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共二十大新論

［俄］Ａ．Ｃ．謝尼亞夫斯基　著　趙振英　摘譯 

《國外理論動態》 2007年第12期
 

　　 2006年2月28日俄羅斯科學院俄羅斯史研究所舉辦了題為《蘇共二十大：在蘇聯和蘇維埃制度歷史命運中的作用》的圓桌會議。會議組織者認為，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所作的《關于個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報告對蘇共、蘇維埃制度、共產主義思想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最終對整個世界歷史都產生了嚴重后果。為此，與會專家對蘇共二十大及其影響進行了熱烈的討論，提出了許多新觀點。會后歷史學博士謝尼亞夫斯基根據提交的報告撰寫了會議綜述。該綜述刊登在俄羅斯《祖國史》雜志2007年第1期。現將其主要內容摘譯如下。
　　
　　謝尼亞夫斯基在題為《蘇共二十大在歷史中的分量》的報告中指出，20世紀90年代初的劇變以及當時在俄羅斯發生的國家和民族災難迫使歷史學家重新看待20世紀全部歷史發展的過程。同時，甚至惰性十足的歷史科學也較快地從那個時期的情緒中“清醒過來”。當時許多作者由于揭露“極權制度的弊病”和填補（通常用陰暗的調子）蘇聯歷史的“空白點”而高興得忘乎所以。在當代俄羅斯的地緣政治幾乎被擠壓到17世紀時的狀況時，對蘇聯歷史進行“騎兵式攻擊”這種做法如今越來越顯得極其簡單化和不理智，而國家的“民主化”和“資本主義化”并不能幫助俄羅斯成為與西方權利平等的伙伴，美國正在從各條戰線向俄羅斯發起全面進攻。對“民主”和“自由”的幻想的逐漸破滅使許多產生迷茫的歷史學家開始從另一個角度觀察當代的祖國史并且承認，歷史上沒有，也不可能有真正的朋友和永久的同盟者，只有永久的、根本的國家和民族利益。
　　在這種情況下應該重新研究蘇共二十大。赫魯曉夫極端自負的“秘密”報告以及他掀起的批判斯大林的熱潮使這次代表大會非比尋常。報告人極簡單地并且出于私利地把與20世紀30年代鎮壓運動有關的十分復雜的整個過程“混為一談”。而且赫魯曉夫把本應由包括自己在內的蘇聯黨和國家全部領導人負責的失誤、失敗和罪過全記在斯大林一個人的賬上。這個報告徹底動搖了包括西方共產黨在內的整個共產主義世界。按謝尼亞夫斯基的意見，此舉預先注定了蘇聯在冷戰中的失敗并且使俄羅斯遭受了無法補救的損失。盡管蘇聯動員型的發展模式不盡如人意，但是在那個時期，正是這個優點和缺點兼有的模式是俄羅斯國家存在的歷史因素，使蘇聯在與西方的對抗當中擁有足夠的競爭實力。
　　歷史學博士Ю.П.茹科夫在題為《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的秘密報告——“悄然”完成的國家政變》的發言中指出，當代人中很少有人超出報告的范圍對報告進行分析。赫魯曉夫報告中的內容沒有任何證據令人信服。這種反科學的方法使這個報告有可能在意識形態和政治斗爭及冷戰中被人利用，因為報告把大清洗運動作為20世紀30—40年代蘇聯所固有的，幾乎是主要的現象提出來，宣布斯大林時代是血腥的暴政時代，而赫魯曉夫是開創嶄新的民主化時代的人物。有一種占優勢的觀點認為，正是赫魯曉夫使在1917年被布爾什維克引入死胡同的國家開始走出困境。實際上早在1953年4月，蘇聯部長會議主席馬林科夫就準備召開討論個人崇拜問題的中央全會，分析這種現象產生的根源，不要把個人崇拜的責任歸咎于逝世的領袖，而是歸咎于追求個人利益的黨的干部。但是當時蘇共中央主席團的大多數成員，主要是赫魯曉夫、蘇斯洛夫和貝利亞不允許召開全會。赫魯曉夫在1954年還下令刊登紀念斯大林逝世一周年的歌功頌德的社論。因此，不是赫魯曉夫，而是馬林科夫是外交政策和經濟改革方面“解凍”的“奠基人”。但是，黨內權勢分子（赫魯曉夫是這些人的利益的代言人和捍衛者）不愿意支持馬林科夫提出的路線。尤其是1953年僅提高了執行機關一些官員（從部到區執委會領導人）的工資（用發“信封”的方法），而黨的機關干部的物質狀況沒有觸及，他們感到自己被漏掉了。赫魯曉夫于是增加了黨的中高級干部的津貼，此后在1953年9月他們一致選舉赫魯曉夫為蘇共中央第一書記，放棄了剛宣布的“集體領導”的原則。從此，馬林科夫在政權機關開始受到排擠。茹科夫強調指出，早在1944年斯大林和馬林科夫就準備了一個中央全會草案，根據這個草案，黨僅剩下宣傳職能，但這個草案被政治局大多數成員否決。赫魯曉夫和黨的機關干部擔心在人民中有威信的馬林科夫重新恢復這項政策，所以極力給予黨的機構最大限度的權力，并且破壞政治論敵的威信。
