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以下這些，是《新觀察家》上的一篇文章，見http://hebdo.nouvelobs.com/hebdo/parution/p2264/dossier/a370767-%C2%AB68_cest_fini_on_a_gagn%C3%A9%C2%BB.html。

　　作者是68年學生運動時的造反領袖達尼爾·科恩—本迪特（Daniel Cohn-Bendit），當年，他是青年們的偶像。今天，他成為德國綠黨的領袖，已經成為德國的精英階層的一份子，既得利益者的一份子，正因為這樣，他才會滿足于現在歐洲既有的秩序，在他看來，這是他所領導的68年造反運動帶來的積極結果。所以，他說，“我們贏了”，而這個“我們”，是指的當年參加造反的人，因為40年之后，這些人大都已經成為社會的精英，事業有成，并即將退休安享晚年。渡過了一個充滿激情的青年時代，他們什么都享受過了，什么都玩過了，他們將自由發揮到極致。毒品，同性戀，性解放，流浪，身無分文地去環游世界，一部破車走天涯。或許，可以這么說，他們享受了“自由”可以帶來的好處，而又避免了“自由”的惡果。這些惡果，扔給了他們的下一代，甚至再下一代。

　　科恩—本迪特總結了幾點進步，在他看來是由于他們的造反而帶來的進步，正因為有這些進步，所以他才有理由認為他們贏了。一，是文化的多元；二，男女平等的觀念；三，個人自由的受保障（同性戀的合法化才成為可能）……不加控制的多元文化的惡果，現在法國和德國都已經嘗到了。法國的大量涌入的北非阿拉伯人及其后代，德國的土耳其人，都儼然成了國中之國。至于同性戀的合法化，在儒家文明和伊斯蘭文明看來，絕對不能算是進步，而應該說是墮落。當他將土耳其的加入歐盟，與出現一位同性戀的市長的可能性聯系在一起的時候，就讓人覺得，他自己墮落倒還罷了，還要拖人下水，而且也讓人覺得他對伊斯蘭文明的缺少尊重。以下是這篇文章的粗略的節譯。隨便看看，不用當真。]

　　68, c’est fini. On a gagné.

　　我的書命名為《忘記68》。68，已經結束了。

　　今天，要記住的是什么？首先，文化上，我們已經贏了。在歐洲，一種多元文化共存的局面已經形成。我曾擔任法蘭福市長的文化幫辦，曾有一名天主教的右派市議員對我說：“達尼，你很好，但你沒有理解一件事。問題，不在于移民。問題在于伊斯蘭教，因為伊斯蘭教不承認男女之間的平等，而這種平等卻是民主制的基礎。”我回答道：“20多年來，我問我自己，是否68年真的成功了；你給了我答案。”一個天主教徒，在68年運動大約發生20年之后，認識到自由和民主的基礎，在于男女平等。但在60年代，這一點尚未成為共識。就此而言，我們贏了。

　　人們往往固執于這樣一些觀點：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對立，善與惡的對立，國家與市場的對立。在這一點上，

　　羅亞爾女士的勝利部分在于這個觀點：參與政治，讓每個人都參與政治。尤其是通過網絡，通過網絡，創造了一個“我們”，所有人都是可理解的，都是參與者。這一點尚未實現，但觀點是正確的。

　　我們的錯誤

　　在政治上，68運動完全被欺騙了，“選舉，笨蛋的陷阱”。我相信，在那個時代我們別無選擇。我們曾經被封閉在某種后民主的政治體制之中。.我自己，也曾夢想這樣一種社會，從資本主義的異化中解放出來、從而生活在自給自足的完全自由之中。一個基于自治的社會，通過工人、農民、學生、消費者的意見來進行組織的社會。在俄國革命之后，在極權主義之后，不經過民主空間的建構、不經過民主、選舉的議會的程序，就去奪取權力，將會導致極權主義，沒有理解到這一點，多么錯誤啊！  一種總罷工可以用來奪取權力，這是多大的錯誤呀。此外，這意味著什么？議員們都送回家做什么？合法性來自何處，如何取得合法性？人們用武裝對付武裝，用暴力對付暴力？極權主義意識形態的專制的、左派的團體，在那時相對來說是為數眾多的。但是，在大街上發生的一切，是與毛主義者、托派、自由派的綜合作用而導致的。行動著的政治少數派，完全浸透著某種奪取權利的念頭。但是，大街上的大多數，對于奪權并不感興趣。當然，他們喜歡革命的語句；但是，重要的在于，如何共同建設一個新社會。這差不多是民眾的烏托邦。.慢慢地，但確定的，人們最終理解到，必須改變傳統的政治空間。但是，這花了20多年的時間。

