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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中國工業化進程的主導力量的“自然選擇”過程

主導工業化進程的力量，要么是資本，要么是政治權力，不存在第三種選擇。除了最早的英國之外，國家政權介入工業化過程的程度，隨著工業化深度的加大，其作用也是逐步上升的。英國的工業化進程，相比較而言，較為接近于純粹的“資本主導”，而后來的法國、美國、德國和日本的工業化進程，政府介入的程度逐步加深，日本是資本主導工業化模式中間，政府介入程度最大的。

蘇聯和中國的工業化進程，最終是否定了資本的主導作用，完全以政府權力來整合人力物力投入工業化進程，實現了快速的工業化，這一模式被人冠以不同的名稱，薩米爾·阿明稱為“強行軍”，保羅·巴蘭稱之為“陡直的騰飛”，在中國最為人們所熟悉的教法是毛澤東發明的――“大躍進”。

在建國初期，中國的第一代領導人在決策中間，多數信奉馬克思的“五階段論”歷史觀，對于被認定屬于“資本主義性質”的經濟，持友好和扶持態度，包括在農村保留富農經濟和城市里扶持資本家的發展，這一政策的認識背景都是中國的生產力不發達，需要資本主義一定程度的發展，這本質上就是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經濟秩序”。劉少奇曾經在天津講話中間說過“剝削越多越好”這樣的話，毛澤東在一九五○年很誠懇地說到要“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這些認識都是從理論和本本出發的。

政策首先是在農村的土改中間被突破了，富農的土地多不受多數農民的認同，土地改革中間貧農還總是打富裕中農的主意，最后政策最終服從了多數農民的意愿。那個從本本出發的保護資本主義經濟成分的政策，就是在農民的實踐中間被“改正”了，毛澤東后來對此有一個很精辟的總結。

在土地改革中要實行平分土地的政策，也是經過反復多次以后才能認識清楚的。第二次國內戰爭的后期，當時的中央曾經主張按勞力分配土地，不贊成按人口平分土地。當時“左”傾冒險路線的同志認為，按人口平分土地是階級觀點不明確，群眾觀點不充分，對發展生產不利。實踐證明錯的不是按人口平分土地，而是按勞動力分配土地。因為按勞動力分配土地，對富裕中農最有利。當時，他們還主張地主不分田。既然地主不殺掉，卻不給謀生之道，地主有勞動力，卻不分給他們土地，這種政策，是破壞社會、破壞社會生產力的政策。富農分壞田，也是這種性質的政策。中國的農民是寸土必爭的。土地改革中貧農總是打富裕中農的主意，他們的辦法是給富裕中農戴上富農的帽子，把富裕中農多余的土地拿出來。這個問題經過反復爭論和實踐，結果證明，按人口平分土地是符合我國民主革命階段中徹底解決土地問題的客觀規律的。我們在土地改革中實際上消滅了富農經濟，在這點上帶有社會主義革命的性質。（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編《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簡本）》，P111－112）

在后來的平抑物價和三反五反運動中間，新政權發現兩大問題，一是中國弱小的資本總是傾向于行為短期化，其努力方向與國計民生的要求相反；二是私人資本的存在，往往通過與官員建立分利同盟的方式來牟取暴利，這意味著資本家賺錢的同時政權的合法性下降，是把資本積累的風險和代價轉嫁給政權。一個最為人們所喜歡引用的案例，是“三反五反”運動期間的“星四聚餐會”案例，這一案例集中反映了資本積累成本與政權合法性之間互為消長的矛盾關系。

在工業比較集中的重慶地區，私營鋼鐵機器業的不法資本家利用“星四聚餐會”的形式，進行一系列嚴重違法的地下活動。他們先后拉攏重慶市工商局副局長、西南工業部經理處科長等，壟斷了重慶地區國家委托加工訂貨的分配權，對上蒙騙國家，對下擠垮、吞并中小企業。成渝鐵路動工后，又以同樣手段腐蝕西南鐵路局機務處副處長，包攬鐵路器材的加工訂貨業務。僅在制作三十一副道岔的工程中，就通過抬高工價、多報用料等手段，牟取暴利七點四億余元。（《新華月報》１９５２年３月號，第２７、２ｌ頁。）

