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學者關于“文化大革命”起因的幾種看法

康松編譯

“文化大革命”從一開始就引起全世界的注意，各種人士對“文化大革命”的起因提出各種不同的解釋。人們紛紛研究毛澤東為什么要將他親手建立的黨和政權“打倒”？為什么要“打倒”與他共同戰斗多年的戰友？在“文革”十年期間，除去仇視中國的人提出各種污蔑性原因外，一般中國問題學者也都同意中國當時的解釋。但在中國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后，外國學者對文化大革命的起因提出了各種新的解釋，美國懷特三世１９８９年在《混亂的政策》一書中認為，各學者提出的解釋都是表層的原因。他認為“文化大革命”的特點，是其“暴烈性”與“普遍性”。應該研究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參加這場“革命”，為什么那么多的人對同階級的人那樣“暴烈”，否則不足以解釋“文化大革命”。外國學者提出文化大革命的原因有以下幾種：

    １．“文化大革命”是追求平均主義和集體主義理想的結果。持這種看法的學者多為比較“左”傾的，而且發表這種意見的時間多在“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前。理查德•費理察在《追求純潔：毛的文化革命》一文（載《共產主義問題》１９６９年１１—１２月）中稱，“‘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真正的革命，因為毛的意圖是要創造一個新的實行統治的上層建筑。”威兼•欣頓１９７２年在《中國的轉折點：論文化革命》一文中稱“這些政策將會改變人民，直至社會階級不存在為止。”關心亞洲學者委員會１９７２年在《中國l在人民共和國里》一書中稱，“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目標是平等、共享財富、中國的獨立，并將革命的火炬無代溝地傳下去。”

    利奧•休伯曼與保羅•斯威齊１９６７年在《中國的文化革命》一書中稱，文化革命的目的是使中國進入共產主義。多克•巴尼特與米歇爾•奧克森伯格認為，文化革命的目的是為了現代化。哈里•哈丁在１９７１年《中國：走向革命的實用主義》一文中認為，毛的“革命的實用主義”所以容忍“文化大革命”中的暴力活動，是為了“解凍”中國的官僚主義。還有不少學者認為，文化革命之所以發生是與“中國的政治和經濟的發展目標”有關。

    ２．“文化大革命”是“權力斗爭”的結果。這里的“權力斗爭”不是指個人之間的爭權奪利，而是指領導人在政策上的分歧。弗朗茲•邁克爾１９６７年的《權力斗爭》一文（載《共產主義問題》），詹姆士•邁爾斯１９６８年的《毛主席的垮臺》一文與麥克法夸爾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一書均認為，“文化大革命”起因于領導層對農村政策的分歧。麥克法夸爾特別證明，在其他問題上領導人的分歧并不象一般人認為的那樣大，他尤其不同意將劉少奇視為鼓吹蘇聯模式的人。但懷特三世認為，政策分歧只是文化革命起因之一，尚不足以解釋文化革命的全部過程，因為領導人之間的政策分歧以前經常有，但均沒有引發一場文化革命；領導人之間的政策分歧也難以解釋群眾的暴烈行為，而且領導人在農業政策上的分歧，也難以解釋城市居民如此積極地投入文化革命。

    ３．“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的個性與對毛澤東個人崇拜的結果。斯卡拉皮諾在《一個革命者的轉變：１９１９—１９２１年的毛澤東》一文中，曾提到“有人認為（文化革命）是老年人的胡思亂想”。羅伯特•利夫頓１９６８年在《革命的不朽：毛澤東和文化革命》一書中認為，毛澤東對即將到來的死亡“非常敏感”，他發動了一場使中國社會獲得“新生”的運動。他企圖“根據已與外界實際脫離的內心需要采取行動”，來控制其“環境”。寫有《毛澤東傳》的羅斯•特里爾在書中稱，毛澤東已“失去了同伴感”。懷特三世甚至認為，中國共產黨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亦有類似的意思。

    共產黨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亦有類似的意思。他認為決議說毛澤東開始驕傲了，逐漸脫離實際，脫離群眾，主觀，武斷，凌駕于黨中央之上。當然他也同意決議說不能責怪一個或幾個人。也有些學者認為，中國古老的政治文化決定中國人有崇拜領導的現象，但懷特三世認為，個人崇拜是文化革命中“群眾憂慮和政治熱情的象征，而不是原因”。

    ４．“文化大革命”是１９４９年以后１７年內執行各項政策的結果。許多學者分析了“文化大革命”中兩派成員的組成情況，如斯坦利•羅森１９８２年在《廣州紅衛兵派性與“文化大革命”》一文中稱，他調查了廣州市二千名紅衛兵，發現造反派成員中四分之三的出身不好，保守派成員中五分之四的出身是好的。馬克•布萊徹與戈登•懷特對技術單位的調查，也得出同樣的比例，而工人參加哪一派則取決于各自的社會地位（如臨時工、合同工與固定工）與在單位是否受到好評。因此，懷特三世認為，１９４９年以后的三個政策對“文化大革命”中各派的組成與文化革命的暴烈性是有直接影響的。第一是“貼標簽”（譯按：指劃定階級成份）：這一政策造成了在分配工作、入學等方面的差異，造成了“地位集團”，有了新的“群體意識”。第二是固定的上下級關系（譯按：指工作的不易調動）。這一政策導致上下級關系緊張，對上級不滿意的人往往造反。第三是歷次“運動”。懷特三世認為歷次運動“使公民感到害怕，不敢不遵守國家的政策”，一旦松禁，各集團的矛盾表面化，暴力事件就層出不窮。

    除以上四種看法而外，還有少數人認為“趕時髦”也是一個因素，他們稱之為追求“象征”，這主要表現為年青人不問原因就造反，因為“造反”是個時尚。

懷特三世認為，“文化大革命”的起因比較復雜，必須將這幾種看法綜合起來才能較好地解釋“文化大革命”。

《中共黨史研究》199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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