閃耀著理想光輝的一生

——懷念老一輩革命家吳亮平

馬綠波

一

今年七月二十四日，是“無產階級革命家、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社會科學家”吳亮平同志誕辰一百周年。曾作為他的最后一任秘書，我有責任讓更多的人知曉這位杰出的老共產黨人閃耀著理想光輝的一生；通過這篇文字寄托自己的崇敬與緬懷之情。

建國門雅寶路往南有一條很小的胡同，早年叫賢孝牌，后來改名藝華胡同。吳老一家五十年代初從上海來北京后不久，就搬到這里的27號，到1986年吳老去世，一住就是三十多年。這是一座普通的三合院，除了大門旁邊有個車庫外，看不出和鄰居的院子有什么不同。吳老夫婦與老街坊們的幾代人都熟，對門院里的“武把式”、“花把式”等見到吳老，從來都會習慣又親熱地打著招呼：“您出門啊？”“您多穿點，天兒涼！”或者督著孩子：“快叫爺爺好！”吳老子女從小就能和胡同里的孩子玩到一塊兒，一點兒都不見外。

走進大門，整個院子一覽無余，既沒有一進二進，也不見前廊后廈，方磚鋪就的甬道連通三面住房，院子里老槐樹下是生長隨意的丁香和月季，早年還有過一架葡萄，印象中從不曾果實累累，后來也就沒了。房矮窗薄不說，原來規矩的紅綠木漆被刷成了不靠譜的深褐色；機關配發的家俱一用就是幾十年，老舊斑駁卻一塵不染……吳老一家的生活就是這樣，樸素、恬淡，隨遇而安。

我1959年上小學后，常來這里“找同學吳凌凌玩”，見到他爸爸的印象是身體很健壯，說話時笑瞇瞇的。文革后沒幾年我和凌凌都去當了兵，有十年沒進這院，等到1985年再來時，我又多了一個中顧委委員、中央黨校顧問吳亮平同志秘書的名份，很簡單，我是這里幾十年的“?？汀?，熟悉、有感情。這年吳老已逾七十七歲，體弱多病，雖然精神已大不如前，但見到我時，長長的濃眉下依然是一對微瞇著的笑眼，顯得更加慈眉善目、和藹可親。他每天只能作有限的談話和閱讀，得到別人一點幫助照顧都會用語言、手勢、微笑與目光表達謝意。他已經不能去黨校辦公、去中南?？次募珜ξ业霓D述聽得很認真，或提出問題與我討論。會見來訪的客人占用了他更多的時間和精力，人們為他撐著病體盡力而為所感動。他經常感到勉為其難和力不從心，但他依然關心著許多方面的工作和問題。

1986年初秋的一天，我接到中顧委的通知，邀請吳老列席九月下旬召開的黨的十二屆六中全會。我本來想告之吳老后就照例替他向中顧委請假，沒想到當我說這次會的主題是討論通過中央關于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決議時，吳老突然說：“這個會議很重要，我要參加。”

列席中央全會的中央顧問委員會的老同志們每次都集中住在雅寶路的空軍招待所，這里離吳老家很近。根據他的身體狀況，吳老夫人杜凌遠阿姨和我商定，安排他參加一次中顧委的小組討論，還行的話參加全會大會和中顧委的全會。我們買了新的輪椅，為吳老換上了嶄新的中山裝，佩戴上代表證。當我推著輪椅進入已經開始的小組會場時，小組長洪學智同志驚喜地站起來說，“亮平同志來了，不簡單不簡單！”有的人還鼓起掌來，吳老露出欣喜的神情，向在場的同志們招手致意。原定二十分鐘就出來，在他的堅持下延長到四十多分鐘，他悄悄問我，“這里都有誰呀？”我就告訴他都有誰?；氐竭@些同為新中國奮斗的老一代共產黨人中間，我感覺到了他的不平靜。

按計劃我又陪他去了大會堂，當《國際歌》聲響起的時候，我清楚地看到他微動的雙唇和濕潤的眼睛。中顧委全體人員大合影時，李聚奎和陳再道兩位老將軍把吳老讓到他們中間坐下，還手拉著手。這是他最后一次照像，永遠定格在工農紅軍長征的隊伍里、中華民族精英的方陣中。幾天后，他走了。我恍然大悟：他強忍病痛，禁食禁水，硬撐著去開會，是為了見同志們最后一面，去向黨、向他為之奮斗一生的理想和事業告別！而他的一生是怎樣度過的，它會給我們這些后人留下什么呢？

