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晉: 一九三八年毛澤東與梁漱溟的一次爭論

【出處】中共黨史研究199005

【作者】陳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

　　一
1927年大革命以后，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進行了10年的土地革命戰爭。這是一場以打土豪、分田地為主要內容的階級革命，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大革命時期蓬勃興起的農民運動的繼續和深化。與此同時，以梁漱溟為代表的一些知識分子，從事了近10年的鄉村建設運動，這是企圖在不涉及舊中國社會的土地所有制前提下的改良主義運動。

顯然，這是兩條雖然都著眼于農村，但卻涇渭分明的中國社會改造道路。

1933年，梁漱溟在他寫的《鄉村學須知》這本小冊子中，闡述了鄉村建設運動同中國共產黨在農村進行的革命的區別。他認為，鄉村建設是積極的、創造性的、建設性的，共產黨所做的則是消極性的、破壞性的。在鄉村需要積極的團結和合作的時候，共產黨卻在農村劃分階級、造成互相斗爭的狀態。梁還談到，他同中國共產黨在農村改造上的根本分歧，源于“我們對于中國問題的解釋與估量與他們不同”。中國共產黨的“錯誤”，就在于盲從了不合中國實際的外國理論(即馬克思主義)。

1937年底，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全國范圍內蓬勃興起。時任國民政府國防最高會議參議員的梁漱溟，對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是擁護的，為“以同仇敵愾而得見國家統一”的局面而感到高興。不過，他對中國共產黨的政策的理解和認識卻有特定的角度。

梁漱溟認為，北伐以后，老社會已崩潰，只須理清頭緒來建設新社會，這其中自然包括他從事的鄉村建設運動。而共產黨從1927年至1937年所從事的土地革命，是“勞而無功”，是“政治上的失敗，政治路線錯誤”。由此，他認為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是“多年對內斗爭的共產黨，一旦放棄對內斗爭，可謂轉變甚大”。但是，他又擔心，“此轉變是否靠得住?”于是，1938年1月5日至25日，梁漱溟在延安訪問了三個星期，著意考察“共產黨的轉變如何”，并就國家進一步的統一與中共領導人交換意見。

在考察和交談中，梁漱溟特別肯定的有兩點：一是延安的人們在極其艱苦的物質生活中體現出來的蓬勃進取的精神風尚和平等民主的生活方式；二是中國共產黨的“轉變”，不是假的，不是一時策略手段如此，他們不愿再事內戰的情緒很真切。

但是，在梁漱溟看來，中國共產黨的“轉變”，“雖不假，卻亦不深。因為他們的頭腦思想沒有變。他們仍以階級眼光來看中國社會，以階級斗爭來解決中國問題。換句話說，根本上沒有變”（注：梁漱溟：《我的努力與反省》第144頁，漓江出版社1987年版。）。

雖然，這是個老話題。自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一切改良主義者不理解乃至反對中國共產黨的革命道路的一個根本問題，就是階級和階級斗爭問題。就梁漱溟而言，他在1938年就這一問題同中國共產黨再度“交換意見”，是因為在他看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不僅是結束內戰，促進國家統一的絕好時機，也是使中國共產黨從根本上放棄階級革命轉向改良道路的一個機會。毛澤東提出的中國共產黨在統一戰線中必須堅持獨立自主的原則，自然使他覺得中國共產黨“根本上沒有變”。

更重要的是，梁漱溟的政治主張，不僅來源于他對時勢的看法，更深深地出自他對中國傳統社會特征的研究結論。因此，為了求得中國共產黨人，特別是毛澤東對他的主張的了解，來延安時，他特地攜帶了他寫的《鄉村建設理論》一書以及幾本小冊子，送給了毛澤東。《鄉村建設理論》分上下兩部。上部談怎樣認識中國社會文化，怎樣看待近百年來中西方文化的沖突以及由此引發的中國社會的變化。下部則圍繞他提出的鄉村建設運動的主張，闡述怎樣改造中國社會的問題。最后，還有一個附錄：《我們的兩大難處》，談及他們一班從事鄉村建設的人所遇到的矛盾和危機。

梁漱溟這部著作的結構意圖很明顯，即要解決中國問題，首先要認清中國社會的特征；他把這部著作送給毛澤東的意思也很明顯，即改良主義同革命道路的分歧，來自對中國社會特征的不同看法，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我始終同情共產黨改造社會的精神。但我又深深反對共產黨不了解中國社會，拿外國的辦法到中國來用”（注：梁漱溟：《我的努力與反省》第138頁，漓江出版社1987年版。）。

