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淚：煤礦工人王春明口述歷史

作者：穿林海跨雪

原按：六十年代，為了配合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出版了大量普通人家史方面的書籍。這些書的內容不外是憶資本主義舊社會的苦，思社會主義新社會的甜。應該說，這些書籍對當時不了解舊社會的年輕人，是起了很好的作用的。這些書讓年輕人知道，在舊社會，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是非常困苦的，過著牛馬不如的生活。社會主義新中國不是憑空從天上掉下來的，是無數人的鮮血和生命換來的。

  我們現在走上了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與毛澤東時代相比，我國的煤炭開采事業取得了巨大的進步。礦工的安全保障、生活狀況，我相信與毛澤東時代比也一定有非常巨大的進步。為了堅定新一代的年輕人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決心，必須抓緊對年輕人的思想教育和引導，讓他們知道，與毛澤東時代相比，如今礦工的生命安全保障和生活是多么好。只要沿著DXP同志指引道路繼續前進，廣大人民群眾，包括下崗工人、礦工的生活就會一天比一天更好。

  意識形態領域的陣地，改革派不去占領，反思改革派就一定會占領。為此，我建議國內出版社組織人力物力，編輯出版一些新時代的工人家譜，特別是礦工家譜，讓新一代的年輕人了解改革開放的偉大成績。要憶毛澤東時代礦工之苦，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時代礦工之甜。通過兩個時代的對比，展示改革開放的偉大成就和給礦工生活、安全保障帶來的翻天覆地的偉大變化。

  最近，我找到一本舊書《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工人家譜(家史2 )》，河南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工人家譜》共收錄十二篇文章，記錄了煤礦、機械、紡織、鐵路、郵電、公路運輸等行業中十二個老工人家史。特轉貼其中的第一篇文章----鶴壁礦務局陳家莊煤礦工人王春明的《礦工家譜》，以饗網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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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礦工家譜

  鶴壁礦務局陳家莊煤礦工人 王春明

  我家住在安陽縣善應村，西依太行山，北臨善應河。家鄉的土地，大部分被兩戶地主、六戶富農占去了；窮人沒地種，只好下煤窯。我家人老四輩都下煤窯，現存的一盞破油燈，一頂爛氈帽，還是我老爺(曾祖父)留下來的。

  四代下井人

  我家四代人下窯，九口人喪命。我老爺下煤窯，被砸死在井下。為了生活，爺爺擦干眼淚，提起破油燈，戴上爛氈帽，又下井了。干了幾年，不幸井下冒頂，又被悶死在里邊。我爹那輩，弟兄四個，我這一輩，二弟和三弟，都死在井下，連我的未婚妻竇玉花，也是被嚇死的。

  我大伯王邦印，下了草湖地煤礦。這個礦的資本家，光顧采煤，不愿花錢買木頭架棚，頂板齜牙咧嘴，經常往下掉石頭。大伯質問了資本家好幾回，資本家口頭上答應著買，可就是光敲梆子不賣油。大伯明知道有危險，可家里有幾張嘴等著吃飯，不下井不行啊！還是硬著頭皮下井了。結果大伯被活活地砸死了。

  二伯王來柱，生來骨架大，是個地地道道的硬漢子。人家拉一百斤煤上山直喘粗氣，他拉一百五十斤，氣不喘，臉不紅，碰到別人拉不動時，他還幫一把。有一次，看見一塊石頭正要往下掉，他手急眼快，一膀子扛住，說聲"快！"人們一個箭步跳出險境，我二伯松開膀子，石頭才落了地。人，再硬的身子也是肉長的，終究是碰不過石頭。那一年，他在安陽水冶下坡煤窯下井，有一次大冒頂，一下子悶死在窯里了。

  我爹王金柱，排行老三，一道在煤窯上干活。我九歲那年，爹下窯，一天干十二個小時，才給二斤米。一天二斤米，爹、媽和我們弟兄四個，實在無法維持生活，萬般無奈，爹把我拉到他跟前說："春明，你是老大，家里實在沒辦法啊！爹給你找個吃飯的地方吧！"說著就把我送到地主申萬富家。

  申萬富是個有名的"笑面虎"。我剛到他家，他就把一頭大鍵牛、一頭母牛和一頭小牛犢交給我放。這三頭牛老的老，小的小；有的走得快，有的走得慢；有的性子躁，有的性子拗。我這個九歲的孩子，真是放不好。、有一天，走到半路上，牛一歪脖，吃了申天寶地里的谷子。這申天寶是村里有名的"惹不起"。真是冤家路窄，他正好在路邊看見了，拿著棍子沒頭沒腦地打了我一頓。打一頓還不算完，硬要叫申萬富賠二斤谷子。申萬富本是個抱著元寶跳井-舍命不舍財的家伙，他不但不賠，反而在我身上出氣，提著棍子在門口又打了我一頓。最后逼得我媽沒辦法，到地里費了很大勁，拾了二斤豆子賠給他，才算了結這場災難。

  我每天放牛早出晚歸，一到天黑，累得渾身酸疼，又渴又餓。到吃飯的時候，地主婆看見牛肚子鼓著，就給我兩個紅面饃，要是牛肚子不鼓，我連飯也吃不上。就這，申萬富的小老婆還叫我刷鍋、洗碗、倒尿盆。有一次，我失手打了一個碗，她就打了我個半死。我想，任憑拉棍要飯，也比受這窩囊氣強。我就離開了申家。

  到我十一歲，爹的身體越發壞了，才四十三歲的人，面黃肌瘦，咳嗽不止，不能經常下井；就是下井，掙的米也不夠吃。實在沒辦法了，爹又一次把我叫到他跟前說："孩子，跟爹下窯吧，不然，就要餓死。"我經常看到從井下往上邊抬死人，又看到爹累得那個樣子，一聽叫下窯，就說："爹，我害怕！"我這一說，爹掉淚了，媽也哭了。爹緊緊地摟住我說："孩子，不是爹娘不疼你，你是老大，累點總比餓死強啊。"

  我跟爹下井了。從這以后，我在井下整整熬過了二十八個年頭。

  第一天下井，我坐在爹懷里，爹坐在繩套上，轉悠轉悠地下到井底。幾十丈深的井下，到處往外滲水，巷道里有垅溝，隔不遠有一個小坑。把頭給我一個柳斗，叫我從坑里往老巷掏水。一個柳斗，能盛十五六斤水，把頭叫我保證這一個水坑流不滿。好容易干了十二個小時，升了井，身上的關節好像散了一樣，咋著也不好受。見了媽，我哭，媽也哭，爹含著淚說："好孩子，別哭了，爹也是十一歲就開始下窯，過幾天就好啦。"第二天，增加到兩個水坑，第三天增加到三個，一直增加到五個。我兩只手提著兩個柳斗，另外擠出一個指頭提著燈，我馬不停蹄地跑著，提了這個坑的水，那個坑的水往外流，汗流到眼里也顧不得去擦。就這樣，總是有三個坑往外流水，眼看著巷道里的水有腳面深了。

