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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使農村獲得又一次解放——以濟寧地區為例

雷運河 · 2008-01-15 · 來源:文革研究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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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運河:文革使農村獲得又一次解放

著名作家高默波曾說他的家鄉高家村,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是整個毛澤東時代的黃金時期。對于濟寧地區的廣大農村來說,這個說法也是普遍適用的,而從思想意識來說,文化大革命使農村又獲得一次解放。

不少農村,1949年解放后,在“一切要正規化”,強調“使用有文化能人”的錯誤引導下,排斥了最早參加革命,參加八路軍,參加民兵的老貧農,老雇農,因為他們大都沒文化。舊社會苦大仇深,連吃飯穿衣的條件都被地主老財剝奪了,還學什么文化?所以不符合黨內走資派選用干部的標準。這次文化大革命,他們有的已經年近七十,年齡小的也正五十歲左右,還象當年一樣,和小青年一起進行造反。不過這次不是造地主老財的反,而是造黨內走資派的反,又一次成了農村的革命造反派。當文化大革命的勝利成果--濟寧地區革命委員會及各縣、公社、大隊革命委員會相繼成立時,他們有的進了革委會,有的成了革委會的顧問。他們激動地說,這是我們農村,我們貧下中農獲得了第二次解放。

修正主義一伙推行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農村是重災區,農民是最大的受害者。

無數事實證明,凡是自留地多,社員隨便自由的,光依靠包工包產來發展農業生產的生產隊,大都落后貧窮;凡是自留地少,甚至沒有自留地,隊干部一心撲到生產隊,大公無私,社員們集體生產勞動積極性高,這樣的生產隊都搞得好,是先進富裕的。這是為什么?

文化大革命中的“斗私批修”解開了人們心中疑團,找到了答案。一個人的時間、精力、體力是有限的,一個生產隊的財力物力也是有限的,把這兩個有限集中到一點,集中到生產隊的集體生產上,就能攻無不克,戰無不勝;這兩個有限分散使用,只能一事無成,越過越不濟(貧窮)。

先看社員每個人,如果每天只想著自己家的自留地,就不會想著生產隊的大田,即使拿出一半精力和體力去侍弄自留地,那也就只有另一半的精力和體力去干大田的活。有的社員說:“干隊里的活是休息,攢足勁去干自留地。”這還只是從時間、體力、精力上來說,在思想上,自留地在每戶社員心中就是一個小天地,很可能是滋生私字、孕育自發資本主義傾向的肥田沃土。

再從生產隊來看,自留地與生產隊大田爭肥爭水爭投入,使生產隊的產量下降,收入減少。

這樣說,為什么黨的政策還允許有少量的自留地呢?一是數量要少,并且逐漸減少,二是讓社員有自由空間,作生活補充。也是對差的生產隊的一種調節,暫時緩和生產隊收入的不足。在這期間,生產隊必須改善領導,加強思想教育,待生產隊搞好了,自留地也會慢慢消失它的作用。

而修正主義一伙卻不是這樣想,他們抓住個別生產隊搞得不好的弱點,打開集體生產的缺口,主張多分自留地,從而搞自由市場,為發展資本主義創造條件。

通過文化大革命中的揭發批判,廣大社員明白了這個道理,分析了生產隊搞不好的原因,解決了生產隊干部的問題,推選那些有革命覺悟、大公無私、處事公道、又懂生產、又有能力的人作生產隊的帶頭人,從而改變了生產隊的面貌,在生產上打了一個又一個翻身仗,使好的生產隊更加先進,使落后的生產隊趕上了先進的步伐。整個農村的集體經濟得到空前的鞏固和提高。

分清什么是社會主義道路,什么是資本主義道路,如何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集體經濟,這是廣大農村思想觀念的大飛躍,是廣大農民擺脫私有觀念的羈絆,獲得的第二次解放。

周恩來總理在四屆人大報告中指出:“我國農業連續十三年(從1962年到1974年)奪得豐收,一九七四年農業總產值予計比一九六四年增長百分之五十一。”

在經濟學家柳隨年等人編寫的《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簡史》(1985年黑龍江出版社出版)一書中,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十年農業的發展作了如下統計:

糧食產量平穩地保持在年增長率4%左右,農用拖拉機和手扶拖拉機、排灌動力機械、化肥使用量、農村用電量,1975年分別相當于1965年的6.7倍和6.6倍、5.9倍、4.1倍、5.7倍。

