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忘了芝加哥曾有個“新青年中心”
胡大江
一、現代社會服務與華裔左翼運動回潮的結合體
20世紀70年代有一個活躍于芝加哥南唐人街的社團組織――“新青年中心”,今天幾乎已經被人們所遺忘了。
在一個偶然場合下聽說有這么一個組織,我向眾多芝加哥華人社區僑領打聽,許多人根本就沒聽說過,而那些多少知道一點情況的人,開口第一句幾乎都說,“他們是一批熱血青年”。而對他們的評論則存在著多種不同的甚至是對立的看法。社區普遍認知,起先說他們是搞“保釣”的學生,后來稱他們為“左仔”。肯定他們的人士說那是一批一心為僑胞著想、非常愿意幫助僑胞解決困難的好青年。否定他們的人士說他們是亂造反的“紅衛兵”,“喊打喊殺”,“烏七八糟”,“搞搞振”(廣東話“胡亂來”的意思)。更特別的是有人說今天芝加哥三堂(洪門、協勝、安良)領導人能夠當上中華會館主席,還要算到“新青年中心”造反的賬上。
“新青年中心”是20世紀70年代在芝加哥由香港留美學生、美國華裔進步青年和香港新移民自發組成的一個力圖改善芝加哥唐人街社區環境,義務為芝加哥華人僑胞提供社會服務的左翼民權社團組織。從歷史視角觀察,“新青年中心”在芝加哥華裔社區從傳統向現代發展的歷史進程中起到過“發動機”的重要作用,它的興衰與70年代美國華裔左翼運動的興衰幾乎同步。
“新青年中心”成立于1970年,當地僑胞都習慣稱其為“青年中心”。此組織成員不多,經常保持有十數位積極分子參與活動,在其核心成員轉往紐約等地各自發展后,成員之間的聯系也基本中斷。由于當事人中沒有人有機會出面將這段歷史撰寫成文,所以在互聯網上的中文搜索完全是一片空白的,唯一見諸于文字的是舊金山華人史學家麥禮謙的著作《從華僑到華人》第489頁中在論及參與1978年籌組全美“亞洲人平等會”的組織成員中提到:“芝加哥的‘華埠中心’,英文名稱(Chinatown Center)。”但即使是這么幾個可考據的文字,也不準確。據當事人說,“新青年中心”的英文名稱是“New Youth Center”,也從沒用過“華埠中心”的中文名稱。
二、“新青年中心”進入芝加哥唐人街的歷史背景與契機
——建立社會服務機制/爭取民主和移民權利
20世紀30年代美國經濟大蕭條使得原先在社會上擔負濟貧職能的教會和富人慈善機構自身都難保。羅斯福總統實行新政,由國會撥款建立社會福利體系制度。政府部門將一部分自己無力承擔的社會服務業務,決定通過將經費撥到社區社團組織中去的方式,由民間團體去完善社會服務的某些具體事宜。
二戰后,美國掀起了少數族裔爭取更多民主及均等機會的民權運動。1964年美國通過了民權法案,正式申明美國國內不同膚色各族裔在美國社會應該享有均等權益。1965年又通過了促使家庭團聚的新移民法,撤銷移民限制,移民按優先配額次序分配申請入境。這些福利和移民新措施都有利于美國華裔社區的重建和復興。
——改善社區環境
60年代末、70年代初芝加哥南唐人街的華裔社區仍然處于傳統自治的環境狀況之下,中國的許多傳統陋習在唐人街還很盛行。由于美國地產商開始重視對唐人街的開發,引出眾多傳統社團會所所有產權的糾紛,傳統由父老族長出面協調爭端的體制已無法發揮作用。要求社團會所建立依法辦事的現代體制,探索利用社團財產從事適合華裔僑胞需要的活動成為華裔社區新潮流。芝加哥唐人街盡管有得到市政府承認的中華會館統管社區事務,但中華會館能夠流利使用英文與主流社會溝通的人才不多,了解執行政府新政策的能力不足,唐人街又沒有其他相應的社會服務機構,華裔僑胞不能有效獲得政府發放的社會福利。從許多方面來看,這個社區當時與現代化社區發展建設確實還存在距離。
——對中國政府認同的政治局面
美國華僑在歷史上積極參與孫中山領導的民主革命運動。二戰期間,中美共同抗日結為盟友,美國華裔為抗日募捐飛機大炮醫療用品,體現出一種民族愛國情。當時美國華裔中間的左翼運動非常活躍。二戰之后,麥卡錫主義在美國國內清除共產黨左翼勢力,專政機關在各地唐人街華裔社區對左派人士進行恐嚇威脅跟蹤,基本上摧毀了美國華裔左翼勢力。中國第三次國內戰爭,盡管1949年新中國成立,蔣介石敗退臺灣島,但國民黨在臺灣的勢力仍然受到美國強大的軍事力量保護,再加上朝鮮戰爭,中華人民共和國派出志愿軍赴朝與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作戰,在這樣的政治局面環境條件下,美國華裔社區的政治局面基本上是遵循美國政府的意識形態冷戰宣傳理念,繼續支持盤踞臺灣的國民黨政權,敵視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共產黨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