  我正忙得不可開交，把頭王黑雷來了，他乘我低頭打水的時候，照準屁股冷不防打了一悶棍，我一頭栽到坑里，沒等我起來，乒乓又是幾棍子，立時打得皮開肉爛，我卻哭不出聲來。王黑雷還甕著嗓子說："別人都能提完，偏你提不完，耽誤幾十車煤拉不出來。今天念你初犯，扣你一天工資。"就這樣，我累死累活干了一天，只落了幾棍子。

  慘死的伙伴

  過了一年，我到水泉溝礦拖筐拉煤，一個小車拉五十斤，我拉不動，就跟我們村里的王林貴、王輪海三個孩子合起來，包了兩個煤車。在井下拉車，一個班拉三十車煤，三個人得四斤米，拉不夠不能升井。拉上山煤時，我拉一個小車，輪海拉一個小車，林貴輪流給我們推。有一天，輪海拉完了十車煤，找了個黑地方，剛坐下休息，因棚子年久失修，唿嚨一聲，煤墻片幫了，掉下一塊大石頭，正好壓住輪海。我和林貴聞聲急忙趕去搬石頭，輪海的腰己被壓斷，空張嘴哭不出聲來。我們架著輪海升了井，去找資本家張好林。張好林是這一帶的偽區長，起初把門的門警不叫進，我說："出事了，非找張掌柜不行。"張好林出門來不耐煩地說："找我干啥？"我說："砸傷了人你管不管？"張好林根本就沒把我們這幾個童工看在眼里，開口就說："下井是你們自己來的，不是我拿八抬大轎請來的，我不管，到哪個衙門口告我都行！"我們年齡小沒辦法，只好把輪海送回家。輪海的奶奶、媽媽兩輩守寡，就這么一條根，因為沒錢治，十幾天輪海就死了。

  我和林貴埋了小伙伴，心里很難過，拖著沉重的步子，又回到礦上，俺倆合伙拉一個小車。有一天，我們從下山往上山拉煤，這個坡很陡，空手走還得兩手著地往上爬，我們兩個十二歲的小孩子拉著五十斤重的煤筐，實在夠嗆。我在前邊拉，林貴在后邊推，我一失腳，嘩啦一聲，連筐帶人一齊往下滾，林貴冷不防受到沖激，猛一下撞到煤墻上，失去了知覺。我滾了幾丈遠停下了，腳呲了一個大口子，我也顧不得疼了，勉強爬到上邊，只見林貴歪著頭躺在煤壁邊，上氣不接下氣地喘著，我急忙大聲喊叫，可是不見林貴應聲，我心里咚咚直跳，速忙背起林貴就走。在大巷里正碰上王黑雷。王黑雷用燈一照說："啊！你們兩個小鬼不干活，還在這里背著玩，勁頭可不小啊！"我怕王黑雷不問青紅皂白就打，趕忙說："王先生，林貴出事了！"王黑雷提高嗓門說："什么事，值得慌張！""你看看就知道了。"我一邊說一邊把林貴放下。王黑雷用燈照了一下，小臉蠟黃，頭上出血，腳也破了，可王黑雷仍毫不在意地說："不要緊，劃破了一層皮，一會兒就好啦。"說著用手抓了一把煤沫子，往林貴頭上一揉，對我一擺手，"走，把他背上去！"到了井上，資本家照樣不管，不幾天林貴因得破傷風也死了。我又失去了第二個伙伴。

  爹爹之死

  在井下熬過了四年，我十五歲了，不光會挖煤，也學會了打井。爹是個下煤窯的全把式，采煤、砌鏇，樣樣都中，打井筒更是在行。爹打井，我也跟著做二手活。在舊社會打井可不容易，沒鉆機，全憑經驗。有一年，資本家看好一個地方，問我爹能不能保險打出煤來。我爹說，不十分保險。資本家眼珠一轉，陰毒地說："我現在錢還沒到，干一個班先抬半個班的錢，其余的等打出來煤再說。"這個井筒打了二十來丈深還不見煤，資本家宣布不打了，其余的一半工錢耍賴不給，他說："沒打出一點煤，我自己的幾十石糧食都賠在里邊了，還有錢發工資？"

  爹是個老實人，受了這次騙后，總是悶悶不樂，到西山看了幾天，找好一塊地方，和更西叔他們十二個人合伙，自己打了一個小窯，挖五丈深，就出煤了。煤層雖只八寸厚，可人心齊，干勁大，每天還能挖一千二百斤煤，每人每天分一百來斤，換點糧食，接點菜，日子還可以勉強過去。大伙都說，寧可日子苦一點，也比給資本家賣命強。約摸有半個多月，井口上就堆了一大堆煤，爹干瘦的臉上，第一次現出了笑容。誰知這件事很快被偽隊長劉玉生知道了，他帶了兩個護兵，背著槍拿著鐵锨，到我們開的井旁邊打新井。這明明是欺負人，但又惹不起人家。我們不愿意叫他打井，他非打不可，還說："和你們合伙干也行，我自己一股，你們十二個人一股。"他既不出錢，又不出人，每天挖出一千二百斤煤，劉玉生白白訛去一半，我們十二家每家只能得五十斤煤，生活顧不住呀！只好對劉玉生說："把這口井送給你吧，我們不干了。"劉玉生沒勞力當然干不成，我們不干，他也不干了。

  被劉玉生趕走后，我爹領我到拐頭地煤礦，給資本家杜成齋打井筒，我爹下頭班，我接爹的班。打井用的井繩，一般都是用皮做的，可這個資本家用的卻是麻繩，并且磨得起了毛。工人們說："東家，換根繩吧！"提了幾次，資本家理也不理。我爹是個犟性子，幾天不說一句話，說出話來能頂倒人，這次他真氣極了，照著資本家的臉說："買起馬就備起鞍，井筒都打了，還買不起一根繩了"資本家說："你說大話不腰疼，我又沒開銀行，哪來那么多錢。"這一天，我買了兩碗面，自己吃了一碗，留一碗準備給爹吃。該交班了，井繩絞到中間，嘣地一聲斷了。我爹被活活地摔死在井下。

  我把爹背到井上，己是深夜十二點了。我撲在爹的尸體上，總想著他老人家沒有死，他不能死啊！他死了，我倆一家人可怎么過呀！深更半夜，守著爹的尸體，我這個十五歲的孩子，真是哭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

  第二天，天剛蒙蒙亮，媽領著幾個弟弟從二十里外的老家趕來了，我們全家抬著爹的尸體，到杜成齋家去說理。杜成齋家門口把著兩個崗，不叫我們進，我在門口吵，媽在門口哭，周圍圍了一大群人。杜成齋看著躲不過去，只得出來了。他一出門就毫無人性地說："我花錢，你出人，死了怨自己不小心。"我說："你要花錢買根繩，也不會這樣。""井繩不好你不會不下！"我當時年輕，缺乏斗爭經驗，一時不知說什么好，杜成齋這個老滑頭，叫門崗拿了幾個饃給我，叫我回家。我想，爹的一條命，只值這幾個饃？我氣得抬手把饃朝杜成齋身上扔去，杜成齋扭頭溜回家了。在那個時候，哪有窮人說理的地方啊！

