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閥：四清運動的潛功能

作者：李若建

　　論文提要：四清運動是介于大躍進與文化大革命之間的一場政治運動，其起因與大躍進時期基層干部的惡劣行為有關。在這場運動中，大批農村基層干部受到沖擊，同時也讓飽受疾苦的農民出了怨氣，因此降低的文化大革命中，農民對基層干部的批判強度，客觀上穩定了農村社會。在四清運動中重新劃分成份的作法，在擴大打擊面的同時，也消除了一些潛在的反對力量。

　　改革開放前中國的社會控制是非常有效的，在經歷了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兩場巨大的社會動蕩之后，依然能夠迅速恢復穩定，這是值得深入討論的問題。本文試圖通過四清運動的剖析，希望對討論當代中國的兩個問題有所幫助。

　　第一個問題是，研究當代中國社會，特別是研究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的中國社會，必須正視一個新階層的形成，就是基層干部階層。在傳統中國，是沒有所謂基層干部階層的，就是國民黨統治大陸時期，雖然他們力圖控制社會基層，但是其黨組織基本上沒有在農村扎根。1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形成了空前的社會控制網絡，在這個網絡當中，在縣以下的各級政府與管理機構當中，直接面對平民百姓的是基層干部階層。由于基層干部階層是一個新階層，因此他們對自己的角色扮演與行為缺乏規范，導致了平民對他們怨氣不少。同時因為政府高層對基層干部這一階層也缺乏選拔與管治經驗，這也促使得一部分基層干部素質低下，上級對其行為失控，因此群眾運動中對基層干部的批判成為控制基層干部的重要方式之一。1949年以后，大多數政治運動都涉及基層干部，這體現出政府一方面離不開基層干部，另一方面又依靠政治運動整肅基層干部的現實。

　　第二個問題是，研究文化大革命必須回答一個問題，就是為什么農村整體上沒有城市社會動蕩嚴重，對農村基層干部的斗爭沒有對城市基層干部的斗爭那么殘酷。雖然在文化大革命時間，個別地區的農村發生了一些駭人聽聞的血腥事件，不過這些事件多是基層干部策劃來對付所謂的“階級敵人”，較少針對農村基層干部。出現這種情況，并非是農民比城里人意見少，而是農民的怨氣剛剛在四清運動中得到發泄。四清運動的矛頭主要是對準農村干部，其目的是加強中央對農村的控制，其潛在的作用是平息農民對大躍進和困難時期的不滿，因為文化大革命之前種種不得人心政策的執行者是農村干部。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大批領導干部受到沖擊，雖然這是錯誤的行為，但是在這些行為的背后是相當一部分干部并不得人心。與此同時，在四清運動中的重新劃分階級成分，打擊了一些潛在的不安定力量，進一步人為制造了一個社會對立面，起到一種警示作用，有助于控制社會。

　　四清運動開始時主要在農村進行，到運動后期四清運動擴展到城市，不過很快就被文化大革命運動所打斷。本文主要討論發生在農村的四清運動。要強調指出的是，本文僅僅是從一個角度探討上述兩個問題，并非能夠完全回答問題。

　　一 四清運動及相關研究概述

　　四清運動的全稱是“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通常簡稱為“社教”運動或“四清”運動。

　　在四清運動之前，全國各地農村都有一些相關的試點，試點的目的主要是針對基層干部的經濟問題。雖然四清運動的起源應該追溯到大躍進后期對農村基層干部的整肅，不過一般以1963年5月20日《中央關于印發<中共中央關于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的通知》(被簡稱為前十條)為正式的起點。在前十條中，關于四清的定義是：清理賬目、清理倉庫、清理財物、清理工分。顯然，這時的四清運動大體上是，一個矛頭指向農村基層干部經濟清查運動。

　　1963年9月，針對在四清運動中出現的一些問題，中央又出臺了《中共中央關于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一些具體政策的規定》(被簡稱為后十條)。在這一文件中明確規定運動的要點是階級斗爭、社會主義教育、組織貧下中農隊伍、四清、干部參加集體勞動。雖然與前十條相比，沒有太多新意，但是意識形態內容明顯更加突出了。

　　1965年1月中共中央發出的《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被簡稱為二十三條)中，把四清運動定義為：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這時四清運動已經從經濟清查轉變為意識形態運動，然而這一轉變持續不久就被文化大革命運動所替代，四清運動從此不了了之。

　　農村的四清運動主要是依靠外部力量，依靠大量工作隊，利用對農民對農村基層干部的不滿，對農村利益格局進行重新分配，其作法與土改非常類似。四清運動以固定的模式進行。首先是由城鎮派遣大量的工作隊進入農村，工作隊進入農村后實行與貧下中農同吃、同住、同勞動，訪貧問苦，成立貧下中農協會。其次是對干部進行經濟和政治上的清理整頓。第三是處理一部分基層干部，同時發展一部分四清運動的積極分子入黨，提拔一部分人當干部。

　　全國到底有多少人卷入四清運動，沒有見到相關數字，但是一些局部數字可以見到當年四清運動的聲勢浩大。甘肅省張掖地區一共65萬人口，四清工作隊有1.7萬人，另外有1.1萬人的農村積極分子與大學生，合計2.8萬人，2約相當于每23個人有一個工作隊員或者積極分子。廣西的武鳴縣平均每個大隊的四清工作隊員為40.6人，規模比土改還多2-3倍。3貴州省的晴隆縣的試點地區，平均每4戶人有1個工作隊員，個別地區達到每2戶有1個工作隊員。4

