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揪軍內一小撮”的提出和斗爭

林杰

今年2月27日《報刊文摘》刊載《文革"筆桿子"關鋒的人生結局》一文提到“文革"中的"揪軍內一小撮"問題，有好幾位朋友來電問我：該文是否符合實際。我坦率地說：那篇文章是作者信口說的。當時《紅旗》有三篇同“揪軍內一小撮”有關的社論是我起草的。由于陳伯達推卸責任，我因此被關押了十三年。乘此機會，據實談談我所知"揪軍內一小撮"問題的提出及嚴重斗爭。

(一)"揪軍內一小撮"的實質

何為“揪軍內一小撮"?揪軍內一小撮的實質就是反軍，就是把斗爭鋒芒指向軍隊。毛主席一直反對沖擊人民軍隊。因此，當揪軍內一小撮的口號在全國性媒體中一出現，他就指出這是"反軍""亂軍"，并在1967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專門發了"不得把斗爭鋒芒指向軍隊的通知”，指出“人民解放軍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最主要的工具，它擔負著備戰和保衛國防的偉大任務，擔負著保衛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任務。任何人，任何組織，都不得沖擊人民解放軍的機關。”強調指出："挑動不明真相的群眾把斗爭鋒芒指向軍事機關，這是極端錯誤的是黨紀國法絕不允許的。"1967年1月28日毛主席特為《中央軍委命令》即"八條”,親筆加寫了一條："對于沖擊軍事領導機關問題"，強調：“今后則一律不許沖擊"，并指出以上規定"必須嚴格遵守，違者要受紀律處理。”

(二)"揪軍內一小撮"的提出

“揪軍內一小撮”，最早見于1967年1月關鋒、王力等按林彪指示起草的軍隊內部文件：《軍報宣傳方針》。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的《中國歷史大辭典》中的“揪軍內一小撮”辭條說："1967年1月，林彪親筆批示‘完全同意’關鋒、王力等四人提出的‘徹底揭穿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口號。”《軍報宣傳方針》最早提出了“軍內一小撮"這個概念；所說的四人是關鋒、王力和胡癡、唐平鑄。當時王、關都是中央文革小組和文革宣傳小組成員。該文件全名為《關于解放軍報宣傳方針問題的建議》，簡稱《軍報宣傳方針》，又稱《軍報宣傳要點》。該文件起草后，排印稿上署名的就是上述四個人，由《解放軍報》總編輯胡癡親筆在這個文件上簽名上報全軍文革和林副主席。林彪在文件上批示"完全同意"。但該《文摘》卻說，關鋒把"宣傳要點”報送給江青，江青批示：‘同意’。江青又轉送給林彪"審批。此說無據。江青不管軍報，軍報的‘宣傳要點’既然是據林彪指示起草的，起草后理應送主管軍隊的林彪審批。軍報宣傳要點既是軍報總編胡癡簽名，只能上報林彪，不應由關鋒報送給不管軍隊的江青審批。更加荒謬的是閻長貴寫的《“揪軍內一小撮”口號的實質和來龍去脈》(《黨史博覽》2006年第6期)。閻文憑空說："這份《軍報宣傳方針》，沒有送全軍文化大革命小組，卻直接交給了中央文革小組第一副組長江青，又由她囑，立即報送林彪。軍報代理總編輯胡×代寫：‘林總：江青同志囑，速送你批示!’林彪不僅在自己姓上畫了圈。還批示‘完全同意'”我曾問閻："此事是你親見親聞?"閻答："不。我當時還不是江青秘書。"那就是說，此事出于閻的編造。按照閻的說法，軍報總編胡×成了江青的秘書．而林彪也成了唯江青之命是從的傀儡!林彪“完全同意"的批示似乎是遵江青之命。這既不合邏輯，更不合事實。尤其荒誕的是，閻據此作出結論說：

"這不容置疑地證明，林彪和江青也是認可和同意(并且是‘完全同意’)'揪軍內一小撮’的。"誰證明江青完全同意批準"揪軍內一小撮"口號?怎能作出"不容置疑"的結論?"不容置疑”的根據是什么?林彪在《軍報宣傳方針》上批示："完全同意"，這已載于《中國歷史大辭典》，而閻說江青在《軍報宣傳要點》上批示“完全同意”，則毫無根據，是屬于閻的編造。閻編造了假證據，給江青加上“完全同意”“揪軍內一小撮”的罪名。這真的不能懷疑嗎?最近閻又寫文章說：“經過文化大革命的人都知道，江青確實非常殘忍。”這同樣沒有根據。“都知道”“江青非常殘忍”，你都調查過嗎?不要因為江青判了死緩，你就不根據事實，什么罪都往她頭上戴。

從華國鋒下令逮捕江青以來，無論是公檢法公布的材料，還是個人揭發的材料，都沒有關于江青在《軍報宣傳方針》”上批示“完全同意”的證據。“不容置疑”，小民百姓置疑你怎么處置？用法律制裁，還是用黑勢力的達摩克利斯之劍?

