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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改革開放的起點認識錯誤

除了本土由部長級高官杜潤生親自領導生產的“改革意識形態工程”的巨大影響之外，早期西方的發展經濟學理論引入中國后，有一個錢納里提出的“兩缺口模式”很受人們重視，這一理論以各種不同的形式融化在不同的經濟學家的理論和政策主張中間。中國的改革早期的政策選擇，多數與這樣一個錯誤的認識緊密相關，這一認識的內容通俗表述就是：在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早期，由于裝備工業落后必定要依賴進口國外的機械設備等資本貨物，由此就產生了外匯方面的缺口；而發展中國家工業化起步階段一般人均收入很低，所以有儲蓄率低下和資本積累的缺口。這個通俗化的解釋，既符合早期國家領導人的理解水平，更符合中國精英階層建設特權消費社會的需要，因此幾乎主導了最重要的政策設計思路。

把兩缺口模式的錯誤認識，轉化為政策主張就成了：中國應該無條件地引進外資――給外資“超國民待遇”，無條件地為資本積累提供政策支持最后被歸結為“效率優先”。與此相對應，輿論也一邊倒地、想當然地把外資包裝為“先進技術、科學管理”的化身。

以中國而論，“兩缺口模式”在分析新中國一九五○年代工業化開始時期的狀況，還是有一定的針對性，當然，由于中國最終選擇了政府主導工業化的形式，積累對工業化的限制就遠不如私人企業主導下嚴重。因為中國是一個大國，雖然人均剩余生產水平很低，但是地廣大多，整個國家的剩余生產規模仍然相當可觀，在政權全面主導工業化之后，由于具備了低成本集中全國經濟剩余的有效渠道，所以在很短的時間內就把積累率提到25％的水平。從1952－1978年的加權平均數字看，積累率高達30.44％，與實現工業化的剩余轉移規模相比，也仍然是足夠的。同時，由于新中國的工業化是從重工業開始的，在一五計劃結束之后，工業裝備的自給率就提高到60％了，根據一九八五年第二次工業普查資料，工業設備國產化率為82％，大體而言，中國也不存在依賴進口資本貨物的問題。因此這一模式是按照西方國家私人資本主導工業化進程的經驗提出來的，在分析新中國早期工業化的時候，就有一定程度的背離，用于分析一九七○年代晚期中國的經濟現實，則大謬不然。

考慮到外資和外債流入國境，都是以正常貿易方式（資本貨物進口）進入關境的，加上歷年的正常貿易累計的順差，中國的外匯總盈余數字要高出今天實際儲備數字接近10000億美元。換言之，在中國引進外商直接投資5000億美元的同時，暗地里流出的外匯數量要高出一倍。相當于中國每引進1美元的外資，暗地里流出的外匯數量為2美元，此外中國還在海外存有1.4美元的外匯儲備。以這樣的數字而論，中國確實不存在所謂的“資本和外匯”雙缺口問題，以中國缺乏資本和外匯的判斷為起點而進行調整的改革開放政策，確實是誤判了中國的工業化發展所處的歷史階段，有著嚴重的錯誤。毛澤東時代二十多年的高積累政策，已經把中國提升到一個不需要“高積累”的新階段，這個階段的技術進步主要是智能化控制系統為特點的，此時需要大力在國內進行“人力資本投資”而不是要繼續不計代價地引進“物質資本”。（根據非主流經濟學家楊帆的估算）

在新中國工業化取得決定性進展的七八十年代，中國的大規模剩余轉移過程基本上接近結束，中國的裝備工業已經發展到可以全面裝備國民經濟各個生產部門的水平，不存在資本貨物的嚴重短缺和對外依賴問題。這個時期的調整，應該是以終結高積累政策、提高裝備工業技術水平和快速普及為特點的調整，并適時地把重點從早期的剩余沉淀轉移到加大對人力資本的投入和積累，促進技術的升級換代。正是在中國應該大力進行“人力資本”投資的階段上，錯誤地沿襲了物質資本擴大的政策，并且是以不計代價地引進外資和喪失自主技術創新能力作為代價的，這一點后面還要談到。