　　關于四清運動的研究已經不少5，大體上有兩類：（一）四清運動的成因。這類研究基本上關注到大躍進是導致四清運動的重要原因，同時也特別關注到毛澤東與劉少奇在四清運動形成及其運動過程中的目標差異。6也有認為運動起因與毛澤東認為相當一部分基層政權不掌握在其手中。7（二）局部地區四清運動的描述。

　　上述研究，忽略了農民對這場運動的參與，很少能夠正視農民與基層干部之間的恩怨和農村內部各種矛盾的影響，因此還不能更加準確了解歷史事實背后的社會變遷。本文并非全面探討四清運動，而主要研究農村干部在大躍進時期的行為與農民利用四清運動機會的發泄，以及運動對農村社會穩定產生的作用。對于四清運動的是非功過歷來有不同觀點，最近有人提出徹底否定一個省的四清運動，8本文并不想對運動的政治價值作評論，只是想從運動與社會控制方面的關系作初步的分析。

　　二 大躍進與困難時期農村基層干部的行徑

　　在大躍進與困難時期，是中國建國以來農村基層干部表現最惡劣的時期，不少農民被直接迫害致死9，間接迫害致死的數量就更多了。1958年12月中共中央監委辦公廳的一個報告中列舉了少數干部的強迫命令和違法亂紀情況：一是侵犯人權，殘害人身，如罵人、打人、押人、捆人、跪石子、拔頭發及施用各種肉刑，二是搜查和沒收群眾的東西，三是濫用“集訓”，即把有問題的人集中起來監督勞動，甚至嚴刑拷打，四是用“辯論”的方法斗爭干部群眾，甚至侮辱拷打，五是不讓吃飯，六是強迫群眾拆屋漚肥，七是強迫群眾掘墳挖尸，擴大耕地面積。10當年毛澤東對一些基層干部的惡劣行徑曾經批示說“壞人當權，打人死人，糧食減產，吃不飽飯，……”，11在經濟上，基層干部的貪污與侵占群眾利益的事情相當普遍，對許多基層干部來說，是程度不同，而不是有沒有的問題。這方面的情況在四清運動中揭發出來的相當多，只是可能有所夸大。

　　關于大躍進時期基層干部的惡劣行為，筆者在一些相關的論文中已經述及12與13，下面僅僅是全國各地一些被稱為“事件”的個案和一些特別惡劣的事例，從空間上遍及全國許多省份，由此可見問題的嚴重程度。毛澤東本人也意識到，問題不是局部的，他的一個批示中說，有大信陽事件，必有小信陽事件，只是程度不同。14

　　山西省壽陽縣從1959年10月底到1960年1月間，在435個生產隊中，有11159戶被抄家搜查，24063戶被集資，3116人遭到殘酷斗爭，打死、逼死、嚇死及缺糧餓死等非正常死亡人數達349人之多。有個公社組織有130人的專業打人隊，刑法多達二十余種，該公社在運動期間受刑摔死4人，斗后死亡24人，斗后自殺19人，畏被斗爭而自殺16人15

　　江蘇省寶應縣的5個生產隊調查，在95名大隊干部中，有貪污行為的30人，吊打過社員的23人，被打農民170人，共逼死23人。16

　　河南省信陽地區在1959年11月至1960年7月間，為了追逼糧食，正式由公安局逮捕1774人，其中36人死于監獄，短期拘留10720人，其中667人死在拘留所。17

　　湖北光化縣浪河公社的1162名各級干部中50.7%的人有違法亂紀行為，直接受害民眾7千多人，占總人口30%，其中被逼死、打死26人，致殘疾47人。1959年7月到1960年6月間，非正常死亡人口占總人口的3.6%。18

　　湖南省花垣縣的一個公社干部，用所謂的“火燒中游”的酷刑，用柴火熏烤農民，將人活活燒死。19

　　據廣西壯族自治區黨委在四清運動中的一份報告中說，據梧州、玉林、桂林三個地區的不完全統計，871個區委委員中，屬于腐化墮落、亂搞男女關系的有326人，占37.4%，屬于投機倒把、貪污盜竊的有232人，占26.5%；屬于革命意志衰退的有215人，占24.5%。20

　　貴州省湄潭縣在1959年11月開展“反瞞產”、高征購，到1960年4月底開倉發糧的期間，共死亡(包括非正常死亡)12.2萬人，占全縣農村總人口的20%左右。死亡絕戶2938戶，離家逃荒的4737人，孤兒4735人。在運動中被活活打死的l324人，關押死的200余人，打傷致殘的175人。21印江縣在1959年12月，搞反“瞞產”斗爭，用10多種刑罰迫使基層干部承認隱瞞糧食4250萬公斤。全縣計904人被用酷刑批斗，7727戶被抄家．1412戶被罰款，736人被拷打，107人被關押監禁，14人被迫自殺，46人被吊打致死。22

　　云南省的東川市一些干部，任意“抄家”，吊打群眾習以為常。有的連產婦的雞蛋、治腫病的肉、紅糖都被干部刮去了。有的干部命令拆了26間房子，家具當柴燒，讓民眾流離失所。有一個公社社長，1958年以來打了50多人，有一次競持著槍要4個干部跪著匯報，并聲言匯報不好就開槍，當即把跪著的一人嚇得神經失常。23

