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陸渭文
2006年10月10日完整稿
春花秋月何時了
往事知多少
小樓昨夜又東風
故國回首不堪月明中
雕欄玉砌今猶在
只是朱顏改
問君能有幾多愁
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千秋功罪》-----無錫文化大革命[目錄]
前言
第一章 風起云涌
一、“逼上梁山”
二、毛澤東主義紅衛兵
三、文革中的中共無錫市委
四、工人造反
五、“12.4”事件
六、“741”輪船會議
第二章 血與火的回憶
一、取締“紅總”
二、二中“七 .五”樹戰旗“紅無錫報”靜坐
三、“紅總”平反
四、“大武斗”
1、“6.20”事件
2、西門橋“6.23”事件
3、“6.27”火燒裝甲車事件
4、“7.3”大撤退前后
5、“8.9”搶槍
6、武裝進駐無錫縣
7、在無錫縣發生的幾次武裝沖突
8、武裝小分隊撤回鎮江
9、“大聯合”談判和主力軍返回無錫
五、“大聯合”和“三結合”
第三章 流亡和獄中
一、造反派的無奈
二、流亡生涯
1、陸渭文被宣布為反革命
2、在徐州的“流亡政府”
3、在山東的日子里
4、在浙江的日子里
5、十年牢獄之災
1、在牢籠中
2、清查“5.16”運動
附件: 無錫市社會的深挖5.16雕查報告
3、獄中后事
尾聲
結束語
《千秋功罪》無錫文革記實
前言
文化大革命已經過去整整四十年。這段幾乎被人們遺忘的歷史，近年來人們幾乎忘記了黨中央已經對“文革”作出了全盤否定的《決議》，重新提出了對“文革”的反思，并引發了對文革的爭論，因為,文革是毛澤東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有億萬人民心甘情愿參加的,史無前例的偉大政治運動，同時這又涉及到,對我們黨的第一代領導人,毛澤東主席的功過評價。
近年來對文革評價的爭論，實際上是人們對現實社會中客觀存在的陰暗面產生的強烈不滿情緒的反映。這種“爭論”，也是人們想“以史為鑒”，通過對歷史的回顧和反思去尋找改變現實生活中陰暗面的道路。在當前對文革評價的爭論中，有些人采用了“諷刺”和“挖苦”的方式去攻擊論戰的對方；然而，“諷刺”和“挖苦”的方式決不能達到以理服人、統一認識的目的。如何來認識和評價文革中所發生的一切，最好的方法應該首先如實地反映當時的真相，然后才有可能正確地去總結這段血的歷史，為后人提供值得借鑒的經驗和教訓。
本文以回憶錄的形式來真實地書寫江蘇無錫文化大革命中發生的一些重大事件。這不僅是想讓我們的下一代更為實際地了解文革的真相，同時也可以讓無數當時身在文革中的普通群眾知悉“廬山真面目”，知道無錫文化大革命中所發生的許多重大事件的內幕。
作者的自我介紹：本人是毛澤東時代的青年，在文革開始時是一個工人，現已步入“古稀之年”。在文革中任“無錫市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總指揮部”（簡稱“革派聯總”）的“總指揮”，是“無錫市紅色造反總司令部”（簡稱“紅總”，是無錫文革中的一個最大的工人群眾組織）的中心組成員；本人不僅是無錫文革大武斗中“六派”方面的總指揮，而且是1968年無錫市革委會成立以后因受迫害逃往徐州的“流亡政府”的總頭頭。本人在無錫文革中的這一特殊身份，使我成為對無錫文化大革命中所發生的許多重大事件的核心知情者；我感到自己有責任在已經為時不多的有生之年中，將無錫文革歷史中許多從未公開的內情與活動的真實情況，獻給錫城的百姓。為了表達方便，本人在正文中是以第三人稱出現，敬請諒解。
第一章 風起云涌
“無錫”，因為是“無錫錫山山無錫”而取名。地處于寧滬線的中段，從建國前就有了一定的工業基礎，由于交通運輸方便，又是蘇南地區有名的商埠，工商業發達，在解放前，素有“小上海”之美譽，非但經濟繁榮，而且因為還座落在太湖之濱，有山有水，山青水秀是座名馳中外風景秀麗的旅游城市。
如果在早春二月，人們踏步無錫“梅園”，可真是：
湖濱青山千枝梅， 春寒未盡獨吐艷。
報春有意爭春早， 傲骨風姿惹人醉。
如果在初夏季節，人們去游覽無錫五里湖畔的“蠡園”又見另有一翻風情（西江月一首）
柳堤清風拂面， 桃李競相爭艷。
不知胸中何是愁？ 歡歌笑語一片。
游魚穿梭戲水， 蘭天飄落飛燕。
樓臺亭閣把酒處， 逍遙恰似神仙。
在秋冬交換的季節里，踏在太湖邊沿的“黿頭渚”更有一番景色。
當你抬頭望山上是： “滿山楓葉紅。”
回首看近處湖水是： “山湖映青天。”
遠眺太湖是： “颯風起銀浪。”
回過頭見坐落在中獨山畔的工人療養院是 “紅瓦斜陽艷。”
文革前這塊美麗的土地上,生存著六十五萬鄉親父老。正因為無錫這塊土地，在蘇南僅次于省府南京市，也算是蘇南地區的政治、經濟中心。故而整個蘇南地區在文革中出現的“善”與“惡”,對與錯。就從這里開始，他是蘇南地區文革的“龍頭”城市。
一, “逼上梁山”
從蘇聯赫魯曉夫上臺，從根本上篡改了了蘇聯共產黨的路線之后，毛主席就高度警惕資本主義在中國復辟的危險。當時除了以中共中央的名譽發表了“九評”蘇共的修正主義路線的論戰文章之外。同期毛主席又以詩人的情懷作“七律詩一首”:
雪壓冬云白絮飛，萬花紛謝一時稀，
高天滾滾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氣吹，
獨有英雄驅虎豹，更無豪杰怕熊羆，
梅花歡喜漫天雪，凍死蒼蠅未足奇。
同期還有“滿江紅”等詞,“小小環球，有幾個蒼蠅碰壁……”從詩文中可見毛澤東主席對修正主義的激憤，分析了當時共產國際出現的惡劣形勢，又十分自信有戰勝修正主義的信心和決心。在黨內一次再次地提醒人們在中國出現了修正主義你們怎么辦？在公開的教育中一再指出干部變修的“懶、讒、鉆、貪、變”的規律。可見毛主席在發動文化大革命前的思想境界，并對全黨，全國人民做了力所能及的思想教育，直至在全國發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搞“四清”。可見毛主席在當時的思想意識中，所謂的“階級斗爭”內容，已經不是在政治，經濟上被剝奪了權力的地主階級和資產階級，在消滅了“地主階級”，“資產階級”之后的主要危險。是防止在中國共產黨的內部出現地主、資產階級的“代理人”篡奪黨和國家的領導權，使黨變質，國變色。而當時掌握國家行政大權的劉少奇主席，他同樣也是在搞“階級斗爭”，但他的“階級斗爭”的內容仍然是對著“地，富，反，壞，右”等已經失去階級屬性,不再存在有任何作為剝削手段的生產資料的階級敵人，所以在全國范圍內掀起的“四清運動”中，就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矛盾”，而是“四清與四不清”的矛盾，一位是黨中央主席，一位是國家主席，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奠定了文革中兩大派群眾組織的思想基礎。
一九六五年冬季，錫城社會上一片祥和之氣，和全國大多數地方一樣，路不拾遺，夜不閉戶。剛從三年自然災害中恢復過來的男女老少,閑來無事嘴里輕輕哼唱著：“社會主義好，社會主義好……”等當時最為的流行革命歌曲,為自己生活在安實,祥和的社會主義社會中而自毫,為人民群眾生活水平蒸蒸日上而歡欣鼓舞。此時按中央的指示，有一個“四清”工作隊，靜悄悄地來到了“無錫鑄造廠”開展“四清”工作。