有了對新中國工業化進程和階段的正確認識，就知道中國改革時期的需要與工業化早期存在的需要完全不一樣。中國在技術、經驗和管理方面，都確實需要調整，但是決不需要那種針對工業化早期特點的以引進外資、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的盲目開放政策。錯誤地把中國作為工業化剛剛起步的國家來“改革”，是一個致命的錯誤，中國經過二十多年的大躍進之后，剩余沉淀過程基本完成，不再需要高積累，而是要深化技術的應用過程。

在內部的宏觀經濟和微觀管理體制的改革上，一個重大的錯誤與這個錯誤的認識相關，試圖把中國經濟發展的動力主體下移到地方政權和企業手里，把中國的政權主導型經濟發展轉換為企業主導型發展模式，這一改革進程被人概括為“放權讓利”過程。主要的政策調整方向是強化基層政權發展經濟的責任，強化企業的贏利責任，與此相關，逐次強化管理層的決策權力，同時以弱化勞動者的權力為代價。但是相關的轉換基礎則是全面的，沒有局部改善的可能，由此決定性地走向西方模式，最終發現改革的結果背離了“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自我發展”的改革初衷。新中國的發展本來卻是在西方模式――私人資本主導――失敗基礎上選擇的，結果又轉換過去，把歷史的教訓在更高的起點上重演了一遍。

效率是主流經濟學家們最喜歡的核心概念，這是他們發言的主要依據。問題在于他們所設計的那個改革啟動之后，企業不僅沒有增強活力，反而每況愈下。因此主流經濟學家只好“集體選擇遺忘”中國的統計數字了，他們寫文章從來不引用宏觀的統計資料作為依據，為了提醒人們注意某些重大事實，我根據第三次工業普查（1995）和第二次工業普查（1985）的數據，中把國工業企業在改革前后的效率變化整理成一個表格，列在下面：

工業企業整體效益的變化與經營環境變化

最近20多年來的國企衰敗，乃至整個民族產業的衰敗，就是資源流入國企減少的必然后果。與此同理，所謂的“三農問題”，也不過流入農村地區的資源減少的一個必然后果。認識了產業興衰與資源分配與流動的關系，再來考察資源增加或者減少是如何發生的，就比較容易得出有價值的結論了。在分析國企困境的同時，我們很遺憾地看到，社會上資源分配是按照“權力”來進行的，政治權力攫取資源的能力高于企業，在不同行業的企業中間，金融、大商業和房地產業又是強勢產業，有能力榨取工業的剩余，國有企業就是在“榨取能力”不足的劣勢下逐步走入困境的。

第一步是政府榨取國有企業的剩余，這個過程在早期最為明顯。

毛澤東去世之后，原來的國家動員型高積累體系所依賴的政治基礎不再存在，因此緩和當前社會分配關系的緊張，以爭取輿論和民心成為一個政治需要。1979年陳云和李先念聯合給鄧小平寫信，說是要降低積累率。這個戰略性政策的調整過程，實際上是要減少增進未來利益的資源分配，改善當前的社會分配緊張關系。這個過程是以給農產品漲價和工人加薪為起點的，1979年農產品價格上漲幅度高達22％，然后工廠工人的工資級別和獎金開支都急劇上升。這個過程本身是以財政支出中間減少對國企的投入為代價的。接著，給老干部補發薪水，大量修造樓堂館所的開支急劇上升，財政收入部分從國企提取的剩余在持續增加，而回饋卻急劇下降，這個過程到1980年代中期之后，終于發展到把國企作為“政治提款機”使用的后果。1983年推行“撥改貸”，實際上就是這一矛盾發展到無法兼容企業資金需要的地步了，政治資金需要壓倒了企業資金需要。這樣國企的剩余就大量流出，而政治資金需要有增無已，成為國企血液流失的主渠道。（老田《國有企業到底是如何垮臺的》，載烏有之鄉老田網頁）