這樣，毛澤東和梁漱溟便開始一場關于怎樣認識中國社會文化特征以及中西方社會文化關系的爭論。
　　二
據梁漱溟回憶，他在延安時，毛澤東共會見他八次，除兩次是設宴招待和送行一般應酬外，其余六次會見都在兩個小時以上，有兩次還是從頭天下午6點到第二天清晨的長談。其中第二次長談便是圍繞《鄉村建設理論》的一些觀點展開的。

毛澤東認為，梁漱溟《鄉村建設理論》對中國社會歷史的分析有獨到的見解，不少認識是對的，但總的主張是走改良主義的路，不是革命的路。改良主義解決不了中國問題，中國的社會需要徹底革命。他指出，中國革命重擔已落在中國共產黨身上。

毛澤東還對黨的領導、武裝斗爭、統一戰線這三大法寶進行了分析，并強調了階級和階級斗爭這個最核心的問題。

梁漱溟不同意毛澤東的階級斗爭觀點，認為中國社會與外國社會不同。在歷史上，外國的中古社會，貴族與農民階級對立鮮明，貴族兼地主，農民即農奴，貧富對立，貴賤懸殊，但中國的中古社會不是這樣，貧富貴賤，上下流轉相通，有句老話叫：“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中國社會貧富貴賤不鮮明、不強烈、不固定，因此階級分化和對立也就不鮮明、不強烈、不固定。這種情況在中國歷史上延續了一兩千年。根據以上分析，梁漱溟提出了“倫理本位”、“職業分途”八個字。所謂“倫理本位”是針對西方人“個人本位”而言的。西方人講自由、平等、權利，動不動就是有我的自由權，個人權利放在第一位，借此分庭對抗。但中國不是這樣，注重的是義務，而不是權利。父慈子孝，父親的義務或責任是慈，兒子的義務或責任是孝，還有兄友弟恭，夫妻相敬，親朋相善，等等，都是“倫理本位”的內容。它是中國家庭和社會的重要原則，即注重盡義務，每個人都要認識自己的義務是什么，本著自己的義務去盡自己的責任，為家庭，也為社會。所謂“職業分途”，也就是社會分工，你干哪一行，從事哪件工作，就有責任把它做好。人人盡責，做好本行，則社會就能穩定、發展。

毛澤東強調，中國社會有其特殊性，有自己的傳統，自己的文化，這都是對的，但中國社會卻同樣有著與西方社會共同性的一面。他認為梁漱溟的觀點是太看重了中國社會的特殊性的一面，而忽略了共同性即一般性的一面。梁漱溟則認為毛澤東太看重了一般性的一面，而忽略了最基本、最重要的特殊性的一面。

在這次長談中，兩人各持已見，誰也沒說服誰。

　　三
毛澤東讀梁漱溟的《鄉村建設理論》，留下了1500字的批注。在這些批注中，毛澤東針對梁漱溟的觀點，對中國社會文化及其與西方社會文化的異同關系進了具體分析。從批注來看，毛澤東同梁漱溟的分歧主要表現在這樣幾個方面。

第一，形成中西方社會文化差異的根本基礎是什么?是生活方式還是經濟基礎?

中西方社會文化，特別是近代以來，在政治制度、經濟生活和人際關系諸方面，有明顯不同。五四以來思想界談論較多的，是個人與群體的關系在中西方社會文化中的差異。梁漱溟在《鄉村建設理論》中，認為西方社會文化是“個人本位”，“他們的人生，無論在法制上、禮俗上，處處形見其自己本位主義，一切從權利觀念出發。倫理關系發達的中國社會反是。”那么，這種差異從何而來?梁漱溟認為，來自人們的生活方式：“大家知道西洋近代個人主義抬頭，自由主義盛行。他們為何而如此?這全從其集團生活中過強干涉的反動而來。西洋人始終過的是集團生活；不過從前的集團是宗教教會，后來的集團是民族國家。”團體生活必然引伸出個人權益和集團利益的關注和追求的問題。而“象西洋人從前的宗教，后來的國家，在我們都是沒有的。”于是，“所有這些問題或主義，在中國舊社會里的人，都是不能了解的。因為他根本缺乏集團生活，亦就無從映現出個人問題。這兩端俱非他所有，他所有的恰好是中間一回事，那就是倫理關系。”集團生活導致個人主義，家庭生活導致倫理關系。中西方社會文化的這一差異在中古時代就開始了。