(三)第一次提出“揪軍內一小撮”的是林彪批準的《軍報宣傳方針》

閻文說：“1967年1月8日，林彪在軍委常委會上提出要加強部隊‘文化大革命’運動，說部隊也有路線斗爭，‘文化大革命’要搞好搞徹底，又任命關鋒為總政副主任，主管軍報。”“關鋒會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召集軍報的兩位領導，摘了一份四人聯名的《關于解放軍報宣傳問題方針的建議》”，簡稱《軍報宣傳方針》。于1月10日上送給‘全軍文革小組并林副主席’。其中第一條就說：要大力宣傳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徹底揭穿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極少數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頑固分子的陰謀詭計，熱情地堅定地支持無產階級左派把軍隊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推向一個新階段。”

緊接著，閻文說：

“嚴格和真正意義上的‘軍內一小撮’，即‘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提法，這是第一次出現。王力、關鋒這里說的，是同《五·一六通知》精神基本一致的，不同的地方在于他們把‘軍內一小撮’明確地獨立出來。這也可以算作他們的創造性吧。”（重點號為引者所加)

上面這段話．很重要。王力、關鋒等四人根據林彪1967年1月8日在軍委常委會上關于要加強部隊“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寫了《軍報宣傳方針》，文件中第一次提出“軍內一小撮”，于1月10日上送全軍文革并林副主席。在這里閻長貴有意隱瞞《軍報宣傳方針》經林彪批示“完全同意”這一重要事實，這是不對的。要追究“揪軍內一小撮“第一次的出現。不可不說，“揪軍內一小撮”第一次出現于王力、關鋒等寫的經林彪批示“完全同意的《軍報宣傳方針》。既然林彪批示完全同意，則“軍內一小撮”的第一次提出應由林彪負責，而不能由文件的起草者關鋒等四人或其他人負責。閻長貴隱瞞林彪批準同意《軍報宣傳方針》的責飪。卻把矛頭指向毛主席．誣陷軍內一小撮是毛主席提出的。閻長貴用《軍報宣傳方針》同《五·一六通知》精神基本一致這句話來替林彪開脫。閻長貴自己不得不承認《通知》和《宣傳方針》不同的地方在于：《通知》沒有提出“揪軍內一小撮”，而《軍報宣傳方針》明確獨立提出“揪軍內一小撮”。既然彼此不同，就不能把彼此混同，指鹿為馬。這是邏輯、更是事實所不允許。

閻長貴還說：王力、關鋒在《軍報宣傳方針》中“明確地獨立提出”“軍內一小撮”，“這也可以算作他們的‘創造性’”。何謂“創造性”?就是前人所沒有的“創造發明”。今天閻長貴還把“揪軍內一小撮”當作是一種“創造發明”。這樣說來，“揪軍內一小撮”口號，不應受批判，倒應該受表彰。毛主席認為“揪軍一小撮”是反軍，是“毀我長城”，嚴厲加以批評。而閻長貴卻認為是“創造性”，閻長貴完全背離毛主席的指示。閻長貴和王力一樣，實際上肯定“揪軍內一小撮”，千方百計為“揪軍內一小撮”辯護。

（四)王力把矛頭指向毛主席

文摘上的文章說林彪批示完全同意“揪軍內一小撮”后，  “這個口號在全國范圍內提了出來”。這也不符合實際。《軍報宣傳方針》經林彪批示同意后，沒有下發全國。“宣傳方針”沒有經毛主帝批準，是不能下發全國的。《軍提宣傳方針》，經林彪批準后，1月12日《解放軍報》發表社論，提出“向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猛烈開火”。接著，1月14日解放軍報又發表社論說：“必須繼續放手發動群眾……沖破阻力”，“這種阻力主要是來自混進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軍報社論如此賣力地執行林彪批準的《軍報宣傳方針》，鼓動群眾把矛頭指向軍隊，而置中共中央的”不得把斗爭鋒芒指向軍隊的通知”于不顧。社論貫徹的是“揪軍內一小撮”的《軍報宣傳方針》。“揪軍內一小撮”最早見于《軍報宣傳方針》和軍報社論，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可是王力及其附和者卻說，“揪軍內一小撮最早見于毛主席主持寫的《五·一六通知》”。這是沒有根據的。事實是《五·一六通知》根本沒有“揪軍內一小撮”。