二

吳亮平1908年7月出生于浙江省奉化縣一個清貧的知識分子家庭，父親先后做過小學教師和校長，還在北伐時期做過江西贛縣的縣長，因不滿“四•一二”蔣介石背叛革命，棄官還鄉靠種十余畝祀田和親友接濟度日，生活十分清苦。母親是農村婦女，吳亮平是長子，大弟二弟先后追隨大哥投身革命，建國后分別是鐵道部、外交部的司局級干部，小弟是鋼鐵研究院的高級工程師。

青少年時期（1919—1925年）

吳亮平天資聰慧，5歲就進奉化小學讀書，1919年剛滿11歲就考入了著名的上海南洋中學，只身離開了家鄉。1922年剛滿14歲時又考入了陳嘉庚先生創辦的廈門大學。小小年紀認定要“實業救國”，就上了經濟系（預科）。吳亮平罕見的“早慧”讓我嘆為觀止，這不僅表現在他的學業始終名列前茅，還表現在受“五•四”運動影響，去上海求學時就不僅經常閱讀《新青年》、《向導》、《覺悟》等進步刊物，還不斷向《覺悟》等刊物投稿，并嘗試短篇小說的寫作。

1923年，在因反對校長林文慶無理解雇三位教授而爆發的學潮后，廈大的一部分學生和教師憤然離校，前往上海創辦了大夏大學（現華東師范大學前身）。整個斗爭和千里遷徙中活躍著一個瘦小的身影，大家推選這名最小的同學擔任了大夏學生會的宣傳負責人和校刊的主編。誰會想到十幾年后這位小同學卻成為了中國共產黨的宣傳負責人。直到現在，人們關于少年大學生只是“讀書天才”的印象一般是不會錯的，因為難以要求這些孩子能有更加全面成熟的表現，但可以說吳亮平是個例外。大夏大學地處滬西工業區，學生會為工人辦起了夜校，吳亮平經常去夜校講課，幫助工人補習文化，通過和工人談心，了解他們的生活狀況。與此同時，他不僅讀了《共產黨宣言》等馬克思主義書籍，還讀了瞿秋白的《新俄游記》、《新社會觀》等介紹蘇聯的書，把全新的思想觀念帶進課堂并與身邊的現實結合起來思考，使吳亮平對自己“實業救國”的思想產生了困惑，開始接受“階級斗爭”與“無產階級革命”的學說。

1925年5月中旬，大夏大學附近日本人開的紗廠開槍打死了工人顧正紅，消息傳出，激起了上海工人、學生和廣大市民的憤怒，各大學紛紛組織宣傳隊上街示威游行、進行抗議宣傳。5月30日，當吳亮平帶領學校的一支宣傳隊正在曹家渡進行演講時，傳來英國巡捕向南京路上抗議游行的學生和市民開槍，幾十人倒在血泊中，上百人被拘捕的消息，這就是震驚中外的“五卅”慘案。帝國主義的野蠻暴行激起了中國人民的憤怒反抗?！拔遑Α边\動中，吳亮平擔任了由著名共產黨人惲代英領導的上海學生聯合會總務部長，并負責編輯出版了《血潮日刊》，在聯絡動員各校師生，揭露敵人，推進與工會、商界的聯合以及在罷課斗爭中表現得非常積極勇敢。惲代英曾多次找他談話，和他談中國革命的前途，談青年在反帝斗爭中的作用和責任等。吳老晚年在紀念惲代英的文章中稱他為引導自己走上革命道路的“第一位師長”。當年8月，吳亮平加入了CY（共青團）組織，年僅17歲。

在莫斯科中山大學（1925—1929年）

作為“五卅”運動中的積極分子，當吳亮平接到惲代英派他到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去學習的通知時，他高興極了。1925年10月，他乘船離開上海，前往蘇聯，繼續他那自少年時期開始的尋求正義、探索真理的長途跋涉。半個世紀后他回憶道：“那時我是個17歲的小青年，只知道仇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一股勁要革命，但革什么、如何革，基本上還不了解。聞天同志曾對我說過：我們中國一定要富強起來，但一定不能走美國的路，這條路走不通，而且走不得?！眳橇疗绞窃谌ヌK聯的貨船上認識張聞天的。這位長他8歲，氣質相近、志趣相投，有過留學美國經歷的共產黨員贏得了吳亮平畢生的尊重和友誼。

