社會活動；不允許國家政權凌駕于公共所有權之上，只允許它確保公共所有權的存在、行使。它不僅不保護反而全力剝奪消滅。這里的原因是國家是私人所有權的上層建筑，它的組織結構、權力行使原則、權力行使方法，全都是私人所有權的典型化。它只會確保私人所有權的正常存在和行使，剝奪消滅公共所有權。這就有點“強人之難”了。

“九大”后林彪代替著官僚壟斷階級的利益要求，恢復文革前的秩序建設四化。首先要做的工作是徹底消滅文革勢力，剝奪公共所有權，恢復國家政權壟斷統治一切的權威。“清查莫須有的五·一六”，是其行動的綱領。消滅文革勢力、剝奪公共所有權，是使用軍隊、在“三支兩軍”的旗號下進行的。“全面備戰、加強戰備”是一種借口，是突出軍隊的作用、消滅文革勢力的需要。七0年二月上書，“停止戰備、轉入經濟建設”，是抗拒林彪勢力鎮壓文革勢力的。林彪勢力對你鎮壓，正是使用的“槍打出頭鳥，殺一儆百”的私人所有權的行使方法。

上書的內容是主張用公共所有權、組織管理一切社會活動建設四化，還是主張用國家政權組織管理一切社會活動、建設四化？這是兩種性質相反的權力，是所有制變革后兩個敵對階級反復拼斗的根本內容，是自空想共產主義以來反復爭論斗爭的核心問題。國家壟斷的社會權力系統、只能國王一個人說了算，怎能允許你草民提諫議呢？“公共所有”是人人都有平等的一份，不管誰講什么政治觀點主張，都是行使主人權力的正常行為，不能鎮壓、逮捕、關押、判刑、處罰等。錯了，可以批評辯論，也允許反批評、自我辯護，經過充分的“文斗”后，召開所在基層單位的全體成員大會表決，確定一種主張為集體的意志，選出可以隨時監督、批評、撤換的代表組成執行委員會，執行集體意志就是了。

《看文革》“寫在前面的話”、第二部分最后一句話說：為他逝世后實行改革開放、發展經濟、和平崛起，打好了堅實的內外基礎與和平環境。這種認識是與歷史事實完全相反的，是附和美國霸主、世界壟斷階級、官僚買辦階級的需要，對文革的歪曲、修正，也是對毛澤東的曲解。上面講了“改革開放”本身是消滅最初的社會主義制度復辟私有制，投身資本帝國，將中華民族的企事業出賣、奉送給外國跨國公司，讓外國資本壟斷控制中華民族的經濟生活命脈，做的主人，迫使民眾充當工資雇傭奴隸，讓官吏充當外國資本的買辦。這是為外國資本家發展經濟，使中華民族成為新式殖民地。近些年來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奔走呼號、震耳欲聾，顯然作者是聽而不聞、視而不見的。

再看“和平環境”。自一八四0年以來外國侵略者經過反復多次的侵略戰爭，沒有得到的東西，在毛澤東去世后，一槍沒放、一彈沒費全都得到了，還得到了一大批忠心耿耿的奴才，當然不需要戰爭了。什么“和平崛起”：如果元滅宋、荷蘭侵占臺灣、清滅明、鴉片戰爭、八國聯軍瓜分中國、日本侵占中華民族等；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不去反抗作戰，也不會有戰爭的。而且入侵者占領了他們要占領的地方，也要發展經濟、進行建設。既然《看文革》把賣身投靠當成“和平崛起”，既然不講生產關系和社會權力系統的性質內容；也就把社會事物的好壞、對錯徹底顛倒了。歷史上滅亡、絕種的人類群系太多了，像這樣顛倒是非的民族遭受壓迫剝削、以至滅亡絕種，是不會有人同情流淚的、也是無法同情挽救的。中華民族能讓這類人長期占據社會的統治地位嗎？我們深信中華民族存在著優秀兒女！

4、兩種戰爭觀。自從產生了社會科學后，人們對戰爭的認識也發生了徹底的變化。社會科學確認，戰爭是私有制度的必然產物。私有制的生產方式使人類分化成，權力行使人組成的統治階級和權力服從人組成的被統治階級。政治就是階級斗爭，階級斗爭必然采取政治的形式。戰爭是政治的繼續、是流血的政治，政治是不流血的戰爭。階級斗爭的中心內容是社會必要勞動負擔由那些人擔負，勞動產品由那些人占有分配。當兩個敵對階級的矛盾、不能用正常的方式解決時、也就發生了戰爭，通過戰爭來解決。民族戰爭是統治階級將階級矛盾轉移到國外去解決的方法。

