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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國工業化晚期的調整要求和改革目標定位

新中國第一代經濟領導人，他們分享了一個共同而且非常深刻的“反通脹經驗”，這些人在貨幣回籠和物價上漲方面有著驚人的一致認識。由于蔣政權晚期的惡性通貨膨脹，基本上取消了貨幣作為市場交易媒介的地位，整個社會生活和生產陷入嚴重的破壞性后果。由于負面教訓極為深刻，因此就產生了為了物價穩定和貨幣正常目標，愿意承擔一切成本和代價的信念。由此形成了極端保守的財政政策――“既無內債、又無外債”，以及極端保守的貨幣政策――“只有市場上具有6-8塊錢的物資才能發行1塊錢貨幣”的錯誤信條，我們今天知道在一九七○年代末期年貨幣周轉次數為3.54次，根據費雪公式計算，市場上有將近40％的產品流，缺乏對應的貨幣流對應，在這種極端保守的財政貨幣政策思想指導下，結果造成一場人為的嚴重通貨緊縮。這個錯誤的通貨緊縮過程，到一九七○年代后期越發嚴重。

從政治需要出發進行所謂的“消費補課”政策，仍然是在極端保守的財政政策視野內，靠壓低投資來釋放消費空間，仍然簡單地假定投資和消費中間存在著必然的替代關系。這一政策調整正確的部分是適時地擴大了消費，錯誤是不恰當地壓縮了投資。由于新中國工業化已經完成了第一階段，應該適時地轉入快速裝備期，新建更多的工廠，這個時候擴張消費只要不超出產出能力就是可以的，無需通過消極平衡來壓縮投資，其擴張限度應該足以彌補通貨緊縮造成的影響。這個時期繼續壓縮投資，實際上是人為地制造蕭條，搞停產待命。這一政策的作用對象僅僅是全民所有制企業，與此同時，根據一九七九年的“社隊工業十八條”卻開放了技術層次低和高污染的農村小企業投資狂潮，并在資金和稅收方面大力給予支持，這是新中國政府頒布的第一個產業政策，對鄉鎮企業投資進行明顯的傾斜支持，八十年代企業界的評價是一個“捆起老虎放開猴”的產業政策。

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八日中共十一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指出：“社隊企業要有一個大發展，到一九八五年，社隊企業的總產值占三級經濟收入的比重，要由現在的百分之二十提高到一半以上。”“遵照國務院指示，農林部代擬了《關于發展社隊企業若干問題的規定（試行草案）》（以下簡稱《十八條》）。經過近兩年的討論修改，一九七九年七月三日國務院以國發〔1979〕170號文將《十八條》正式頒發各地試行。”十八條的主要內容是在宏觀壓縮投資的大背景下，采取各種政策優惠扶持社隊企業（就是后來的鄉鎮企業），這是新中國第一個傾斜性的產業政策，最主要的優惠內容不僅包括資金扶持還包括稅收減免：“地方各級政府應盡可能從機動財力中，拿出一部分用于扶持社隊企業；國家支援人民公社的投資，用于窮社窮隊辦企業的，一般不得少于一半；農業銀行每年要從農業貸款中，撥出一定數量的低息貸款，扶持社隊企業，其中用于購買設備的，一般三年至五年還清。”“明確規定國家對社隊企業實行低稅、免稅政策。社隊企業所得稅率按現行的20%的比例稅率征收。小鐵礦、小煤窯、小電站、小水泥，免征工商稅和所得稅三年。其他新辦企業在開辦初期納稅有困難的，可免征工商稅和所得稅二年至三年。邊境地區和少數民族地區的社隊企業免征所得稅五年。災區社隊企業從事自救性生產，可在一定期限內減征和免征工商稅和所得稅。”（參見當代中國出版社、湖南遠景圖像出版社《當代中國的鄉鎮企業》第三章）

僵化的積累－消費平衡理念和極端保守的貨幣政策的實施，一方面誤導了對現實問題的診斷，也耽擱了尋找正確出路的努力和浪費了調整時間，長時間的高積累政策已經到了應該結束的時候，但是調整卻在錯誤的道路上進行。以“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為口號的系統內調整，未能實現中國經濟的適時地轉型的要求，接下來的改革開放則陷入“盲人騎瞎馬”的誤區。這一輪的壓縮和調整過程，受到鄉鎮企業投資水平的決定性限制，是大量裝備了落后技術，落后技術的需求使得小隊先進的技術裝備反而沒有訂單，這一個壓縮期，使得中國技術進步上損失了接近五年的寶貴時間。這個落后的擴張過程，本身作為后來設備“洋化”要求的準備期。

一個相對成功的調整在農業政策上，當時為了快速改善城市農副產品的供應，以財政補貼方式支持蔬菜優先漲價政策，很快豐富了城市人口的“菜籃子”。同時，大量進口化肥和糧食，并給糧食提價，使得農村的狀況在1979－1984年短短的五年間，有了很大的改善。錯誤在于試圖壟斷農業產出增加的全部政績，結果采用了錯誤的高成本低效率的基層政權模式，帶來了后來農民負擔的惡性膨脹。同時，錯誤的政策解釋服務于特定時期的政治需要，屏蔽了完整的研究視野，不利于選擇正確的農村發展路徑。

根據統計資料，1978年中國農業使用化肥（折純）884萬噸，糧食產量3億噸，1984年糧食產量增長了1/3突破4億噸，同年化肥使用量達到1740萬噸，比1978年增加了96%；1998年化肥使用量增加到4086萬噸，比1978年增加了362%，同年糧食產量達到5.1億噸，增產70%，化肥使用量的急劇增加，是1978年之后糧食增產的決定性因素。在此過程中，1982年全國農村逐步實施包產到戶的改革，似乎為了給這一“改革”制造政績，我們看到進口化肥數量暴漲，決策者們看來非常清楚農業增產最需要什么，最高年份進口化肥占全部使用量的四分之一以上。

