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的確改變了知識分子的命運

潘老師

近來觀國運如斯，不勝抑郁，實在無話可說，就想歇筆不再作無用文章。　　

然而昨日一則新聞，卻又使我憤而怒之，不得不提起筆來。據網載，九三學社中央主席韓啟德在“改革開放三十周年紀念大會”上說：改革開放改變了中國知識分子和民主黨派的命運。我看了這則新聞的第一個反應就是：韓主席的這番話對廣大普通知識分子會構成侮辱。　　

我不知道韓主席所說的“知識分子”是否有特殊含義，是否包括我和我的同事、學生。也許我輩書生，是不配作改革開放的知識分子的。但作為一個大學教師，也常被別人稱作知識分子，所以忝列其伍，濫竽充數，也就有借口打起知識分子的招牌說幾句關于知識分子的閑話。　　

我們工作的時間也比較長了，至少，我這個大學教師，以及我的許多同事，并沒有感受到多少來自體制所賜的尊嚴。普通教師的尊嚴基本上掌握在高校官僚們的權力中。行政官僚們給你多少尊嚴，你就有多少尊嚴；行政官僚們不給你尊嚴，你就沒有尊嚴。普通教師以及他們的教學和科研，很大程度上屬于行政官僚們制造政績的工具。真正人文意義上的教師、教育和科研，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當前中國高校中，是找不到多少尊嚴的。好在，我們這類個性特強、特愛跟社會較真、特熱愛教育事業的知識分子，不需要體制給我們尊嚴——我們的尊嚴來自內在，來自對真善美的追求，來自對宇宙、社會、人生的探索，來自強烈的社會責任感，來自教書育人的使命感。　　

在現行的教育管治體制下，大、中、小學的教師們是沒有選拔領導人的權力的；他們只有被領導人選拔的權力。因此，他們不得不小心翼翼地伺候著學校領導。學校領導由于種種利益關系，一般不會輕易砸教師飯碗。但如果是碰到變態的教育官員，你就很麻煩，或者要承受無休止的刁難，或者飯碗難保。我很感嘆，改革開放的時代，高等知識分子們再也不用擔心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了”，但普通知識分子卻要時刻擔憂被砸爛飯碗。對大多數知識分子而言，他們寧愿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也不愿被砸爛飯碗。　　

我上課的時候，望著我的那些學生——他們大多是師范生，未來的知識分子——常常心有悲涼。他們有的還顯年輕，有追求，很陽光很單純；有的卻已很老成，那種為經濟壓力、就業壓力或精神污染所造成的老成。我又會想到他們大學生涯的最后一年，已無法呆在學校里正常學習，他們要在東奔西走中、在孤立無援中、在人海茫茫中、在風雨飄搖中去尋他們的前途，尋他們的工作了。他們不是作為國家事業的接班人去接受祖國的挑選，而是作為商品去接受特殊利益階層的挑揀、盤問、嘲笑、白眼或居心叵測的目光。我也知道他們走出校門前的最后一課是“送禮課”。不少學生問過我類似的問題：“老師，我家借了幾萬塊，想送給別人幫我搞工作，到底可不可靠、合不合算呀？”我能說什么呢？他們是師范生，是準知識分子，但是他們的尊嚴在哪里？　　

我的很多學生，他們是正規高等師范院校合格畢業生，但他們從國家公辦大學拿到的文憑竟然比不上地方勢力的惡意考試培訓來得權威。他們在畢業以后不知道還要承受多少莫名其妙的考試培訓——例如地方教育局名為上崗考試培訓實則是創收賺錢之類的折磨，在他們還沒有工資收入之前，就先讓地方官僚勢力敲詐走一筆錢。他們沒有背景，到了很偏遠的山區海邊當老師，干著繁重的工作，拿著幾百塊的月薪（廣東地區）過日子，還要養活一家人。他們的工資甚至要拖欠上好幾個月還領不到。我很佩服我的這些學生，他們的生命力真強！有時候我會想：與“蹲過牛棚“的季羨林大師們相比較，到底誰更接近真理？誰的品格更為高尚？是季羨林們還是我的學生？然而令人感嘆的是，季羨林們畢竟是國家總理眼里的寶，而我的學生們只是草。季羨林們有閑情逸趣去寫《牛棚雜憶》，而我的學生們沒有時間、沒有精力、沒有心情去寫《山區雜憶》或《海隅雜憶》。他們甚至根本就不會想過寫什么《雜憶》；就算是他們想過并寫出來，國家總理也不會去看。　　

我到外面給那些中小學教師們上函授課，他們告訴我農村鄉鎮學校已經癱瘓了。那些代課老師們一個月只有不到三百塊的收入（廣東地區）。有時候，在我給這些成年知識分子們講授教書育人的大道理之前，他們會好心地勸我不必太認真，不要太跟社會潮流過不去，因為全社會都變成這個樣子了，一個人認真又有什么用？當然每次我講完課之后，他們又會投來理解和溫暖的眼光，讓我知道這個世界還有很多可以認真的人。　　

