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以前中國鄉村和農民研究的回顧
 
周作翰 張英洪
 
 
  
  
 

中國傳統文明以無可抗拒的巨大魅力強烈吸引著西方人對神秘的東方文明的向往。到17、18世紀，西方世界通過科學革命、工業革命和政治革命三大革命，開始進入了取代農業文明而更先進的工業文明的時代。19世紀中葉以后，中國進入長達一百多年的內憂外患和革命時期。隨著西方列強打開中國大門，更多的西方傳教士和旅行者進入中國城鄉，一些有關中國鄉村和農民的觀察和研究開始出現。近代以來到改革前，有關中國鄉村和農民的研究歷程，可劃分為如下三個主要時期。

　　一

　　中國是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國之一，以農民為主體創造的中國農業文明，發展到了世界上同類文明難以企及的歷史高度。七百多年前來到中國并在當時的元朝任職的意大利人馬可·波羅（Marco Polo,1254-1324）無疑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先驅者。1271年11月，17歲的馬可·波羅隨從他的父親尼哥羅（Nicholo）和叔父瑪菲（Maffeo）沿著古代的絲綢之路東行，1275年5月到達中國，他得到元世祖忽必烈（1215-1294）的信任，在元朝(1271-1368)任職，從此居留中國達17年之久。著名的《馬可·波羅游記》以紀實的手法敘述了馬可·波羅在中國各地的見聞，第一次比較全面地向歐洲人介紹了發達的中國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在西方人面前展現了地大物博、文明昌盛的東方中國的形象，由此吸引著無數的西方人對神秘的東方文明的向往。到15世紀，《游記》激發了包括哥倫布在內的西方航海家對東方的探險活動，從而開辟了海上新航線和地理大發現。[1]其后，另一位被譽為“泰西儒士”的意大利利瑪竇（瑪提歐·利奇,Matteo Ricci?,1552—1610）于明代（1368-1644）萬歷（1573-1620）年間來到中國傳教居住。利瑪竇是天主教在中國傳教的開拓者之一，是第一位閱讀中國文學并對中國典籍進行鉆研的西方學者。1584年利瑪竇制作并印行《山海輿地全圖》，這是中國人首次接觸到了近代地理學知識；他制作的世界地圖《坤輿萬國全圖》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世界地圖。利瑪竇對中國文明贊頌備至：“中國的偉大乃是舉世無雙的”，“中國不僅是一個王國，中國其實就是一個世界。”他感嘆：“柏拉圖在《理想國》中作為理論敘述的理想，在中國已被付諸實踐。”日本學者平川佑弘稱贊利瑪竇是“人類歷史上第一位集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諸種學藝，和中國四書五經等古典學問于一身的巨人。”是“地球上出現的第一位世界公民”。利瑪竇對中西文化的交流作出了引人注目的貢獻。[2]
　　當中國古典農業文明在輝煌中保持“停滯”之際，西方世界開始迅速興起。[3]特別是到17、18世紀，西方世界通過科學革命、工業革命和政治革命三大革命，開始進入了取代農業文明而更先進的工業文明的時代。工業經濟超越了農業經經濟，民主政治取代了專制政治。在歐洲跨入新的工業文明之際，中國在許多歐洲學者的眼中被廣泛地視為“停滯狀態”的帝國。有“歐洲的孔夫子”之稱的法國思想家弗朗斯瓦·馬利·伏爾泰（Francois Marie Voltaire，1694—1778）對中國文化充滿贊美，[4]他認為：“這個國家已有4000多年光輝燦爛的歷史，其法律、風尚、語言乃至服飾都一直沒有明顯變化。”[5]英國著名經濟學家亞當·斯密（Adam Smith，1723-1790）在《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1776年）這一名著中寫道：“中國一向是世界上最富的國家，就是說，土地最肥沃，耕作最精細，人民最多而且最勤勉的國家。然而，許久以來，它似乎就停滯于靜止狀態了。”亞當·斯密在指出中國是“世界上最富的國家”的同時，也看到“中國下層人民的貧困程度，遠遠超過歐洲最貧乏國民的貧困程度。”[6] 德國哲學家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在《歷史哲學》認為“歷史必須從中華帝國說起”，“中國很早就已經進展到了它今日的情狀；但是因為它客觀的存在和主觀運動之間仍然缺少一種對峙，所以無從發生任何變化。”[7]法國著名政治思想家夏爾·阿列克西·德·托克維爾（Charles Alexis de Tocquevill,1805-1859）在鴉片戰爭爆發的那一年出版了《論民主的民主》下卷（1840年），他在書中對中國的“停滯狀態”作了極為深刻的評論，值得長篇引用：“300年前歐洲人初到中國時，他們看到中國的幾乎一切工藝均已達到一定的完善階段，并為此感到驚異，認為再沒有別的國家比它先進。不久以后，他們才發現中國人的一些高級知識已經失傳，只留下了一點殘跡。這個國家的實業發達，大部分科學方法不在那里保留下來，但是科學本身已不復存在。這說明這個民族的精神已陷入罕見的停滯狀態。中國人只跟著祖先的足跡前進，而忘記了曾經引導他們祖先前進的原理。他們還沒用祖傳的科學公式，而不究其真髓。他們還使用著過去的生產工具，而不再設法改進和改革這些工具。因此，中國人未能進行任何變革。他們也必然放棄維新的念頭。他們為了一刻也不偏離祖先所走過的道路，免得陷入莫測的歧途，時時刻刻和一一切方面都竭力仿效祖先。人的知識源泉已經干涸。因此。盡管河水仍在流動，但已不能卷起狂瀾或改變河道。”[8]此后中國社會政治轉型的艱難曲折，印證了托克維爾的論斷。此后不久的英國政治思想家約翰·斯圖亞特·密爾（John Stuart Mill,1806-1873）在《論自由》(1859)中告誡歐洲不要像中國那樣的停滯不前：“我們要以中國為前車之鑒。那個國族乃是一個富有才能并且在某些方面甚至也富有智慧的國族······可是相反，他們卻已變成靜止的了，他們幾千年來原封未動；而如果他們還會有所改進，那必定要依靠外國人。”[9]上述思想家并不是對中國專門的學術著述，只是在論述其他主題時涉及到對中國的一些零碎的評論，不過這些著名思想家的評論，在相當程度上受到了當時來華傳教士作品的影響，并且又通過他們的著作影響了西方對中國的印象。

