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１７年俄國革命的根源

姚海

 《俄羅斯研究》 2007年第4期
 

　　編者按
　　1917年11月7日(俄歷10月25日)，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推翻了臨時政府，建立共維埃政權。由此，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誕生。
　　今年適逢十月革命90周年，國內外學術界圍繞其爆發根源、歷史地位、世界意義等問題掀起了又一波討論，形成了各種不盡一致的見解。實際上，十月革命是否有必然性，此后出現的許多問題是否可以歸結到十月革命，這是自十月革命聽到就爭論不休的問題。
　　90年代后的今天，歷史的塵埃漸漸消散。但無論如何評價，十月革命始終是人類歷史上一件具有世界影響和世界意義的重大事件。
　　內容提要　俄國現代化進程的結構失衡造成的系統性危機，是導致俄國革命的客觀前提。第一次革命迫使沙皇政權進行改革，但斯托雷平體制的失敗造成了危機加劇的形勢，醞釀了新的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戰激化了既有矛盾，與此有關的一系列事件把俄國引向1917年革命。
　　關鍵詞　俄國　革命　根源
　　中圖分類號　K512·51　文章標識　A　文章編號　1009-721X(2007)04-0069-(06)
　　
　　關于俄國1917年革命的根源已經有很多討論，但至今仍有深入探究的必要。本文把革命置于俄國近代以來的歷史進程中進行考察，認為俄國現代化進程中經濟、社會、政治之間的結構失衡，造成了系統性危機，是革命的客觀前提；而參與歷史活動的精英和大眾的思想、觀念、情緒和行為，一方面受到客觀歷史條件的制約，另一方面又影響局勢和事態的發展；第一次革命后雖曾出現過和平革新的可能性，但斯托雷平體制的失敗導致了危機加劇的形勢；而第一次世界大戰激化了矛盾并最終一步步把俄國引向革命。
　　
　　一、長期因素：俄國現代化的結構性矛盾
　　
　　1917年革命的長期歷史根源，在于俄國現代化道路的特殊性，以及由這種特殊性造成的結構性矛盾。
　　18世紀初期，以彼得一世改革為標志，俄羅斯走上了以趕超西方先進國家為主要特點、以追求軍事強國地位為直接目標的現代化之路。這種趕超型現代化是由國家政權主導并以強制手段直接推動的，因此。經濟和社會表層生活中的進步經常是以政治生活領域的停滯以及社會的巨大損失為代價的。彼得一世的改革奠定了使俄羅斯成為現代國家的基礎，但改革本身包含著尖銳的矛盾。
　　首先是有限的西方化目標和普遍的東方化手段之間的矛盾。沙皇政權引進西方文化的基本目的不是為了改變俄國的現存社會及其制度，而是為了增強它的力量，鞏固它的基礎。彼得以東方式的手段來推行俄國西方化，“用野蠻制服了俄國的野蠻”。而這種做法，正是莫斯科公國時代形成的傳統。
　　其次是表面生活的西方化與內部結構的東方化之間的矛盾。歐洲文化形式越來越多地被引入俄國，但俄國的社會經濟和政治制度從本質上來說并沒有因改革而歐化，相反，使用東方式的手段必須依賴東方式的制度，君主專制制度和農奴制度繼續發展和強化。
　　再次是歐化進程造成的上層的西方化與下層的東方化之間的矛盾。作為歐化的受惠者，俄國貴族在其與國家的關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有了改善。而作為歐化的犧牲品，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不僅在經濟上為歐化政策承受了沉重的負擔，而且在人身方面受到更殘酷的奴役。上下層之間的文化差距擴大，直到19世紀上半期，俄國的新文化實際上還只是貴族的文化，90％以上的居民仍處于傳統文化的影響之下。
　　俄國歐化進程初期出現的這些矛盾反映了俄國近代發展道路的基本特點和俄國社會從傳統向現代轉變的獨特模式，長久地影響著俄國社會及文化的發展。但是，與沙皇政權的初衷相悖，歐化有其自身的邏輯，歐化的范圍不可避免地超越表層生活而進入到更深的領域。