1925年11月，吳亮平正式進入中山大學，開始了長達三年的學習和工作。當時，大多數中國同學不能直接閱讀馬列主義原著，而已經譯成中文的又很少，學校就組織懂外語的同學抓緊翻譯馬列原著。吳亮平一邊學習，一邊參加翻譯工作，先后翻譯過馬克思的《法蘭西內戰》、恩格斯的《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列寧的《兩個策略》、《國家與革命》等經典著作，這些著作在莫斯科出版發行后，還秘密郵寄回國并在國內翻印。不久，他和張聞天等還擔任了教學工作，成為世界經濟地理的教員。

同期在中大學習的還有王明，他拉幫結派打擊別人、抬高自己的行為使吳亮平極其厭惡。然而在校長米夫的扶植下，王明的教條主義宗派逐漸形成，捏造所謂“江浙同學會”等莫須有的罪名打擊對他不滿的人，吳亮平與左權（湖南人）、陳啟科（貴州人）等人都成為王明打擊的對象，由于他們進行了尖銳的斗爭，而成了王明等人的眼中釘。吳亮平利用為中共代表團在共產國際開會做翻譯的機會，向瞿秋白、鄧中夏如實反映了王明的所作所為，使王明更加懷恨在心，這就為后來他屢遭王明誣陷迫害埋下了伏筆。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事變后，國內革命轉入低潮，悲觀低落的情緒也影響到中大。正是在這種嚴峻的形勢下，吳亮平經聯共（布）黨員2人和張聞天等中共黨員2人介紹，毅然站到了黨旗下。

1928年秋，吳亮平向瞿秋白提出回國的請求，經共產國際批準后，他辭去了中大教員的工作，用自己平時的積蓄作路費，輾轉數月，經歐洲返回祖國。他的歐洲之行我想是極符合他本人特點的。學習和翻譯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引發了他探尋其發源地的渴望，他游歷了德、法、英等歐洲工人運動和巴黎公社的發祥地，他走訪倫敦工人區，感悟恩格斯撰寫《英國工人狀況》時的情景和思緒。幾個月下來，他對馬克思主義學說賴以產生的歷史人文背景和現實依據有了親身體驗和更多的理論思考，聯系此前讀過的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使他更加認定“理論一定要與實際相結合”。

回到上海（1929—1932年）

1929年初吳亮平回到上海后，被分配在中宣部工作，部長李立三給他布置的工作任務：一是主編介紹國際共運的刊物《環球》；二是作為中宣部的代表參加對中央文化工作委員會的領導。

吳亮平與當時的文委書記潘漢年研究確定了“消除派別斗爭，團結在魯迅的旗幟下，共同對付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的‘文化圍剿’”的工作方針，他們一同拜訪了魯迅先生，最終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見，促成了后來“左翼作家聯盟”、“社會科學家聯盟”以及“左翼文化總同盟”的相繼成立，擴大了黨對進步文化界的影響。

此后，吳亮平還積極參加了“關于中國社會性質問題的論戰”，批駁了國內“托派”和國民黨雇傭文人反對中國共產黨領導民主革命的種種謬論。在中央文委領導創辦的《新思潮》、《拓荒者》等刊物上，他相繼發表了《中國土地問題》、《軍閥混戰的社會基礎》、《農村革命與反帝國主義斗爭》等十幾篇文章。其中尤以1930年4月發表在《新思潮》上的《中國土地問題》影響最大。文章就中國土地問題的意義、中國農村中的剝削關系、中國農村經濟的總危機、土地革命的發展前途等理論與現實問題進行了馬克思主義的分析。文章指出：“土地問題，是中國革命在目前階段上的一個中心問題，……對于土地問題的正確了解，是先進階級前鋒能在目前革命中完成其領導作用的一個先決條件”?！爸袊r村經濟的破壞，是現存社會制度阻礙并破壞農村生產力發展的深刻的表現?！蔽恼轮赋觯憾韲雇欣灼降母牧颊撸蒸斒渴降耐恋仃P系的發展道路，亨利•喬治式的地價稅制等土地改良的政策“是絕對不能解決中國急迫的土地問題的。唯一的出路只有土地革命”。這篇文章的發表，在引導人們正確認識中國社會的根本問題和中國革命的性質，從而加深理解中國共產黨關于土地革命的主張等方面具有重要意義，是對當時在南方建立的農村紅色政權和工農武裝有力的理論支持。

