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所處的世界和歷史時刻

——文革群眾運動發展與結束的原因另探

　　中國文化大革命是二十世紀最獨特也最倍受爭議的一次群眾運動。其中爭議最多的一部分，也就是文革初期的群眾運動淬然而止的情形、原因和后果。眾所周知，一九六八年夏天，文革運動的領導者們為解決廣西省嚴重的武斗問題，發布了《七·三布告》，其嚴厲的措施也應用到其它省份，并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手段，制止了各地的混亂現象，也將急風暴雨式的群眾性運動告一段落。這一段歷史，被后來的一些人解釋為毛澤東親自發動文革的群眾運動，又出爾反爾親手結束文革的群眾運動。進而推斷，毛澤東只是利用了在文革中前后興起的各種派別，而達到自己打倒政敵的目的。于是得出造反派受騙上當，被蒙蔽被利用等等說法。最后，干脆將文革貶低成為從上到下一場無原則的爭權奪利的內斗。

　　這里，首先應該指出，毛澤東是文革群眾運動的發起者、支持者和同盟者，他發動運動時沖破層層障礙，一次不行，再試一次，直到基層群眾的大民主運動全面鋪開；毛澤東對參加造反運動的群眾的支持是在頂著反對派的強烈抵制，越過黨政官僚程序的繁文縟節直接通向基層群眾；同樣，從群眾中爆發出來的參與大民主的巨大積極性，也反過來印證了毛澤東文革部署的正確性和必要性。歷史上的所有群眾運動中，很少有象文革這樣與領袖的緊密關系；歷史上的所有政治事件，也很少有象文革這樣具有如此廣泛的群眾性。在文革斗爭最激烈的時刻，發生了秩序混亂、宗派主義、極端行為等問題，這在很大程度上，和造反派本身的紀律、素質和思想理論水平等問題有關，也和那些反對與不理解文革運動的社會勢力的抵抗等因素有重大關系，特別是后者，往往為人們所忽略。毛澤東和其它文革運動領導者在文革運動各階段中的進退部署和反對各種極端傾向的前后變化，只能說明運動本身發展規律和各種客觀條件對領導者的主觀意圖的制約，而不能推斷出什么所謂毛澤東發動文革的“真正的”、“背后的”動機。毛澤東發動文革的整個思想動機，應從毛澤東本人在文革前后的言論中，以及毛澤東晚年所提出的“繼續革命理論”的文獻中探討，這應是不言而喻的。

　　本文所要探討的問題，是在已經指出的造反派自身問題、保守派抵抗和運動本身發展規律等因素之外，再指出一個在更大范圍內影響和制約中國文革運動發展的變數，即國際環境的影響，也就是六十年代中國所處的世界和歷史時刻。要想說明文革的最重大的意義，要想理解文革作為既是“社會主義革命的新階段”、又是“同國民黨反動派斗爭的繼續”這一貌似矛盾的論斷的深刻性，要想理解為什么文革群眾運動曾向“中華人民公社”的最高理想沖擊而又從激進的高潮回落，就必須理解：新中國在戰后東西方的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抗爭中的特殊地位，進入六十年代以來全球反體制運動的高漲，以及全球性的世界革命運動的交錯不平衡發展。

　　反帝反殖，反修防修與西方反體制運動：文革與世界革命

　　毛澤東早在一九四○年，就已經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對中國革命的特殊性、中國革命與世界革命的關系作了論述，特別是對從新民主主義階段到社會主義階段的繼續革命的問題作了有深刻預見性的展望。在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處于最艱苦的時刻，在陜北的共產黨領導人對當時西班牙人民反對歐洲法西斯國家干涉內戰的斗爭，和埃塞俄比亞人民反對法西斯意大利侵略的斗爭表現了極大的關注和同情。毛澤東指出中國革命以及當時全世界各國人民的革命都不是孤立的，而是有機地聯系在一起。而將他們聯系在一起的，是它們的共時性，也就是同屬于一個世界性和歷史性的革命時代。毛澤東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俄國十月革命，劃分了前后兩大世界革命時代,即舊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時代，和無產階級領導的新的民主主義革命時代。在這個新民主主義－－社會主義世界革命時代，世界上不同國家不同社會性質的革命，（包括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構成了一個整體性的世界革命，也即是“社會主義的世界革命”。①在中國這樣的半殖民地國家發生的革命，“是世界革命的偉大的一部分”，并“在革命的戰線上說來，則屬于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了”，“成了這種世界革命的偉大的同盟軍”。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客觀要求是“為資本主義發展掃清道路”，同時“又恰是為社會主義的發展掃清更廣大的道路”②。在這個整體性的世界革命中，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關系，特別是由“為資本主義發展掃清道路”的新民主主義階段到“戰勝資本主義制度”的社會主義階段如何繼續革命，成為關鍵問題。