以上這些數據,有力地說明全國農業生產在文化大革命中突飛猛進的發展。

而濟寧地區的各種指數還略高于以上數字。這是農村經濟上的大翻身。

濟寧地區革命委員會成立之后,全地區的農村教育事業進入全盛時期。適齡兒童100%入了學,很快普及了1--7年級的免費義務教育(不交任何學雜費,只交少量的書本費),做到每個大隊都有一處小學,二--三個大隊有一處聯辦初中,每個公社有一處高中,條件好的大隊還辦起了農中,科學技術培訓班,農機培訓班,吸納了各個年齡層的青年農民參加。按照純文化的標準,這些學校是不合格的,因為不搞“智育第一”,不追求片面的升學率。從全面培養人的角度看,這些學校是辦得很好的,不光理論聯系實際,經常參加生產勞動,而且把革命大批判引進了課堂,學生的思想覺悟提高很快,文化知識水平也比較扎實,徹底克服了“學而優則仕”的思想。當然,個別學生也出現了“讀書無用論”的傾向,但絕大多數學生積極性很高,是非常愿意認真學習科學文化知識的。國家從一九七0年開始,陸續采用推薦、選拔的方法,選送一部分農村高、初中畢業生(回鄉的、下鄉的)到大學、中專學習、深造。他們畢業后為社會主義事業作出了很大貢獻。

農村教育的大好形勢,還由于當時教育制度的大改革,這主要體現在教師隊伍的建設上。民辦教師是個新生事物,城里的教師也大量到農村去,甚至原來的公辦教師,自動放棄拿國家的工資,以普通社員的身份參與農村教育,這更是一種高尚的社會風尚,再加上回鄉和下鄉知青經常補充到教師隊伍中。以上這些新事物新措施,有力地加強了農村教師隊伍的數量和質量,促進了農村教育的發展。正個文化大革命十年,是公社、大隊、小隊辦教育積極性最高、干勁最大的十年。

總起來說,蓬勃發展的農村教育,使廣大農民文化水平得到了很大提高,文盲人數大大減少。科學種田水平,農業機械的使用水平,講衛生的水平,文化知識的水平,都出現了前所未有的上升,普及面之廣,進步速度之快,是幾千年農村社會發展的最高峰。

地主、資產階級分子和黨內走資派總說文革十年耽誤了一代人,主要是指沒能讓他們的子女都上大學,沒能培養出精神貴族,沒能選拔出他們所需要的接班人,沒能使少數讀書人邁進脫離勞動人民的知識精英的階層。而貧下中農,廣大的社員群眾則認為,文革十年使農村的孩子都能上學,都能得到教育,都能學到知識本領,這是窮苦老百姓祖祖輩輩夢寐以求的事情。

講起農村的醫療衛生,濟寧地區革委會成立后有值得大書特書的一筆。

人民公社的社員早就羨慕城里人和干部們的公費醫療,在革委會成立后就狠抓了這件事情,這就是根據毛主席教導,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建立農村赤腳醫生制度。

赤腳醫生是個非常形象的稱呼。無論是把脈問診的老中醫,還是穿著白大褂帶著聽診器的西醫大夫,過去給人的印象總是高高在上,神秘莫測,決定著人們的病痛和生死。在文化大革命中批判了“城市老爺衛生部”,落實了毛主席“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的偉大號召,解決了農村“一無醫二無藥”的困難,赤腳醫生應運而生。

赤腳醫生,可以和農民一樣赤腳下田上坡,又可以赤腳走門串戶給農民看病治病,是一種扎根農村,完全農民化了的醫生。赤腳醫生有兩部分組成,一是由大醫院抽調出來的醫護人員,二是由公社、大隊選派的、有一定醫療知識或一定文化的人員進行培養出來的。赤腳醫生的待遇和所需藥品、醫療器械等經費開支,國家發給一部分,生產隊生產大隊補助一部分。

赤腳醫生打破洋框框,發掘中華醫學寶庫,在中藥配制、針灸推拿等方面走出了適應中國農村需要的醫療道路,在理論聯系實際的基礎上,對地方病、常見病、疑難病進行了大膽探索和研究,做出了許多領先世界醫學水平的貢獻。

由于赤腳醫生制度強調土法上馬,土洋結合,中西醫結合,就地取材,一切從人民群眾的利益出發,這樣就大大降低了醫療費用。有個小病小災,襯員只要拿上醫療證,到大隊衛生所就可以看病、拿藥、打針、治療,不花一分錢。重病、大病需要到大醫院治療時,大隊或公社開個介紹信,費用大部分由大隊、公社拿,病人只拿小部分,有的大隊、公社公共積累多,也可以不讓社員個人拿錢。

赤腳醫生還擔負著宣傳衛生知識、預防疾病傳播、建立衛生檢查制度的任務,通過宣傳和檢查督促,讓社員養成講衛生愛清潔的好習慣。文化大革命十年中,疾病減少,地方病,常見病得到有效控制,都與赤腳醫生制度有關。

文化大革命,對于反動知識分子,也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吹捧的知識精英來說,中國變成了文化沙漠,而對濟寧地區的廣大農村來說,文革時期成了革命文化大普及、大提高的史無前例的最好時期。

