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反之火是如何點燃的

莽東鴻

　　從1965年末至1966年5月,在毛澤東的領導下,中共中央先后在全國范圍開展了對《海瑞罷官》､“三家村”的批判,通過了“五一六通知”,還解除了“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的職務｡不過,行政權仍掌握在劉少奇等在一線工作的中央領導的手中,他們有秩序地開展著“文化大革命”｡

　　但從6月1日晚間以后,“文革”局勢大變,首先從大專院校開始,群眾由響應領導號召､聽從指揮的角色,卷入向領導者造反的狂潮｡

　　七名共產黨員的大字報尖銳指責上級領導

　　1966年5月25日下午2時許,北京大學大飯廳的東墻上,貼出了以校黨委委員､哲學系黨總支書記聶元梓為首的哲學系七名黨員(另六名是宋一秀､夏劍豸､楊克明､趙正義､高云鵬､李醒塵)署名的大字報:《宋碩､陸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

　　被大字報嚴厲指責的這三個人,分別是北京市委大學部副部長､北大校長兼黨委書記以及北大黨委副書記｡

　　這張大字報說,現在全國掀起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可是北大按兵不動,冷冷清清,死氣沉沉,廣大師生的強烈革命要求被壓制下來,這究竟是怎么回事?原因在哪里?這里有鬼”｡

　　大字報批判了,“這是一場意識形態的斗爭”,“群眾起來了,要引導到正確的道路上去”,“從理論上駁倒他們,絕不是開大會能解決的”,“北大不宜貼大字報”以及“加強領導,堅守崗位”等幾個來自領導方面的觀點和要求,然后指責說,宋碩等人想把革命的群眾運動納入修正主義軌道,“引導”群眾不開大會,不出大字報,制造種種清規戒律,壓制群眾革命｡

　　大字報上綱上線,用詞激烈:“這是十足的反對黨中央､反對毛澤東思想的修正主義路線”,“你們想把革命的群眾運動納入你們的修正主義軌道,老實告訴你們,這是妄想”!“你們是什么人,搞的什么鬼”,“直到今天你們還要負隅頑抗,你們還想‘堅守崗位’來破壞文化大革命｡告訴你們,螳螂擋不住車輪,蚍蜉撼不了大樹｡這是白日做夢”!大字報最后號召:“打破修正主義的種種控制和一切陰謀詭計,堅決､徹底､干凈､全部地消滅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魯曉夫式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

　　幾名共產黨員將黨內矛盾公開,貼出如此強烈指責上級黨的領導干部包括市委領導干部的大字報,從新中國成立以來包括1957年“反右”期間,全國還沒有出現過｡因此,大字報一貼出,立即轟動全校｡

　　有人贊成,也有人反對｡反對者認為此大字報轉移了群眾對“三家村”斗爭的視線,是“為鄧拓一伙開脫”｡有人說,這是反革命大字報,是反黨!有人發表演說:“同學們,階級斗爭是復雜的,千萬不要上當,不要重蹈1957年右派分子反黨的覆轍!聶元梓是反黨的大陰謀家,是鄧拓的忠實衛士,是別有用心的……”

　　聶元梓等人被圍攻,聶被扣上“黨的叛徒”､“鄧拓幫兇”的帽子｡一個下午的時間,校園內就貼出上千張大字報,多數是指責這張大字報的｡

　　當晚,陸平召開全校黨員大會,強調內外有別,共產黨員要有組織紀律性｡接著,召開校黨委會｡

　　華北局第一書記李雪峰､華北局書記處書記池必卿,和北京市委文教書記郭影秋､國務院外事辦副主任張彥,趕到北大,了解情況,開會研究｡

　　午夜,在再次召開的全校黨員大會上,李雪峰講話強調:“不要把內部和外部問題的大字報都貼在一起｡黨內問題貼大字報,涉及到黨和國家機密的,不要在外面張貼｡要內外有別嘛｡”不提倡寫大字報,要有領導､有步驟,“黨有黨紀,國有國法”,“這不是束縛大家的手腳,而是為了搞好革命”｡

　　池必卿責問聶元梓:“你寫這張大字報,怎么都不請示領導呢?”聶說請示了曹軼歐｡

　　次日,校黨委派副校長黃一然找聶元梓談話,要聶“主動檢查,把大字報撕下來”,聶表示拒絕｡

　　陸平組織各個系開會｡當時在大學二年級讀書的卞毓方后來回憶,他“從班､系神秘而又緊張的戰斗氣氛,隱約窺探到,黨委在暗中布置反擊｡黨委､黨委,神圣不可侵犯｡以組織之偉力對付區區幾個分子,自然如洪爐燎發,易于吹灰”｡

