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候完了，就建議我寫封信感謝，還不斷有人來催。我當時認為，江青是毛主席的夫人，是代表毛主席的，問候我是落實知識分子政策，是毛主席、黨中央對老年知識分子的關懷。
我就照這個意思寫了一封信。信是寫給江青的，但表示感謝毛主席、黨中央。這封信交給了校黨委。
1973年這年秋天，有一天，校黨委政工組叫我去清華開會，會議由遲群、謝靜宜主持，說是要組織力量批林批孔，成立北大、清華兩校大批判組。謝靜宜拿了一本趙紀彬的《孔子誅少正卯考》給我，說："江青要你看看。不久還要找你談談。"后來并沒有找我談。當時宋柏年（北大黨委政工組干部）對我說："你不必天天到，當個顧問吧。"我當時的理解是，我只是掛個名，不一定有實際工作。因為宋柏年在此以前曾到過我家里，問我一些成語、典故的意義和出處，叫我幫他查書，大概還是要我幫著做這一類的事吧。
他們有事才來叫我，所以并不經常去。我去參加過一些批林稿子的討論，查過一些成語、典故的出處，例如"天馬行空"最初見于何書，少正卯的"少正"二字是官名還是姓氏，"忠孝節義"四字連用最早見于何書，等等。有時也推敲一些古書，例如《易·系辭》的"尺蠖之屈，以求伸也"的意義。
1975年他們曾來找我去看長沙出土的帛書《十大經》。他們有一個讀書會，叫我去講過一兩次《韓非子》。他們寫的有些關于批孔的稿子，有時也送我一份打印本。我當時集中精力修改《中國哲學史新編》，對于這些稿子，只大略翻一下，就放在一邊。《論孔丘其人》初稿打印本也給我看過，我當時只認為是一篇考據文章，作為考據看，也算是用了些功夫，不過作為批孔丘，并沒有很大意義。
1974年6月12日，大批判組通知我進城開會。先到大批判組聚齊上車，也沒有說開什么會。車開到人民大會堂，進去一看，到的是北大、清華和中央黨校的批林批孔班子。坐下以后，有人悄悄地對我說："等會兒領導同志來了，你說話別NFDB1嗦。"我不知道他打這個招呼是什么意思，只覺得這次會是不尋常。江青等人和一些領導同志進來了，走過每個人面前時都握手。江青走過我面前時說："本來想去看你，因為窮忙，沒有去。"王洪文首先發言，說："你們的工作有成績。"以后進入漫談。江青發言最多，也最拉雜。歸結起來，無非是說，凡是歷史上有作為的政治家都是法家，法家的特點是主張統一，反對分裂；主張抗戰，反對投降。周亞夫打七國是階級斗爭，也是儒法斗爭。漫談將結束，江青又請葉劍英同志作總結。
葉劍英同志也講了一段，大意是說，要好好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這個會照當時的情形看，是江青主持的。她是這個會的主持人，也是主要發言人。因此我得到的印象是，江青是代表黨中央向參加會的人布置評法批儒的任務。當時我認為，她的話必有所本，可能是毛主席對研究中國哲學史的指示，領導同志離開會場以后，有人說："今天政治局的領導同志，除了毛主席周總理以外，都出席了。"我的眼睛不好，也不知道他說的是真是假。到會的人都興高采烈，看起來他們都信以為真。
江青在要離開會場的時候，說："我在下面有幾個點，最近要下去看看，你們也可以去。"隔了幾天，大批判組將我叫去。到那里以后，謝靜宜告訴我說，她們要出去一趟，問我的身體能參加不能。我說能參加。當時我想，自從"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后，我還沒有出過北京，有機會下去看看也好。謝靜宜說現在就要走，叫我回家拿著日用的東西，一起上火車站。她沒有告訴我去干什么。
到了火車站以后，遲群、謝靜宜已經先到了。她們讓我走進一列"專車"，車上已經有不少的人。問他們，他們也都說不知道上哪兒去，去干什么。上車等了一兩個鐘頭，車還是不開，我就先睡了。在睡夢中，聽見有人說，到了，都下車。下車到站上一看，原來是天津。坐上汽車，到了招待所，這才吃晚飯。吃罷晚飯，已經是凌晨兩點多鐘了。有人傳話來說，大家都睡吧，有話明天說。第二天早飯以后，傳下來了三條禁令：一不準寫信，二不準打電話，三不準上街。還說招待所有個小花園，在小花園轉轉可以，可不能出大門。
我和同來的人到花園轉了一圈，江青來了，原來她住在另一個地方，只有遲群、謝靜宜同我們一起在這里住。天津市文化局局長王曼恬，也跟著江青來了。江青召集去的人開會，開會時她先同王曼恬說："聽說你們要請我們吃飯，不必請了，就算是個聚餐會，大家都出錢，這幾個錢我們都還出得起。"她問我："你的工資多少？"我說："三百三十五。"她說："比我的工資還多啦！"她又對王曼恬說："你看，聚餐費都還出得起吧？"