這樣戰爭分成兩大類，一是正義戰爭、一是非正義戰爭。正義戰爭又分成反壓迫剝削的革命戰爭和反侵略的民族自衛、獨立戰爭兩大類別。同樣非正義戰爭也分成反革命戰爭和侵略戰爭兩個類別。正義戰爭與非正義戰爭的戰備戰術是不同的，其中很多東西對方不能使用。正義戰爭要發動人民群眾才能進行，非正義戰爭只能靠國家專職軍隊去進行。社會科學確認“革命戰爭”是新社會制度的助產婆，是受壓迫剝削的階級和人民的喜慶事情。

《看文革》不分正義戰爭、非正義戰爭，反侵略戰爭、侵略戰爭，革命戰爭、反革命戰爭；按照幾千年來的反動統治階級及其文人的戰爭觀，來說明歷史、解釋社會大事件，是極端錯誤的。從戰爭是政治的繼續出發，要著重于政治、要從階級斗爭上去研究認識。

5、英雄史地。幾千年的文明史都是用戰爭來說明歷史，其中又以最高當權人的個人意志和決心來說明戰爭的原因和勝負。這是一種對社會的最表面、最淺薄的認識方法，是不科學、不正確的；是站在統治階級及其文人立場上的典型英雄史觀。

造成這種觀念的原因是：一、私人所有權的社會權力系統是“等級森嚴、層次分明”的寶塔式結構；“民眾服從官吏、下級服從上級、全體服從一人”的權力行使原則；依靠社會專職暴力，“自上而下逐級行政命令”的權力行使方法。二、能夠上升為最高領導人或最高統治者的人只能是個別，不可能讓更多的人處在這個地位上去親身體驗“英雄史觀”的錯誤。三、統治階級為了欺騙、愚弄被統治者，官吏們為了讓自己的下屬、民眾服從個人的指令完成任務；故意編造了一些“壓迫剝削有理，鎮壓屠殺有功”的故事和歪理邪說，用高薪、特高薪收買一些文人、專職的演講、教學、鼓吹造成的。如編造的上帝造天、造地、造人、造萬物，指派某人“牧民”、“懲惡揚善”等。為此，英雄史觀是至今都在統治人類思想的工具。

從表面上看，最高當權人是“金口玉言”，每句話都是“圣旨”。本質上社會運動的規律是“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是服從權力的人，不再服從權力，起來造反革命，勝利后才能推動社會前進一步。這就決定了社會的最高領導人是不自由的，不能隨便行使個人的意志和決心。“身處高位，行不由已”就是這種情況的寫照。

最高當權人的意志、決心必須是他所在的政治集團的意志決心，代表他所在的階級的利益和要求。只強調個人的意志決心，甚至連三、五個人的小集體都組織不起來，怎能成為一個政治集團的領袖和階級的代表。《三國演義》中，著名的一章是“青梅煮酒論英雄”，它要求英雄人物有“隨機應變信如神”的本領。

文化革命正是我們這些人過分的強調了“道德倫理”，“獨立思考、認理不認權、凡事都要問一個為什么、避免無主見的盲從”，才一次又一次的坐牢、受刑的。當然有“公共所有權限制代替國家政權、組織管理一切社會活動”的歷史大潮，有毛澤東的“要文斗不要武斗”、“不允許開殺戒”等，才讓我們這種人活下來，成為思想理論的研究人。否則，第一次落入敵方之手，也就失去了肉體。

在階級社會中對于革命領袖的要求是：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并能帶領自己所在三、五個人的小集體，攻、守、進、退自如地發展成大集體，強大的社會勢力，奪取政權改造社會。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是指個人和小集體的意志決心、代表革命階級的利益要求。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是指個人和小集體、隨著所在空間時間的不同，隨機應變的調整個人和小集體的言論、行動適合變化著的情況。在這里有兩個原則：一叫策略，指革命過程中的不同時間階段，不同對待；一叫政策，指不同階級、階層、政治派別、關鍵性的個人，不同對待。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是指在集體生活中吃苦在前、享樂在后。 一個人不明白自己的階級屬性，代表哪個階級的利益和要求，自己所在的小集體是哪個階級階層的小集體；不千方百計地讓自己所代表的階級的人，認識理解到自己和自己所在的小集體、是代表他們的利益要求的；怎能會成為一個政治派別、一個階級、一個民族的首腦人物。

在人類大腦不夠發展時，認識不到社會的本質和規律，不去考慮這些問題。社會規律必定要自然自發地起作用。只有相對比、較能代表社會需要的人，才能代表先進的階級或政治派別推動社會前進。羅貫中所在的時代沒有社會科學，所以《三國演義》中的智慧之神，也只能仰天長嘯“謀事在人，成事在天”了。