王力在中央給武漢市軍民的《一封信》中，背著毛主席偷加“揪軍內一小撮”口號，被毛主席發現后，受到嚴厲的批判。在事實面前，王力表面上承認無話可說，但不思悔改，反而把矛頭指向毛主席。他說：“《五·一六通知》上就有‘批判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各種文化界的代表人物，是—批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五·—六通知》的這—段話，是毛主席加的。這不是說得更厲害嗎?怎么能責怪后來的這個‘宣傳要點’(即《軍報宣傳方針》)呢?(《王力反思錄》第292頁)

閻長貴鸚鵡學舌。他照王力的說法，也抄錄了《五·一六通知》上的這些話，下結論說：“據此，我們說”揪軍內一小撮’口號的最早出現應在《五一六通知》，不能算是妄言。”不，閻的這個結論只能是“妄言”。因為通知明確說要“批判揭露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各種文化界的代表人物”，并沒有提出“揪軍內一小撮”這個口號。可是王、閻睜眼說瞎話，斷言：“據此，我們說‘揪軍內一小撮’口號的最早出現應在《五·一六通知》”王力則進一步說，毛主席說的“是”一批”，這比“揪軍內一小撮”說得更厲害”!白紙黑字，毛主席明明說的是批判混進黨、政、軍、文化界中的代表人物，而王力歪曲為“揪軍內一批”。認為這是兩個相同的口號。王力為了掩蓋林彪和自己的罪責，競如此顛倒是非，混淆黑白，肆無忌憚地歪曲《五·一六通知》。在這里，人們不禁會問王力到底是什么人？“七·二0”事件時，武漢軍民就已貼出“王力究竟是人還是鬼?”的大字報。

閻長貴對毛主席進行污蔑之后，在客觀事實面前，不得不說：“當然，在《五·一六通知》中沒有‘軍內一小撮’這樣的話。”這句話，像一記重重的耳光打在閻長貴的臉上，同樣狠狠地打在王力的臉上。一切反對歷史事實、反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人，都要受到客觀事實的無情懲罰。前面我們已指出，閻長貴不得不承認：“嚴格和真正意義上的‘軍內一小撮’即‘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提法，這是第一次出現。”事實就是選樣，不能不承認。

奉勸閻長貴先生，不要把矛頭指向毛主席，不要以為毛主席死了，馬列主義不行了，就跟著謝韜之流打起伯恩斯坦的修正主義黑旗，污蔑毛主席。希望你好好想想。魯迅說：“唯有新興的無產階級才有未來”。這是真理，這是歷史發展的規律。 

(五)“揪軍內一小撮”見于中央理論性刊物《紅旗》

  在全國范圍內提出“揪軍內一小撮”口號的，是1967年《紅旗》雜志紀念建軍四十周年的“八·一社論”。文摘報上的文章說“7月關鋒主持起草‘八·一社論"，這也不對。實際情況是：7月中旬，關鋒在新疆駐京辦事處，主持召開中央宣傳小組會議，布置紀念建軍節的宣傳工作，參加的有《人民日報》、新華社等單位的負責人。后來中央正式發了《紀念“八一”建軍節的通知》)。我參加了這次會議。當時七·二0事件還未發生。會上關鋒沒有提出“揪軍內一小撮”，這些有《中共中央關于紀念“八一”建軍節的通知》可證。我回到《紅旗》，向編輯部的社論評論組作了傳達。決定社論由《紅旗》社論評論小組成員盧之超起草。盧起草后給我看，我不大滿意，轉給關鋒看，他看了覺得不行。他叫我負責起草。我起草后，題名為《無產階級必須牢牢掌握槍桿子》，即送關鋒審改。這時，七·二0事件已發生。關在審改時，加了一大段話，提出了“揪軍內一小撮”這個反軍口號，就送陳伯達批發。關增加的原文如下：“我們要把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揭露出來．從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們斗倒、斗臭。同樣．也要把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揭露出來．從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們斗倒，斗臭。這些家伙，還在垂死掙扎。不久以前，武漢地區黨內和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就勾結起來對無產階級革命派進行鎮壓。事實證明，我們必須進一步地開展革命的大枇判，把黨內和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徹底干凈地掃進垃圾堆里去。只有這樣，才能防止資本主義復辟。”