  七十條人命

  爹死后，看著他老人家留下的破油燈，爛氈帽，全家人發誓不下煤窯了。可是五口人的生活怎么辦呢？在舊社會，大小道路千萬條，哪有窮人走的路！正在這時候，我四叔王銀山從三桿槍煤礦回來了，他看著我說："還是下窯吧！到三桿槍，你下一個班給二斤米，煤山下一個班給一斤米，先湊合著顧住嘴再說。"實在沒辦法啊！媽合計著，四叔說的也對，于是我帶著十一歲的弟弟煤山，與四叔一道，下了三桿槍煤礦。

  三桿槍煤礦是鶴壁一帶的大礦，每個班下井七十多人。干了幾個月，井下水漸漸的多起來了，我雙手捧了一些淋幫水，放在嘴里嘗嘗，味道很苦，根據以往的經驗，我想：地下水是甜的，現在水是苦的，離這不遠一定有老窯存水了。我又走到掘進頭，里邊森涼森涼的，我用手貼向煤壁，整個胳膊都冰涼，好像觸電一樣。我覺得危險，很快就要出事了。

  我勉強干完這一班，升井的時候，已是半夜。我四叔和煤山來接班，我把井下出水的現象向四叔說了說，叫他這幾天不下井，四叔有些猶疑。這時候，把頭催我四叔趕快下井，四叔想了想說："先下這一班，看看再說。"他一面說著，一面拉著煤山下井了。

  我回到住處，吃罷飯正想睡覺，聽到外面亂嚷嚷的，說是井下出事了。原來這一班人下井，放第一茬炮的時候，一炮崩透了煤墻，老窯存的水順巷道往下直灌。工人們齊往井口跑，有的抓井繩，有的跳上起重筐，都想逃出井口。正在這千鈞一發的緊要關頭，起重井繩嘣地一聲斷了。后來才知道，這井繩是資本家李貴砍斷的。那李貴本是個偽軍官，平時殺人不眨眼，他站在井口，聽著井下的吵嚷聲，他估計井下這七十個人，若是設法搶救，能救出一半；但他又想，這些人一出來，可不是好惹的，一定要鬧事。想到這兒，他手拿斧子，對準起重井繩，三斧兩斧把井繩砍斷了。然后他朝著兩個絞車工說："這事要透出風聲，我要你們的腦袋！"

  井下漸漸沒有動靜了，七十條人命完全死于井底，死在資本家李貴的手里。工人家屬聞風趕到，齊哭亂哄地找李貴要人。我到井口看了看，只見二十多丈深的井筒，水漲得離地面只有三丈深了。黑黑的井水，吞噬了七十個階級弟兄，吞噬了我四叔和二弟，悲傷、仇恨一齊涌向心頭，我真想抓住李貴狠狠地咬他幾口。可刀把一子在人家手里，有什么辦法呢？那天，我無可奈何地離開了三桿槍煤礦。

  圈窯----人間地獄

  四叔和二弟死后，我又一次發誓不下煤窯。真是像俗話所說的，屋漏又遭連陰雨，船破偏遇頂頭風。緊接著，一間破房子也被保長王合訛去了。一家人連個落腳的地方也沒有了。故土難舍，但為了生活，全家人忍受著剜心的疼痛，離鄉背井，流浪到太原。在太原人地兩生，舉目無親，哪里是個安身之處，實在沒法，全家人就在城外找了一個土窯洞住下了。有一天，我到城里想找個出力的地方，剛進南門碰見一個穿洋服的人，他見我就問："苦力的，想干活嗎？"我說"想干。"心里想，真是時來運轉，找不著碰著了。那人接著說："干一天給一元二角錢，跟我走吧！"我說："還沒有吃飯。"他就順手給我四個白饃。拿著白饃，我把兩個放起來，準備給媽和弟弟吃，剩下兩個，我一邊吃一邊等著。不一會，那人帶著十來個人來了，說一同到北門外去干活。誰知把我們弄到鐵悶子火車上后，門一鎖，火車一個勁地開起來了，從正晌午一直開到天黑，車才停下來。

  一打開車門，兩個日本兵端著槍把我們叫了出來，押到一個土屋里又把門鎖上，門口還站了崗，不準出入。該吃飯了，提來一桶水，每人分兩個紅面饃。夜里，北風呼呼地刮著，我們都穿著單薄的衣服，凍得睡不著覺，背對背地坐著。一夜之間，腳都凍腫了。

  第二天，日本鬼子拿著槍，把我們押出來，只見四周崗亭林立，周圍是一層一層的鐵絲網，外加一層電網，活像個大監獄。

  日本兵把我們押進一個斜煤井，井口是個鐵柵門，鐵門上拴著一個大鐵鏈，鐵鏈上邊有個很大的鎖，我們進去后，門又鎖得緊緊的，門口還站著一個日本兵。我們走到井里，里邊又悶又熱，又腥又臭，工人們都光著身子，連個破氈帽也沒有，有的挖煤，有的抬煤，動作很慢，都好像喝醉了似的，走起路來搖搖晃晃，有的倒下去就起不來。他們看到我們這些新來的人，都露出同情和驚奇的眼光，問我們從哪里來的，我們回答是從太原被騙來的。后來才知道這就是大同的圈窯。

  圈窯真稱得起人間地獄，二十個人有一個工頭跟著。這工頭不是一般的工頭，他們腰里掖著槍，左手拿棍，右手拿皮鞭，輕者打皮鞭，重者一棍打個半死，如有半點反抗就地槍殺。

  在陰森森的礦井里，誰也不說一句話。一天送兩次飯，每人兩個紅面饃，提去一桶涼水。后來每頓飯給一碗黑豆，黑豆配涼水，井下工人沒有一個不拉肚子的。每四個小時工頭換一班，工人稍稍喘口氣，就又接著干。在井下不知道白天黑夜，一連干七天七夜不能睡覺。有時干著干著手一拄镢頭就睡著了，工頭見誰站著不動，過來就是一悶棍。我親眼看見每天總得打死一兩個人，人死了往老塘里一扔就完了。干夠七天，才被工頭押著走出井口鐵門曬曬太陽晾晾風，曬夠三個小時，又被押著走進斜井的鐵門，再干七天七夜的活。

  什么時候才能逃出這個吃人的牢籠？這念頭一直在我腦子里回旋著。

  我第二次出來晾風的時候，由于在井下缺少營養、不見陽光，一出井口，覺得天旋地轉，陽光好像萬道銀絲，刺進眼睛，刺進腦髓，看不清什么東西，我閉了閉眼睛，還是一樣。在井下想見陽光，這時又怕見陽光了。