　　18世紀末葉卡捷琳娜二世的開明專制改革和19世紀初亞歷山大一世的貴族自由主義改革表明，西方文化對俄國的滲透逐漸影響到了意識形態和內部結構的層面。1861年亞歷山大二世廢除農奴制度，使俄國農民獲得了人身解放并成為享有權利的公民，傳統的等級關系出現松動，階級關系逐漸形成。1860～1870年代，沙皇政權在地方管理和自治、司法制度等方面進行了一系列改革，陸續把資產階級國家因素引入了俄國社會政治生活。1880年代初，亞歷山大二世已經準備成立一個由地方自治代表組成的具有立法咨詢性質的全國性機構。
　　但1860～1870年代的改革因其漸進和妥協性質而引起革命派別的激烈反對，而俄國政治制度對不同政見的壓制和排斥促使革命者采取極端的方式來證明自己的存在。這一時期的革命民粹派經歷了從宣傳派到暴動派、密謀派再到奉行革命恐怖主義的民意黨的激進化過程。一方面是俄國政府進行歷史上空前的結構性改革，另一方面是革命激進主義迅速發展以至最后刺殺了實行改革的亞歷山大二世，這種情況本身就說明了俄國發展道路的扭曲特性。亞歷山大二世被刺后，沙皇政權的政治方針從“政府自由主義”轉向反動，俄國政治生活陷于停滯。
　　到1890年代，俄國出現了“工業高漲”局面。這是自1861年改革以來俄國經濟發生質變、社會轉型加速的關鍵因素，標志著俄國的發展進入了一個新階段。隨著資本主義經濟的迅猛發展和國家經濟結構的變化，俄國的社會結構也急劇變化。都市化過程加快導致城市人口快速增長，人口的構成出現新趨勢，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發展迅速，知識分子人數顯著增加。俄國社會的結構性矛盾更加突出，農奴制和等級關系的殘余與新的階級關系同時并存，宗法制農民經濟和地主土地所有制與資本主義關系同時并存，貴族在國家機關中的支配作用和數量優勢與資產階級自由主義運動的立憲要求同時并存。
　　最核心的問題是經濟社會方面的農民土地問題和政治領域的貴族獨掌權力問題。19世紀末葉開始的嚴重社會和政治危機就是圍繞這兩個問題展開的。
　　相對于1890年代的工業迅速發展而言。俄國仍是一個落后的農業國家。造成俄國農村落后、農民貧困的首要因素是地主占有大量土地，而農民卻缺少土地。1861年農民改革未能解決農民土地不足的問題，土地問題直到1917年仍是俄國社會面臨的最尖銳、最迫切的問題。困擾俄國農業和農村的第二個因素是宗法制的村社仍是農業的基礎。村社限制農民的人身自由，把農民束縛于土地之上，抑制農民的分化，制約農業的發展。
　　在這兩個因素之外，值得關注的是19世紀末葉俄國進入了一個人口增長周期，從而放大了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的嚴重性。19世紀末，俄國中部地區由于人口快速增長和缺少土地而形成了巨大的農業人口過剩，有一半的農村勞動人口屬于“多余的人”。19世紀最后16年中有6年發生了饑荒，僅在1891年的饑荒中就有70萬人餓死。人口過剩以及由此引發的饑餓，使俄國農民為爭取面包和土地的斗爭延綿不絕。“問題在于數百萬人在忍饑挨餓。正是饑餓而不是理智開始影響他們的表現和行為。農民們開始鬧事，并演變為1904～1906年的農民革命”。
　　19世紀末以來，沙皇政權明顯不能適應由于俄國經濟發展和社會結構變動所提出的變革政治結構的要求。隨著資產階級在國家經濟生活中的作用進一步加強，它同沙皇政權的矛盾逐漸加劇。工業高漲年代成長起來的新一代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成為追求政治變革的自由主義運動新的力量來源。1899年，成立了俄國自由主義的第一個政治組織——“聚談”。“在俄羅斯出現合法政黨以前，先進的社會就已通過‘聚談’獲得了統一的、起指導作用的中心”。1903年11月，“地方自治和立憲主義者同盟”成立，其目標是促使沙皇實行憲制。1904年“解放同盟”的誕生把自由主義與專制主義的沖突推向高潮。作為自由主義運動的左翼，解放同盟的目標是要推翻現存制度，實現普選權，由立憲會議來制定俄國的憲法。為達到目的，解放同盟與除社會民主黨以外的各革命組織建立了聯系，甚至為社會革命黨的恐怖行動辯護。