　　二

　　19世紀中葉以后，中國進入長達一百多年的內憂外患和革命時期。隨著西方列強打開中國大門，更多的西方傳教士和旅行者進入中國城鄉，一些有關中國鄉村和農民的觀察和研究開始出現。近代以來到改革前，有關中國鄉村和農民的研究歷程，可劃分為如下三個主要時期。[10]
　　第一個時期：1919年以前。“1920年以前很少有作者關心中國的農業，也幾乎沒有寫出關于農民的學術著作。”[11]20世紀20年代以前，國外對中國鄉村和農民的興趣，主要是傳教士和旅行者的觀察和記述。美國公理會傳教士明恩博（阿瑟·史密斯Arthur Henderson Smith，1845-1942）是這一時期的著名代表人物。早在1872年明恩博就在中國的天津、山東等地傳教，撰寫了《中國人的素質》（1894年）、[12]《中國鄉村生活》（1899年）等著作。明恩博認為“中國鄉村”是中國的“縮影”，在《中國鄉村生活》一書中，他對中國農民的社會生活、經濟活動、風俗習慣等方面作了比較詳細的觀察和記述。[13] 明恩溥對中國的觀察和研究甚至影響了美國退還庚子賠款的政策。1906年明恩溥從中國返美游說政府及政界人士，并晉見了羅斯福總統。[14]他認為退還庚款可“避免將來中國再次發生類似1900年的義和團運動和1905年的抵制美貨運動。”并主張用庚款支持中國發展教育：“隨著每年大批的中國學生從美國各大學畢業，美國將最終贏得一批既熟悉美國又與美國精神相一致的朋友和伙伴。沒有任何其他方式能如此有效地把中國與美國在經濟上政治上聯系在一起。”［15］羅斯福總統接受了明恩溥的見解，同意將退還庚款用于中國的教育。[16]