中國人多地少，民生產品短缺在短期內難以改變，新中國為了物價穩定和保留人民幣作為市場流通媒介作用，在現實中間選擇了以政權的直接管制的方式去掌握物資分配，這是新中國“計劃經濟”的開端，在“平抑物價”期間為了和投機資本作戰，就創辦的國營商業公司去控制極端短缺而價格容易被操縱的民生物資。計劃經濟手段的引入，最開始不是出于設計，而是為了因應對“短缺物資”進行直接管理實際需要，如果短缺無法在短期內消失，那么對短缺的“國家計劃”管理或者直接的“數量分配”方式就不會過時，這一管理方式后來發展為“票證制度”。

1952—1957年城市人口凈增加2100萬，而從1957年到1960年底，城市人口又急劇上升了3174萬人，工業化的快速發展所要求的農業剩余，與農民的口糧需要發生了一定程度的矛盾，這個嚴重矛盾在市場條件下無法協調，結果政府不得不選擇對糧食進行直接分配的政策――統購統銷（1953年秋天），按照當時的說法是“切斷了農民與資產階級的聯系”，這些都共同終結了私人資本的主導作用，擴張了計劃經濟的作用范圍。薄一波對于糧食問題有著很生動的記載。

土改后糧食產量雖有大幅度的提高，但由于農民生活改善，增產的糧食相當一部分被農民自己消費了。據統計，1949年農村人均消費糧食370斤，1952年增加到440斤。同三年前比較，每個農村人口多消耗糧食70斤，加起來就是一個驚人的數字。由于農村自給性消耗多了，公糧和商品糧所占的比例就降低。1951－1952年度公糧和國家從市場上收購的糧食占糧食總產量的比重為28 .2% , 1952－1953年度下降到25 .7%   1953年秋，我在華北作了幾十天的調查之后，于11月7日寫給毛主席的報告提到:“過去山區農民一年只吃上十頓的白面，現在則每個月可以吃四五頓、七八頓，面粉需求量空前增大了，這是國家收購小麥困難的主要原因之一?！保ū∫徊ā度舾芍卮鬀Q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5月第一版，P257）

與主流經濟學喜歡把一切決策說成是“領導人憑空設想”完全不同，新中國早期的工業化路徑選擇上，無論是選擇以政權全盤主導工業化，還是選擇計劃經濟的直接管制模式，都是“形格勢禁”的結果，都是在現實制約下作出的被動選擇：為了應付無法逾越的困難而不得不改變原先的設想，新民主主義經濟秩序就是這樣被放棄的。

新政權威望和能力正處在巔峰時期，恰逢民族資本處在最虛弱最短視的狀態之下，在“平抑物價”運動期間，資本家通過囤積居奇的這樣的極端方式，吸引全國民眾來關注并選擇中國到底需要什么樣的“主導力量”這樣的問題？私人資本自己跳出來進行了最惡劣的表演，告訴人們資本利益最大化的實現，來表現他們賺錢的方式跟國計民生目標直接對立的方式提出來，就這樣極度惡化了自身的形象。從這個意義上看，1952年9月，毛澤東就在書記處的一次會議上講到十年到十五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不是十年以后才開始向社會主義過渡。這已經改變了他自己原來的主張，最終在次年6月15日的政治局會議中間，對過渡時期總路線做了詳盡的闡述：“黨在這個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是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并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對手工業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边@“三大改造”的意思很簡單，就是你們這幫子資本家完全不行，只能是由政權來全盤主導中國的工業化進程。

在主導工業化的兩種力量――政治權力和資本――中間，經過建國初期的“平抑物價”和“三反五反”之后，很自然地留下一個唯一的選擇。這不是從書本出發，因為馬克思的書本結論和毛澤東早年的設想都與此相反，是現實改變了人們的看法，包括毛澤東和其它共產黨高官的看法。