　　在甘肅的成縣，有的干部對農民搞假槍斃、灌稀糞。有兩個鄉干部捆綁吊打群眾45人，其中打死 26人，逼迫自殺1人。24據1959年、1960年兩個夏收期間不完全統計，甘肅臨夏州嚴重違法亂紀干部817名，受害群眾2500人，其中致死69人、致殘25人、重傷64人。25臨夏的一個農村食堂被生產隊長和管理員利用糧食作為誘奸與強奸婦女的地方，被侵害婦女達13人，而在這個食堂吃飯的人餓死39人。26靜寧縣在反“瞞產私分”中，非法斗爭1萬多人，非法拘留322人，非法轟打逼死1000多人。27通渭縣在農村家搜糧食，召開斗爭大會，對一些干部、群眾濫用竹簽戳指頭、站冰塊、雪里埋人、打夯、拔胡子、戴紙帽子、游街等刑罰，把群眾家里僅有的一點糧食搜去,使很多地區的群眾幾個月末見一粒糧食,出現人相食。28

　　青海省湟中縣小南川公社一把手指出“挖陳糧要挖地三尺”。強迫命令，違法亂紀，捆綁吊打逼死人命。干部違法亂紀，打人罵人，扣飯罰款，敲詐勒索，強奸誘奸等都有發生。29

　　在寧夏有“中寧事件”，用當年當地一位農民寫給毛澤東的信來說是“特吹超產，逼購公糧，鄉村農庫，洗掃一光，迄今三月，訛不供應，蒙欺舞弊，餓殺黎民”。30其實以人口死亡率為標準，中寧縣的情況未必是寧夏最嚴重的，只是因為縣委第一書記喜新厭舊，謀殺妻子，嫁禍于人的案發而下臺，加劇了問題暴發。

　　在困難時期，地下經濟有所發展，主要體現在所謂的“投機倒把”。由于大部分生活必須品實行憑票證供應，因此票證的黑市市場應運而生，緊接著的問題是黑市的票證從何而來。一個最有說服力的可能是從有權力的官員或者辦事人員手中，流出一部分票證。1961年有的地方縣級官員派人攜帶公款、布票、糧票到廣州市投機倒把，謀取暴利私分。31

　　基層干部的惡劣行為，不可避免導致民眾的憤怒。在基層干部大權在握的時候，他們是敢怒不敢言，當上層要整頓基層干部時，民眾的不滿就趁機爆發，這實際上是四清運動的社會基礎。今天關于四清運動的一些研究，比較注意到運動過程中的過火行為，運動對基層干部的傷害，往往忽視運動本身是農村社會內部矛盾的一種折射，甚至于是必然結果。

　　三 大躍進后期對基層干部的清理

　　在大躍進后期，對農村基層干部的清理已經開始，這些清理批斗基層干部可以視為四清運動的序曲。大躍進期間不少基層干部害了別人，自己也成為受害者。大躍進過后，已經有一些基層干部因過失而被斗爭，甚至于自殺。在筆者所見的資料中，至少有河南唐河與貴州印江兩位縣委第一書記自殺，前者是全家集體自殺。

　　對于困難時期的悲劇，必須有人來承當責任，同時也要挽回饑荒帶來的負面影響，因此在饑荒過后一些地方官員被撤職。為了平息農民的不滿情緒，在農村進行了幾次運動，農村干部也受到沖擊。國外有學者認為，當時采取的策略是把災難歸咎于基層，認為是基層干部的馬列主義水平低造成了災難32。

　　據筆者所見到的資料，最早清理農村干部應該是從山西省壽陽縣開始，1960年2月撤銷了縣委書記的職務，查處了133名犯有嚴重錯誤的黨員干部，追究了35名嚴重違法亂紀人員的法律責任，其中4名罪大惡極的刑事犯罪分子被處以死刑。331960年9月河南信陽地委第一書記被撤職，撤職和逮捕4個縣的縣委第一書記，“集訓”各級干部50672人，“特訓”26433人，“法辦”4420人。

　　在四清以前，全國各地已經不同程度開展了整頓基層干部的運動。1960年一些地區在農村開展了 “三反運動”，“三反”是反貪污、反浪費、官僚主義，運動的矛頭直接對準農村基層干部。當時有大批農村干部受到處分，北京郊區已開展“三反運動”的　68個公社中，被檢舉揭發有貪污行為的干部達18031人，平均每個公社265人。如此多的干部被檢舉揭發，一是運動偏激。二是確實有許多農村干部多吃多占、自私貪污。三是干部與群眾之間的關系緊張，運動為普通農民發泄不滿提供了機會，有的農民說毛主席規定一年反一次、一年反兩次，我們都歡迎34。由此可見，農民對基層干部心存怨恨。農民對干部的斗爭也不客氣，有的地方描述是“像當年斗爭地主一樣斗壞干部”。35