無錫鑄造一廠是當初由眾多的小翻砂工場在56年“對私改造”中公私合營起來的鑄造專業工廠，經過了大躍進年代，幾經發展現在已經是擁有1千多工人的國營企業，“四清”工作隊進廠以后，就深入群眾，發動群眾，向廠黨委提意見揭廠黨委的蓋子，幫助廠內干部“洗澡”，“四清”工作隊隊長徐有恒在鑄工車間蹲點，選中了做爐工的陸渭文，作為車間“四清”代表，做陸渭文的思想工作要他出來揭露廠黨委內存在的問題。在現代的知識精英的眼里，普通工人一定是“四肢發達”，“頭腦簡單”，陸渭文這一個人也確實是“四肢發達，頭腦簡單”了一些，如果頭腦不簡單又怎么敢去向黨委一班人去提什么意見呢？再說了黨委一班人中間有些人與陸的關系還算是相處得不差的。
陸渭文出身于城市貧民家庭，舊社會因父親過早地亡故，直至解放，只斷斷續續地讀到小學畢業。解放初期，在幼小的心靈中他始終沒有忘記人民政府將白花花的“救濟米”送到他家中的情景，他從心底里熱愛這個走向社會主義的新中國，解放后，他以失學青年的身份進入“無錫市民主青年聯合會”（青年夜校）學習，白天搞社會活動,晚上讀書。在這期間接受了共產黨的思想教育，以后入團，并擔任過街道團支部書記的職務，58年進鑄件廠工作后，在58年大煉鋼鐵的熱潮中，水里火里不要命地工作，這時20多歲的陸渭文又擔任了車間團支部書記值班長等職務，也算是在廠內一度的“紅人”，并且陸在白天工作之余，晚上堅持業余學習，補習完了高中課程，又進了“無錫市機關業余大學”中文系就讀二年，所以陸渭文此時在工廠內除了是普通勞動者之外，還掛了“無錫日報”“電臺”通訊員之名，平時幫其他工人群眾寫寫“憶苦思甜”，通訊報道等小文章，正因為陸渭文在廠內的實際活動情況，是工廠內的“活躍分子”，接觸方方面面的人多，了解廠內的情況也廣。這時“四清”工作隊找到了他，也算是找對了人，陸欣然地答應起來提意見了，就調進廠的保衛科科長XXX與X車間機床女車工在半人高麥穗將成熟的麥田里“絆跟斗”（意欲強奸），廠工會主席的妻子放高利貸，逼得本廠職工XXX走投無路幾乎去臥軌自殺。原來這位職工到了付工資的日子一個人呆坐在車間門口的地上，悶聲不響，作為好管“閑事”的陸渭文就關心地問他：“唉，怎么啦？”工友回答：“今天領了工資還不夠還人家的債。”“那你欠了人家多少債務？”“我自己也說不清楚了”怎么會呢？原來這位工友在困難時期，開始因為肚皮吃不飽，向廠工會主席的老婆借了一筆高利貸，買了高價糧，結果二、三年下來，利上滾利，到現在究竟欠了人家多少，對這個文化水平不高，為人善良的工人來說已經是一筆“糊涂帳”了，想想日子過不去，還是死了的好。當陸渭文知道了這一內幕之后，頓時火冒三丈，果斷地對這位工友說“這個帳不還！我作主，你仔細算一算當初借了他多少錢，分期分批還他本錢，其他利息不采他。”工廠內發生這樣的事情，陸渭文看在眼里，氣在心里，今天“四清”運動來了，當然要揭這個老底，揭露這些人間不平事，事隔個把星期，廠黨委在“四清”工作隊的幫助下，算是洗過了澡，大概都是居于可以教育好的干部，所有干部都已官復原職，繼續開始他們應該做的工作。
六六年的春夏之交，“四清”尚未宣布結束，文化大革命開始了，從上海《文匯報》上姚文元發表了評《海瑞罷官》的文章，批判北京的“鄧拓、吳含、繆沫沙”三家村里店“燕山夜話”黑文，鑄件一廠也開始搞“文革”了，全廠首先倒霉的批判對象，就是那個好管閑事，向黨委提過意見的陸渭文，他們先抓住陸曾為同廠職工寫的“憶苦思甜”的“報告文學”的標題上用錯過一個字，并在文章未刊登之前已經作過更正的這一點上開始，大批陸渭文的“黑文”“黑詩”“黑話”，陸渭文就是無錫鑄造一廠內的“三家村”。一個一千多人的工廠內，在黨委領導下的“文革”大批判就貼了六十多個對陸的大批判專欄，陸渭文面對那種斷章取義，無限上綱，造謠，污蔑的不實之詞，以泰山壓頂之勢，洶涌而來。陸渭文此時此刻的心情真是“橫眉冷對千夫指”，他在工余的休息時間，獨自點燃了一支香煙，悶坐在爐臺邊，胸中的怒火要崩發。這時只有知情者的好友偷偷地在陸的耳朵旁，真情安慰，善意地告戒千萬別硬頂，要沉住氣……，陸渭文這時在自己的工廠內已經是內定的“黑幫”人物了。與此同時，工廠內那些凈“紅五類”的青年職工，已經和社會上的“紅五類”的青年學生（老紅衛兵）聯結在一起采取了對廠內的以前的資本家實行抄家，古董、玉器、字畫席卷一空，對“四類分子”掛牌在廠門口示眾的革命行動。可幸的是他們口誅筆伐陸渭文，但因為他們知道陸是“無產者”，所以他們沒有抄他的家，因為陸沒有歷史的污漬，所以也免遭了掛牌的劫難。這是在黨委指導下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對無辜人群的第一次侵害。
陸渭文的耿直、倔強，又善于同情弱體人群的性格，決定了他在高壓下的暫時沉默。遲早是要爆發的，他的性格也決定了他在下一段文革中必然會拼得個家破人亡。身陷囹圄的悲慘下場。
二, 毛澤東主義紅衛兵
毛澤東時代的“紅衛兵”，是一群有知識，講道理，懷著一顆對黨，對毛主席，對自己祖國的前途，一腔真誠的心情投入了文化大革命。他們的十年路程，好比是那批曾經步行串聯上延安的紅衛兵隊伍，走上了一路山石的崎嶇道路，走得那么艱難，走得那么筋疲力盡，最后又被那些知識精英們拿著他們手中的畫筆，迎合了政治舞臺上導演的意愿，在他們的臉上涂上幾筆，使一張張青輕俊逸的臉上幾乎成了不三不四的文革怪物，然而終究經過歷史真實的沖洗，使人們慢慢地認清了他們的真實面貌。
文革中“紅衛兵”有兩大類，文革初期的紅衛兵，是在各級黨委指導下進行革命的紅衛兵，他們執行了“破四舊立四新”大肆抄家，對“地富反壞右資”黑五類，一切階級敵人揮舞了往死里打的無產階級鐵拳的任務之后，又繼續了他誓死保衛各級黨委的神圣職責。直至他們的最后勝利。在文革中深受紅衛兵之害的人們，用血淚控訴紅衛兵的錯誤及罪行的時候，往往忽視了紅衛兵中丑惡及光明的兩個區別。
1966年7月錫城的天氣，顯得那樣的悶熱，太陽象一團火球，懸掛在高高的天幕上，叫人感到到處是滾滾的熱浪，無錫市第一中學的學院內，鋪天蓋地貼滿了大字報，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真在熊熊燃燒，前一階級學校的文化大革命都是在校黨支部和工作組的領導指引下進行的。工作組根據檔案中的記載材料點XX老師，XX職工是“叛徒”（汪澄曾參加過抗日軍政大學）“壞分子”孫希民（原是清華大學優等生，據說有生活問題）“右派”張其棟等由革命師生對他們進行口誅筆伐，聲討批判。這就是所謂遵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步驟辦事。“黨指向那里，我們就戰斗到那里。”而年輕的學生們對于這個“黨的指示”逐漸地清醒過來。產生了懷疑。因為從最近階段以來，代表黨中央的“人民日報”所發表的社論文章精神與“黨的指示”有明顯的差異，指導文章一再指出“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你們黨支部工作組致所以拋出那些所謂“叛徒”“右派”“壞分子”等等這無非是為了轉移斗爭大方向，其目的是為了保護你們自己，有思想，有感情的青年學生們意識了這一點，就終于擺脫了黨支部，工作組原先設計的軌道開始了叛逆行動。