　　二戰結束迎來了這個世界革命的黃金時代。二戰后發生的幾次最大規模的局部戰爭，都是屬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地區人民反對帝國主義的民族解放性質的革命戰爭，包括阿爾及利亞獨立戰爭，朝鮮戰爭，印度支那戰爭等。當然戰后對世界影響最大的一場革命戰爭，是中國的解放戰爭，因為它不僅在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國家實現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目標，打破了帝國主義在東方的防線，更因為它所起到的巨大的示范作用和輻射效用：中國革命為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大陸上處于帝國主義壓迫下的、以農民問題為主要社會問題的不發達國家，探索出一條反帝反封、農村包圍城市、人民戰爭、無產階級為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道路。將中國革命的經驗推廣到這些亞非拉地區，就能形成一個以廣大的“世界的農村”包圍“歐美帝國主義城市”的全世界范圍內的人民戰爭。全世界人民的反帝斗爭互相支持，將許多條絞索套在帝國主義的脖子上，將它分割開來打敗。③

　　中國革命這樣的特殊地位和特殊經驗，也成為六十年代中蘇兩黨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上的分歧的根源之一：斯大林之后的蘇聯領導集團愈來愈向美國妥協投降，成為新殖民主義的辯護士和合作者，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則堅持不應放棄武裝斗爭。新中國的地位和使命規定它要想成功地向社會主義階段邁進，必須從世界革命的迅猛發展中得到支持，也就必須積極支持世界上各國各地區人民的反帝反殖斗爭。支持世界上被壓迫民族的解放斗爭，從而和反對現代修正主義的斗爭緊密不可分。這里面，反帝反殖與反修防修的關系，有國際和國內兩個層面上的內容。在國際上，蘇聯領導集團追求美蘇緩和體制，企圖和美國共同控制和撲滅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運動，從而幫助戰后以美國為主導的、以世界市場和自由主義為內容的新殖民主義得以“和平發展”，或是對民族解放斗爭采取利己主義的操縱利用。在國內層面，蘇聯體制日益脫離群眾，依賴專家和精英治國的路線，在追求利潤掛帥、物質刺激方面，迅速地象資本主義制度的社會關系和經濟關系靠攏。如此發展下去的道路，將不再成為對被壓迫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地區人民爭取獨立后建設國家的有吸引力的榜樣，而和美國所推銷的新殖民主義相差無幾，并日益趨同。國際和國內兩個層面又是互相影響，互相加強。在中共“九評”中所著重分析的在修正主義路上走得最遠的南斯拉夫，其對外關系上對帝國主義的和解，經濟上與西方資本主義的“接軌”，和國內以“市場化”、“私有化”為內容的南斯拉夫特色“改革開放”并行推進。④同樣，中國六十年代初在外交路線上被一些人提出的“三和一少”（對國際帝修反要和，對世界人民的反帝斗爭援助要少）的右傾主張，與國內政策中的“三自一包”（自由市場、自負盈虧、自留地，包產到戶）等市場化、單干風的傾向相輔相成。總之，國際上帝國主義的壓力，和國內資本主義殘余和自發勢力的影響，形成一種合力，壓迫社會主義國家改變革命的初衷，放棄斗爭性，從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反抗者轉變成體系內遵守規則的合作者。

　　與反帝反殖、反修防修共同構成戰后世界矛盾斗爭整體的另一條線索，就是戰后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內部矛盾所醞釀的反體制運動。這樣的反體制運動，是在戰后二十多年國際冷戰體制內，西方經濟長期穩定增長，進入六十年代開始衰退的背景下高漲起來的。而西方反體制運動，又和世界上非西方國家人民的反帝斗爭，和以中國人民為主的反修斗爭緊密地連在一起。首先，從二戰結束到六十年代，是西方福特主義生產方式發展到全盛、并盛極而衰的轉折點。以勞動工序無限細分、機器技術專用化、勞動過程無限單調化、工人技能不斷降低、大眾消費主義為特點的西方福特主義社會生產調控方式即將顯露危機，蘇聯社會主義體制也暴露出弊病，而中國社會主義的獨立探索和大膽實驗引起了西方進步人士的注意。為闖出一條超越西方資本主義工業化的道路，發揮社會主義優越性，縮小城鄉、體腦和工農三大差別，毛澤東大力支持人民公社這一嶄新的社會組織，并在《五·七指示》中提出了工業與農業相結合、文化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工農要知識分子化、知識分子要工農化等設想。中國人民的實踐力圖打破西方資本主義工業社會的官僚化、精英化社會形態是最合理、最有效、并是一切非西方國家所必須仿效的制度的神話，為西方知識界反思資本主義提供了有力的武器。在西方校園和西方青年學生中，也開始積極反對為統治階級和精英所服務的教育制度，提出為社區服務、關心社會弱勢群體等呼聲。