在共產黨革命成功之后，資本家生存的輿論環境，不可避免地急劇惡化了。這并非決策和指導思想方面發生了變化，而是在社會現實中間的操作層面最先變化的。我訪問過一個老記者，他原來是在前線報道戰爭的，在打仗的時候戰友們彼此拿生命進行掩護和支持，是那種最高程度的合作狀態，記者們一進城之后，就發現這幫子資本家他們父子兄弟夫妻之間都要相互留一手，朋友之間也常常相互坑一把，簡直比禽獸還差，有這種認識不是個別人，解放初的大牌記者，有資格在報紙頭版發文章的人，都是這么個認識，對資本家在人格上極端藐視。說這個認識是極左，也不見得合適，反正人們都是在比較中間進行鑒別的，資本家在解放后成為媒體關注的焦點，當然就很自然地被記者們拿來跟從前他們關注的焦點――英勇作戰的戰士――進行對比，本來在這樣的對比中間沒有人不處于極端劣勢的，解放初期的資本家們偏偏又不知道藏拙，還老是搞些特吸引眼球的事情，恐怕有點自作孽不可活的味道了。在平抑物價的過程中間，你完全可以想像，私人資本表現是那個樣子，在記者們的筆下會怎么描述，對高層的決策又有什么樣的影響。就普通老百姓而言，對投機資本的憤怒，也是很嚴重的。中國解放前最大的民族工商業集團，最成氣候的資本家是榮氏集團，他們當時是怎么做生意的呢？武漢有榮氏集團兩個比較大的企業，一個是申新四廠，是紗廠，另外一個是福新第五面粉廠，他們還有一個自備電廠裝機容量3000千瓦，解放初期，他們把這個電廠抵押給人民銀行貸款90萬元，去外地收購棉花和小麥囤積在倉庫里，既不生產，也不銷售，就是等著漲價，結果引發武漢市民的憤怒。那些很饑餓的市民膽子格外大，就把福新面粉廠的大門砸開，勒令他們進行正常的生產和銷售。在新民主主義經濟還作為政策導向的時候，資本家就是這樣以自己的狹隘私利，耗盡了自己的輿論和民眾支持，后來的政策改變和三大改造的提出，只能說是“順乎天而應乎人”了。公私合營的快速完成，倒是很符合布羅代爾的看法：資本主義是一小撮人的特權，沒有政權和輿論的鼎力支持就不可能存在。（老田《從民族崛起視角解讀新中國歷史》，載烏有之鄉網站）

與此相反，西方的發展經驗與新中國完全不同，主要是私人資本主導工業化進程的，“外部性內部化”對私人資本積累的順利實現，具有決定性作用。西方經濟學表述了西方工業化的歷史經驗，在這個方面與中國的工業化進程完全相反。

根據諾斯等人對西方私人資本主導下工業化進程的總結，他強調“有效率的組織需要在制度上作出安排和確立所有權以便造成一種刺激，將個人的經濟努力變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會收益率(私人收益率是經濟單位從事一種活動所得的凈收入款。社會收益率是社會從這一活動所得的總凈收益(正的或負的)。它等于私人收益率加這一活動使社會其它每個人的凈收益。)的活動。”“這一結論沒有什么新意。卡爾·馬克思和亞當·斯密都同意這一觀點。他們都把成功的經濟增長看作是由有效的所有權的發展決定的。他們的追隨者顯然基本上忘記了這一點?！保ㄖZ斯等《西方世界的興起》華夏出版社1989年1月第一版，P1，P171）

新中國的工業化進程是國家政權主導的，是“宏觀動力”的推動模式；中國的工業化擴張過程不依賴“微觀企業”的動力，不依賴企業的利潤和積累能力，僅僅與中國的機械設備生產能力緊密相關。那種把中國的工業化進展與企業積累能力掛鉤的分析模式，在起點上就是錯誤的，這是西方國家早期工業化的經驗，他們沒有政權主導而完全依靠企業積累去推動工業化，私人企業積累的順利進行或者強調“外部性內部化”是與這個主導力量的成長緊密相關的，而以這樣的理論視野去評價中國的企業效率和工業化進程，都不可能不出差錯。

孫冶方說“千規律、萬規律，價值規律第一條”，與改革后主流們強調的“效率優先”在邏輯上很一致，實際上都是私人資本主導經濟發展時的必然要求，在政權主導工業化的情況下，他的“正確”認識就要打個很大的折扣了。當然，強化管理者的權力，強化下級政權和企業的領導責任，與政權中間官僚精英群體的“管理權力最大化同時管理事務最小化”訴求一致，孫冶方后來被高度肯定，不是因為他發現了什么社會主義條件下的“經濟規律”，而是恰當表述了強勢群體（官僚精英群體）的“政治意愿”，這個政治意愿實際上就是后來改革開放的主要出發點。

把政權主導的工業化進程，等同于私人資本主導，認定政權主導也一樣要以積累購買力為基礎，這幾乎是經濟學界的通病。在分析新中國早期快速工業化進程時，一個最常見的錯誤就在于強調“剝奪農民”的問題，認定新中國早期工業化的“積累”“天然”來自于農業。因為已經事先認定政權主導等同于資本主導，就勢必要為工業積累找到一個合理的外部來源，否則就違背了“物質不滅定律”和“能量守恒定律”，在這個認識下，一些研究者甚至盲視新中國比價變動有利于農業品的事實，來得出他的結論。