　　四川省在1960年開展了整風整社運動，僅在大邑縣11414名農村基層干部中有貪污盜竊行為1383人，問題嚴重的173人被集訓，有203人受處理。36

　　1960年11月，貴州省委將甕安縣列為全省整風整社，反“五風一化” (共產風、高指標風、瞎指揮風、浮夸風、強迫命令風和干部特殊化)運動的重點。縣委組織800人的整風整社工作團，分赴各公社開展運動。有相當一部分生產隊以上干部遭受批判斗爭和處理，被定為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156人、蛻化變質分子32人、違法亂紀分子42人、貪污盜竊者47人、死官僚主義者15人、其他186人、犯有一般錯誤441人，被開除黨籍41人、留黨察看2人、撤銷黨內職務5人、開除工作籍41人，特別集訓(實為拘留)70人、送勞動教養1人、逮捕入獄44人。37

　　山西長治市在1962年下達了《關于在農村整風整社中普遍開展‘三清’的指示》（清工、清財、清物資）。在清查單位中，清查結果是：有1612個干部有貪污，共貪污工分9.6萬個，錢 4.5萬元，糧食9.38萬斤。后來根據上面的任務，長治從“三清”變成“四清”。38

　　一項對安徽農村的研究顯示，在大躍進過后的整風中，農民向外來干部進行了報復。39

　　上述整頓基層干部，為四清運動作好的經驗準備。實際上，中共中央在發動四清運動時，參照的就是這些整頓農村基層干部的作法。而其中的不少內容在四清運動中，不斷地被復制。

　　四 四清中對基層干部的批斗

　　劉少奇在大躍進后期對大躍進產生了一些批判性的觀點，在他看來大躍進產生的問題與基層干部的問題相關，他認為三分之一以上的農村基層政權和許多城市企業的領導權已成為的反革命的兩面政權。40也許可以說，劉少奇對基層干部的判斷與基層干部在四清運動中的命運有關聯。

　　山西省陽高縣在四清時的手段有代表性。為把農民的情緒鼓起來，先由各村工作隊選派串聯中發現的貧下中農骨干，在縣城召開有1128人參加的代表會議。大會揭發出自1958年以來，村干部一般性責打社員1616人，嚴重毒打556人，打死29人、致殘441人、被逼出外3024人、政治迫害262人?？卦V了三年困難時間干部多吃多占，致貧下中農病餓而死者甚多的問題。這一訴苦激起貧下中農對干部的強烈不滿情緒。代表一回村，以他們為骨干，對大小干部的斗爭迅速展開。41

　　民眾把大躍進與大饑荒的仇恨記在各級干部身上，因此造成四清運動中一些基層干部自殺，同時也不少人因一些小事而被批斗。這場運動，對于農村基層干部和所謂的階級敵人來說是相當殘忍的。北京市通縣發生打人、體罰、親屬陪斗有178個單位，被迫自殺的50多人。42江西省瑞金縣四個大隊的185名干部中，94人被批斗，斗爭的方法有罰跪、體罰、游街、軟禁。甚至酷刑，有人被逼死。43四川省三臺縣的一個試點公社一夜之間有5名干部自殺。運動結束后，被打為現行反革命的公社和大隊、生產隊干部13人。44甘肅省張掖地區在四清運動初期自殺155人，其中社隊干部87人。45貴州晴隆縣在四清運動中自殺39起（未遂5起）46。貴州省遵義縣蝦子區34.3%生產隊以上干部，被非法關押、審訊的干部在1千人以上。被摧殘致死15人，其中干部6人。47甘肅省涇川縣四清運動中，232人自殺身亡(脫產干部14人，大隊、生產隊干部73人，四類分子81人，工作隊員3人，社員61人)。48

　　當年一些參加四清運動的人，注意到饑荒與四清之間的因果報應關系。一位參加甘肅張掖地區四清工作的學者在回憶錄中寫到：大躍進時張掖餓死那么多人，現在四清死幾個人，更沒有什么稀罕。49

　　民眾因為大躍進而產生的對干部的仇恨心態是相當強烈的。文化大革命期間，在批斗原甘肅省委書記汪鋒時，一位造反派指責汪鋒說，1958年你不顧我們的死活。大刮浮夸風，害得好多人沒有飯吃，家破人亡。汪鋒解釋說他是1961年才到甘肅來糾正浮夸風的，這位造反派才作罷。50

　　有研究表明，在四清中批判農村干部的人,有過去有困難干部不幫忙他的人、有干部不批準其建房地點的人，有與干部在幾代之前有仇恨的人。51不過也有農村干部在四清中趁機整農民，湖南有位富農嘴巴厲害不饒人，基層干部將其平時罵其長子（小名毛伢仔）的話說成罵毛主席．又拼湊其他罪狀，上報縣檢察院，判處有期徒刑5年（后平反）。52

　　根據在四川省達縣農村作的回顧性調查，有的農民在四清時期感到和土地改革一樣，與干部平等了，可以把干部趕下臺，有“當家作主”的感覺。53民眾在四清運動中除了出氣之外，有些被基層干部誣陷的冤案得到申冤，寧夏永寧縣社教工作團就糾正了一起打擊陷害造成的“反革命集團案”冤獄。54民眾在四清中還有一些經濟利益。寧夏鹽池縣有的公社的四清工作隊，把干部多吃多占的退賠現金和糧食作為勝利果實分配給社員，平均每戶分得現金42.40元，糧食13.3斤55。在當時的物價水平下，這是不少收入。