　　法國總是憎惡改革

　　從個人自由和自治的觀點來看，我們贏了。個人自由不再成為問題，而是人們的共識。相反，法國社會仍然憎惡變革（這一點也許和其他的社會一樣）。既然必要的變革總是被反對，人們就覺得，造反永遠是可能的。

　　我驚訝于社會變革的緩慢，我們的社會跟不上技術的革新與世界潮流的更新。但是，在法國，人們的印象是，一切凝結不動。這部分地解釋了薩爾科其的成功。

　　奇怪的是，人們仍然有著非常等級制的觀點，“混亂導致前進”。但是，愛麗舍宮，及社會的其他部分，將會因此遭受失敗。沒有社會不需要改革。

　　40年之后，人們仍然沒有找到法國政治現代化的鑰匙。40年前，政治領域的危機非常明顯。人們總是不斷墮入舊有的法國結構。68年之后，人們發現一種王權主義的現代主義，正如德斯坦在某些舉措中所體現的。密特朗時期，是左派的王權主義。今天，等級制仍然得以保持。

　　也就是說，法國的民主制是“非現代的”。不是“反現代”，而是“非現代”。考慮到，社會無法真正地接受必要的改革，或者只能曲折前進。但是，這無法使民主意識前進，也無法使人們進入現代性。對于社會組織、工會、資本家，非政府組織而言，都是真的。唯一的更新，也許在于環境的觀念。.實際上，環境Grenelle所代表的，不是由資本家、工會、國家來代表的興趣，而是一個公民社會的興趣：非政府組織，突然變成了政治領域中被承認的組織。這一現象，在1968年是不可想像的。

　　生存危機

　　我經常思考法國。這是一個曾發生1789年大革命的國家，一個永遠相信“人權宣言”的信念的國家。但是，兩個世紀以來，這一點似乎并未妨礙法國將婦女排除在體制之外。直到1945年，婦女們才獲得選舉權。

　　這就是法國。一方面，法國大革命的激動人心的觀念，但是，同時，這個社會難以置信的保守，在1936年，人民陣線，要求改變選舉法，卻沒有想到要給婦女以選舉權。為什么？

　　因為，人們認為婦女總是投給右派。當權的左派因此拒絕給婦女們以選舉權。如果人們在頭腦中想到這些，才能明白，68是一種改變、現代化的欲望，但是，事實上，社會需要時間來改變，因為這些就是法國的政治特征。舉個例子，我們最重大的斗爭之一：關于歐洲憲法的全民公決。結果發生了什么？有一個文本，對于某些人而言很好，對于另一些人很糟糕，圍繞著這個文本，法國組織志一個心理劇。最終我理解了，在最近的一個會議。憲法有利于歐洲的政治進步。一個女人站起來對我說：“達尼，關于文本，你說的真的很對，但是，從生存的需要來說我得說不！”這就是法國。是其真正的定義。法國一直是處在生存的危機之中。生存危機，無論對于男人還是女人，無論對于左派還是右派。

　　68年運動是這種生存危機的一次爆發。同時，理性的政治空間，政治表達的空間，仍然是缺乏的。結果，存在的僅僅只是法國革命的生存神話：人們說不，人們革命，打倒資本主義！

　　我回憶起一次與環保主義者的論爭，他們反對左派，認為左派是唯一關心赤貧的人的命運的人。就好比新自由主義者每天早上醒來時都會說：每增加一個窮人，我就生活得好一點。不是因為他們有一種不同的意識形態，所以才不希望增加窮人。對于他們而言，如果實行徹底的市場經驗，某些人當然會比其他人賺得多，但總的說來，每個人都賺得更多了。這是錯的，但是這他們的觀點。