　　毛澤東指示要見報要立即廣播

　　6月1日中午,毛澤東看到了聶元梓等人寫的大字報｡他沒有給劉少奇,而是給康生打了電話,說:“5月25日聶元梓的大字報是20世紀60年代中國北京公社的宣言書,意義超過巴黎公社｡這種大字報我們是寫不出來的｡但是左派們寫出來了,我看好得很!”又說:“對聶元梓的大字報,我決定立即廣播｡請你通知陳伯達,要在明天的《人民日報》上發表,同時要配社論,給左派們以最大的支持｡”

　　毛澤東又在材料上寫了這樣的批語:“康生､伯達同志:此文可以由新華社全文廣播,在全國各報刊發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學這個反動堡壘,從此可以開始打破｡請酌辦｡”下午4時,批示送到康生手中｡

　　毛澤東是從哪里看到這張大字報的?

　　一般說法是康生讓曹軼歐向聶元梓要走了大字報的底稿(或抄件),然后密報了毛澤東｡

　　聶元梓回憶說,江青說是她“親自送給毛主席看的,當時毛主席不在北京,住在杭州,她自己去送大字報,非常危險,還有人跟蹤,是劉少奇派的人”｡這是在八屆十一中全會期間,江青在釣魚臺請她吃飯時說的｡作家邢小群采訪聶元梓時,聶也說,當時江青“講到我們寫的大字報是她在多么緊張的情況下,給我們送到毛主席手里｡講得活靈活現”｡

　　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寫出版的《毛澤東傳》中,是這樣記述的:“就在《人民日報》發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社論的同一天(6月1日),正在杭州的毛澤東看到了紅旗雜志社和《光明日報》總編室所編的《文化革命簡報》第13期刊載的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七人所寫的《宋碩､陸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報｡”毛澤東的批語,就寫在這期簡報的上面｡

　　6月1日下午下班前,有的單位就作了晚間有要聞廣播的預告｡當時在哈爾濱師范學院圖書館工作的倪美生后來回憶說:“領導通知,晚上有重要廣播,家中有無線電可以在家聽,沒有的則集中聽｡于是,1個教工食堂､3個學生食堂､2個二層大禮堂全坐滿了｡”北大也為師生們收聽廣播作了準備,許多人是在大飯廳里收聽的｡

　　晚8時,中央人民廣播電臺首先播送的就是聶元梓等七人寫的大字報｡播出后,北大震驚,全國震驚｡

　　北大校園就像開了鍋一樣,沸騰起來｡

　　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廣播,理所當然地被認為是黨中央的表態｡原先對大字報持觀望態度及許多持反對意見的師生,迅速轉變態度,支持七人大字報｡

　　持強烈反對態度的一些人,有的高喊:“不要盲從!”“在三個小時之內把中央廣播電臺的氣焰壓下!”截至23時45分,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接到質問的電話58次,其中絕大多數是從北大打去的｡有些是在播送大字報過程中打的,質問編輯部:“誰讓你們播這張大字報?”

　　對這張大字報的內容進行過最后修改和定調的聶元梓,此時在哪里,聽了會有什么感受呢?

　　此時,聶元梓剛從母親住院治療的協和醫院出來,準備返回學校,正走在王府井大街上｡

　　聶元梓后來回憶說:

　　忽然聽到街頭的大喇叭響了,在“嘟嘟”地報過晚上8時以后,一個洪亮的男聲響了起來:“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現在是《各地人民廣播電臺聯播》節目時間｡下面廣播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七個同志寫的一張大字報,《宋碩､陸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播音員慷慨激昂的聲調,更顯示出我們的大字報的氣勢｡我不由得駐足傾聽……

　　這可真是大大地出乎我的意料……根本沒有想到中央會作出這樣驚人的決定｡

　　緊跟著廣播的《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那就大不一樣了｡其火力之猛烈,上綱上線之高,當時的確是震聾發聵的｡

　　白天里總是熙熙攘攘的王府井大街上,這時人已經不多了,但一簇簇的人們,都和我一樣地停下腳步,認真地聽著電臺廣播｡我們的大字報,得到黨中央的支持了!幾天來圍繞著這張大字報的是是非非帶給我心頭的壓力,一掃而光｡而且,黨中央對我們的大字報,評價是那樣高,毫不含糊地為我們撐腰,支持我們對陸平等人的批判,我聽了自然是非常興奮｡但是,為什么黨中央給了我們大字報那么高的評價,我還沒有十分理解｡正是華燈齊放的時候,我的眼前一片光明!

