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5日到地區參加一侄兒的婚禮。按當地風俗，作為長輩和老年人，是要提前一天前往祝賀。待新郎婚禮后的第二天，甚至有的第三四天離去，叫做吃“喜酒”。
    侄兒家住城鄉結合部，90年代靠政府征地，得到一筆賠償金，以此作為資本，雇了幾個農民工，開了一家蠟染廠（實為小作坊）。經過十多年的努力，終于修建了一棟小洋樓，在市區買了一間40平方的鋪面，并有了兩三百萬的資產。在當地算是數一數二的富戶。
    在賓客當中，除我之外，其他有參加“三線建設”的老退休工人，地方上的老親戚，其中有位是某中學退休的老校長。
    晚飯后，小孩看電視，年輕人打麻將，老年人喝茶聊天。80歲的老校長算是中心人物，因為他涉事深，閱歷廣，話自然也最多。
    天南地北聊一通后，不知誰問了老校長一句：“現在老人家拿（領）多少退休金呀？”這一問，老人的話匣子打開了。
    “兩千多。”老人說，“富不了，餓不死，比企業退休的好多了。”老人用眼睛掃視了我們幾個在工廠退休的后說：“你們說是吧？”“嗯，對！”我們點頭贊同。
    “想當年，也就是六七十年代吧，我很羨慕你們在工廠的，穿著統一的工作服，齊上班，齊下班，滿面春風，喜氣洋洋，多神氣呀！可是到我退休的年代，就開始喊下崗了，什么下崗呀，叫集體失業了，仿佛一夜之間全變過來了，弄得工人們灰頭土臉的，甚至那時提到“共產黨”，都會被人當笑話，我侄兒說，他們廠鬧得烏煙瘴氣，有一個支部書記說，你們鬧什么，再鬧也是共產黨領導，那些鬧事的人回答說，都什么年代了，你還提什么共產黨？共產黨是什么呀！要是有共產黨，我們怎么會下崗呢？”那時有句話叫“節資增效”，什么叫“節資增效”？就是把應該發的50萬工資，縮減到20萬元來發，因為工人下崗了，不用發這么多工資了，這就節資了，增效就是把原有的生產資料加工的加工，變賣的變賣，然后把資金集中起來，除以在崗職工，得數就是增效了，連小學生都能算的問題，用來指導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真是荒唐得可以，直到后來，再也無資可節，無效可增了，便又出了一個新招叫“改制”。這就全完了，什么叫“改制”呢？就是把社會主義制度改為資本主義制度，把共產黨的東西，國家共有的東西，變戲法式的變成少數幾個人的資本，然后再進行重組，什么叫重組，就是重新組成新的資產階級，把原有的工人階級取消掉，再弄批農民工進廠，產生新的剝削和被剝削關系。名詞新，內容陳舊。
    老校長喝了幾口茶，一指新郎的父親說：“我不是說你和你兒子，你們與全國比較，與大企業比較，連九牛一毛都談不上，但你們想一想，如果不是政府征地，你們有本錢嗎？沒有本錢（資本），能開這個廠嗎？開了廠沒有農民工，你們能有這么多積余嗎？你們能修洋房，買鋪面嗎？對社會來講，叫做“管中窺豹，略見一斑！”一個作坊如此，一個工廠如此，這種雇傭關系，不產生剝削那才怪呢！再簡單不過又簡單的道理！但你們要是比那些房地產開發商又如何呢？不就是小巫見大巫了嗎？我不是說你們做錯了，沒有錯，你們要生存，要吃飯，要生活得比別人好，就必須趕潮流，大氣候如此，是整個社會的問題，是共產黨內部的問題。我不提倡“不食周粟”。都上首陽山了，還有什么民族復興？國家的復興，有人常常把國家、民族復興與當前的所謂的改革開放掛鉤，難道毛主席領導就不是國家、民族復興？”
