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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早期的快速工業化過程，與西方國家以私人資本主導工業化的歷史經驗完全不同，是國家主導型的“非西方的工業化道路”。這就使得新中國早期的經濟發展，與建立在西方國家工業化經驗基礎上的經濟學知識積累，缺乏明確的對應關系，相應地，研究新中國早期的經濟問題，如果把研究視野局限在西方經濟學理論的認識框架里，肯定無法給出適當的理解和評價。

新中國與西方經驗的明顯區別在于：工業化進程的主導力量是政府而非私人資本，經濟主體和勞動者的地位也與市場競爭條件下的私人企業極為不同，而且中國的資源稟賦也與西方國家完全不一樣，特別是體現在勞動力、土地和資本的存量和相對價格都不一樣。由于中國主流經濟學家們多年來過分執著于西方經濟學理論，因而未能對新中國的經濟建設歷程作出適當的總結。

主流經濟學家們強烈表現出想要壟斷“改革的解釋權”的意愿，但是對于“改革”本身的認識卻很可憐，吳敬璉在回顧經濟學界幾次重要會議的文章中間透露，他們在理論上基本是靠“道聽途說”和“現炒現賣”來提出政策主張的，并沒有對于發展中國經濟的全面認識和通盤考慮。人們今天普遍認識到改革的結果是“醫療改革不成功”、“市場換技術的設想失敗了”、“企業改革把企業徹底改垮了”，只要想想主流們在理論上心中無數，在對中國經濟現實的把握上又是以一知半解的西方理論進行“生搬硬套”的，那么，這樣一場“盲人騎瞎馬”的摸索走到今天，確實沒有什么好奇怪的。

主流經濟學家們至今仍然拒絕對過去的歷史，作出起碼的反思和總結，而且還以扣“反改革”帽子為手段，阻撓別人對改革歷程作出適當的反思。這其實也很好理解，他們為了掩蓋自己的無能，總是要做點什么才好，“面子”也許不無價值；特別是今天主流們的學術地位，已經聯系著他們個人巨大的職業利益，因此“反思改革”就有打破主流們“話語權壟斷地位”的危險。由于認真總結和反思新中國過去的經濟建設歷程，與主流們的職業利益相矛盾，因此總結工作就只能由主流之外的人士來承擔了。

對于中華民族而言，有更重要的利益高于主流經濟學家們的職業利益總和，也高于主流和非主流的分歧。總結和反思工作，對于我們正確地把握過去、現實和未來卻越來越重要。客觀上就需要有人作一些開拓性的工作，因此老田就不揣鄙陋，作出一些嘗試性的工作。由于過去在理論建設方面所存在的欠缺，對于社會主義工業化歷程的總結從來沒有上升到理論高度，因此我們今天對新中國的經濟建設作出總結和反思，將不得不更多地求助于對經驗和現實的記錄和敘述。注重事實和經驗，顯然是認真總結歷史的起點，如果簡單地套用某種現成的理論，對于那些無法適應既定理論的現實，就不得不進行加工和扭曲，這樣的總結工作就肯定顯得“削足適履”了。我的總結工作，將始終把中國的快速工業化進程、技術進步的條件、中國的資源稟賦和管理成本問題，作為分析的主要線索。

國內已經出版的各種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教材，在敘述方式和內容安排上，多未能突破“宣傳提綱”的局限，共同點是聲稱“社會主義好、公有制好、計劃經濟好”，再后來，這些教材按照“時代要求”不得不加上市場經濟的內容，明顯地具有“理不直、氣不壯”的特點，結果作為宣傳提綱都已經不合格了。

一、新中國的快速工業化目標與“近代史共識”

新中國早期的發展目標，其實是由近代史呈現的重大問題決定的，在問題和目標上，應該說整個中華民族都是有共識的。針對近代史中間中華民族面臨那些最急迫的民生問題和安全問題，無論是左派還是右派，也無論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都有共識，問題上的共識基本上可以借用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民族、民生和民權”來簡潔地表達。這三大問題反應在國家經濟發展上，就是要快速完成工業化進程；毛澤東在一九六四年底繼續為“大躍進――快速工業化戰略”辯護的時候，就自動回到孫中山那里，說“我們的先輩孫中山先生，在本世紀初期就說過，中國的未來將要一個大躍進。”