1972年尼克松訪華后,美國華裔在政治上對于擇選中國政府的法統認同問題被提到了華裔社區意識形態輿論上來,成為影響中國人社區政治局面的一個根本性問題,芝加哥唐人街也不例外。
——民權和反戰
進入20世紀60年代,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爭奪世界霸權地位,中國在毛澤東領導下開始了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全中國人民全都動起來了,政治覺悟理論文化水平空前提高,在意識形態領域里全面地占領陣地舞臺,他們將世界上受剝削受壓迫民族的苦難視同自己的苦難。受中國文革的影響,世界各地民族獨立運動風起云涌,西方國家人民的民主、民權、反戰運動一浪高于一浪。二戰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陣營掀起的冷戰已經演變成熱戰,越南戰爭不斷升級,美國越陷越深無力自拔。
1968年,黑人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牧師遇害芝加哥爆發黑人大規模暴亂和全美大學生利用民主黨召開年會云集芝加哥掀起反戰高潮,這兩大事件都曾震驚世界。
——保釣運動
一直以來,從臺灣和香港來美國上大學的留學生,大多都不關心政治,埋頭讀書。但是,“釣魚臺島”讓這批學生走上了世界政治舞臺。
美國基于地緣政治的野心,將二戰后美軍托管的琉球群島和中國領土釣魚臺列嶼一并交由日本政府管轄。1970年,日本政府開始宣稱釣魚臺列嶼是日本領土。此事引發了美國大學校園里來自臺灣和香港的留學生大規模抗議活動,統稱“保釣運動”。
“保釣運動”被認為是繼承五四運動精神維護中華民族生存利益的現代海外版,也代表美國華裔左翼運動的回潮。這批參加“保釣運動”的學生后來隨著局勢的變化而演變分化成為不同的派別。大多從香港來的學生沒有直接受到臺灣政權的鉗制,普遍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然而,臺灣當局對保釣的曖昧態度更激起海外學子維護祖國主權和民族尊嚴的崇高理念。他們與臺灣學生中的一批左翼高舉五星紅旗投入到運動中去,一起學習馬列主義,接受文化大革命意識形態理念,最后將運動發展成為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重返聯合國的運動,最早提出了“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唯一合法代表中國的政府”的主張。
在美國的左翼中國留學生中間當時推崇的是理論聯系實際,到群眾中去,與社會相結合,改造舊世界等觀念。美國各地大學校園的青年學生們紛紛前往就近的唐人街,爭取更多的華人同胞聲援“保釣運動”。“保釣運動”學生領袖之一林崧是威斯康星大學學生。由于威斯康星當地沒有唐人街,最近的唐人街是有三個小時車程的芝加哥唐人街。為此,芝加哥唐人街就成為了林崧展開社會實踐活動的場所。動員說服芝加哥華裔僑胞支持“保釣”,就成為林崧等熱血學生的一件具體社會實踐。事實上,林崧從1968年就已經開始在芝加哥唐人街開展社區服務活動。
以建立社會服務為宗旨的“新青年中心”是在這樣的契機下進入芝加哥唐人街的,這批青年人懷著滿腔熱情力圖將唐人街的華人組織起來,提高華人僑胞素質水平和政治覺悟,為自己爭取利益,改變自己的生活環境,它實際上起到了振興唐人街促進華裔社區走向現代化社區的“發動機”作用。
三、“新青年中心”的建立與作為
當時芝加哥唐人街的人文環境條件很不理想,除了中華會館的中文學校和一個規模很小,中文書籍寥寥無幾的市立圖書分館外,幾乎沒有其它文化設施。沒有英文學習班,看不到中文報刊讀物。許多希望為親屬辦理移民的僑胞無處獲得免費法律咨詢,許多希望加入美國國籍的僑胞無處獲得英語入籍學習機會。生病的僑胞苦于語言障礙無法上醫院就醫。生活困難的僑胞不知道可以去政府領取生活補助金。基于這樣的認識,以林崧、George李為首的幾位志同道合香港留學生和唐人街華裔進步青年一起決定創辦了這個為僑胞提供社會服務的社團組織,起名為“新青年中心”,英文名字為“New Youth Center”,并在政府部門注冊成為合法的非牟利社團組織。