在有了社會科學的今天，不用階級分析法，不從個人或政治集團的“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中把握其社會本質，不從社會規律上看社會問題；依然按照幾千年來的戰爭觀，最高權力行使人的意志、決心，看待歷史和社會事件怎么能服人。

6、唯物器論。包括唯軍隊人數論、唯經濟實力論在內，都是統治階級的精神統治工具。問題很簡單，因為統治階級掌握著財權、武器的制造權、軍隊的組織使用權。《看文革》通篇貫穿著導彈、核武器、核戰爭；實際上這是第二次資本大戰末期，美國政府專門制造的戰爭威脅和核訛詐。共產黨中的官僚壟斷階級是處在、資本的社會權力系統中權力行使人的地位上的集體，雖然有共產黨的外衣，共產黨的干部、大官這些頭銜，出于資本權力的社會職能，也就本能地背著了無產階級的世界革命，被美國政府的核武器、經濟實力給嚇住了，既不敢革命又不敢勝利。

有了社會科學之后，對統治階級的戰爭觀、英雄史觀、唯武器論、唯經濟實力論等全都進行了辯證的否定。這種否定也是對歷史事實的總結、概括。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十大元帥中的任何一個人，都不會接受這種唯武器論的。如果他們能被統治階級的武器、經濟實力、軍隊人數嚇倒，也不會參加革命隊伍，更不能成為革命的將軍、元帥。

戰爭的基礎是士兵，雖然離不開武器和軍需品，但武器、軍需品不屬于戰爭的能動因素，可以從對方手中奪過來使用。東北抗日聯軍、軍歌中，就有“沒有吃、沒有穿，只有敵人送上前；沒有槍、沒有炮，只有敵人給我們造”。任何革命的戰爭還不都是這樣么？

戰爭的較量不僅是軍事力量的較量，經濟力量的較量；還有政治、組織力量的較量，策略、政策、戰略、戰術的較量，軍心、民心的較量。物質力量，戰略戰術，軍心民心等全都落實到士兵身上。

林彪提出的四個第一，就是反對資產階級戰爭觀中的唯武器論、唯經濟實力論的。其內容是：在一切因素中人的因素第一，在人的工作中政治工作第一，在政治工作中思想工作第一，在思想工作中活思想第一。這里沒有解決的問題是：誰將一切因素組織成戰斗力或生產力，誰去做政治工作、思想工作、活思想工作；誰是工作的對象，只有作為戰斗力或生產力中的能動因素起作用。私人所有權下，人與人的關系是主人、奴才、奴隸的關系，或者上級、下級、民眾的關系；公共所有權下是平等、互助、協作關系。這個沒有解決的問題，才是無產階級革命的根本問題、核心問題。毛澤東想用文化革命的方式來解決，想創造出公共所有權代替私人所有權的方式方法、來解決。

唯武器論在生產活動中叫“唯工具論”或“唯生產力論”，是現代修正主義的一種精神統治工具。它在統治階級內部各派別之間進行的“財產、權力再分配”，或剩余價值的分割中，是起著一定的作用的。但在階級斗爭和反對侵略的民族戰爭中，就不完全是這樣。這里有“民心”、“軍心”問題，有統治階級無法使用的政策戰略戰術。這只能用階級斗爭、用權力服從人的集體與權力行使人的集體之間的，能否生存、怎樣生存的斗爭來說明。

從“民心”上研究認識戰爭的事例太多了，三千年前的武王伐紂、二千五百年前的《曹劊論戰》、柳下跖領導的奴隸造反、希臘斯巴達克領導的奴隸起義，陳勝領導的大澤鄉革命到太平天國數百次農民戰爭；還有共產黨領導的十年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抗美援朝戰爭等。單從軍隊人數、武器裝備、經濟實力、軍事訓練、軍官學校畢業的軍官等方面相比較，尤其是在打響第一槍之前的對比，都是無法比較的。

從“軍心”上說，鎮壓巴黎公社的軍隊槍斃了自己的將軍——克列藝·托馬，參加公社；阿芙稱巡洋艦炮轟冬宮；武漢清朝的新軍造反起義，清朝的北洋軍不服從皇室的命令進行鎮壓；劉邦押送囚徒去咸陽，卻與囚徒一起造反、嘯聚在蟒長山上，待機參加農民革命。侵越美軍中出現了士兵拒絕長官的命令，不去同越南人民軍作戰的不少事情。所有這些怎么能用“唯武器論”、“唯經濟實力論”來解釋呢？