“目前，全國正在掀起一個對黨內，軍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大枇判運動。這是斗爭的大方向.”(《紅旗》1967年第12期)

“揪軍內一小撮”顯然是根據《軍報宣傳方針》。在黨中央的政治理論刊物上提出“揪軍內一小撮”這是第一次。社論沒呈請毛主席審批，關鋒有責任，陳伯達責任更大。

王力說：“當時起很大作用的還有《紅旗》雜志八一社論，是林杰起草，關鋒審改的。陳伯達看到后鼓掌叫好，說‘好極了’。”(《王力反思錄》第1015頁)

這個問題，葉永烈在《王力風波始末》第143—144頁有記載。他說：“林杰起草好社論之后，關鋒看了，大體上滿意。關鋒又加了幾段。關于‘揪軍內一小撮’，是關鋒在修改社論時加上去的。我在訪問關鋒時問他為什么在修改社論時要加上‘揪軍內一小撮’這一段內容？關鋒說，7月25日，林彪在天安門廣場歡迎謝富治、王力的百萬人大會上就講，要‘揪軍內一小撮’，要批判‘帶槍的劉鄧路線’。從那以后‘揪軍內一小撮’成為全國報刊上最常見的政治口號。作為《紅旗》雜志慶祝建軍節的社論，理所當然要加上‘揪軍內一小撮’這一內容。”

關鋒在這里說的很明白，他在社論中加上“揪軍內一小撮”，是因為林彪提出“揪軍內一小撮”口號，而不是像王力、閻長貴那樣，說毛主席的《5·16通知》有“揪軍內一小撮。這個口號。這一點關鋒和王力不同。他雖然犯有嚴重錯誤．但在這個問題上，他沒有把責任推給毛主席，這是值得肯定的。

這一期《紅旗》還有一篇社論《向人民的主要敵人猛烈開火》，這是根據關鋒的指示為支持“七·二0事件”由我寫的。文中的“黨內、軍內一小撮”，是完全按經王力篡改的中央給武漢市群眾和廣大指戰員的《一封信》上的提法寫的，題目是關鋒定的。

7月底，關鋒指示我在《紅旗》上，轉載7月22日《解放軍報》紅尖兵(林立果)的《從政治上思想上徹底打倒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同時關鋒還指示我，轉載同日《解放軍報》吹捧紅尖兵文章的評論員(關鋒)寫的：《推薦一篇好文章》。林立果和評論員文章都提到要“揪軍內一小撮”。

關于《紅旗》社論問題，鄧力群在《十二個春秋》中，有個錯誤的說法。他說：“這個社論是林杰口述，幾個人筆錄整理的，社論內容的淵源來自林立果的要反對軍隊的走資派的言論。”鄧力群當時根本不知道社論的寫作，他所根據的是道聽途說，牛頭不對馬嘴。社論內容的根本問題是“揪軍內一小撮”。紀念“八·一”社論中，關于“揪軍內一小撮”內容為關鋒所加。而另一篇社論，我根據的是經王力篡改過的中央給武漢軍民的《一封信》。此事我過去交代過。這次我寫的社論同林立果的反對軍隊走資派言論無關。鄧力群歪曲事實，給我橫加罪名。

《紅旗》“八·一社論”經陳伯達簽發后，8月10日左右，我聽到社會傳說毛主席嚴厲批評“八·一社論”：“‘揪軍內一小撮’是‘反軍、亂軍’，是‘毀我長城”。大約8月13日，總理在人大會堂也說：“這期《紅旗》有錯誤．但你們不要用我的話去沖《紅旗》”毛主席批評之后，林彪即把《軍報宣傳方針》送毛主席審批。毛主席劃掉“軍內一小撮”并批示：“不用，退林彪同志。”大約也在此時，我聽到消息：“葉群叫林立果給江青寫信，說明‘紅尖兵’文章中的‘揪軍內一小撮’是別人加進去的。”(陳再道：《武漢“七·二0事件”始末》)