　　第二個時期：1919-1949年。真正對中國鄉村社會進行學術研究的始于20世紀20年代。
　　最早運用社會科學的方法研究中國鄉村和農民問題的是國外一些學者。這一時期，是中國鄉村和農民研究的第一個繁榮時期。1919-1920年，任職于上海滬江大學的美國學者庫爾普教授（Daniel Kulp）指導學生對廣東省潮州鳳凰村進行社會學調查，出版了早期中國鄉村社會研究的重要學術著作《華南的鄉村生活——家族主義的社會學》（1925年）。任職于金陵大學的美國學者卜凱（John Buck），1922-1924年首次指導中國學生在華北和華東中部7省的7個縣調查了2866個農場；1929-1933年他又指導學生進行了覆蓋22個省的16786個農場。卜凱的田野調查產生了大量的被學界認為十分可信的統計資料。在田野調查的基礎上，卜凱相繼出版了《中國農家經濟》（1930年）、《中國土地利用》（1937年）、《中國土地利用：統計資料》（1937年）、《中國農業的幾個基本問題》（1947年）等著作，重點討論了中國的土地問題。在中國從事農業史和現代農業研究的德國農業經濟學家威廉·瓦格納，以個人田野調查和多年第一手資料為基礎，1926年出版了一部詳細研究中國農村經濟的專著《中國農書》。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世界上最負盛名的美國漢學家費正清（John Kong Fairbank,1907-1991）出版了影響深遠的《美國與中國》（1948年）。費正清長期領導著美國的中國問題的學術研究，他與他的同事和弟子們對中國社會的學術研究取得了輝煌的成就。
　　在早期的中國鄉村和農民研究中，日本的“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簡稱“滿鐵”）所進行的中國農村慣行調查具有廣泛的影響。日本人對中國農村狀況的興趣開始于1898年。1907年日本在中國大連設立“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1908-1945年，“滿鐵”對中國鄉村進行了大規模的農民習俗和經濟狀況調查。其中最大的一次調查是1940-1944年間在華北進行的中中國農村慣行調查”，其目的是“掌握中國農民實際生活中的社會習俗，了解活生生的中國農村社會的真實面貌。”[17]這次調查后來由仁井田升編輯出版《中國農村慣行調查》1-6卷（1952-1958年）。“滿鐵”調查雖然出于日本殖民政策的政治動機，但其調查資料的學術價值卻得到了不少學者的肯定性評價。[18]以“滿鐵”資料為基礎的學術研究取得很多新的成果。
　　在美國、日本等國外學者進行中國鄉村和農民研究之際，大都經過國外學術訓練的中國學者也開始進入鄉村進行比較規范的學術研究。1923年清華大學陳達教授指導學生在北京西甸成府村調查。1927年畢業于美國密執安大學的社會學博士楊開道回國后在燕京大學社會學系組織和參與農村社會學調查，出版了《清河鎮社會調查》（1930年）。留德博士陳翰笙(1897-2003)在1928-1934年間組織數十位研究者對無錫、保定和廣東進行了三次大規模的調查，重點研究了農村經濟和土地問題，出版有《現今中國的土地問題》（1933年）、《廣東農村生產關系與生產力》（1934年）、《中國的地主和農民》（1936年）、[19]《工業資本與中國農民》（1939年）等著作，陳被認為是“土地分配理論”的首倡者。費孝通（1910-2005）在中國鄉村和農民研究中占有突出地位。師從英國著名人類學家馬林諾夫斯基（B.Malinowski）的費孝通1936年對江蘇吳江縣開弦弓村進行為期一個多月的調查，1938年以《開弦弓，一個中國農村的經濟生活》為題獲得博士學位論文，后以《中國農民的生活》（1939年）為題出版。[20]此書為他贏得了終身的榮譽。費孝通還出版了《鄉土中國》、《祿村農田》、《生育制度》、《鄉土重建》、《中國紳士》等研究中國鄉村和農民問題的名篇。
　　代表民間力量的鄉村建設運動自20世紀20年代末起到30年代中期達到高潮，形成了以梁漱溟（1893-1988）在河南輝縣和山東鄒平主持的鄉村建設、以晏陽初（1890-1990）領導的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平教會）在河北定縣進行的平民教育、以黃炎培（1878-1965）領導的中華職業教育社在江蘇進行的鄉村教育等三大鄉村建設運動中心。1929年10月河南村治學院成立，梁漱溟在《河南村治學院旨趣》一文中第一次公開提出關于鄉村建設思想的基本原則。繼1929年1月王鴻一在北平創辦《村治月刊》后，1931年1月梁漱溟創辦《鄉村建設》雜志。這些雜志成了“30年代討論鄉村建設問題的主要論壇”。[21]在鄉村建設中，梁漱溟對“高談社會改造而依附政權、號稱鄉村運動而鄉村不動”這兩大難處頗感困惑。[22]梁漱溟有關鄉村建設的理論主要體現在《鄉村建設論文集》（1934年）和《鄉村建設理論》（1937年）等著作之中。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平教會）在河北定縣進行的平民教育實驗，開造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以縣為單位進行全面系統的學術調查研究的先河。被世人譽為“平民教育之父”的晏陽初說：“定縣實驗的目標是要在農民生活里去探索問題，運用文藝教育、生計教育、衛生教育與公民教育的工作，以完成農民所需要的教育與農村的基本建設。”[23] 晏陽初將中國農民問題歸為 “愚、窮、弱、私”四端，主張以“文藝、生計、衛生、公民”四大教育分別醫治之。李景漢主持的定縣調查內容十分廣泛，出版了《定縣社會概況調查》（1933）等多項調研成果。此外，章元善等編《鄉村建設實驗》第一、二、三集(1934 、1935 、1938年) 、千家駒、李紫翔《中國鄉村建設批判》（1935年）、張世文編《定縣農村工業調查》(1936 年)、陳序經《鄉村建設運動》(1946 年)，以及河北定縣編輯《農友》、平教會主辦《農民》等刊物，積累了大量有關鄉村建設的文獻資料。“直到現在，定縣調查資料依然被國內外學者視為研究舊中國社會問題的必讀文獻。”[24]