  下了井雖然好一點，可是眼睛總是看不清，頭也發脹。和我在一起挖煤的人，沒多天就死去五十多個。我雖說沒死，頭上身上也挨了不少棍子，到現在還留著傷疤。

  有一次，工頭派我和董其貴上井拿筐，在半路上，我問董其貴："咱們想個辦法跑吧！"他說："要是跑不脫的話，不是電死就是被打死。"我稅："反正是死，死在井上比死在井下強，碰巧了還能逃條活命。""對，咱們看機會。"董其貴答應著。兩個人來到井口，正是午夜，把門的日本鬼子，抱著槍正打瞌睡，我輕輕地拉了下鐵門，一個鐵鏈子連著兩扇門，不是那么緊，我又把鐵鏈子松了松，鐵門出現了一條縫兒，我在董其貴耳邊輕聲說："拉！"董其貴使勁往兩邊掰著兩個鐵門扇，我扁著身子擠出了門；接著，我掰著門，董其貴也擠出來了。我們輕輕地走出去，把門的日本鬼子并未發覺。俺倆出了井口，在院子里的黑暗處轉了一圈，都是電網，便發起愁來；又轉了一圈，看見一個水溝，溝里有一團亂鐵絲網，我用大棍一挑，把鐵絲網弄到一旁，我們鉆出來了。兩個人鉆出電網，好像出籠的鳥兒，猛跑起來。跑了約五六里地，看看后面沒有人追，才停下來休息。我問董其貴："你是哪兒人？去什么地方？""我是東北人，要回東北。"我說："我媽和弟弟在太原，我要回太原。"兩個患難弟兄，也沒有什么作個紀念，互相磕了一個頭，兩個人交換了地址，說了聲"后會有期"，一個往南一個往北各自走了。

  死里逃生

  剛剛逃出來，心里總是害怕，再加上眼睛怕見陽光，我就白天找個麥秸窩睡覺，晚上走路，走了幾天才到太原北門。那天天已經亮了，眼睛也漸漸的適應了陽光，我多么想見媽媽和弟弟啊！我的腳步越來越急了，心里也越來越緊張了，家里是什么樣子呢？

  我正走著，身旁一輛卡車猛地停住了，從車上跳下來幾個穿綠衣服的人，嘴里喊著："苦力的干活！不管三七二十一，把我架上汽車，嗡地一聲汽車又開走了。開到一個有電網圍著的平場子里停下來，把我推下車，給了一個鐵锨就叫干活。

  隆冬寒天，北風呼呼哄，我穿著不能遮體的破單衣，戴著一頂爛氈帽，光著腳，身上像刀子割一樣。該吃飯了，吃的是紅面饃，喝的是半溫水。工人們個個餓得面黃肌瘦。日本鬼子卻吃大米飯、豬肉，他們吃不完就倒在豬槽里。

  這是給日本鬼子修飛機場。場內住著很多鬼子，他們訓練狗，專門對付勞苦工人。日本鬼子先扎一個抵人，穿上破爛衣服，里邊裹著一塊肉，鬼子一指，狗就撲向紙人，三撲兩撲把肉抓出來吃了。慢慢地狗就抓工人了。日本鬼子訓練了四五條大狗，他們在工地帶著來回亂竄，用來代替監工的。鬼子常牽著狗，站在高崗上向周圍看著，見誰不抬著筐跑，就用手一指，狗一搖尾巴撲上前去，先一口咬住腿，然后再用爪子扒肚子。有一個老頭走得慢了，日本鬼子一指，狼狗撲過來，一下抓瞎了他的眼，又是兩下把腸子扒出來，血淋淋的腸子弄得滿地，日本鬼子還特意叫工人們看，企圖殺一警百。我親眼看見狗吃了幾個人。有一次，我正在干活，日本鬼子牽著狗瞅著我笑，我真想趕緊躲開，可是已經來不及了。日本人一指，狗撲向我，一口咬住了腳脖，把我扯倒，我怕狗扒肚子，馬上一翻身趴下，雙腳亂蹬，打了幾個滾，才算沒有叫狗咬死。我的腳脖被狗咬掉一塊肉，立時，鮮血直流，一個叫王海的工友馬上扶起我，找了一塊洋灰袋紙，給我包扎起來。

  每天掙扎在死亡線上，我自己也害怕起來，狗咬了以后，更為傷心，決心冒險逃跑。

  這天夜里，我沿著電網看了一圈，見有一個水溝，就順著水溝鉆出電網，拄著一個棍子，一瘸一瘸地離開了這個殺人的刑場。

  老虎礦上血淚多

  走了半夜才到家，媽見我又瘦又瘸，頭發半尺長，摸著我的頭說："孩子，你這幾個月到哪兒去了？"我把被騙下圈窯、被抓修飛機場的事說了一遍，全家哭起來了。哭有什么用，沉重的生活擔子，逼著我又東奔西跑去找活干。沒找到活，碰到了兩個老鄉，一個叫王富貴，一個叫王良，他倆對我說："太原西三百五十里遠，有個老虎須煤礦，有采煤技術的，下一個班給一斤十二兩米。"我在無路可走的時候，聽到這消息，又高興又害怕。回家和媽商量，媽也只好同意了。沒路費，媽把唯一的囫圇褂子賣了兩塊半錢，我拿著一塊買了一張火車票，搭車走了。到煤礦后，很快就上工了。上了兩個班，都是先一天領第二天的米。我估摸著，全家都到礦上，還比在太原強些。于是，我把媽和弟弟接到老虎須煤礦了。

  老虎須煤礦，的確比老虎還厲害，這個地方的群眾編了這樣一首打油詩：到了老虎礦，老虎撲綿羊，僥幸死不了，也得身受傷。這里用鐵絲網圍著，通了電。圈里除了日本鬼子住的是瓦房外，工人們住的是個大棚子，有家屬的吊一張席子隔起來。夜里天氣冷，棚子里四面透風，好像睡在露天地一樣。工人們偷點煤烤火，日本鬼子怕燒了棚，強逼著工人用水潑滅。晚上，孩子們凍得直哭叫。

  在井下，誰行動慢了，工頭掄起棍子就打。在井下累個半死，到井上凍個半死。原來說明給米，后來給成棉籽餅。工人們先是面黃肌瘦，慢慢地就浮腫起來，臉腫腿腫，走起路來搖搖晃晃，一頭摔在地下，口吐白沫，躺一兩天就死了。

  工人們一躺倒，工頭就不發口糧，每天只給兩個胡蘿卜。工棚里每天總得抬三五個死人出去。死了人，工頭叫工人把尸首抬到萬人溝邊，一扔，就算完了。這里大白天成群的狗，夜里成群的狼，到處亂竄著吃死人，胳膊腿叼得滿地皆是。這溝里究竟扔了多少死人，誰也不知道。

  每到晚上，帶家屬的更是倒霉。夜里，日本人拿著手電筒，滿棚子亂竄，看見青年婦女就拉走。我住的工棚里有個青年工人，帶著妻子和一個不滿周歲的小孩，日本鬼子要搶他妻子，這個青年人剛要去阻攔，當場被殺死了，妻子被污辱后上吊自殺了，小孩也餓死了。工人們氣不過，就紛紛逃跑。日本鬼子怕跑人，就加強崗哨。上班時，日本鬼子端槍押著工人到井口，看管得很嚴。

  我媽生病了，弟弟也生病了，我的腿直發軟，也要生病，全家人眼看著活不成了。一天，媽對我說："春明，趁咱有口氣，趕快回家吧，死也把骨頭埋在家門口。"我聽了媽媽的話，于是，在一個漆黑的夜里，全家人逃走了。