　　第二，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各種進步運動開始沖破統治階級所強加的冷戰話語，也開始批判蘇聯和追隨蘇聯的西方共產黨放棄革命斗爭和革命理想、脫離群眾、日益官僚化和精英化的傾向。為世界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仗義執言并無私幫助的中國，以及中國人民試圖走出一條群眾性、參與性的真正的社會主義道路的努力，贏得了西方進步力量的極大關注和期望。一個有別于“舊左派”的、不聽命于蘇聯指揮棒的西方“新左派”進步力量迅速發展起來。

　　第三，西方馬克思主義者提出了關于當代資本主義社會變革的思想文化戰略。西馬主義者提出除了經濟、政治革命，還需要改變資本主義社會的群眾意識和文化思想，奪取在思想領域的領導權。而毛澤東則在文革的綱領中提出：“資產階級雖然已被推翻，但是，他們企圖用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來腐蝕群眾，征服人心，力求達到他們復辟的目的。無產階級恰恰相反，必須迎頭痛擊資產階級在意識形態領域里的一切挑戰，用無產階級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來改變整個社會的精神面貌。”⑤中國文化大革命“改造人的靈魂、塑造社會主義新人”的宣言，在西方的校園和街頭引起了極大的震動和反響。

　　包含有以上幾個內容的西方內部的反體制運動，進入六十年代開始高漲，在中國文革爆發后的一兩年內達到高潮。具體引發這一系列運動的觸發事件，主要是美國在印度支那進行的鎮壓民族解放運動的侵略戰爭。美國人民和其它西方國家人民反對越南戰爭的抗議行動，很快就自覺地發展成為反帝反資的革命運動，并和本國內的反對種族主義、爭取民權運動結合，和國際上被壓迫民族的反帝反殖的民族解放斗爭結合，形成了一場蔚為壯觀的世界革命的大排演。⑥由于美帝國主義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的核心地位，由美國戰爭干涉所引起的越南民族解放斗爭成為整個六十年代世界反體制運動的關注重心，而由于越南民族解放斗爭和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的緊密聯系，以及中國與越南之間的重要的地緣戰略關系，中國成為世界上民族解放革命的堅強后盾和大后方，也成為西方內部反體制進步力量的同盟軍和最雄厚的精神資源。

　　由上所述，進入世界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基于一個罕見的歷史機會，從半殖民地半封建東方古國脫胎出來的一個不發達社會主義國家，成為世界資本主義發達核心國家內反體制革命運動的一面戰斗旗幟。中國成為社會主義陣營內的反修斗爭、西方的超越資本主義制度的反體制運動、以及東方被壓迫民族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三重焦點。正是在當時這樣的特殊歷史條件下，在世界進步人民中間形成了這樣的共識：世界革命的中心，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移向東方，移到了亞洲、移到了中國。

　　戰爭與革命：文革所處的世界和歷史時刻

　　如上所述，中國作為世界革命的同盟軍，它自身革命的命運也就和世界革命的其它組成部分的命運休戚與共，成敗相系。亦如上所述，在整個“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內，世界革命的各個組成部分，各具不同的社會性質，在它們相互支援、響應的同時，也存在著緊張和矛盾。不同國家內部的不同社會性質的革命，以及同一革命中具有不同社會性質的不同階段，既互為依托，又互相制約。總之，作為整個時代特征的世界革命，是一個相互關聯、前后銜接、交錯不平衡發展的過程。比如進行民族解放斗爭的國家的新民主主義的革命，主要表現為對帝國主義及其奴仆的革命戰爭形式，而進入社會主義革命則需要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對經濟基礎進行改造，至于在“社會主義革命的新階段”，主要表現為觸及靈魂的文斗，和在上層建筑的“斗批改”，但由于國際上戰爭危險的存在，國內階級斗爭的存在，以及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的混雜交錯，也會偶爾表現為暴力沖突。毛澤東經過對社會主義的獨立思考，認為社會主義革命本身就是一個反復斗爭、不平衡的、曲折發展的漫長過程。

