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運動：法國版的“文化大革命”

文字作者：lynn       2007年8月 第8期《世界博覽》

五月運動首先是一場徹底否定發達國家生活方式、價值觀和體制的革命，在某種程度上是模仿中國的“文化大革命”。

《1968年5月，無奈的遺產》（[法]讓－皮埃爾·勒·戈夫著，胡堯步韋東 高璐譯，中國青年出版社，422頁，定價：42.00元）深入分析了五月運動的起因、過程和影響，對各種社會思潮和派別在運動中的作用及其發展演變進行了深刻的分析和研究，并指出“五月運動”對法國的社會走向產生了深遠影響。而其中對毛澤東主義者的行動描述，讓中國人讀來，似曾相識……

大學出了問題

出生于1944年到1950年間的一代人未曾經歷饑餓、貧困和戰爭，1958年大學生有20萬，到1969年增加到50萬。當時的大學固守第三共和國時代確立的模式，以培養民族精英為己任，在科研和教學方面，要傳授人文主義文化和科學知識，模式僵化，教師在威嚴的課堂上唱獨角戲仍然是教學的主流方式。農泰爾大學再好不過地反映了大學的混亂、騷動和不安定。1967年三月，一群大學生占領宿舍區里的女生樓，以抗議禁止男生進入女生樓的內部規定，他們在校園里要求政治自由，在大學城里要求性自由。反叛的學生們把大學稱為“畢業文憑制造廠”，此外尋釁鬧事，辱罵杰出教授，甚至向他們扔西紅柿和其他投擲物。1968年3月22日，因為參加針對在巴黎的《美國快報》辦事處的反帝運動，一些活動分子被拘留，而后百余名學生強占農泰爾行政大樓。復課后，事態愈演愈烈，社會學系的學生決定抵制考試，左派活動分子和右派分子發生毆斗，學校大集會、演講會、討論會越來越多，教室里、草坪上都在展開討論。5月3日，幾百名學生在索邦大學集會，因為有傳言說右派組織即將發動攻擊，但他們等來了穿黑色制服的警察，警察的干涉激起了拉丁區所有大學生的憤怒對抗。5月10日出現了第一批街壘。示威者和警察對立者，街壘越來越多，夜里2點，共和保安隊發出例行的警告，發射紅色信號彈，開始攻向街壘。沖突極其殘酷，受傷人數數以百計，醫院很快爆滿。5月10－11日這一夜的形勢轉變成了全國性的危機，運動后來的發展已經與它的初衷不相干，而且任何人都無法掌握局面了。占領地盤和言論解放的階段開始了，12日納稅中心被占領，13日輪到索邦大學，14日美術學院……類似的占領學院和中學運動也在外省展開，同時，14日開始工人罷工和占領企業的浪潮開始席卷外省，到5月24日，全國都陷入癱瘓狀態。

象牙塔里的革命

從1969年到1973年這些年里，各左派組織的力量不斷上升，它們成了五月運動的代表。

五月運動過后的極左派圍繞著三大極組合：絕對自由文化極，新列寧主義和工人自治極。絕對自由文化極認為五月運動首先是一場徹底否定發達社會生產方式、價值觀和體制的“文化革命”他們偏愛：性解放、否定傳統教育方式，肯定在各個領域特立獨行和叛逆行為。工人自治極主要代表是統一社會黨，試圖將改革和革命一起進行。新列寧主義極包括托洛茨基派和毛澤東派。毛主義者有一個優勢，他們打出的招牌是對眾多大學生和知識分子很有吸引力的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持不同政見的大學生覺得自己和中國的紅衛兵很相似，他們一樣要攻擊大學和官老爺政權，要進行一場創造新世界的文化大革命。在許多大學和中學里，5月運動過后仍經常發生騷亂，毛主義者攻擊一切權威的東西“學術權威就是階級敵人，如果某些教授成為這種學術權威的化身，就活該他們倒霉，1793年的斷頭臺已經見過其他權威了”。在農泰爾學院等地，教師會議室隨時都會有人闖入“突然人們聽到爬樓梯的聲音和一二百名闖入者的叫喊聲，門突然被打開，一幫人分頭圍住理事會成員圍坐的橢圓形桌子，每個人都緊挨著委員們”。那個時候教書可不是一件輕松的事，特別是在文學和人文科學系里，課程隨時都有可能被打斷：宣讀宣言或宣布開會，通過反鎮壓或反資產階級知識的動議。農泰爾學院的院長有過膽戰心驚的經歷“突然一只60人的隊伍闖了進來，轉眼間站滿了教師，把我擠的背頂窗戶……整整一小時，我被一群人威脅、挖苦、羞辱，我清楚記得一個女孩子咬牙切齒，不斷嚷嚷‘我嘛，我要割下他的舌頭’，如果這時有人突發奇想提出把我扔出窗外去，我相信不會有一個人反對，大家都會為這個好玩的主義鼓掌”。這事總算沒發生。

農村包圍城市

沒有服過兵役的毛派大學生開始認真閱讀毛主席的著作，企圖把中國30年代抗日的英勇戰斗搬到60年代的法國來。在法國要實行農村包圍城市、創建解放區和革命根據地看來不是輕而易舉的事。那不等于要回到旺圖山區創建游擊基地嗎？至于學院和大學的校園，怎么也不能完全代替解放區吧，同時也看不出將來的紅軍怎么能在法國農村操練部隊。事實上毛派用他們豐富的知識設計出虛擬的軍事藍圖。在他們筆下，工廠變成根據地，是游擊戰的后方，但不能與游擊區混為一談，游擊區應該是城市工廠，他們在比楊古雷諾廠周圍展開了地鐵戰。毛派的作戰計劃是“包圍雷諾，特別是塞甘島”，為此必須繞過一些咖啡館和布雷諾地區的移民家園，但“前沿陣地還不明確”，無論如何要“進行大規模的部隊移動，建設牢固的工人和人民大后方，徹底粉碎敵人的包圍”。夢想著英勇戰斗的毛派青年是一群一本正經而又古怪的戰略家。