  斗爭才能勝利

  從太原坐火車回到安陽，踏上了家鄉的土地，雖然還是一貧如洗，我們總算活著回來了。想到這一點，心里也稍愉快些。下了火車往西走，到了楊家疙瘩，正往前走著，看見路旁有一個十八九歲的姑娘，在那里痛哭。我媽是個軟心腸人，就上前去問那姑娘為啥哭，那個姑娘叫竇玉花，她哭著說："俺爹被地主逼債逼死了，俺娘也被逼得上吊了，無依無靠，只剩下我一個人......"聽到這，我媽也跟著姑娘哭起來。

  窮人和窮人心連心，哭了一會兒，又說了一會兒家常，我媽就對那個姑娘說："俺家就在那邊南善應村，也是窮得地沒一分，椽沒一根，你若是不嫌氣，就跟我們一塊兒過吧；你要是不愿意，咱們以后當門親戚走也行。"竇玉花聽了我媽的話，抬起頭來看了看我們一家人，點了點頭。就這樣，我們回家的路上又多了一口人。

  回到家，沒有了房子，全家人無處安身，只好在村頭破廟里住下來。

  生活還是沒有一點辦法，只不過多了一張嘴。為了吃飯，我又干起了老行當，下了沙石灣煤窯。

  沙石灣煤窯的資本家，名叫王三全，是皇協軍的頭子，手下有一批反動武裝。

  王三全開這座煤窯，賺了不少找，可就是拖拖延延的不給工人開工資，工人們都是沒有隔夜糧的窮人，哪能等得及？于是就成群結隊地找他要工資，每找他一次，他總是推托說："唉！我也是難啊，你們看，有煤賣不出去，等兩天吧。"過兩天，又去找他，王三全還是哭窮不給發工資。工人實在沒辦法，我們就串連十來個人，想著非得設法治他一下不可。大家說，假若工人都一齊不干活，井下煤采不出來，水排不出去，給他來個淹井，看他發不發工資？我們商量好以后，第二天一齊不上班了。這一來，果然靈驗，王三全有點著慌，他派人叫工人上班，工人說："肚子沒吃飽不能下井！"他知道這里有文章，就打聽串連不叫工人上班的領頭人。有個小把頭給王三全透了氣。王三全一聽是我領的頭，可把他氣壞了。

  王三全派了三個皇協軍，拿繩背槍，到破廟里找我，見了面不問青紅皂白，把我捆起來吊在樹上就打。打了一頓又帶到皇協軍隊部，王三全親自"審問"："是你不叫他們上班？""一人一姓，誰也擋不住誰，他們能聽我指揮？"王三全說："我就奇怪，為什么一齊不上班了"我說："吃不飽咋能上班？"他說："叫他們上班，馬上給他們開工資。"王三全把欠下的十三天工資都開了，唯獨給我少開了三天的工資。我找把頭一問，他說："捆你那天，掌柜派了三個皇協軍，費了三個工，所以扣你三天工資，這叫'繩錢'。"我挨了打還得扣繩錢，天底下竟有這樣不公平的事。

  在苦難的共同生活里，我和玉花逐漸產生了愛情，媽也為我倆安排了終身大事。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我被捆走挨打的那天，我的未婚妻玉花也被嚇得有了病，沒到三天就死去了。

  血債要用血來還

  一九四八年，我的老家南善應村解放了。我從煤礦回到家，參加了反霸和土地改革的偉大運動。我高興得睡不著覺。在黨的領導下，我和俺村的窮哥兒們，跟土改工作隊一起，和地主惡霸接連斗爭了一二十天。罪大惡極的地主王清平、楊樓子、王銀國，經上級批準，在本村槍決了。但地主王老貴等隨著偽軍逃跑了。

  斗倒了地主以后，就開始分地。我家分了三間房子十畝地，還分了一頭大牛。我在資本家鞭打之下，沒掉過淚；被惡狗咬傷，沒掉過淚；就是父親被摔死，叔父、二弟被淹死，我也很少流淚，都把淚水往肚里咽。這次，當我牽著牛回家的時候，我的眼淚卻像泉水一樣涌了出來。我感激黨，我這個九死一生的人，終于活過來了！在黨的溫暖的懷抱里，生活有指望了。

  一九四八年，這一帶正是拉鋸形勢，國民黨匪軍和還鄉團經常騷擾這個地方，我知道必須要用戰斗來保衛這勝利的果實，在解放湯陰的時候，我們組織了擔架隊，大家選我當隊長，幾次戰斗我都上了前線。

  過了三個月，國民黨的新五軍反攻過來了，地主王老貴和偽保長王合，也跟著回來了。當時我們農會干部還缺乏斗爭經驗，有些就不幸被捕了。王老貴把他們一個一個地捆起來，拉到村東的老廢井邊，每人脖子上拴上一塊石頭，往井里一推，十二個干部和一些群眾都被殺害了。我們暗暗地記下了這筆血債。

  殺死干部以后，地主們開始倒算了，誰分了他們的地，不管收成咋樣，每畝地要四百斤谷子。牲口、衣服也都倒算去了。可惡的地主階級，比過去更兇惡地壓在人民的頭上。

  又過了三個月，解放軍全面反攻，我也跟著回到了家鄉。經受了這次鍛煉，使我更加熱愛黨熱愛毛主席。我和其他干部領導群眾重新分配土地，大家一致選我當了副村長。我這個在舊社會當了半輩子煤黑子的人，也管理起村里的事情來了。

  今日礦工甜

  隨著國家建設的需要，黨號召煤礦工人回礦工作，我也想回煤礦了。有一天，我找正村長楊克文同志說："伙計，我想回礦啊！"我這么一提，他說："那一年你爹死了，你不是發誓賭咒不下窯了嗎？為什么現在又想回礦啦？"是啊，我是不止一次地發過誓，賭過咒不下窯，但那是舊社會，那是給資本家賣命，當時為了生活，想脫離也脫離不了，現在搞社會主義建設，我干煤礦是內行，我應該發揮這一技之長。

  就這樣，他們同意我仍然回礦當工人。到小西天煤礦，見了很多老朋友，這里一切都變了，下井有工作服，上井有澡塘，下一班八小時，工作時間比過去減少三分之一。

  不久，我和張桃榮結了婚，生了兩個小孩，現在都已經十來歲了。

  鶴壁建礦的時候，我從小西天被調到鶴壁陳家莊煤礦。我的眼睛因為在山西大同下圈窯遺留下不少病癥，看不清東西，頭腦還發脹，領導上很關心我，把我送到邯鄲眼科醫院治療，用了幾個月的時間，把眼睛治好了。

  現在我是六級工，一家四口人，生活過得很好。飲水思源，要不是共產黨、毛主席，我哪有今天呀！

  我祖傳的那個破油燈和爛氈帽，一直保留到現在。我不但給青年工人們講，還給我的兩個孩子講，讓我們的后代，記住好日子來得不容易啊！

從童工轉化為國家主人

作者：劉素珍

   一、 進“殺場”