濟寧地區革委會成立之后,舊的文化被批深批透批臭,新的文化在萌生、發展、建立。

首先,革命樣板戲大普及。連目不識字的老漢,也能哼幾句《紅燈記》中李玉和的唱詞,李鐵梅更是大姑娘小媳婦模仿演唱的榜樣。田間地頭,打麥場上,飼養棚里,清晨上工的路上,夜晚靜靜的河邊村頭,都會聽到學唱樣板戲的嗓音。

大家并不滿足京劇唱腔,還把樣板戲進行翻版移植,改成地方上的柳琴戲、呂劇、予劇。

自編自演自唱的文藝節目就更多了。幾乎每個大隊都有自己的宣傳隊,隨時把好人好事好風尚編入歌唱的節目中,也把階級斗爭,路線斗爭的新動向新問題,把剛剛暴露的壞人壞事反映在文藝節目中。各大隊互相比賽,相互交流,時常邀請其他地方的宣傳隊來自己大隊演出。

其次是組織體育活動。過去,只有大的學校,城里單位才能組織體育活動。現在,文化大革命時期,人的思想解放了,交往增多了,精神愉快,物質生活有了保障,大家因陋就簡,組織起蘭球、排球、乒乓球、拔河等項活動。這可是農村亙古未有的新鮮事。經常舉行聯賽,友誼賽 ,打破了村與村,大隊與大隊,公社與公社的界限,增強了交流,特別是青年男女接觸的機會多起來,自由戀愛、自主婚姻得到切實的實行。

還有,文化大革命中民兵工作組織得普遍而且效果好。青壯年社員上操跑步已成家常便飯,真槍實彈的演習也不是稀罕事。開天辟地,歷代統治者,怕人民造反,總是對農民耍槍弄棒十分恐懼,修正主義上臺以后,更是對人民怕得要死,恨得要命,為了維護他們的“團結和穩定”,不準群眾上訪,三令五申收繳民間槍支彈藥。連農民的獵槍,玩耍用的大刀長矛,也成了顛覆統治的可怕武器,嚴令交出,否則后果不堪設想。這與文革時期的全民皆兵,全民武裝是多么鮮明的對比啊!

這些文娛、體育、民兵等集體活動,大大拓寬了人民公社社員的視野,開闊了青年男女的眼界,友好的交流,友誼的培養,已不限于本村、本大隊、本公社。大家的革命情操,衣著打扮,風俗習慣,都互相影響,共同進步;各種形式的友好往來,年輕人的自由戀愛,同志式的競爭比賽,都健康地發展著。發育成熟的青年人,有史以來第一次自由地、不需要他人介紹地談起了戀愛,自主地確定了婚娶形式。因為各種集體活動為他們提供了一起生活并互相了解的機會,使他們有了商談今后如何組建家庭的時間和能力。

當然,并不是所有的生產隊,生產大隊,公社都搞得很好。地區革委會和各縣革委會的任務,就是樹立典型,幫助落后社隊,隨時解決出現的各種問題,把工作都搞得很好。

生產隊搞得不好的原因是什么?濟寧地區革命委員會專門作了調查。

經過文革的戰斗洗禮,由于集體經濟得到進一步鞏固,人的思想,人際關系變得單純起來。誰也不需要依靠誰生活,誰也不需要看誰的眼色行事,大家都是平等的。只要一身正風,好好勞動,不對的敢說,錯誤的東西敢管,一個優秀社員的基本條件就具備了。那么為什么搞不好呢?關鍵在領導。人們常說,只有落后的領導沒有落后的群眾,又說,火車跑得快,全靠車頭帶。

生產隊的領導人尤其是個關鍵。一個生產隊長必須具有較高的階級斗爭和路線斗爭的覺悟,能堅持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方向,不受階級敵人和黨內走資派歪理邪說的蠱惑;還要有革命干勁,不能三分鐘的熱度,要事事處處走在前面,勞動帶頭,工作第一,能掌握農活的一般規律,有事同社員商量,同時,生產隊長必須辦事公道,堅持正義,不謀私利,敢與歪風邪氣作斗爭,有較好的群眾基礎和較高的群眾威信。大隊、公社一定要注意培養出好的生產隊長,給生產隊長以支持和指導。

在生產隊的每一個環節都體現出生產隊長的素質。安排農活時,有沒有把輕活、便宜活(出力少,拿工分多的活)自己去干或委派自己的親屬去干?雨后的下種,鋤草是否及時安排?收割時是否精打細算,顆粒還倉?勞力的調配是否恰當?分配實物和現金時,如何體現按勞分配和按需分配?國家、集體、社員三者利益怎樣兼顧才是正確的?等等。這里面都有非常生動的、活躍的“斗私批修”的素材。如何抓住這些素材,描繪社會主義的圖畫,生產隊長的擔子很重很重。