1972年2月，毛派在比楊古雷諾廠散發傳單，號召舉行反種族主義示威，他們推開看守，沖擊企業，打碎值班崗亭的玻璃，一名工廠保安拔出手槍指著手拿鎬把的皮埃爾，并威脅他，皮埃爾仍然無動于衷，嚷道“來吧，開槍吧”保安真的開了槍，皮埃爾額頭中彈，倒在地上再也沒醒來。他的死亡引來莫大震動，當晚，毛派號召舉行游行，與警察發生激烈沖突，但總算沒有進一步升級。皮埃爾的悲劇性死亡為毛主義者卷入的暴力打上了急停的休止符，也標志著極左光芒四射時代的結束。

扎根工廠

眾多年青的毛主義者離開家庭和學業，拋棄他們也許光明的前途到工廠里扎根。但是運氣不佳，他們所在的地區沒有工人階級“先進分子”，在他們等待戴鴨舌帽、騎自行車的無產者的時候，遇到的是對最資產階級化、最腐朽音樂樂此不疲的青年，一個在藍色海岸一家工廠扎根的大學生驚奇地發現青年工人穿著入時，到嘎那去跳舞，到博彩場去賭博。這些扎根工廠的知識分子和工人之間的文化碰撞是客觀存在的，難以克服的，他們雖然穿著像工人但讓人還是感覺不是這個世界的人，在飯桌上吃飯時，工人有無產者的切面包的姿勢，知識分子則小心翼翼，彬彬有禮的動作令人吃驚。

薩特稱毛派為新型知識分子，認為他們超越了他自己先前的困境，他曾于1965年強調知識分子處處不被接受，有無法解決的內心痛苦，知識分子自己的階級不要他，他也不要自己的階級。他說知識分子必須否定自己的這種心態，放棄自己的知識分子身份，通過與群眾結合找到自己新的社會地位，知識分子應該與工人同勞動，共思考，一起寫作和行動。1970年，薩特同意出任毛派機關報《人民事業報》的掛名社長，10月他站在比楊古雷諾廠門前的汽油桶上，對著記者的麥克風號召知識分子與人民群眾打成一片。但是有多少工人停下來聽他講話呢？

1973年毛派的斗爭開始出現危機，在工人階級中的扎根運動停滯不前……在第一線的毛主義者通常過著十分艱苦的生活，工資少的可憐，住宿條件差，私生活被壓縮到最低的限度，幾乎沒有娛樂，夫妻生活變得很困難，經常以分手和破裂結束。對于那些在很遠地方扎根又沒有搞出什么明堂的學生來說，這無異于流放與服刑。還有那些在煙霧繚繞的房間里沒完沒了的會議，會上不但要改造世界，還要清除自己和他人腦海中的錯誤思想。種種危機暴露出他們事業的基礎更多是浪漫性質的，而不是政治性的。

走入絕境的革命導師

60年代末，烏爾姆大街上的高等師范學院成為培養眾多年輕毛主義學生的第一個搖籃。學習馬克思主義不可避免的要受教于哲學家路易·阿爾圖賽，它是法國共產黨員，他的作品在五月運動前后廣泛傳播，享有極高的學術聲譽，這種聲譽超出了馬克思主義團體，也超出了法國國界。他被很多人奉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能夠在共產主義團體內部出現混亂時進行理論革新。他接受毛主義但不脫離共產黨。他號召大家重新閱讀馬克思的作品，他的作品因強調嚴謹，概念清晰，敢講真話而受到學生的歡迎。他的作品《保衛馬克思》振聾發聵，被革命的那代人奉為經典，5月運動后發行量一路看漲，從1965到1980年發行了5萬冊。他的重新解讀就像在馬克思的作品中尋找一顆永恒的純潔內核，而他，一直都像充當這顆內核的守護者和闡釋者。但是在他系統地推翻自己過去創建的理論之后，還一如既往徒勞的號召馬克思主義的重建，他自己也最終走入絕境，突然陷入神經錯亂，1981年，他掐死了自己的妻子，而他試圖打上科學烙印的馬克思主義也以拼湊的形象告終。

永別了，中國

1974年《古格拉群島》法文版面世，此書描寫斯大林的統治，震驚了輿論界。有關毛式中國的神話也即將破滅。曾經的信徒轉向對它的批評。克洛迪、雅克和埃弗利娜這三個毛派激進分子，曾于1972和1973年兩次前往中國，1975年回到法國，寫下了《重返中國》一書，描述他們第二次在中國的經歷。這本書受到媒體的歡迎，認為它信息翔實，批評中肯，在1978年的第二本書《石頭的幸福》里他們進行更為深刻的思考，他們反思自己投身毛主義的根源，質疑共產主義信條，為什么這么多知識分子投身其中，他們對中國對毛主義的失望程度與先前信仰時代的狂熱程度成正比。“我們開玩笑說，紅寶書是一劑神藥，可以讓失明的人重見光明，可以讓耳聾的人恢復聽覺”。對很多毛派來說，目前的失望和先前的激情一樣強烈，很多人痛苦的經歷了這一危機。“我以為已經走到絕望的盡頭，懷著自殺的念頭卻又不敢實施，真要放棄年輕時的瘋狂歲月，轉而把它當作沉重的負擔嗎”？有疑問但沒有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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