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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中國進行技術自主創新的利益補償和發展的空間限制

與蘇東國家相比，中國近二十年的經濟發展過程，沒有中斷政權對資源的整合，沒有出現蘇東國家因資本整合能力不足而引發的經濟崩潰。同時，中國轉型時期恰與重工業優先戰略的后勁釋放階段重合，許多長期短缺的產品因此供應量急劇上升。在這兩種經濟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國的漸進式改革顯得很成功，或者說不那么失敗。西方的主流派為了捍衛自身的學術信譽，也傾向于把中國作為成功典范，升級到新的樣板地位。

中國主流經濟學家與西方的主流們相比，他們更偏執。西方的主流愿意承認蘇東轉型的失敗，但是中國的主流們連這一點都不肯承認。西方主流承認蘇東轉型的失敗，在理論上就對政府介入轉型過程持有一定程度的肯定，而中國的主流們完全站在“瓜分集團”的立場上，要求把所有的存量國企資產統統私有化。特別是，西方的非主流學者如沃勒斯坦等人，通過總結全球資本主義的體系擴張過程經驗，得出結論說外圍國家不可能出現比較規范的資本主義，只能是伴隨著各種“超經濟強制”，這與毛澤東早年的預言完全一致。但是中國的主流們不僅拒絕接受蘇東轉型失敗的教訓，也拒絕把第三世界國家的現實表現納入考察范圍，繼續兜售“私有化和市場化包醫百病”的偏執立場，向國人許諾“制度決定一切”，只要中國采取歐美日那樣的政治經濟制度，就能夠實現歐美日那樣的富裕發達，宣揚這種變相的“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的版本。這本質上也是他們無法放棄的遮羞布，舍此他們就無法要求平民階層繼續忍受“代價”，也不能說明今天的代價在未來有什么回報。這樣的分析已經不受不可再生資源消耗水平的支持了，為此他們越發需要把經濟學理論空洞化和模型化，屏蔽掉資源、人口、國際分工影響等等重要視野，在堅守精英立場的同時逐步達到了喪失理智的高度，已有的經驗教訓和重要的現實問題，以及海內外理論界（無分左右翼）作出相應的理論總結，都在他們的刻意遮蔽之列。

中國早期工業所必須“高強度剩余轉移”階段，在毛澤東時代結束時就已經接近完成，技術進步的重點應該逐步轉移到“高強度人力資本投入”階段。1979－2003年的加權積累率，反而高達39％，這個高積累僅僅聯系著海外壟斷企業的高額壟斷利潤需要：為了實現中國精英階層更高水平的特權消費，中國需要為此長期支付海外壟斷企業的高利潤，這是中國剩余轉移和資源外流的結構性原因。就一般情形而言，工業化之后的高積累都是不再是主要的，今天主流經濟學家們繼續突出“效率話語”，實際上是要求大眾為特權消費社會的需要，無限期地承擔所謂的“改革成本”。

“剩余的一個重要部分被上層用于模仿中心的消費。在特權消費社會中存在著對資本積累潛力的一種巨大浪費。收入被中心過分地榨取也是這方面的浪費。國家過分膨脹也造成這樣的浪費。而國家的膨脹也主要是由體系的缺陷引起的。”“面對勞動力的迅速增加，資本積累就變得不足。體系就這樣逐漸把大量群眾排斥在外，使他們在社會結構的底部無所事事。”“這些都是非常嚴重的矛盾。其后果又由于與發達國家的關系明顯的不協調而加劇。發達國家日益和特權消費社會相結合。這些國家由于其動力的向心性質，除了施加種種限制之外，還阻礙著外圍向外發展。”“外圍資本主義主要是建立在不平等的基礎上。如我們在前面說的，這種不平等的根源就在于，主要是那些集中了大部分生產資料的人們將經濟剩余攫為已有。”（勞爾·普雷維什《外圍資本主義――危機與改造》商務印書館1990年第一版，P10）

