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73年春天在湖南省臨湘縣桃林鄉長春大隊上小學的。那時大隊還沒有通電，小孩子過生日才能吃上一個雞蛋，“階級斗爭”還在“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

不過時代的苦難和生活的重擔主要是由大人們（成年人）來承擔的。對于小孩子來說，食不果腹的大饑荒時代早已過去，“三月不知肉味”反而造就了一個好胃口，吃什么都噴噴香，白米不夠吃可以多吃紅薯或南瓜，營養不良尚不至影響身體發育（除了身高普遍較低之外）和心理健康。夏天頭上的癤子和冬天手腳上的凍瘡雖然讓人痛苦，但那畢竟是暫時的，注意力集中到某個好玩的事情上時很容易遺忘：40℃高溫的炎炎烈日下照樣有不少孩子捕蟬掏鳥窩，最冷的日子里每個孩子隨身攜帶的燃著木炭的小鐵碗同樣可以用來戲耍。電閃雷鳴都是景觀，綠水青山都是玩具。記得那時大隊每隔兩個月左右請公社的放映員來放場電影，1975年通電以后是每個月一場，地點就是學校操場，時間是晚上，孩子們往往下午三、四點就從家里搬了椅子替父母和爺爺奶奶占位置，看完電影才回家吃晚飯，還要興奮地談論好多天。俗話說，“大人望栽田，小孩望過年?！毙『⒆又灰亲硬火I就體會不到生活的艱辛，普遍的貧窮基本消除了相互攀比的庸人自擾，學習負擔很輕，家有兄弟或姐妹為伴，父母離婚率極低，這些快樂之源遠非后來物質生活的改善所能彌補。

由于人口的增長，每個大隊都有了自己的完全小學，孩子們從家里到學校的時間大約在五至十分鐘之間。這不但保證了孩子們的睡眠和休息時間，也為哥哥或姐姐帶弟弟或妹妹上學、回家提供了可能，使得適齡兒童入學率迅速提高。

每天上午是上四節課還是三節課我已經記不清了，我只記得冬天早晨不愿意起床，怕冷，非等太陽曬屁股了才在父母的催促下起床，匆匆地洗臉、漱口、吃飯，然后背著書包去上學。因此，至少在冬天，是上午九點鐘才上課的。下午只有兩節課，夏天三點鐘開始，冬天兩點鐘開始。如果天氣晴朗，下午放學后姐姐可能去采挖豬吃的野菜，我在后面跟著挖。周六下午和周日我常常跟著哥哥和幾個堂兄去砍柴。家里并不指望我干活產生什么經濟效益，讓我跟著干活的目的，大概一是為了我的安全，二是為了讓我養成勞動的習慣，所以并沒有給我定任務，干多少是多少。這反而保護了我的勞動興趣，除了“點糞”（對蔬菜施農家肥）因為太臭而刻意逃避外，凡是不需要特殊技能（如縫補）和巨大體力（如耕地）的農活與家務活，我都挺喜歡干，總是希望自己干得比同齡人更出色。

學校每周給學生安排兩節勞動課，不是在教室里上課，而是讓學生下地干活，老師在旁邊指導，收入歸大隊。小學鼓勵孩子們放學后參加家務勞動，不像寄宿制的中學那樣每天下午給孩子們安排一節課外體育活動。放學的鐘聲一響，孩子們就從教室里沖出來，每個生產隊（自然村）的孩子列成一隊，不分年級，允許自家兄弟姐妹、堂兄弟姐妹站在一起。列隊完成后，值日老師會把給家長的通知、信函交給他們的孩子，沒有孩子在學校讀書的“社員”的通知、信函也是托同隊比較大的孩子轉交的。那時郵遞員送信、送報只送到大隊部，農民中文盲還相當多，所以小學成了農村的郵件處理終端，小學高年級學生扮演了義務投遞員和讀信志愿者的角色。此外，學校每學期還放一周農忙假，讓孩子們參加所在生產隊的集體勞動。

學生的學習負擔很輕。周一到周六每天一節語文，一節算術，一節自習課做課堂作業，寒暑假才有家庭作業，平時和農忙假都沒有。此外，每周有兩節體育、兩節音樂、兩節勞動、兩節政治，美術是低年級的課程，常識（自然）和作文則高年級才有。上午兩節課之后要做廣播體操，如果下雨就在教室里做眼保健操。家長對孩子的期望也低，一般只要求他們學會識常用字和做加減乘除。不少家長甚至明確向老師表示，他們送孩子上學的目的是“看水”，就是讓老師幫他們看住孩子別讓水淹死了。這種狀況在1977年下半年因為恢復高考發生了急劇變化。

除了語文和算術，其他的課程都被認為是不重要的，因老師開會或大隊組織的各種活動而不時被耽擱，何況老師本身也五音不全、只會“畫鬼”，一對沒有球網的籃球架和兩個以木板代網的乒乓球臺（估計是壞了沒錢買新的）是學校僅有的體育器材，因此農村出來的學生在大學期間往往被認為 “綜合素質”低。