    老校長接著說：“現在是偷盜天天有，何日偷我家？我們來你家吃酒，都是提心吊膽，最怕小偷光顧，現在小偷為什么這樣猖狂、這么大膽？因為他們也要吃飯，也要生存，無法找到工作，只好鋌而走險，即使判重刑，他們也管不了許多。我不是同情小偷，我不為小偷叫屈，我是揭露社會的本來面目。小偷比起那些大偷、天偷也就是貪污腐敗分子，哪個不是數十萬，上百萬、上千萬，但又有哪個被判死刑？據說我省最大的貪官，劉方仁的同伙，一個姓陳的小混混被判無期徒刑后，拘押在遵義，其貴陽的資產倒是被沒收了，但其妻、子女、母親不也在上海活的有滋有味的嗎？誰又能管得著呢？人們恨小偷可以理解，像這樣的大偷、天偷，有幾人知道，有幾人恨？有人說，原省交通廳長盧萬里不是判了死刑嗎？盧萬里判死刑是因為他檢舉了劉方仁等高官，所以他必死無疑。向杜連仲，不檢舉別人，硬扛不就沒有判死刑了嗎？所以說，法律是為階級服務的。至少是有嚴重傾斜的，談不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老校長接著又說：以上講的是現了形的，沒有現形的就無法追究，據我侄兒回家來對我說，他們單位的上級北京總公司，有一位總經理，利用手中的權利，把國家十億元人民幣撥給下屬私人投資經營，后來被發現了，報紙也披露了，最后以其退休作為條件，不了了之。他們單位每年都屬于營利單位。每年審計都是廠長找來的審計單位，按廠長設定的框框進行審計，每年都能過關，但最后改制進行審計時，上面派來的審計小組，查出來原來的審計都是假的，比如上報總公司的工資花名冊，每個職工最低工資都上千元，多的進兩千元，而實際發到職工身上最多800多元，少的400元，而他們財務領走的款項，一張白條就拿走50萬元，最后審計結果廠里負債3200萬元，開始北京的城通公司還說要追究，后來不知怎么搞的，就這樣不了了之。
    又如某社區原有212.14平方的房產，其中70多平米的鋪面，140平米的營業用房（小旅社），因某開發商要在此開發布料市場和商品房，與之簽訂了拆遷協議。過后所有拆遷戶都按規定搬進了新房，所有鋪面都被出租開始經營，社區的老委員、老黨員、離退休干部都憤憤不平，不停地往市、區兩級政府反映，但后來辦事處采取安撫政策把那些老委員的孫子、孫女招進辦事處，并挨家挨戶做思想工作，要社區不要再追究了。實際房地產已被辦事處侵吞了，后來到法庭打官司，被法官偷梁換柱，判社區敗訴。一百多萬的資產就這樣消失了，真是比小白菜還冤呵！而恰恰就是這個辦事處，在他們管轄的六個社區里，幾乎百分之八九十的位置都用來安插他們的親戚、親信及朋友，十多年來按照上級的規定，書記、紀檢書記應該要調換位置、調整崗位，但他（她）們居然頂著不動，不服從調整，最后總能從容過關，一動不動，還有省里的農民工培訓案，貪污兩百多萬元，這本來是個窩案，但由于涉案人采取了杜連仲的手段，一人扛過，所有相關人卻彈冠相慶，古人說：“亂世用重典。”現在遍地貪污、行賄、受賄、走私、販毒、搶劫、盜竊、行兇、詐騙，從工廠到地方，從企業到事業，做官無論大小都被腐敗籠罩著，這樣的亂世怎么不用重典？
    通過看電視，我們看到了成都公交車被焚燒，貴陽張德新殺經理案，都反映出老百姓的生活壓力太大，一時想不通就走極端，在全國究竟還有多少我們不知道的呢？因為現在的媒體還是被某種勢力掌控著，除事件實在隱瞞不住而曝光外，一般都是報喜不報憂，唱贊歌的多，敢批評的少，想一想，毛主席說：“讓人講話，天不會塌下來。”“搞群眾運動，七八年再來一次。”再一想：精英又有一句話：“五十年不搞群眾運動！”為什么執行的是“不搞”？而不執行“讓人講話”呢？