在早期工業化的高積累階段，作為后發國家，一些基干產業的興起不僅確實需要集中的體制，而且也不存在通過市場聯系供求雙方的現實選擇。隨著工業化進程的深入，原來壓縮消費去支持快速積累過程的政策就不再需要了，而且隨著技術的進步，作為生產者（被管理者）和消費者的需要，已經發生很大的變化，原有的高積累政策配套意識形態需要改變，企業的生產需要面對消費者日益多樣化的需要，在某種程度上需要建立一種生產適應消費的作用機制，改變過度集中的管理機制。這一轉型過程，存在著巨大的風險，因為第三世界國家政治力量對比總是呈現出嚴重失衡，越是經濟不發達的國家，其政治、經濟和文化權力就越是高度集中于精英階層，毛澤東晚年對此高度警覺并為此作出了孤注一擲的探索，仍然未能建立起對精英階層有效的制約機制。精英階層追求建設一個“特權消費社會”的趨向，就是俗稱“拉美化”的過程，蘇東國家轉軌嚴重失誤主要就是這個原因帶來的，按照美國大衛·科茲教授的總結，蘇聯的“黨國精英”的利益和意愿，實際上主導了蘇聯的解體和轉型過程，所以他把蘇聯的崩潰和轉向稱為“來自上層的革命”。

中國的經濟調整確實要求企業和產品，比以前更加靈敏地適應消費者的需要，經濟發展要求比以前更加面向消費者“多樣化”的需求。這與工業化早期集中精力完成工業化的基礎目標、在需求方面僅僅滿足于解決低層次的“有無”不同。這一過程要求企業對市場和消費者需求信號更加敏感，與傳統企業滿足于擴大生產和提升技術水平目標有很大的不同。個人作為生產者（被管理者）和消費者，都隨著工業化的進步提出了更為不同的要求，這確實需要進行改革經濟體制來實現。但是改革的努力方向，被簡單地誤判為中國的技術積累不足和趕超西方消費品技術，這個“錯誤的認識”明顯體現了中國精英階層意愿。精英們的特權消費意愿――在最短的時間內把消費水平提高到盡可能接近歐美日水平，最終是在參加“國際大循環”的戰略中間兌現的，目的是通過輕工業快速引進高檔消費品生產技術。

一九八七年，王建等人提出極端荒謬的“國際大循環”戰略，聲稱要通過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為重工業發展取得必要的資金和技術，再用重工業發展積累的資金返回來支持農業，從而通過國際市場的轉換機制，溝通農業與重工業的循環關系。（參見張新京主編《改革十年重要理論觀點綜述》學苑出版社1990年4月第一版，P271－272）

“國際大循環”戰略的提出，和那個體制改革的決定一樣，最后都走向了反面。號稱要增強企業活力的企業改革過程，最終是把國企都給改跨了，聲稱利用國際市場的轉換機制來溝通農業和重工業聯系的，最終是把中國的農業和輕工業和海外的重工業聯系上了，把自己的裝備工業徹底報廢了。為了把握中國國內資本的投入和服務方向，國家各個部門公布的強制性的產品技術標準，都是“等同或者等效采用國際標準”的，這等于強制新投入的生產性資產必須以滿足精英階層需要為目標。僅僅這樣，尚不足以保證特權消費的最高水平，中國還必須維持與海外市場的緊密經濟和技術聯系，從利益流動和分配關系上看，中國填補國際分工的末端進入全球經濟體系，是歐美日壟斷企業獲取壟斷利潤的關鍵環節，得利多的一方或者說應該是歐美日擔負“責任和義務”來維護這一循環正常進行的，但是中國的精英階層對平民階層的優勢特別強、而且他們維護特權消費社會的意愿尤其強烈，結果在國際貿易爭端中間反而是歐美國家以“斬斷循環鏈條”來要挾中國。今天進出口貿易數量接近GDP的80％，就是配合著跨國公司的壟斷利潤增長和中國不可再生資源大量廉價外流的，不僅中國的工人農民失去了消費能力，而且本土資本也得不到適當的利潤。這個所謂的國際大循環戰略，最終是斬斷了中國農業和輕工業與重工業的物質循環聯系，把物質和利益循環的聯系嫁接到海外壟斷企業身上，以支持它們的高額壟斷利潤。

作為一個常識，引進技術應該與國內原有的技術創新部門結合，也就是和那些學習能力最強大的部門結合，這與普通人常識完全一致，完全不需要國際大循環理論的高妙包裝，這個所謂的戰略關鍵之處在于引進技術由最沒有學習能力的部門進行。這一點劉力群先生看得非常清楚：