不同類型企業1995年的稅負、利潤與退休職工負擔數據：

第二個主要的問題是中國精英階層在國企失去新技術跟進能力的同時，快速提升消費品更新換代速度，不僅使得國企逐步喪失市場份額逐步失去了從市場上汲取資源的能力，而且國企早期投入的生產性資產也迅速地過時了，后來國企失去生存條件的原因之一是其存量資產在消費品快速升級期間等于報廢了（或者稱為“無形損耗”），這是消費品強制升級帶來的“沉沒成本” （就是為快速建成“特權消費社會”必須付出的代價）――這些投資注定是無法回收的。

國企剩余適應政治需要而大量流出，缺乏回饋，與此同時，八十年代市場產品壽命卻急劇縮短，國企顯然缺乏進行技術裝備升級以適應市場需要的資源份額，產品逐漸落后于市場需要乃是必然的結果。國企技術裝備水平的迅速過時，伴隨的是海外技術裝備的產品，在國內市場份額的急劇上升過程。這些產品最開始是通過合法的或者非法的渠道進入國內市場，然后又隨著外資的流入在中國本土生產。今天跨國公司在中國的生產企業，例如寶潔公司和聯合利華公司，他們不僅具有市場壟斷地位，而且可以方便地從中國市場上攫取壟斷利潤，實際上是擠占了民族企業或者是國企的利潤空間，在這些企業壟斷利潤的實現過程中間，就攫取了中國社會可用以支持企業發展的大部分剩余和資源。而且這些合資企業是享受政府低稅收優惠政策來與國企競爭的，而維持中國政府運轉和政治需要的資金卻主要是從國企提取的。結果國企就在失去自身剩余支配權的情況下，繼續失去了市場份額，受到政治和市場體系的雙重打擊，國企逐步喪失足以維持簡單再生產的資源。（同上）

由于國企受到政府和市場的雙重夾擊，流入企業的資源日漸減少，未來的破敗前景就不可避免，這一前景迅速被企業管理層把握到。結果由于對企業未來失去穩定預期，管理層與企業共命運的意愿迅速下降，行為短期化的訴求迅速上升，并成為一個全國性的潮流。企業管理層在毛澤東時代，要受到嚴格的財經紀律的約束，“化公為私”的渠道開始并不是很暢通。等到鄧小平極力主張的、以“放權讓利”為特色的企業改革深化之后，企業資產和利益流失的口子就全面打開了，國有企業的有形和無形資產的流失，除了與企業管理層的短期化需要相適應之外，還與企業官員與政府官員分利同盟的日益成長水平相適應，最后是企業與政府官員高度合謀的條件下，在非常低的法律風險下加速流失的。正是這個普遍的行為短期化的基本條件一直在起作用，所以所有的企業改革，實際上都不可避免地要失敗，出現了人們普遍譴責的“利益集團扭曲改革方向”的嚴重弊端。同時，從主流經濟學家和普通大眾，都看到了企業管理層行為短期化的后果，都對企業未來完全喪失信心，結果從根本上摧毀了國企的內部認同和管理基礎。

從八十年代末期開始，各地政府實質上蛻化為一個單純的“買稅人”角色，爭相招商引資，計劃經濟固然沒有了，連產業政策實際上都已經無法執行，大量重復投資集中于產品加工裝配的末端，導致在全球分工中間處于底層，整個中國分得的份額急劇下降，并同時在國際和國內市場上引發惡性競爭，導致產品實現的成本也急劇上升，價格下跌。這也使得生產環節對于產品實現環節的地位下降，宏觀后果就是商業的地位上升，可以榨取工業的剩余。