所以就因為這個原因，貪污腐敗屢禁不止，貪官污吏隨處可見，真可謂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現在連野火都不讓燒了。至于是不是七八年又來一次，那幾乎已被人們忘記了。其實，搞不搞七八年、三五年、十幾二十年又來一次，那是領導人自己掌握的事。但總不能說五十年不搞群眾運動嘛！所以，那些貪官污吏、腐敗分子是很享用“不搞”的。他們才這樣敢大膽的搞貪污腐敗、官商勾結。說到此，老校長還風趣的說：“文化大革命時，我被學生造反派喊上臺做檢查，當我剛說到:我是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在某部……”還沒講到在哪個部隊服役，臺下造反派就喊起來：“孫某某，你現在不是校長作報告了，你應該立正站好做檢查。”當時我臉上一陣發熱，很不是滋味，那是師生們對我最嚴厲的一次批評，往后再也沒有受過什么委屈，我們縣十幾所中學，我是唯一沒有被批斗的校長，過后我在想，只要我們當領導的忠于職守、勤奮工作、做事和處理問題不過分，師生的眼睛是雪亮的，基層群眾是通情達理的。每隔幾年來一次群眾運動，可以幫助自己清醒頭腦，不犯錯誤，或少犯錯誤。共產黨怕老百姓，那不就是老百姓的對立面了嗎？為人民服務且不成了一句空話？現在口口聲聲說我們有幾千萬黨員（七千多萬），除了國家機關，我們身邊真正按時繳納黨費，過組織生活的究竟有多少？有的所謂“黨員”還說：“我有錢交黨費，還不如拿去玩兩盤麻將。”我對他們說：“既然入了黨，就應該有個對黨的信念、信仰，有個奮斗目標！”他回答說：“現在連億萬富翁都可以參加共產黨，我們滿地啄食的打工仔也是共產黨，這樣的奮斗目標能一致嗎？我們的信仰何在？我們的奮斗目標何在？”前幾天我從電視上看打到一個經濟學家在貴陽講有關投資股市的課，電視臺說該學者課時費為15萬元（講課費），我在想，我們的普通中學教師一般每個月都是2000-4000之間的工資，他的一個課時夠我們中學教師奮斗3-6年了，這樣算來他的收入高出我們的教師最少5000倍以上，而我們進行的是基礎教育，他們進行的是“技巧教育”，換句話說，我們進行的是培養種桃人才，培養袁隆平式的人才，他們進行的是教你如何摘到最好的桃子，如何收取最精壯的稻子的技巧，其價值取向不言而喻，我不相信他的技巧對我們九億農民有什么教育意義！對真正的共產黨員有什么教育意義，但主流媒體卻捧他們為“精英”。把他們捧為“神靈”、治國的奇才，現在的醫改、房改、教改，不都被這些精英搞砸了嗎？哪樣成功了？有人說“窮”不是共產黨追求的目標，這時在偷換概念，他們是在為制造上千倍的貧富差距找借口，是在為他們走向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模式找借口，難道共產黨一直以來的奮斗目標是“世界大窮”嗎？她的奮斗歷程是連解放前都不如嗎？如果是那樣為什么會有千千萬萬的革命先烈為之流血犧牲呢？現在最時髦的一句話是GDP增長幾百倍，老百姓不懂，只知道五六十年代一個人工作可以養活幾口人，而現在只有全部工作，才能養活自己，GDP再增長對我們老百姓有什么用？更可笑的是，把五零年代所謂的GDP與現在的GDP相比，說什么增加了幾百幾百倍，而那時劉青山、張子善，貪污一萬多元（相當于現在的一萬多元）都要被槍決，而現在呢？GDP增長了，那些貪官污吏貪污上億最多也只判死緩。這GDP究竟是為誰增長的呢？它對老百姓有什么實際意義？像當前的貧富差距這么大，資本在無限度的增長，老百姓的生活卻越來越下降。更可怕的是社會混亂，搶、盜、殺、黃、賭、毒在城市的光天化日之下這樣猖獗，這社會能穩定嗎？能和諧嗎？