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派很少提供文革中干部在人大和黨代會中所占比例的數據，用文革前和文革后的數據來掩蓋中間十年的發展方向，文革中，中小學生數量、一線工人農民參政、國家輿論傾向等，網上有大量數據，我不在這里展開了。至于政治制度，首先不能以撥亂反正后被恢復了的體制來看整個30年。首先，毛時代后黨是恢復高度集中的，這對于重新請回來的干部來說，是有利的，一，擴大了管理權，二，由于向老百姓宣傳“不能亂”，降低了官管民的成本。 接下來，是開始年輕化和知識化，這首先有利于長期壟斷文化信息資源的干部階層，同時也是對老知識階層的一次吸收。 專業知識化的理由一是知識分子受到損害應該補償（曰“發揮他們的才干”），二是管理事務的復雜程度決定了只有相應人才才能勝任。 這其實是因果倒置的，由于專業化要求排除了多數人參與的資格，導致了干部的管理必要成本上升，而干部們希望的是總體管理成本下降，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就要要求老百姓自愿接受管理，相信干部的工作，很少有“挫折和失誤”，并且“有成績”。樹立這種“正確”的威信，步驟是釋放積累，同時對“傷痕”進行反復的說教。通過對“受難的知識分子”的無限拔高來進行悲情宣傳，樹立起某個階層的道德正當性，和對他們“專業”的尊敬和神秘感，復活了科舉時代的腦體分工格局。

   為了在紅色意識形態框架下完成“崇拜知識”的過程，首先就是重新翻出馬克思和列寧的原著，進行經院式的解讀。在“全面完整掌握毛思想”的旗幟下，排除了“錯誤部分”。通過繁復的原典注疏，替換了毛思想的基本哲學。通過說“一萬句”來否定毛“一句話”，并且是通過從上下文孤立的方式。依靠對外來經典的壟斷，樹立理論解釋權威的做法，一直是一部分知識精英的法寶。這事實上收回了百姓根據紅寶書“犯上”的話語武器，首先把老百姓放到了“不懂馬列”的地位，剝奪了一個對話平臺。

   接下來春天和夏天的故事大家都熟悉。 中國的社科院開始“鑒別批判”大量的國外著作。又給知識青年們崇拜地要死。同時請來的國外經濟學家指導市場化改革，如同李德一樣，暫時挫折了，但在中國收了門徒。這些門徒們以小笑話、小故事、小寓言的方式改變了枯燥經濟學的面貌。以自己突出的勤奮，睿智，幽默，把學生從馬列經濟學教研室不思進取只讀原典的教書匠那里吸引過來。讀經濟學原典又成為一時風氣。懂西方經濟學的專家都被塑造為接近科學的大德，能說句狗咬尾巴的話就是理性和辨證的證據。

   1992年，中國貌似是頂住了封鎖，但是所以決定開放，決定積極加入"世貿"，走向市場經濟，徹底突破意識形態對于干部在經濟管理和收益上的束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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