除此之外，吳亮平在這一年還編寫了《社會主義史》、《辨證唯物主義與唯物史觀》等馬克思主義通俗讀物。特別是王明回到上海，利用手中權力將他撤職下放的日子里，他蜷伏在悶熱的亭子間，用三個月的時間，完成了列寧稱為“馬克思主義的小百科全書”、恩格斯的《反杜林論》的翻譯工作，鮮為人知的是他中山大學的同窗好友左權和陳啟科回國途經上海時，還曾一起幫他校對訂正?！斗炊帕终摗分凶g本的問世，是吳亮平對中國革命的一大貢獻。吳亮平曾于1939、1954、1973和1978年對這本書作過四次修訂，第一個校訂本就是在毛澤東親自鼓勵督促下完成的。毛澤東十分珍愛這部譯作，在長征途中寧可丟棄衣物，也堅持把這本書帶在身邊。

1930年11月，吳亮平在上海英租界以“共產黨嫌疑犯”被捕，以所謂“進行不合三民主義的宣傳”的“罪名”判處二年徒刑，關在了上海提籃橋監獄。在獄中，他和曹荻秋、楊放之、彭康等難友一起，為改善政治犯的待遇同敵人進行了各種形式的斗爭；他們還在嚴酷惡劣的環境中秘密組織政治理論學習。直到1932年爆發了淞滬抗戰，國民黨決定大赦政治犯，吳亮平于9月獲釋。近兩年的鐵窗生活磨煉了他的革命意志，他對來滬求他回家的父親說：“我或者回家，或者革命，現在只能顧革命這一頭，以后再兩頭兼顧吧”。

找到黨組織后的一天，在中央特科工作的張慶孚告訴他：由于顧順章的叛變，國民黨特務正在尋捕他；王明于六屆四中全會當上中央總書記后也授意要殺害他。鑒于這種情況，吳亮平被張聞天安排立即離開上海，去中央蘇區工作。1932年10月，他取道汕頭到達瑞金。

在中央蘇區（1932—1934年）

前些年有一次見到張聞天夫人劉英時，我問老太太：“你還記得亮平同志剛到蘇區時的樣子嗎？”“怎么不記得，他是從廣東那邊過來的，一身白禮帽白西裝?！薄笆遣皇呛軒洠俊薄罢娴氖呛軒?、很洋氣！我們知道他有錢，就打他的土豪”（讓他請吃飯）。

吳亮平在紅軍學校任宣傳部長兼總政治教員。在一次群眾大會上，紅軍學校政治部主任歐陽欽把他介紹給毛澤東，毛澤東問：“你就是翻譯《反杜林論》的吳黎平（筆名）？”

可以想見吳亮平的到來，對于當時近乎賦閑狀態的毛澤東來說是很感興奮的事情。他有大量的時間向這個“喝過洋墨水”的年輕人尋問蘇聯和共產國際的情況，問他對斯大林的印象等所有他想了解的一切，并且和他探討哲學等理論問題，從而印證或訂正自己的見解。吳亮平極大地滿足了毛澤東了解外部世界和理論問題的渴求，并被他強烈的求知欲、非凡的洞察力、寧折不彎的性格和恢諧質樸的氣質所折服。他們之間特有的交談從江西到陜北，沿續了二萬五千里和整整十年。

針對國民黨反動派對中央革命根據地的軍事“圍剿”和經濟封鎖、針對奸商對金融和商業的肆意破壞給蘇區建設和軍民生活帶來的極大困難，中央蘇維埃政府于1933年3月成立了國民經濟部，繼鄧子恢、林伯渠之后，吳亮平于7月任部長，并于1934年2月當選為第二屆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在糧食、棉布、藥品、食鹽等生活必需品供應十分困難的情況下，國民經濟部從部長到每一個干部都深入到城鄉作調查研究和解決問題，在掌握大量第一手材料的基礎上，吳亮平起草了《怎樣解決糧食問題》、《目前蘇區的現金問題》、《合作社怎樣工作》等文件，用以指導經濟工作。到1934年10月長征之前，吳亮平領導的國民經濟部主要做了三個方面的工作：發展農業生產、抓緊糧食工作；組織和發展合作社商業；發展工商貿易、打破敵人封鎖。經過蘇區軍民的共同奮斗，取得了顯著成績。