　　共產黨主張以革命的方法動員農民，發動鄉村革命運動，徹底改造鄉村社會。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共產黨人對農民問題尤為關注。毛澤東對鄉村和農民的調查研究最具代表性。1926年1月，毛澤東在國民黨中央農民部創辦的《中國農民》雜志創刊號上發表《中國農民中各階級的分析及其對土地革命的態度》一文。《中國農民》第3-5期刊發了彭湃（1896-1929）的《海豐農民運動報告》和李大釗（1889-1927）的《土地與農民》。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政治部出版了惲代英（1895-1931）的《中國國民黨與農民運動》（1926年）。毛澤東此后進行了大量調查，撰寫了許多鄉村和農民調查的報告，提出了“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的著名論斷。他在這一時期撰寫的調查報告主要有：《中國佃農生活舉例》（1926年）、《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1927年3月）、《尋烏調查》（19302年5月）、《興國調查》（1930年10月）、《東塘等處調查》（1930年11月）、《贛西南土地分配情形》（1930年11月）、《木口村調查》（1930年11月）、《長岡鄉調查》（1933年11月）、《才溪鄉調查》（1933年11月）等。[25]1942年張聞天（1900-1976）帶隊對陜北米脂縣楊家溝的地主經濟進行了調查，寫出了《米脂縣楊家溝調查》一書。[26]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共產黨人對鄉村和農民的調查研究，是中國鄉村和農民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為共產黨動員和贏得農民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其他涉及到中國鄉村和農民研究的重要文獻，還有聞天鈞的《中國保甲制度》（1935年）、林耀華（1910-）的《義序的宗族研究》（1935年）、《金翼》（1948）、江士杰的《里甲制度考略》（1944年）、楊懋春的《一個中國村莊：山東省臺頭村》（1945年）、吳晗（1909-1969）、費孝通的《皇權與紳權》（1948年）等。
　　這一時期，史學開始進入農民研究領域，開創了日后相當繁榮的中國農民戰爭史研究的新領域。中國歷史悠久，史書浩繁。傳統官方史書均將農民起義稱之為“匪亂”、“叛亂”。20世紀初，革命派人士開始從正面肯定農民起義。刊載于《開智錄》上的《義和團有功于中國說》被認為是最早歌頌農民起義的文章。劉成禺（署名漢公）在《太平天國戰史》（1904年）中洗去了正史中視太平天國為“粵匪”的名號，劉師培在《中國革命家陳涉傳》（1907年）一文則稱頌陳涉為“三代以來的革命大家”。這些論著與舊史書對農民起義的評價完全不同，開創了“以新觀點研究農民戰爭的先河”。[27]蔡雪村的《中國歷史上的農民戰爭》（1930年）和薛農山的《中國農民戰爭之史的分析》（1930年）兩部關于中國農民戰爭研究的基本觀點和研究體系，對此后中國農民戰爭史的研究產生了重大影響。薛農山認為：“一部古代中國的歷史，每一個字都是農民鮮血寫成的，也可以說，中國歷史是一部農民暴動的歷史。”[28] 蔡雪村在書中指出：“由秦始皇時代以至帝國主義入侵中國前后，農民不斷的暴動，成了推動中國歷史向前演進的一個主要因素。”[29]這些對農民起義的基本觀點，為共產黨人和馬克思主義史學家所長期繼承。1939年12月，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文中寫道：“從秦朝的陳勝、吳廣、項羽、劉邦起，中漢朝的新市、平林、赤眉、銅馬和黃巾，隋朝的李密、竇建德，唐朝的王仙芝、黃巢，宋朝的宋江、方臘，元朝的朱無璋，明朝的李自成，直到清朝的太平天國，總計大小數百次的起義，都是農民的反抗運動，都是農民的革命戰爭。”毛澤東還指出：“中國歷史上的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的規模之大，是世界歷史上所僅見的。在中國封建社會里，只有這種農民的階級斗爭、農民的起義和農民的戰爭，才是歷史發展的真正動力。”[30]毛澤東將農民戰爭視為“歷史發展的動力”，并稱中國革命實質上是一場“農民革命”，從而奠定了中國農民戰爭史研究的基本框架，影響至今。