　　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的反體制運動，包括東方的反帝斗爭、西方的文化革命，以及社會主義社會的繼續革命，具有并行性和不平衡性發展的特點。⑦這種特點的一個最大的表現，就是革命與戰爭的兩種前途交替出現，且在一定程度上互相排斥。毛澤東認為：“關于世界大戰問題，無非是兩種可能：一種是戰爭引起革命，一種是革命制止戰爭。”這個簡要精辟的論斷，不僅揭示了世界范圍內戰爭與革命的兩種因果關系，也指出了革命與戰爭的兩種可能的先后順序，而這兩種相反的順序，則對具體某一國、某一革命有著巨大的決定作用。具體說，中國文革的進程和成敗是與世界范圍內革命和戰爭的總的形勢（包括帝國主義戰爭、民族解放革命、社會主義革命、以及社會主義國家內部的繼續革命）相聯系在一起的。在世界范圍內、在一定時刻，是革命，還是戰爭起主導作用，決定著中國文革運動的命運。當然，戰爭能夠引起革命，革命能夠阻止戰爭，但革命和戰爭的先后對中國文革運動的日程表有著巨大的決定作用。

　　現在，不妨讓我們來回顧一下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世界上革命與戰爭的情勢。和戰后任何其它時期相比較，六十年代是最為革命動蕩的年代。從亞非拉的廣闊大陸，到西方國家的大都市和校園，是一派“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景象。“山雨欲來風滿樓。”“天下大亂，形勢大好。”“四海翻騰云水怒，五洲震蕩風雷激。”

　　首先來看，在帝國主義遠東前線地區的朝鮮半島和臺灣海峽，五十年代的戰爭風云在退卻，而充當美國的不沉的航空母艦和遠東堡壘的日本、南朝鮮和臺灣，除了臺灣社會在蔣家王朝的專制下相對平靜外，在當地社會內部都掀起了空前的革命浪潮。日本人民斗爭的焦點是聲援亞洲其它地區（主要是中國和印度支那）的反帝斗爭，以及反對美國的軍事占領，比如著名的三里冢反對建機場斗爭等。在一個時期內，由工人、農民、學生和左翼革命者的斗爭發展到了大規模群眾性街頭抗爭的對抗性方式，嚴重地沖擊了日本資本主義社會的秩序，對戰后美日戰爭機器起到了極大的牽制作用。⑧

　　假如說六十年代在日本列島出現了革命制止戰爭的情態，在中國邊境以南，戰爭的風暴則愈演愈烈。美國六十年代在東南亞的軍事冒險，和它五十年代在朝鮮半島和臺灣海峽的戰爭行動一樣，是為了圍堵中國革命所產生的巨大的示范作用和輻射效用。在中國周邊地區的國家，和中國有著相似的社會文化條件，傳統上受中國影響，中國革命波及到這些國家幾乎是注定的。而一旦新民主主義革命在這些國家取得勝利，中國革命的模式就會更進一步地傳播到亞非拉廣大地區，從根本上危及美國的戰后世界體系。而一旦撲滅中國周邊國家的革命，也就能有效地封鎖中國，加大中國革命政權的困難、加強和平演變的內外條件。這就是六十年代在印度支那的戰爭與革命的情勢。美國于一九六四年開始轟炸越南北方，次年三月在南方投入地面部隊，此后不斷增加參戰部隊，在一九六九年最高峰時達五十四萬。美國在印度支那鎮壓當地人民的民族解放斗爭的侵略戰爭最后“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反而引起了更徹底的革命，導致了越南、老撾和柬埔寨的民族解放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完成。

　　亞洲其它地區，在那些和半殖民地半封建舊中國相似的農業社會中，革命的力量迅速地發展起來，很多國家的革命者都自覺地學習中國革命的經驗。在印度尼西亞，共產黨人發展成為一支具有決定性作用的政治力量，然而由于各種主客觀條件的原因，印尼共產黨一九六五年蒙受了類似中共一九二七年“四·一二”浩劫的重大損失。在九卅運動失敗后，印度尼西亞共產黨人有三十多萬人遭到殺害。一個正在走向中國革命之路的亞洲大國的革命前途受到空前的挫折。在中國周邊的緬甸、泰國和印度，不同程度上出現了人民游擊戰爭，其中在緬甸直接受到了文革的沖擊和影響。在帝國主義所企圖控制的咽喉地區的中東，帝國主義及其仆從的戰爭冒險，特別是一九六七年六月的第三次中東戰爭，美軍出兵干涉黎巴嫩等，則起到了喚醒當地人民的革命意識的作用，興起了巴勒斯坦民族解放運動，并激發了七○年代的黎巴嫩內戰等。

　　在西半球獨樹一幟的古巴革命和切·格瓦拉的英雄主義，六十年代在拉丁美洲和非洲廣大地區發生影響。從亞非拉的廣大地區，到歐洲國家的半邊陲地區，如伊拉克、香港、墨西哥、尼日利亞、阿根廷、希臘等，都發生了大規模的群眾性的街頭抗爭、游擊斗爭、或反帝、民族主義性質的奪取政權斗爭。