《看文革》對于“民心”“軍心”的問題是不顧及和考慮的，只知道私人所有權的行使原則：“民眾服從官吏、下級服從上級、整個社會的人服從國王一個人的指令”；所以他認為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世界上二十多億人口都是石塊、木頭沒有大腦，或是動物——牛、馬、鷹、犬等沒有意識。既然，人是有意識的社會性動物，卻把他們當成了無意識的一般物體，還不是明顯的錯誤嗎？作者也不完全是這個意思，“寫在前面的話”第一部分、第三節就強調了“性喜獨立思考……避免無主見的盲從”。這就是說作者是用兩重標準看待“人”的。至于為什么這樣，自己所認的“理”是什么性質的理，我們沒有時間和興趣研究。

7、三國鼎立論。去掉階級分析法，去掉生產關系的變革、社會權力系統性質內容的變換，就戰爭論戰爭；也就分不出真理謬誤、好壞、對錯。《三國演義》本身是沒有社會科學時代的封建文人之作。曹操、劉備、孫權都是鎮壓農民革命的地主階級的不同派別的代表人，是地主階級內部不同派別進行“財產權力再分配”時、造成的社會存在現象。羅貫中站在地主階級的“忠君”立場上，歌頌劉備、貶低曹操，惡毒攻擊農民革命黃巾軍，只能說明他是地主階級的思想家、衛道士。我們處在今天的社會科學成果面前，依然重復羅貫中的封建觀念，顯然是不適時宜的。用似是而非的觀念來表達歷史的事實，與現代人類大腦發展的程度不相適應，其中包含著有意混淆概念、攪亂人心，為復辟倒退服務之嫌。

肯尼迪是舊式資產階級和資本制度的代表人。赫魯曉夫是穿著共產黨的服裝，打著社會主義旗號的官僚壟斷階級的代表；毛澤東稱它是“共產黨內的資產階級”；馬克思雖然沒有看到它，卻通過“人的本質是他的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的理論認識，事先預見了它，并送給它一個名字“既得利益者階級”。毛澤東是堅定的共產主義者，用自己的理性戰勝了自己的社會本能，代表著世界無產階級和民眾階級的利益要求，帶領著他們反對一切形式的壓迫剝削，向共產制度前進。這是二十世紀五十到七十年代，世紀上最強大的三個階級進行的搏斗，是不能用三國鼎立來解釋說明的。

 蘇、美兩個超級大國爭霸，因為它們都屬于資本的社會權力系統中，行使權力的人組成的資產階級，是屬于資產階級的不同民族派別之間“既勾結又爭奪”的情況。這正如前兩次資本大戰中，后起的資本帝國要同老牌的資本帝國爭奪市場、料源、投資場所和霸權那樣。當無產階級的文化大革命，揭露了叛徒集團（包括中國的官僚壟斷階級在內）的真面目之后，新舊資產階級也就合在一起了。這里沒有什么“三國鼎立”，而是無產階級革命的成果給叛徒集團徹底毀滅了。民眾階級失去了公共所有的名義也就變成了無產階級。

此外，我們不能不看到“三國鼎立”的核心是英雄史觀。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前期世界上有二十億人口；肯尼迪、赫魯曉夫、再加上毛澤東與二十億相比，還不是無窮小比無窮大嗎？當時他們有力量并不在于他們個人的意志和決心，而在于他們背后的政治集團，政治集團背后的階級。肯尼迪代表舊式資產階級的利益要求、登上美國總統的位置，當他不能代表這個階級的利益要求，強行個人的意志和決心時，遭到殺身之禍是難免的。“身處高位、行不由己”么！這也證明了肯尼迪缺乏社會科學知識，不懂階級分析法。

赫魯曉夫輕而易舉的政變上臺，擴大資產階級法權，背叛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大反斯大林，強化對本國民眾階級的壓迫剝削，不允許民眾對干部監督批評、發表其政治觀點和主張，與美國抗衡爭霸等；是代表了官僚壟斷階級的利益和要求的。他在第三次柏林危機、古巴導彈危機中退讓，也是官僚壟斷階級既要同西方舊式資產階級爭奪霸權，又害怕民眾階級革命造反的、中間兩面派的社會地位決定的。