　　三

　　第三個時期：1949-1979年。1949年中國建立了共產主義政權。1952年中國以蘇聯模式為藍本，對高校院系進行大規模調整，社會學、人類學、政治學、法學等社會科學被視為“資產階級的偽科學”而被撤并或取消。[31]此后，意識形態控制愈來愈緊，政治運動接連不斷，對知識分子的改造和批判此起彼伏，大躍進、人民公社化、反右運動和十年文革動亂等，已使整個國家元氣大傷，國內學術研究的正常環境已經闕失。故有學者稱這段時期稱為中國鄉村和農民研究的“空白期”。[32]在這長達30年的時間里，中國政府統計資料長期不予公布，國外學者（除了國際友人外）不能進入內地調查研究。不過，一些對中國鄉村和農民問題感興趣的國外學者和旅居國外的中國學者仍在艱難地進行研究；極少數親共的國際友人得以特許在中國采訪調查；國內以階級斗爭為取向的農民戰爭史研究和中國革命史研究則如火如荼；黨和國家領導人也在不同時期深入農村調查研究。
　　與國內學術研究幾近銷聲匿跡相對照，20世紀60-70年代，以俄國學者恰亞諾夫（1888-1939）倡導的社會農學為源頭，國際上出現了農民學（Peasantology）研究的輝煌時期，各種研究著述極為豐碩。比較著名的有R.H.托尼著的《中國的土地與勞動力》（1966年）、巴林頓·摩爾著的《民主與專制的社會起源》（1966年）、埃里克.R.沃爾夫著的《農民》（1966年）和《二十世紀的農民戰爭》（1969年）、孟德拉斯著（Henri Mendras,？-2003）的《農民的終結》（1967年）、菲力普.H.伯克編輯的《現代世界的農民》（1969年）、沙寧（Teodor Shanin）編輯的《農民與農民社會》（1971年）及其撰著的《尷尬的階級：發展中社會的農民政治社會學：蘇聯1910-1925》（1972年）、米格代爾（Joel S. Migdal）著的《農民、政治與革命——第三世界政治與社會變革的壓力》（1974年）、詹姆斯.C.斯科特（James C.Scott，1936—）著的《農民的道義經濟學：東南亞的反叛與生存》（1976年）、波普金（Samuel Popkin）著的《理性的農民——越南農村社會的政治經濟學》等。
　　一些獲準進入中國內地調查的西方記者、國際友人，以及那些對中國鄉村研究感興趣的國外學者或旅居國外的中國學者，也在相繼出版有關中國鄉村和農民研究的著作。1936年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越過國民黨的封鎖，到達中共根據地陜北延安，成為西方記者調查采訪共產黨革命根據地的第一人，他根據觀察和訪問出版了《紅星照耀中國》（1937年），深刻地影響了中國和國際社會的輿論。在記述中國共產黨革命事跡的著名記者和人士中，還有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 Louis Strong)、安尼斯·史沫特萊(Agnes Smedley)、約翰·謝偉思（John Service）等。受到共產黨歡迎的英國戴維·克魯克和伊莎貝爾·克魯克夫婦1948年春作為觀察員，采訪了晉冀魯豫邊區人民政府所在地河北武安縣十里店村土改和整黨運動，出版了記實性著作《十里店——中國一個村莊的革命》（1959年），[33]共產黨革命勝利后，他們又再到該村調查，出版了《十里店——中國一個村莊的繼續革命》（1979年）。[34]美國的韓丁（William Hinton）根據自己1948年春夏季在中國山西潞城縣張莊廣泛調查收集資料，出版了《翻身——中國一個村莊的革命紀實》（1966年）。[35]1971年，韓丁又到該村調查，撰寫了《身翻——中國一個村莊的繼續革命》（1983年）。[36]這些著作如實生動地記述了中國鄉村的革命性變革，是了解中國革命與鄉村變遷的重要參考著作。
　　張仲禮在《中國士紳——關于其在19世紀中國社會中作用的研究》（1955年）這部有影響的鄉村士紳研究著作中，強調了士紳在傳統地方社會中的非公職性的領導作用。[37] 莫里斯·弗里德曼出版的《中國東南的宗族組織》（1957年）和《中國的宗族和社會：福建和廣東》（1966年）被認為是對中國鄉村社會人類學研究的又一高峰。[38]旅美華人學者楊慶堃根據自己50年代初在廣州鷺江村的調查出版了《中國共產主義社會：家庭和村莊》（1959年）。[39]何炳棣對中國人口變遷作了深入的研究，出版了《中國人口研究1368-1953》（1959年）。[40]瞿同祖（1910-）對中國傳統社會、法律和地方政府等方面作出的突出，他在1937年出版《中國封建社會》后，又相繼出版了《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1947年）、《清代地方政府》（1962年）等有影響的著作。[41]馬若孟（Ramon H.Myers）根據日本“滿鐵”資料撰寫了《中國農民經濟——河北和山東的農民發展1890-1949》（1970年），認為中國農村的市場經濟是高度競爭的，壟斷從來沒有長期存在過，對農戶的經濟剝削也幾乎不存在。[42]蕭公權在《中國鄉村：19世紀帝國政權對人民的控制》（1960年）中，運用國家-士紳二元分析模式，認為士紳是鄉村社會的基石，村莊可以在沒有士紳的狀態下存在，但沒有士紳的村莊，很難有任何高度的組織性活動。[43] 查爾摩斯·A.