——幫助華裔僑胞領取生活補助金
當美國政府開始向貧困線以下的居民發放生活補助金時,芝加哥唐人街的華裔僑胞絕大多數都沒能夠獲利,主要的原因就是唐人街沒有社團組織機構去鼓勵幫助不懂英文的僑胞去申請生活補助金。“新青年中心”的成員主動承擔起這項工作,義務攜帶需要幫助的華裔僑胞前往市政府福利部門排隊申請生活補助金。每次申請都要排隊等候5、6個小時才能夠完成手續,“新青年中心”的成員就這樣耐心地陪同僑胞一起排隊。那些領取到生活補助金的僑胞要給“新青年中心”成員“紅包”,他們都不愿接收,實在推脫不了時就明確告訴僑胞他們會將僑胞的這份心意捐給“新青年中心”作為活動經費。
——幫助華裔僑胞去醫院看病做翻譯
當時唐人街僅有少數華裔醫生,華裔僑胞得了重病需要上醫院,沒有交通工具,經常是苦于不懂英文,無法掛號,無法與醫生溝通。“新青年中心”成員就義務帶生病的華裔僑胞上醫院排隊看病,辦手續經常也是排幾個小時的隊,還幫助僑胞做翻譯。得到幫助的僑胞贊揚他們是“美國活雷鋒”。
——提供華語法律咨詢
“新青年中心”舉辦的各種活動,除了自己擔任部分角色外,還聘請義務教員和律師咨詢人員給僑胞講課。Herbert Shu徐律師和他的女朋友彭月嵐曾到“新青年中心”做法律顧問,幫助“新青年中心”解決會務上的法律問題,解答會員在法律問題上的咨詢。
——雙語教學英文班
舉辦英文班和入籍英語班是“新青年中心”最主要的工作。當時的美國已經開始注重社區教育,芝加哥市成立起了社區學院,讓成年市民能夠有終身教育的環境條件。雖然芝加哥市立學院本身有英文教育,但是他們沒有懂中文的雙語教學英文老師。“新青年中心”向芝加哥市立學院申請經費,在唐人街辦起了雙語教學的英文學習班。全盛時期的英文班分初級、中級和高級班,共100多學生。所有英文班對學員都免收學費。教師除了由“新青年中心”的成員擔當外,還邀請一些大學生擔任教員,如當時西北大學學生李政生夫婦、Liana Fong、周兆僖和蘇瑞珠、芝加哥大學羅穗雄等都在“新青年中心”教授過英文。所有教員都是義務的,全都不從中牟取利益。
“新青年中心”鼓勵僑胞加入美國國籍,辦起入籍英語班。他們幫助入籍英語班的學員填寫入籍申請表格,并帶他們到芝加哥市中心的聯邦辦公樓去考試、宣誓。許多華裔老僑來芝加哥多年從來沒到過市中心,是“新青年中心”的老師第一次帶他們到市中心逛大街。
最初,“新青年中心”的英文班是借中華會館中華學校的課室開課。1973年,突然有一天,當學生要上課時,中華會館的大門卻緊閉不開。“新青年中心”只好自行租借中華會館對面的地方,自己制做桌椅繼續開班,還辦起考駕照筆試班。
“新青年中心”的成員當時看到有些開餐館的老華僑不懂英文無法考駕駛執照不能學開車,每天都要提聆著兩大口袋沉重的豆芽去擠公共汽車,非常不方便。“新青年中心”成員林惠祥就主動辦起考駕照筆試學習班,還教僑胞開車。僑胞們能夠開車后,他們就可以到離開唐人街更遠的地區去開餐館,這對越來越多的華裔移民擴大生存空間起到了重要作用。
1974年,“新青年中心”搬到唐人街主要街道舍麥路西239號,這個會址是“新青年中心”時間最長最主要的地點。陳姓房東太太一直都很支持“新青年中心”,她本人就是在“新青年中心”學習英文后通過考試入了美國籍,然后才將在香港的子女申請來美。1976年世界石油危機美國嚴重通貨膨脹,唐人街房租普遍上漲。1977年房東太太的子女來到芝加哥后認為“新青年中心”付的房租太低。“新青年中心”無力支付新增加的租金,就在運河街與24街交界處低價租了一棟樓宇,“新青年中心”也更名為“亞洲人平等會”。 新會址的運河街與唐人街被一條鐵路隔開,要從唐人街到靠西邊的運河街要穿過隧道,在治安環境惡劣的情況下,僑胞不敢單獨穿越隧道,前往“新青年中心”新會址就不如以往方便,“新青年中心”英文班就此停止了招生。
——《華埠快訊》
“新青年中心”辦過一份中文讀物《華埠快訊》。林崧特地購買了一臺中文打字機,Steven 梅專門學會了打字。讀過《華埠快訊》的僑胞回憶,這是一份8寸半x11寸開中文照相膠版在印刷廠印刷的免費讀物,內容包括國際國內大事、“保釣”、民權運動、入籍法律信息、對社區問題的批評。《華埠快訊》起先是擺放在許多餐館和商店門口讓人拿取。許多商家每個月花15或20美元在《華埠快訊》上刊登廣告,這為“新青年中心”帶來一筆客觀的收入。到“新青年中心”后期,成員們時常需要到“天下為公”牌樓下將新出版的快訊分發給過路的僑胞。