毛澤東也承認中西方社會文化確有差異，但他不認為生活方式是這種差異的根本所在，也不認為這種差異在中古時期就已出現。在對上述幾段話的批注中，毛澤東說：“中國社會與西洋中古社會不同，這是不對的。要有其經濟范疇相同，不能只看中國無中古的教會。”反過來說，“倫理關系是上層建筑，他的下層基礎是農業經濟，西洋中古也有這種倫理關系”，因為當時西方正處于農業經濟的發展階段。確立人類社會發展不同社會形態及其文化特征的根本標準，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而不是別的；中西方社會文化在近代以前的演變，都是根基于大體相同的生產力水平和生產關系特征。這是歷史唯物主義關于社會形態理論的一個基本觀點。再進一步，西方近代社會出現個人主義、自由主義抬頭，從何而來?是否因“其集團生活中過強干涉的反動而來”，如宗教教會、民族國家。毛澤東的批注是：“?，否!從資本主義而來”。毛澤東認為，與此相應，中國社會文化之所以沒有出現強烈的個人主義思潮，并不簡單因為中國人缺乏團體生活而無從反映個人問題，也不是因為中國沒有存在過西方中古的宗教和現在的民族國家意識，從而難以出現個人的“反動”，關鍵在于中國仍然是“農業經濟”，是“封建國家”。因此，如果說近代以來中西方社會文化，確實存在著梁漱溟說的“個人本位的社會”和“倫理本位的社會”的差異的話，那么，形成這種差異的根本基礎，在于生產力水平、生產關系和社會制度處于不同的發展階段，即：“這些都是資本社會與農業社會不同的結果”，“這些都是封建制度與資本制度不同之結果”。中國社會文化的基本特征，如果說是介于個人與集團之間的一種“中間形態”的話，那么，它的含義不是什么“倫理關系”，而“是家庭農業經濟，是小團體主義、地方主義”；再進一步說，如果說西方近代資本主義社會更多的張揚個人主義，并且又出現了社會主義思潮強調群體合作，那么，中國社會文化的特征“當然不是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是所謂中間形態。”

第二，怎樣認識傳統的“倫理關系”，中國社會文化有沒有階級關系?

梁漱溟為了說明中國社會文化的“倫理關系”特征及其令人神往的相親相善的和睦氣氛，具體分析了傳統中國社會在經濟、政治、社會關系結構等方面的特征。毛澤東針鋒相對，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1)梁漱溟認為，中國社會的經濟，是“倫理本位的經濟”。具體說來：“夫婦、父子共財，乃至祖孫兄弟等亦共財。若義莊、義田一切族產等亦為共財之一種。兄弟乃至宗族間有分財之義；親戚、朋友間有通財之義。以倫理關系言之，自家人兄弟以論親戚、朋友，在經濟上皆彼此顧恤，互相負責；有不然者，群指目以為不義。故在昔中國人生計問題上無形有許多保障。”由此，梁得出結論：“中國社會，其經濟結構隱然有似一種共產。”

毛澤東在批注中鮮明地指出：“地主與農民不共財、不相恤、不互相負責，貧民生計問題絕無保障，僅有殘酷的剝削關系存在。”因此，所謂“倫理本位的經濟”，實質上是一種“封建經濟”；所謂“共產”的特征，“只是一種建立在封建剝削關系上的家庭共產主義”。

(2)梁漱溟認為，中國社會的政治特征是：“但有君臣間、貧民間相互之倫理的義務，而不認識國家團體關系。”“不但整個的政治組織放在一個倫理的關系中，抑且其政治目的亦全在維持大家倫理的相安，如何讓人人彼此倫理的關系各作到好處(父父、子子、君君、臣臣)是其政治上的理想要求，更無其他。”

對此，毛澤東的批注是：“這種倫理政治之目的不為別的，全為維持封建剝削，不是大家相安，而是使地主階級相安，大多數人則不安。不是各作到好處，而是統治階級作到好處，被統治者則作到極不好處。”由此看來，這種所謂“倫理政治”，本質上就是“封建政治”，而且“罪惡多端”。