約翰遜（Chalmers A.Johnson）在《農民的民族主義與共產主義的權力》(1962年)一書中，認為日本入侵所激發的農民的民族主義促成了共產黨革命的成功。[44]施堅雅（William G.Skinner）試圖糾正人類學者在中國社會作實地調查時把注意力幾乎全部集中在村莊上而忽略農村社會結構的狀況，在《中國農村的市場和社會結構》（1965年）一書中，施堅雅提出“基層市場共同體”的概念，認為農民實際活動范圍并不是一個狹隘的村落，而是一個基層集市所及的整個地區。[45]在研究中國共產主義革命的第一批學術著作中，美國的馬克·賽爾登撰寫的《革命中國的中國：延安道路》（1971年）較為著名。[46]該書作者利用來自臺灣、日本和美國的有關共檔案資料，從當時占優勢的集權主義理論模式和國際共產主義理論模式中脫離出來，嘗試從是中國政治和社會以及國際力量兩方面探討一個地方的革命進程。法國最具權威的漢學家謝和耐（Jacques Gernet,1921-）通過對中國社會的長期研究，出版了以個人之力研究完成的《中國社會史》（1972年），[47]成為西方研究中國社會的通史類經典著作。
　　在中國與西方對峙的冷戰時期，西方學者將中國鄉村研究轉向臺灣、香港和澳門，特別是依據香港的文獻資料和信息優勢進行研究。1964年和1969年帕斯特奈克（Burton Pasternak）對臺灣南部兩個村莊進行調查，出版了《中國兩個村莊的血緣和社區》。1974年陳佩華(Ania Chan)、安戈(Jonathan Unger)和趙文詞(馬德森Richard Madsen) 三人對從大陸一個村莊流入香港的26位知青和村民進行了223次深入訪談，合作出版了《陳村：毛澤東時代一個農民社區的現代史》（1984年），對改革以前中國鄉村政治和農民生活進行了詳盡的分析。數年后他們進一步考察了陳村，出版了《歷經滄桑的當代中國農民：毛鄧體制下的陳村》（1992年）。趙文詞還利用調查訪談單獨出版了《一個中國村落的道德與權力》（1984年），該書從政治文化的角度研究了陳村的道德權威與政治秩序。這一時期出版的重要的著作還有萊恩布里奇的《農民與公社》（1963），這是西方學者對中國農村集體化的第一本研究著作。處于國民黨統治下的臺灣的學者出版了一些關于大陸鄉村和農民問題的著作，例如萬亞剛的《共產黨與農民問題》（1956年），向大鯤的《共匪人民公社問題》（1966年），周白云的《狂人社會》（1968年），張紹軍的《共產中國人民公社之政治研究》（1978年），等。不應忽視的是，在中國大陸與西方隔絕的情況下，西方為了增進對中國大陸的了解，于1963年在香港設立了大學服務中心（1988年大學服務中心并入香港中文大學），專為研究中國大陸的學者來香港從事中國研究服務。直到改革開放前，該中心一直是西方研究中國大陸的大本營。據20世紀80年代初的統計，大約有200多本有關中國大陸研究的書在中心完成。
　　這一時期的中國農民戰爭研究得到了蓬勃發展。日本對中國農民戰爭研究十分關注，1968年初，日本明治大學成立了中國農民戰爭史研究會，從1968年4月始出版《中國農民戰爭史研究雜志》。主要著作有安野省三著《清代的農民起義》（1972年）、川合貞光著《中國的民亂》（1973年）、鈴木中正著《中國歷史上的革命與宗教》（1974年）、青年中國研究會編《中國民眾反亂的世界》（1974年）、山根幸夫編《中國農民起義文獻目錄》，等。這些研究推動了對于日本對傳統中國政治、鄉村社會和農民問題的認識和理解。在中國內地其他社會科學研究長期陷入沉寂之際，農民戰爭史研究卻伴隨著共產黨革命的勝利而成為中國的顯學，發展成為中國史學的一個重要分支，被譽為史學界的“五朵金花”之一。1953年趙儷生率先在山東大學歷史系開設中國農民戰爭史選修課。《文史哲》雜志從創刊時起就重視農民戰爭問題的研究，從1951年至1965年就發表了60多篇有關農民戰爭方面的文章。[48]1949年以來，農民戰爭研究碩果累累，出版的專著達300多部，論文多達4000余篇。[49]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年月里，農民戰爭研究帶有很強的意識形態色彩，被后人稱為“左傾思想的重災區”。文革結束后，農民戰爭研究得到了一次新的勃興。《中國農民戰爭史論叢》編輯委員會自1978年編輯出版了《中國農民戰爭論叢》第一輯。中國農民戰爭研究會成立后，1979年編輯出版《中國農民戰爭史研究集刊》第一輯。一大批有關中國農民戰爭的通史類、斷代史類和論著紛紛出版，比如，田昌五著《中國古代農民革命史》第一冊（1979年）、孫達人著《中國古代農民戰爭史》（1980年）、謝天佑、簡修煒著《中國農民戰爭簡史》（1981年），孫祚民著《中國農民戰爭問題論叢》（1982年）、張紹良、鄭先進編著《中國農民革命斗爭史》（1983年）、孟祥才著《中國農民戰爭史·秦漢卷》、《中國農民戰爭史·兩宋卷》，以及胡如雷著《唐末農民戰爭史》、俞兆鵬著《黃巢起義史》、白鋼等著《方臘起義》，王全營等編《中國現代農民運動史》（1989年），等等。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農民戰爭史研究熱開始明顯降溫，“到90年代以后，農民戰爭問題已經是個實現的無人問津的冷門話題了。”[50]學界開始全面反思和檢討半個多世紀以來農民戰爭史研究的得失。[51]