毛澤東代表了世界無產階級和民眾階級的利益要求，號召并帶領人民大眾，反對一切形式的壓迫剝削，實行共產制度。他既能看到官僚壟斷階級的力量和民眾階級的思想水平，也能把握世界資本的勢力；盡管這樣，也做不到“紅雨隨心翻作浪，青山著意化為橋”，他“最害怕的是人民不覺悟”；也只能權衡利弊、因勢利導，進、退、攻、守全都采取積極主要的方式。在實行這些戰略轉換時，也不得不采用“丟卒保車、丟車保帥”的方法。文革中自六七年七·二0事件后的戰略退卻、及退卻中一次又次的反擊，至今都不為先進的人們認識理解。當我們認真地研究認識所有制度變革后，毛澤東代表著自在的民眾階級的利益要求，反復地同本能的官僚壟斷階級和國際上的資本勢力搏斗時，才真正體會到他的大智大勇，和卓越無前的才能。盡管這樣，他身后的政變和共運逆潮，也充分證明了“英雄史觀”是錯誤的。

8、內因外因。《看文革》“寫在前面的話”第三部分最后一節有：……關鍵在于突破了重內因、輕外因的傳統思維模式，而從國際外因入手……。除了前面講到的作者找到的文革的原因和目的、是完全錯誤的之外，這是對唯物辯證法的歪曲、或者不理解；也是對中華民族思想發展史的無知。中華民族的傳統思想模式不是唯物辯證法，而是孔孟之道的唯心主義的形而上學。最多是十八世紀法國的機械唯物論。唯物辯證法僅在毛澤東的《矛盾論》、《實踐論》等著作中才系統的講述過，而且遠遠沒有被人們理解和掌握。即便是“十年文革”及其前后也是唯心主義、形而上學占統治地位。不然文革后期，毛澤東不會一再說：我黨真懂馬列的很少；不會出現所有制變革后十多年，人們都不知道什么是公有制、私有制；不知道公共所有權、私人所有權，各是怎樣行使、確保和維護。更不會出現公共所有權與國家政權在文革中的反復搏斗，最后還是公共所有權被國家政權消滅清除的事實。

唯物辯證法是研究認識事物運動變化原因的，是一種事物的本質、變化成另一種事物的本質時的，內部根據和外部條件的一般指導方法。內部根據就是內因，是指內部各構成部分之間的物質能量的轉移傳遞。外部條件就是外因，是指物體從外部吸收或向外部發出的物質能量。外因通過內因起作用，是指不管吸收、還是發出物質能量，都要通過內部各構成部分來進行，還要在內部各構成部分之間轉移傳遞，達到新的動態平衡。這才使物體顯現出運動變化。內因本身包含了外因的作用，是說吸收或發出的物質能量，都要通過內部各部分的物質能量的變化顯示出來。內因是不完全依靠外因起作用的，是指沒有吸收或發出物質能量時，它自身內部的各部分之間，也在進行物質能量的轉移傳遞。即便是機械運動，外因也是通過內因起作用的，外力作用于物體改變其運動的狀態，是與物體的質量有直接關系，同樣的外力加在不同質量的物體上，其加速度不同。加速度等于力除以質量，這一規律已經表明了。

我們具體到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人類社會的運動變化中。應該認識到那時整個人類社會，雖然分成一些部分——民族國家，各部分之間早就相互聯系、相互作用成一個整體了。無論是美國、蘇聯、中國，還是其他民族國家；本質上是資本的生產方式，資本的社會權力系統統治著社會。當時社會主義陣營的國家，也只是公共所有的名義，民眾沒有行使公共所有權組織管理一切社會活動的可能和事實。而是由“沒有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國家確保資產階級法權的行使”的資本社會的權力系統去組織管理。在這個社會權力系統中，還沒有資產階級的“民主政治”，即行使權力的人組成的階級、內部沒有民主。這從五九年廬山會議后期，將批評“右傾思想錯誤”、擴大成“斗爭右傾反黨集團”，可以明顯地看出來。這不僅是國家政權與公共所有權的矛盾不好解決，而且官僚壟斷階級內部的矛盾也不易解決。所以這種社會的矛盾特別尖銳、激烈，是一種非常不穩定的社會形態。這就逼著人們盡快解決這些矛盾，或者前進、或者倒退。這就是它的過渡性本質。

帝國主義陣營國家中的私人所有權是和國家政權相一致的權力，而且在行使權力的人組成的階級、內部實行的是“民主政治”。這樣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容易解決，而且可以把被統治階級的有型勢力的上層人物拉過去，質變成確保資本制度的力量。尤其在第二次資本大戰后，歡迎共產黨、社會民主黨、工黨等參加議會選舉，選票達到規定的數量可以獨立組織政府，任何政府都可以在任期內實行自己的政策，如“建立國有企業”，實行二次分配等，可以一屆一屆的暫時緩和階級矛盾。為此，社會穩定程度較大，它還能在資本道路上前進；除了無產階級暴力革命之外，是無法向共產制度變化的。

