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鳳凰臺“文化大觀園”訪談樊建川的兩期節(jié)目，一期是樊的“抗戰(zhàn)館”，很受教育，并認為樊是一名愛國主義者；一期是樊的“文革館”，十分遺憾，并認為樊是一名非毛主義者，還包括主持人。正如節(jié)目中說的，“以什么樣的立場和態(tài)度來建文革館？事實上意味著我們能否正確對待自己的歷史”。盡管樊的陳列品都是真的，立場決定思想，思想決定歷史觀。不信清看：（因為沒有圖象，文字
又是說明文稿，不能完全反映節(jié)目現(xiàn)場）。（也希望有識、有力之士前往四川參觀后用自己的立場寫出評判文章）。

     以下摘自鳳凰臺“文化大觀園”節(jié)目文稿：

樊建川使巴金想建“文革博物館”的遺愿得以實現(xiàn)
一代文壇巨匠巴金老人在辭世前，曾經(jīng)留下過一段打動了無數(shù)人的懺悔。他說：“那時，在文革，為了活命，我不得不胡言亂語，甚至對朋友落井下石。其實，何止朋友，當自己的妻兒遭到侮辱，我也只能選擇沉默，躲在廁所里悄悄流淚。那時，我唯一響亮的聲音，就是當紅衛(wèi)兵高呼：‘打倒巴金’！我也跟著喊到：‘打倒巴金’。文革，這就是文革。它使我荒唐，使我錯亂，使我忘記起碼的人格和尊嚴。所以，我說，悲劇不要重演。所以，我說，我們要說真話。所以，我說，建一個文革博物館吧”。
巴老的懺悔將我們帶回了那一段噩夢般的歲月。對于文革這場浩劫，直到現(xiàn)在，還有很多人不愿提起。但是，我相信，在每個人的內(nèi)心深處，都會像巴老一樣，有著對那段歲月、對自己的一份懺悔和救贖。一個人是否懦弱和強大，就看他能否直面自己的歷史。同樣地，一個民族是勇敢還是懦弱，就看這個民族是否敢于面對過去的歷史。巴老晚年，曾奔走呼吁建立“文革博物館”，為的就是讓后人記住這段歷史，并從中汲取教訓。
如今，斯人已逝，遺愿猶在。令我們欣慰的是，老先生的遺志終于找到了歸宿，他的四川老鄉(xiāng)，全國抗戰(zhàn)文物、同時也是文革文物收藏的第一人樊建川先生，勇敢地站出來，還了巴老一個心愿。對“文革”的性質(zhì)，盡管中央早已有了明確的結論，但是作為將巴金的“呼吁”付諸實踐的第一人，樊建川仍然遇到了不少阻力。館名用“文革”二字有些敏感，他就改名“新中國瓷器”與“紅色年代生活用品”陳列館，終于將自己多年的藏品擺了進去，讓它們展示在世人面前。他的這些陳列館，雖然不是巴老希望的真正意義上的“文革博物館”，但是，這種不那么尖銳的方式，仍然開啟了正視和記錄那段歷史的先河。

王魯湘：這一個門進去，就是一個很空曠的，一個圓形的空間，這有點兒像回音壁，噢，這個聲音就變了。
樊建川：但是這兒雖然很空曠，但是我們腳底下踩的東西很嚇人啊，四萬八千枚當年的公章。
王魯湘：都是當時候的權力的象征啊。
樊建川：權柄權柄，“糞土當年萬戶候”啊。
“紅色年代瓷器館”記錄著精神扭曲的荒誕年代
要不要給文革建館？以什么樣的立場和態(tài)度來建文革館？事實上意味著我們能否正確對待自己的歷史。樊建川沒有哭，也沒有笑，他只是把那些離我們還并不遙遠的物件排列起來，在它們幾乎是無限的重復和單調(diào)中，讓參觀者切身感受到一個物質(zhì)匱乏和精神扭曲的荒誕年代，任何一個神智健全的人從文革館走出來都會長舒一口氣，我們終于從文革中走出來了，這是多么幸運的事！
紅色年代瓷器陳列館，這是樊建川有關十年浩劫推出的第一個展館，里面存放著他精選出的2000多件新中國瓷器。
紀實：其實我們這個館里邊內(nèi)容很豐富，但是，我故意把這個門做得比較小，就像一個人家，一個普通人家的門一樣，而且這個門是廣東那邊買回來的一個老門。
王魯湘：這是部隊的門嘛。這應該當時肯定是個軍營的，或者，
樊建川：可能是軍官宿舍，軍官家屬，那種隨軍家屬的那種門，然后這還打鈴才能進去。這站了一尊當年做的毛主席像，他在給我們指路，他角度偏了一點，故意偏了一點，他意思是你們往這邊走，實際上這是中國最大的交通警察了。
王魯湘：站在所有的城市的這個交通路口。
紅色年代瓷器館中，陳列了從新中國成立到文革結束這段歷史中生產(chǎn)的瓷器。它們記錄了那個狂熱而又壓抑、喧囂而又無知的時代的氣息和聲音。可以想象，在多年之后，人們回顧中國瓷器歷史的時候，這個短暫年代的作品也應該算是空前絕后的。樊建川說，它們是一個狂熱的頂峰，一個紅色的絕響。