這其實是城市中心論的偏見。為什么模仿鳥獸的聲音不算音樂？為什么跋山涉水不算體育？為什么自制各種取材于大自然的玩具不算創作？為什么有利于家庭和諧的生活能力和惡劣環境下的生存能力不算“綜合素質”？我個人倒覺得，教育條件惡劣的農村孩子考同樣的成績意味著他們有著更高的智商，而兄弟姐妹多的孩子具有更高的情商。但是城市生活中無處不在的偏見和歧視打擊了尚未成熟的農家大學生的自信心，使他們自認平庸，甚至被極度扭曲。

長春大隊共有五個老師，一個公辦教師和四個民辦教師，都沒有受過師范專業訓練。民辦教師大多是“文革”期間高中畢業的；公辦教師則好像是來示范的，干一年就跑了。更成問題的是那時的小學教師必須強迫自己成為通才，每個人帶一個年級，語文、算術、政治、音樂、體育、美術、勞動都要教，人口密度較小的山區甚至有一個老師把兩個年級、三個年級的課程全包下來的，同一間教室里左邊的孩子在做作業、右邊的孩子在聽課，被稱為“復式班”?；謴透呖家院笫苓^專業訓練的老師逐漸多起來，但是由于計劃生育的緣故，孩子減少了，九十年代中期以后這種“復式班”在山區農村反而越來越多了。

語文和算術的教學比其他課程要好得多，在效果上僅次于勞動。音樂、體育、美術課實際上只承擔了游戲和休息的功能，語文和算術應該說基本上還是實現了讓孩子們識字和計算的目標。雖然跟城市相比有較大差距，但也不是很難彌補。我大舅那時在長沙教小學畢業班，我小學畢業的時候他把長沙的試題拿來考我，結論是我在他們那里也夠得上“中上”水平。以五年后高考的成績來衡量，情形正好反過來：我是優秀的，大舅教過的那些跟我年齡相仿的曾經的優等生都變成了“中上”水平。這可能說明小學學到的那點存量知識并不重要，沒必要強迫孩子們學習更多的存量知識，身心正常發育、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和玩得開心比什么都重要。

我的語文和算術學習成績在小學一直是最好的。不過語文好是相對于本校其他孩子而言的，初中入學考試我因為作文五十分只字未寫（題目是“我愛紅領巾”，但是我并不是少先隊員）而語文不及格，靠算術一百二十分的滿分，以倒數第幾名的總成績進入臨湘二中。我的經歷表明：“毛主席萬歲”、“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 、“我愛華主席”這樣的句子同樣可以教會孩子識字、閱讀和掌握基本的語法規則，但總是以“在英明領袖華主席的領導下全國形勢一片大好”開頭絕對是寫不好作文的，作文課一直是我小學期間最頭痛的課程。至于“劉胡蘭”、“劉文學”、“楊白勞”這樣的人物形象和階級斗爭意識形態對兒童心靈的負面影響，那更是一言難盡。

父親當時擔任小學校長，但他從不輔導我學習。我從姐姐和哥哥那里學到的東西比從父親那里學到的東西多得多，雖然他們也沒有刻意輔導我學習。除了通過交往和模仿學習之外，姐姐和哥哥讀過的舊書也給我很大的幫助。

我并非天生喜歡讀書，尤其不喜歡一遍又一遍地讀老師講過的書。我像所有的男孩子一樣喜歡野外生活，不管是游戲還是勞動。只有下大雨或冬天里最冷的日子，媽媽在家做布鞋、縫補衣服，我因為年幼戀母，才坐在媽媽身邊讀書。媽媽出身于地主家庭，讀過小學四年級，即使是父親都認為“讀書無用”的歲月，媽媽仍然鼓勵我們姐弟讀書——盡管我從來沒見過她自己讀書。一是為了能夠多陪伴在媽媽身邊，二是因為讀了哥哥的書可以在學校里顯得自己比同學高明，我養成了提前讀書的習慣和自學的能力，這使我終身受益。

父親當校長的作用，首先是我上學比別的孩子稍早些。在我的印象中，從小學到中學，都是年齡小的孩子學習成績反而較好。其次是有一次我冒犯了班主任老師，她命令全班同學不理我，幾天之后我受不了，發誓永不讀書，但逃學第三天就被父親發現了。

由于春季招生改秋季招生，我的小學讀了五年半，中學讀了五年。我覺得還是太長了，小學和中學最后各有半年完全是為應付考試而重復學習?？紤]到高中的學習過于緊張，中學也許需要五年，但小學無論如何不需要五年半。在幼兒教育發達的城市地區，也許小學讀四年就足夠了。

縮短學制尤其是小學學制的好處很多。首先，六歲入學讀五年小學，可以把小學生的年齡控制在十二周歲以下，這樣師資相對薄弱的小學就可以避免令人頭痛的青春期問題。其次，中小學壓縮到十年，國家只需要增加不多的經費就可以將義務教育延長到覆蓋整個中小學階段，使每一個孩子都有考大學的機會，不至于因為窮人的孩子沒錢讀高中而埋沒人才。第三，隨著老齡化的加劇和社會撫養比的提高，需要縮短普通勞動力的培養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