　　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內部在六十年代也不平靜。在波蘭、南斯拉夫，出現了學生對抗學校和政府當局的運動。當然，東歐國家中最為舉世矚目的一個事件就是“布拉格之春”運動以及隨后蘇聯的入侵。六十年代出現在捷克斯洛伐克和其它東歐國家內的社會運動，與六十年代世界各地反體制運動所共有的一個特點就是以學生青年為主力軍，然而在蘇聯東歐領導集團長期統治下的東歐社會，社會官僚化、政治空洞化，其社會運動也因此缺乏六十年代世界上其它地區青年運動所具有的反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明確傾向。另一方面，“布拉格之春”運動中，上層知識分子精英（包括很多是所謂“自由主義的”共產黨人“改革派”）主導了整個運動的走向和話語結構。盡管如此，帶有極大群眾性的“布拉格之春”運動，一旦脫離上層精英的操縱，一旦由廣泛的工農群眾接管領導權，在六十年代的氣氛下，它具有轉變成為社會主義性質的反修革命的前景。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日，蘇軍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蘇軍出兵的借口，即在捷克斯洛伐克出現“反社會主義傾向”，一部分是事實，但這恰恰也是蘇聯路線長期忽視無產階級政治、忽視社會主義內部的矛盾斗爭所導致的。一旦出現了問題，又驚慌失措，不敢發動群眾，害怕大民主，不敢依靠工農階級，而采取簡單粗暴的鎮壓和踐踏別國主權的手法。蘇軍侵略暫時撲滅了動亂，也斷送了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把“布拉格之春”推向社會主義反修革命的可能，更建立了社會帝國主義干涉他國的惡劣先例：“勃列日涅夫主義”以所謂“有限主權論”和“國際專政論”，來醞釀針對中國的戰爭侵略的預謀。

　　在整個六十年代的世界動蕩中，對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形成最直接威脅的，還是來自體系中心國家內的反體制運動。在所有的資本主義體系的核心國家中，都出現了不安的騷動。具有明確革命傾向的社會運動在帝國主義和發達資本主義中心的都市和校園里此起彼伏。特別是在一九六八年，歐洲出現了自十月革命以後的半個世紀以來最壯闊的革命浪潮和最激動人心的革命前景。在北美，民權運動、反戰運動和學生運動等“新左派”反體制運動對戰后美國社會的穩定繁榮產生了巨大沖擊。

　　一九六七年十月，大約二十萬人聚集在首都華盛頓舉行反戰示威。同時，有三萬五千多名青年沖擊美國國防部，與警察發生沖突。一九六八年四月四日，美國主張非暴力的黑人牧師馬丁·路德·金被害身亡，由此將反戰、民權和學生運動與體制之間的沖突驟然提高。四月三十日，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學生占領大學教室樓。一周后，紐約警察攻入五棟建筑，造成一百四十八人受傷，七百多名學生被捕。五月二十一日，再次爆發了占領教學樓事件。八月二十八日，美國民主黨在芝加哥舉行代表大會。反戰運動和其它運動的示威抗議者和警察發生了嚴重的沖突，警察用警棍和催淚彈鎮壓示威者，警察毆打學生的場面通過電視畫面傳給美國公眾。然而，激烈的反體制運動并沒有從根本上動搖美國的統治階級，尼克松于一九六八年十一月當選總統后，擴大了在印度支那的戰爭規模。

　　大約同時，在大西洋對岸的法國，發生了二十世紀西方發達國家內第一場社會主義革命的偉大嘗試，并向著勝利作了最為有力的一次沖擊，然而力量斗爭的平衡在最關鍵的一刻滑向保守的一方，世界革命在資本主義核心環節打開缺口的努力功虧一簣。從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二日起，由農泰爾文學院、索邦學院和巴黎大學發源的左翼學生運動，發展到五月中旬，已經成為包含法國社會各界群眾的全民性反抗運動，巴黎及整個法國的百萬工人大罷工，一些工廠的工人還關押經理，占領和接管工廠，使法國處于經濟崩潰和政治失控的邊緣。戴高樂于五月三十日對全國發表廣播講話，以混淆視聽、號召保守派反撲等等手段，并調動軍隊，挽回了危局，“巴黎五月”運動被瓦解，法國人民痛失了一次歷史性的寶貴機會，世界革命的一個契機也稍縱即逝。

　　從全球的角度看，六十年代，特別是六十年代中后期，發生在世界各地區的事件有以下幾個特點：

　　（一）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所有組成部分，即中心、半邊陲和邊陲地區，都處在大動蕩、大分化、大改組的激變中；各種革命運動所共同具有的青年性，加強了它們之間的共時感和團結感、認同感。另一方面分別發生在西方的“以革命反對戰爭”為主導的“新左”運動，和東方的“以戰爭爭取革命”為主導的傳統的反帝民族解放斗爭同時并行發展，表現出世界整體革命的不同部分之間的不平衡關系。