　　雖然當代中國冤冤相報的政治運動模式并非從四清開始，但是在四清運動中得到充分體現。四清中不少干部因為大躍進時期的行徑遭到批判，而文化大革命時期，他們往往趁機造反,一些造反團體主要由四清下臺干部和政治激進分子組成,并且趁機批斗四清工作隊成員56。1967年湖南省華容縣原縣委書記在一些主要造反組織要求下召集開會對“四清”進行復查，先后為1441人改變處分。571967年從山西省的造反派將一位在四清中被打成反革命的公社書記從監獄中接回省城，并為他平反。58有些地區和單位還把四清工作隊成員拉來批斗，出一口惡氣。

　　五 以階級斗爭為綱

　　在四清運動中，的重新劃分成份的作法，在擴大打擊面的同時，也消除了一些潛在的反對力量。

　　天津薊縣在試點中對對土地改革中劃分的階級成份重新審查，變動成份者占農戶的7%。59四川省大邑縣的四清運動在一個試點大隊中的120多戶中，重劃地主15戶，富農8戶。60福建省南安縣官橋區在四清運動中重點斗爭了39名四類分子，占四類分子總數的23.9%。被重點斗爭的四類分子中，6人自殺。61寧夏試點地區在運動中共補劃地主、富農330戶，為原劃地主、富農總戶數的36.3%，原劃和補劃合計共占土改總戶數的7.3%，補劃的地、富、反、壞分子414人，為原有四類分子的30%，原劃和補劃合計，共占總人口的1.56%。摘帽子的93人，占原劃四類分子的6.94%。62

　　由于在很大程度上說，階級斗爭是外加給農村的一種意識形態，因此不少農村干部階級意識不強。對于這些干部來說，在四清運動中付出了代價。有一位曾經擔任過農村大隊書記的黨員，因為娶了一位與富農離過婚的女子，并與之生兒育女，居然要在黨和老婆之間選一個，最后他選了老婆，丟了黨籍。63

　　在四清運動中被清查的一些基層干部，如果有歷史上的一點“問題”，往往被指責為階級異己分子，將其經濟問題和工作傷風問題轉化為政治問題。青海省民和縣一個大隊華林灘大隊支書，用拔斷筋、砸骨蓋等12種刑罰殘害群眾，打殘廢3人，并活埋了1個孤兒，最后歸因說書記是一個混入黨內偽警察。64

　　在困難時期，由于饑荒和對基層干部作風的不滿，社會相對比較動蕩。四清運動的矛頭除了針對基層干部與階級敵人之外，也打擊了形形色色的“違法犯罪”行為，鞏固了國家對農村的控制。

　　在1963年9月的被簡稱為后十條出臺后，四清的意識形態內涵突出，針對農村的所謂資本主義傾向的整頓加強，原來一些在饑荒中放松的控制重新收緊。陜西省戶縣一個村莊，因為村里素來有“合麻繩”的家庭副業，四清時發現，全村110戶人有96戶有這種副業，在四清運動中四清工作組對其中41戶進行罰款和補稅處理，由于處理過重，引起民眾投訴，結果被認定為對四清運動的反撲，為首者被定罪為反革命，分別判處四、五年的徒刑，導致家破人亡。65

　　六 結論與討論：社會控制的困惑

　　四清運動過去四十年了，雖然這一運動不太起眼，但是和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相比，同樣可以給后人一些反思。顯然研究為什么有四清運動，四清運動是如何進行的是非常重要的，不過剖析這一場沒有結局的運動，能夠給后人一些啟迪或許也有價值。如果以四清運動為舞臺，從國家、高級與中層官員、基層干部、農民幾個層面來分析農村的社會控制，回答本文開始提出的兩個問題，也許能夠有所啟迪。

　　作為一個國家領導階層，必然希望社會安定，但是如何達到安定卻有不同手段。也許當年的政治領袖主觀上沒有意識到，但是客觀上改革開放之前的政治運動，是緩和內部各階層之間矛盾途徑和鞏固政權的手段之一。從這個角度上講，四清運動在這方面達到了目的。也讓農村的農民與基層干部的關系得到短暫的緩和。同時吏治如何是事關一個國家政權生死存亡的問題，中國歷史上的政權更替在許多時候都與吏治的崩潰有關。如何整肅官吏，也是中國歷史沒有能夠回答的問題。不過通過文化大革命前的政治運動，多多少少能夠讓基層官員們的行為有所克制，因為他們知道民眾是有機會報復他們的，四清運動就是一個榜樣。對于中高級官員來說，文化大革命前的政治運動，絕大多數人是不會被卷入其中的，或許正因如此，才會有一個把他們也拉下馬的文化大革命。在這種通過政治運動控制社會的模式下，普通民眾中的意見，只有等待機會才能發泄，通過一個又一個的運動，他們相信會有機會。

　　在當年的中國，運動成為主要的社會控制機制，然而這并非是一個好的機制。從前面關于四清運動的描述，可以看出存在著下面一個惡性循環過程：

　　官民矛盾激化→整肅基層干部→民眾情緒平息→安撫基層干部→基層干部行為再失控。

　　用政治運動來解決社會控制問題有幾點困惑：

　　困惑之一：官民沖突，一個難解的結。當代中國歷史上有一個難解的結，就是基層干部與民眾的沖突。有幾個方面增加了官民沖突的程度：

　?。ㄒ唬┮庾R形態的鼓動。在傳統的社會中，各級官員是老百姓的“父母官”，高高在上的讓老百姓景仰，民眾從來也不會有奢望自己能夠當家作主。建國后，意識形態的宣傳讓民眾意識到自己應該當家作主，官員成為人民的“公仆”，然而至少在改革開放之前，民眾發現自己還是無法真正當家作主，“公仆”與官老爺沒有太多區別，因此在民眾維護自身利益的欲望增強的趨勢下，官民沖突就不可避免了。