　　我就這樣心情激動地趕回學校｡宋一秀他們正在到處找我｡我們都激動萬分｡學校里的大喇叭在反復地播送著我們的大字報和《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這一下子,學校的問題可以得到解決了,我們的毛主席下決心解決黨內的問題了｡

　　一輛滿載著在四川山區參加了“四清”工作的北大師生的專列,正行駛在返京途中｡他們在列車里聽到了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七人大字報的廣播后,立即迸發出一片歡騰｡黨團員骨干召開緊急碰頭會,集體執筆撰文,支持七人大字報｡

　　6月4日,《人民日報》在第三版刊登了他們的電報內容:北大參加四川樂山專區“四清”的800多名師生,6月2日在返校途中的列車上,致電黨中央和毛主席,表示決心建設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的新北大｡電報說:“我們向您宣誓,我們一定要站在偉大革命運動最前列,堅決從黑幫分子手中奪回北大領導權,為迅速建設一個欣欣向榮的真正的社會主義的新北大而奮斗到底!不獲全勝,決不收兵｡”

　　在京郊參加“四清”的北大教授季羨林的心情則非常平靜｡他回憶說:“忽然聽到中央廣播電臺播出了那一張大字報｡我們南口村的人當然也議論這一張大字報;可是并沒有形成壁壘森嚴的兩派,只不過泛泛一談而已……身處山中,好像聽到從遠處傳來的輕雷,不見雨點,與己無干,仍然‘社教’不已,心中還頗有一點怡然自得的情趣｡”

　　《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將黨“一分為二”

　　那篇《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的《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批駁了北京市委大學部副部長宋碩說的“加強領導,堅守崗位”,聲稱“為陸平､彭珮云等人多年把持的北京大學,是‘三家村’黑幫的一個重要據點,是他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頑固堡壘”｡

　　文章甚至說:“你們所說的黨是什么黨?你們的組織是什么組織?”“事實使我們不能不作出這樣的回答,你們的‘黨’不是真共產黨,而是假共產黨,是修正主義的‘黨’｡你們的‘組織’就是反黨集團｡”

　　文章第一次明確地告訴當時只知道有“三家村”和“三反”分子之類的廣大群眾:你們過去一貫尊崇､服從的黨組織,是要分析和區別對待的,有的是假的､修正主義的“黨”!當然,對領導者也要分析｡不要再盲從下去了,要造反!

　　文章將黨“一分為二”:假的和真的——有人不是總強調“黨的領導”嗎,你們就要看看是什么樣的“黨”的領導!兩個月后,毛澤東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中,把黨的“司令部”也分成了兩個,其中一個是應該“炮打”的“資產階級司令部”｡

　　什么是唯一正確和應該服從的呢?

　　答案也在評論員文章中:“我們無條件接受的,是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領導｡毛澤東思想,是我們各項工作的最高指示……凡是反對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反對毛主席和黨中央的指示的,不論他們打著什么旗號,不管他們有多高的職位､多老的資格,他們實際上是代表被打倒了的剝削階級的利益,全國人民都會起來反對他們,把他們打倒,把他們的黑幫､黑組織､黑紀律徹底摧毀｡”

　　8月5日,毛澤東給這篇文章加了一個批注:“危害革命的錯誤領導,不應當無條件接受,而應該堅決抵制｡”

　　毛澤東一直在考慮､尋找“一種形式,一種方式,公開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面”｡像過去農村包圍城市､向城市進攻那樣,他要設法直接發動群眾,由群眾向“走資派”､向中央及地方的“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進攻,由“天下大亂再到天下大治”｡

　　如今有了｡聶元梓等七人大字報提供了這個契機,它具備了上述條件｡

　　36年后,陸平認為:“‘文革’從北京大學點火是有社會和歷史原因的……在一場以文化､思想領先的革命中,倘若沒有北大的參與,或者說沒有北大打頭炮,這場革命很難在全國推展｡”他認為選擇公布北大的這張大字報的原因,“一是它點了北大黨委､北京市委的名;一是它定性北大､北京市委‘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方向;再一個,北大有聶元梓一幫人做內應”｡

　　毛澤東對七人大字報,給予了高度評價｡

　　8月4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中,說:“北大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是20世紀60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北京公社｡貼大字報是很好的事,應該給全世界人民知道嘛!”

　　8月5日,毛澤東又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中寫道:“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和《人民日報》評論員的評論,寫得何等好啊!”