快速工業化戰略的內容和作用范圍，按照一九六四年三屆人大的表述就是要實現“工業、農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在先進技術和工業基礎上去支持國家安全目標和民生目標的實現。“近代史共識”已經給定新中國一個歷史性的任務：為解決國家安全和民生問題，需要快速工業化戰略來支持這兩大目標的實現。新中國的建設目標，可以說是因應“近代史共識”而給出的。

中國是工業化進程的后來者，等到新中國進行工業化的時候，西方先進國家已經完成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工業革命，第三次工業革命（或者稱科技革命）正在興起之中。中國早期的追趕戰略，在技術內涵和跨度上就必須面對這個非常大的差距。追趕戰略的生效，意味著中國必須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通過高積累政策快速實現技術的進步和裝備過程。

中國的大躍進：竭盡全力彌補失去的時間。約翰牛（英國）被中國騎手甩在后面，象征著中國決心憑著自己的工業發展來擊敗西方社會。（轉引自湯因比《歷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第一版，P366）

由于新的機器設備、廠房乃至規模巨大的交通系統建設，都要求大量的剩余沉淀為實物資產，這樣的剩余積累和沉淀的規模帶來的快速工業化進程，無論如何都是一場真正意義上的“大躍進”。

每一次工業革命的技術進步要點，以及技術進入裝備相應的產業部門所需要沉淀的經濟剩余數量（示意圖的面積）。示意圖的含義是：第一次工業革命的前提條件在于長時間的經驗積累，這個要求在傳統農業時代制造出長期存在的、高于自己自足水平的穩定需求，這個穩定需求是工場手工業穩定經營的前提，相應的社會條件是能夠在農業時代制造一個“高消費群體”，中國歷史上每到王朝末期倒是有一個這樣的龐大群體產生，問題在于這一群體的剩余剝奪水平破壞社會穩定，導致政治革命周期性地發生，使得高消費群體往往與王朝滅亡一齊消失。也許可以得出結論：除非存在對外低成本轉嫁內部矛盾的條件，在傳統農業時代就不存在“高消費群體”支持工場手工業長期經營的可能，近代英國的工業革命前提恰恰是以低成本的對外擴張過程互為條件。第三次工業革命要求的機器智能化過程，主要與人力資本的投入和積累相關，而第二次工業革命聯系著大機器生產和交通系統建設，要求大量剩余沉淀為機器廠房等，這是高積累政策無法超越的原因。

快速工業化戰略或者“大躍進”，最經典的表述是劉少奇在一九五七年第八屆全國工會代表大會上給出的：在十五年左右的時間內主要工業品產量方面要趕上或者超過英國。大躍進、人民公社以及總路線（“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一起被總稱為“三面紅旗”。而在一九五八年的大躍進宣傳運動中間，“三面紅旗”被確立為“政治正確性”的標準，為普通民眾所充分掌握，這一宣傳運動本質上也是在全國范圍內“制造認同”的過程，因為認同的提高總是意味著管理成本的降低。

這些帶有口號性的政策，其具體的制度內涵是：要在農村建設強大的基層政權并依托其動員能力，去組織豐富的勞動力資源，通過勞動密集投入來進行農田水利建設，以此保證農副產品特別是糧食的高產穩產；而中國有限的經濟剩余，則優先分配給重工業，以支持快速工業化戰略。“三面紅旗”是中國早期工業化的根本制度安排，其實質性的制度內涵涉及到快速工業化戰略下的剩余分配順序和勞動力動員方法，這一政策的內容在一九五六年關于八大政治報告的決議中間，就已經明確表述過了，并非形成于人民公社運動期間：

農業的發展不僅直接地影響著人民生活的水平和輕工業發展的速度，而且也影響著重工業發展的速度。我國目前農業生產還不能適應日益增長的需要，今后必須用更大的力量發展農業。但是，在最近的將來我國還不能有很大的農業機械工業和化學肥料工業，還不能進行很大規模的墾荒，水旱災害也還不能迅速根治。因此，目前農業增產的主要途徑，就是要充分發揮農業已經基本上實現合作化這個優越條件，依靠合作社的集體力量和政府的支援，采取興修水利、增施肥料、改良土壤、改良品種、推廣新式農具、提高復種指數、改進耕作方法、防治病蟲災害等項措施，來增加單位面積產量。（《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關于政治報告的決議》，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七日）