　　19世紀末20世紀初，俄國解放運動中的革命派別也在發生深刻變化。勞動解放社的成立標志著俄國馬克思主義流派的形成，列寧主義的誕生宣示了馬克思主義俄國化進程的開始，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成立使社會主義工人運動進入了一個新階段。革命民粹主義在經歷了19世紀最后20年的低潮之后重新復活，革命者重新拿起手槍和炸彈對付沙皇政權。一些民粹派組織聯合起來成立了社會革命黨，提出了爭取土地社會化和民主共和國的目標。
　　世紀之交的俄國社會積累了太多的矛盾，出現了結構性的系統性的危機，國家面臨改革或革命的選擇。由于沙皇政權的調控能力減弱，俄國歷史上屢試不爽的政治傳統——由政府主動進行自由主義性質的改革以緩和矛盾、實現發展——已不再奏效。日俄戰爭引發了第一次俄國革命，但革命的真正根源是農民要求解決土地分配不均和資產階級要求政治改革的問題。第一次革命的結局是沙皇政權在革命的壓力下進行改革，但導致革命的兩個基本問題并未消除，失衡的結構仍是引起新的革命的長期歷史根源。
　　
　　二、中期因素：第一次革命后的形勢變化
　　
　　第一次革命后，舊有的結構性問題繼續存在。雖然以十月十七日宣言為依據的政治制度變革和土地改革代表了俄國通過和平革新方式實現發展的可能性，但斯托雷平體制的失敗以及隨后出現的新形勢，把系統性危機引向深入，成為導致1917年革命的中期因素。
　　斯托雷平改革的第一個目標是解決農民土地問題。1905年的革命清楚地表明，不解決這個問題俄國就不會有安寧和發展。為了在保持地主土地所有制的條件下消除農民缺地現象，1906年11月9目的法令允許農民把村社份地確認為私產并退出村社，以期加快農村的分化。這“是同資本主義演進的道路相適應的，它促進和推動這種演進，加速對農民的剝奪，使村社更快地瓦解，使農民資產階級更快地形成。從科學的經濟學來講，這項法律無疑是進步的”。但是，從政治角度來看，這是一條以犧牲廣大農民群眾為代價的農業資本主義道路。
　　斯托雷平土地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隨著村社這種宗法共同體開始瓦解，農民的分化加劇，宗法自然經濟受到商品經濟的強烈沖擊，俄國農業文化水平有了提高，農產品產量及其商品率迅速提高。此外，村社的被破壞意味著俄國傳統文化的基礎受到動搖和削弱，農民生活條件和環境的變化使他們身上的宗法色彩日益淡薄，舊的信仰逐漸喪失，新的觀念開始形成。
　　但土地改革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無論是地主土地所有制和村社份地占有制都未能徹底消除。在前三屆杜馬中，農民代表不分黨派，都一致要求把地主土地交給耕種這些土地的農民，使土地的分配更加符合平均原則和勞動原則。民粹主義政黨社會革命黨主張“把全部私人占有土地社會化……并過渡到社會占有和在平均使用基礎上交給民主地組織起來的公社和地域性公社聯盟支配?！秉h的領袖切爾諾夫認為，“實行土地社會化意味著只要愿意就可以把整個農業的羅斯變為一個大的全俄土地公社?！倍韲r民及民粹主義政黨對改革的抵制和反抗，意味著農民土地問題仍將繼續困擾俄國社會。
　　斯托雷平的第二個目標是對地方管理和自治機關進行改革，其主要目的是盡量消除或至少弱化地方自治機關的階層和等級色彩，建立更加有效的中央集權化的管理結構。斯托雷平提出了建立各階層的地方自治機關和各階層的村社的方案，以期改變農民機構的封閉性和農民相對于俄國社會其他階層的狹隘性。這一改革目標與俄國社會、經濟、文化的現代化進程是相適應的。但是由于大土地所有者和宮廷集團的抵制，以及為討論這些方案而成立的地方經濟委員會的頑強反對，關于地方改革的方案未能實現。
　　在1911年有關西部省份地方自治改革法案引起的危機后，斯托雷平與君主和第三屆國家杜馬十月黨多數之間失去了相互信任。斯托雷平以強力手段推行自由主義改革的政策在政治上陷入困境：他的改革措施遭到保守派的越來越強烈的抵制，而他對革命運動的強硬態度和獨斷專行的作風則激起了左派的敵視和自由派的反對。