7月2日，由學校的學生會主席，班里的團支部書記，三好學生等一大批在校學生中的優秀生，上百名學生，聯名貼出了《張其棟是位好老師》的大字報，這張與工作組唱反調的大字報一經貼出，立即轟動全校，由此引起了校黨支部和工作組成員的震怒。、
7月3日，工作組組長立即找了一位姓王的在這張大字報中起重要作用的學生去談話，工作組組長先是鐵青著臉，對王同學一頓訓斥。最后開導地說：“今天我看你年紀輕，好多事情還不懂，這次文化大革命按劉少奇同志的要求，就是‘反右’斗爭的繼續，先讓‘右派’分子跳出來，暴露、暴露，然后一網打盡，你知道高二班有多少出身不好的學生，在大字報上簽名，你和他們同流合污，你的立場站到哪里去了？黨報稱你為革命小將，你對得起黨嗎？我今天就是代表黨找你談的，希望你懸崖勒馬……。”王同學受到了工作組的訓斥，倔強的性格，堅定的意志，并沒有退縮。退出工作組辦公室門后，便將工作組的訓詞原原本本地告訴了他的同學們。
7月4日，由該校學生陳友根（以后是該校紅衛兵頭頭之一）貼出《告全校革命師生書》呼吁革命師生要牢牢掌握，斗爭的大方向，把斗爭矛頭指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并對工作組提出了一連串的責問，還責令學校黨支部立即向全校師生傳達毛主席的春節指示（即64年春節，毛主席就教育工作的指示）
7月7日，校園內似翻了熱鍋，鋪天蓋地的大字報，出現了萬炮齊轟校領導和工作組第一次出現了三百名學生的聯名大字報，這使學校黨支部，工作組陷入了“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
7月8日，當這位姓王的學生，坐在自己的教室里，提筆構思新大字報的內容，剛提筆寫完“偉大領袖毛主席教育我們”這十一個字，工作組組長帶了5.6名工作組成員闖進了教室，一把搶去了王同學手中筆，桌上紙，兇狠狠地把他帶進了工作組的辦公室，工作組長十分嚴肅地宣布：“你向黨進攻，反黨支部，成了大膽妄為的反革命。現在我宣布，撤消你團支部書記職務，隔離審查，從現在起，你必須老老實實地交代自己的反黨罪行。”接著被幾名工作組成員押進學校的宿舍大樓，看押在其中一間作為臨時隔離室，責令王同學交代反黨材料，從這天起校園內有的大字報被全部撕毀，換上了全新的大幅標語。“堅決粉碎陳、王向黨的猖狂進攻。”，“揪出陳、王為首的反革命分子是我校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陳、王必須向全校師生低頭認罪”等等。大幅標語的口氣，來勢洶洶，確有57年反“右派“時的那種氣派。工作組勒令王同學交代反黨罪行，這位小將在白紙上寫上了豪情滿懷的詞句：
昨天，我還是搏擊長空的雄鷹，
今天，我成了跌落深谷的鳥雀，
明天，我將是展翅萬里的鯤鵬。
1966年8月，這是中國政壇上很不尋常的歲月。
8月1日，毛主席親自主持的中國共產黨八屆十一中全會在北京開幕，同日，毛主席寫信給清華附中紅衛兵，信中說：“紅衛兵的革命行動，說明對一切剝削壓迫工人，農民革命知識分子和革命黨派的地主階級，資產階級，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他們的走狗。表示憤怒和聲討，說明對反動派造反有理，我向你們表示熱烈的支持。
8月5日，在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毛主席發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和“人民日報”評論員的評論寫得何等好呵！請同志們重談一遍這張大字報和這個評論。可是在五十多天里，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卻反其道而行之站在資產階級反動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志氣，用心何其毒也！聯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傾和一九六四年的形“右”實右的錯誤傾向，它不是可以發人深醒的嗎？
8月8日，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
8月10日，毛主席會見首都群眾，發出了“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號召。
8月12日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閉幕，通過了《中國共產黨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十一次全體會議公報》會議進異步鞏固了毛主席在黨內的絕對領導地位。
8月18日，毛主席第一次接見首都和來自全國各地的百萬紅衛兵，并發表了“這次運動規模很大，確實把群眾發動起來了，對全國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義”的講話。
8月31日，毛主席第二次接見紅衛兵，周總理代表黨中央宣布：“中央決定全國各地大學生的全部，和中學生的一部分代表，分期分批到北京來，接受偉大統帥毛主席的檢閱。”
中共中央在8月黨的會議上，作出了重大決策，頒布了文化大革命的綱領性文件，《十六條》毛主席的親自號召，講話，鼓動了紅衛兵起來造“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反，這些都成了革命小將強大的精神武器。這個無錫市一中的王同學等自然地從“反革命”的帽子下爭脫出來，對文革五十天中所受的委屈，以百倍的仇恨發出了他們繼續戰斗的“宣言書”。
“戰鼓咚咚，紅旗飄飄。”
在這振奮人心的日子里，喜訊頻頻傳來，所有這一切是那樣激勵我們去戰斗，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公報，中共中央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號召，如雨露，滋潤著我們干裂的心田；像燈塔，，指引著我們前進的方向，我們是毛澤東時代的青年，毛主席指向哪里，我們就堅決打到哪里，我們最愛毛主席，永遠按毛主席的指示辦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人類歷史上史無前例的大革命。強烈的革命愿望，使我們積極投身到這場你死我活的階級斗爭的大風大浪中去，大風大浪不可怕，我們就是要在大風大浪中學會游泳，經受考驗，增長才干，把自己鍛煉成為一個經風雨見世面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