快速工業化戰略要求在盡可能短的時間段內，實現大規模的投資，要求有限的經濟剩余集中使用，特別是重工業優先政策下，單個項目的巨大投資規模，使得地方政府無法籌集到足夠的剩余以支持這樣大的投資強度，因此就不得不主要由中央政府來組織和主導，一九五八年毛澤東要求進行地方分權和企業下放的改革，實際上是不成功的，為此他在一九六二年的七千人大會上做了自我批評（他對于“三面紅旗”從來沒有后退過，也從不檢討）。

二、支撐快速工業化戰略的資源基礎

在新中國的管理目標提出之后，就需要考察制約目標實現的各種資源和因素，有形的資源主要包括土地、資本和勞動力，無形的資源主要是管理，西方也有的經濟學家把管理看作是第四種生產要素。

中國大躍進和快速工業化戰略的最終基礎，在于中國具有龐大的人口基數和領土面積，雖然人均剩余生產水平很低，但是總量卻很大，足以支持快速工業化的剩余沉淀要求。同時這一工業化所需要的剩余，也必須以“低成本”地從分散在全國的小生產者那里集中起來；由于剩余轉移的巨大規模，因此工業化的剩余積累對消費壓縮所形成的“負擔”，必須相對平均地由各個社會階層共同分擔，后面兩個要求實際上是新中國政治設計的起點：低成本集中剩余和平均分配高積累的負擔。

這一點正如大北三郎所寫，它的改革“為后來的事業奠定了平均主義的基礎。從某種意義上講，中國所獲得的成功是平均分配貧困的成功，而不是平均分配財富方面的成功”。他還寫道：“如果中國能在不損害這種平均主義社會的前提下成功地實現現代化，那將是人類歷史上無與倫比的成就。”（轉引自羅茲曼等著《中國的現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1月第一版，Ｐ326）

把一切剩余轉移到工業化目標上來，第一個重要步驟是通過土改剝奪了地主富農的700億斤地租，然后在通過農業稅等手段轉移給政權掌握，去支持快速工業化的需要。而后來的“三大改造”更是消除了經濟領域的各種消費特權，由整個社會來平均擔負高積累成本。后來的文革更是深入追究干部和知識分子的特權，后來還有一些象征性的措施不斷推出，例如取消軍銜制等等。

工業化進程到底是由資本主導還是由政權主導，實際上通過不同的“力量對比”的競爭比較，在建國初期實現了重新選擇。當然這個選擇過程，本身是依據短線資源的表現來決定的。在“平抑物價”和“三反五反”之后，資本在經濟上和政治上的表現都極端消極，新中國政權最后否定了資本參與主導工業化進程的早期設想――新民主主義，一九五三年正式提出了過渡時期總路線――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對私營工商業、手工業和農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

新中國建立初期，資本嚴重不足，勞動力資源豐富，在管理所需要的組織資源上，有一支在戰爭年代成長起來的、在毛澤東要求成為“宣傳隊、工作隊、戰斗隊”目標下成長起來的軍隊轉業干部隊伍，簡易訓練出來的“有機知識分子”，政權中間的主流派要么是有軍隊工作背景，從前的地方干部也是服務于軍隊和戰爭需要的后勤人員。在資本的整合力量嚴重不足，能夠雇傭的勞動力數量極其有限的情況下，資本是“短線資源”，而軍隊轉業干部在戰爭期間積累了一定的威信和相應的動員能力，在國家經濟管理中間要算是“長線資源”。