接著她就拉拉雜雜地談起來，也沒有說這次來有什么任務，來的人有什么工作，只講她的歷史。她說她小的時候念過私塾。在私塾里，學生有錯，先生可以用板子打手心。那種板子又大又厚，挨起來可痛呀。可能是她挨過那種板子。后來她到山東大學，跟趙太侔、梁實秋學一點西洋文學。她說，梁實秋談話很有意思。諸如此類的話，拉拉雜雜地談了一兩個鐘頭，也沒有讓別人說話就散會了。下午，在招待所看了一部香港影片。電影還沒有看完，我就覺得渾身發冷，打戰，發高燒了。我的左腿有一個丹毒的病根子，想必是丹毒又發作了。遲群送我到醫院，醫生診斷，果然是丹毒急性發作，就住醫院。剛進病房，又來通知，換一個條件比較好的醫院。在那里一直住到6月底，家里人還不知道。后來有人先回北京，到我家里說了，叔明到天津來把我接回北京。
在醫院的時候，醫生對我進行了點滴治療，躺在床上不能動。遲群來說："一切活動你都不能參加了，你這次到天津，就算參加會而不參加活動。"究竟是什么會，他也沒說。后來聽醫院的人紛紛傳說，才知道就在我進醫院那幾天里開了一個鐵路工人主講的批孔會。說是鐵路工人主講，可是江青講的話最多。在發言開始以前，會場上宣布說，到會的有某某等人，其中也有我的名字。我這才了解遲群所說的那句話的意思。原來這個會名義上是鐵路工人召開的以批儒為目的的會，實際上是江青召開的為自己樹碑立傳的會。她叫我們這些人去，為的是虛張聲勢。
我躺在床上，身子不能動，頭腦還是清楚的。我以前也看過一些小靳莊的農民詩，我想農民還能寫詩批儒，知識分子還不能嗎？我就隨口作了幾首詩，讓護士們寫下來，越寫越多，就成了后來在《光明日報》發表的《詠史》二十五首。
其中有一首的兩句是說武則天的："則天敢于做皇帝，亙古中華一女雄。"在粉碎"四人幫"以后，這兩句詩最受批判，說是捧江青做皇帝。我當時的思想，是從批儒的觀點出發的，我當時認為，武則天做皇帝這一個行為，是和儒家的三綱五倫條條都違反的，若說反儒，她應該算是最徹底的。我不知道江青有做女皇的企圖，我之所以不知道，因為我向來不信小道消息，我坐在書房也聽不到多少小道消息，我認為小道消息大概都是國內國外的資產階級編造出來的。我只信報紙上的消息，我對于國內外形勢的認識，都是以國內的報紙為憑。
至于有些別的句子，有些人隨意解釋，例如這組詩的最后一首的最后一句說："深謝耆年帶路人。"這個"耆年帶路人"明明指的是毛主席，可是有人竟然說指的是江青，向來說，"詩無達詁"，可以靈活解釋，但是靈活也不能靈活到這樣的地步。
在我離開天津的時候，我們原來同去的那些人，大部分都已先回北京了。我是由天津衛生局派了一位大夫把我作為病員送回北京的。到了北京以后，緊接著又參加了法家著作注釋工作會議。我那時候身體還沒有復原，只參加了一些大會，小組會都沒有參加，只是作了幾首詩，《詠史》那一組詩中有幾首是在這個時期寫的。
在會議閉會的那一天，當時的政治局又接見了。還是江青講話最多，她還說，可以在報刊上另開一個專欄，發表對于評法批儒持不同意見的文章。這不過是說說而已，后來并沒有實行。接見以后，會議就閉幕了。在閉幕后回北大的路上，我對大批判組的一位負責人李家寬說："我以為還有個閉幕式哩。"他說："政治局接見就是最隆重的閉幕式。"
在這個會議上，《光明日報》的編輯找著我，說他們要發表《詠史》那一組詩，我叫他們去問李家寬。李家寬不同意發表，他說："對于歷史上有些人的評價，還沒有定論，如果先發表了，如果與將來的定論不同，那就不好辦。"《光明日報》同李家寬交涉了好幾次，最后拿了一個校樣叫我看，并且說："決定發表了。你再看看。個別的字修改一下可以，句子不能改了。"這個最后的決定是從哪里來的，是什么人作的，他沒有說。
除了《詠史》以外，還在我的其他文章中提到我的幾首詩。有一首是我生日自壽的五律，起首兩句是："水擊三千里，人生二百年。"收尾兩句是："愿奮一支筆，奔走在馬前。"開首兩句出于毛主席早年的詩句："自信人生二百年，會當水擊三千里。"毛主席這首詩雖未正式發表，這兩句警句則流傳甚廣，我暗引了。我這首詩，起首是要學習毛主席對于人生的豪情，收尾是要跟隨毛主席繼續前進：這個意思首尾一貫，本不費解。所以"奔走在馬前"是指在毛主席的馬前。可是有人硬說是指在江青的馬前，其根據是據說江青好騎馬，而不管全詩首尾的聯系。這顯然是誤解。