游泳難免要吃水，前些日子里，一些別有用心的家伙，顛倒黑白，混淆是非，把“反黨”“反社會主義”“反革命”的帽子往我們頭上亂套，他們說我們要“暴動”，罵我們“狂妄”，還污蔑我們有“反黨野心”，他們趁機會進行階級報復，揪住我們工農子弟不放，肆無忌憚地整工農子弟的“風”，把我們的行動污蔑成“妖風四起，烏云翻滾”，他們轉移斗爭目標，在學生中進行大混戰，他們實實在在地對貼黨支部大字報的革命師生進行反革命的大圍攻，大鎮壓。
我們都是勞動人民的兒子，階級仇，血淚恨，我們沒有忘記，我們對黨，對毛主席無限熱愛，無比忠誠，我們是天生的“大頭”，“反黨”“反革命”的帽子顯得實在太小，是戴不上我們的頭顱的，我們為捍衛毛澤東思想，能做到甘灑熱血，甘捐身軀。
有人認為，給我們貼了那么多的大字報，加了那么多的壓力，造了那么多的謠言，進行了那么多的批斗，我們就會安分守己了，緘口沉默了。告訴這些人，你們完完全全地想錯了，我們要繼續戰斗，要堅強地戰斗，更聰明地戰斗，戰斗就是我們的生活，壓是壓不服的，嚇是嚇不倒的，我們要繼續發揚“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的無產階級大無畏精神，敢想，敢說，敢闖，敢造反，敢革命，堅決為捍衛毛澤東思想戰斗到低，在毛澤東思想和黨的陽光照耀下，忠實地貫徹《十六》條，為三大任務而戰斗。
為把我們的學校辦成抗大式的共產主義學校而戰斗，這是我們的行動和準則，我們一定要認真學習毛主席著作，努力掌握毛澤東思想，在改造客觀世界的同時，積極改造自觀世界，跟全校師生一起，為共同的目標而共同戰斗！
我們誓做無產階級專政的紅衛兵！
我們誓做毛澤東思想的紅衛兵！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
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萬歲！
我們最敬愛的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
無錫市第一中學高二丙班《紅衛兵》戰斗小組，1966年8月15日
這個中學的造反“紅衛兵”，在校黨支部和工作組的重壓下，殺出重圍在與“老紅衛生”的對立中誕生了。
無錫市唯一的一座高等學府……無錫市輕工學院坐落在惠山相連的青山彎，66年5月開始，由校院黨委書記陳德鈞，從北京回錫向全校師生傳達了有關中央對開展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在陳書記的傳達中，所謂文革只準批“三家村”“四家店”，處此之外，宣布了“這個不準”，“那個不準”一條列“不準”的規定，陳書記在傳達中的條條框框，引起了許多師生的質疑。直到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論，號召把所謂資產階級“學者”，“專家”，“權威”祖師爺打得他們落花流水，威風掃地。次日“人民日報”全文轉載了《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的評論員文章，號召群眾起來造黨委的反。同時毛主席又稱他為“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代表黨中央喉舌的“人民日報”發出了毛主席發動群眾起來造反的號召。由輕院631班的學生首先站出來，在校園內貼在了第一張質問校黨委的大字報，他們也經歷了無錫市一中一樣的激烈斗爭，貼大字報的學生被打成了“反革命”爭論斗爭，直至6月26日，由市委副書記吳鎮來到輕院，發表了他對大字報“不反對”，“不支持”的觀點，在輕院內寬大的講臺上，全校師生經過了一整夜的大辯論。在辯論結束后，代表院黨委的領導發出通知，把一切支持黨委的師生全部集中。與此同時，凡堅持造黨委反的師生員工也同樣發出通知全部集中，二派不同觀點的師生陣線分明。堅持造反的師生以大辯論的日期為標志，建立了輕院“6.26”造反兵團，要革命的師生為了他們取得合法地位，又被迫步行北上告狀，直至南京后返回，以后將“輕院”改名為“長征大學”。在大辯論中擊敗了工作組所推行的“資反路線”及保皇勢力的圍攻，全市各學校的造反紅衛兵揭竿而起，成立自己的造反集體。
無錫市輕工業學院為“長大6.26造反兵團”
無錫市一中成立“紅革會”
無錫市二中為“七.五造反兵團”
無錫市三中為“紅旗造反兵團”
無錫市二女中“紅革會”
抗大財會戰校“毛澤東思想”一反到底戰斗兵團
錫師：“8.18”
機床“4.15”
印染廠“錫印九、一九”
……
這些紅衛兵造反派組織在無錫市成立了他們的總部-無錫市毛澤東主義紅衛兵聯絡總部。從此，他們以紅衛兵的戰斗集體出現在無錫文革歷史舞臺上。那些原先在各級黨委一手扶植起來的以對過去的“地富反壞右”實行抄家、掛牌為“斗爭大方向”老“紅衛兵”們，或者加入毛澤東主義紅衛兵，或者成為逍遙派，或者成為一些人用來反對文化大革命的工具。
在無錫文化大革命中這支矛頭指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派”的紅衛兵中，輕院“6.26”兵團是他們的老大哥；在文革的歷次斗爭中，輕院“6.26”兵團發揮了強大的作用；這就自然地使輕院“6.26”兵團成為無錫文革的“龍頭”。故而“六派”，就成了無錫造反派的代名詞。
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在文革初期的五十天中，由劉少奇的路線，將他們打成“右派”“反革命”，小將們經受了批斗壓制的無情打擊，再由毛主席將這一大批革命小將和造反派從受壓制，打成“反革命”的絕境中解救出來，“愛”與“恨”的階級感情不言而喻的產生了。
這些紅衛兵們，自然痛恨劉少奇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決心跟著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三、文革中的中共無錫市委
文革初期，中共無錫市委領導班子是由以市委書記韋永義為首的12位常委組成（市委常委原來是13名，文革開始后，代表人武部的常委吳體仁退出了常委會議）。除韋永義外，還有江堅（市長）、吳鎮（市委副書記）、田洪（副市長）、張再生（副市長）、馬健（副市長）、孫富中、克寧、徐靜漁、楊增、宗毅、任貴發等人。
市委書記韋永義中等身材，解放初期當過地方軍區司令，是個有少將軍銜的九級干部。在文革中，保守派開始死保他；后來，因為他能比較實事求是地對待造反派，保守派又抓住他加入過國民黨這一點（他在歷史上曾經按共產黨的指派打入過國民黨內部），企圖將他定為“叛徒”。
市長江堅，身材矮小，戴一付金絲邊眼鏡。他在文革前，主抓全市的工交工作，為無錫地區的經濟發展有一定的貢獻。因為他平時工作時習慣對下級訓斥，態度不好，所以“人緣不好”，文革中被人稱為“江堅老賊”。
副書記吳鎮，是一位知識分子出身的老干部，相貌堂堂，講話口若懸河，滔滔不絕，本當是內定省委領導的接班人，來無錫任職是下基層鍛煉的。在文革中，支左部隊領導原準備讓他出面支持市內工作，但因為他按當時共產黨中央精神辦事，沒有污蔑造反派，而表態“二派都是革命群眾組織”，這就違背了無錫支左部隊主要領導的意圖，故而他在文革被打成“黑手”，經受了巨大的精神和肉體的摧殘，最后家破人亡（妻子被逼死，子女流離失所）。