　　對于這張大字報的實際作用,毛澤東以及康生､聶元梓,后來也都作了評價｡

　　毛澤東在10月25日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說:“我也沒有料到,一張大字報一廣播,就全國轟動了｡”

　　9月8日,康生接見來京串聯的群眾時說:“這張大字報不僅是揭開了北大文化大革命的火焰,而是點起了全國文化大革命的火種｡”

　　8月2日,聶元梓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華北組發言時說:“毛主席在全國公布了這張革命的大字報｡這天北京大學爆炸了!北京城爆炸了!全國也爆炸了!一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入了高潮｡”

　　《人民日報》､《紅旗》雜志的1967年元旦社論也作了評價:“1966年6月1日,毛主席決定發表北京大學的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點燃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掀起了一個以打擊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為重點的群眾運動｡”

　　主持中央工作的劉少奇等人事先毫不知情

　　在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對大字報的發表,事先毫不知情｡

　　劉少奇的秘書劉振德回憶:“次日(6月2日)下午,光美同志來到我們辦公室｡她進門就問:‘看到過中央關于審批廣播那張大字報的傳閱文件嗎?’‘沒有呀!’我答道｡她說:‘這么大的事,少奇同志說他不知道,他說中央開會沒有說過｡’‘我還以為這是中央開會定了的｡’我用常規的方法去推測｡”

　　豈止這張大字報和那篇評論員文章,就是6月1日那篇《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社論的寫作和發表,事先也沒有告知他們｡

　　鄧小平的女兒鄧榕記述:這篇社論發表前沒有報告中央｡當晚,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廣播了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一天之內,風云突變,劉少奇､周恩來和鄧小平完全沒有思想準備,甚感驚愕｡

　　周恩來是從康生打來的電話中,才得知要廣播七人大字報的｡

　　晚間聽完廣播后感到十分驚訝的陳毅,立即離家去問周恩來:“總理,政治局開會了?”“沒有｡”“那是撞鬼了!中央臺為什么廣播聶元梓的大字報,還說是什么‘革命’的大字報?把全國人民思想都搞亂了,都起來反對各級黨的領導,究竟革誰的命?!中央臺能負這個責任嗎?”周恩來回答,他也是廣播前不久才接到康生的電話,說毛主席贊成這張大字報,決定今晚由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播出｡

　　李雪峰､郭影秋等人是在廣播前幾個小時得知的｡

　　李雪峰回憶:“我們正在開華北局會議,由我傳達5月政治局擴大會議的決定｡下面遞了一個條子,說是由康老那里送過來的文件｡我打開一看是康生寫的條子｡內容是毛主席在杭州對聶元梓大字報的批示,并說今天就要公布｡毛主席批示的內容,因為時間倉促,看得匆忙,我已經記不清了｡因為事關重大,我在會上念了康生的條子｡”

　郭影秋回憶:“當時,出席會議的人都感到意外和震驚,北大的校長陸平和一位副校長也在會場上｡李雪峰､吳德讓我通知北大的陸平等人立即回校,說是要作好準備｡”

　　陸平回憶,當時他“心頭一震”,“這張誣良發難的大字報,值得由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向全中國廣播”?

　　當晚即率工作組進駐北大的張承先回憶:“6月1日下午,我突然接到通知,讓我傍晚到北京飯店向北京新市委書記吳德領取任務｡吳德對我說:毛主席決定要向全國廣播北大大字報,廣播后北大黨委可能陷入癱瘓狀態,中央決定任命你為北大工作組組長,并由你代行北大黨委書記職務,要趕在廣播前進駐北大,領導那里的‘文化大革命’運動｡”

　　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廣播了七人大字報以后,北大廣播了緊急通知,要校黨委委員馬上到臨湖軒開會｡

　　李雪峰及國務院外辦的張彥,北京市委文教書記郭影秋和市委的一些人,以及張承先等人,當晚都趕到北大,參加北大黨委會議｡李雪峰與張彥講了話｡李雪峰宣布從現在起,北大黨委停止工作,派張承先率領的工作組進駐北大,領導北大工作｡

　　6月2日,《人民日報》下半版以通欄標題《北京大學七同志一張大字報揭穿一個大陰謀》,副題《“三家村”黑幫分子宋碩､陸平､彭珮云負隅頑抗妄想堅守反動堡壘》,全文刊登了七人大字報及評論員文章《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

　　同日刊登的社論《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說:“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世界觀的斗爭,正如兩軍對戰,總是一勝一敗｡不是你吃掉我,就是我吃掉你”,“斗爭就是生活,你不斗它,它就斗你｡你不打它,它就打你｡你不消滅它,它將消滅你｡這是你死我活的階級搏斗”｡