“從1953年到1985年全國預算內的固定資產投資共7678億元，平均每年240億元左右，大體相當于每年的剪刀差絕對額。可以說，30多年來國家工業化的投資主要是通過剪刀差取得的，是剪刀差奠定了中國工業現代化的初步基礎。” （嚴瑞珍等：《中國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的現狀、發展趨勢及對策》，《經濟研究》1990年第2期。）但是從工農業產品的比價變得看，則沒有任何根據，“從1952年到1977年，農產品收購價格提高了72·4%，而農村工業品零售價格上升0·1%，但同期工業勞動生產率提高了161·5%，而農業勞動生產率只提高了24·8%。在剔除了勞動生產率的影響之后，從等價交換的角度考察，剪刀差擴大了20%左右?！保?葉善蓬：《新中國價格簡史》，178-179頁，北京，中國物價出版社，1993。）“由于建國以來的30年里，工農產品比價在縮小而人們感覺剪刀差不但沒有縮小反而在擴大，因此比價剪刀差理論‘失靈’的情況下，比值剪刀差理論則大行其道。人們用來計算工農業產品“等價交換”點的辦法只能是其價值，而價值中難于計算的，又是工農業產品各自包含的必要社會勞動。于是折合工農業勞動的方法就成為計算剪刀差的關鍵問題。一個工業勞動力折合的農業勞動力越多，價值剪刀差就越小，反之，價值剪刀差就越大?！?這樣的說法雖然在字面上仍然保留“剪刀差”，但是實質上已經轉移話題談到強調“工業和農業的交換只能按照產品包含的勞動量進行等價交換”，這在任何意義上都與剪刀差概念的內涵和分析價值都無關了。因為大量勞動力剩余留置在農村，每年度農業生產中都大量投入了邊際收益極低的勞動，而許多水利建設則類似于“保險費”投入不增加當期收益，農業中間廣泛存在著黃宗智所說的“過密化”的問題，導致農業勞動的邊際收益率極低，而工業勞動相對較少存在此種情況。

事實是，新中國從來沒有把剝奪農民作為積累資金的手段，無論是政策設計還是現實中間的工農業品比價變動，都缺乏證實剪刀差政策的適當證據。根本原因是政權所主導工業化進程，以長遠利益激勵勞動者承擔超額勞動投入、并以此動員全部勞動力參與工業化建設，并不象私人企業那樣要完全依賴于購買力的積累過程。如果與過去的歷史比價情況對比，結論就更清楚了。

1950年代之后，隨著中國工業化的進步，農村得到的工業品，在總量上是急劇增加，與從農民提交的剩余數量增加的幅度相比，也是如此。在價格運動方向上，新中國對農產品價格的調整一般而言是趨向上調，而工業品價格總是趨向下調，這樣的價格運動模式顯然不是為了攫取剪刀差和積累資金。具體以20世紀農民交換到的食鹽為例（這是農民最必需的商品），在抗戰期間，老家蘄春縣的食鹽價格是百斤稻谷換一斤六兩（十六兩制，合725克），國民黨統治的正常時期是兩斤雞蛋換一斤鹽，毛澤東時代是兩個雞蛋換一斤鹽，今天的比價關系大約是兩個半土雞蛋，僅僅略為上漲。

四、新中國重工業優先戰略和個人消費關系

經濟研究常常停留在以貨幣表示的產值、積累和消費等數量關系討論上，因此，一個常見的錯誤往往會在分析中間出現，貨幣數量上的相等關系就往往被研究者誤認為現實中間存在著相互替代關系。從新中國的發展戰略和后來的改革開放政策選擇看，這樣的錯誤敘述最為嚴重。

主流經濟學家們常常認定在投資和消費之間存在一種任意的替代關系，在重工業和輕工業的投資之間也同樣存在著可以相互替代的關系（即所謂的“比較優勢戰略”）。只要簡單回顧一下新中國早期經濟運行現實，很容易發行這個基于“貨幣數量相等”而想像出來的替代關系，在實際中間并不存在。就我們今天看到的統計數據而言，輕工業發展需要對應的原料供應，農產品供應不足始終是輕工業投資的決定性限制，1952年87％的輕工業原料來自農產品，直到1996年仍然有67％的輕工業原料是農產品。換言之，在工業化早期并不存在大量進口國外農產品的可能，因此輕工業投資規模，將不得不以農產品增產為前提。實際上在一九五○年代中晚期就經常出現嚴重的原料不足問題，這樣的背景下，去大力發展輕工業或者所謂的“勞動力密集型”產業或者選擇比較優勢戰略，并沒有實際的可能。