那是永遠不能忘記的，充滿仇恨的日子啊——

我的爸爸是個建筑工人。媽媽九歲時，就進震寰紗廠做工。后來，媽媽生下我們兄弟姐妹六人，孩子多了，一拖累，就只好在家里照看我們。在那萬惡的舊社會，物價飛漲，爸爸一天掙不了幾個錢，怎能養活我們全家八口人呢！我哥哥和六妹是有病無錢醫，拖死的。五弟是因我家欠高利貸沒錢還，債主要搶他去賣錢抵債，嚇得病死的。爸爸媽媽實在沒法子，只好把我寄養在外祖母家里。

外祖母原先也是紡織女工，被日本鬼子打跛了腿，年老體弱，日子也很困難。因此，在我十一歲那年，就設法進了第一紗廠當童工。

每天半夜，雄雞才叫頭遍，外祖母就喊我：“巧，快起來上工。”外面北風呼呼地叫，破房子的板壁吹得嘩嘩地響，我蓋的雖然是一床象魚網似的破棉絮，但能多睡一會也是好的啊！外祖母怕我遲到不能進廠，就橫著心把我從被子里拖出來。天空是黑黢黢的，我們家離紗廠很遠，我怕路上的狗子咬，又怕碰見壞人，六十多歲的外祖母，總是冒著霜風寒露，跛著腿，一手拄著拐棍，一手牽著我到廠里去。

紗廠的鐵門還沒有開，我手提著母親做工時用過的破飯盒，束著圍腰，穿著一件破棉襖，站在鐵門外等著。江邊的寒風，把我的骨頭都吹涼了。

為什么要去這么早呢？因為，那時我才十一歲，個子矮小，資本家不發進廠卡片，我連做工的權利也沒有啊！多虧住在隔壁的涂伯伯，一紗北場的老工人，她看到我們婆孫倆人生活實在難過，就主動教我學點技術，為了將來好做工。我得趁人多時，牽著大人的衣角，從人縫里混進去，其實，這都是資本家的鬼花招，他不給你發進廠卡片，不承認你是個工人，當然就不給你發工資，你進去了，就給他白干，有什么辦法呢？為了日后能有工做，雖然白替人家干活，那只有忍氣吞聲。

進廠了，站在細紗機臺的前面，我還只有機臺的一半高。換粗紗夠不著，我就用鐵盒子墊著腳去換。天板上的粗紗，更加夠不著，我不管危險不危險，咬緊牙關，兩腳踩在機臺的鐵架上，放紗拿紗。每天連續十四個小時勞動，轉來轉去，爬上爬下，累得我上氣不接下氣。特別是做夜班時，圍著機臺接頭，擺管子，掃地，真磨得我昏頭昏腦，兩腿發抖，有時蹲在地檢一朵白花，感到特別舒服，蹲下去就不想起來。如果是紗管掉在車底下，我能撲在地上找，那就更算是“享福”了。做完夜班，早上出來時，臉上煞白，就象棺材里頭的人。就這樣，我一夜夜地熬，一夜夜地怨天不亮呀！

勞累還不說，我這個沒有卡片的人，象個見不得人的私伢一樣，還要格外擔驚受怕。資本家或者考工之類的人來車間了，我就嚇不過。他們在前頭，我就跑到車后頭，他們在后頭，我就跑到前頭，有時還跑到廁所里去躲。想學點手藝，想生存，真是難啊！每天早不見太陽，晚不見天，用水泡點飯還是偷著一口一口的吃，受累受嚇，連一分錢也掙不到。

資本家只顧他發財賺錢，哪管工人的死活。在三伏天，一進車間，工人們汗濕的衣服就完全貼在身上，經常有人中暑倒在地上。每天和我一路上班的童工魏英蓉，得了癆病，吐血，人瘦得象干雞子一樣，不但沒有錢治病，連飯都沒有吃的。她拖著病還在車間里受折磨，終于死去了。這個受苦的同伴，在我心上刻下了可怕的痕跡。所以，每當我進車間時，渾身就起雞皮疙瘩，轟隆隆震耳的機聲，好象是轟炸機在我頭上威脅；一排排長皮帶嘩嘩地響，好象是皮鞭打在我身上一樣。我害怕這吃人的車間，憎惡這吃人的車間，每當我進了這個貼著“開車大吉”紅紙大字的“獄門”時，總是膽戰心驚。有一次，我回到家里，含著眼淚向外祖母哀求：“家家，我寧可在外面檢渣子，做零工，也不情愿在車間受這種折磨，這不是進紗廠，是進‘殺場’啊！”外祖母抱著我的頭，眼淚蔌蔌地說：“苦命的伢，不是我狠心，你曉得，在外面做零工總是有一天沒一天的，將來要能在紗廠做，雖說苦一點，事情總要長遠一點，你要咬住牙來熬啊！”

二、“替工”的日日夜夜

日日熬，夜夜盼，好容易學會了細紗值車工的技術，由生手變成了熟手。可是，在那暗無天日的年代，就是你有了技術，也不容易謀到工做，還要面子，托人情。后來，外祖母好不容易東拼西湊弄了一點錢，引我到街上去買了兩瓶酒，兩盒糖，餓著肚子去向頭佬送禮。

頭佬家里，早擺滿了別人送來的禮物，有各種各樣的綢緞衣料，有繡花緞子鞋。她看我手里只有兩瓶酒，兩盒糖，扳著臉說了一句：“放在桌子上，放在桌上！”我看見她那雙帶刺的眼睛，聽見她那冷酷無情的聲音，把東西一放，就趕快出來了。

我總算是取得了“替工”的資格，有了一張進廠卡片，進門的時候不用牽大人的衣服角了。可是，替工的日子也不好過，哪個機臺上缺人，替工就得到那里頂；哪里生活難做，頭佬就往哪里派，我原來是在一紗北場，后來又到一紗南場，人生地不熟的，年紀又小，這個推過來，那個推過去，象個陀螺，由他們抽打。我除了看守機臺外，還要侍候頭佬；上班時，幫頭佬提飯盒子，拿圍腰。快下班時，又幫頭佬打洗臉水，抹身上的飛花，蹲在地上幫她提鞋子，就象她們的丫頭，這樣做，她們是否會對你好一點，多派活給你，或者不打你呢？

不！這些為資本家效勞的狗腿子，是沒有人性的。在三伏天里，車間特別熱，機臺燙手，衣服汗濕了貼在身上，一直沒有干過。當時我腿上長了膿皰瘡，結成一個個的血疤子，飛花沾在上面，又癢又痛。生活難做，斷頭特別多，機臺上開了大花。封建頭佬穿的一套青小紡褲褂，繡花緞子鞋，口里鑲著金牙，手上戴兩個金戒子，象鴨子一樣歪來了。她站在車頭間，把腰一叉，嚇得我的手發抖，頭都不敢抬。她肩胛上吊著一個銀練口哨，口哨一吹，把我招到車前頭，不問青紅皂白朝我就是兩巴掌，還罵道：“去你娘的鬼，小婆娘，沒有用！”我只好忍著不做聲，一家人的生活要緊啊！她一直站在車前頭，看著我接頭；誰知這里接了那里又斷，機臺上花越來越大。這時，她把我一掌推到粗柱上，又用毛輥照我頭上打，打得我火星直冒。實在忍不下去了，我心里一橫：在車間被你們折磨死，出去也會餓死，反正總是一死，拼了！我鼓起膽量，解下了身上的圍腰，朝頭佬身上一甩，怒吼道：“去你媽的，老子不做，看你還耍么威風！”這一下，把頭佬驚住了。他萬萬想不到一個十二歲的小丫頭，竟敢反抗！在她發呆時，我哭著回家了。