　　6月3日,新華社報道,中共中央決定:李雪峰兼任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吳德任北京市委第二書記,對北京市委進行改組｡北京市的“文化大革命”工作,由新市委直接領導｡從而間接地告訴人們,彭真､劉仁被罷官了｡

　　同時報道,新改組的中共北京市委決定:派以張承先為首的工作組到北京大學對“文化大革命”進行領導;撤銷陸平､彭珮云的一切職務,并對北京大學黨委進行改組;在北大改組期間,由工作組代行黨委的職權｡宋碩的一切職務也被撤銷｡

　　這些決定更鼓舞了造反者的斗志｡

　　6月4日,《人民日報》的社論《毛澤東思想的新勝利》說:“在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中,揭露了‘三家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反革命集團｡這個反革命集團的根子,就是前北京市委｡”“現在,北京大學已經出現了一個轟轟烈烈的革命形勢……全校人心激動,一片歡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派揚眉吐氣,左派隊伍迅速擴大……首都各院校的積極支持,大壯無產階級的革命聲威｡‘保皇黨’嚇破了膽,他們已經陷入完全孤立地位｡”

　　清靜幽雅的燕園成了喧鬧的大廟會

　　北大校園內的大字報鋪天蓋地,對以陸平為首的原校黨委展開了全面進攻｡

　　從6月1日至6日的六天內,校內貼出大字報5萬余張｡

　　千萬封聲援聶元梓等七人大字報的信件和電報,雪片似的從全國各地飛進北大｡各地報紙也大量刊登聲援文章｡《人民日報》4日刊登的工農兵和學生的文章有:《學習你們大無畏的戰斗精神》､《我們工人階級誓做你們的后盾》､《不許玷污北京大學》､《這一炮打得好､打得準､打得狠!》等等｡

　　北京各高校紛紛來人到北大學習批判校黨委的經驗｡不僅是本市的學校､機關､企業的群眾,甚至連外地的一些學生和工人,也趕到北大來看大字報｡校園里人山人海,每天來看大字報的人,達數萬甚至更多｡北大成了全國學習的榜樣｡時為北京航空學院學生的戴維堤回憶說,“學生們都跑到北京大學去看大字報,回來后便向院黨委開了火”｡

　　參加農村“四清”尚未結束的北大師生,全部奉命急速回校參加“文革”｡

　　6月4日,季羨林等人也奉命“立即返校,參加革命”｡他后來回憶說:

　　此時誰也不知道自己的前途是什么樣子｡我雖然心里也有點沒底兒,有點嘀咕,我也沒有時間考慮太多太多｡以前從南口村請假回家時,心里總是興高采烈的;但是這一次回家,卻好像是走向一個terra incognita(未知的土地)了｡

　　一進校門,我就大吃一驚:這哪里還是我們前不久才離開的燕園呀!這簡直是一個大廟會……萬頭攢動,人聲鼎沸｡以大飯廳為中心,人們成隊成團,擁擁擠擠,真好像是針插不進,水潑不入｡據說從6月1日起,天天如此｡

　　陸平的日子當然更為難過……我只知道,他被“革命”群眾揪了出來,日夜不停地批斗,每天能斗上48小時｡批斗的場所一般就在他住的地方｡他被簇擁著站在短墻頭上,下面群眾高呼口號,高聲謾罵｡主持批斗的人羅織罪名,信口開河｡此時群情“激昂”,“義憤”填膺｡對陸平的批斗一時成為北大最吸引人的景觀｡不管什么人,只要到北大來,必然來參觀一番｡而且每個人都有權把陸平從屋子里揪出來批斗,好像舊日戲園子里點名角的戲一樣｡

　　剛回到學校的周一良教授一到歷史系所在的三院門口,就看見貼著一副對聯:“廟小神靈大,池淺王八多”｡他說:“據說這兩句話來頭大,我當時只覺其庸俗,而且惡毒攻擊知識分子,頗為反感｡以后這句名言竟發展成為什么‘王八多得腿碰腿’之類,益發令人惡心｡”

　　原哲學系學生周國平回憶,那時他在懷柔縣農村搞“四清”,當時聽到廣播此大字報,“自然為之震驚”;“幾天后,指導員宣布,接上級通知,北大學生立即返校,‘四清’的鑒定不作了,每個人將在‘文化大革命’中給自己作出鑒定”｡“從農村回到學校,立刻就置身在一種火熱的氣氛之中了｡”“人們十分興奮,三五成群熱烈地議論著……保陸平的一派消沉了,支持聶元梓的一派則興高采烈,四處演講,向剛返校的聽眾介紹其光榮的戰斗經歷｡”