新中國是一個后革命政權，其政治整合和組織資源是在戰爭期間完成的，這個組織資源的缺點和優勢，既決定了管理方法的軍事化特點――簡單粗暴，也奠定了低成本汲取全國經濟剩余的制度支持。由于管理成本的存在，使得管理方式和方法上具有“路徑依賴”特點，在管理成本投入足夠的情況下，難以指望一個更理性化的行政體系，換言之，管理合理化聯系著一個適當水平的管理成本投入，包括管理方式方法改進和學習過程、干部的培訓和運用。共產黨政權的官僚精英群體，其主要部分是戰爭年代完成政治整合的，共享一個非常完整的“戰爭動員經驗”，在管理手法上存在著“軍事化”特點：管理強度高、目標性強、下級作用小，由此就存在著軍事化管理模式對社會經濟過程多樣性方面的照顧和反應不足的問題。早期的許多基層干部，往往從運動的積極分子中間產生，不需要也沒有條件進行管理經驗和文化素質方面的積累。而大軍南下時期許多軍政大學招生，僅僅培養幾個月，就去參加新解放區的接管和政權建設工作。這樣低水平的管理投入和學習成本支付，與后來的管理僵化，要聯系起來看，這不是決策者的設想或者路線是否“極左”所能改變的。由于這一管理特點的存在，群眾路線所要求的干部和群眾之間的密切互動，就更加重要了。

要利用中國豐富的勞動力資源加快工業化進程，在私人資本主導之外，就需要通過強化農村基層政權來實現。在土改完成之后，新中國政權就采取各種措施，逐次強化農村基層政權，因為多數人口和勞動力資源都在農村。從互助組開始，經過初級社和高級社，到人民公社化運動之后，縣政權以下的三級政權機構逐步強化并完善起來，到一九六一年九月，基層政權的相互關系，經過試錯和調整，最終穩定在“三級所有、隊為基礎”（公社、大隊、小隊），這一選擇的制約條件是：中國勞動力豐富而資本的“雇傭”能力不足。

基層政權動員能力的強化，還只能解決勞動力動員的組織力量問題，還不足以解決要在短期內要求社員進行超額勞動的問題，畢竟所有的超額勞動投入因為主要是增加長遠利益的，在當年無法取得適當的報酬。所以動員的要點在于：取消長遠利益實現的風險，就是社員必須能夠相信或者得到適當的保證：長遠利益是可以得到的。大寨最終成為榜樣不是偶然的，大寨的典型意義恰恰在于很好地解決了把長遠利益增加，作為短期內加大超額勞動投入的“激勵因素”來運用，這一點老田以為是“大寨榜樣”的核心價值，有類似于“泰勒制”那樣的技術合理性。毛澤東后來發展的“繼續革命”理論和實踐，是試圖把勞動大眾的權力和利益進行更充分的“保險”，這一保險實際上指向擁有控制權的群體（包括官僚精英群體和知識精英群體），防止他們把控制權變成剩余索取權，給人民利益進行“保險”的核心設計就是精英階層不能行使剩余索取權，這也是平民階層實現長遠利益的唯一風險所在。

在大寨大隊修梯田的年月，由于個人短期勞動的超額投入不能增加當期收益，肯定是沒有對應報酬的，因此當期勞動投入只能是增進長遠利益，并在以后的系列年限里逐步取得收益。長時間的間隔就產生了風險和不確定性，如果社員無法確信自己能夠從以后的遞增收益中間取得合理的份額，社員將拒絕投入勞動。要在“個人效用函數”中間加入“長遠利益”部分，就必須降低實現個人長遠利益的風險，這一點在毛澤東時代是通過政治上來解決的――就是依靠取消精英階層的剩余索取權來確保民眾的長遠利益，只要精英們不行使剩余索取權，那么未來可分配利益的增加都將與勞動者的今天努力正相關。按照陳永貴的總結就是要“大批資本主義，大批修正主義，大干社會主義”，“大干社會主義”需要個人承擔當期勞動的超額投入，而“兩個大批”則是在政治上取消精英們的剩余索取權，向社員不斷重申社會主義人人平等的政治承諾，降低乃至取消實現長遠利益的風險；換言之，只要陳永貴不把大寨大隊積累下來的資產搞“MBO”化公為私，那么大寨大隊的社員都有足夠的誘因去參加“修梯田增產”的高強度勞動，后續年份的增產肯定是可以增加他們的可分配收益，因此長遠利益就在此條件下就當然地成為社員當前勞動投入的激勵因素。在意識形態價值上，“兩個大批”還能夠提供一個粗略的意識形態，幫助增進對公有制經濟的認同，降低經濟組織的運行管理成本，“兩個大批”比吳敬璉于光遠等人教條化地照抄馬列的陳詞濫調，更能在大寨大隊的認同建設中間起到實際作用。批判是對不容許少數人行使剩余索取權的一種變相的重申，降低個人的長遠利益實現的不確定性：只要是真正取消了官僚精英群體的剩余索取權，長遠利益的實現就不存在風險。（老田《從新古典經濟學的研究視野看新中國的發展戰略》，載烏有之鄉網站老田網頁。）