　?。ǘ┱刂频难由臁Ｔ谥袊鴼v史上，基層政權基本上只是到縣，縣以下是由鄉紳控制，廣大民眾直接與官員沖突的機會不多。建國后，隨著社會控制的加深，政府通過村莊各級農村干部一直控制到村莊和農戶?？刂频膬群黾?，官員與民眾的接觸隨著增加，官民沖突的機會就急劇增加。

　?。ㄈ┗鶎痈刹康乃刭|。如果分析一下大躍進時期的人口損失情況，有一個現象值得注意，就是老解放區一般的說損失小，沿海文化素質相對高的地區損失相對小。老解放區損失小是否因為這些地區的基層干部經驗豐富，對其角色扮演的比較好，在對付上級的同時也能夠比較善待民眾。文化素質高的地區是否基層干部的素質也高一點。當然這些假設均有待驗證，不過基層干部的素質不高，是激發官民沖突的重要原因。特別是改革開放前農村基層干部的產生方式更加讓一些沒民意、低素質者成為干部，這些人應該對大躍進的悲劇負極大的責任。

　　困惑之二：制造敵人，有弊病的社會控制手段。從土地改革運動開始，制造敵人是控制農村的重要方式。黃宗智在其研究中采用法國社會學者布迪厄的“象征資本”概念分析了一些“敵人”是如何被制造出來的。66實際上，這種制造敵人的手段在四清運動中再次被廣泛使用。通過制造一小批“敵人”，并且讓大多數與“敵人”處在敵對狀態之中，就可以讓大多數人感覺到自己只要依靠上級的旨意，不要進入敵對群體就是安全的，由此達到有效控制的目的。在土地改革中，敵人是地主富農，在四清運動中，地主富農是死老虎，而有民憤的基層干部最容易成為“敵人”。雖然這種社會控制手段的效果顯著，從建國后到改革開放以前，中國農村的社會控制程度是空前的，但是后果是人與人之間的仇恨增加。

　　四川省三臺縣的一個試點公社，有345戶被重新劃分成份，占總戶數的12.4%。把日子過的好一點的農民，從土改時的貧農成份改變為地主。甚至于有農民對自己從富裕中農被劃為富農而表示不滿，在復查中進一步以“反攻倒算”的罪名劃為地主。重新劃分成份已經成為一種懲罰工具了。67

　　在1963年9月的“后十條”指導下，四清運動中的階級意識空前加強，這種階級意識在一定程度上醞釀出文化大革命中個別地區，因傳說四類分子要暴亂而發生的殘殺四類分子及其家屬的悲劇。湖南省的道縣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殘殺四類分子及其家屬的中心地區，筆者沒有見到具體的被殺人數，但是從兩方面可以推測被殺害者為數不少。一是道縣周邊地區的情況，二是涉案人員數量。道縣周邊的江華縣被殺743人，被迫自殺的45人。其中四類分子343人、子女280人。貧下中農109人，其他56人。68零陵縣四類分子及子女被殺2百余人。69藍山縣被殺94人，被嚇自殺57人70。桂陽縣有200余人被殺害71。道縣在這一事件中，牽連責任人多達7281人，72由此可見被殺者為數不少。類似的問題，在其他個別省市也不同程度出現過。云南省鹽津縣在1968年在 “殺四類分子無罪”等口號下，出現非法殺人。被非法殺害者337人。73

　　困惑之三：互不信任，上下級之間的權力游戲降低管理效率。上級不相信下級，下級也欺騙上級，這在官場上的上下級之間的權力游戲是司空見慣的，改革開放前的民謠“下級騙上級，一級騙一級， 一直騙到毛主席”，是這種政治游戲的生動寫照。從大躍進開始，下級對上級的欺騙達到一個高潮，所以四清運動前，中央領導才會認為有三分之一的基層不可靠。因此在四清運動中，從中央到省、地區、縣都有自己的工作隊，這種格局的背后是上級對下級的不信任。

　　一些著名的四清試點單位，都是在政治名人指導下進行的，如陳伯達的“小站四清”、王光美的“桃園四清”。貴州省晴隆縣的四清工作團，不受當地縣委、地委的領導，直接在省委領導下工作，與省委意見不同的，可直接報告中央。74當地方官員與工作隊意見相左時，吃虧是地方官員。貴州畢節縣委與上級工作隊因為對一位公社書記的成份有不同意見，而犯錯誤。75為了避嫌，大多數下級明知上級的工作隊有錯也不敢指出。

　　四清運動中，一些冤案往往是在不了解當地情況的上級工作隊手中制造出來的。運動過后，大多數的當事人被平反，相當一部分地區的四清運動成為浪費人力、物力的鬧劇。要強調指出的是，雖然有一部分基層干部確實欺壓民眾，四清運動中對他們的批判和整肅是罪有應得，但是大多數在四清運動中受批斗處分的干部要么是冤枉，要么多少有些被過分處理。在文化大革命后的落實政策工作中，大部分在四清運動中受處理者得到平反。據筆者所見資料，平反的比重各地不同，有的地區超過90%，有的地區在60%左右。例如湖南省衡山縣四清運動中受到各種處分的人員中，有64.9%得到平反。76湖南省汨羅市對四清中受處理者進行復查，65.4%得到平反。77四川省中江縣在1978-1985年間對四清中受處理的干部人進行復查，糾正了3238人78，占66.8%。貴州省麻江縣1978-1987年落實政策中，對四清運動遺留案件37人復查，改正33人，維持原處理決定的4人。79換句話說大多數人是斗爭錯，當然也有一些是罪有應得，這也說明評價四清運動不容易。