林伯渠、毛澤民、鄧子恢和吳亮平等作為中國第一個紅色政權經濟部門的主要負責人，首次為黨在執政區域內如何進行經濟建設的重大課題進行了成功的實踐，為后來根據地、解放區及接管城市后的經濟建設積累了寶貴的經驗，主要是堅持辨證唯物論，注重深入實際，始終堅持聯系群眾、依靠群眾，團結小資產階級，聯合其他工商業者等。七十多年后的今天，參加“紅色旅游”到瑞金，可以看到國家發改委、財政部、中國人民銀行總行等國家機關所做的“尋根之舉”——出資修復各自的“前身”舊址，在那里人們可以走進吳亮平部長的辦公室……

長征到陜北后（1934—1945年）

由于王明“左”傾路線的錯誤，主力紅軍被迫于1934年10月離開蘇區，開始戰略大轉移。出發前，最令吳亮平憤懣惋惜的是瞿秋白同志被留在蘇區，不準他跟隨主力轉移，這位前中央主要負責人在與摯友吳亮平喝告別酒時的悲憤讓吳亮平一直耿耿于懷。長征初期，吳亮平任紅一軍團地方工作部長，到達遵義后調任紅三軍團宣傳部長，后來又在鄧小平、劉英之后接任中央縱隊秘書長。

1935年10月，中央紅軍勝利到達陜北。12月成立了中共中央局，吳亮平任中央局宣傳部長，為宣傳瓦窯堡政治局會議確定的“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先后撰寫發表了四十多篇文章，闡述了放手發動群眾、壯大抗日力量的措施；分析了國際反法西斯斗爭的經驗教訓；駁斥了民族投降主義者對我黨領導抗日運動的誣蔑，批判了黨內“左”傾關門主義和“右”傾投降主義兩種錯誤傾向。

1936年7月，美國著名作家和記者埃德加•斯諾來到陜北保安，吳亮平晚年回憶道：“有一天，我在街上走，毛主席看見我就喊住我說，一個叫斯諾的美國記者過兩天要來采訪他，請我當翻譯。我說：‘哪行??？抓個驢子當馬騎’。他說：‘行的，就是你’。結果，在斯諾與毛主席整整幾個晚上的談話，都是我翻譯。毛主席談自己的生平，這是第一次。談話時，我把毛主席的話，先作個簡單記錄，再用英語告訴斯諾，斯諾隨聽隨記。寫成文章后，經黃華同志譯出中文，交毛主席審閱”。從7月16日開始的馬燈下的長談，構成了后來震驚世界的名著《紅星照耀中國》（即《西行漫記》）的核心部分。斯諾說過：“經過耐心的吳先生的修正，所以是不會失真的”。這本書于1937年10月問世后，一年內五次再版，被譯成十多種文字，成了當時世界上的暢銷書，許多青年就是在這本書的影響下，走上了革命道路。吳亮平的這一經歷在他革命生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1973年，余秋里同志在國家計委干部大會上傳達了周總理轉述的毛澤東對吳亮平翻譯功績的評價：吳亮平翻譯《反杜林論》把馬克思主義介紹到中國；為毛澤東和斯諾當翻譯，把中國共產黨和紅軍介紹到世界，這一進一出，“其功不下于大禹治水”。

1937年9月，中央局由保安遷到延安，成立了黨中央領導機構，吳亮平任中央宣傳部副部長（部長由總書記張聞天兼任）。但到年底，王明從蘇聯回到延安，再次撤銷了吳亮平的職務，下放《解放》周刊當編輯。

在延安時期，吳亮平與艾思奇合作編寫出版了《唯物史觀》一書。毛澤東說，這樣的書對于培養青年正確的人生觀極為重要。1939年7月，劉少奇在馬列學院作了《論共產黨員修養》的演講，吳亮平向毛澤東積極推薦，并編發在《解放》上，使之與全黨同志盡快見面。吳亮平還承擔了中央黨校、抗日軍政大學、馬列學院、陜北公學的教學任務，講授馬列主義基礎理論，給各校學員留下了很深印象。我當秘書時，一次陪吳老在北京醫院體檢，走廊里碰見李東冶和袁寶華兩位老部長，他們一人握住吳老一只手，熱情地稱他為“我們的老師”。