　　（二）中國文化大革命被一些西方學者稱作是“革命中的革命”⑨，也處于西方意義下的“反精英新革命”、“文化革命”與東方意義下的“反帝傳統革命”的交匯點和重疊部分。因此發生在不發達的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成為資本主義核心國家內新左運動的最先進的革命旗幟，中國成為世界范圍內社會革命與文化革命實踐的先鋒。

　　（三）中國除了有先進革命的使命（即“革命中的革命”）之外，還要支援民族解放斗爭和面對帝國主義戰爭威脅，因此是在兩條戰線上作戰。這給中國文化大革命中的兩個內容，即自身社會的繼續革命、不斷改造，和支持和鞏固周邊國家的民族解放和新民主主義革命，造成了極大的緊張關系，兩個目標之間在長遠來講互相支持，在短期之內，則可能是互相排斥。

　　文革群眾運動進入六十年代末形勢急轉直下的一個重要原因，就要從世界范圍內的反帝、反修、反體制運動的失利和退潮中去尋找。一九六八年以後，戰爭引起革命的可能漸漸壓過了革命制止戰爭的前景，特別是由于中國周邊的戰爭可能性驟然加大，帝國主義（包括社會帝國主義）中心先發生革命、從內部自行瓦解的的可能性漸漸消失，中國的文革運動也因此被迫做出調整。

　　戰爭與革命的抉擇：文革群眾運動的命運

　　我們現在再在世界局勢的背景下來看中國的文革。文革所處的六十年代與五十年代的最重大區別是：在中國周邊地區，特別是朝鮮半島和臺灣海峽，局勢趨于穩定，戰爭的威脅向南轉移到印度支那半島，而且這一次帝國主義采用了謹慎得多的策略。六十年代這一變化，為中國專心解決社會主義的上層建筑問題提供了寶貴的空間。可以肯定，假如六十年代在朝鮮半島或臺灣海峽出現帝國主義戰爭挑釁的話，文革運動本身的限制就會大很多。即便如此，文革中在東南沿海的軍隊內部，也一直禁止開展“四大”。⑩

　　發生在印度支那半島上的民族解放運動和文革的關系是復雜曲折的。二戰后以美國為主導的國際體系通過世界資本主義市場的不斷深化，以及對邊緣地區的融合納入、深化、結構化的過程達到自身的生存和擴張。任何不發達國家的民族解放運動都是對這個過程的反制和威脅。特別是在那些社會經濟條件和中國相似的國家里，遵循中國革命的人民戰爭和農村包圍城市等戰略的民族解放運動，其多米諾骨牌效應就更大。這也是為什么美國對圍堵發生在中國周邊地區的革命不遺余力的原因。受中國影響，越、老、柬、印尼、緬甸、泰國乃至印度和日本走上中國革命道路的前景，構成對中國本身的繼續革命的巨大支持和推動。另一方面，中國周邊的民族解放運動，大多表現為革命戰爭形式，既給中國本身造成戰爭壓力，也要求中國在必要時給予人力和物力支持。更由于中國革命本身的不平衡性，在境外和社會內部還存在著反動勢力，存在著戰爭和復辟的直接威脅。總之，中國周邊地區的民族解放運動在長遠意義上支持和推動中國的繼續革命，在短期意義上，燃在中國近旁的印度支那戰火制約著中國內部大民主的實行，要求國家機器的穩定和強化(11)（境外的那些更多地表現為社會革命而不是革命戰爭的群眾運動，如在香港和印尼六七年發生的斗爭，才反而會對中國文革產生激進化的作用）。整個六十年代，美國對印支戰爭的卷入呈愈來愈深入之勢，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達到極點。美軍于一九七○年春天開始轟炸柬埔寨，一九七一年指使西貢軍侵入老撾，從而把戰爭擴大到整個印度支那。地處前線的中國廣西省，由于有國防和援越等的多種限制，文革形勢落后于其它省份，直到一九六八年奪權問題仍沒有得到很好解決，發生了群眾組織攔截援越抗美物資的嚴重問題。是在嚴峻的外部情勢下，《七·三公告》制止了國內運動妨礙國際反帝任務的不正常現象，并為全國的群眾運動鳴鑼收兵。在國內運動進行斗批改的收尾工作的同時，周恩來總理到達戰事吃緊的河內聲援越南和老撾人民，表示“中國將不惜做出民族的最大的犧牲”。在短期和局部意義上，戰爭抑制了革命，革命讓位給了戰爭。