1976年唐山地震，我住在地震棚里，有一天晚上，我已經睡了，校黨委會派人來叫我起來，說江青來了。我趕緊起來，江青已經到了地震棚的門口。她進入地震棚以后，坐了幾分鐘，說："地震還要持續很久，你們都要住地震棚，你能帶頭，很好。"叔明問她身體可好，她說："在這個時期，好也得好，不好也得好。"一邊說，一邊就起身走了，外邊已經聚滿了很多人，大家都高呼："毛主席萬歲！"她走了以后，黨委會的人叫我寫感想，我說等明天早晨再說吧。第二天一大早他們就來要，我寫了兩首詩，其中一首說：
無數英雄戰地天，紅旗高舉到前沿。主席關懷如旭日，萬眾歡呼勝夜寒。
我當時始終認為，江青是代表毛主席到北大來的，隔了一兩天，黨委會又派人來說，江青送來了兩部電影，在五四廣場放映，叫全校的人都去看。我心里想，江青大概是要學報上所說的一個公社領導同志那樣，叫社員都去看電影以躲避地震。不過我們這個地震棚也就夠安全的了。我對他說，我晚上出去不方便，不去看。第二天，兩校大批判組中北大的人來說，江青又來了，叫我們去。坐上車，一直開到清華。原來江青先到了清華，在清華工字廳里邊的地震棚里講話。我進去以后，江青就問："昨天五四廣場的電影，你去看了沒有？"我說："沒有去。"她說："昨天晚上寶坻確實有地震。"當時北大黨委的領導已經先在那里，江青說："你們搭棚子還不是辦法。"忘記是遲群還是王連龍說；"那您就下命令怎么辦吧，兩校的人都在這里，馬上執行。"江青又說，她所以沒有說看電影是躲地震，因為國務院不是這樣說的。江青說完，就站起來走了。我坐的車也離開清華，開到朗潤園大批判組。有人從里面出來對司機說："他不參加。"司機就把我送回燕南園。在清華談的時候，有些攝影記者照了一些相片，后來學校把它放大張貼出來，這些都是新聞照片，并不是攝影留念之類的相片。
引自《馮友蘭自述》
馮友蘭（1895--1990），字芝生，河南南陽唐河人。1912年入上海中國公學大學預科班，1915年入北京大學文科中國哲學門，1919年赴美留學，1924年獲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回國后歷任中州大學、廣東大學、燕京大學教授、清華大學文學院院長兼哲學系主任。抗戰期間，任西南聯大哲學系教授兼文學院院長。1946年赴美任客座教授。1948年末至1949年初，任清華大學校務會議主席。曾獲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印度德里大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名譽文學博士。1952年后一直為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
1923年夏，馮友蘭以《人生理想之比較研究》（又名《天人損益論》）順利通過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博士畢業答辯，獲哲學博士學位。是年秋回國后，沿博士論文方向寫成《一種人生觀》。1924年又寫成《人生哲學》，作為高中教材之用，在這本書中，馮友蘭確立了其新實在主義的哲學信仰，并開始把新實在主義同程朱理學的結合。在燕京大學任教期間，馮友蘭講授中國哲學史，分別于1931年、1934年完成《中國哲學史》上、下冊，后作為大學教材，為中國哲學史的學科建設做出了重大貢獻。
從1939年到1946年7年馮友蘭連續出版了六本書，稱為“貞元之際所著書”：《新理學》（1937）、《新世訓》（1940）、《新事論》（1940）、《新原人》（1942）、《新原道》（1945）、《新知言》（1946）。通過“貞元六書”，馮友蘭創立了新理學思想體系，使他成為中國當時影響最大的哲學家。
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是馮友蘭學術思想的轉型期。新中國成立后，馮友蘭放棄其新理學體系，接受馬克思主義，開始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研究中國哲學史。著有《中國哲學史新編》第一、二冊、《中國哲學史論文集》、《中國哲學史論文二集》、《中國哲學史史料學初稿》、《四十年的回顧》和七卷本的《中國哲學史新編》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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