雖然提出揪軍內一小撮與我無關，但社論畢竟是我寫的。毛主席批評《紅旗》“八·一社論”后，我感到有些緊張，便正式問關鋒，主席對社論到底怎樣批評的。關說，主席說：“揪軍內一小撮”必然沖擊軍隊。軍隊不能亂。軍隊是黨領導的．軍隊的領導干部都是共產黨員，不是黨員不能指揮軍隊。“黨內一小撮”包括了軍內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另提“揪軍內一小撮”是錯誤的，以后不要再提了。我聽了關的傳達后，建議再寫一篇社論以彌補十二期社論的錯誤。經陳伯達和關鋒同意后，我又寫了一篇《紅旗》社論。遵毛主席指示，不提“揪軍內一小撮”，要擁護軍隊。指出人民解放軍是毛主席領導和指揮的人民軍隊，解放軍不能亂。解放軍是無產階級專政和文化革命的擎天柱，是反抗美帝蘇修最可靠的力量。陳伯達審批時，把題目定為《偉大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是我國無產階級專政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可靠支柱》。社論這個提法同“揪軍內一小撮”是對立的。8月19日由新華社播出，次日刊于《人民日報》。這篇社論，沒有公開對《紅旗》“八·一社論”提出“揪軍內一小撮”作自我批評，更缺乏對“揪軍內一小撮”進行深刻批判。沒有達到糾正“八·一社論”錯誤的目的。“八·一社論”以中央名義在全國范圍內提出“揪軍內一小撮”影響很大；但“揪軍內一小撮”的提出和批發是關鋒與陳伯達的責任。對《紅旗》社論進行自我批判，應由陳、關決定。我雖有責任，但無權越俎代庖。

(六)王力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王力的一個惡劣手法，就是編造毛主席的話來為自己開脫罪責，其結果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王力說“8月12日，主席的指示傳到北京，說‘黨內軍內一小撮’的提法不策略。”(《王力反思錄》第1014頁)閻長貴也附和王力的觀點說：毛主席說“黨內軍內一小撮并提很不策略”。毛主席從來沒有說過黨內軍內一小撮的提法不策略，他也不會說這樣的話。毛主席只說：‘揪軍內一小撮’是完全錯誤的。‘揪軍內一小撮’是反軍的。不要再提‘揪軍內一小撮’。在1967年9月30日的的中央文革小組擴大會后，9月1日，用總理、陳伯達、康生、江青等參加的北京市革委套會議上，江青講話說：“到處抓軍內一小撮，這個口號是錯誤的。我們只提黨內一小撮，因為不管黨、政、軍各個戰線，都是黨領導。到處揪軍內一小撮，到處揪什么‘老譚’，到處揪‘陳再道’”“這祥打亂我們的軍隊，是自毀長城。”總理和康生等也都贊同江青的這個講話。他們都沒有說，提揪軍內一小撮不策略。8月22日，總理在接見廣州代表時也說：“不要再提‘軍內一小撮’。毛主席批評了這個事。”(《周恩來年譜》弟18l頁)為什么毛主席不說，“揪軍內一小撮’不策略呢?因為毛主席早己明確指出“揪軍內一小撮”就是亂軍，就是“毀我長城”。中央文件也早已指出“是黨紀國法所不允許的”。因此，根本不是不策略問題。說這個口號是策略錯誤，實際上是替“揪軍內一小撮”辯護。這暴露了王力實際主張揪軍內一小撮的狐貍尾巴，也暴露了閻長貴不懂“揪軍內一小撮”錯誤的實質。

王力歪曲和惡毒攻擊軍委八條。八條是林彪提出，經毛主席、總理和徐向前等反復討論研究決定的。王力卻斷言：“八條命令是林彪口授的。”(《王力反思錄》第855頁)八條的初稿只有七條，根本沒有第五條，即沒有“對于沖擊軍事領導機關問題”。這一條是毛主席親自加寫的。這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中，毛主席《對軍委八條命令稿和中央通知稿批語和修改》一文，講得很清楚。第五條為毛主席親筆所加，而且先后改了兩次。王力故意向讀者隱瞞這一事實，為林彪貼金。