　　西方反體制運動在資本主義內部制造震蕩，并有可能從堡壘內部瓦解資本主義核心部分的前景，為文革的大民主提供了極大的活動空間。進入六十年代末，西方反體制運動開始落潮，中國文革的這個空間也漸漸閉合。毛澤東在準備和部署文革的同時，多次發表支持世界人民革命斗爭的言論（見附錄），包括一九六三年和一九六八年兩次發表聲明支持美國黑人反對美帝國主義種族歧視的正義斗爭和革命暴動，其中在六八年四月十六日發表的《支持美國黑人暴動的聲明》中明確指出：“世界革命進入了一個偉大的新時代。美國黑人爭取解放的斗爭，是全世界人民反對美帝國主義的總斗爭的一個組成部分，是當代世界革命的一個組成部分。”文革中建立巴黎公社式嶄新社會的思潮和群眾運動的高潮與西方反體制運動的動蕩的高潮于一九六七年至一九六八年同時達到波峰。巴黎“五月風暴”未能對體制產生轉變性作用；在西德、意大利和日本等地的群眾性的抗爭漸漸低落，轉變成少數孤立的紅軍分子的城市游擊戰爭；美國尼克松當選總統后開始大規模擴大印支戰爭；在這樣的情勢下，西方內部的革命制止帝國主義戰爭的可能性越來越小，世界大戰的可能性越來越高。

　　另一方面，蘇聯東歐內的僅有的幾起群眾運動，遭到蘇聯統治集團的消防式的鎮壓，沒有發生革命制止戰爭的情況，反而是出現了蘇聯戰爭機器制止革命的反常現象。一九六八年八月蘇軍出兵捷克斯洛伐克，對中國文革的命運產生了極大的影響。蘇聯領導集團所推銷的“有限主權論”和“國際專政論”，矛頭直接對準中國，準備對中國采取帝國主義式的戰爭侵略。一九六八年三月以後，蘇軍在中蘇邊境地區進行了一系列武裝挑釁。蘇聯統治集團還發出訛詐，聲稱要對中國采取先發制人的外科手術式的核打擊。一時間，社會帝國主義在北面的戰爭威脅甚至超過了帝國主義在南面的威脅，中國被迫做出了“大打、早打、打核戰”的準備。這也是促使文革中的群眾運動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迅速復員的一個重要原因。

　　結語

　　中國文革上是六十年代發生在全世界范圍內的一場新型革命的組成部分。這場世界革命的斗爭場所遍布于廣闊的第三世界民族解放戰場，和帝國主義國家、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都市與校園。因此，中國文革也和世界革命的浪潮同長同消，和世界反帝反殖、反資反修的革命斗爭命運與共，而不會有單獨的和局部的勝利。文革群眾運動失利的悖論，群眾運動內部派別激烈沖突的悖論，也就是在世界范圍內革命與戰爭的悖論。

　　文革的群眾運動在六十年代末迅速復員，而且在一些省份只取得了妥協性的結果，這個原因不僅要從出現在中華大地上的無政府思想、宗派主義和右傾回潮反撲等現象中去尋找，更重要的是，也應注意到：在西方國家內，從巴黎的拉丁區到北美的伯克利校園，在第三世界地區，從玻利維亞的山嶺到蘇門答臘島的熱帶叢林，在這樣一個廣闊的地帶，革命力量和反革命力量的平衡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在中國的南邊和北邊，帝國主義和社會帝國主義戰爭成了首要的威脅。全球性的革命性轉變的機會，在一九六八年轉瞬即逝。也正是在這個時刻，毛澤東指出：“按照列寧主義的觀點，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最后勝利，不但需要本國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的努力，而且有待于世界革命的勝利，有待于在整個地球上消滅人剝削人的制度，使整個人類都得到解放。”(12)因此，中國文化大革命取得鞏固性成果的機會是在全世界范圍內失去的。由于各種不同性質的矛盾都共存于這場世界革命中，也都反映到中國文化大革命的斗爭中來，因此，文化大革命始終無法以一刀切的手法分清不同性質的矛盾，分清宗派主義和政治立場的區別，分清意識形態和形式主義的區別。也最終沒有能夠找到一種完善地協調人民內部矛盾的方式，從而建立起巴黎公社式的民主制度。

　　我們或許能從這個角度來理解文革斗爭中的不同派別之間，中央文革和群眾派之間，毛澤東和群眾之間的在奪權問題、建立公社制的新政權機構等問題上的認識差距，以及他們自己在這些問題上的不斷變化，在很大程度上，要歸結到國際形勢中革命與戰爭的兩種互相排斥的前景的不斷波動，及其所產生的對革命策略的影響。象一九六七年一月上海人民公社的建立與被取代，和一九六七年夏天外交部奪權等事件的變化與轉折，應該說都有這個重要因素。可以想象，假如在文革群眾運動的同時，從蘇聯內部爆發大規模群眾性的革命斗爭，從而使蘇聯東歐國家走上反對修正主義的道路，假如在西歐和北美的反體制運動能夠在更大程度上根本動搖世界資本主義的統治中心，中國文革在群眾大民主和巴黎公社民主制度的路上也會走得更遠、成果更鞏固。