從當時的世界來看，主要有資產階級、官僚壟斷階級、無產階級和民眾階級四大勢力，前兩者是資本權力行使人的集體，后兩者是權力服從人的集體；其區別在于有無公共所有的名義。（這一點很重要，不能輕視，它是一九一七年到六0年，數千萬無產階級革命的烈士換得的成果，也是向共產制度發展的生長點、是共產制度的幼苗。）從總的來說，當時人類的面分這九十九，只能認識名義和表面形式，認識不到本質，資產階級和官僚壟斷階級也就處在對立的狀態下。當有更多人的認識接觸到本質時，二者也就合在一起了。無產階級和民眾階級都是服從資本權力的人，屬于自在的階級，如果沒有人啟蒙、組織、帶領，是不屬于有型的社會勢力的，它們之間也談不上矛盾。

民族國家是歷史上遺留下來的社會存在形式。它在十九世紀末幾個資本大國將世界市場瓜分完畢，進入資本帝國階段后，就已經失去了它的積極意義，成為世界資本統治人類、限制無權民眾活動范圍的工具。為此，無產階級革命只能在民族國家之內進行，不會一下子危及資本的存在，使它有充足的時間調集力量對無產階級的革命進行鎮壓、封鎖、演變。

自十九世紀末在認識社會時，誰只停止在自己所在的民族國家內，誰就在客觀上為世界資本的統治服務。馬、恩、列、斯、毛等無產階級革命家，都是從世界無產階級的聯合，同世界資本斗爭的全局出發，處理無產階級革命具體問題的。修正主義者伯恩斯坦、考茨基都投票支持過本國的侵略戰爭。奪權后的一些共產黨的領導人主張民族歧視和壓迫，反對“無條件的支持世界無產階級革命”最后質變成資產階級的代表，為確保資本制度服務。

為此，《看文革》的內因、外因劃分是表面形式的劃分，不屬于我們這個歷史階段中、從本質上認識社會問題的方法。它只看到目前人類社會存在的表面形式，看不到本質和規律。資本生產方式中的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是現實社會的本質；民族國家之間的矛盾，是階級矛盾被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轉移到民族國家之間的戰爭中去解決的社會現象。用現象代表本質是錯誤的。

9、文革動亂論。《看文革》第一章最后一節談到：在大敵當前、盟發告急、戰爭迫近的危險時刻；卻發動了把全國搞亂，黨政國家管理癱瘓，經濟一時猛烈下降倒退的文革大動亂，而反其道行之。上面講了這種看法是錯誤的，是從現象、表面形式看問題的結論，也是反文革勢力的攻擊之詞。作者也是對這種攻擊進行反駁的，不過反駁的立場觀點不同。

A、文革不是大動亂。既然有毛澤東這個黨、國家、社會的最高領導人親自領導、指揮，雖然是浩浩蕩蕩、橫掃一切、排山倒海、沖擊所及紛紛癱瘓，當然也就不屬于動亂了；而是有計劃、有組織、有領導的“公有制名義下的社會運動”。的確也有官僚壟斷階級的代表人故意制造的混亂，那就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二月逆流、林彪集團的派性支左及“九大”后的陰謀政變，鄧小平復職后的右傾翻案風及四·五天安門廣場事件等。但只要有毛澤東對“全神關注政治局勢”的民眾、輕輕一點，也就輕而易舉地化解了。

B、黨、政、國家管理癱瘓。所有制變革后，用公共所有權限制和代替國家的職能，讓民眾親自組織管理一切社會活動，是社會前進的必然要求。只有讓原來的黨、政、國家機構停止運行、靠邊站，民眾才有可能行使公共所有權。否則公共所有只能是名義，公共所有權也就沒有存在和行使的可能。這里的“黨、政、國家管理癱瘓”，是所有制變革后，第一次“消滅國家，消滅私人所有權的社會權力系統，創造公共所有權的社會權力系統”的嘗試。是有計劃、有目的、有組織進行的，沒有必要大驚小怪。