　　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及《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在全國各地引起強烈反響｡

　　如果說前一階段主要是聽從本單位領導的指揮棒,去批判“三家村”和“三反”分子的話,那么,從此以后,人們開始按照當時中央報刊､電臺廣播的指向,自發地去“與人奮斗”了｡

　　各地青年學生紛紛起來“造修正主義的反”,揪斗校黨委或黨支部成員,批判專家､學者､權威,批判“師道尊嚴”和教師……成千上萬個“牛鬼蛇神”紛紛被揪了出來!不幾日就使全國許多大､中學校的領導和教學工作陷入癱瘓或基本癱瘓｡

　　作家陳光中寫道,普通百姓往往把1966年6月2日當作“文革”的開始:從6月3日起,“北京市的大､中､小學陸續‘停課鬧革命’,‘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大革命’真的開始了”!

　　北京的大專院校紛紛仿效北大,揪斗校系領導及一些教師,沖擊各級組織｡造反高潮都是從6月1日晚的廣播以后出現｡幾十所大專院校和中專甚至中學都起來揪斗學校第一､二把手以及一些教師,大字報在各校如雪片般貼出,造反與“保衛校黨委”的兩派斗爭激烈｡

　　清華大學在6月1日貼出700張大字報,批判校長蔣南翔｡2日,又有1萬張大字報貼出,進行反批判｡原清華大學教師陶德堅回憶:“清華園內沸沸揚揚,大字報已不能被校黨委控制,貼到了二校門這人來人往最熱鬧的地方,并且有大字報質疑清華黨委是不是也有黑幫､黑線……”

　　造反運動不斷擴大升級,一些學校甚至出現體罰和打人現象｡

　　許多大學掀起以批斗黨組織負責人､校長甚至教師為對象的造反浪潮｡

　　造反浪潮波及全國其他城市的高校

　　再看看全國其他幾個城市的高校,主要是七人大字報廣播后至3日間的一些情況｡

　　上海｡2日至3日,同濟､交大､復旦等高校,紛紛貼出大字報,揭發黨委和黨委書記的問題,持不同意見的多數人不同意貼這種大字報,雙方發生爭論｡

　　2日,上海科大出現了上海市第一張針對校黨委的大字報｡交大貼出大字報,支援北大的“革命”｡華東師大發生“六三”事件:物理系11個學生貼出《姚力的居心何在?》的大字報,要揪黨委中的黑幫;教育､外語､地理､歷史等系相繼貼出類似的大字報｡復旦大學2日召開聲援大會,從4日開始,一批教授被揪,周予同､談家楨､盧于道首當其沖｡上海師大從6月1日開始的半個月內,貼出大字報2.78萬余張,被點名的黨內外人員達685名,占教職員工總數的53%｡

　　武漢｡許多學校紛紛貼出大字報,響應北大的大字報｡2日,武漢水電學院學生游華生貼出大字報,批評院黨委對運動缺乏熱情;華中工學院流傳:北大有鬼,我院也有鬼｡

　　杭州｡浙江大學等校園里一天就貼滿了大字報､大標語,一些師生還到省委機關張貼大字報,矛頭直指省委負責人｡

　　西安｡西安交通大學2日貼出大字報萬余張,矛頭主要針對校黨委｡

　　哈爾濱｡在哈爾濱師范學院圖書館工作的倪美生回憶,哈爾濱師范學院的“造反派貼領導的大字報鋪天蓋地,像潮水般涌來……心中雖是不服,又沒有底,茫茫何處是彼岸”?

　　沈陽｡2日及其以后,東北工學院､遼寧大學等院校部分人貼出反黨委的大字報｡3日,遼寧大學出現要趕走一個副校長的大字報｡

　　長春｡東北人民大學學生連夜貼出大字報,鋒芒指向校黨委｡2日,吉林師大､吉林工學院､長春地質學院､吉林工業大學等院校,貼出一批矛頭指向市委､校黨委的大字報,師大貼出《為什么》､《心里沒有鬼怕什么》,工業大學貼出《此令從何而來》等大字報｡

　　合肥｡大專院校､中學掀起貼大字報高潮｡安徽大學教師巫寧坤回憶:“幾乎一夜之間,校園變成了一座用竹桿和蘆席搭起來的迷宮,蘆席上貼滿了大大小小的大字報,肆意攻擊校黨委拋出的四個靶子,也不放過其他中老年教師｡”