第二天，廠門口出了布告：“‘替工’劉巧巧違反廠規，著予開除。”人開除了，工資也不給，做的工又白白送給資本家了。

三 “看誰是強盜！”

開除后，我和外祖母的生活就更困難了。

每天早上，我提著一個破籃子，到郊外挑野菜過日子。左鄰右舍的工人很同情我們婆孫兩個。和我一道當學徒工的肖荷生，看到我家比她家還苦，就把她做替工的一張卡片給了我。階級之情，叫人難忘。因為這張卡片上的名字是劉壽珍，所以，從此我就由原來的劉巧巧改名為劉壽珍，回到一紗北場做替工了。

替工工資特別低，每到發餉時，這名目那名目一扣，總是只得到兩塊多錢，可買二十多斤米。我和外祖母只能吃高粱羹加野菜度日子。年邁的外祖母，長期吃野菜，撈溝飯，冷一餐餓一餐，瘦得皮包骨頭，兩個眼睛深凹在里面，日夜咳嗽不能入睡。就這樣，她還把米省下來給我吃。每天上班時，她挖一茶杯米，叫我帶到廠里去蒸飯，她自己就吃菜羹。我心里過不得，在廠里舍不得吃，總是把米原封不動地用手巾包回來，偷偷地倒在米壇子里。

在這種吃不飽穿不暖的惡劣條件下，我十四歲的時候得了病，又長了瘡。有病無錢醫，胸部膿泡發展得象雞蛋一樣大。就這樣，還是一天做十四小時的工。

毒辣的資本家，不但在經濟上剝削工人，在政治上壓迫工人，還要在人格上侮辱工人。他們豢養了一批搜腰婆和搜身漢。廠門口安上搜身欄，工人們下班后，就進到那一格一格木欄里排成隊，搜腰婆坐在板凳上，一個個地渾身搜查。一天，我下班出來，搜身婆摸到我胸口的瘡，痛得我叫了一聲，就往后一退。那狗婆象得到了什么寶貝一樣的高興，硬說我是做假，是偷了紗，氣勢兇兇的拉著我，要解開我的衣服扣子看。當著那么多人，我怕羞，急哭了。站在我后頭的工人都十分氣憤，大家喊的喊，罵的罵，有的說：“老子們要回去睡覺，少找別人小伢扯冤枉皮啊！”有的說：“你們這些婆娘們，吃了飯沒有事干，把老子們當強盜，放小心點！”你一句，我一句，幾百人在那里轟起來了。搜腰婆們看見工人們的氣勢，不敢當眾解我的衣服。工人們都走了，剩下我一個人，搜身婆解開我的衣服一看，是個大烏瘡，不是紗，她怔住了。當時，我恨不得咬她幾口，氣忿地對她說：“你們為什么把工人不當人，你們搞清楚，看誰是強盜！”搜身婆無理回答，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在那強盜橫行的社會里，強盜冒充正經人，好人被誣成了強盜，這冤到那里去伸呢？（未完待續原載[長江文藝]）

四、“搖班”

隨著解放戰爭的勝利發展，全國政治、軍事局勢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反動派作垂死掙扎，更加緊對人民的壓榨，工人們的生活越發困難了。大家今天望關餉，明天望關餉，可是每到關餉時，物價像長了翅膀，發的幾張金元券，像“冥鈔”一樣不值錢。

有一次，關了餉，我計劃買米、買柴。下了班，一回到家，我連飛花也顧不得抹，就夾著個口袋往外跑。從武昌糧道街、長街到十幾里遠的八鋪街，挨戶問了幾十家米店，都是一問三擺頭，沒有米賣。我從早晨六點多鐘一直跑到中午十二點，還是夾著空口袋回來了。

不是沒有米，是資本家把米又囤起來了。正當我們跑斷腿子買不到米的時候，紗廠資本家和偽工會從扣除工人的一部分工資里，開辦了一個合作社，賣起配給米、配給油來了。我們擠著去買，買來一看，油里摻的有米湯，米里滲的有砂，資本家剝削人的手段真毒辣，工人們堅決反對！在廠里形成了一次一次的搖班（當時工人把罷工叫搖班）。有時，是一個場，有時是一個班。每次搖班時，一些領頭的工人，總跟大家聚集在一起商量，向資本家提要求、開展斗爭的事。我們這些小鬼們，就三個一群五個一伙，把紗管一盒子一盒子地裝好，單等那些資本家、領班先生、封建頭佬走到車間，就請他吃“管子糖”。

有一次搖班，資本家派跑腿子到車間里來了，要工人開車。不等他把話說完，我們的“管子糖”像雨點一般地拋去，打得他招架不住，一雙手把腦袋抱著，彎著腰、夾起尾巴跑了。看見狗腿子那些丑相，我又好氣又好笑。最后直到他答應了工人的要求，我們才復工。搖班的勝利，使得工人們斗爭的情緒更加高漲了。

一九四八年秋天，官僚資本家們感到局勢對他們越來越不妙，就和偽工會一起策劃，又在工人身上打主意了。他們說報紙上公布的物價指數是指漢口的，武昌物價要低些，給我們發餉時來了個八五折，工人不同意。他們還說虧了本，八月中秋節的“紅錢”不發了。工人知道這是資本家在玩花樣，大家氣憤極了。因為我們一年做到頭，生活得不到保障，有的借了債，有的等這幾個“紅錢”過年過節好開伙，現在他們想全部吞掉，工人們都鬧開了。

中秋節的這天，工人連飯都吃不到口，可是資本家和偽工會的一些家伙們，雞鴨魚肉大吃大喝。這時地下黨組織，領導工人又開展斗爭了。首先，我們要把跟資本家做幫兇的偽工會搞臭。工人們跑到偽工會副理事長陳九九的家大鬧起來。接著車間的工人們，又醞釀如何向資本家斗爭：一條是工資不許打折扣；二條是五、八、臘月節日必須發“紅錢”。其實，當時我還不知道廠里有地下黨組織，只看見看見修機間的幾個男工師傅也跑到紡紗間來聯系，說是南場做白班的工人沒有開車，還打一個渾名叫“豬尾巴”的狗腿子。