“八條”是為落實毛主席的軍隊要支左的指示而制定的。毛主席批示：“所定八條，很好，照發。”王力攻擊“八條”說：“這個八條是主動采取專政措施。后來普遍對被宣布為反革命組織和反革命分子的人采取專政措施，取締、抓人。這些嚴重后果，徐向前回憶錄不回憶，歷史學家也不寫，這是嚴重問題。部隊可以宣布誰是反革命姐識，可以抓，可以開槍、鎮壓。’(《王力反思錄》第856頁)八條是說：軍隊“對那些證據確鑿的反革命組織和反革命分子，堅決采取專政措施”。并沒有說“部隊可以宣布誰是反革命組織，可以抓人，可以開槍，鎮壓。”王力肆意歪曲軍委八條，進行反軍反革命煽動。王力還指責徐向前等對八條的肯定。他說：“徐向前回憶錄以及歷史學家把八條說得那么好，恐怕不合適。”  因為八條“總的前提不對，加之許多概念不清楚。”(《王九反思錄》第860頁》)

(七)不可饒恕的王力反軍陰謀

7月24曰，林彪送給主席一份由陳伯達起草(王力、關鋒參與)的中央《給武漢市革命群眾和廣大指戰員的一封信》，(簡稱《一封信》)請毛主席審批。這天毛主席還收到武漢軍區黨委關于。“七·二0事件”的電報。主席先以中央名義親自寫了《中央關于“七·二0事件”給武漢軍區黨委的復電》。復電認為，陳再道是犯了“嚴重錯誤的干部”，認真改了“仍可以站起來，參加革命的行列。”意思很明顯．陳再道不是軍內一小撮，不是叛逆，不要打倒，這是毛主席解決武漢問題的方針和政策。《一封信》卻說武漢“軍區個別負責人”(實指陳再道等)，是軍內一小撮“叛逆”，要嚴辦。毛主席對林彪同意的陳伯達寫的《一封信》批示說：“退林彪同志酌定”(《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2冊第383頁)。毛主席不同意批發《一封信》，而且在“退”字下特加了看重號，重點是退。顯然《一封信》和毛主席親擬的給《武漢軍區黨委的復電》是對立的。可是，林彪和陳伯達堅持錯誤意見，竟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的名義于7月27日向全國下發《一封信》。同一天，林彪主持會議，撤消了陳再道和鐘漢華的職務。更嚴重的是文件下發前一天，即7月26日，王力膽大包天，竟背著毛主席在這份中央文件上加上“軍內一小撮”。即在《一封信》原稿“黨內一小撮”的“黨內”二字之后，私自添加了“軍內”兩字；改成了“打敗黨內、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這就等于加上了“揪軍內一小撮”口號。這個經王力篡改過的文件發出以后，時在上海的毛主席看見了很生氣。他讓姚文元告訴陳伯達和中央文革，追查在文件上私加揪軍內一小撮者的責任。陳伯達立即叫王力、關鋒把原稿找出來查看。王、關叫文革辦事組組長王廣宇找來原稿，關看后急忙對王力說：“老兄，是你的字。”王力卻心無愧疚，叫王廣宇不要大驚小怪。陳伯達只得將此事告訴毛主席，毛主席震怒地說：“那就要問問王力到底是什么人?毛主席對王力私加揪軍內一小撮如此震怒，說明王力問題的極端嚴重性，絕不是提法不策略的問題。

1967年8月30日下午，由總理主持，中央文革小組召開擴大會。張春橋、姚文元專程從上海趕來參加，楊成武、吳法憲也參加了，葉群借口有病未參加。會議專門批評王力和關鋒。由康生發言揭發王力。第一個問題就是“毀我長城”，批評王力在中央文件《一封信》中私加“軍內一小撮”。第二個問題是“八·七”講話，煽動外交部奪權，打倒陳毅。第三個問題是執行“三降一滅”路線。會議結束時，總理問王力有什么話要說。因為人證物證俱在，王力哭著說：“沒有什么要說的了”。從此王力被隔離審查，離開文革。關鋒也因在《紅旗》八·一社論中提出“揪軍內一小撮”等問題受隔離審查。陳伯達在會后卻卑鄙地從關鋒手中抄走由他簽發的《紅旗》社論原稿，以掩蓋自己的罪責。

2007年10月23日，我為此訪問了原文革辦事組組長王廣宇。他肯定中央文件上的“軍內”二字確是王力所加。2007年11月6日，他又寄來他寫的《“七·二0”事件發生后中央文革的反應》一文。文中回憶了當時他奉命追查王力在中央文件《一封信》上擅加“軍內”二字的那份稿件的情況。關鋒生前也曾告我，“軍內”二字為王力所加，并形象地說了主席知道王力擅加“軍內”二字后的憤怒口氣。穆欣在《辦(光明日報)十年自述》中，也肯定王力私加“揪軍內一小撮”一事。