特別是資本在積累不足的條件下，缺乏適當的控制能力，無法降未來的不確定性和風險，因此就表現出極端追求“短期利益最大化”的趨勢，在當時的特定經濟條件下，表現出與國家工業化目標的需要民生目標相矛盾的總趨勢，因此私人資本雇傭的員工，也很難獲得一個長遠利益的保障，也不可能存在當期投入超額勞動的激勵。由此看來，政權主導還有一重好處是可以在個人利益中間順利地加入“長遠利益”作為激勵因素，與私人資本主導能力不足難以控制未能的不確定性相比，政權可以方便地排除大多數風險和不確定性因素，從而給勞動者關于長遠利益的“穩定預期”。在管理上，政權通過大批判等形式重申勞動者形成的關于長遠利益的穩定預期，極大地提高了認同水平，在降低管理成本的同時極大地提高了管理的成效。充分動員豐富勞動力的條件，是給予勞動者以長遠利益實現上的可靠保證，毛澤東時代頻繁的政治運動，都是以否定精英階層的剩余索取權為核心內涵的，粗略地針對了相應的功能性要求。

“大躍進”和“多快好省”的依據，還要在政府主導與私人資本主導工業化的對照中間，去進行解讀。新中國工業化第一步，到一九七八年完成累計完成的投資數量為15133億元，如果由私人資本主導工業化，就要考慮加上建設用土地的價格，這是一個不小的數字；而交通系統建設中間很多土建工程（1978年公路通車里程89萬公里，鐵路5萬多公里），都是無償征用農村剩余勞動力完成的，這個巨大的投入也沒有轉化為對資本積累的要求。如果是由私人資本主導工業化進程，這一切都必須要付出適當數量的貨幣，要建設同樣數量的工廠和交通事業，要求實際沉淀的“購買力水平”肯定要超過30000億元以上。考慮到一九四九年官僚資本和民族資本的總量不超過120億元，要實現這樣數量的積累規模，將需要上百年時間。

由于公有制企業之間的“非競爭性”，使得企業之間的生產技術的學習成本極低，可以由一個或者一群企業無條件地幫助新企業完成技術“復制”工作，這對于私人企業而言是無法得到的，新的私人企業投產總是要經歷一個時間的學習和培訓過程，更加大了投入要求。

由于政權全盤主導工業化，采用計劃經濟的方式來進行，企業投資方向更少盲目性，所以成功率極高；要完成同樣的工業化任務，考慮到投資失敗帶來的巨大浪費，勢必要極度擴大總的投入數量。

許多主流經濟學家喜歡拿效率說事，但總是選擇性地“遺忘”各種宏觀統計數字。1985年和1995年分別是第二次和第三次工業普查的基期，工業企業的凈產值率由36％下降到24％，與此相關聯的各種效率指標諸如銷售利潤率、資產利稅率等等下降的相對幅度更大。據工商聯統計，全國每年新生15萬家民營企業，同時每年又能死亡10萬多家，有60%的民企在5年內破產，有85%的在10年內死亡，其平均壽命只有2.9年。私人資本在經營方面失敗的概率太高，由此沉沒的無效投資數量驚人，如果考慮到傳統社會主義時期更低的企業淘汰率，則按照單位時間內整個社會投入的資本總量去計算投資收益率，更是大大高于改革后時期。（中華全國工商聯合會編《中國民營企業發展報告》藍皮書，2005年6月30日正式面世）