——提高華裔覺悟維護自身權益
當時有一些華裔僑胞在芝加哥市中心一個工程圖紙印制所工作。工廠有位華裔工頭對待華裔工人比起對待其他族裔的工人更加苛刻,態度更為兇惡。“新青年中心”將此事發到《華埠快訊》上去加以評論,這個工頭被抨擊后收斂了很多。
針對芝加哥唐人街華裔社區的一些陋習,如賭博、打老婆、不生男孩不為家族傳宗接代的媳婦就會遭受虐待等不合理、不平等現象,“新青年中心”通過《華埠快訊》發表批評大男人主義,倡導婦女解放的言論。唐人街有個做印刷生意的老板經常毆打從香港娶來的媳婦。這位媳婦被打后就跑到“新青年中心”尋求幫助,她后來成為“新青年中心”一名積極分子。
還有一位老太太入籍后將香港的女兒申請來芝加哥。老太太把香港的房子賣了,在芝加哥買了棟房子準備和女兒一起居住。老太太英文不好又不懂法律,在他人誘說下,在房子契約的主人名字欄目上填寫了女兒的名字。房子轉手后,自己卻被趕了出去。這位老太太在大雪天里提著兩包衣服畏縮在唐人街街頭屋檐下過夜。第二天被早起的人發現后,勸她去“新青年中心”尋求幫助。“新青年中心”安排她在會所暫居,后來安排她找了一份“住家工”(提供居住的傭人),使她能夠自食其力。
——表演話劇放映電影
“新青年中心”曾將唐人街社區的陋習編排成話劇在唐人街的興氏小學禮堂表演。1973年前后他們曾租借中華會館禮堂免費為僑胞們放映中國大陸電影《紅色娘子軍》。
——參與民權運動消除西方種族主義對華人的各種詆毀侮蔑
在美國的社會意識形態中存在著許多西方種族主義對華人的各種詆毀侮蔑言詞,“新青年中心”對此問題非常重視,一有發現社會上出現類似現象,他們就立即組織抗議。1974年伊州Peoria的Pekin高中籃球隊將球隊的名字命名為“Chinks”*。“新青年中心”聯系其他亞裔組織一起去到這所學校舉辦了一次抗議活動,與球隊和學生會成員座談,告訴他們“Chinks”這個詞有對華人侮蔑傾向,要求學生會舉行投票更改球隊隊名。一直到1982年這個球隊終于將隊名改為“Dragon” (龍隊)*。
“新青年中心”積極參加美國各種民權活動,與唐人街附近的墨西哥裔社團組織建立密切關系,曾組織成員赴華盛頓特區參加反戰游行,參加紀念黑人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牧師的活動、參加支持南非黑人反對種族隔離的斗爭,邀請南非民權領導人到“新青年中心”作演講。
——組織學習
“新青年中心”后期經常組織成員學習馬列主義著作,討論時事、民權動向、婦女解放,批評政府福利政策、不合理學區劃分制度、勞工待遇和批判資本家對工人的剝削。這些活動雖然都歡迎僑胞們自由參加,但是在當時的環境下,肯參與左翼活動的僑胞寥寥無幾。
“新青年中心”創建初期一直堅持對外采取中立面貌,避免敏感政治話題,主要目的以為華裔僑胞服務為宗旨,鼓勵幫助僑胞接受政府福利。早期“新青年中心”與中華會館的矛盾和沖突都是圍繞在社區服務的事宜問題上,并不涉及太多意識形態的糾紛。隨著形勢的變化,“新青年中心”的組織宗旨和成員也發生了變化,社區服務逐漸減少,更多地關注民權運動,政治態度被迫顯露左傾立場。
四、“新青年中心”的組織結構
至今我們無法獲得“新青年中心”的組織結構章程條款之類的文本文件。據當事人介紹,“新青年中心”是一個非常原始的社團組織, 組織結構松散,基本成員的政治傾向屬于當時活躍于美國各大城市的華裔左翼。組織成員不需要做正式的入會手續,以自愿為原則,只要大家認同的理念相同,愿意加入進來大家一起搞活動,那么你自然就成為“新青年中心”的成員。
由于組織成員在一些重大的基本政治立場上有著共同明確的理念,自覺參與的程度較高,因此在組織的領導結構方面并沒有采取嚴格的職位制。沒有明確的職位也就無需選舉。“新青年中心”創辦初期,由于林崧是創辦人,一直到他離開芝加哥前的那個階段,都視林崧為組織的領導人。“新青年中心”于1973年曾進行過一次選舉,選出招樹聲為主席。
1974年林崧赴紐約從事華人工會運動,此時反而紐約的華裔左翼激進組織“工人觀點”的一批成員從紐約來芝加哥參加“新青年中心”活動。由于策略上的分歧,一些“新青年中心”早期成員開始疏遠離開。此后,“新青年中心”采取集體領導,幾位被稱為“搞手”的組織活動積極分子自然地成為了“新青年中心”的領導成員。他們包括:David 陳、顧懷敏、John梅、Sam 梅、阿朱等。他們幾個人商量好要搞什么活動,在他們之間決定下來后,大家就去做。