盡管紀念建軍節時，《一封信》和兩報一刊社論都仍提“揪軍內一小撮”，但楊成武在慶祝建軍四十周年的國防部招待會上的講話，根本不提“揪軍內一小撮”。他是按毛主席指示回京主持招待會并講話的。顯然，不提“揪軍內一小撮”是毛主席一貫的指示。

在毛主席、周總理等去世后，王力在《反思錄》中根本否認此事。他把自己參加起草《軍報宣傳方針》，在武漢鼓動揪軍內一小撮，參與陳伯達主持的《一封信》的寫作，特別是擅加“揪軍內一小撮”的陰謀活動，一字不提，竟厚顏無恥地宣稱：“王力不知道有‘軍內一小撮’這個詞。”(《王力反思錄》第291頁)。他說自己所以被打倒，是“江青向毛主席告了惡狀，說七·二0事件后，王力以為天下不是毛澤東的，是王力的了。”毛主席“相信了”此話。毛澤東忌諱王力威信超過自己，說“要查王力到底是什么人”，借故把王力打倒(《王力反思錄》第2 1 4頁)。王力不僅把自己的罪過推得干干凈凈，而且倒打一耙。王力擅加“軍內”二字鐵證如山。親見者有關鋒、王廣宇等，揭發此事的有關鋒、王廣宇和穆欣等。我在秦城監獄受審時，也曾聽到專案組“5·16”大組組長陳偉說：“在中央文件上加軍內一小撮的是王八七。”人證物證俱在，這是賴不掉的。

1967年9月，毛主席在視察華北、中南和華東地區后回到北京。王海容去看望毛主席，想知道毛主席對“揪軍內一小撮”和王力“八·七”講話的態度。當時林彪、陳伯達問題還沒有完全暴露。毛主席只念了唐人羅隱的兩句詩作答：“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念完，沒有作具體解釋，就下逐客令：“我要休息了，你回去吧!”毛主席對林彪的不滿，9月20日，他在武漢對軍區和省的領導的講話時有所透露，他說：“現在我很不喜歡你們給我的四個官銜，什么偉大的領袖、偉大的導師、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叫毛主席就行了。”(《毛澤東傳》第1498頁)  毛主席引羅隱詩，暗示林彪和陳伯達等在武漢問題上堅持要打倒陳再道，鼓動“揪軍內一小撮”和他不同力。

關于“揪軍內一小撮”和武漢問題的處理意見。毛主席1967年7月25日親擬的《中央關于武漢“七·二0事件”給武漢軍區黨委的復電》同林彪1967年7月27日下發的經王力篡改過的《一封信》有重大不同。當時毛主席在上海，北京由林彪主持工作。內部大量印發宣傳中央的《一封信》，而不積極宣傳毛主席寫的《給武漢軍區黨委的復電》。王力寫的《反思錄》，閻長貴寫的《揪軍內一小撮的實質和來龍去脈》，時毛主席的復電，都閉口不說，這是封鎖毛主席的聲音。1967年9月7日，毛主席《在戚本禹檢討信上的批語》說：“犯些錯誤有益，可以引起深思，改正錯誤。”并叫戚“告知關、王二同志”。稱王為同志，是希望王力深刻反思，改正錯誤，是對王力的最后挽救。王力拒不承認錯誤，反而對毛主席進行猖狂攻擊，自走絕路。

(八)王力到底是什么人?

“揪軍內一小撮”的提出和斗爭，大體經三個階段。1967年1月10日，林彪批準了王力等四人寫的《軍報宣傳方針》，提出揪軍內一小撮，接著《解放軍報》于12日和14日相繼發表社論，鼓吹“揪軍內一小撮”。1967年1月14日，中共中央毛主席發出《不要把斗爭鋒芒指向軍隊的通知》，1967年1月28日，毛主席在軍委八條命令中，親自加寫了一條：“不許沖擊軍隊問題”。這是斗爭的第一階段。

1967年《紅旗》雜志發表紀念“八·一”建軍節社論，關鋒在社論中增寫。揪軍內一小撮”口號。毛主席見了，指出是“反軍”、“毀我長城”，并告中央文革小組：不要再提“揪軍內一小撮”。林彪聞信，把《軍報宣傳方針》送毛主席審批。毛主席把“軍內一小撮”劃掉，批退林彪。當時毛主席沒有追究提出揪軍內一小撮的責任。如果不再提這個反軍口號，問題可能就此結束。這是斗爭的第二階段。