1980年代短期內大量引進的生產線，分布在全國的每一個城市，結果使得投資規模嚴重超越市場容量，第三次工業普查對900多種主要工業產品生產能力的普查結果是：1995 年全國有半數產品的生產能力利用率在60％以下。如照像膠卷僅13.3％，電影膠片25.5％，電話單機51.4％,彩色電視機46.1％，家用洗衣機43.4％,自行車54.5％，內燃機43.9％。一些重要產品生產能力利用不充分，如大中型拖拉機為60.6％，小型拖拉機65.9％，鋼材62.0％。結果使得國內產品市場出現惡性競爭和價格下跌，企業在產品實現上的成本也相應增加，許多小企業無力建設自主的銷售渠道，依賴商業中介來聯結最終消費者，而惡性競爭使工業企業相對于商業企業的談判能力下降，商業侵蝕工業利潤就成為可能，這也是工業凈產值率下降的原因之一。在資源有限的中國現實中間，第三產業的興旺是以工業得不到適當的資源份額為前提的，美輪美奐的商業大廈是建設在破敗的工廠基礎上的。在中國大量引進生產線的同時，實際上摧毀了中國自主技術的發展空間，加深了中國裝備對海外的依賴，中國企業以壟斷高價大量國外設備，不僅供給海外壟斷企業以巨額利潤，同時卻加重了自身的財務負擔（例如折舊數量急劇上升），實際上是海外的壟斷利潤表現為中國企業的贏利能力下降。在中國市場上銷售的最終產品，例如家電行業的核心部件，要通過壟斷價格對外采購，高利潤就這樣輸送給海外的壟斷企業了，本土企業投資密集在末端加工裝配環節，最能夠贏利的部分生產環節在海外。（同上）

在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大量剩余根據政治需要流入財政渠道之后，自身的資金需要不得不依賴金融機構解決，大量的資金需要和有限的資金供給之間的不平衡，正是金融機構的優勢地位的強大基礎，金融業侵蝕工業利潤也是工業凈產值率下降的原因之一。在金融產業的興旺和漂亮銀行大廈的背后，只剩下更加破敗的工廠了。

根據第三次工業普查資料，在1995年末，工業企業資產總計為79233.9億元， 其中固定資產38444.3億元，占48.5％；流動資產35561.0億元,占44.9％；負債總額為51751.1億元,其中流動資金負債35630.4億元,占68.8％；流動資產周轉天數231天,比1985年延緩80天；資產負債率高達65.3％，流動比率為0.9981，已屬不良型。企業償債能力較低，致使企業相互資金拖欠嚴重。企業有限的資金集中投入固定資產，流動資金不足成為企業的一個普遍現象。整個產業資本分配出現嚴重失衡，資產負債結構不合理，利息負擔沉重，成為中國工業企業的通病。1995年國有企業的利息支出與利潤之比為1.9:1，而1985年為0.084:1。（《中國經濟年鑒-1997》，P682）

我們從二十多年來國企困境的形成過程中間，很清楚地看到，企業的贏利能力最終是依賴市場上的相對地位或者權力。無論是在市場還是非市場機制下，權力或者相對地位都是價格形成或者說是資源分配的主要依據。國企的衰敗，是改革后放開的競爭環境中間企業地位低下和劣勢無法掩蓋的結果，而毛澤東時代對于具有市場優勢地位的行業曾經硬性規定：商業利潤為1％，建筑業利潤為2.5％（房地產業根本沒有），銀行和政府財政當時完全是企業生存和發展的后勤服務部門，這基本上是通過政策硬性取消了非生產性行業的優勢地位作用，資源更多地流入了生產性行業（特別是工業），因此當時工業企業的贏利表現，要遠遠好于改革后。在這樣的對比中間，很容易看到國企為什么在改革后必然地效率下降，最終喪失生存條件，在所有的重要原因例如金融業、商業和政府攫取工業企業的剩余諸主要因素中間，都是市場化之后行業權力地位不同起到“競爭”作用的結果，基本上不存在產權因素起作用的空間。而國企資產流失和管理馳廢，本身是作為國企衰敗的結果――而不是原因――出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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