“新青年中心”并沒有太多的活動經費來源,除了《華埠快訊》的廣告收入外,最主要的還是辦英文班,老師們將從芝加哥市立社區學院領取到薪金后自覺捐獻給“新青年中心”作活動經費,再加上一些通過考試入了籍的學員,有人自愿向“新青年中心”捐獻“紅包”。
五、“新青年中心”的成員組成
“新青年中心”的主要成員是由參與保釣運動的香港留學生,唐人街社區土生土長的華裔進步青年和香港新移民三方面人士組成。目前所搜集到的不完全名單:留學生有:林崧、David 陳、Doris Koo顧懷敏、陳婉瑩、招樹聲(Joe Chiu);激進青年有:George李、Sam 梅、Steven 梅、John梅挺俊、Henry 林惠祥、Frank 伍、Jenneg梅、Tony黃;香港新移民有:招樹聲(Joe Chiu)、阮潔云、Gwen梅、朱慶龍、阿朱、崔少明、鐘女士、余女士、蔡女士、Sun Yuet kong。招樹聲的情況比較特殊,他即是香港移民,又是參與保釣運動的大學生。除此以外,有一位臺灣移民大學生彭月嵐、還有幾位黑人青年和日本裔學生,有一位名字叫做上野和美。后來從紐約來的有:殷辛龍、Tony Tao等。算起來將近40人。
——香港留學生
除了“保釣運動”的緣由以外,香港留學生進入美國唐人街社區活動還有另一個原因。20世紀60年代,英國工黨上臺后開始強調社會福利保障制度的建立,當時還是英國殖民地的香港也受影響,一批到美國留學的香港學生選擇了“社會服務”“社會工作”等學科作為他們學位的專修科目。美國實行新政后建立起的社會服務保障體系和運作方式都可以在大學科目中學習到。這批香港留學生在學期間和畢業后的實踐場所很自然地選擇了美國各大都市的唐人街華裔社區。
林崧從大學畢業后,初到芝加哥時曾到市中心的中國餐館打工,當服務生。“新青年中心”成立后,他基本上專職在“新青年中心”工作。林崧個子高大,形象英俊,待人和藹耐心,能夠靜下心與人交談,說服對方認同自己的觀點。在各種公開場合,如示威游行,他敢于沖在前面,突顯出他的領導才能。
曾擔任“新青年中心”主席的招樹聲具有強烈的民族自尊心,從香港移民美國后在紐約大學讀書時參與保釣運動,重新認識了新中國的成立對中華民族的價值意義。他1972年加入“新青年中心”后成為林崧的得力助手。他不但會講廣州話、普通話,英文程度很高,而且還懂臺山話,這更方便為大多數從廣東臺山來的僑胞溝通服務。
——激進華裔青年
傳統的美國華裔社會女性人口比例較少。男性回中國結婚后,妻子受美國排華法案的限制無法來美,他們的子女也無法移民美國。長期以來,美國華裔只能夠通過黑市非法購買他人的出生證書,改名換姓地把半成年孩子搞來美國。在這樣的狀況下,傳統的美國華人社區幾乎是清一色的男性成年人,而且,大多數僑胞群居在各社團會所的集體宿舍里,生活環境惡虐,肺結核等傳染病流行,孿生的陋習包括非法聚賭,暗娼嫖妓。
二戰期間大批華裔參軍。戰后,美國通過了軍人移民法案,華裔軍人的妻子得以移民美國。隨著美國移民政策的不斷松動以及畢業后留在美國工作的臺灣香港留學生人數的增加,到了60年代,唐人街出現了一批土生土長的華裔青年。當時,美國各地唐人街社區治安環境惡劣,居住在芝加哥唐人街內的意大利裔青年經常欺負華裔青年。華裔除了傳統的幫會之外,由華裔青年形成的“青幫”“鬼影幫”滋事生非犯罪率高。
受美國國內民權運動的影響,一批激進的希望通過自救脫離黑社會陰影的華裔青年,開始在唐人街范圍內從事社會服務事宜,例如組織體育活動、為窮人提供免費午餐等。在芝加哥參與“新青年中心”活動的幾位華裔青年就屬于這樣的情況。他們接受的是美國教育,基本上以英文對話,受中國傳統禮教束縛較少,思想較為開放,因此能夠認同接受美國的民權運動、中國的文革、保釣運動和社會服務等新思想新理念。打乒乓球是他們最常見的活動。
位于芝加哥安良大廈樓下“奇奇咖啡店”有位林木老板,圍繞非常厚道。他經常邀請遭遇困難的新移民到“奇奇咖啡店”來免費用餐,還幫助他們找房子找工作。他兒子林惠祥受父親影響也愿意助人為樂,1971年起參加“新青年中心”負責財政。由于林木在安良和中華會館都有一定的地位,這無形中成為了“新青年中心”的保護傘。
——香港來的新移民
出生在海員家庭的朱慶龍,在香港讀中學期間就經常跟著父親參與海員工會活動,后來他到了機場工作亦加入機場職工總會并參加港九工會聯合會的活動。他當過電工、機械師、船塢工程師并在遠洋輪上擔任輪機師,前后有十年的工人階級經歷。他父親以發豆芽的技術人員身份在美國取得永久居留權后,1977年中下旬申請他移民來到芝加哥。