本來應由制造者的機電和使用者的輕工共同引進國外技術,原因是原輕工部門技術差距太大,吸收消化不易,時間拖長,成本又高。而且輕工多為專業廠,對技術需求狹窄,引進后擴張效果不大。而機電業與國際技術差距最小,在引進吸收使之國產化上,比輕工部門容易得多,若在軍民兼營的綜合大廠中引進先進技術工藝,其擴張效果就要大得多。但現實情況卻是不引進技術,只由使用者直接買設備,這既拿不到技術,又出讓了國內設備市場份額,而且設備維修、零部件補給還須依賴國外。最后,引進的技術設備對國內原材料和其他配套條件都不能完全適應,這也是引進技術并國產化過程中才能解決的問題。但我國以輕工為主的引進,卻是由不懂制造技術的生產廠直接引進,且設備引進大大多于技術引進;技術水平低的輕工設備制造廠引進技術多于機電儀制造廠；多頭引進萬國牌,重復引進亂花錢,都買總成組裝廠,誰也不管前序元器件、零部件、材料半成品的引進。50年代打基礎時,我國總共借了20億美元的外債就從無到有地建起了現代化的重工和軍工部門。80年代我國工業基礎已大大加強,并擁有半工業化國家的機電儀制造業。可是我們僅為增產耐用消費品,就借了400億美元的外債,這個投入產出比豈不令人吃驚嗎?（劉力群《重工傾斜政策的再認識——兼論趕超戰略》，引自三農中國網站）

在經過現實檢驗并證明是錯誤之后，在有人公開指出錯誤之后，王建等人還拒絕公開承認錯誤，就不能再認為是一個單純的認識問題了。當然僅僅是一個王建，尚不足以誤導一個國家的方向，問題在于這個政策雖然對國家和整個民族不利，但是對精英階層卻是很有利的，最終的政策后果是在最短的時間內把中國國內的高端消費提高到歐美日同等水平。與此相聯系，為了維持與海外壟斷企業的產品和技術聯系，中國進入國際分工的末端并盡力保持一個經濟上的循環關系，則是“特權消費社會”順利運轉所必須的。

與王建等人所宣傳的相反，國際大循環戰略的實施，不僅沒有提升中國的機械工業生產水平，反而促使了本土工業制備行業的徹底解體。1970年代中國已經形成了一個相對獨立的裝備工業體系，中國工業裝備的自給率已經達到80%以上。1979年開始通過“社隊企業十八條”，政策傾斜支持“落后淘汰技術”在農村社隊企業的超小投資規模上的惡性擴張，后來的所謂“蘇南模式”和“溫州模式”都是這一產業政策扶持的成果；與此同時進行的所謂“調整整頓”，卻竭力壓縮國內相對高水平的技術的裝備過程。結果這一個階段實際裝備的都是小工廠和應該淘汰的生產技術，其生產工藝和技術水平與西方發達國家的距離更大。中國的精英階層又反過來又攻擊“幾十年一貫制”，迫切希望迅速在消費水平上與西方接軌。到1995年進口設備比重從1985年的18.2%上升到47.1％，十年新投產的設備多數是進口的，國內裝備工業在“國際大循環”的無原則引進政策主導下，幾乎失去了全部國內市場份額，多數企業最終陷入破產。同時，1980年代中國市場上消費品升級換代過于迅速，產品壽命急劇縮短，許多工廠的新設備剛剛投入生產就過時了，按照韓德強的說法是“洋重復擠垮了土重復”，也帶來大量的生產資產報廢。裝備行業的萎縮和消費品生產行業的大量報廢資產，實際上都是為快速建設“特權消費社會”而付出的沉沒成本，這些投資或者成本，在特定的時間和政策空間里，不可能找到合理補償的渠道，最終“自發”地發展為“國企垮臺”和“銀行呆帳”。這又遺留了三個方面的嚴重問題：1）中國在工業技術裝備上嚴重依賴進口，中國工業的靈魂---裝備工業全面垮臺，產業結構上更加密集于輕加工工業；2）裝備工業的垮臺使中國失去了高素質人員就業機會和自主技術開發能力的成長空間；3）存量資產的報廢對工人養老保障基礎的嚴重破壞，有人估計今天社會保險賬戶虧空數字高達2.6萬億元。

而作為出傳統社會主義遺產的農村土地公有制，恰恰提供了勞動力實現低成本生命再生產的循環渠道。從這里可以解釋為什么農民工能夠忍受如此低的工資水平，而且在工作條件如此惡劣的情況下，中國的工潮還維持低水平的原因。看起來是一個社會主義的殘余制度安排，今天，卻成為中國順利融入全球分工鏈條末端的根本條件，李劍閣、樊綱等人時不時就出來提醒說不要給農民工漲工資，說這是中國競爭力的關鍵所在。

即便是把農民工排除在外，不用考慮他們的福利，就像李劍閣先生那樣把他們作為中國精英階層維持與海外經濟技術聯系的工具，問題還依然存在，這就是中國有限的不可再生資源大量流出和環境生態等方面的嚴重困擾。換言之，維持中國作為全球分工鏈條末端的地位，在不考慮農民工的福利水平的前提下，資源和環境方面的成本和代價也太大了，這也不是中國能夠承受得起的：