　　1955年2月馬林科夫被解除了政府首腦職務，并指責他實行的是“右傾機會主義的”、“反馬克思主義的”路線。擔心有威望和有影響的反對派（莫洛托夫、卡崗諾維奇、馬林科夫、伏羅希洛夫和米高揚等）團結在一起，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打出了“斯大林牌”。在嚴厲譴責了20世紀30年代中期針對黨的領導人的鎮壓運動后，他做了兩件事。首先向代表們保證，他們將來不會受到侵犯。其次，警告“斯大林的近衛軍”，如果建立針對新領導人的反對派，他們將永遠被指責為同情斯大林的行為和同情發動大清洗運動的人。社會被分裂成“反斯大林主義者”和“斯大林主義者”是這次代表大會造成的后果。斯大林主義者堅持認為不能全盤否定過去。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工人運動陷入分裂。茹科夫的結論是，蘇共二十大是“走向分裂的第一步”。
　　歷史學博士Ю.B.阿克休金在提交的報告中集中談了國內外對蘇共二十大的反響。代表大會后不久向700萬共產黨員和1800萬共青團員宣讀了赫魯曉夫報告的原文。人們對報告的反應不一。例如，在格魯吉亞發生了騷動。3月9日在第比利斯8萬人參加的集會上發言的人要求重新審查代表大會的決議，一些人提出給貝利亞恢復名譽，撤銷赫魯曉夫的職務，并且傳出了要求格魯吉亞退出蘇聯的聲音。在國內其他地區對代表大會的反應是矛盾的。意見相差很大：從認為不應該這樣做和完全不接受批判“個人崇拜”到要求宣布斯大林是罪犯。
　　后斯大林時代社會心理環境有如下特征：受過對“偉大領袖和導師”虔誠和崇拜傳統教育的人中的主要部分不準備改變評價。一個同時代人回憶說：“在莫斯科人們對斯大林的懷念和愛戴著實令我吃驚。”在國立莫斯科州大學歷史系、政治學系和法律系進行的社會調查的結果證明，社會意識的改變和蘇共二十大反斯大林的決議的貫徹是很難的。相關調查按照既定的方法在1994—2004年間詢問了15000人，讓他們回憶這個時代發生的重大事件。提出的問題是：你怎樣評價赫魯曉夫在報告中對斯大林的指責?34.9％的被詢問者相信和贊成赫魯曉夫。不相信赫魯曉夫和不贊成報告的占39.7％。他們回答說：“斯大林對我們來說是父親，怎能對此信以為真?”；“是的，是有過個人崇拜，但是，要知道個人也是存在的。”11.5％的被詢問者持模棱兩可的意見。有些人隨著時代跟著反斯大林的一般趨勢改變看法。對當時的情況沒發表任何意見的占3.8％，2.8％的被調查者確定，對這個事件一無所知。由此可見，蘇聯社會從整體上沒有準備實行非斯大林化。因此，不難理解，為什么赫魯曉夫忽然停止批判斯大林并采取了倒退的步驟。按著阿克休金的意見，來自赫魯曉夫盟友的反對意見、中國同志的勸說、擔心事件失控和不按既定方案發展而走波蘭和匈牙利的道路等因素起了重要作用。顯然，某些被調查者認為，蘇聯解體是從赫魯曉夫的這種行為開始的。
　　取消鎮壓制度是“解凍”時期的積極后果之一。歷史學博士Г.M.伊萬諾娃在題為《蘇共二十大與古拉格（勞動改造營管理總局）的撤銷》中談了這個問題。斯大林逝世后立即就開始對勞改營制度進行改組。1953年3月古拉格的繼任者就力圖把鎮壓制度納入法制軌道。通過大赦，120萬人（占全部被監禁犯人的53.8％）從勞改營和教養院被釋放出來，104個勞改營、1567個教養院和勞改營分隊被取消，古拉格的工作人員減少了18萬人。到1954年春天前夕，許多著名的黨和國家領導人及社會活動家被平反。1954—1955年期間，許多管理勞改營的機構和分支機構被縮減和改組。
 