中國工業內部的結構和輕工業原料來源的變化：

轉引自：趙濟、陳傳康主編：《中國地理》，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7月第一版，P204。

同樣，重工業優先戰略也不是可以任意選擇的，這需要一個合適的外部條件。中國執行重工業優先戰略的外部條件是：在朝鮮戰爭時期中國處于與美國對抗的前哨位置上，新中國工業特別是兵器工業的發展，是有利于社會主義陣營的整體安全的，由此蘇聯不僅自己援助建設了156個項目，而且發動東歐國家幫助中國設計了68個項目。這一援助并非出于蘇聯的善意，而且出于集體安全利益的實際存在。由于有外部的機器設備供應渠道，因此在一五期間國內的投資分配上重工業與輕工業的投資比例達到8：1，重工業優先政策沒有外部的機器設備供應，也是不可能實現的。

要快速實現輕工業或者消費品生產優先，以改善市場供應狀況，其限制條件現在是：有沒有可能快速實現農副產品的大幅度增產？這意味著需要一個這樣的政策選擇空間：優先投資于農業并在農業產出迅速增長的基礎上優先追加輕工業投資。這一道路，恰好新中國曾經嘗試并且失敗過。

一九五八年著名化學家侯德榜等人，拿出了碳酸氫銨小化肥廠的定型設計，在三年困難時期過后，劉少奇、陳云等主持“調整、鞏固、充實、提高”階段，曾經成立中央化肥小組，大量推廣。由于定型設計與各地的煤炭資源不合，結果數百家小化肥中間多數無法量產，據說后來“小型氮肥裝置經過近八年的探索、試點、攻關和技術改造，到一九六五年，技術已漸趨成熟。正常生產的廠數達到87個，當年生產合成氨18.3萬噸，占全國合成氨總產量的12.3%。”“農業需要大量化肥，中型氮肥廠一時上不去，小型氮肥廠卻具有建設周期短、設備容易制造、投資少、便于地方集資興辦等特點，而這些都是當時中型氮肥廠所不具備的。加之小型氮肥廠一般屬縣管轄，自產自用，因而各縣辦廠的積極性很高。一九六八年以后，小型氮肥廠迅猛發展。……為了支援工業基礎比較薄弱的省和自治區，國家安排上海市從一九七○年起，連續三年每年制造100套小氮肥設備。這對加快小型氮肥廠的發展，起了很大的作用。一九六九年到一九七八年的十年間，全國建成了小型氮肥廠1,225個。與此同時，一些有能力自制成套設備的省、市，對部分建廠早、條件好的小型廠擇優進行填平補齊和設備更新，擴大了生產能力。一九七九年，全國小型氮肥廠總數達到1,533個，當年產氨658.4萬噸，占全國合成氨總產量的55.6%?！痹谶@個敘述中間，我們看到，只是到了中國工業化取得決定性的進步之后，才幫助小化肥起死回生，逐步實現所謂的“過三關”：原料關、技術關和經濟關，逐步解決了技術瓶頸問題。陳云曾經說小化肥技術不成熟，而大中型化肥技術比較成熟，這是拒絕承認錯誤的托詞。不可能小型比大中型化肥廠的技術更不成熟，區別在于大中型廠可以調動工業化早期極為稀缺的技術力量（包括人員和技術裝備），以改進生產過程的設計和技術不足，而小化肥快速鋪開則超越了當時的技術設計力量和裝備行業的服務能力，才難以解決生產中間的難題，多數成為“半拉子”工程長期無法運轉。直到一九七○年代中期，中國工業化進程取得了決定性的進步，原來缺乏的技術人員和設備技術改進基礎都成長起來了，這個時候原來的小廠才有條件實現“過三關”而正常運行了。（參見當代中國出版社、湖南電子音像出版社《當代中國的化學工業》電子版，第四章）