為人民謀利益且不成一句空話？現在的問題是上面說一套，下面明擺著干一套，要說政令不能出城講不通，因為現在通信發達，電視、報紙、網絡也都在宣傳，政令是可以出城的，問題是政令歸政令，執行歸執行，它是脫節的。表面看電視、報紙、網絡每天報道的都是與黨中央的目標保持一致，實際上施行的卻是另一套（此時一位老工人插話：“據北京來貴州搞改制的一位官員透露，他說，電視報紙都說深圳工資高，其實真正的農民工工資每月也不過七八百元，還說，北京三環以外執行的是另外一種政策，根本不聽上面的，就在眼皮子底下，黨中央都無法知道。”）。所以沒有群眾監督的政策是虛擬的政策，哪怕在公開場合有人歡呼，有人鼓掌，實際是一種精神上的泡沫。真可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就是這個意思。現在黨中央要真正聽到老百姓的呼聲難了，無論你用什么手段，都經不起金錢美女的誘惑，該卡則卡，該篡改的就篡改，信息一旦到中央，全是一遍歡呼與贊揚，要解決這個問題，除非你有毛澤東的魄力和手段。現在我們國家缺乏的是真正了解毛澤東的人，缺乏理解和掌握毛澤東思想的人，現在的理論家也好，經濟學家也好，他們都不是站在廣大人民群眾的立場上想問題、分析問題、處理問題。于是乎賭博、貪污、官商勾結、嫖娼、吸毒、斗毆，他都覺得無所謂，甚至還為自己找一個冠冕堂皇的理由：社會發展了，開放了，各種資產階級的東西也會沉渣泛起！難道毛主席時代就會停滯了嗎？難道發展了的社會就應該有這些垃圾嗎？如果社會真正停業了，那么請看最近中央電視臺高清頻道播放的《龍騰東方》吧，請看看航空航天人的發展史吧，那是最能說明問題的了！那里怎么就找不到一點資產階級的東西呢？那不是更好地發展了嗎？七千多萬黨員為核心的十三億泱泱大國，居然在黨的生日之際，全國除重慶電視臺之外，沒有一家表示慶祝的節目。我看了重慶電視臺的節目后倍感親切，深受感染，仿佛又回到了那種道不拾遺、夜不閉戶的年代，我讓子女、孫子女們也一起來收看，讓他們也受一次愛黨愛國運動的教育，子女們說，現在看來，不是老百姓不喜歡看歌頌毛澤東的作品，而是沒有電視臺播放了。于是讓我想起了貴州電視臺一檔百姓關注的節目（說到此，老人摸出口袋里的手機），凡是有贊揚毛主席、毛澤東思想的短信，他們都一律卡掉，不讓你發進去，真實可惡至極。（老人翻開手機道）我曾在5月31日18點56分給他們發送了一條短信：“你們為什么對毛澤東那樣仇恨呢？一說毛主席好就被擋在外面。須知貧民、百姓是不會忘記毛澤東的！”我還有半年就滿80周歲了，但自我感覺身體還可以，血壓、血糖都不高，手腳還靈便，只有輕微的糖尿病，但難說哪天不行就不行了，我想趁活著的時候，告訴兒孫們，只有毛澤東所想的、所做的、以畢生的精力所從事的，才是真正的“為人民服務！”我相信今后的政治家、歷史學家，會給這位偉人一個公平的定位！各種各樣的小丑、掮客們想抹黑毛澤東、毛澤東思想都是徒勞的，現在人們終于明白，誰是真正為人民著想、為人民服務、為勞苦大眾服務、誰為少數人著想、為自己的利益服務、為自己的階級利益服務，老百姓的心中自有一桿秤，孰輕孰重自在心中。
    其間老人還說到當今社會最敏感的話題：當兵、讀軍事院校，作了些對比，由于當時有事離開，怕有遺漏，不在整理之列！
    如有整理方面的錯誤，責任在我。

戎絨
      09年7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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