“目前我國93%的能源、80%的工業原料、70%的農業生產資料是以礦產品為原料而提供的。2001年，我國礦產品年產量達到45.65億噸，其中原煤產量11.06億噸、原油產量1.65億噸，10種主要有色金屬礦石開采量1.22億噸，鐵礦石開采量2.17億噸，化工原料礦石開采量5000萬噸，其他非金屬礦和各類建材工業用巖、土、砂石開采量25億噸。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需要更多的礦物原料，受我國礦產資源條件的制約和下游加工業自身效益提高的要求，近年來我國礦產品的供需格局已經發生變化，已由‘國內生產為主，進口為輔’向‘立足國內，多方式多渠道利用國外資源’的方式轉變。這樣的供需方式彌補了我國石油、銅精礦、鉀鹽等緊缺資源的需求缺口，同時也為利用鐵、錳等進口礦產品來提高和改善加工企業的經濟效益，為我國經濟發展起到保障作用。”“經過幾十年開采，我國已發現和可以被利用的儲量急劇減少，鐵、銅主要礦產的消費量與儲量增速比呈負增長，鐵為-0.74%、銅為-0.5%.后備資源儲量嚴重不足，已危及礦產資源的可持續供給。目前全國面臨資源枯竭的礦山有440座，有色金屬66%的主力礦山進入中晚期，已關閉和即將關閉的礦山有83座，到2010年預計還要關閉355座，占礦山總數46%，產能消失近5000萬噸，占總產量的35%；冶金礦山有46座面臨資源枯竭，將喪失生產能力3600萬噸；即使資源條件較好的煤炭，到2010年前彌補報廢礦井產能的精查儲量缺口也高達300億噸。”（國家經貿委研究室提供《中國礦業企業發展問題研究報告》，2003-05-15）

中國消費水平不可能也不應該與世界上最發達的國家一致，而應該與中國的資源水平相一致，在工業化告一段落之后，技術應該更加廣泛地幫助多數人的生產和生活條件改善，這才是中國的現代化基礎和目標所在。西方的富裕發達不可能成為中國的現實，中國需要尋求一個與資源水平相適應的適度發展戰略，這意味著適度的生產技術和多數人參與生產過程，適度的消費水平，人不能降低為生產工具更不能把多數人排斥技術進步的受益范圍之外。

中國技術創新目標，不可能象歐美日壟斷企業那樣來自企業的創新利潤，這是后發國家的特性所決定的。換言之，中國企業的技術創新不可能為自己帶來壟斷地位和壟斷利潤，更重要的利益在于終結海外壟斷資本的壟斷地位，就是說企業不能指望“漲價”的利益，但是整個國家存在巨大的“降價”利益。

關于技術創新的利益存在方式一個案例：在中國企業能夠生產SDH光通信設備之前，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在中國市場的價格高的離譜，湖北省電信“東環”“西環”干線光通信工程中間，設備價格竟然高于2000多公里光纜的總價。在國內企業完成技術開發過程，新產品投入市場之后，跨國公司的價格一下子下降到原來的幾十分之一，國內的技術創新者迅速失去了從市場回收投資的空間。但是國內的消費者卻因為本國競爭者的加入，節省了巨額支出，體現在消費者身上的“外部性”由于跨國公司控制價格，就完全無法“內部化”給技術開發企業。所以對于中國企業而言，比較明智的做法是不再在技術開發上投入（這也是某些主流經濟學家所一貫主張的），這樣一來，跨國公司的壟斷地位就無人挑戰，整個中國的消費者每年受壟斷價格盤剝的數量，要多出技術開發投入的許多倍。這個外部性內部化的范圍，實際上與國家的邊界是重合的，但是與枯三國公司在同一個市場上競爭的中國企業，卻無法“內部化”這樣的收益。為此，中國作為后發國家需要以政府作為新技術投入的承擔者，即便這樣的技術并不需要真正市場化，而僅僅著眼于打破跨國公司的市場壟斷地位，也是非常值得的。絕大多數的民用產品技術，其創新利益的存在方式都是如此，國家在民用技術的開發上，需要因此承擔更多的責任。