濟寧地革委成立后,根據調查的情況,協助各縣革委會,在公社、大隊配合下,抓住解決生產隊長這個關鍵問題,使原來比較落后的生產隊有80%變了模樣,成了先進的或比較先進的單位,從而整個濟寧農村來了個大飛躍。

濟寧農村巨變的內容還很多很多。

整個毛澤東時代就是貧苦的勞動人民翻身得解放的時代,文化大革命更使農村的貧下中農,生活在下層的貧苦人們,廣大婦女,社會地位大大提高,獲得了更多的做人的尊嚴。一系列舊風俗,舊習慣,舊道德,舊傳統受到批判,一系列新風俗新習慣建立起來,干群之間,人與人之間,鄰里之間,家族之間,父子之間,夫妻之間,都充滿了社會主義新風尚。結婚只講感情基礎,不講排場不搞形式,不送彩禮不大吃大喝;喪葬改革,全部實行火化,不搞庸俗的守孝活動,不搞宴請賓客;過年過節,打破了門第觀念,掃除了尊尊卑卑、上上下下的壁壘,生產隊搞集體聚會,其樂融融,社員一家親。農村出現“三少”;打架斗毆的少了,不孝敬老人的少了,小偷小模,各種犯罪活動少了。有的大隊不光“少”,而是根本“絕跡”。

寫農村的巨大變化,還應看到水、田、路、住宅的變化。濟寧地革委和各縣、公社、大隊革委,在農村這些硬件的建設上更是取得了耀眼的成績。

農村雖然有了生產隊、大隊的統一管理,但住宅還是分散的,道路是崎嶇不平、九曲十彎的,田地的調整,還不到位,還有許多小塊地,交叉地(隊與隊,社與社地塊的交叉)。由于田地的位置還存在問題,溝、渠、塘的布局就不盡合理。

所以,各級革命委員會一成立,就進行了建排房,整修道路,調整地塊,進一步興修水利的工作。

社員住宅排房化的設計,基本上是以生產大隊(村)為單位進行的。規定好每戶宅基地的大小,取直村莊的中心大道,在大道兩側依次建房,每兩排之間有小街道連通。這樣做的好處是大大節省了住宅用地,把那些多占的荒蕪的院落、閑地都改造成很好的耕地。困難是要拆掉一些不符合道路規化和排房要求的舊房建新房,給社員個人增加了負擔。解決這個困難的辦法,是生產大隊和生產隊給予補助,有物質的,金錢的,也有人力的。絆腳石是些大宅院的社員,不愿放棄多占的宅基地,設置了不少障礙。解決這方面的問題,就是開展斗私批修,做深入細致的工作。大部分思想通了,個別的不通也得通,因為他們的理由是站不住腳的。

大隊(村)排房化的推廣、實施,使街道有人掃,雨水有處排,衛生條件好了,廁所規范了,蚊蠅徹底減少了。有的大隊、生產隊還建立了沼氣池,供社員燒火做飯,減輕了空氣污染,使天空也變得更藍了。整個農村,面貌整潔美麗。

田地的調整,也只有在文化大革命中鞏固了集體經濟,加強了大隊、公社的領導,才能得以實現。土地質量的優劣,離村莊的遠近,水利條件的好壞,都必須經過認真的調查研究,做耐心細致的工作,才能使地塊的調換得到成功。調整后的好處是不言而喻的。地塊大了,易于平整,機械化耕種方便了,機井澆灌順利了,再加上四道八達的水渠,池塘,做到旱澇保豐收。

濟寧地區大部分是平原,有一部分丘陵,還有一些湖地(南四湖周圍),需要分別治理。特別銘記在濟寧地區人民心中的是治理洪山口工程。

洪山口是當時濟寧地區所轄的滕縣、鄒縣的分界線,連結濟寧地區和棗莊市的濟棗公路就在此處通過。這里的山坡,由于缺乏治理,光禿禿的,只有少數可數的酸棗樹生長。

濟寧地區革命委員會根據人民的意愿,學習大寨精神,解決洪山口兩側大隊可耕地少的問題,發動全區人民大戰洪山口(鄒西會戰)。

動員的勞力主要是滕、鄒兩縣各大隊的社員,同時,各機關、各單位、各學校,甚至工礦企業,商業財貿衛生系統,都抽調出大量的人力、物力,支援洪山口的建設。

費時兩年,上百萬人次參加,硬是在洪山口南北兩側開墾出數千畝肥沃的梯田,附近山巒都栽上了松柏和果樹,不少機關、學校還包種了試驗田,建立了勞動基地,荒涼的洪山口變成了花果山、米糧川。每逢大忙季節,山南山北,紅旗招展,人群簇動,歌聲、勞動的呼喊聲回蕩在山谷。

洪山口的建設,是文革中農村獲得第二次解放的見證,是濟寧地區文化大革命的一座豐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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