文化大革命的風暴，勢不可擋地席卷無錫。面對文化大革命的風暴，這批市委干部來感到一片迷茫。平心而論，在一定時間內他們也弄不清文革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作為黨政干部，有他們的紀律，下級服從上級，地方服從中央；一切運動、生產建設，都有中央發出的文件，逐級向下傳達，先黨內后黨外，這是多年來的工作程序。而在文革中，共產黨中央的政策、方針和方法，許多都是直接由媒體傳達的。文革初期由劉少奇主持工作時下達的有關開展文化大革命的文件，是把“文革”的主要對象指向社會上的“地富反壞右”；而后來，共產黨中央又公開說“文革”的主要對象是“指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的當權派”。這叫他們感到難以適從。這是客觀的外在因素。另一方面，他們在過去進行的“階級斗爭”中，“階級斗爭”的對象都是指社會上的“牛鬼蛇神”。在這樣的主觀客觀條件下，作為地方黨政領導，按文革初期的文件精神，派出工作組，走上一條壓制群眾運動，將革命師生打成“右派”、“反革命”的“資反路線”道路，是完全能夠理解的。
他們先派出工作組進駐各大、中學校控制學生運動，續則暗派“聯絡員”進駐工礦企業“控制”工人造反，再扶植“保皇派”與“造反派”相抗衡。這是文革初期無錫市委的主要表現。
在文革中期，特別是在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之后，他們中的一部分人，才從迷茫中逐漸地清醒過來。無錫市委先委派吳鎮進輕工業學院，委派田洪進市一中等學校，聽取紅衛兵的意見，做一定的安撫工作；以后又派馬健作為市政府與“紅總”之間的聯絡員。他們是在尋求一種既符合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精神、又能避免各種矛盾激化、維持無錫市的社會秩序的辦法。無錫市委的這一批當權派在混亂復雜的環境里，為黨的事業和恢復政府的職能付出了很大的努力。當時無錫市以“紅總”和“毛澤東主義紅衛兵聯絡總部”為代表的造反派也看到了這一點，對他們的處境和所作的努力表示了解和諒解。因此，在無錫文化大革命中，代表無錫市委的12個常委，與以“紅總”和“毛澤東主義紅衛兵聯絡總部”為代表的造反派相處過程中，除了受到過按政策進行的“批判”、“審查”以外，沒有受到過象現在有些“文革”小說中出現的那種虐待。
“9.2”事件，66年9月2日，由無錫“抗大一機校”的紅衛兵小將揪斗他們的當權派而去市委施加壓力逼市委表態，要撤他們的職,罷他們的官,在市委的指揮下，最后在“老紅衛兵”等保守勢力的圍攻下，以失敗而告終.
“9.3”大慰問。66年9月3日，在無錫市委的指示下，發動了全市工礦企業中的工人隊伍，從四面八方趕來向市委“慰問”，參加慰問的隊伍紅旗飄飄，呼喊著“誓死保衛市委”的口號，聲勢浩大的游行，以壓倒一切的氣魄，顯示了“工人階級”保衛黨委的巨大威懾，力量的相比之下，上百名紅衛兵小將就變得了“勢單力薄”，在短暫的幾天里“堅決支持無錫市委的正確領導”，“誓死捍衛無錫市委”，“只準左派造反，不準右派翻天”等大幅標語，大字報貼滿了錫城市中心的“三陽”街頭。造反的紅衛兵一下字跌進了深谷。
四, 工人造反
無錫市委首先動用了“工人階級”，圍攻紅總兵。同時也等于無錫市委作了工人造反的“催生婆”。使無錫的工人造反走在上海工人之前。
無錫市中心“三陽”街頭，有一處以無錫特色的“拱北樓”面店。這個面店正好是大字報的“鬧市區”，對大字報的爭論，進入人們的眼簾。客觀的現實必然地進入人們的大腦進行“思維”，然而再產生大腦對客觀事物作出不同的反映。這是很正常的所謂從“感性”向“理性”的發展。在這個面店里有一個二十出頭的青年職工，他的真名叫曹桂寶，初中文化，文革前在這種服務行業里的初中生已經算得上是個“小知識分子”了，他還是一個“黨報”（無錫日報）的通訊員，他的文化程度在大字識不得幾籮筐的老職工眼里，小曹這個人他是有知識，有見解的人物。于是在早市忙碌以后的空余時間里，職工們拉了個板凳，坐在一起，喝口茶，叼支煙，閑聊起來，老職工開口：“唉，小曹，你對當前的形勢如何看法？”小曹根據歷史上學生運動的性質，及當前文化大革命的特點，明朗地表示：“學生當然是無罪的。”這一鮮明觀點，小曹他非但在口頭上表明了他對“9.2”事件，“9.3”慰問的看法，還既然將他的觀點，以他“卜巖”的筆名，寫成了“不要責難無罪的學生”的大字報，貼上了“三陽”街頭。這張在全市工人中第一張支持學生的大字報似一枚炸彈爆炸，震動了全市，轟隆隆地熱鬧起來，許多人要找這個“卜巖”辯論，從這時起，就在“拱北樓”的店門外面，在老紅衛兵破“四舊”中從許多人家中搬來的不少“壽材”（是尚未亡故老人備用棺材）因為不是“破四舊”中的金銀珠寶，古董玉器，名人字畫而可以入庫，所以堆集在“三陽”街頭的人行道上了。堆邊上搭起了臨時的木臺，作為“大辯論”的講臺，晚上燈火通明，那些市民，下班后的工人，人山人海地圍擠在臺下，都想去聽聽雙方辯論的觀點。在這個“論臺”的附近，有人貼出了“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混蛋兒混蛋”的對聯，這種鮮明的“血統論”者代表了文革中的一股勢力。在67年北京有一位名叫遇羅克的青年工人，首次書寫了批判“血統論”的文章,最后為此而打成“現行反革命”，并以“反革命”罪而處死。在辯論的現場，誰想上臺發表觀點，臺下先有人發聲質問：“你什么出身？”如果上臺人回答：“工人”，或“貧下中農”，這還可以讓你說話，如果說：“出身小業主”（當時屬于“地、富、反、壞、右”出身中的人是不敢出來講話的。）臺下立即吼叫：“滾下去！”
這種大辯論的熱潮也吸引了身在鑄造一廠的陸渭文，每天晚上中班下班后的午夜11點前后，還踏了自行車去辯論臺前聽聽造反的觀點。
“辯論”至9月下旬，卜巖等人壓力重重，于是在辯論中結識的志同道合者聯合起來，總共集結了81人，有工人，學生組成一個小的戰斗集體，取名為“星火戰斗隊”，隊長是江汛,指導員是卜巖，韋曉鳴是卜巖的所謂”秘書”，“星火”之名，當然意味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含義。步行上北京，向毛主席匯報無錫文革的情況，這支“星火戰斗隊”到達北京后，受到了國務院接待站的接待安排，并且還趕了毛主席在天安門第四次檢閱百萬紅衛兵的盛況，這一下他們受到了鼓舞，造反的勁就更高漲了，他們完成了向黨中央，毛主席的“匯報”任務之后，于10月26日返回無錫，仍在“拱北樓”門口的臺上向全市人民“匯報”，“我們幸福地見到了偉大領袖毛主席，他老人家紅光滿面，身體健康，毛主席支持我們紅衛兵，造反派一起來造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反……”，臺下的聽眾不斷高呼“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的口號，有許多沒有見過世面的群眾在臺下發問：“我們沒有地方設立我們造反隊的辦公室，怎么辦？”這位年輕的“卜巖”也正是“大膽妄為”，果斷地回答：“搶”。“我們沒有寫大字報的紙張筆墨，怎么辦？”“搶”。所以在以后的日子里，在造反派的嘴里，尊稱他為“卜司令”，而在不同觀點的群眾嘴里就稱他為“搶司令”。當然這個“搶”字人們十分理解當時的特殊含義，只能是指去搶為文革服務的辦公用品，而不是唆使人去搶他人的錢財。無錫廣大群眾由這幫從北京毛主席身邊回來的人口中得到了啟示，壯大了膽，從此在無錫的許多工礦企業的職工，趕走了市委派出的“聯絡員”，紛紛揭竿而起，所謂“搶”只是壯了“造反”的膽氣，實際上全市所有造反隊的一切用品均有本單位當權派所提供的。各種各樣的“戰斗隊”“造反團”似雨后春筍般地冒出地面。