　　廣州｡華南師范學院學生要求停課鬧革命｡該校學生劉生龍回憶:“全國的學生動起來了,廣州的學生動起來了,華師的學生動起來了,再不能放下一張安靜的書桌了｡我在當天(2日)的日記上是這樣寫的:‘北大七位師生的革命精神鼓舞著全學院的學生,晚上,大家都不學習,人聲鼎沸,一致要求停課鬧革命!我也寫了一張大字報《呼吁停課大搞文化大革命!》……第二天,數學系首先宣布停課兩周搞運動｡”

　　時任中山大學化學系主任的龍康侯教授記述:“運動形勢發展之快,有如急風驟雨｡”“6月初的一天,張順南通知我參加黨總支的緊急會議｡我去了,張批評我說:‘系里出了這么大的事,你都不來看一看｡’我聽了以后發呆,不知怎么一回事｡后來曉得是學生鬧起來了,在膳堂,在黨委會門口貼了炮轟黨委的大字報,和政治輔導員也沖(突)起來了,有的還提出要上街游行｡”

　　3日,廣州高校學生自發冒雨上街游行,歡呼慶祝北京市委的改組｡當晚有些學生還要求《南方日報》報道此次游行活動,被拒絕｡

　　不僅大學如此,中學也沸騰了,許多中學生也卷入了造反潮｡

　　各界人士的震驚

　　先聽聽當時的北京市委第一､第二書記和上海市委第一書記的回憶｡

　　北京市委第一書記李雪峰:“6月1日以后,北京的大字報多極了,鋪天蓋地｡我們沒有時間看,讓秘書分頭去看,他們也看不過來,也看不完｡我們完全是倉促上陣,對聶元梓反對彭真的由來不甚了了,對北京各大學､中學的情況也不甚了解｡”“怎么跟得上毛主席對聶元梓大字報的評價?大家(指市委)共同一點,都認為毛主席這次發動‘文化大革命’比歷次運動都猛｡”

　　北京市委第二書記吳德:“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播發后,學生一下子就起來了,給老師提意見,對老師講行大批判,發展到沖擊校黨委,動手打人,學校由行政系統到黨委系統全被打碎｡北大大亂了,其他大､中學校也就跟著亂了｡”

　　上海市委第一書記陳丕顯當時在醫院住院治病,他回憶:“在廣播中聽了聶元梓這張大字報后,我感到運動中如果如此否定黨委,將會出問題,因此很本能地說了一句‘我不贊成這張大字報’｡我的這句話,后來成為我反對‘文革’的‘罪證’之一｡”“上海各大專院校也紛紛仿效,出現了動亂局面……大大小小的批判會､斗爭會､聲討會,和鋪天蓋地的大字報､大標語在各機關､學校､工廠､農村泛濫起來｡”

　　再聽聽黨外人士程思遠及幾位文教界人士的回憶｡

　　李宗仁與程思遠､黃琪翔､郭秀儀､劉斐和陳此生等,5月7日離京,到江浙一帶旅游,統戰部負責人宋方和尹冰彥同行｡李宗仁一行此時正在上海｡李宗仁看過1日､2日的《人民日報》,感到政治氣候有點異樣,特在錦江飯店邀集同行人員舉行一次座談會,談談報上所稱“文化大革命”問題｡談來談去,談不出什么結果｡

　　程思遠回憶:“我問一位中共黨內的負責人,‘三家村’是指什么?他也說不上來｡從這時候開始,黃紹竑､黃琪翔的面部表情都有點不很自在,因為他們對國內政治運動都富有經驗,對報紙上出現的報道和言論一天比一天激烈,感到一場災難又將到來了｡”

　　在桂林郊區搞“四清”的紅旗雜志社的一批人,奉命回京｡他們在列車上聽了七人大字報的廣播｡林文山(牧惠)回憶說,聽完后,感到車廂內“頓時氣氛就有些不同”｡

　　經歷過往昔運動的人,當然是不敢大意的,思考問題也是謹小慎微的｡聽了《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所說的“不論他們打著什么旗號,不管他們有多高的職位､多老的資格……”山東某中學副校長王火就思考:“這指的是誰呢?好像指的人物比彭真更大……但不敢亂想,馬上剎車｡造黨委的反,對嗎?不對!《人民日報》敢這樣干?可是經過1957年‘反右’以后,頭腦里黨員不可反,反領導就是反黨等觀念根深蒂固,怎么能胡思亂想呢?也馬上停止思索,使自己‘規矩’起來｡”

　　再了解一下幾位青年當時的感受｡

　　北京航空學院學生戴維堤回憶:“不知為什么,全國像灑上了汽油的一堆干柴,忽地一下燃燒了起來｡”