朱慶龍他們家當時在唐人街租房,房東太太得知朱慶龍的英文不算太好,就立即介紹他去房東太太自己就讀過的“新青年中心”學英文。通過接觸朱慶龍發覺與“新青年中心”的成員在理念上很相近,就自愿地參與“新青年中心”各種活動,尤其熱心工會運動,成為了“新青年中心”的一名積極分子成員。1978年夏秋,朱慶龍去了紐約工作并參與紐約中餐館工會的組建。當1979年朱慶龍再次回到芝加哥,“新青年中心”已經不存在了。
“新青年中心”的成員中有幾位香港來到女性移民,她們參與“新青年中心”的社會活動大多數不多不少受到家庭的反對,甚至發生辱罵、毆打和為此離婚的情況。
“新青年中心”還有幾位其他族裔的成員。保釣運動涉及中國與日本民族利益沖突,上野和美等日本裔學生參與華裔社團活動實為難能可貴。由于當時美國民權運動的重點在黑人方面,激進華裔青年邀請持民權觀點的黑人同學參加“新青年中心”活動,同樣黑人到華裔社區希望爭取華裔對他們民權運動的支持。
六、辦托兒所的沖突
70年代,美國華裔的新移民越來越多,移民中包括了未成年幼兒,當地華裔新生兒也越來越多,而芝加哥唐人街一直以來就沒有托兒所。當時政府部門堅持在唐人街開辦托兒所必須要經過中華會館同意才給予許可證。“新青年中心”從社會服務方面考慮提出與中華會館合作利用中華會館地下室合辦托兒所的建議。但是,“新青年中心”與中華會館累次交涉都沒有下文。中華會館甚至有人聲稱“這里不是社會主義國家,你們搞這些干什么?”這就更激起了僑胞的不滿。
圍繞在唐人街辦托兒所的問題“新青年中心”與中華會館之間引發了一場尖銳的沖突。在“新青年中心”這邊看來,這是一件合情合理合法對廣大僑胞有利有益的事宜,中華會館理應支持,沒有道理拒絕。而中華會館當時已經受到臺灣政治勢力鉗制,要防范“赤化唐人街”,因此找借口拒絕是明顯的。
針對芝加哥中華會館領導層的保守傾向,“新青年中心”于1973年組織近百名僑胞到22小街中華會館前舉行了一次抗議游行,目的是要引起有關方面對唐人街社區問題的關注。這次示威游行引來了聯邦調查局探警和執勤警員。也曾有人意圖組織打手對游行采取暴力行動。中華會館為此專門向“新青年中心”發出過警告信。芝加哥電視臺第7臺后來專門就芝加哥唐人街社區問題舉辦了一個訪談節目,邀請了“新青年中心”和中華會館的代表出席討論。“新青年中心”的代表是招樹聲,中華會館的代表是馮主席,不過他不以中華會館的身份出席而是以“中華協進會”主席的身份出席。
在訪談中,主持人問馮主席中華會館為僑胞做了什么服務。馮說,他們每年給老人發送“紅包”。招樹聲批評中華會館號稱代表全僑卻不為僑胞干實事,不愿意辦托兒所。他說,芝加哥唐人街的社會服務問題不是靠發“紅包”能夠解決的,接著招樹聲列舉了“新青年中心”那幾年所從事的一系列社區服務,包括幫助僑胞入籍、學英文等。電視節目播出后對芝加哥唐人街的影響非常大,“新青年中心”的影響也擴大了。但是,托兒所的事宜一直都沒能解決。
當時在從事社會服務的人士中對應該采取什么樣的方式策略去解決華裔社區社會問題存在著兩種不同認識,“新青年中心”內部也存在這樣的分歧。一種是激進派,他們認為應該結合社會改造采取社會運動的手段,如示威、罷工等斗爭方式迅速達到目的;另一種是自由派,自由派認為應該依循法定途徑,在社會層面里建立機制去爭取應有的利益,后者受到了政府和傳統社團更多的支持。
1978年,畢業于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研究生羅女士,經過在芝加哥南邊黑人社區服務了一段時間之后,與幾位來自香港的社區人士組建起芝加哥“華人咨詢服務處”。這個社區服務機構承擔起“新青年中心”那些年來所從事的各種事宜,而且在政治上采取中立立場,不涉及政治意識形態的爭端,這是與“新青年中心”的明顯區別,在移民法律咨詢和與政府溝通方面能力明顯比“新青年中心”強。
社區托兒需求確實是實際問題,中華會館自己又不愿意也沒有能力單獨辦理類似事宜,又擔心“左仔”對中華會館“滲透”。當時中華會館薛姓董事私下為“華人咨詢服務處”開出證明信,讓他們在政府部門獲得開辦托兒所的許可證,致使爭吵了5年之久的芝加哥唐人街托兒所問題得以解決。盡管“新青年中心”自己沒有能夠在唐人街將托兒所辦起來,但是他們的努力促成了這項重要的社會服務項目的實現,從另一個角度讓我們看到的是意識形態分歧確實對僑胞利益造成損害。
“新青年中心”在“華咨處”成立后曾召開過討論未來方向的會議,會議認為辦英文班等社會服務工作已由“華咨處”所代替,因此確定“新青年中心”后來的工作主要以民權運動為主。
七、“左仔”怎么成了“過街老鼠”?