　　四

　　執政以后的毛澤東，主要做了三次比較大的調查。第一次是1955年，為農業合作化問題，毛澤東看了二百多篇有關各地農業合作化的經驗材料，最后收集編輯176篇90多萬字，親身寫了兩篇序言，為104篇材料寫了按語。這部由毛澤東主編的被稱著“農村合作化運動百科全書”的《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1956年），僅漢文版就業發行152萬冊。毛澤東之所以花費很大的精力親自主編這部書，其主要目的是：“只好拿出一個辦得好的合作社，就可以把反對合作化的一切怪論打下去。”[52]這是毛澤東自己承認的“第一次調查”，他承認的“第二次調查”是1956年。1956年2月24日深夜，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作了批判斯大林的“秘密報告”——《關于個人迷信及其后果》后，引起了蘇聯、東歐和世界的極大震動。為了對蘇聯模式引以為鑒，毛澤東在兩個半月的時間里，聽取了34個部委的匯報，最后形成了《論十大關系》（1956年）這一名篇。1956年4月25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論十大關系》的講話中，提出以蘇聯經驗為鑒，將處理重工業、輕工業和農業的關系放在第一位，在關于國家、生產單位和生產者個人關系時，毛澤東講到了同農民的關系，認為在“糧食問題上犯了一個錯誤”，并批評蘇聯采取義務交售制的辦法，“把農民挖得很苦”。[53]在談到中央與地方關系時，毛澤東說：“我國憲法規定，地方沒有立法權，立法權集中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這一條也是學蘇聯的”。“美國這個國家很發展，它只有一百多年就發展起來了，這個問題很值得注意······它的政治制度是可以研究的。看起來，我們也要擴大一點地方的權力。地方的權力過小，對社會主義建設是不利的。”[54]第三次調查是1961年。1958年開始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造成了農村的嚴重危機，釀成了罕見的大饑荒。1961年1月在黨的八屆九中全會上，毛澤東號召“全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要求1961年成為“調查研究年”。并隨即離京作了近一個月的調查，最后于3月29日下發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即《農村六十條》），正式確定“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人民公社體制。這一年，劉少奇在湖南長沙縣廣福公社天華大隊和寧鄉縣花明樓公社炭子沖大隊做了44天的調查；周恩來在河北省武安縣伯延公社調查；朱德到四川、河南等省農村調查；陳云到上海市青浦縣小蒸公社調查；其他中央和地方領導都深入農村調查。這次調查及其形成的《農村六十條》，糾正了人民公社化錯誤，“在一定程度上穩定了農民的生產情緒，成為我國農村擺脫連續三年的嚴重災禍、邁向60年代中期新發展的轉折點。”[55]
　　有關部門和個人也有從事農村政策和農民生活研究的，如解樹民撰《中國的農民運動》（1949年）、金超民著《解放后中國農民的生活變化》（1959年）、李成瑞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稅史稿》（1959年）、中國科學院地理所編《人民公社經濟規劃與經濟地理文集》等。