這有一個花瓶挺有意思，這個花瓶其實，當時這個鴨子吃了人民公社的公糧，你看嘛，這是當時的，原來的大字報，某某某，私迷心竅，放出鴨來吃公糧，這種思想不改造，到底要走哪條道，這個就很搞笑。
王魯湘：把鴨子吊到樹上頭批。
樊建川：對，批。最后的結果是什么呢，那個主人說我的鴨子沒吃公糧，說吃了，怎么辦呢？把鴨子給殺掉，把肚子給剖開，打開一看，里面有很多谷子，果然吃了公社的公糧，這是壞分子，思想落后的人物做的事，好了，張賢亮看了以后，他給我后來寫的字，用那個細筆寫的，笑出眼淚，這是笑出眼淚，這是張賢亮第一個寫的，好了，馮驥才后來看見了說，別笑，這是我們一代的真實，這是馮驥才寫的了，然后鄧賢寫的是什么呢，我如其鴨，鄧先生說，樊建川，我當知青的時候肚子餓的不得了了，我去偷老百姓的東西，被老百姓追，差點被逮住，逮住以后也要被吊起來打的，我如其鴨。
將當時各種極端思想和行為以簡單漫畫的形式，或者將政治口號原封不動地表現(xiàn)在各類瓷品上，這便是文革瓷器的鮮明個性。現(xiàn)在，當它們進入博物館，便成了那段歷史的見證，也成了警示后人的重要符號。
有資料顯示，文革開始后，全國各地瓷廠為了表達對毛主席的忠心，紛紛生產(chǎn)主席塑像。這同佩戴主席像章、唱語錄歌、跳忠字舞一樣，成為了熱愛領袖的時尚。盡管毛澤東本人在第二年就明確要求制止這種現(xiàn)象，但是，僅僅一年的生產(chǎn)，已經(jīng)讓各種主席的塑象多得無法統(tǒng)計。
這兒體現(xiàn)的是為一個人，為當年的我們的那個毛主席，毛澤東做的這個各種各樣的姿勢，你看，你看這兒就很清楚，就是他青年時代，學生時代，書生意氣，這兒是拿著雨傘參加革命了，就業(yè)了，那兒是新中國成立了，然后又巡視大江南北啊，招手的啊，拿帽子的啊，各種各樣的坐姿啊，站姿啊，和其他人在一起啊，這么多塑像，其實我這可能也是不完整的，也是不完全的，但是你應該看到在全世界任何一個領袖人物用瓷器給他做塑像，這可能是最多的
由于博物館空間和陳列設計的關系，樊建川所收藏的瓷器和主席塑像根本無法全部展出。來到他的倉庫，可以發(fā)現(xiàn)，這里的場面也相當?shù)貕延^。
樊建川：這是真的老東西，現(xiàn)在新做的那種毛澤東像，這個臉就開不到這么好，怎么都開不出這個臉來，當時我不知道為什么，他是用虔誠開的臉。當時那個情況就像釋迦牟尼一樣，他是一個神，他是有標準的，他是一個大神，每個人對他都很熟悉很熟悉，很熟悉，對。他的線條，他的痣應該在什么地方，
他的笑容應該是什么笑容，他揮手應該是這樣的。
王魯湘：對對對，有標準的。
樊建川：一個人的生活，總是要接觸很多很多器皿和這種生活用品，但是被一個什么東西所包圍著，被一個，就是在這個年代的這種政治訴求，這種說教，政治訴求，和一種左的，包括一些個人崇拜的，甚至一些封建因素，達到登峰造極，包括“萬歲萬歲萬萬歲”，跳忠字舞，它被這個整個所籠罩。
由于種種原因，樊建川的紅色年代陳列館系列現(xiàn)在只開放了瓷器館、鐘章印館和生活用品陳列館，大部分與那個年代的人民物質(zhì)生活相關的物品都被擺放進了這里的展柜。但是，在他的庫房中，還靜靜地躺著另外一部分藏品，它們是那個年代里人們的日記、書信、檢討以及各種文件和文稿。與那些生活必需品相比，這部分文字記錄可以說是深入了當時人們的精神世界，更直白、更樸素，也更慘烈，讓人不忍卒讀
樊建川：這是剛才提到的日記本，還有一些書信，我跟你說吧，今后隨著時間推移，這批東西是非常寶貴的，它太寶貴了。
王魯湘：以后做歷史研究的人都要到你這地方來，你應該給他們也開放。
樊建川：我收書信最多的一個人，從十三歲記日記，記到他去世八十多歲，記了七十多本，每年一本，我收到的時候就是一麻袋，后來，我說你們搞文學的，你們就把這七十多本日記讀完以后，你們就可以受到很多啟發(fā)了，
我親手整理的資料，我覺得上噸，因為我要自己一般要堅持整理一百斤，有的實在是讓你不忍往下整理，比如說一些自殺的，受迫害自殺的遺書，右派，或者是所謂的走資派，所謂的黑五類，黑五類這樣自殺的遺書，你沒發(fā)往下，你會非常痛苦。