“新青年中心”初建時期并未受到當地傳統社團組織明顯的抵制排斥,中華會館還為其提供場地。“新青年中心”富有活力的、敢想敢說敢作敢為的作風,為芝加哥唐人街社區的政治局面帶來了新的面貌。一批華裔老僑積極熱情地給予“新青年中心”支持幫助,“華埠餐館”陳榮老板不但在每期《華埠快訊》上登廣告,還出錢為“新青年中心”購買乒乓球桌。隨著“新青年中心”的發展開始引起了意識形態的爭論,特別是臺灣勢力的刻意介入,一股抵制“赤化唐人街”的風浪在芝加哥唐人街越刮越高。
“新青年中心”在芝加哥唐人街成立后,由臺灣國民黨中央黨部海外中國會出經費,1972年在芝加哥唐人街23街西237號辦起了一個“留學生中心”,國民黨的“留學生黨部”也設在那里,一個專門出售臺灣書籍的書店也同時開張。他們借用中華會館名義放映臺灣電影,出版類似《華埠快訊》的中文小報《大漢風》,也舉辦英文補習班為華裔學生補習英文。“留學生中心”由于缺乏懂廣東話的教員,影響力遠不如“新青年中心”。
卡特總統上臺后在中美邦交關系上傾向于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臺灣當局開始了在美國的華裔社區采取各種政治動作,意圖阻止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交。臺灣某報紙在美國各大唐人街開始發行,一篇一篇防止“赤化唐人街”的社論,什么“左仔”“毛蟲*”“親共分子”“同路人”“第五縱隊”“統戰小卒”“附共”“直接接受共黨指揮”,一頂一頂紅色大帽子滿天飛,鬧得唐人街的政治局面激烈動蕩。
芝加哥華裔社區防止“赤化唐人街”的矛頭明顯地直接指向了“新青年中心”,對“新青年中心”不利的傳言越來越多,惡意中傷說這些“左仔”經常在唐人街街頭拍僑胞的照片,然后把這些照片交給“中共”拿到大陸去迫害僑胞在那邊的親人。有僑胞回憶,1979年有人跑到“新青年中心”的會址前朝天放了十多槍,有人跑進“新青年中心”的會址將辦公用品砸個稀爛。
到了70年代后期,被社區稱為“左仔”的“新青年中心”成員自己也知道,部分僑胞對待他們所采取的是鄙視態度,知道自己在當時的唐人街是被視為“過街老鼠”。
八、“新青年中心”走入歷史
失去辦托兒所進一步服務社區的機會,“新青年中心”僅僅從事民權運動已很難展開活動,收入減少費用增加經費上難于維持組織生存,加上越來越嚴重的政治壓力和安全的顧慮,1979年“新青年中心”核心領導人紛紛移往紐約,留下來的成員已無力再支撐起這面大旗。
并非“新青年中心”真的就無法在芝加哥維持下去,反觀“華人咨詢服務處”在芝加哥唐人街的發展規模越來越大,所承擔的社會服務項目越來越多,每年向社會募捐巨額贊助,工作人員超過百人。中華會館也不斷地提升其承擔社會服務的功能,開設了受到僑胞歡迎的老人午餐和醫生義診。國民黨美中支部辦起了“國父紀念館”,一批熱心人士辦起了“美洲華人博物館”。芝加哥市政府對唐人街做出了一系列市政建設,擴建了圖書館,大量購入中文書籍,設立了郵局和公園。華文媒體一個接一個出現。傳統社團組織的會務也逐漸完善起來,他們紛紛將公所的房屋收入轉為發放給會員就學子女的獎學金和“敬老金”,每年舉辦大型春宴讓鄉親們能有機會歡聚一堂。中國大陸移民成立的新社團組織也開始學習民主管理會務,嘗試提升社會服務的功能,辦起了一所又一所中文學校,組織起一個又一個藝術團體,在傳承中華文化,活躍豐富僑胞們在海外的生活方面不斷努力奉獻。
1979年“新青年中心”結束了自己整整十年在芝加哥的奮斗歷程,一切都成為了歷史后,芝加哥就再沒有出現過一個與之相類似的華裔左翼民權社團組織。芝加哥主流民權運動中已很少見到華裔的身影。盡管這些年來,芝加哥華裔社區的政治局面有了非常大的改變,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團組織越來越多。近年來,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期間,芝加哥南唐人街頭遍掛五星紅旗,但是中華會館在其會所和“天下為公”牌樓上至今還高掛“青天白日滿地紅”旗,這足以清楚地說明芝加哥華裔社區政治局面的復雜性。
我曾經詢問“新青年中心”的成員,當年他們意圖改造芝加哥唐人街的理念是否太超前?是否在行動策略上犯有急躁激進錯誤?得到的回答是否定的。他們至今執著地認為他們當年的追求是正確的,從整個美國民權運動來看,他們的行為是非常的溫和,溫和得不能夠再溫和了,只不過當時的唐人街太保守,右翼勢力太強大,僑胞群眾的覺悟不高,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沒建交,芝加哥還沒有中華人民共和國領事館,開展斗爭的困難程度當然比現今大多了。回憶往事,他們為自己能為芝加哥華裔僑胞做過一段有意義的服務而倍感自豪。