C、經濟一時猛然下降倒退。這是反文革勢力顛倒黑白的攻擊，是為他們“消滅社會主義、復辟私有制度、投身資本帝國當走狗”制造的借口。事實上是，自五八年到六二年初由于國家政權不適應于公共所有權的需要，而造成的“五風”原因，使得農業生產遠遠跟不上社會發展的需要，全民族的生活用品比較緊缺。正是“十年文革”使中華民族在公有制的基礎上，整個民族經濟才得到突飛猛進發展的條件、向前發展。作者也寫到“既無內債，也無外債”，糧食基本自給，還能拿出一些人力、物力無條件地支援世界革命。怎么又說是“一時猛然下降倒退”呢？“十年文革”中的經濟高速發展的原因是：當時每個生產單位都有兩個到三個群眾組織，民眾都能行使公共所有權組織管理生產、生活等集體活動，都能隨時監督、批評、指責、以至撤換自己的代表和一切公職人員。不管哪一派群眾勢力的代表，擔負集體的生產、生活等集體活動的組織管理工作，都不敢失職偷懶，多吃多沾都不行，不用說貪污盜竊、假公濟私了。否則大字報、大標語當即涌向街頭，隨時解決問題。為此，那些“當官享樂”的人不得不撂挑子，什么“五風”、“六風”、欺壓民眾之事，蕩然無存。還有大學教授、專家、知識分子下鄉進廠參加勞動，給生產單位帶去了現代科學知識和技術；農業學大寨、工業學大慶的運動在整個中華民族中全面展開。這才出現了公有制中生產大發展的欣欣向榮的局面。

一些地方也出現過生產積極性下降的時候，那都是走資派得勢，壓倒了文革勢力，瘋狂地對行使公共所有權的民眾打擊、報復，剝奪民眾行使的公共所有權，不允許民眾發表他們的觀點和主張造成的。對于中華民族的農業來說，文革中、后期是大發展的時代。我們的親身經歷是，文革中的前幾年食物等日用品還比較緊缺，中、后期已經達到了豐衣足食的程度。如果人們查一下文革后期的報紙就會看到，比比皆是的，是有關大隊、公社、縣達到穩產高產的報導，就會明白了。在今天人類大腦發展的水平上，民眾的思想是不應該受到復辟狂們控制的“宣傳、教學”的內容左右的。

D、“大敵當前、盟友告急、戰爭迫近的危險”問題。這種說法是錯誤的。作者七0年二月還上書“停止戰備、進行經濟建設”，怎么又成了戰爭迫近的危險時刻呢？當然這是指六五、六六年，美帝將侵越的“特種戰爭”升級為“局部戰爭”。不過當時人們對世界局勢及戰爭問題的認識不同罷了。

毛澤東精通的是辯證邏輯和歷史唯物主義，結合他對當時世界情況的掌握，早在第二次資本大戰后期就得出了“世界資本制度已經到了強弩之末”的程度，阻礙人類社會前進的直接障礙是赫魯曉夫代表的官僚壟斷階級。然而，這個階級是非常虛弱無能的，連自立的能力都沒有；它只能投靠無產階級或資產階級生存。因為它是“由私有制向公有制過渡”階段的統治階級；構成它的一些人參加過無產階級革命、信仰過共產主義，發過為共產主義奮斗終生的誓言，也立過功勞；只是由于他們進入了“資本的社會權力系統”中行使權力，才本能地執行資本權力的社會職能，同民眾階級處于敵對的地位。

毛澤東根據歷史的事實，特別是掌權后的共產黨內的路線斗爭，確認“靠國家軍隊反對侵略”是行不通的。例如：宋朝的抗遼、抗金、抗元，明朝的抗清，鴉片戰爭中民眾自發的勢力打敗英軍、而官府都鎮壓民眾、簽訂“南京條約”，清軍勾結英法屠殺太平革命，清政府勾結八國聯軍屠殺義和團，袁世凱簽訂二十一條復辟帝制，日本輕松愉快地占領東北、華北等等。文明越發展越能明確地表現出國內外的統治階級，無非是一條褲子的兩條腿而已；何況舊式資產階級和官僚壟斷階級，都是“資本權力系統”中的權力行使人的集體。為此只能根據歷史發展的需要，發動“民眾行使公共所有權、去限制代替國家政權”的革命，將八億人民緊緊地團結在共產主義者的周圍，就可以輕松愉快地戰勝世界資本和現代修正主義的基礎官僚壟斷階級的聯合進攻。

歷史的事實也正是這樣，當中華民族的文化革命蕩滌一切舊世界時，世界革命學潮風起云涌，美帝蘇修鎮壓本國的群眾運動都來不及，那里有力量聯合起來侵略中華民族。美國政府發動的“局部戰爭”不得不偃旗息鼓、甘認失敗，蘇修也只能仰天長嘯“謀事在人，成事在天”了。

六、結論。

《看文革》提出了從更廣的范圍、更深的層次上研究認識文革的原因和目的，肯定文革，贊揚文革的發動領導人毛澤東，并收集了二戰后的很多戰爭資料是應該肯定的。作者能夠克服各種困難，不顧各種危險和威脅，整理公布自己的政治觀點和主張，是符合時代精神、當家作主人的品質和要求的。而與那種為了得到主人的獎賞，只會模仿主人的聲音、行為的高等動物無法比似。