因此中國農業的成長，在開始階段不存在一個快速增長的階段，強行投入大力小化肥工業，結果是未能發揮作用，這一教訓是很深刻的。由此回顧一九五六年關于八大報告的決議中間所設想的“農業增產兩步走”方案：早期依靠勞動有組織投入以改善農業基本生產條件來增產，再在工業化取得決定性進步之后依靠化肥大量投入來增產。這兩個農業增產步驟的順序，看來還不能隨意顛倒。一九六○年代初期，想要在工業化取得決定性進步之前，就通過小化肥大量普及來提前實現農業的快速突破，結果招致了嚴重的損失，這一教訓至今未能很好地總結，因為這個嚴重錯誤涉及到那幾個“一貫正確”的領導人，因此寫書的“學者們”今天還在使用曲筆去“為尊者諱”。

新中國農業增產過程，需要兩個不同階段的努力，事實也著名無法超越工業化的進程提前實現快速增產。因此優先發展消費品生產或者輕工業（比較優勢），都受到農業生產發展的實際限制，既不存在減少重工業投入、增加輕工業投入的實際可能，也不存在減少投資增加消費的可能，合理的選擇是在重工業優先的戰略之下，適當發展輕工業生產能力使之跟上農產品供應水平。

一五期間的消費水平快速提高，不在于合理的積累－消費比例關系，也不在于重工業投資的適度，而僅僅在于輕工業生產能力快速逼近農產品供應水平，大約就在一九五六年前后，棉紡能力過剩和原料短缺的問題就一再出現。與此同時，農業在傳統技術增產的限度內，快速增長的潛力也迅速消耗殆盡。此后的消費水平提升緩慢，跟農業失去快速增產空間，輕工業原料無法迅速增加相關。第二次農業產出的快速增長，要等待工業化進步能夠大量增加化肥投入來實現，這是一九七○年代中晚期到一九八○年代中期的事情，此后的農業產出水平又陷入徘徊狀態。以今天的目光來看，中國農業產出水平，在經過新中國早期的兩步走增產戰略之后，就單產而言已經是世界最高水平了，不存在大幅度增長的空間。

由于工業化早期的消費品生產，主要受制于農產品的供應水平，積累和消費之間實際上也不存在真正的互為消長關系或者替代關系，在“合適的消費和積累比例關系”認識框架下拼湊材料形成的新中國經濟史“共識”，本質上是一個“偽敘述”。在這個敘述框架下，一五期間和七八十年代之交兩個時代快速消費水平提升的時代，被作為比例合理的樣板；實際上這兩次消費水平的快速提升，都與積累率下降無關，而是因為農業－消費品產出水平急劇上升，一五時期是因為戰亂終止、傳統農業技術條件下的生產迅速恢復，后一個時期是因為化肥使用量急劇放大帶來農業大增產。這是新中國歷史上僅有的兩次消費水平大幅度向上攀升的階段。

考慮到中國人均不可再生資源水平占有量的低水平，中國也不存在大量從外部攫取資源的可能，這將意味著中華民族的消費水平，大概要終結在一個“豐衣足食”的水平上，并不存在實現歐美日那種富裕發達的資源基礎。為此，中國的發展與個人利益的實現上，就不能簡單抄襲西方的市場化路徑。在人均等有形收入（取決于人均資源水平）的增長空間不大時，就必需把無形收益的增加作為重點來安排，換言之，要在減少支出方面做更多的努力，這樣的努力就無法統計在GDP數字里面。那種以GDP指標為衡量標準，不足以指導中國的社會發展和個人福利建設。

目前中國農村的貧困標準線僅僅局限于收入指標，規定年收入少于668元為“貧困”。實際上這一指標不能準確反應農村居民的真實經濟狀況，由于農村的貧困（包括部分城市人口）并非收入不足以應付基本生存需要，而是因為教育醫療等方面的開支急劇上升超過人們的收入水平所致。如果考慮人們的支出方面，則現有的貧困線水平上，還有相當大的一個數量的人口也是極端貧困的，因此衡量貧困或者富裕還必須考慮“開支水平”和“風險因素”的影響，這樣的衡量指標才是全面的。如果考慮后面兩個因素對家庭經濟狀況的綜合影響，農村的貧困家庭比例肯定要超過50%，城市的貧困家庭比重也會接近甚至超過三分之一。開支水平的急劇上升，是社會分裂和地位差距充分“市場化”的結果，毛澤東時代醫生和教師不容許利用優勢地位追求利益最大化，今天知識精英群體追求利益最大化制造了極為龐大的貧困人口數量，好處僅僅是增加了GDP數字。傳統社會主義時期的發展，僅僅依據單位GDP 指標是不足以衡量個人福利和社會發展水平的。在競爭性的市場中間，一切優勢地位都被用來追求剩余最大化，由此產生了很大一部分虛假的“重復分配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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