　　正在農村搞“四清”的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學生王申酉,6月2日在日記中寫道:“今日廣播云:北大七個哲學系的人貼出了一張聲討該校黨委書記及副書記的大字報,看來,這一次‘革命’遠不是結束,而是開始,這場斗爭又將席卷整個文教界,八年前‘反右’斗爭的聲勢又將重現了,高校已出現停課現象,中等學校也是如此,也許這將牽涉到更廣的面,誰能估計到下一步將再發生什么事｡”

　　北京青年工人遇羅克則在4日的日記中寫道:“熱情帶有極大的盲動性……學校大嘩,每個學生都效仿北大七同學,給領導大刷大字報｡所謂北大七人的大字報,也無非是騙局而已｡”

　　但僅僅依靠七人大字報這個火種,要將火焰維持下去并擴散開來,顯然是不夠的｡

　　傳媒的大力宣傳,把造反之火煽得越來越旺

　　隨后幾天,《人民日報》又先后發表了《奪取資產階級霸占的史學陣地》､《毛澤東思想的新勝利》､《撕掉資產階級“自由､平等､博愛”的遮羞布》､《做無產階級革命派,還是做資產階級保皇派?》以及《我們是舊世界的批判者》等社論,使造反之火燒得更旺｡

　　《人民日報》還刊登了大量批判文章和工農兵及學生們的來信｡

　　這些文章具有強烈的“戰斗性”,看看文章的題目,就知其內容了:《再接再厲乘勝追擊》､《誰要反黨就堅決打垮他》､《打倒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敢想敢說敢斗敢拼》､《向資產階級“權威”開火》､《反黨分子的野心永遠不得逞》､《誰反對毛澤東思想我們就打倒他》､《資產階級“權威”是不折不扣修正主義分子》､《揭穿“權威”的罪惡用心》……

　　《人民日報》6月1日后發表的六篇社論,當月由人民出版社結集出版,成了人們的學習文件｡

　　傳媒的大力宣傳,把造反之火煽得越來越旺｡正如陳丕顯所說:“《人民日報》不斷推出社論､報道文章,不斷鼓動學生起來造反｡頓時,北京各大專院校鬧翻了天,亂成一鍋粥｡上海各大專院校也紛紛仿效,出現了動亂局面｡”

　　5月31日晚,陳伯達率工作組進駐人民日報社｡他采取的行動,遠遠超出了“掌握報紙的每天版面,同時指導新華社和廣播電臺的對外新聞”的原定任務,以及中央關于“吳冷西和其他副總編輯的職務暫時不動”的規定｡他采取了兩項行動:一是奪權｡陳伯達事后也說他“在人民日報搞了一個小小的政變”｡鄧小平當日下午3時半在懷仁堂召開的會議上,大聲宣布要吳冷西振作起來抓工作的決定,幾小時后就被陳伯達拋到了一邊｡陳伯達進駐后立即宣布副總編輯以上干部靠邊站｡二是刊發《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以及《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等重要文章,事先不交中央一線領導審閱……

　　時任人民日報社副總編輯的李莊,1999年在他的回憶錄《難得清醒》中寫道:“陳伯達早把班子､文章準備好了……陳伯達拿出早已準備好的《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作為《人民日報》6月1日社論;《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作為《人民日報》6月2日社論｡”金春明在《“文化大革命”史稿》中寫道:“《人民日報》從6月1日開始,接連五天發表了六篇事先準備好的社論｡”5月25日晚,李雪峰邀陳伯達同去北大,陳表示他不能去,說:“我正在改一篇社論,去不了｡”這個時候他改的,會不會是準備在進駐人民日報社以后發表用的社論呢?

　　《人民日報》從此也一改毛澤東曾經聲稱“《人民日報》我不看”､備受冷落的局面,成為“文革”輿論導向的主力,在后來的“兩報一刊”中,坐上第一把交椅｡

　　劉少奇等中央一線領導人面對北京及其他各地突然冒出來的造反烈火,猝不及防｡

　　七人大字報廣播以后的當晚,在京的政治局常委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云和鄧小平,就在一起議論了大字報｡陳云說:“現在最要緊的是加強黨對北大和各大專院校的領導,要防止連鎖反應,好像北大出了問題了,其他學校也必然有問題,如果都亂了那就壞了｡”他們討論了派工作組的問題｡

　　劉少奇對這張大字報的認識,遠遠沒達到毛澤東那樣的水平｡直到8月18日,他在參加毛澤東接見紅衛兵大會時,還對伍修權說,自己把北大聶元梓的大字報反復看了幾遍,實在看不出它的意義為什么比巴黎公社宣言還要重大｡

黨史博覽 2007年第12期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