　　斯托雷平被刺及其體制的失敗，標志著資本主義成分與前資本主義成分的對立和沖突不斷加劇，俄國社會政治形勢日趨緊張，進入了一個新的危機時期。
　　危機的第一個表現是“下層”的反抗不斷加強。除了農民對斯托雷平土地改革的抵制和反抗之外，最值得關注的是大城市和工商業中心工人的罷工運動的高漲。這是被卷入現代化進程最深、經受其社會和心理后果最切的階層對社會進程的反應。作為工業迅速發展對工人情緒和行為產生影響的結果，1911年開始的大城市和工業中心工人罷工運動的活躍，成為戰前社會危機的最初征兆。雖然這一時期工人運動的規模和水平在總體上仍然有限，而且罷工在大多數情況下“是分散的、地方性的和局部的”，但其發展的趨勢是明顯的。戰前工人運動和罷工浪潮與布爾什維克的宣傳鼓動有直接關系。布爾什維克開展了富有成效的組織發動工作，并系統持續地利用合法途徑和方式來影響他們，其中特別重要的是布爾什維克杜馬代表利用其不受侵犯權開展宣傳活動，使自己成為工人階級的真正領袖。
　　危機的第二個表現是在國家政治生活的層面，組織上更趨成熟、綱領和策略上更加激進的自由主義反對派運動與沙皇政權的對立進一步發展。新一輪的工業高漲比1890年代的那一次工業高漲更加廣泛、更加平衡地覆蓋了重工業和輕工業，而且較少依賴國家直接或間接的補助和控制。這一特點在資產階級與國家政權的關系發展上得到了反映。在新一輪工業高漲過程中成長起來的新一代俄國資產階級具有更明確的階級自覺和行動意識?！按蠖鄶凳苓^高等教育的工商界第三代新人，已經作為成熟的、具有明確自我意識的資產階級出現在俄國歷史舞臺上”。1909～1910年，被稱為莫斯科工商階級“年輕一代”代表的科諾瓦洛夫和里亞布申斯基發起并領導了一個很有活力的運動，試圖推動俄國大資產階級發起新的自由主義運動，推動實現包括建立法制、實行言論出版集會自由等內容的政治綱領。他們認為，這不僅符合作為主導階級的資產階級的利益，也反映和代表了國家的總體利益。1912年，成立了以莫斯科工商資產階級為核心的激進的自由主義政黨——進步黨。1913年末，各自由主義政黨結成聯盟，在“孤立政權”的口號下采取一致行動，第一次革命后形成的自由主義與沙皇政權相互妥協的局面完全破裂。
　　作為愈演愈烈矛盾的另一方，沙皇政權的思維和行為也是加劇戰前政治危機的重要原因。以尼古拉二世為最高代表的保守貴族竭力想把俄國拉回到1905年以前的老路上去，政權內部在對政權性質、國家管理和自治制度等問題的看法上傾向于倒退。尼古拉二世及其親信為加強沙皇個人權威而采取的行動中表現出明顯的心理退化傾向，如回到阿列克謝·米哈伊洛維奇時代的宮廷禮儀等等。這種傳統的反動在尼古拉二世的政治行動中也有反映，他甚至采用陰謀方法對付自己的政府，如1913年同內務大臣馬克拉科夫多次秘密商討被反對派稱之為“國家政變”的計劃，而不讓自己的大臣會議主席知情。
　　政府對社會和政治運動的強硬態度直接加劇了戰前的政治危機。內務部及其所轄警察部門加強了對工人運動和布爾什維克宣傳活動的監視，并且經常對工會和其他具有反對派情緒的社會組織以及合法刊物為所欲為。政府也不能容忍自由主義的改革要求，竭力削弱或剝奪自由主義的合法斗爭手段。這種極端愚蠢的政策把自由主義推向左邊，從而加劇了沙皇制度的危機。立憲民主黨活動家認為，他們同政府的斗爭已經不能“和平地結束”。十月黨領袖古契科夫斷言，“崩潰是不可避免的”。
　　總體而言，第一次革命后，沙皇政權被迫進行的改革使俄國政治結構有所調整，經濟發展比較迅速，社會思想和意識也逐漸發生變化，俄國現代化進程顯著加快。但是，改革不能從根本上解決舊有的結構性問題，相反，隨著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加快，矛盾和沖突還在激化。一個因現代化進程引起的矛盾特別尖銳的社會，比一個明顯停滯的社會更加有利于革命形勢的發展。這是直到1917年革命為止俄國局勢發展的基本特點。
　　
　　三、短期因素：戰爭影響下的事態發展
　　
　　第一次世界大戰極大地影響了俄國社會。戰爭進一步激化了既有的矛盾，推動事態向革命方向發展。