　　早在二十大召開以前，由波斯佩洛夫任主席的委員會研究了克格勃保存的檔案文獻并且在1956年2月9日提交了詳細的報告，報告里引用了1935—1940年，特別是1937—1938年期間因為“反蘇聯的活動”而被鎮壓和槍斃的蘇聯公民的數字。在激烈地交換意見的過程中，蘇共中央主席團成員實際上要解決米高揚提出的一個極其重要的問題：“如何對待過去?”同后來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一樣，波斯佩洛夫的報告也是在極其秘密的情況下準備的，報告首先談到了20世紀30年代對黨的、蘇維埃的經濟和軍事領導干部的大規模的鎮壓。關于古拉格和數百萬失蹤的以及仍然在蘇聯集中營里過著可憐的半饑餓日子的不同職業的、不同宗教和民族的蘇聯公民的問題還懸而未決。但是赫魯曉夫報告關于“徹底糾正對革命的社會主義法制的破壞”的總調子預先決定了繼續從根本上改革勞改營制度。然而，給數十萬在勞改營活下來的囚犯恢復名譽（首先在司法方面）和給許多人黨內平反這個過程拖延了好多年。
　　1956年10月27日蘇聯內務部頒布了《將蘇聯內務部勞動改造營和教養院管理總局改組為蘇聯內務部勞動教養管理總局》的命令，這在國內逐漸建立了正常的懲戒制度。這個制度仍帶有共產主義制度所有弊端的痕跡，但已不是駭人聽聞的運用強迫勞動和大規模的政治暴力的制度。蘇共二十大召開的這一年是取消古拉格的一年。
　　歷史學副博士B.A.舍斯塔科夫在題為《蘇共二十大與社會經濟政策》的報告中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斯大林去世后國家能否走漸進現代化的發展道路，即在保持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和蘇共領導地位的前提下按照允許市場價格形成和競爭的西方模式發展。蘇聯的精英們在20世紀60年代初期前夕已經意識到革新社會經濟發展模式的必要性，當時發展模式面臨著選擇：或者重新考慮經濟制度，在社會主義模式中吸收市場調節，或者接受喪失經濟活力的現實。
　　20世紀50年代初期蘇聯的主要經濟發展指標嚴重下降。經濟增長僅依靠減少人民的福利來保證。1953年國家面臨新的饑餓的威脅，住房和對工業品的需求問題突出。應該承認執政精英的經濟知識水平不高，沒有意識到完善經濟機制的客觀需要。后來，隨著鎮壓機器被拆除，勞動的消極動機（害怕懲罰）明顯淡化，另一種極重要的刺激勞動的消極因素——饑餓也已成為過去。盡管馬林科夫宣布了新方針，經濟發展仍舊按照老辦法進行，管理主要靠組織行政手段，同西方的軍事對抗促使國家一切經濟的發展完全服從軍事工業委員會。
　　斯大林去世后最初幾年，馬林科夫對蘇聯社會經濟政策的基本方向作了重大修正，但是并不是所有新領導人都贊同他的支持農村和保持人民消費品生產直線上升的方針。赫魯曉夫在二十大上重新強調優先發展重工業。這樣，到20世紀50年代中期前夕國家繼續發展不能按照允許市場機制調節的西方模式走漸進現代化道路：蘇維埃制度還擁有極大的堅固的后備力量，保持著經濟增長的高速度和高度的社會公正（貧困中的平等）。那個時候的馬林科夫敢于創新的經濟方針與蘇維埃制度存在的一切邏輯是相矛盾的，使蘇聯的大國地位受到懷疑，國家失去成功解決對外政策問題的能力。因此馬林科夫被黨的上級任命的官員支持的赫魯曉夫解除了職務。
　　歷史學博士И.B.貝斯特羅娃在《二十大與軍事政策的改變：國際和國內方面》指出了這樣一種情況，赫魯曉夫在二十大上提出了一個極其重要的理論，認為“戰爭不是不可避免的”。赫魯曉夫本人和其他一些領導人（謝皮洛夫、莫洛托夫和朱可夫）在代表大會的發言中強調，美國軍國主義是世界戰爭危險的主要策源地，而冷戰是西方“保持高水平的軍事工業和榨取巨額利潤的手段”。在莫洛托夫、朱可夫等人的發言中提出應該增強蘇聯的軍事實力來抗衡帝國主義國家侵略，必須從本質上改造蘇聯的武裝力量——給軍隊裝備原子和熱核武器、導彈、火箭武器。他們的主張得到了與會者的贊同。1954—1958年是蘇聯歷史上少有的時期，在這期間減少了軍費開支，將軍事人員減少到120萬人，而消費品在國民生產總值中的比重增長了。在軍事上優先發展導彈、電子技術和核武器，而1959年以后軍費在國民生產總值中的份額開始減少，但始終是增長的。蘇聯與人民民主國家的軍事技術協作積極發展。蘇聯向“第三世界”國家擴張，向這些國家提供武器是出于政治目的，而從經濟角度來看是虧本的。二十大并不意味著國內軍事建設發生根本性的改變。代表大會的創新之處就在于宣布了防止戰爭的可能性，但是60年代初發生的一些事件使蘇聯和西方的領導人逐漸認識到，核戰爭中沒有勝利者。