1941年，任弼時代表黨中央與吳亮平談話說，中央審查了他的全部歷史，事實證明，他的革命立場是堅定的，王明出于宗派立場施加的種種罪名應全部推倒，并且已向共產國際做了匯報，同時宣布他已被選為黨的七大代表。在中央結論的鼓舞下，吳亮平積極投入了延安整風運動，他和艾思奇合寫的《思想方法上的革命》一文被列為整風學習資料。他多次請求中央批準到實際斗爭中鍛煉自己，1942年，他告別了延安，離開了中央領導機關，到了艱苦的晉西北地區工作，任中央晉綏分局委員、地委書記等職，同那里的人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1945年4月，吳亮平回延安出席了黨的七大，又主動要求到東北工作。臨行前，毛澤東請他們夫婦到家里吃飯，席間對他說：“你對革命是忠誠的，工作是積極的……”

從東北到上海（1945—1953年）

1945年9月，中共中央果斷地抽調了十余萬大軍和兩萬多干部搶先進入東北，建立東滿、西滿和北滿根據地。吳亮平先任撫順市委書記，幾個月后又調到北滿合江省（今黑龍江省東部）任東安地委書記和東安軍分區政委。在三年多的時間里，吳亮平在東北局和合江省委的領導下，全力以赴并卓有成效地完成了肅清土匪、土地改革、開展邊貿、發展工農業生產、創建軍工軍需和航空基地等任務，建立了鞏固的戰略后方，以雄厚的人力、物力、財力支援了東北的解放戰爭。

隨著“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的洪流，吳亮平帶領南下工作團跨過長江，進入江西開展新建解放區的工作。1949年5月，中國最大的城市上海解放后，中央調配一批有城市斗爭和經濟工作經驗的同志加強上海市的工作，吳亮平回到了青年時期生活和戰斗過的地方，擔任了滬西區的區委書記。幾十年過去了，不論是當年跟“老資格的吳書記”一起工作過的同志，還是榮毅仁、經叔平等民族資本家的代表人物，都對吳亮平出色的政策理論水平，密切聯系群眾，注重深入實際和調查研究的工作作風和工作方法，以及保持共產黨人艱苦奮斗本色等還記憶猶新，感佩不已。

主管化工基本建設  試辦社會主義托拉斯（1953—1966年）

1953年從上海調北京后，吳亮平任主管化學工業基本建設的副部長，近八年的時間里，提出了“化工企業要建立總工程師、總機械師、總會計師負責制”，“根據化工生產的特點，嚴格按科學辦事，切實搞好生產的技術管理、計劃管理、財務管理和勞動管理等管理工作”，“要做到在黨委領導下，行政干部和技術人員有責有權”。在主抓上海吳涇、浙江衢州兩個大型化肥廠的建設中，他親自組織進口必需的特殊材料；親自跑遍了上海制造化肥設備的大小幾十個廠家；他還深入到施工班組，和工人促膝談心，現場解決問題。這兩大化肥廠的一次開車成功，為解三年自然災害后農業生產的燃眉之急做出了貢獻。

吳亮平在1963年調到國家經委主管工業企業的管理工作時，做了一項很有新意的工作，就是試辦社會主義托拉斯。

當時，我國的工業管理體制和管理制度普遍存在著多頭多級、政出多門，管理機構重疊龐大、效率不高，有些規章制度不合理，中間環節多、物資流轉慢，資源得不到合理利用等弊端和問題，影響了工業建設的發展。在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的積極倡導下和薄一波副總理的親自領導下，試辦社會主義托拉斯的工作具體地落在了吳亮平等同志身上。

經過大量的調研和準備，吳亮平主持起草了《國家經委黨組關于試辦工業、交通托拉斯的意見的報告》。

報告指出：“社會主義的托拉斯是用社會主義的經濟辦法來管理工業、交通企業的一種組織形式。就是要按照經濟原則實行科學的、高效率的集中領導、分級管理，按照生產、流通的客觀規律，使產、供、銷密切地結合起來；改進不合理的管理規章制度；精簡管理機構和層次，減少非生產人員，提高工作效率；等等。這是我國工業管理上的一項重大改革，是一件新事情，應當首先選擇少數條件較為成熟的行業進行試點，取得經驗后，再有計劃、有步驟地推行。”

