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城趕考”

毛澤東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最早萌發，是對執政黨興衰規律的關注、預見與探索。發現并提出這一課題，是延安整風運動的一個重要結果。

在馬克思主義思想史上，毛澤東是高度重視無產階級政黨——共產黨自身建設的思想家和革命家。他把黨的建設同武裝斗爭、統一戰線看成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的三大法寶，黨的建設又是核心的法寶。不僅如此，他還解決了黨的建設的兩個最根本的問題。一是黨的建設的基本內容，就是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眾和自我批評。二是黨的建設的基本形式，就是在黨內展開積極的思想斗爭，通過斗爭實現團結。為此，毛澤東圍繞三個基本內容，不斷同黨內錯誤思想進行斗爭。從“8.7會議”到“古田會議”、“遵義會議”、“瓦窯堡會議”、“洛川會議”、六屆六中全會等，從《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到《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實踐論》、《矛盾論》、《改造我們的學習》、《整頓黨的作風》、《反對黨八股》、《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學習與時局》等，毛澤東一次又一次地同黨內的“左”、右傾機會主義和各種錯誤思想進行斗爭。但總體上看，毛澤東關于黨的建設的思路，以“延安整風”為分界，有一個階段性的變化。此前，主要是清算王明的影響，糾正對中國革命認識上的錯誤，解決革命如何成功的問題；之后，則轉移到高度關注革命勝利后，如何防止執政的共產黨腐敗變質的問題。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思想，最早源頭可以追溯到“延安整風”結束前的1944年。

向全黨推薦《甲申三百年祭》。防止革命隊伍蛻變是一項歷史任務。1944年3月10日，郭沫若先生為了紀念李自成起義的成敗，寫成了《甲申三百年祭》一文。是年3月19日在重慶《新華日報》上刊出，連載四日。在延安的毛澤東非常贊賞這篇文章，認為它的內容對已經取得很大勝利的中國共產黨有著特殊的意義。他指示延安《解放日報》全文轉載，并把它作為整風學習的重要文件。4月12日，毛澤東在延安高級干部會議上作《學習與時局》的報告。他說：“我黨歷史上曾經有過幾次表現了大的驕傲，都是吃了虧的。” “全黨同志對于這幾次驕傲，幾次錯誤，都要引為鑒戒。近日我們印了郭沫若論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們引為鑒戒，不要重犯勝利時驕傲的錯誤。”11月21日，毛澤東致信郭沫若。“沫若兄：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們把它當作整風文件看待。小勝即驕傲，大勝更驕傲，一次又一次吃虧，如何避免此種毛病，實在值得注意。倘能經過大手筆寫一篇太平軍經驗，會是很有益的”。太平軍是勞動人民起義史上規模空前的，而且是建立了政權的，總結它的經驗教訓具有更大的意義。毛澤東之所以提醒全黨高度重視驕傲對革命勝利的威脅，是因為他已經看到革命隊伍發生驕傲的階級根源：私有制和剝削階級的根是深入在勞動人民的心理深處的，同樣也深入在許多共產黨員和干部的心理深處。這根源會使成功后的勞動人民中的精英分子轉向剝削階級的生活方式。無產階級的革命成果被斷送，最深刻的原因不是驕傲，而是共產黨的領導層內部產生出資產階級分子。毛澤東通過對《甲申三百年祭》的重視，喚醒了關于無產階級革命勝利之后有可能再失敗的思想（這種思想在建國后被概括為“資本主義復辟”）。如何防止這種失敗或復辟，成為毛澤東畢生的探索，從而把馬克思主義理論推向前進。