注釋：
　　[1]被學術界公認為具有較高學術水平的《馬可·波羅游記》的中文譯本為湖北夏口（今武昌）人馮天鈞（1887-1946）根據法文譯注本翻譯并由商務印書館1936年出版的《馬可波羅行記》。參見（意）馬可·波羅著《馬可波羅行記》，馮天鈞譯，上海：世紀出版集團、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年版。
　　[2]有關利瑪竇的事跡和研究，參見羅光著《利瑪竇傳》，臺北：輔仁大學出版社1982年版（法）裴化行著《利瑪竇神父傳》（上、下），管震湖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8年；（日）平川佑弘著《利瑪竇傳》，劉岸偉、徐一平譯，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99年版；（意）利瑪竇著《利瑪竇中國札記》，何高濟、王遵仲、李申譯，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版。
　　[3]關于西方世界的興起與大國興衰的研究，參見（美）道格拉斯·諾思、羅伯特·托馬斯著《西方世界的興起》，厲以平、蔡磊譯，北京：華夏出版社1999年版；（美）《國家興衰探源——經濟增長、滯脹與社會僵化》，呂應中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3年版；（美）保羅·肯尼迪著《大國的興衰——1500-2000年的經濟變遷與軍事沖突》，陳景彪等譯，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版；唐晉主編《大國崛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4] 1767年冬，一位德國青年在給伏爾泰的信中寫道：“您是歐洲的孔夫子，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哲學家。您的熱情和天才，以及您的人道主義的行為，使您贏得了任何世人都不敢企盼的地位：您堪與古代最著名的偉人并列齊名。”引自孟華著《伏爾泰與孔子》，新華出版社1993年版，第15頁。
　　[5]（法）伏爾泰著《風俗論》上冊，北京：商務印書館1995年版，第207頁。
　　[6]（英）亞當·斯密著《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亞南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72年版，第65頁。
　　[7]（德）黑格爾著《歷史哲學》，王造時譯，上海：世紀出版集團、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110頁。
　　[8]（法）托克維爾著《論美國的民主》下卷，董果良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8年版，第565-566頁。
　　[9]（英）約翰·密爾著《論自由》，程崇華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59年版，第77頁。
　　[10]周曉虹教授對中國農村和農民研究的線索作了很好的梳理，他將20世紀中國農村和農民研究劃分為1919年至1949年以及1979至1998年兩個時期，認為1949年至1979年為空白期。參見周曉虹《中國農村和農民研究的歷史與現狀》，載賈德裕等主編《現代化進程中的中國農民》，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頁。
　　[11]（美）馬若孟著《中國農民經濟》，史建云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頁。
　　[12]參見（美）明恩博著《中國人的素質》，秦悅譯，上海：譯林出版社1999年版。
　　[13]參見（美）明恩博著《中國鄉村生活》，午晴、唐軍譯，北京：時事出版社1998年版。
　　[14]參見王娟娟《再論美國第一次退還部分庚款的決策過程》，載《歷史教學》2004年第2期。
　　[15]楊生茂主編《美國外交政策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54-255頁。
　　[17]《美國對華政策文件選編》，閻廣耀等譯，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頁。
　　[17]中國農村慣行刊行會《中國農村慣行調查》第1卷，東京巖波書店1952年版，第1頁。轉引自周曉虹《中國農村和農民研究的歷史與現狀》，載賈德裕等主編《現代化進程中的中國農民》，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2頁。
　　[18]參見項繼權著《集體經濟背景下的鄉村治理——南街、向高和方家泉村村治實證研究》，武漢：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12頁。
　　[19] See:Chen Han-Seng,Landlord and peasant in China:A study of the Agrarian Crisis in South China,New York:International Publishers,1936.中譯本為：陳翰笙著《解放前的地主與農民——華南農村危機研究》，馮峰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版。
　　[20] See:Fei Hsiao-tung,peasant life in china:A Field Study of County Life in the Yangtze Valley,London Routledge1939.中譯本更名為《江村經濟》。參見費孝通著《江村經濟——中國農村的生活》，戴可景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年版。
　　[21]（美）艾愷著《最后的儒家——梁漱溟與中國現代化的兩難》，王宗昱、冀建中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25頁。
　　[22]參見梁漱溟著《鄉村建設理論》，上海：世紀出版集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68頁。
　　[23]李景漢編著《定縣社會概況調查》，上海：世紀出版集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頁。
　　[24]項繼權著《集體經濟背景下的鄉村治理——南街、向高和方家泉村村治實證研究》，武漢：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17頁。
　　[25]參見《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26]參見延安農村調查團《米脂縣楊家溝調查》，北京：三聯書店1957年版。
　　[27]參見侯云灝《從三十年代的兩部中國農民戰爭史論著看中國農戰史研究》，載《史學理論研究》1997年第3期。
　　[28] 薛農山著《中國農民戰爭之史的分析》，上海：上海神州國光社1933年版，第229頁。
　　[29] 蔡雪村著《中國歷史上的農民戰爭》，上海：上海亞東圖書館1933年版，第3頁。
　　[30]《毛澤東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5頁。
　　[31]參見明亮《1952年中國高等院校的院系調整──“以蘇聯為師”的后果》，載《當代中國研究》2003年第3期。
　　[32]參見周曉虹《中國農村和農民研究的歷史與現狀》，載賈德裕等主編《現代化進程中的中國農民》，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頁。
　　[33] See:David Crook and Isable Crook,Revolution in a Chinese Village:Ten Mile Inn.London:Rutledge & Kegan Paul,1959.
　　[34] See:David Crook and Isable Crook,Continual Revolution in a Chinese Village:Ten Mile Inn.London:Rutledge & Kegan Paul,1979.
　　[35]See:William Hinton,Fanshen:A Documentary of Revolution in a Chinese Village.New York:Random House,1966.
　　[36] See:William Hinton, Shenfan:A Documentary of Continual Revolution in a Chinese Village.New York:Random House,1983.
　　[37]See:Chang Chung-li,The Chinese Gentry:Studies on Their Role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ese Society.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55.The Income of the Chinese Gentry. 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62.
　　[38] See:Maurice Freedman,Chinses Lineage and Society:Fukien and Kwangtung.London:University of London,The Athlone Press,1966.
　　[39] See:C.K.Yang,Chinese Communist Socety:The Family and the Village.Cambridge:W.I.T.Press,1959.
　　[40] See:Ping-ti Ho,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1368-1953,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9.
　　[41 See:T’ungG-Tsu Ch’ü,Local Government in China Under the Ch’ing.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2.
 　[42] See:Ramon Myers,The Chinese Peasant Economy: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Hopei and Shantung,1890-1949.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0.
　　[43]See:Hsiao Kung-ch’ üan,Rural China:imperial Countrol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60.
　 [44] See:Chalmers A.Johnson,Peasant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t Power:The Emergence of Revolutionary China ,1937-1945.California :Staford University Press,1962.
　　[45]參見(美)施堅雅著《中國農村的市場和社會結構》，史建云、徐秀麗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
　　[46]參見（美）馬克·賽爾登著《革命中的中國：延安道路》，魏曉明、馮崇義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
　　[47]參見（法）謝和耐著《中國社會史》，耿升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48]參見孟祥才《中國農民戰爭問題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載《文史哲》1991年第6期。
　　[49]參見曾振宇《中國農民戰爭史第九次學術討論會綜述》，載《文史哲》1997年第2期。
　　[50]臧知非《制度設計與農民歷史命運——農民戰爭史研究視角問題瑣議》，載《史學月刊》2005年第7期。
　　[51]參見王學典《意識形態與歷史：近50年來農戰史研究之檢討》，載《史學月刊》2005年第7期。
　　[52]薄一波著《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78頁。
　　[53]《毛澤東選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74頁。
　　[54]薄一波著《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88頁。
　　[55]薄一波著《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900頁。

主要參考文獻：
　　賈德裕等主編《現代化進程中的中國農民》，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
　　于建嶸著《岳村政治——轉型期中國鄉村政治結構的變遷》，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年版。
　　項繼權著《集體經濟背景下的鄉村治理——南街、向高和方家泉村村治實證研究》，武漢：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吳毅著《村治變遷中的權威與秩序——20世紀川東雙村的表達》，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版。
　　秦暉《農民中國：歷史反思與現實選擇》，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徐勇著《鄉村治理與中國政治》，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版。
　　郭正林著《中國農村權力結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版。

　文章出處：《湖南文理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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