　　困惑之四：運動出人才，非制度化社會流動。在改革開放以前，中國缺乏一種制度化的人才選拔機制，因此各種政治運動成為社會精英更替的主要方式，在每一次運動中，多多少少有舊的精英下臺，也有新的精英登場。運動具有這種功能，是吸引人投身運動，把運動進行的轟轟烈烈的重要因素之一。

　　當年有一個專有名詞“四不清干部”，專門指在四清中被認為有問題的人。當年基層干部隊伍的替換程度是相當大的，北京市郊區的通縣在四清運動進行地區，有2047名黨員被開除出黨，占全部黨員的18.03%，同期接收新黨員3235人，這些新黨員中有116人直接擔任黨支部正副書記，291人擔任大隊和生產隊等各級領導。80據一項在河北農村進行的調查，四清運動還產生的一個后果是，老干部們在這場運動中受到了沉重打擊，為新一代精英的崛起創造了條件。81

　　山西省陽泉市郊區的四清試點農村中，調整的干部占總數的30.2%，被調整的干部中大部分（占70.6%）是被調掉，少數是調動（占29.4%）。82山西省武鄉縣在四清運動中，全縣411個大隊領導權中，被認為全部爛掉的43個，局部爛掉61個。爛掉和基本爛掉的大隊干部165人，占大隊干部的13%。全縣10133名各級干部有四不清問題的7760名，占76.6%。撤換和調整大小隊干部2870人，占28.3%。運動中發展黨員1131人。83貴州晴隆縣在四清運動處理黨員430人，發展黨員696人，其中98人安排領導職務84。

　　甘肅省張掖地區在四清運動后，公社及以上干部中只有54.6%留任，大隊和小隊干部中留任的占52%，可以說是大換班.85

　　寧夏在四清運動中進行了奪權斗爭。奪權的公社和大隊，分別占18%、29%。永寧縣科級單位奪權的占15.6%。86

　　雖然上級希望通過運動來物色人才，但是難免假公濟私存在，因此1964年12月中共福建省委、省人委聯合發出《關于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清洗和補充人員問題的通知》。省委要求各級黨委、社教工作團和組織人事部門應堅決貫徹階級觀點、政策觀點和群眾觀點，做到認真負責，一絲不茍，防止私招亂雇、引用私人，切實保證干部隊伍的純潔性。87

　　然而用政治運動來達到維護基層干部的純潔性是作不到的，這種方法的前提是假定有大量的人是純潔沒有缺點。事實上人總有缺點。當年在山西定襄縣的四清工作隊發現，要找到苦大仇深、正派沒有缺點的積極分子十分困難。88在體制沒有改革的前提下，新上臺的基層干部未必能夠潔身自好，甘肅省張掖地區在四清運動剛結束就發現新的“四不清”138起，涉及的多數是新上任的基層干部。89

　　注釋：

　　1 沈延生：中國鄉治的回顧與展望，《戰略與管理》，2003.1

　　2 《甘肅省農業合作制重要文獻匯編（二）》，甘肅人民出版社，1988年，255頁

　　3 黃如海：廣西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初探，《邕寧文史資料（6）》，超星數字圖書館，55頁