與黃炎培先生的談話。1945年6月19日，毛澤東當選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主席。當時，國共之間的緊張局面，引起中間勢力的嚴重不安。6月2日，國民參政員褚輔成、黃炎培、冷遹、王云五、左舜生、傅斯年、章伯鈞從重慶致電毛澤東和周恩來，希望繼續商談政治解決團結問題。6月18日，毛澤東、周恩來復電，歡迎他們來延安。7月1日，褚輔成、黃炎培、冷遹、左舜生、傅斯年、章伯鈞飛抵延安（王云五因病未成行）。毛澤東在同黃炎培談話中，問他有什么感想？黃炎培說：我生六十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時聚精會神，沒有一事不用心，沒有一人不賣力，也許那時艱難困苦，只有從萬死中覓取一生。既而環境漸漸好轉了，精神也就漸漸放下了。有的因為歷時長久，自然地惰性發作，由少數演為多數，到風氣養成；雖有大力，無法扭轉，并且無法補救。也有為了區域一步步擴大了，它的擴大，有的出于自然發展，有的為功業欲所驅使，強求發展，到干部人才漸見竭蹶、艱于應付的時候，環境倒越加復雜起來了，控制力不免趨于薄弱了。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中共諸君從過去到現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黃炎培所說的“政怠宦成”，是說政治的懈怠由吏治的腐敗和官吏的不良狀態所造成；“人亡政息”是說一代英雄群體退出歷史后，原來興旺的政治形勢就隨之結束了，或是治國的干部隊伍跟不上需要，或是負責的官員不干事與干壞事，而導致政不得人，人不得事，政治衰敗；“求榮取辱”是說政治領導層好大喜功而導致內部腐敗，由勝利到滅亡，自取其辱。總之，這三種現象在歷史王朝的更替中是屢見不鮮的。毛澤東聽完黃炎培先生的話，說道：“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黃炎培認為：這話是對的。只有大政方針決之于公眾，個人功業欲才不會發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把民主來打破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毛澤東的談話中，接觸到了一個關鍵的思想：“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共產黨可以跳出歷史王朝的生死輪回，其法寶就是民主。民主總比專制、救星、圣人進步。但民主還是一個較為抽象的概念，國民的民主（貴族的、資產階級的）使改朝換代制度化，可以保證一種國家制度的長期穩定，但并不能保證無產階級和勞動者不受壓迫。只有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勞動人民為主體的人民民主專政，才是唯一能夠保障勞動人民權利的民主制度，這種制度就是無產階級專政。馬克思認為自己的理論貢獻，就是發現了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必然性和歷史過度性。馬克思1852年3月5日在《致約•魏德邁》的信中說：“我的新貢獻就是證明了下列幾點：（1）階級的存在僅僅同生產發展的一定歷史階段相聯系；（2）階級斗爭必然要導致無產階級專政；（3）這個專政不過是達到消滅一切階級和進入無階級社會的過度。”毛澤東所講的能跳出“興衰周期律”的民主，正是這種以無產階級專政為實質的新民主。但是如何成功地實現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過度性，則成為毛澤東一生研究的課題。

“進城趕考”就是繼續革命。1949年3月5日到13日，中國共產黨召開了七屆二中全會。毛澤東在會上講話說：“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 “因為勝利，黨內的驕傲情緒，以功臣自居的情緒，停頓起來不求進步的情緒，貪圖享樂不愿再過艱苦生活的情緒，可能生長。因為勝利，人民感謝我們，資產階級也會出來捧場。敵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們的，這點已經得到證明了。資產階級的捧場則可能征服我們隊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這樣一些共產黨人，他們是不曾被拿槍的敵人征服過的，他們在這些敵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稱號；但是經不起人們用糖衣裹著的炮彈的攻擊，他們在糖彈面前要打敗仗。我們必須預防這種情況。”“這一點現在就必須向黨內講明白，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我們有批評和自我批評這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武器。我們能夠去掉不良作風，保持優良作風。”其中，最重要的一句話，就是“我們有批評和自我批評這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武器。”自我批評就是在黨內展開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思想斗爭。后來的歷史證明，共產黨人不僅經受住了革命戰爭的考驗，而且經受住了糖衣炮彈的考驗。但是，毛澤東當時還沒有想到，資產階級不只是從外部進攻和腐蝕共產黨人，而且執政的共產黨內部會產生出資產階級來。

1949年3月23日，毛澤東與中共中央離開西柏坡，進駐北平。出發前，毛澤東對大家說：“同志們，我們就要進北平了。我們進北平，可不是李自成進北平，他們進了北平就變了。我們共產黨人進北平，是要繼續革命，建設社會主義，直到實現共產主義。”他對周恩來說：“今天是進京‘趕考’嘛。進京‘趕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周恩來說：“我們應當都能考試及格，不要退回來。”毛澤東說：“退回去就失敗了。我們決不當李自成，我們都希望考個好成績。”結果，這一場考試用了毛澤東畢生的精力。直到他臨終，也沒有結束。但是，毛澤東畢竟點明了主題：“我們共產黨人進北平，是要繼續革命，建設社會主義，直到實現共產主義。”繼續革命，成為毛澤東思想的真正的理論起點和理論核心。毛澤東確實是這樣做了，而且取得了巨大的理論成功。

以上三件事說明，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前，毛澤東已經明確地想到了黨和黨建立的國家的命運問題。防止共產黨蛻化變質！防止人民的國家發生復辟！這些問題既是明確的，又是堅定的。但另一方面，應當如何防止做李自成？如何防止重復歷史上的興衰周期律？如何實現“進城”以后的繼續革命？卻是盲目的和存在疑惑的。因為只知道事情是極端的重要，但卻不知道具體的威脅是什么和威脅在哪里。當時唯一能想到的就是當前的敵人，他們在失敗以后會做什么；再就是我們面對勝利會產生什么問題。一是敵人的腐蝕，二是自己的驕傲，兩個問題合在一起就會出事。對此毛澤東提出了“兩個務必”。而真正的最大的危險，是在若干年之后才能看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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