中國糧食產量、化肥使用量和財政的轉移支付力度的簡單對比：

年度   糧食  價格補貼  價格補貼   農產品  城市居  糧食  化肥  進口
       產量     支出    占預算   收購價格 民消費  進口 使用量 化肥
                       收入比重    指數  價格指數 數量 (折純) 數量
                                           
       萬噸     億元      %     上年=100 上年=100 萬噸  萬噸   萬噸

1978  30477    11.14    0.98     103.9   100.7           884.0  14.7
1979  33212    79.02    6.89     122.1   101.9          1086.3  20.9
1980  32056   117.71   10.15     107.1   107.5  1277.3  1269.4  37.3
1981  32502   159.41   13.56     105.9   102.5  1424.4  1334.9  95.9
1982  35450   172.22   14.21     102.2   102.0  1322    1513.4 253.3
1983  38728   197.37   14.44     104.4   102.0   992.5  1659.8 280.9
1984  40731   218.34   13.29     104.0   102.7   550.2  1739.8 279.6
1985  37911   261.79   13.06     108.6   111.9   698.9  1775.8 453.6
1986  39151   257.48   12.13     106.4   107.0  1501.5  1930.6 570.9
1987  40298   294.60   13.39     112.0   108.8  1481.1  1999.7 525.5
1988  39408   316.82   13.44     123.0   120.7  1494.9  2141.5 401.3
1989  40755   373.55   14.02     115.0   116.3  1290    2357.1 554.6
1990  44624   380.80   12.97      97.4   101.3  1237.2  2590.3 710.6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出版社《新中國五十年統計資料匯編》
 

農業在化肥的支持下，糧食在較短的時間內實現了快速增長，自一九七九年開始進口糧食的數量，也急劇上升到突破1000萬噸的水平，國內市場的供應狀況明顯改善。同時為支持“菜價優先上漲”，自1980年開始財政中間每年有超過10％的支出用于對城市居民發放“蔬菜補貼”，菜農的收入大幅度提升，足以維持“蔬菜大棚”那樣的高成本生產，再加上財政直接轉移所投資的“菜籃子工程”，使得城市的副食品供應水平，也迅速攀升到一個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與農業產量水平提高的同時，因為單位產量對于農民的邊際效用下降，農民選擇的單位面積土地上的勞動投入，也急劇下降到不足原先的一半。這是非常好理解的，一個吃不飽肚子的農民，可能會愿意在增產5斤糧食而增加一天的勞動投入，但是不缺口糧的農民，同樣的糧食增產數目，顯然不足以激勵他繼續選擇同樣水平的勞動投入了。根據今天農村調查的案例資料，各地農民在單位土地面積上的有效勞動投入下降了一半以上。

為了從理論證明集體生產沒有效率，林毅夫提出一個“農業勞動監督困難”的假設，去否定了生產隊的效率與作用，在這個課題組所進行的“專案審查式”的研究工作中間，結論是先行給出的，證據是后來去找的，非常不幸的是證據沒有能夠說明結論。在溫鐵軍先生的回憶中不小心透漏出來了一點底細：“林毅夫把生產者合作社作為完全市場條件下的企業，在進行微觀研究中指出，集體經濟不成功的主要原因是其組織內部為了激勵勞動者投入勞動而盡心監督的成本太高。……后來，杜潤生為了從理論上證明農業集體化不能成功其必然存在內部機制問題，組織了包括林毅夫在內的課題組，專門派人收集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生產隊臺賬，力圖在數據上支持合作社監督成本高的理論假設。盡管這個假設至今仍然沒有被驗證，但它在當前的政策理論研究中常常被當作分析問題的出發點，已經約定俗成地被人們接受為解釋集體經濟體制內部運行的重要前提。”（溫鐵軍：《中國農村基本經濟制度研究》，中國經濟出版社2000年版，235頁）

本來中國農業還是傳統耕作方式占優勢的低技術產業，沒有多少技術含量和生產奧秘，農業生產所受到的各種限制條件多數也為人們所熟知，例如要受到土地面積、氣候、土壤、光熱條件、化肥和農藥投入、種子改良等多種因素的影響。但是改革學術專家和主流輿論卻20年如一日，說中國農業生產只與勞動投入相關，只與農民的積極性有關系，從而建立起一種“制度萬能”的敘述，完全忽視多種制約農業生產的因素，本質上是制造了一個“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的最新版本。當然從1970年中晚期開始化肥投入急劇增加，糧食增長很迅速，根據這個邏輯可以把所有的增產因素都屏蔽掉，這樣就可以把糧食增產說成是政策設計師和官老爺的功績，官老爺們最愛聽這個話了。學術很難脫離政治的制約，但是二十多年過去了，原來的“政治需要”已經不復存在了，這個錯誤的結論竟然至今還得不到反思和糾正。

最為奇特的是，這樣一種“人造出來”的錯誤解讀，還曾經作為城市改革的認識起點，八十年代很是宣傳過一陣子“包公進城，一包就靈”什么的。我們看到，農村改革的政績，是動用了全部的政策工具來制造出來的，包括糧食和化肥的大量進口、財政轉移支持蔬菜和副食品的生產能力擴張，這一政績充分“理論化”和“意識形態化”之后，最后我們看到整個中國的改革邏輯，基本上就是在“農業政績工程”的基礎上宣傳和被接受的，以此而論，提高改革意識形態，其實主要來自于農業政績工程，而不是主流經濟學家們盲目引進西方經濟學的成績，看起來還是“事實勝于雄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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