　　4 《晴隆縣志》，貴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163頁

　　5 林小波：四清運動研究述評，《黨史研究與教學》，2003.3

　　6 高華：大饑荒與四清運動的起源，《21世紀》，2000.8

　　7 林小波：四清運動的起源，《黨史教學與研究》，2004.3

　　8 戴安林：湖南四清運動述評，《黨史教學與研究》，2004.3

　　9 李若建：大躍進與困難時期非正常死亡分析，《21世紀》2002.8

　　10 魏明鐸:《中國共產黨紀律檢查工作全書》,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985頁

　　11 《農業集體化重要文件匯編（下）》，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1年，422頁

　　12 李若建：大躍進時期基層干部行為分析，《香港社會科學學報》1998冬季號

　　13 李若建：大躍進與困難時期非正常死亡分析，《21世紀》2002年8月號

　　14 章重：信陽事件揭秘，《黨史天地》2004年6期

　　15 郭志珍：1959壽陽事件，《滄桑》，1999年6期

　　16 周彪：寶應事件研究，《廣西師范大學學報》，2004年2期

　　17 楚漢：《中國1959-1961：三年自然災害長篇記實》，四川人民出版社，66頁

　　18 編者：來自二號案卷的報告，《丹江口文史資料》6期，超星數字圖書館

　　19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大事記》，超星數字圖書館，132頁

　　20 王祝光：《廣西農村合作經濟史料》廣西人民出版社，1988，453頁

　　21 《貴州農村合作經濟史料（四）》，貴州人民出版社。1989年，111-112頁

　　22 《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縣志》，貴州人民出版社，1992，37頁

　　23 李輝：東川的“大躍進”運動，東川紅土地黨建網站，網址:http://dcdj.ccp.org.cn/

　　24 《成縣志》,西北大學出版社,1994年,64-71頁

　　25 《臨夏回族自治州志》，甘肅人民出版社，1993年，55頁

　　26 《甘肅省農業合作制重要文獻匯編（一）》，甘肅人民出版社，1988年，848頁

　　27 《靜寧縣志》，甘肅人民出版社，1993,37頁

　　28 《通渭縣志》，蘭州大學出版社，1994，417頁

　　29 《青海農牧區合作經濟史料》，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28-29頁

　　30 《中寧縣志》，寧夏人民出版社，1994年，18頁

　　31 蕭一湘：干部的腳印，《南風窗》2002.8

　　32 M.邁斯納:《毛澤東的中國及后毛澤東的中國》,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334頁

　　33 郭志珍：1959壽陽事件，《滄?！?，1999年6期

　　34 《國史通鑒（2）》,紅旗出版社,1994年,74頁

　　35 李自力：三年暫時困難在永春城關公社，《永春文史》21期，超星數字圖書館

　　36 《大邑縣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67頁

　　37 《甕安縣志》，貴州人民出版社，1995，284-285頁

　　38 《長治市農業合作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98，p189-190頁

　　39 王朔柏、陳意新：從血緣群到公民化，《中國社會科學》2004.1

　　40 汪春劼：試論四清運動對文革的影響，《學術界》1996.2

　　41 《陽高縣志》，中國工人出版社，1993，73頁

　　42 趙有福：彭真與京郊農村社教運動，《學術論壇》，2004.2

　　43 曹力鐵：江西省城鄉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始末，《當代中國史研究》，1998.5

　　44 唐宏毅：魯班‘社教’運動，《三臺文史資料選輯（8）》，超星數字圖書館，83-84頁

　　45 《甘肅省農業合作制重要文獻匯編（二）》，甘肅人民出版社，1988年，188頁

　　46 《晴隆縣志》，貴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168頁

　　47 《遵義縣志》，貴州人民出版社，1992,43頁

　　48 《涇川縣志》，甘肅人民出版社，1996,404頁

　　49 李新：四清記?！吨泄颤h史資料（64）》，中共黨史出版社，1997，98頁

　　50 宋政厚：我在文革中為兩位省委書記申冤，《炎黃春秋》，2002.6

　　51 單世聯：從‘小四清’到‘文革’，《開放時代》，2000.5

　　52 《湖南省志政法志·審判》，湖南出版社，1995，418頁

　　53 吳毅：從革命到后革命：一個村莊政治運動的歷史軌跡，《學習所探索》，2003.2

　　54 《永寧縣志》，寧夏人民出版社，1995，330頁

　　55 《鹽池縣志》，寧夏人民出版社，1986，56頁

　　56 王朔柏、陳意新：從血緣群到公民化，《中國社會科學》2004.1

　　57 《華容縣志》，中國文史出版社，1992，46頁

　　58 《原平縣志》，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1991，621頁

　　59 趙康儉：《蘄縣農業合作簡史》，天津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80頁

　　60 《大邑縣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68頁

　　61 江俊偉：官橋經驗的形成、推廣及其評價，《黨史研究與教學》，2004.2

　　62 《寧夏農業合作制發展簡史》，寧夏人民出版社，1992，171頁

　　63 康克清：《康克清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93，467頁

　　64 《青海農牧區合作經濟史料》，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140頁

　　65 李百靈：發生在社教運動中的一大涉稅冤案，《稅收與社會》，2002.10

　　66 黃宗智：中國革命中的農村階級斗爭，《中國鄉村研究（2）》，商務印書館，2003

　　67 唐宏毅：魯班‘社教’運動，《三臺文史資料選輯（8）》，超星數字圖書館，84-86頁

　　68 《江華瑤族自治縣志》，中國城市出版社，1994，346-347頁

　　69 《零陵縣志》，中國社會出版社，1992，102頁

　　70 《藍山縣志》，中國社會出版社，1995，24頁

　　71 《桂陽縣志》，中國文史出版社，1994，116頁

　　72 《道縣志》，中國社會出版社，1994，157頁

　　73 《鹽津縣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50頁

　　74 《晴隆縣志》，貴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163頁

　　75 《畢節縣志》，貴州人民出版社。1996，39頁

　　76 《衡山縣志》，岳麓書社，1991，158頁

　　77 《汨羅市志》，方志出版杜，1995，126頁

　　78 《中江縣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444頁

　　79 《麻江縣志》，貴州人民出版社，1992，205頁

　　80 張洪林：通縣四清運動和通縣地區四清大會戰，《北京黨史》，2003.4

　　81 趙力濤：家族與村莊政治 ，《21世紀》一九九九年十月號

　　82 岳珠明：《陽泉農業合作史》，當代中國出版社，2001，52頁

　　83 魏晉峰：《武鄉農業合作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52-54頁

　　84 《晴隆縣志》，貴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166頁

　　85 《甘肅省農業合作制重要文獻匯編（二）》，甘肅人民出版社，1988年，270頁

　　86 《寧夏農業合作制發展簡史》，寧夏人民出版社，1992，171頁

　　87 《福建省志.大事記》，www.fjsq.gov.cn

　　88 張弘毅：衛垣指導下的鎮安寨四清工作，《文史月刊》2004.5

　　89 《甘肅省農業合作制重要文獻匯編（二）》，甘肅人民出版社，1988年，27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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