觀點主張不對、并不是過錯，只要通過文斗，認識了錯誤改了就好。就是一時認識不了，可以保留意見，等待實踐的檢驗。只要通過充分的文斗后，由社會基礎單位的全體大會表決，來確定這個集體實行哪個主張，也就無礙大局了。為此，作者是公有制度中的高尚人，應該受到人們的學習和尊敬。同樣我們進行評論、發表自己的見解，也是時代的需要。我們歡迎辯論和批評。為了弄清問題，激發人們學習、研究理論科學的興趣推動人類大腦的發展，是需要提倡民主、提倡理論斗爭的。

我們認為《看文革》對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人類社會的認識是錯誤的，是屬于現象和表面形式的認識。原因在于沒有認識到當時社會的本質與規律。原因的原因在于作者對于社會科學學得少了點，或者沒有理解、弄懂。這也有客觀原因：一是，社會科學產生得晚，十九世紀中頁產生，也不完備。二是：社會科學的本質是“造反有理論”；處在私人所有權的社會權力系統中行使權力人的集體，及依附于這個集體而生存的文人，本質上是反對這一理論的；即便是不得不講到它，也是全面地歪曲、篡改、修正成“鎮壓有功論”，起/碼是“權力行使人壓服自己的下屬、民眾，服從指揮、完成任務是有功”的吧！？所以，社會科學雖然產生了一百五、六十年，整個社會還是處在私人所有權的社會權力系統地統治下。故知道社會科學的人不多。即便是革命四、五十年的共產黨的上層領導集團中“真正懂得馬列的很少”。這不是文革中、后期毛澤東一再嘆息的事嗎？用傳統觀念認識社會和歷史只能得出有利于統治階級的錯誤結論。

社會科學確認：社會最高當權人的意志決心，戰爭、武器、經濟實力等是社會存在的現象和表現形式；其本質是社會權力系統的性質內容，也就是社會權力行使人的集體與權力服從人的集體之間的關系。本質的本質就是生產方式內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再深的本質就是人類大腦發展的水平。表示人類大腦發展程度的是認識、思維能力，即由已知推出未知，由今天推斷明天的能力。推理的根據是本質與規律。本質內部的矛盾性是內因，具體條件是外因，二者都不能忽視。人類能動性的根據，就是同一本質在不同條件下轉化成不同的本質，也就是同一事物的不同規律。

如“水”在電解的條件下，轉化為氫氣、氧氣，在加入三氧化硫的條件下轉化為硫酸，在加入氧化鈉的條件下轉化為火堿。社會也有類似的情況：如毛澤東代表的民眾階級勝利了，也就產生出“虛政民權”的高一級的社會主義制度；官僚壟斷階級勝利了也就要倒退回新式殖民地的資本制度去。不過目前還沒有找到讓社會生產力倒退、人類大腦退化的辦法，所以人類社會的倒退是暫時的，倒退是為了飛躍做準備。

毛澤東發動領導文化革命絕不是與美帝、蘇修搞什么“三國鼎立”、爭奪霸權、建立地球國；這種私有制度中的低級趣味。而是適應目前人類社會前進的需要，消滅私人所有權的社會權力系統，創造公共所有權的社會權力系統，完成無產階級改造社會的使命。

十年文革創造出了共產制度的雛形。中央文革小組就是公共所有權的上層建筑的幼苗。不允許她組織、使用社會專職暴力管理社會；只允許她寫論文發號召、召集各種類型的群眾集會或代表會議，確保民眾行使公共所有權，解決社會重大問題和個人問題。“寫論文、發號召”的辦法，在公有制基礎上的任何民眾都可以使用。只要你的號召有道理、對人類有好處、而且可行，就會有人響應、成立群眾組織，通過演講、辯論，在一些社會基礎單位、由全體大會形成決議試行，做出榜樣后、其他單位通過全體會議的決議學習推廣。

文革中紅衛兵學習串聯，坐車不要錢、吃飯不要錢、住宿不要錢，走到哪里就和那里的民眾一起勞動生活，發表個人的觀點主張，參加辯論、文斗進行集體活動的組織管理工作，表明自己是社會的主人。這是共產制度中沒有貨幣的啟示，也是行使公共所有權組織社會的一切活動的一種辦法。

十年文革中沒有國家首腦，絕對多數官吏靠邊站，對社會不起好作用。這是消滅國家的可行性證明。文革發動階段給了我們這些積極參加的人、一個共產制度的直觀感覺。同時，給了資本的社會權力系統中權力行使人的集體、及依附于他們生存的上層文人，一個世界末日的感覺。所以他們拼死反對文革、復辟私有制度、投身資本帝國甘當奴才、買辦。這就是我們的結論。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