(3)梁漱溟為“倫理關系”下的定義是“情誼關系，亦即表示相互間的一種義務關系”。這種義務關系鑄就了人們的極其高尚的人生觀，“在情感中皆以對方為主，……倫理關系彼此互以對方為重；一個人似不為自己而存在，乃仿佛為他而存在者。這種社會，可稱倫理本位的社會”。

毛澤東在批注中指出：“地主對農民無情誼，并不尊重對方，農民為地主而存在，臣為君、妻為夫而存在，并無所謂地主為農民、君為臣、夫為妻而存在。”這是一個簡單的事實。
顯然，毛澤東和梁漱溟上述三個方面的分歧，歸結到一點，就是中國傳統社會中存不存在著階級分化和階級對立。

梁漱溟的論述，都是要說明沒有階級。他認為，中國傳統社會雖然存在著“貧富、貴賤之差，但升沉不定、流轉相通，對立之勢不成，斯不謂之階級社會耳”。梁甚至認為，西方人多把錢用在生產上，“在中國則認為錢是讓大家化的，錢多用在消費上”。由此，中國社會的構成，只是社會職業分工不同而已。毛澤東在批注中指出：“貧富貴賤就是階級。”“富人的錢不讓窮人化。”階級對立是無法否認的事實。

第三，怎樣看待近代以來中西方社會文化的沖突，中國社會擺脫危機的途徑是什么?

近代中國的崩潰，直觀看來是由于帝國列強的侵入，但根本的或主要的原因，則在中國社會文化本身。這一點，毛澤東和梁漱溟的看法是一致的。梁漱溟說：“外界問題(帝國主義)雖是有的，但中國內部問題大過外界問題，個人的不健全亦是有的(貧、愚、弱、私)，但社會的不健全大過個人的不健全。”“要問中國社會為什么竟至崩潰解體呢?我們可以回答：這是近百年世界大交通，西洋人過來，這老文化的中國社會為新環境所包圍壓迫，且不斷地予以新刺激，所發生的變化而落到的地步”。毛澤東在這幾段話旁的批注是：“問題在社會崩潰，外患成為障礙。原因在于自身這是對的。”“內部問題大過外界問題；社會問題大過個人問題”。“為什么崩潰，由于外力壓迫”。

崩潰來自中國社會文化固有的危機，但這種危機又和外患交合在一起，這就引出中國社會文化究竟是怎樣一種危機和中西方社會文化的高下比較這兩個問題。對此，毛澤東和梁漱溟的分歧在于：

梁漱溟認為：“中國問題并不是什么旁的問題，就是文化失調，極嚴重的文化失調。其表現出來的就是社會構造的崩潰，政治上的無辦法。此其問題的演進，先是這老社會受新環境包圍，感覺得有點應付不了，稍稍變化他自己以求其適應。”文化失調，歸根結底又是一個政治問題，“所謂問題全在政治者，不是政治不良，政府當局不好那些意思，而是特指沒有唯一最高的國權，陷于分裂的局面那一點這實在是不成政治，或‘政治的沒有’”。具體說來，“清室一倒，數千年相傳之政治制度亦頓然隨之俱廢，全社會乃驟失其維系作用。政治一斷再聯不上氣，直亂到今天”。

毛澤東在對這幾段話的批注中，表達了不同的看法，認為“所謂失調就是舊制度不合于新環境”。針對梁漱溟所說的政治無辦法在于沒有“唯一最高的國權，陷于分裂”，提出這樣的疑問：“不是政治不好，而是政治分裂?”并指出所謂“政治一斷……直亂到今天”的說法，是“統治者、改良者的思想全部”。顯然，在毛澤東看來，中國社會文化的危機，不是政權的斷裂和分裂，根本在于中國社會文化的“舊體制”，即舊的生產關系和政治制度妨礙了中國的進步。

但梁漱溟不這樣認為。他在書中說，“中國社會構造本身(內部關系上)非常富于妥當性、調和性”。“中國文化在人類所能有文化里，其造詣殆已甚高”。“近代西洋人的文化甚高，而且與中國甚是兩樣。不高，不致影響于他；即高而不是兩樣的，諒亦不能生影響。抑唯其彼此文化都很高，所以才說得到兩樣不同；從其兩樣不同，愈知其都很高”。