1964年8月，黨中央和國務院批轉了這個報告，工交系統經過認真準備，在國家經委領導下開始試辦了9個全國性、3個地區性的托拉斯。吳亮平和水電部的同志一起，將北京東郊高井熱電廠改組為主要依靠經濟手段進行管理的電力公司，精簡了人員，統一管理了產供銷人財物，提高了生產和工作效率。他還親自總結了交通部所屬的長江航運公司和冶金部所屬的制鋁工業公司的試辦經驗。在此期間，吳亮平還邀請曾在美、英、法等國學習工作、做過研究的經濟學者和專家進行座談，探討如何借鑒資本主義國家在企業管理中的先進經驗。

正當試辦托拉斯取得初步成果的時候，十年動亂開始了，我國工業體制改革的這一重要嘗試被迫中斷。我曾經想，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我們的改革事業不是提前十幾年就起步了嗎？正值盛年的吳亮平就不會“英雄無用武之地”了。

最后的十年（1976—1986年）

在十年動亂期間，吳亮平先是被打成“劉記托拉斯的黑干將”，挨批挨斗，到干校被監督勞動。后來在毛澤東的過問和周總理的保護下，才免于受到更大的沖擊。在長期“靠邊站”的日子里，每天用大量時間學習馬列著作，整理校訂《反杜林論》的譯稿。他回顧和思考了政治、經濟、歷史、文化等許多方面的現實和理論問題。1976年“四•五”運動期間，他和杜凌遠一起來到天安門廣場，置身在群眾中，感受澎湃的歷史洪流，堅信真理一定會戰勝謬誤，正義一定會戰勝邪惡，堅定了對未來的信念和樂觀態度。

打倒“四人幫”，特別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讓吳亮平感到由衷的振奮和舒暢。他先后當選第五屆全國政協常委和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在有關會議上，憑著作為大革命時期的老黨員、二十多歲就擔任黨政軍高級領導職務的可觀資歷，憑著深厚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功底和半個多世紀為黨工作的豐富經驗和真摯感情，以及一個老共產黨人的堅定信念和高度責任感，他做了長篇發言，他熟練地運用辨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用親身經歷分析了民主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階段的歷史經驗，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進行了嚴厲的聲討，同時也嚴肅地指出了毛澤東同志的晚年錯誤；系統論證了建國以來經濟工作的利弊得失，他還指出主要教訓在于“沒有按經濟規律辦事”。他在談到自己時說：“在這方面，我很遺憾。我是學經濟學的，并且在1933-1934年在中央蘇區做了些經濟領導工作。但建國以來，我沒有能在這方面多為黨出些力，我是深為內疚的”。

吳亮平重新回到工作崗位后，先后擔任過社會科學院領導小組成員、中共中央黨校顧問，兼任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中央黨史人物研究會、中國歷史唯物主義研究會、中國翻譯工作者協會等機構的顧問。他雖已年愈古稀，仍然朝氣蓬勃地工作。幾年中，根據自己承擔的工作和在全國各地進行調查研究的成果，先后就社會科學的任務、歷史唯物主義研究的方向和方法、干部制度和領導作風、經濟管理體制改革、發展農村經濟、高等院校政治思想教育、落實知識分子政策、黨史研究等問題，發表了大量文章。過度的操勞，嚴重損害了吳老的健康，心腦血管等方面的疾患，終于使他歸于沉靜。

在列席黨的十二屆六中全會前的一天，我像往常一樣陪吳老在小院里散步，和他聊天。我問坐在輪椅上的他：“你參加革命這么多年，各個時期黨的領導人幾乎都接觸過，你最佩服誰？”這個問題使他不再保持平靜，他轉過頭來，睜大了眼睛，清清楚楚地說了三個字“毛主席”。我緊接著又問：“為什么？”他毫不遲疑地回答：“他成熟”。這簡單而又堅定的回答，讓我感到強烈的震撼和深深的感動，使我永生不忘——它幾乎省略了一切，卻一語點中了中國革命艱難前行的深髓……

吳亮平閃耀著理想光輝的一生，是留在中國共產黨人豐富寶貴、可歌可泣的精神史上的動人篇章，他是我最崇敬的人生楷模。

我永遠懷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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