　　對于左派，相反，人們相信分配應該通過國家來系統的進行，由公共服務來進行。但是，如果人們有時間反思一下，人們就會看到，這種態度不足以保證良好的運轉。人們再一次陷入摩尼教的二元論。其他人，是壞的。對于右派，左派想要消滅個人；對于左派，右派想要堅持社會的不平等，將國家置于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管理，從而有利于富人，不利于窮人。但是，事實并非如此。問題在于，在法國，人們總是很糟糕地理解人們所處的水平。因為這是困難的、復雜的，人們總是處于生存危機。

　　我們都將成為土耳其人

　　我相信，在68年，所有人都會贊同土耳其加入歐盟。用那時的話說：“是的，我們想共同建設一個不同的世界！” 沒有人會說：“不是我們。”人們與同樣的方方，談到美國、拉美的造反。國界不是一個問題。對我來說，土耳其的例子說明了68年的精神，及其對于多樣性的肯定。

　　去年11月，我在土耳其，我在電視上對大學生們講話。我曾被多家伊斯蘭的、自由派的報紙邀請，我的講話意思如下：“你們知道，對于綠黨，我們是贊同土耳其加入歐盟的。雖然有些人反對，但我們相信這將是歷史的進步。你們必須對你們這里將要發生的轉變有所意識。我給個例子：巴黎的市長，是一位同性戀者。德國首都柏林的市長，是同性戀者。土耳其的加入，意味著15年或者20年之后，伊斯坦布爾的市長可能會是一個同性戀者。”土耳其報紙如何反應？上了頭版。

　　一個真正的論爭也發生了，一個土耳其作家毫不遲疑地自稱同性戀，準備競選伊斯坦布爾市長。歐洲人應該想想，他們的社會模式，是否適合自己，是否適合別人？

　　您仍然是左派

　　對于68的兩種不理解值得我們注意。第一，薩爾科其與右派的不理解，對于他們來說，今天法國的一切罪惡，都源于68年：個人主義，無法整合的社會，學校的運轉不良，郊區的反抗。就因為曾寫過“禁止禁止”，68年一代就得對法國的一切罪惡負責。這完全是不理解，既不理解今天的社會，也不理解1968年的社會。這并不是說這一運動沒有說過或者做過一些可怕的、愚蠢的事情。但是問題不在于此。第二種不理解，仍然在極左的寓言，對于極左而言，68年仍然是……因此，一切必須重新開始：運動，總罷工，最后奪取權力。

　　對于薩爾科其，68年失敗了，因為它對于社會是可怕的。對于其他人而言，68年失敗了，因為奪取權力沒有成功。當我說到造反，確切來說，是說：第一，68年啟動了一個改變社會的程序，尤其是加速了一個正在進行的程序。第二，68年同時處在這一程序的矛盾之中。40年后，人們懷疑人們是否能夠一直知道，什么才是政治上的善。阿蘭·圖海納（Alain Touraine）剛剛出版了一本書，名叫《別樣的思考》（Penser autrement）。這本書是不合時宜的，應該在1969年或者1972年出版。

　　在政治變革的時代，人們仍然不足于知道68年提出的問題。圖海納的思想基于現在，超越了那些局限于于68年神話的反思的墨守成規。不同于巴丟（Alain Badiou），后者想要通過回到68年來拯救共產主義的觀念。馬克思主義者無法超越黑格爾主義。他們不斷的重復同樣的東西，其馬克思主義被簡單化為保守的意識形態決定認。這樣，他們忘記了，在過去，共產主義不是一個海市蜃樓，而是極具破壞性的。

　　1968年3月22日，讓·波德里亞（Jean Baudrillard），那時是南泰爾大學的講師，曾寄給我一封信。他說：“達尼，你很棒！今天你在論爭中取勝了。但是，尤其是，不要讓你被任何左派力量收編了，他們會使你摧毀今天從這種新穎性中可以生成的一切，而這種新穎性正是你正在創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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