　　戰爭對于俄國經濟產生了破壞性的影響，給俄國人民帶來了巨大的犧牲和苦難。1916年開始，經濟惡化的現象越來越嚴重，燃料和原材料供應不足達到了災難性的程度，工業企業經常不能完成軍事定貨合同，鐵路運輸無力應付不斷增加的運輸量。戰時俄國農業舉步維艱，農村中有一半的男勞動力被征召入伍，用于農業生產的役畜大量減少，農業機器、農具、礦物肥料的生產急劇下降，谷物和土豆總產量從戰前幾年的年平均70億普特連續下跌至1917年的50億普特。1915年開始，不僅對城市居民和軍隊的供應發生困難，甚至在農村中都出現了糧食危機。工人名義工資的增長遠遠跟不上飛漲的物價，莫斯科地區工人平均工資1916年比1914年增加84％，而生活必需品的價格增加了4～5倍甚至更多。在毫無出路的處境下，工人運動、農民運動、民族運動持續不斷。
　　在國家政治生活層面上，被沙皇政權視為最大危險的自由主義反對派運動采取了越來越強硬的立場和果斷的措施。在革命政黨受到沙皇政權鎮壓和限制的情況下，自由主義政黨及其控制下的社會組織成為俄國政治生活中的主要力量。他們同沙皇政權的公開沖突是上層危機的顯著表現之一，也是使舊制度在二月革命中迅速崩潰的重要原因。
　　俄國參戰后，自由主義領袖把戰爭視為實現自己政治目標的良機，米留可夫在1914年9月的立憲民主黨領導層會議上指出，“戰爭為俄國社會力量開辟了一個新紀元，使它得以重新參與國家建設?，F在，它不應消極地對待社會問題。”
　　利用戰爭組織力量、擴大影響是自由主義運動的重要策略原則。1914年7～8月間，各自由主義政黨先后發起成立了全俄地方自治聯合會和全俄城市聯合會。這兩個組織具有合法地位，擔負輔助性軍事后勤任務，到1916年末其所屬各類機構的工作人員已達數十萬。1915年5月，在全俄工商代表大會上，進步黨人里亞布申斯基建議各地成立軍事工業委員會，以動員私人企業承擔國家訂貨。在此基礎上，當年9月組成了有工商界、地方自治機關和城市杜馬、科技界以及工人的代表參加的中央軍事工業委員會。在自由主義政黨的策劃下，1915年夏秋，合作社聯合會、幫助戰爭受害者協會、全俄勞動委員會等各種社會組織紛紛出現。
　　這些社會組織的成立及其活動，并非如以往很多學術論著強調的那樣只是為了支持戰爭。自由主義領袖從一開始就賦予這些組織以明確的政治任務，希望它們成為促進政治改革的工具。由于社會組織的實際作用，沙皇政權也不能不考慮他們的意見并承認其地位。一些右翼政論家把這類社會組織視為自由主義運動用來逐漸掌握整個國家機關的“特洛伊木馬”。
　　在自由主義活動家的影響和引導下，社會組織的活動很快從純粹的事務方面擴展到政治方面。1915年夏天，由于俄軍在加利奇的失利以及暴露出來的后勤供應方面的災難性問題，各社會組織同國家杜馬中的自由主義反對派互相呼應，向沙皇政權發難。地方自治聯合會和城市聯合會分別舉行代表大會，要求由他們完全掌握對軍隊的供應事務，呼吁成立有社會活動家參加的新政府和召開杜馬會議。軍事工業委員會代表大會也提出了類似的政治要求。結果，尼古拉二世被迫改組政府，其中包括任命由立憲民主黨和十月黨提名的波利瓦諾夫為軍事大臣。
　　通過在社會組織中的共同工作，自由主義運動內部知識分子和工商資產階級這兩支主要力量間的聯系得到了加強。“工業界、城市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在國防方面的共同工作，有力地把我們‘第三等級’推上了俄國生活的前臺”，“俄國社會將此視為官僚制度之后合法地領導俄羅斯國家的過程”。在戰時俄國政治中，各社會組織成為自由主義運動聯系各階層人士進行政治斗爭的紐帶。一個從上到下、遍布全國的社會組織網絡，為自由主義反對派在1917年二月革命中掌握政權奠定了基礎。
　　戰時俄國政治的轉折點是1915年8月成立了由自由主義政黨發起的、聯合了杜馬多數代表的進步同盟。進步同盟最主要最直接的目的是聯合杜馬中的反對派力量，爭取改組政府、改變國家治理方式。在9月初沙皇下令杜馬休會之后，進步同盟決定保持合法性，準備在杜馬復會時發起新的政治攻勢。立憲民主黨領導人在同法國大使談話時表示，同盟“決定不回答任何挑釁，而報之以忍耐和理智。到戰爭結束時，我們等著瞧?！?