10月26日，由“星火戰斗隊”的秘書韋曉鳴,根據江蘇省紅色造反總司令部發來的函件精神與無錫市人委（市政府）副市長XXX談判經市人委批準成立“無錫市紅色造反軍總司令部”后改成”紅色造反總司令部”，在三皇街“工人俱樂部”樹起了“無錫市紅色造反總司令部”（簡稱“紅總”）的造反大旗，第一屆“紅總”中心組人員由卜巖，江汛，李希生（鋼鐵廠），何達明（國棉一廠），袁向東（建筑公司）周炳榮,等人組成。“紅總”下面的造反隊員，根據何達明的建議，因為這次運動，工人階級是這次運動的“主力軍”這一層意思，所以稱為“主力軍”。“紅總”的成立，下面各基層同觀點的造反組織紛紛前來“掛鉤”，“紅總”的造反勢力不斷壯大，沒有多長的時間，“主力軍”隊伍竟發展到十萬之眾。其他還有與“紅總”同觀點，但又各自為政的造反組織，如占市內第二位的“野戰軍”，由名叫周雷的工人當“司令”；“挺進軍”“司令”果品公司的蔣俊，代表失業工人的組織“10.18”，“亦工亦農”“造反兵團”“紅色公安戰士”“無錫市機關革命造反團”“紅藝兵”等等，一時間真是司令多似牛毛。
在無錫文革歷史上，一張“不要責難無罪的學生”的大字報，拉開了無錫工人運動的序幕，是由學生“紅衛兵”運動轉向工人運動的劃時代轉折。“卜司令”是“有功之人”？還是“罪人”？在以后的日子里“卜司令”為此而二次跌進監獄，他的行為如果不是毛主席領導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而落在真正的國民黨手里，恐怕早就成為“烈士”了。
66年11月初的一個午夜，在無錫市鑄造一廠的鑄工車間工人下班時，全廠的路燈突然全部熄滅，暗洞洞大爐工段的陸渭文等人騎著自行車在向廠門口踏去，突然發現在廠區的陰暗處開出了二輛草綠色的小吉普車，關閉著車燈，偷偷地溜出廠門，陸渭文同他一起下班的工友便踏著自行車加速追趕，二個輪子是跑不過四個輪子的，不一會吉普車在夜色中消失。事后才知道，當夜是保衛科偷偷將全廠職工的檔案材料運出廠去，目的是防止起來造反的“牛鬼蛇神”搶檔案，這時在當權派眼里對“階級敵人”的高度警惕所產生的必然結果。他們心里怕啊，在大約過了一、二個月，在造反派控制了局面的時候，還時這個造反頭頭陸渭文將這批檔案“完璧歸趙”地送回廠里，這時接到歸來檔案的保衛科科長才感慨地說了，如果這批材料真的遺失了，特別是廠內十多份重要檔案，那我真是犯罪了。
當陸渭文等人追不上那二輛吉普車之后，心中不免產生了“恐怖感”。于是第二天上午就去了“紅總”反映了自己廠內見到的事。“紅總”的人就建議，你們可以上北京向中央反映這一情況，陸渭文當時就決定與同廠的鍛工顧XX倆人立即“赴京告狀”，從無錫買了二張到南京的火車票，正好趕了紅衛兵串聯的列車。車廂里人頭擠擠，塞滿了身穿草綠色舊軍服，臂戴“紅衛兵”袖套，肩上橫掛著綠色小包的青年學生，車廂的座位上，地上過道，座位的靠背上，甚至在車廂頂部的行李架上都塞滿了人，車廂的進出口已無法通行，只能在火車的窗口爬進爬出。在北上的紅衛兵列車上充進了二位年輕的工人“老大哥”，列車開開停停，幾乎經過了二天多時間，才抵達了首都--北京城，陸,顧二人抵京后，找到了無錫“星火隊”駐京聯絡站，第一次結識了卜巖.以后再上國務院接待站，由國務院接待將陸顧二人安排在招待所，大米飯，土豆粉絲炒肉片的大鍋飯，陸顧二人在向國務院反映了一些無錫的情況后，走進過清華大學的校園，看到一些校園內的大字報，在天安門附近的大街上，已經見到了“打倒劉少奇”的大幅標語，陸渭文領悟了這場文化大革命的真實含義。在北京這個免費吃住的五、六天中，使陸開了眼界，于是就返回無錫，在自己的工廠里，第一個貼出了“控訴黨委對我的迫害”的大字報，將文革初期在黨委發動下把自己打成“三家村”“四家店”的怒氣一瓜腦兒的吐了出來，并把“四清”時揭露某些廠領導的陰暗面全數地向全廠職工作了披露，并在廠內組織了第一個造反隊，取名為“保衛毛主席敢死隊”這個“敢死隊”不吉利的名稱，在文革中后期一名頭頭鮑惠興在被對方抓去后活活打死，尸體拋進太湖，一名隊員任永泉在清隊時被迫害自殺身亡。成立了造反隊并與“紅總”掛上了勾，隨著造反形勢的發展陸渭文被革命的浪潮推上了“四兵團”（重工系統）頭頭的位置，直至67年1月進入了“紅總”的中心組，成為“紅總”宣傳部負責人。紅總第二屆中心組成員，由：江汛，殷松勤，李希生，袁菊余（袁向東）。第三屆中心組成員，由：政治部金坤泉（黨員），錢祖根（黨員），殷松勤(黨員)，陳勝度，陳志文。宣傳部陸渭文，后勤部周炳榮，等人。
五, “12.4”事件
66年12月4日，這是無錫文革歷史上，在工人內部“革”與“保”的第一次直接沒有流血的沖突。無錫"紅總"等造反組織，在中央至地方沒有明確可以組織“造反隊”的形勢下揭竿而起以后得到中央政策上的允許，被地方政府及人民群眾承認。在這種形勢下，那些曾一度按黨委步驟辦事的群眾，才敢公開組織自己的隊伍，以有組織的集體與造反派對抗，他們先后以轉復軍人為主體的組織了“五軍”，以工人為主體組織了“工聯”。以66年12月1日,"工聯"在看不慣"紅總"到處楸斗老干部,并任意掛牌,戴高帽子等革命造反行為的指導思想下[王德冀所著,長篇小說<清清太湖水>如是說],宣布成立，革命不分先后，他們樹起“造反”大旗,也是他們在文革中應享有的權利，12月4日下午，他們集中了上千人的隊伍，浩浩蕩蕩地開進了市委大院，強烈要求市委承認他們是合法的革命群眾組織，呼喊著“只準左派造反，不準右派翻天”,"強烈抗議紅色造反總司令部"等刺激性口號，和大幅標語,激起了主力軍的極度反感。
當”工聯”的游行隊伍進入市委后,一隊”國棉二廠”的”紅總”造反隊員,舉著<歡迎國棉二廠的”工聯”隊員回廠抓革命,促生產>的大幅標語,亦進入市委,當即被”工聯”的隊員圍困了起來,有人報到已搬至原”總工會”的”紅總總部”,并同時找來了市委書記韋永義和市長江堅,”6.26”的浦湘海也已趕到”紅總”,幾位頭頭在市委頭頭們在場的情況下,當即開了緊急會議,
因為”國棉二廠”的部分主力軍被包圍在最中間,無法脫身.為及時解救他們,先是由“卜司令”帶了二名造反隊員,從市七中擠進市委大廳，輕院的”6.26”浦湘海因為是學生,從大門進入市委,江汛從市委后門進入,這些學生紅衛兵和工人造反派頭頭們,希望找到“工聯”的頭頭們,通過談判，和平解決這次沖突,結果遭到了圍攻，憤怒的拳頭，落在“卜司令”的身上，副市長顧瑋璜為解救卜巖,以自己的身體拼命護著,戴在手上的上海牌手表也在混亂中被打落,并始終沒有找到.這里已不再有大辯論的場合與條件，難以以談判達到和解.