“大躍進”和“多快好省”的依據，是政權主導工業化進程，比私人資本在“購買力積累”方面，要求更少，包括有形的土地劃撥、勞動力動員方面的節約，以及在無形的學習成本節約、經營成功率高兩個主要方面。換言之，政權只要有機器設備和原材料，就可以在購買力積累的水平之上來雇傭勞動力進行生產，并且可以大幅度降低生產技術的學習成本，計劃經濟也基本上不擔心投資失敗問題。

范旭東號稱中國的化學工業之父，他在創辦久大鹽業公司的時候，成功說服北洋政府的財政總長梁啟超，在漢代“鹽鐵官賣”之后實施了2000余年的高鹽稅體系里，得到低稅待遇，使得他的鹽化工事業得以順利生存下來。在中國絕大多數人還不識字的時代，他得到了侯德榜等人的幫助成功開發出“聯堿法”，在技術和生產工藝上獲得突破。在中國資本市場和金融體系都非常不健全的時代，他能夠成功籌集足夠的資金支持自己的事業的長期虧損，股東們還繼續信任他，最后才爭取到發展機會；在與西方大企業的競爭中（主要是英國的卜內門公司）居然能夠勝出，這在當時也是一個成功概率極小的事件。范旭東當然是一個英雄，當然是了不起的企業家，因為他能夠做到一般人無法作到四個重要的“小概率事件”。但是正是這樣的“小概率”限制了人們創業成功的可能性，與這些著名企業家同時存在的是一個“國困民窮”而且看不到未來希望的中國。無論今天的精英主義者對1949年前的中國現實如何花力氣去粉飾，那個時代清晰地留在中國廣大民眾的記憶中的，是一個“洋釘、洋火、洋油、洋布”遍布中國大地的時代，還有對準中國民眾頭顱的“洋槍、洋炮”。只有創業成功成為一個大概率事件的時代，普通人也可以成功領導企業的時代，才會有經濟的快速進步。毛澤東時代就是這樣一個時代，許多產業完成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產業革命上百年時間所走過的歷程，但是在這些行業的建立與壯大過程中，沒有一個英雄和企業家特別值得人們銘記，因為他們只是完成了一個普通勞動者的本職任務，他們無須承擔任何投資和經營上的風險，也無須靠個人奮斗去突破任何政策和體制上的障礙，擔心任何資金籌集與產品市場銷售等方面的問題。這個時代的企業成功概率非常高，以至于任何人都可以領導企業取得進步。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在這些行業和工廠負領導責任的人員，甚至存在嚴重的管理經驗和文化水平不足的問題。這確實是一個讓精英主義者灰心喪氣的時代。這個時代所樹立的典型都是一些普通勞動者，他們的事跡如王鐵人也不過就是努力工作，不計較代價而已。中國改革20年來的一些著名的企業家典型，如牟其中、年廣九、馬勝利、步鑫生等等，無一不是曇花一現的人物。歸根結蒂，企業家還是要以企業成敗論英雄的，今天中國企業經營成功的可能性太小，不僅成功的比例極低，而且成功之后要守成也不是那么容易。最近20年來的成功企業家，往往是一些往往能夠在正常渠道之外取得額外資源的特權人士，中國企業經營由此又創新進入了一個“需要英雄”時代。

快速工業化戰略下的高積累政策，不僅直接決定了農業增產的努力方法，也直接給定了新中國的個人分配結構。快速積累過程，使得當前利益與長遠利益之間的矛盾突出，一方面要減少當前的剩余分配，對于政治認同的下降是決定性的，同時巨大的積累規模要求在全社會范圍內平均分配“貧窮”來負擔，在影響了消費的同時，要求一種適應性的意識形態作用――突出長遠利益和整體利益。相比較而言，精英階層失去了“高檔消費品”的選擇，在高積累政策下是必然的，這一點在精英階層和平民階層中間的感受是不同的，在改革時代主流經濟學追隨“中國二十多年經濟沒有什么發展”，強烈抨擊“產品幾十年一貫制”等等，在任何意義上都無法與統計資料和社會經濟的實際進步相一致，但是在政治上則具有相當理由：這一場快速工業化進程中間精英階層犧牲了特權消費資格，平均分配貧窮首先是取消了奢侈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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