　　俄軍在戰場上的失利使反對派的情緒越來越激昂。1916年2月國家杜馬復會的開幕式上，杜馬主席羅將柯當面向沙皇提出了建立責任內閣的問題。在得到否定的答復之后，進步同盟領導人在杜馬之外積極活動，抨擊當局，推動社會各階層的反政府浪潮。科諾瓦洛夫在一些社會組織的會議上公開把現政府稱為“人民的敵人”；古契科夫譴責大臣會議主席施丘爾梅爾背叛國家，說現政府是“可憐的、惡劣的、骯臟的”；涅克拉索夫、曼德里施塔姆等立憲民主黨左翼領導人要求黨采取措施“同其他民主派政黨接近”，更廣泛地發動群眾，成立“全俄社會力量的指揮部”，組織同政權的斗爭。
　　1916年秋冬，前線戰局惡化，經濟面臨崩潰，群眾性革命運動高漲。在11月1日杜馬年會開會時，地方自治聯合會和城市聯合會向杜馬主席羅將柯呈交了要求成立與人民一致、能領導國家取得勝利的政府的請愿書。米留可夫、舒爾金等發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說。米留可夫強烈譴責現政府背叛俄羅斯民族利益，宣稱“在我們和這個政權之間，鴻溝正在擴大并變得不可逾越。除了爭取現政府垮臺之外，我們今天沒有任何別的任務?！薄盀榱藬蛋偃f犧牲的生命，為了流淌成河的鮮血，為了我們對于把我們派到這里來的人民所承擔的責任，我們將斗爭到底，直到政府負起責任為止?！?
　　米留可夫的演說在杜馬會議上引起了強烈的震撼，演說的文本以打字稿、秘密印刷的單行本和口頭方式迅速傳播。警察機關的報告指出：“立憲民主黨最近獲得了出人意外的政治影響，其領袖成了真正的時勢英雄?！边M步同盟領導人的言論促進了反政府情緒在全國范圍內的發展，后來被很多人認為是發出了革命的信號。不久，沙皇被迫解除了施丘爾梅爾的職務。
　　1916年末，局勢的危急甚至促使許多皇親國戚、貴族高官都明確表示希望沙皇向社會作出更大的讓步，在建立信任內閣的基礎上與杜馬達成妥協。在沙皇拒絕采取這一步驟后，?；逝杉瘓F刺殺了權傾朝野的沙皇佞臣拉斯普金。進步聯盟首腦也曾參與此事，試圖籍此迫使沙皇讓步并防止革命發生。在對尼古拉二世失望之余，一部分自由主義活動家開始與軍方接觸，積極準備發動廢黜尼古拉二世的政變。到1917年初，政變“陰謀”已在社會上廣泛流傳，而一些反對派頭面人物也有意渲染宮廷政變正在醞釀之中。
　　革命運動、自由主義運動以及部分統治集團上層人士要求改變政治方針的活動結合在一起，使沙皇政權陷入了全面危機，為二月革命的爆發準備了條件。
　　
　　四、結論
　　
　　1917年革命的發生是俄國現代化道路矛盾性的結果，是資本主義文化與封建宗法制文化沖突對抗的極端表現。在沙皇政權不能繼續以主動的改革來緩和矛盾的情況下，革命便成為開辟發展道路的方式。俄國近代以來失衡的結構、斯托雷平體制失敗后形成的局勢、第一次世界大戰影響下的事態發展，這些因素的結合醞釀了1917年革命的爆發。二月革命雖然推翻了沙皇制度，但和平、土地、面包、立憲會議等問題遲遲未能得到解決，并最終把俄國引向十月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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