與“卜司令”一起進入市委的兩名造反派隊員,許建平,王國忠翻墻逃出包圍，向“紅總”討救兵，“紅總”派出了主力軍的筑建兵團，和港務隊等,同時許多單位的主力軍亦問訊而趕到現場，救出了被圍困在市委小禮堂的”卜司令”,同時,外三層，里三層地將市委圍個水泄不通，圍困整一夜，“工聯”隊伍中的那些受蒙蔽的女工在露天樹陰下熬過了冬季寒夜的霜凍，大院內到處是大，小便之類的污物，在這第一次較量中，最后“工聯”群眾以失敗而告終。
緊接在無錫文革歷史上，出現了第二輪的掛牌游街風，從北京悄悄地吹進無錫城，不過這次被戴高帽子，掛牌游街的對象已不是那些“地富反壞右資”，而是掛著“鐵桿老保XXX”“叛徒走資派XXX”的字樣成串地在街頭上游走遭到群眾批斗。
67年1月初，無錫“工聯”與上海“赤衛隊”互相呼應準備數萬人赴京告狀，無錫“紅總”接到上海工總司的電話，請求無錫“紅總”配合上海工總司攔阻這批龐大的“告狀”隊伍，無錫“紅總”派出了交通系統的主力--“海燕兵團“等隊伍，從錫滬路開始，一直到無錫市區“五愛廣場”攔阻了上海“赤衛隊”六卡車的“上京告狀”隊伍，由鐵路走的上海“赤衛隊”經過南京時，在南京飯店被南京的群眾組織阻擊。結果為此事上海一個“通令”北京的一篇“社論”使上海“赤衛隊”和無錫的“工聯”土崩瓦解。
同是工人階級的”工聯”兄弟姐妹,何以在文革中分成勢不兩立的兩大派群眾組織?是我們需要認真反思和認真總結的極其重要的經驗,教訓.盡管,在”工聯”成立的一開始,作為市委書記的韋永義就已經表態,你們[工聯]是保守組織,我們已經在對待造反派的問題上犯了方向路線的錯誤,你們保市委和各級黨委實實在在的是幫了倒忙,請你們理解市委的立場,市委是不能支持你們的,還有”五軍”,你們在解放戰爭和抗美援朝中是立了大功的,黨和人民是感謝你們的,但你們同樣不要幫倒忙,希望你們盡快解散,各自回到自己的工作崗位和療養好自己的身體,要不斷理解黨中央,毛主席關于文化大革命的決定,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不斷改造自己的世界觀.[這是紅總司令卜巖在與五軍司令鄭挺談判時,韋永義書記當面對鄭挺說的,那是在1966年11月份12.4事件前夕].所以,一開始,無錫的造反派就認識到無錫市委只是犯了資反路線的錯誤,只要檢討得好,又在行為上與劉,鄧資反路線劃清界限,廣大造反派群眾是會原諒他們的.
現在有人說,許多人都喜歡,贊賞的美國,美國也在包容和歡迎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中國的不同政見者的問題上做了許多工作,但是,我們需要清醒地認識到,美國可以容納”6.4”自由主義精英們,但決不會容納文革中堅持毛澤東思想的造反派,以至于象上海潘國平這樣的造反英雄,也不得不以美國”反共產主義斗士”參加各種社會活動……
六, “741”輪船會議
67年1月，所有的造反派神氣了，在大街小巷的人群中幾乎人人的左臂上套著各種名稱的造反隊員的紅袖套。由于受到內外沖擊的無錫市委，市人委（市政府）癱瘓了，書記，市長和他們的常委們已轉入“地下”，所有的機關工作人員大部分都躲在家中觀望，一部分即使想工作的機關工作人員，也已無法正常工作。社會一度進入“無政府”狀態，處于“權力的真空”，但全市的生產，人民群眾的生活還要繼續下去，群眾中的許多實際問題需要解決。東家家中夫妻相罵無處調解，西家家中自來水籠頭壞了，無人管理，一切發生的事都到“紅總”去求解決，大有“一切權力歸農會”的趨勢，這怎么得了？而“紅總”及其下屬組織也只能應付，而無實際解決能力。有責任感的造反派急需政府出面來恢復正常的生產,生活秩序和社會秩序，企求支持原市委，市人委（市政府）領導恢復他們的工作。當時正值周總理發表重要講話，“講話”明確指出，在那些不能奪權的地方，可以由革命群眾組織聯合起來，對市委，市政府進行監督，促使機關工作正常運轉，“抓革命，促生產”。上海“一月革命”風暴吹到無錫，無錫“紅總”等群眾組織，根據無錫的實際情況在無錫市委內“走資派”不明確的這一實際情況，決定按周總理的講話精神，不采取上海的奪權方式，由無錫市機關兵團牽頭聯絡“紅總”“野戰車”航運公司的“海燕兵團”，輕院“6.26”兵團，等群眾組織與無錫市委書記韋永義進行一次會晤，目的是想聽聽他的意見，探討無錫未來采取什么樣的途徑，恢復正常秩序。
67年1月上旬，在上海“一月革命”的第二天，原定參加與韋永義會晤的群眾組織沒有到齊，到會參加會議的人員由市機關兵團負責人徐志純，“野戰軍”的周雷“海燕兵團”的姜文泉，輕院“6.26”兵團浦湘海，“紅總”負責人江汛缺席，會議是在航運公司的一艘編號為“741”的輪船上進行，故而歷史上稱為“741”輪船會議。
待人員到齊，已近上午10點，當時韋永義身穿黃呢軍大衣，戴著軍帽和紅領章，身邊還帶著一名市委辦公室的秘書，正式參加會議的共五人，為了排除可能發生的干擾，“741”輪船從大洋橋登船走運河向西行駛，船邊行邊議，通過“大扇口”行將進入太湖，會議由周雷支持，徐志純介紹了上海“一月革命”的情況，傳達了周總理的講話精神，以及“機關兵團”對市委，市政府主要領導的分析和看法，提出了無錫市群眾組織不能照搬上海的奪權模式，而是要根據本市黨政領導干部的實際，沒有足夠的證據認定誰是“走資派”的情況下，按照周總理的指示先由革命群眾組織聯合起來，對市委，市人委（市政府）實行監督管理，讓市級黨政機關的所有各個部門和全體人員正常上班，堅持在工作崗位上“抓革命，促生產”，對那些有問題的干部該批的批，該斗的斗，該工作的工作，使機關的工作正常起來，解決無政府狀態，以恢復全市的生產秩序和市民的生活秩序。一席話表示了造反派的一番誠意，其實對于一個無錫黨政的老干部出于他們對黨的工作的責任性，他何尚不想盡快地結束當前的混亂，早在11月份韋永義已經和“紅總”頭頭卜巖吐露過希望造反派能支持他們工作的心愿，這時群眾組織提出建議，可以說正合韋永義的心愿，所以雙方很快達到共識，并進行了一系列實質問題的討論，會議一致同意。
一,建立“無錫市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監管委員會”，監管委員會由“紅總”，“6.26”“野戰軍”，“機關兵團”，市一中“紅革會”，市二中“七、二,五”兵團，無線電工業學校的“抗大臨革會”，等十七個群眾組織組成。