在斗爭的關鍵時刻，1967年7月26日，王力明知冒犯黨紀國法，竟在被毛主席批退的中央《一封信》中，偷偷加上“揪軍內一小撮”口號。此文件發出之后．人們以為這是毛主席和中央的指示，中央和地方的報刊、廣播電臺．大肆宣傳揪軍內一小撮，沖擊軍隊。北京紅衛兵提出了第三次大串連：“揪軍內一小撮”，十萬火急跑到全國去揪。8月底，北京出現了以紅代會名義發到福建前線的一份電報：“北京來電，以陳伯達為首的中央文革委托派三千人到福建抓軍內一小撮，現在先來一千，其余隨后來。”陳伯達看到這份電報后，大罵紅衛兵“荒謬”。瞎鬧”。(《陳伯達等在北京市革委會擴大會議上的講話》)這么大的事，陳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問題根本不在紅衛兵，而在于王力篡改中央《一封信》提出“揪軍內一小撮”口號，造成很大混亂，形勢嚴峻。幸好問題被毛主席所覺察，并查明了擅加者是王力。在這種情況下，毛主席問王力到底是什么人，同時把他隔離審查。

王力不僅不承認錯誤，反而說自己是無罪的羔羊，他引王光美的話作證。“王光美同志對我講：“你作了替罪羊。搞這么亂，是要找一個人作替罪羊的。"(《王力反思錄》第1023頁)王力是無罪羔羊?!王力違抗中央指示和軍委命令，同毛主席對著干，造成全國沖擊軍隊的嚴重形勢，黨紀國法所難容。因此，毛主席把王力清除出中央文革。要替王力平反，只有徹底否定毛澤東。毛主席在《給江青的信》中說過：“有些反黨分子，他們是要整個打倒我們的黨和我本人。”王力就是這樣的人。他所以明知故犯，在中央文件中加上“反軍”口號。目的就是搞亂軍隊，搞垮“文化革命”進而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他在《反思錄》中就是這么說的：“文化大革命是一次以小生產為社會基礎的、帶著封建迷信色彩的、縣有無政府主義性質的小資產階級狂熱性的群眾運動，因而具有極大的盲目性、破壞性和倒退性。文化大革命是一場中國人民的大災難。”(《王力反思錄》第1152頁)王力竭力煽動對毛主席、對“文革”的階級仇恨，這種仇恨由來己久。

如果還要問王力到底是什么人，可看1992年9月10日，王力請“溫家寶同志轉報小平同志、澤民同志、尚昆同志”的《和平統一臺灣的新思路和新策略》。在所謂的“新思路和新策略”中，王力惡毒攻擊、污蔑毛主席統一臺灣的戰略策略，而提出要遵照企圖永遠霸占臺灣的前美帝國主義頭子杜勒斯的侵略條件；中國主動“宣布放棄使用武力統一臺灣”；“不能強求臺灣統一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改變臺灣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的“老皇歷”；“分久必合，舍欠必分”，“世界地圖不斷在重新畫制”。“我們的政策，必須要有大膽的突破。”  (葉永烈：《王力風波始末》第280"-282頁)。王力所販賣的“新思路、新策略”比李登輝1995年在美國所宣揚的漢奸賣國謬論更徹底，更無恥。

“臺灣自古以來是中國的領土”，“一個中國”，這是中美建交公報和上海公報的原則，也是中日關系正常化的原則。這是全世界所公認的原則，決不能后退。堅決反對任何兩個中國、一中一臺的謬論。破壞祖國統一團結的言行，是不可饒恕的滔天大罪，是同十三億中國人民為敵的無恥叫囂，大陸和臺灣人民堅決不能答應。1894年甲午戰爭后，腐敗賣國的清政府割棄臺灣給日本侵略者，卓越的愛國英雄丘逢甲寫了一首著名的詩：“春愁難遣強看山，往事驚心淚欲潸。四百萬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臺灣。”今日重讀，正義的激情，令人肅然起敬；愛國之雄風，仍然鼓舞著海峽兩岸十三億同胞。再看王力漢奸賣國謬論，與丘逢甲的愛國詩篇，作一比較：一為巍巍昆侖，享譽千古；一為不恥于人類的狗屎堆，遺臭萬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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