　　以上的分析能夠讓我們從一種新的角度，重新審視文革中的種種現象。比如說，文革中出現了好人斗好人的問題，甚至是人民內部的矛盾發展成為對抗性的、暴力的沖突。怎樣來解釋那些互相斗來斗去的派別，在基本出發點上卻是一致的呢？文革中同樣出現了由思想意識和政治立場所主導的新的階級劃分。這兩個現象無非都是從不同角度宣示了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是一個不確定、不穩定和不平衡的斗爭過程。不同群眾派別之間的分歧，常常是反映了他們對局勢（包括中國的與世界的）的不同看法，以及對局勢的發展前景的不同估計。然而，在文革所處的世界和歷史時刻，革命形勢的發展瞬息萬變，特別是世界革命斗爭處于撲朔迷離、復雜多樣化的互動性階段，想要得到一個長久眼光的、全面準確的革命策略，是非常困難的。然而，對局勢的不同估計以及所作的策略上的細微差別，其影響都是非常重大的，正如戰場上的指揮員，在判斷上的小小差別，可以造成指揮正確與指揮錯誤的重大差別，形成嚴重的后果差別。正因為有國際形勢的復雜多變及其后果的嚴重性，才不可避免地出現在同志之間和人民內部上綱上線、甚至嚴重對抗的傾向。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中國是占人類人口近四分之一的大國。正如同中國無法從世界的影響中抽身退出，中國也能夠對世界的走向發生很大的影響。文革退潮，乃至在八十年代初遭到徹底否定，與世界上人民革命斗爭低落固然有關，但反過來說，否定文革對八十年代國際上里根、撒切爾為代表的右傾保守浪潮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外交上，中國從為世界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的正義斗爭仗義執言并無私援助的立場，改為所謂“理性”、“現實”的路線，也是造成世界上人民革命正義斗爭低落，且各自為戰、孤立無援的一部分原因。今天，這個世界大氣候的后果又反過來施加在中國身上，造成帝國主義對中國的步步進逼，以及迫不及待的西化、分化攻勢。毛澤東半個多世紀前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有關世界上的革命互相支持的論斷，以及文化大革命的重大經驗教訓，在今天顯得更加發人深省。

　　－－－－
　　注釋：

　　①華勒斯坦在論述法國大革命時，對階級革命與世界革命的關系表述了類似的觀點。見
　　I. Wallerstein, Unthinking Social Science, Polity Press, 1991.
　　②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選集》628－632頁。
　　③林彪《人民戰爭勝利萬歲－－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二十周年》，《紅旗》一九六七年第十二期。
　　④《南斯拉夫是社會主義國家嗎》（九評之三），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六日。
　　⑤《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十六條），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
　　⑥I. Wallerstein, "1968: The Great Rehearsal," in T. Boswell, ed., Revolution in the World-System. Greenwood Press, 1989.
　　⑦G. Arrighi, T. Hopkins and I. Wallerstein, Antisystemic Movements. Verso,1989.
　　⑧張承志《日本留言》，《花城》1994年第5期。
　　⑨MacFarquhar, Roderick, and John Fairbank. 1995.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 15. The People's Republic. Revolutions with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66-1982.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⑩程超等《浙江文革記事》，浙江方志編輯部，一九八九年。
　　(11)毛澤東在《關于〈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社會主義部分）筆記》有關第五十六節“關于共產主義的國家問題”的筆記中寫到：“國家的消亡還需要有一個國際條件，人家有國家機器，你沒有，這是危險的。”見《毛澤東思想萬歲》（一九六九年版）224頁。
　　(12)毛澤東一九六八年十月的一次談話，見于《紅旗》一九六九年第五期。

　　附錄：毛澤東在文革前后發表的支持世界人民革命斗爭的言論：

　　支持美國黑人反對美帝國主義種族歧視和正義斗爭的聲明（一九六三年八月八日）

　　反對美國——吳庭艷集團侵略和屠殺越南南方人民的聲明（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九日）

　　支持巴拿馬人民反美愛國斗爭的講話（一九六四年一月十四日）

　　支持日本人民反美愛國正義斗爭的談話（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七日）

　　支持剛果（利）人民反對美國侵略的聲明（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支持美國黑人抗暴斗爭的聲明（一九六八年四月十六日）

　　支持阿爾巴尼亞退出華沙條約組織的電報（一九六八年九月）

　　號召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以革命戰爭消滅任何帝國主義，社會帝國主義發動的侵略戰爭（一九六九年十月）

　　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國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聲明（一九七零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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