在市場對外開放的現實中間，開發新技術意味著缺乏投入早期的超額利潤回報。但是，沒有技術裝備的支持，中國的產業升級和技術競爭力都將失去依托，市場換技術的失敗已經說明了這一點。中國龐大的資源和剩余流出規模，是作為壟斷利潤流出的結果，新技術開發的主要利益空間，在于破壞海外壟斷企業的技術壟斷地位，迫使其降低中國市場的銷售價格，這樣的利益存在方式，本質上無法在企業經營的渠道里實現。企業開發新技術，可以迫使壟斷企業降價，但是企業得不到絲毫的回報，因此作為企業最合理的選擇是拒絕進行技術開發投入。顯然，這樣的技術－利益回報方式，要求政府作為技術創新的投入者，最終的收益是中國的消費者和國民福利水平的上升，依據是壓縮壟斷企業的暴利空間以減少剩余流出。

美國企業史家錢德勒認為好的企業要在生產設施、銷售組織和管理結構上進行成功的“三重投資”，中國傳統社會主義時期更象是一個規模巨大的企業，以此而論，這個大企業在“管理結構”方面投入明顯不足，引發的問題非常嚴重。在毛澤東時代，不足主要表現在管理實踐上，決策圈子的許多次所謂“路線斗爭”其實是由于缺乏理論帶來認識上的不一致，在具體的管理實踐中間則呈現出簡單粗暴的特點；現在，這個不足突出地表現在簡單地抄襲西方的經濟學理論來妄斷歷史，結果使得新時期的改革和政策調整，在一些最基本的問題上發生嚴重誤判，更重要的可能是理論欠缺方便了“誤導改革方向”的可能，特別是這種“誤導”和強勢群體的利益相互適應的時候，更妨礙了新認識的取得和推廣，使得“誤導”長期化或者結構化。中國的精英階層缺乏對外競爭的意志，但是對于國內平民階層則從不讓步，李劍閣、樊綱等主流經濟學家反復提醒不能給工人加工資，也不能給工人以福利和保障，在他們看來就是要把“剝奪工人”作為提高中國競爭力的唯一砝碼。這個方面的后果也是很嚴重的。

“當一個社會的市場競爭過于殘酷，當企業的責任感過于淡漠，經濟活動中便要出現一種向低成本競爭的方向。企業在低成本競爭中，首先壓低的是勞動工資，當其他經濟資源要素的成本無法再壓低的時候，企業只能在最有彈性的勞動工資上進行壓縮。這就導致中國社會永久地出現了一大批低收入的勞動大軍。這種現象在社會學領域叫做“向底部競爭”（race to the bottom），而這種市場經濟的法則最終導致的卻是一個國家內產生了一批永久貧困的勞動階級。在向底部競爭的過程中，勞動工資永遠被壓在低點，這一勞動群體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永遠難以改變。這就是廣東地區的打工者從80年代到今天一直保持著五六百元工資收入的根本原因。”“現在我們來談一個大的宏觀問題，那就是追求效率和效益至高無上的后果：大量的失業、待業勞動力出現了，這幫人現在城市里是幾千萬，全國加起來最少有一億多人是待業狀況，這些人沒有消費能力，這個問題對宏觀經濟影響很大，中國有這多人沒有消費能力，造成中國市場的低迷，這是效率至上導致的惡果。由于國內缺乏消費能力，導致中國的商品非常多地出口，中國的財富大量的廉價外流。這個宏觀問題值得注意。”（仲大軍：《效率至上和惡性競爭的后果是資源廉價外流》，《國民財富廉價的出口使中國在補貼世界》，載北京大軍經濟觀察研究中心網站）

最近二十多年來，現代化被界說為要在中國建設“特權消費社會”，而且露骨地堅持中國不需要自主技術創新的“比較優勢理論”。這一政策主張，無論其主觀愿望如何，最終都是適應海外壟斷資本利益需要的。中國的經濟政策和改革方向，都嚴重地受到利益集團的扭曲。從內外資企業稅收并軌這一事情的不同表現上，可以看待利益集團的力量對比明顯不同。商務部和跨國公司的中國子公司所一致反對稅收平等政策，反過來，中國的民族資本家群體對于至關重要的切身利益卻鴉雀無聲。雖然主流經濟學家樂于把自己打扮成民營資本的代言人，也一貫主張“國退民進”，但在這個悠關民族資本利益的問題上，沒有任何一個主流經濟學家站出來他們說話，倒是幾個被主流所反對和排斥的非主流經濟學家為民族資本爭取平等稅收待遇說話。在建設“特權消費社會”方面，中國的精英階層和海外壟斷資本有著共同利益，主流經濟學家也是服務于他們這個群體的。(全文結束)

二○○五年十二月三日

“木頭犁杖老黃年，天災人禍發了愁，人少干活力氣單，互相合作有奔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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