樊建川與我同齡，這意味著我們對那段紅色年代有著共同的記憶，該經(jīng)歷的我們都經(jīng)歷了。比如在嬰兒時期大煉鋼鐵，大躍進；在幼兒時期飽受饑餓的煎熬；在“向雷鋒同志學習”的口號中上小學，沒上幾年開始了文化大革命，忠心耿耿地背語錄，跳忠字舞；到了青春期，又從城鎮(zhèn)來到農(nóng)村廣闊的天地，在那里大有作為地修理地球，卻發(fā)現(xiàn)肚子經(jīng)常咕咕地叫。
走進那個“工人階級生活最好的年代”
今天，當我們這一代人看完他的博物館后，不可能不為之動容，因為他在收藏我們的共同記憶。這些記憶由于某些原因被有意遮蔽，刻意遺忘，甚或故意歪曲，而樊建川要做的，就是把我們帶回。他通過一種物質(zhì)的重建，讓那個其實離我們并不遙遠的時空局部復活。這些復活的局部是充滿質(zhì)感的，是有著歷史肌理的，可以用手去觸摸。正因為如此，我想，其實不止是我們，每一個來到這里的參觀者，都會經(jīng)歷一場靈魂的顫栗。
走進紅色年代生活用品館，首先看到的是一條地面為紅色的走廊。走廊盡頭，一個當年的大喇叭嘈雜地廣播著仿佛永遠也無法聽清的音調(diào)。玻璃地面由十塊構成，起點為公元一九六六年，終點則是公元一九七六年，頗有寓意的是，地面的紅色由原本的鮮紅逐塊變淡，而盡頭的臺階，則用了潔白的大理石。
在做陳列設計時，樊建川在紅色之外，刻意突出了白色，他想借此寓意這一年代純潔而樸素的人民。
他們雖然生活艱苦，精神風貌卻依舊激情豪邁。他們是真誠的、干勁十足的，同時，也是盲目的、無知的。
樊建川：你看到我們那個生活用品館，你會看到一個奇怪的現(xiàn)象就是，工人階級當時是生活最好的。
王魯湘：對
樊建川：工人階級生活比公務員好，
王魯湘：對
樊建川：為什么呢？我吃的比你多，你吃26斤，27斤，我吃35斤，甚至我是電焊工的話，我是搬運工的話，我吃40多斤，那不得了啊，
王魯湘：對
樊建川：我每個月肉比你多，每個月吃的雞蛋比你多，我每年還發(fā)工作服，那開玩笑，工作服不得了啊，我每個月還發(fā)一塊肥皂。我太太，我妻子跟我是一個生產(chǎn)隊，當知青的時候，當時招工，三個名額，她們?nèi)齻€女知青，三個名額，一個是到船廠，造船廠當電焊工，一個是到建筑公司當鋼筋工，一個是到稅務局當收稅的，這三個工作。現(xiàn)在傻瓜都知道稅務局最好，船廠其次，建筑工最差，鋼筋工最差。但是當時是，另外兩個人就是拼，腦袋削尖了以后就去當那個軋鋼筋的。
樊建川說，由于特殊的歷史原因，現(xiàn)在的年輕人對“文革”缺乏了解，甚至難以去想象。所以，年屆50的他，依然保持著他們那代人特有的激情和干勁。他也知道，任何歷史，最終都是要留給后人來評述的，所以現(xiàn)在能做的，就是盡可能為后人保留住更多、更真實的歷史細節(jié)。
在樊建川的下一步計劃中，最重要的就是要修建一個“新中國60周年文物博物館”。與先前的所有博物館不同，它會被分成60個展廳，每個展廳代表了共和國歷程中的一年，仿佛就是一座時空的隧道。它的開放日期，早早就被定在了2009年。
樊建川：這60年其實就是個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的問題，前三十年后三十年，我覺得前三十年擺動大一點，劇烈一點，后三十年也有擺動，這里邊有一些波折，有擺動，但是擺動的幅度要小一點兒，方向感強了。
樊建川：我這里有兩塊瓷版，一個是開始，一個是結束，很有意味，為什么呢？開始的時候千軍萬馬，豪情萬丈，你看這個姿勢多豪情萬丈，托舉這個，然后這個顏色特別地光明，這種黃，黃得很可怕的，現(xiàn)在不敢用這種黃，然后是豎起來，結束的時候，橫著了，然后呢，千軍萬馬變成兩個人了，你辦事我放心，我還有另外一個瓷板，就是結束。
樊建川在收藏我們這一代人共同的記憶，他的收藏超越了傳統(tǒng)收藏的概念，確切地說，傳統(tǒng)收藏是對祖父以上的歷史記憶的收藏，而樊建川只收藏20世紀，也就是說，他只收藏自己父輩的歷史和自己的青春歲月，因為，它們讓他有一種切膚之痛，嚴格地說，它們雖已逝去，但還沒有成為歷史的背影，在我們還能看清它們的五官和神情的時候，留住它們，不是為了忘卻的紀念，僅僅是為了民族和人的自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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