　　歷史學博士Ю.П.博卡列夫報告的題目是《蘇共二十大與地緣政治》，分析了在俄國歷史發展中一直存在的地緣政治因素，認為，無論是專制的農奴制俄國，還是布爾什維克的蘇聯以及“民主化”和“公開性”時期的“蘇聯帝國”都不能令西方滿意。俄羅斯巨大的經濟和軍事建設潛力使他們害怕。西方特別痛恨斯大林不是因為他殘酷的鎮壓行為和實行集體化，而是因為他是強大的工業和軍事大國的創立者。在斯大林的領導下，蘇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取得了勝利并且是世界歷史進程的主要參加者之一。斯大林使俄國各族人民恢復了對自己的力量和創造精神的信心，因而令西方憎恨。由于正確地選擇了地緣政治方針，蘇聯的國際地位在斯大林死后得以繼續鞏固：簽訂了《華沙條約》，建立了平衡的兩極世界地緣政治體制，從而限制了爆發超級大國直接軍事沖突和新的世界戰爭的可能性。但是在50年代下半期蘇聯的地緣政治狀況開始惡化。赫魯曉夫關于個人崇拜的報告在其中起了特殊的作用。第一，報告給蘇聯在世界社會各界的心目中的威信帶來了嚴重損害，而在冷戰的情況下蘇聯的反對者可以利用它破壞蘇聯的威信和貶低共產主義思想。其次，報告導致共產主義運動的分裂，許多西方國家的共產黨員退黨。第三，報告導致“社會主義陣營”的分裂，蘇聯失去了最重要的盟友——中國，失去了東歐附庸國對蘇聯的忠誠。第四，赫魯曉夫分裂了蘇聯社會，出現了得到西方支持的保護人權運動。總之，共產黨人自己給了自己一個致命的打擊。不幸的是，當時蘇聯人民的命運掌握在他們手里。
　　蘇聯各民族人民缺乏統一的價值觀是蘇聯解體的客觀基礎，而赫魯曉夫的報告是統一的價值觀被破壞的開端。這個報告損壞了把蘇聯人民聯合在一起的領袖形象。在普通人的意識中，領袖應該具有神圣性和一貫正確性。任何地方的歷史活動家的官方形象與他們的現實經歷都是不一致的。因此，事情不在于斯大林本人被指責犯有許多罪行，而在于斯大林的形象被破壞，使幾代人的意識中出現了真空從而迷失了方向。赫魯曉夫的報告是為了徹底損害斯大林作為國家領袖和軍事領導人的形象。赫魯曉夫的報告企圖給斯大林樹立一個懦夫和外行人的形象。赫魯曉夫對斯大林的攻擊實際上是為了損害、嚇唬和排擠自己黨內的那些指責他是“唯意志論”、脫離了集體領導原則和外行的戰友。因此，我們遇到了世界史上少有的現象，即為了個別人的利益而犧牲國家利益。
　　盡管對討論的問題在觀點和方法上有差別，但是所有的發言者都一致認為，蘇共二十大的后果極其矛盾。為鞏固自己權力而斗爭的赫魯曉夫的動機在個人方面決不是大公無私的，并沒有代表黨的機構的利益。仍然存在爭議的問題是，從整體上看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對蘇共和蘇聯是否必要，報告的必要性經常用需要廢除古拉格這種鎮壓制度來論證。這個論據相當缺乏說服力，因為二十大召開以前絕大部分被監禁的人，包括政治犯已被釋放，而二十大以后僅是結束了廢除古拉格制度的過程。不應忘記赫魯曉夫時期又出現了許多鎮壓現象，其中包括對新切爾卡斯克人民暴動的血腥鎮壓。赫魯曉夫在對內對外政策方面實行的混亂曲折的“左傾”路線促進了寡頭政治制度的建立。這種制度夾雜著思想上的教條主義并且使蘇維埃制度停滯了整整幾十年。“圓桌會議”的參加者一致認為，蘇共二十大對蘇聯的命運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給了蘇聯社會主義模式重大打擊，破壞了蘇維埃制度的“承重結構”。顯然，關于這些問題的討論還將繼續下去。
　　
　　［趙振英：遼寧師范大學歷史文化旅游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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