我們聽了都很帶勁。就在我們北場上夜班的工人剛接好班的時候，車間紅燈亮了，這是罷工的信號。剎那間，我們前紡、后紡的機臺也全部關了車，一次全廠性的大罷工開始了。

官僚資本家的丑惡面目更加暴露得明顯，他們同偽湖北省參議長何成浚一聯系（何是第一紗廠董事會的董事長），一個鎮壓工人罷工的毒計出現了。就在罷工的那天晚上，他們威脅工人開車，可是并不答復工人的兩條要求。我們就堅決不開車。結果他們派來了警備司令部的稽查，和廠里的門警配合起來，半夜把全廠電燈一關，大門一鎖，使工人不知方向，拿起鐵棍子亂打起來。我和我的師傅肖四佬一道，一個警察用鐵棍子把我師傅的頭打得血直流。這時，更加激起了我們的憤怒，男工女工，搬運工人和職工家屬們在廠外聽說資本家打工人，都跑進來了。我們把電燈總門一開，廠門一打開，全廠幾千人一匯合，力量更大了。罷工隊伍像海潮一樣，又涌到資本家的辦公大樓。這一回，我爬到了三層樓上，看到資本家坐的沙發椅子，發亮的辦公桌，還有夏天用的電扇。當時，我想：資本家終日不勞動，坐在這里亨天福，這些東西從哪里來？還不是剝削我們工人的血汗。工人們看了也都非常氣憤，把資本家坐的桌子、椅子都掀倒了，玻璃窗子也打破了，滿地飛的是帳本子、帳單子……

第二天，我們全廠工又聚集起來，手牽著手，心連著心，浩浩蕩蕩到了偽市政府門前去請愿。我們提出了五個條件：第一、受傷的工人，要他們負責一切醫療費用；第二、罷工期間工資照給；第三、以后發工資，再不許打折扣；第四、五、八、臘節日的“紅錢”照發；第五、懲辦兇手。不答復這五條，我們堅決不復工。偽政府看見工人們這大聲勢，就裝模作樣，說是好商量，要我們先回廠等候，并說馬上解決。

老奸巨滑的何成浚，到罷工的第四天，不但不答復工人的要求，反而派幾十名特務到廠里來找“線索”，說要抓共產黨，還威嚇工人：再不復工，就要關廠。我們絲毫也沒有動搖，不僅沒有復工，而且仍堅持我們提出的五個條件。這就樣，罷工堅持到第五天、第六天，資本家見軟硬都不行，只好答應我們的要求。這次罷工，可以說是大獲全勝，條條兌現。我的師傅肖四佬也被送進醫院冶療，我們開始復工了。

從多次的斗爭中，我們懂得了一條真理：資本家總是要剝削、壓迫工人的，我們要活下去，就要和他們斗爭。只要我們工人團結一條心，不管反動派和資本家是怎樣毒辣、狡猾、鎮壓，我們都不怕！

五、解放

解放前夕，美國鬼子，國民黨反動派跑了，那些長期壓榨在工人頭上的官僚資本家也要跑。臨逃跑前，他們盜走了廠里的流動資金和一萬二千件紗，連剩下來的一點破機器，也想運走。官僚資本家叫偽工會代表來說服工人，他們說：“工人靠手藝吃飯，像抗日時期一樣，我們把機器搬到后方去，你們也可以去。”工人代表袁道華（老工人、地下黨員）站出來說：“機器不能搬，我們身家老小都在這里，死也死在湖北！”后來，資本家還是要搬機器，地下黨組織早在搬運工人中間進行了工作，搬運工人和我們一條心，堅決不肯搬。結果，官僚資本家這個陰謀計劃又破產了。接著，資本家又叫偽工會副理事長周三毛造謠說：“干脆把棉紗分光賣光，不然共產黨一來共了產，我們一點也得不到。”工人代表袁道華馬上對大家說：“棉紗賣得多，資本家拿走的多，決不能允許他們賣！再說，棉紗是我們工人的命根子，一定要保護好！”

在地下黨領導下，工人們組織了護廠委員會，許多可靠的積極分子都背起槍桿，在一紗廠的東西南門都站上了崗。我和女工們就在倉庫里住著，日夜守著綿紗，不許壞人拿。那時候，工人們保產保廠的勁頭真高，連飯都不回家吃。一天，敵人的“破壞大隊”把一紗廠江邊的躉船炸掉了。我們工憤恨極了。晚上，這些家伙們又想進廠來破壞，這時，我們把鐵門上裝上電絲網，上面寫著“小心觸電”，工人糾察隊員們拿著槍在門口堵住，他們看事不對就跑了。

一九四九年的春天，解放的日子終于盼來了。解放軍進城的時候，我們拿著早就準備好的紅綠彩旗，去迎接親人，許多人激動得眼淚都流出來了。接著人民政府派來了軍管會工作組來到廠里。他們一進廠，首先關心我們的生活，看到工人沒有開伙的，馬上發了米。接著，又運來了一船一船的棉花，工廠很快恢復了生產。

革命是歷史的火車頭。廠里的一切都迅速地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工廠的柱子上、墻上、機臺上，到處貼著紅紅綠綠的標語：“工人階級是國家領導階級！”“工人階級是國家主人！”“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中國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我看到這些標語，心里真是高興。

不久，工作組的同志找我談話，那句句話都說到我的心坎里。他們說：“現在是共產黨領導的人民天下，工人是國家的主人，工廠要靠工人來管理啦！”接著，全廠召開職工代表大會，我被選為職工代表。當我胸前戴上一朵紅花，紅佩條，第一次坐在會場聽報告時，心里真是振奮極了！我想，過去老是倒霉受氣，被資本家、頭佬踩在腳下過日子的人，現在卻當了代表。

在民主改革和鎮壓反革命運動中，我吐出了長期積壓在心里的苦水，在臺上講得痛哭流涕，場里的姐妹們也在臺下流著眼淚。后來，把那個長期騎上工人頭上的大反革命分子周三毛槍斃了，這給我們工人出了大氣。那些壓在工人頭上的大石頭、小石頭通通都搬掉了，我們才真正從政治上翻了身，腰桿更加硬梆起來。

盼望了多少年的文化學習，也終于實現了。工廠舉辦了業余文化學校，工人識字課本，成了我最心愛的東西。上完課，我用圍腰把書包好；回到家，在清油燈下一個字一個字地念。我身上裝了很多香煙盒紙，那是我的學習筆記本。一有空，就學寫字，廠里的柱子、地下的石頭都是我的寫字臺。識到幾百字以后，我就學會了讀報，還當上了黨報、工人報、廣播電臺的通訊員。經常把我們車間的生產、生活、學習，工人的要求和意見，向報社反映。場里的姐妹們在報上看到我的名字時，都為我高興得跳腳，她們說，現在報紙也變成了我們工人的講話臺了。

黨不斷培養撫育著我。一九五一年，我脫產當了干部，五二年，加入了黨，五五年，組織上把我送到北京全國總工會干部學校學習。特別難忘的是，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和國家領導人接見了我們學校的全體學員，我看見了日夜想念的毛主席。毛主席啊！是您領導著全國勞動人民翻了身，我才從奴隸變成了國家主人；是您才使我由一個無知的女工，成長為一個共產黨員，現在又當了黨報的記者。沒有黨和您的領導，就沒有這一切。我常常想，今天，我雖然翻了身，可是，世界上還有千千萬萬像我過去一樣受盡剝削和壓迫的工人，還在過著極悲慘的生活。為了求得全人類的徹底解放，我一定聽黨、聽毛主席的話，堅決革命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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