結束語
從這些史實來看,我們確實不應該忘記芝加哥曾經有過一個為華裔僑胞謀福利的“新青年中心”,不應該忘記有過一批“熱血青年”曾為華裔僑胞無私地奉獻,不應該忘記芝加哥華裔社區曾有過進步的左翼運動,他們并非洪水猛獸,他們為受壓迫的同胞伸張正義,向社會不平等開戰,展現出高貴的道德品質。
我們在歷史進程的考察中詢問:沉沒多時有意義的價值理念是否會重新浮到社會表層?美國華裔左翼運動是否還會回潮?在可能出現的更為巨大的時代變遷中,我們定能獲得新的解答。
后記
我們能夠獲得“新青年中心”成員的許多名單,其中的原因是成員之一Frank 伍是位美術愛好者。1978年在“新青年中心”為朱慶龍赴紐約的歡送會上,Frank 伍送給朱慶龍一幅他創作的木刻作品,與會的“新青年中心”成員都在這幅畫上簽了名。
林崧目前所領導的紐約“華人職工會”多年來一直堅持為華人勞工謀利益爭權力,取得了一個又一個輝煌戰績。招樹聲離開“新青年中心”后參加了“全美華人協會”,積極投身促進中美建交,并熱情幫助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外交人員在芝加哥設立總領館,現為“美洲華人博物館”理事。林惠祥現任芝加哥林西河堂公所主席。顧懷敏擔任紐約“亞洲人平等會”領導人多年,目前是“新奧爾良受災房屋重建委員會”主席。這是一個全美國的慈善組織,為在颶風災難中失去家園的窮人重建受災房屋、為他們提供貸款,組織義工為他們修房子。陳婉瑩1976年前后曾擔任過《華埠快訊》的主編,現為香港新聞傳媒學院著名教授。李政生長期擔任“新青年中心”英文教員,從西北大學畢業后到了加拿大莎斯卡車灣大學社會學系擔任教授至今30年,出版了10多本有關移民、民族關系問題專著和60多篇論文,曾到中國等地講學,并在加拿大多個政府機構任職。朱慶龍現為芝加哥西郊“龍苑”餐館東主,芝加哥香港華協會名譽會長,中國僑聯海外顧問。
在本文撰寫期間,居住在芝加哥的7位原“新青年中心”成員舉行了一次重逢聚會。參加聚會的有:招樹聲夫婦、林惠祥、阮潔云夫婦和Gwen梅與她的男朋友。聚會中,他們特別提到本作者這些天來撰寫此文所做的努力,還為作者提供了許多寶貴信息資料。
2008、4、7于芝加哥
注:“毛蟲”一詞是臺灣保釣右翼學生刊物《波士頓通訊》最先使用來譏諷那批開始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左傾臺灣留學生的。
“Chinks”一詞來自清朝外交官員赴美時出于禮貌謙讓所使用的“請”字的語音,曾在美國被作為地名使用,是西方人譏諷中國人的用詞之一。
“Asian/Pacific American Librarians Association—A History of APALA and Its Founders” Library Trends, Summer, 2000 by Kenneth A. Yamashita
附圖:
http://chicagoguangzhou.com/hudajiang/artical/history/newyouthcenterpic001[1].jpg
在Frank伍送給朱慶龍的一幅他自己創作的木刻作品上“新青年中心”成員在畫上簽名
http://chicagoguangzhou.com/hudajiang/artical/history/envolip[1].jpg
林惠祥先生保留的信封上清楚地寫有“新青年中心”地址
http://chicagoguangzhou.com/hudajiang/artical/history/P1130803[1].jpg
原“新青年中心”在芝加哥唐人街主要會址——舍麥路西239號
http://chicagoguangzhou.com/hudajiang/artical/history/P1130770[1].jpg
原“奇奇茶餐廳”所在地
原載《世界華人周刊》第18、19期連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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