由此，梁漱溟的思路有著讓人難以理解的地方：近代中國的崩潰關鍵在自身的社會文化失調，但這里說的社會文化只是指政治的斷裂和分裂，而不包括思想制度這些無可置疑更屬于文化范疇的東西；中國文化原本“甚高”，并且與西方文化是“兩樣”，甚高而兩樣的文化相撞，才使“中國社會為新環境所包圍壓迫”，這樣，近代中國崩潰的最終原因，似乎又不在中國社會文化本身了。

在毛澤東看來，這種對中國社會文化的評價，顯然是脫離了社會文化形態發展的階段性、時代性。他對梁漱溟上述幾段話批注道：“中國社會組織歷久不變原因在他又好(妥當調和性)又高這是不對的。”從中國社會文化以及整個人類社會文化形態的演變來看，其歷史總是不斷進步，一層高于一層，如中國封建社會的“農業文化當然高于游牧文化”。近代以來中西方社會文化的碰撞及其中國的失敗，原因“不是都高，而是資本主義社會高于封建社會。故兩者相遇后者失敗，其帳已結”。

正如毛澤東說的那樣，梁漱溟對中國社會文化的分析評價，體現了改良者的思想。按這種思想，擺脫中國社會危機的途徑，就是梁所說的：“稍稍變化他自己以求其適應。”具體說來，“政治制度或者不變，或變而不斷，借此不斷之氣，就可采取西洋長處，漫漫地求進步”。進一步說，“中國幾十年來的種種運動，實在都是一個‘文化改造、民族自救’，……它不是一個新的階級勢力起來推翻固有的秩序”。凡此改良之說，在《鄉村建設理論》中還有很多。

毛澤東認為，中國社會擺脫危機的出路在于民族民主革命。針對梁漱溟幾十年中國之運動不是革命一說，毛澤東批注說：“弱小民族的解放運動不是革命嗎?”“民族民主革命。不承認此一點一切皆非。此點從社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估計而來”。又說，要抵制西方的侵入，“只有更高者能勝之。此更高者即是民族民主革命。革命是勝于反革命的”。

　　四
毛澤東和梁漱溟關于中國社會文化的特殊性與一般性的認識和爭論，歸根到底是歷史唯物主義和歷史唯心主義這兩種歷史觀、文化觀的碰撞而產生的分歧。

梁漱溟過分強調中國問題的特殊性，歸納起來，無非是這樣四點：(1)中國秦漢以來歷史演變只有治亂相循而沒有革命；(2)中國社會結構是倫理本位、職業分途而沒有階級；(3)近百年中國的種種運動，包括共產黨的革命，都是從外引發而非內部自發；(4)解決問題的辦法是在上為政權統一，在下為鄉村建設。歷史已經證明這些認識是錯誤的。梁漱溟在1952年寫的《我的努力與反省》一文中也承認，“我的錯誤，實錯在過分強調中國問題的特殊”。具體說來，錯就錯在脫離乃至明確否定階級關系，脫離乃至否定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的矛盾是社會文化演變的根本動力和標志，由此便無法把握中國社會文化的要害。

毛澤東的批注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雖三言兩語，卻切中要害，其思路也是明晰的。這就是：中西方社會文化的發展都根基于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社會文化形態必然反映出相應的階級關系中西方社會文化在近代以來的沖突，固然體現了兩種社會文化形態類型的差異，但本質上是處于低級形態的封建社會同處于高級形態的資本主義社會的沖突解決問題的途徑是從事更高階段的民族民主革命。

這固然是依據歷史唯物主義的一般性原理得出的認識，但這并不是說，毛澤東就忽略了中國社會文化的特殊性。恰恰相反，他是一位最看重中國問題特殊性的革命家，是善于把歷史唯物主義的普遍原理同中國的具體情況結合起來的馬克思主義者。在革命斗爭的實踐中，為了弄清中國的國情，他一向重視和親自從事社會調查研究，寫下了《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怎樣分析農村階級》等光輝著作。兩年后，毛澤東提出新民主主義理論，認為中國的社會改造，首先是建立在新民主主義政治、經濟、文化，而不是首先搞社會主義，更是立足于對中國問題的特殊性的分析。由于分析問題的根本方法是歷史唯物主義的，毛澤東從中國問題的特殊性中引出的結論自然不同于梁漱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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