我也想到工廠里的那些老知識分子，那些工程師和技術員們，那些五、六十年代的大學生，他們在年輕的時候，到邊疆去，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無怨無悔地奉獻了他們的青春。然而在他們年老回鄉回城的時候，在改革開放的時代里，他們只能拿著每個月幾百塊的退休金度日。為了晚年生計，這些老知識分子們甚至不得不到政府門前靜坐抗議。　　

我也常常想起自己的童年。應該是文革結束前后吧，在南方山區的一所中學里，我父親是校長，那些純樸的農民路過，經常會帶點紅薯呀甘蔗呀什么的給我們，或者在我家聊上一會抽上幾口煙再走；那位管理菜園的老教師，會帶我去看他種菜，慢聲細語地教我種菜；那些學生，那些山區農民的孩子，會爬到樹上掏小鳥給我養。這一種教育和生產勞動相結合的天然和諧，這一種人際的溫暖，這一種田園牧歌式的人文意境，在我的記憶中，隨著年齡的增大竟然漸漸消失了。應該是1980年代早期，這時候我父親已調到靠近縣城的一所中學作領導，教師隊伍開始評職稱了，內部有些紛爭了，人心不平了，我清楚地聽到我父親和那些教師們（包括被打成右派的教師）討論問題時所說的一句話：“這是不是又在挑動知識分子斗知識分子呀?” 這句話的分量，直到我后來走上教師崗位并研究歷史時，才真正體會到。我今天也終于搞明白到底是誰在挑動知識分子斗知識分子。　　

我父親是農民的孩子，先是考師范作教師，后來考軍校做軍官，再后來重新回到教育戰線。他在文革中受過一些沖擊，但在戰友們的巧妙保護下沒有出現大問題。經歷過世事變幻的他，拒絕了地方政府要他到其他權力部門做官的要求，而專心于教育事業。他和教師的關系特好，保護過不少被打成右派的普通知識分子，別人不敢要的右派，他主動要過來并作為教學骨干對待。（那些從名校畢業而到邊緣地區工作的教師，對當地教育事業發展也的確起到了重要作用；從現在的教育理念看，我父親的做法頗具前瞻性，這可是人才引進哦。我小時候，根本就不會有什么左派右派觀念，因為所有人都和我父親很要好，打成一片，互相幫助；后來到了改革開放新時期，人心世事逐漸變得渾濁，大部分人對我父親都很有感情，但也有個別“右派”得勢后似乎變得有點勢利。）我父親和學校周邊群眾的關系也特別好，那些群眾有什么問題，都會找我父親談，請我父親幫助解決。這一點回憶起來那么令人驚奇，像我父親這種知識分子，一身正氣，卻又與其他老師、群眾沒有任何鴻溝？他們的人格到底有什么秘密呢？在老時代，他們能夠毫不猶豫地把自己晉升工資的機會讓給更有需要的人；新時期，他們能夠在自己十分清貧的境況下拒收因為幫助別人而得到的厚重回禮。有很多老一輩普通知識分子，他們有著和我父親類似的人生經歷，他們沒有倒在戰場上，他們沒有倒在文革中，他們沒有倒在建設邊緣地區的艱苦奮斗中，但他們由于堅守自己的人格和信念，不愿去適應“改革開放”所帶來污流濁水，不能適應“市場經濟”的坑蒙拐騙，結果在別人歌唱春天的故事的時候，倒在貧困潦倒中。　　

是的，往事并不如煙。絲絲縷縷都回到眼前。　　

然而這一切又的確過去了，那個時代過去了。我也長大了，變得嚴峻了，我學會了接過老一輩的槍和筆。根據我對近十幾年來中國社會關系的觀察，我可以明確地下一個結論：中國社會的上層和下層已隔膜很深，很難對話交流了。上層社會已無法理解、融入下層社會，他們只能按照他們本身的思維方式去思維，只能按照他們本身的情感態度去抒情，他們無法超出自身的局限去設身處地體會下層百姓的生活處境，去將心比心感受下層百姓的喜怒哀樂。下層社會普通民眾的呼聲，上層社會根本聽不明白；上層社會的報告，下層社會普通民眾根本不屑一顧。打個比方，當前中國社會就好比一個巨大的軀體，其上下身經絡已不通，身體已麻木不仁。其嚴重后果可想而知。由此我常常想到毛澤東的文革和知青運動——作為政治大醫，毛澤東發動了文革和知青運動，算不算是努力打通中國社會軀體經絡的一次高明行動呢？很遺憾，昏了頭的中國上層社會，至今對中國社會現狀還昏著頭。　　

所以，我要代表我的學生們對韓主席、季羨林大師們說一句：你們沒有資格代表中國所有知識分子，我們不想讓你們代表我們；改革開放的確改變了你們知識分子的命運，也改變了我們知識分子的命運，但你們知識分子的命運和我們知識分子的命運歸根到底是不同的命運。　　

最后，還要說上幾句。據我了解，一般所謂民主黨派，其普通黨員還算不錯，但其官僚隊伍之自私自利、爭權奪利，一點也不遜色于走資集團的官僚隊伍。韓主席作為某民主黨派的首腦，不知已為然否？　　

2008、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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