二,由 機關兵團支持起草“監管會”文告，根據韋永義提議起草文告可與市委副秘書長鄧平一起商量（后由鄧平起草了三個文告）
三,立即召開一個有十七個群眾組織參加的聯席會議，商討全市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共同參加并承擔監督管理的重任。
“741輪船會議”的(第二天1月20日)第一次十七個群眾組織聯席會議如期進行，會議地點設在輕院“6.26”總部，由浦湘海支持會議，徐志純講了建立“無錫市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監管委員會”的性質，任務及如何開展工作等要求。聯席會議一致決定在無錫市實行對市委，市人委進行監督管理，以盡快恢復正常社會秩序。
1月22日上午，第二次十七個群眾組織的聯席會議在機關兵團會議室進行與會人員一致通過了“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監督管理委員會”組成的勤務組，組長由“紅總”的江汛擔任，副組長，有浦湘海周雷，徐志純，在監管委員會下設辦事組，分市委監管組和市人委監管組，分別負責對市委，市人委各部門進行監督管理，與會人還一致通過了“無錫市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監管委員會”的1、2、3號公告，并確定1月23日上午八點，在市機關小禮堂召開全體機關工作人員大會。當天上午會議一結束，全體機關工作人員歡欣鼓舞，立即進入各自的辦公室，開始準備工作了。
1月24日25日兩天，市委全體工作人員秩序井然地到機關上班。
1月25日早晨，由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廣播了《解放軍報》關于《人民解放軍堅決支持無產階級革命派》的重要社論，人們奔走相告，中央要派解放軍到地方參加“三支二軍”的喜訊，全市人民歡欣鼓舞，1月25日下午，聯合監管會成員機關兵團負責人徐志純等人滿懷希望攜帶著“聯合監管委員會的1、2、3、號通告，前往27軍軍部請示匯報，尤太忠軍長親自接見在場的還有軍部保衛處長王明清，和參謀林鎮廉等4、5人，尤軍長聽完徐志純的匯報之后，當即表態”你們這種聯合監督管理，是不撤底的革命，是改良主義的，我們不能支持，你們如象上海造反派向走資派那樣奪權，我們堅決支持。“支左”部隊的首長簡單地表明了他們的觀點，沒有任何商討的余地。一個造反派企求恢復正常秩序的良好愿望，從此“流產”了。“741”輪船會議被定為“和平讓權,聯合辦公”,在清查”5.16”的過程中,又定為了無錫造反派的”5.16”一大罪狀。
如果當時能夠按照無錫造反派與原市委領導達成的協議，用成立“無錫市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監管委員會”辦法處理文革期間的社會秩序，無錫的文革中可能不會出現以后發生的那些大規模的流血沖突。實際上，無錫駐軍介入地方文革前，無錫市的社會秩序是相對穩定的，雖然發生過幾次群眾組織之間的沖突，但都是不流血的沖突，沖突中沒有死過一個人。
自從無錫駐軍介入無錫地方文革以后，無錫相對穩定的社會秩序失衡了。由于部隊的各級領導中，理解文化大革命的不多，對文化大革命有強烈的抵觸情緒為數不少。這種對文化大革命認識上混亂的思想經“支左”帶到地方上后，使地方上的文革形勢進一步復雜化。有些原來可以用辯論、用示威游行等比較文明的方式表達的意見，變成用刺刀和槍桿子來表達意見了。從此，災難降臨到了無錫造反派和無錫人民的頭上。
就如李憲源先生在其文章中所說,"受地方與軍隊干部之間同類利益關系的制約影響，實際出現了軍隊幾乎全面“支右”的情形。從中央到地方，以軍隊為主角對群眾批判沖擊當權派作出強烈反彈的“二月逆流”，不僅顛覆逆轉了“一月革命”的大好形勢，反而在全國造成了更大規模失控形勢，直接導致了軍隊所扶植的“新保守派”跟中央文革支持的“老造反派”，在1967年夏季破釜沉舟、決一死戰的混亂局面。"
"就本人非常熟悉的無錫家鄉文革情形看，“一月革命”時的形勢可以說非常之好，全市各行各業造反派已經自覺形成“革命大聯合”的基本勢態，并且參照《人民日報》有關外地“奪權”經驗的介紹，難能可貴地排除了“懷疑一切、打倒一切”之“極左”思潮干擾，遵循“團結兩個95%”的中央指示精神，與受到群眾沖擊但已經初步認識到文革正面意義和“資反路線”危害的原市委領導班子，達成了不搞“一鍋端”、不搞“改朝換代”的協議草案，而是維持市委機關正常運作，造反派派代表全面進駐市委大院實行民主監督，構成了一種后來被軍方指責為“和平讓權、聯合辦公”的“奪權”模式。面對“資反路線”制造“停產、停電、停水”向中央文革施加壓力的政治反撲，全市廣大工人造反派加班加點不計報酬，堅守崗位“抓革命、促生產”。學生造反派深入工廠與工人造反派一起勞動、一起學習討論中央文件、一起開展“斗、批、改”。受“資反路線”蒙蔽煽動脫離生產崗位的保守派群眾，也逐步醒悟反戈一擊，紛紛自愿返回原單位上班工作，各行各業和公交戰線生產正常秩序井然，市民們政治熱情高漲、精神面貌煥然一新……。在文革初期因為獨立思考和看不慣單位領導官僚習氣受到迫害打擊的受害者們，得到徹底平反昭雪，重新享受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應有的個人尊嚴，一曲“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更覺毛主席親”的頌歌，常常會使他們心潮澎湃熱淚盈眶……。沒有親身經歷過那個熱情燃燒歲月的人，恐怕真是無法深切領略體會“革命是人民群眾盛大節日”的那種滋味！
令人惋惜的是，在北京文革高層精力有限、情況不明、防止失控思想等多種因素指導推動下，一道“一刀切”的軍隊加入地方“支左”命令，卻在無錫引發了與全國各地大同小異的鎮壓造反派“二月逆流”歷史倒退，不僅斷送了上述一派大好文革形勢，而且種下了而后兩大派分裂和血腥武斗的政治種子和起始緣由。
這是江蘇無錫地區當時”文革”形勢的最客觀描述,也是一條十分值得總結的文革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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